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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2018年6月的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侧，看到西内大街拆迁改造已抵达最后的终点，仿佛一夜之间，热闹纷繁的商铺酒肆华丽隐身而去，大地恢复到本来面目，只有高大的树木还在掩饰已经消逝的一切，烦躁的虫鸣为单调的生命发声。
这一地区在清末民国时期史有衰名：“穷西北套”，形似一个缺角的长方形。彼时童谣唱道：“北城根儿，穷人多，草房破屋赛狗窝 ”。其范围包括：西直门内大街北到城墙（今北二环），这是南北，西直门城门（今立交桥）到新街口北大街，这是东西。
1954年地图上的穷西北套
此地因驻扎守城旗兵，且眷属依附，随之平民涌入。西直门内大街为一条贯穿东西大街，以北为正黄旗安置地，以南为正红旗安置地，康熙年开始在路北搭建排排营房，开设练兵校场，但延续至清朝末年，像大清国的国运一般，日趋没落、破败，到了上世纪10年代，民国建立之时，兵营早已散落，这里便形成庞大的民居聚集地。
穷人生计，房子破烂，环境脏污，成了一个没落穷苦的下层社会。当时这里房子价钱便宜，大批的东、西城的败落家庭亦搬迁此处定居。穷旗人多，即使曾经有过几家皇室亲戚家的府邸，年头久了，进入民国早已被变卖分割的七零八落，有些破落贵族卖完房子卖祖坟的树木，直到最后把祖坟坟地都卖掉也是有的。据说是到了50年代，有十几间破房出租的房东还是穷的不行，有的破房子几毛钱租金一个月，租客还不一定给。
如此贫民聚居地却奢侈地拥有不少宗教信仰场所。据统计，仅西北套地区的大小寺院庙庵有名字的不下十几座，在大街街面，在小巷深处，平头百姓出门走上几步就可以入庙焚香，许下心愿。虽然这些宗教场所由于历史的原因已湮灭几十年之久，但作为支撑彼时民间社会的精神支柱，无疑是一个社会内在平衡与稳定的重要元素，且构成了历史叙述中下层社会的精神世界里有尊严的丰富内容。
玉佛寺
它曾经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庙“伏魔庵”，位于西北套西北部，接近原来西直门城门，现接近西直门立交桥。话说此庵不知建于何时，在清《雍正庙册》里记载为“关帝庙”，民国时记录为“玉佛寺胡同八号”，大约在今天玉芙胡同11号的位置，附近百姓说是1958年由达圆尼师将玉佛寺交给公家的，后建了一家绣花工厂，再后转卖给北京市财政局，现在地图标注为“北京珠算心算协会”。
在达圆尼师交公之前，她带领两名弟子维持并扩建这间已改名为“玉佛寺”的寺院四十年，有庙房四十八间，还发展了一家下院——袛园寺。而她在1915年从灵辉和尚处接手这间寺院时，灵辉和尚已将寺院整理的有模有样，当时庙基已有35亩，房也有三十余间，主要供佛像，如三世佛、释迦、阿难、迦叶、十八罗汉，同时也供关帝一尊，这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灵辉和尚修建的结果。
因为在这之前，他和他的师弟明宽向清朝廷慈禧太后奉献了一尊玉佛。明宽为人活络，善于交结，与内宫大太监李连英结识。明宽很会找由头，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以“ 奉旨请佛”的旗号，到东南亚一带募化。在缅甸国他募化到一尊精美绝伦的玉佛，不辞辛苦运回北京，供奉在师兄灵辉和尚尚叫“伏魔庵”的小庙里。
原属于玉佛寺里的缅甸玉佛，现存北海团城
这尊玉佛之玉质犹如羊脂，润泽无瑕，左臂披金色袈裟，衣饰纹理自然精妙，佛顶上及衣饰上镶嵌红、绿宝石，光彩夺目，望之令人欣喜，是南亚善众艺术家的极品制作。
明宽通过李连英向朝廷敬献此玉佛。慈禧太后当然喜不自禁，便下懿旨，赐名伏魔庵为玉佛寺，将玉佛安置在北海团城承光殿，赏给明宽白银五百两及《龙藏经》一部。灵辉用这笔资财主持修复庙宇，从此取慈禧赐名“玉佛寺”。
供奉在北海团城的玉佛历经庚子之乱，虽然左臂有八国联军兵士挥刀砍伤的痕迹，好在历经劫难没有其他毁损，今天仍供奉于北海团城，供游客瞻仰。此玉佛令人追忆远在西北套的一间小庙与其渊源，甚至，更为遥远的缅甸。岁月荏苒而缘分接续，真实不虚的力量光照人间。
永泰寺
说到新街口地区历史悠久的寺院便非永泰寺莫属。此寺始建于元代，当时的寺名现已无从考证，后元末明初寺庙被毁。明正统八年(1443)修武伯沈清等大臣出资重建，历时十四年之久，直到天顺元年(1457)建好。英宗赐名为“永泰”，从此寺名再无改变。
明朝另一次重修是嘉靖四十一年，有兵部侍郎谢九仪撰《永泰寺碑》，拓片内容保存（《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6卷69页），说的是至嘉靖年掌丁库太监李朗等在此安禅奉佛，说明此寺是当时离宫退休的太监们的养老之地。
入清朝，永泰寺亦不断得到捐献而续修。在《雍正庙册》里的登记，寺庙殿宇三十六间，禅房三十二间。至清中期永泰寺规模十分庞大，整个寺庙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伽蓝殿、祖师殿、大雄宝殿、讲法堂等，周围配有僧房。
乾隆《京城全图》里显示，永泰寺有东西中三路建筑，中路为主体，山门、钟鼓楼、前殿三间、正殿后殿五间，且各有东西配殿，是较为典型的汉地佛寺规制。而到了道光年间，这里突然改变为比丘尼寺院，成了尼庵，住持是了浚尼师，有武安侯夫人及其他贵夫人出资造法器，如铁磬等，其铭文铭片现存于首都博物馆。
尼姑住持持续了100年。1921年，最后一任住持续真尼师见庙宇实在破败，想重修翻新，没有资金，便将庙契等抵押出去筹款。但是社会不能安定，庙宇被各种机构、学校使用开始杂乱，还款和修建均停滞不前，无奈，1932年，续真便将寺院转让给五台山的金阁寺，请金阁寺帮忙还债，自己退去住持一职住到西厢房，而金阁寺住持在北平社会局登记为永泰寺住持。自此五台山僧人便入住永泰寺梵修。
最后一任住持名灵澈，1945年升为方丈，他瘦高个，为人和气，老街坊经常见他出门买些日用。当时永泰寺有房子54间，一半用于出租，每月收租金120斤小米，还开了一个织袜厂并买了机器做煤球，开个煤栈，可见已是谋生不易，不能坐等供养梵修了。
上世纪50年代初，西直门北大街大后仓胡同的崇兴寺被国家没收改为西城区党校，寺里的佛像全部搬到永泰寺。佛像搬家那天也是引起轰动，街坊父老纷纷相告：“老佛爷游街了。”随着岁月的流失，50年代后期永泰寺已沦为居民大杂院，以前的寺庙佛像和石碑均已无存。但留下永泰胡同这个地名，一般认为永泰胡同11号，或者高井胡同5号就是永泰寺原址。不过也有老街坊指认后牛角1号到3号也是永泰寺。在2018年夏天我在此寻访，发现后牛角甲1号还在，不过也是一片待拆的围挡及临时建筑，有一些老槐树分布在此，是不是就是永泰寺的遗存？
有老住户说永泰寺原址在此
今天，永泰寺的唯一遗存是一口铜钟，保存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而捐钟者乃康熙朝山西巡抚苏克济。铜钟用大字体勒刻苏克济的名字和一圈偈子：听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事实上，这真是个心中有鬼还想做菩萨的人，最后因任上贪赃枉法大敛钱财，到了雍正打击官员腐败之时落入法网，最终查实苏克济是只大老虎，在山西任上侵吞银两达四百万两之多，于是，雍正皇帝下旨，籍没家财，以偿亏空。甚至他手下的帮凶管家赵七，也被罚没20万银两。
永泰寺铜钟，图片来自网络
永泰寺铜钟铭文
永泰寺瘦高个子住持灵澈一直住在大杂院直到2004年拆迁，和他同住的还有他的俗家亲戚，亲戚拆迁走了，而老和尚没走，他和永泰寺生死不分离，拆迁寺院房屋那年便往生了。
北广济寺
历史不如永泰寺久远，但受过朝廷照拂的佛寺是原址为新街口十九号的北广济寺，其位置曾是新街口商业最繁华的地段，大致在原北京幻灯片厂，后建有著名的超音波音响世界一直到新街口新华书店这个范围，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马路对面就是著名的“新街口百货”，中国书店等，这一带是传统老商业区。路口有过街天桥，建于上世纪80年代，如果不因为此地商业繁华客流汹涌是不会搭建过街天桥的。
拆掉北广济寺后1958年建起的新华书店，即将拆迁
此寺名为广济寺，但北京城有三间广济寺，除新街口广济寺外还有西四路口西边的弘慈广济寺、什刹海东广济寺，但知名度、规模都比不上西四广济寺。
根据《宛署杂记》记载明，北广济寺在明弘治年间修建，到了正德年间太监马永成请皇帝赐敕号，得名“广济寺”，正德九年立碑以记，拓片留世。当时重兴广济寺的是梅乐禅师，他本人为僧官，任职朝廷僧录司左善事。他是大兴隆寺（可能在西直门附近桦皮厂一带）住持，弘治年间遇到贵人，便发心建寺，后来，一群太监帮他筹措善款，完成此业。
进入清朝，北广济寺依然与朝廷关系密切，康熙六十大寿，为贺圣寿，礼部、刑部、国子监、光禄寺鸿胪寺等尚书在此建诵经棚并诵经。《雍正庙册》记载，广济寺为大僧庙，殿宇十七间，禅房四十一间，住持为际平和尚。此后广济寺规模变化不大，到清末时的状况是占地面积约四亩，殿堂，配房共五十八间，有各种佛像几十尊，其中所供释迦佛及十八罗汉为泥木质，均为脱沙镂金，雕刻精美。
此寺一直在临济宗僧人之间传承，光绪25年（1899），住持位传至慧明法师，其后他继续管理庙务40余年，但世事维艰，民国后，北广济寺逐渐荒废，香火不兴，房屋破败无力修缮，不过他手中依然保留着乾隆二十三年（1758）、嘉庆六年（1801）以来历朝颁发给寺院的僧录司登记手本，要说传承有序，广济寺倒是做到了。
1944年，慧明圆寂，他留有遗嘱将住持法位传给一个法号昌教的19岁弟子，由此引发一系列寺院内部的矛盾。其中，有昌教的师弟昌法怂恿昌教的生父母提起诉讼，反对昌教接任住持，一是说昌教年龄小，且年幼时既有婚约，不适格。其实，案子的幕后操控者是寺院里的一个“普济念书佛会”的会长姜子原。姜原想多占庙里房产被昌教反对，便挑唆一干人挤走他。官司打了三年，到1947年昌法登记为住持。1949年转让昌教做住持，可昌教在当年的2月便回了怀柔县的俗家，不知后来还俗还是云游他处，寺院只剩下一个僧人，即昌教的师弟昌德管理。这时，姜子原早已成功鸠占鹊巢，占了大部分庙宇房屋开办了普仁小学，小学占房57间，姜的念佛会占了17间，给僧人住的房子就剩下2间。解放后仍为私立普仁小学。1950年，广济寺作为寺院正是注销登记。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里的北广济寺老照片
这段往事可见民国时期的宗教生态状况衰落的一斑，以及世俗社会与宗教界发生的现代教育与宗教活动的冲突，而民国时期的新式教育机构，如学校，重点争夺的房屋资产就是寺院。五十年代中期先后拆除房舍，重建学校教室，建新街口小学。后小学迁出，北广济寺因破旧而被彻底拆除。如今超音波音响世界也已经拆除，新街口新华书店也即将拆除，大玻璃窗上贴满了拆迁降价出货的招牌。看样子，这家新街口路口的标志性建筑将永远消失在2018年。
崇玄观（或崇元观、曹老公观）
在永泰寺之东南，北广济寺正西，也是地理位置最好，位于新街口中心地带且临街的大型道观——崇玄观，历史相当悠久，也称崇元观、曹老公观，位置在今天新街口地铁站出口北，新开路西侧，西城区教育研修院所在地。
此观建于明朝，但明朝的碑石已不清楚散落何处，而最大的一次修缮是乾隆二十三年，今天尚有乾隆皇帝御诗——《崇元观御制拈香即事诗》石碑一通，存于今天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因为其地理位置优越，道观建筑规模庞大，从清乾隆《京城全图》上看，建筑分东西两路，东路分五进，为主殿，西路分三进，且东部还有大片空场，明清两朝，此地每月初一、十五有庙会开市，在西北部民众中是热闹繁华的市场，远近闻名。
康熙《万寿盛典初集》中的崇元观
乾隆时期的景象见《日下旧闻考》卷五一记载：
“崇元观在西直门大街北，观门去通衢数十武，绰楔表之，上有‘三界圣境’四字。有旧碑一，漫灭不可辨。本朝乾隆二十三年修，有御制诗立碑。庭中玉皇殿扁曰‘神霄辑瑞’，三皇殿扁曰‘统纪权舆’，三清殿扁曰‘道徳开宗’，玉皇殿聨曰：帝座星辰环紫极，仙阶鸾鹤捧红云。皆皇上御书。”
乾隆不仅提额，还有“乾隆二十三年御制崇元观拈香即事诗”如下：‘观瞻日下属神皐，葺旧宁烦事伐鼛。庆落便中纡法驾，（时孟冬御园问时享礼成，诣安道，出西直门，适当修观落成，因就便瞻礼。）崇元疑早会仙曹。金题重灿云房复，绛节纷朝玉座髙。七字聊因识縁起，楔碑乘暇一挥毫。椓人何事当夔皐，建筑居然兴鼓鼛。（此寺为明珰曹化淳所建，故俗名曹公观。）富贵那曽镇尔軰，裔苖诚未忝其曹。开门已忘君恩厚，督厂偏夸珰势髙。览古不禁怀鉴古，慎微切切在含毫。”
乾隆拈香诗碑，图片来自网络
这首诗乾隆一方面是庆贺崇元观重修完成，一派辉煌崭新景象，另一面提及本观的创始人曹化淳，批判内监干预国事权倾朝廷，而忘了“君恩厚”，鉴古通今以史为镜，乾隆念念不忘教育臣子谁是国之根本。
崇元观建于明朝是没错的，但乾隆说是崇祯皇帝那个“大伴”太监曹化淳所建，不知依据为何。在《日下旧闻考》里的记录“有旧碑一，漫灭不可辨”。乾隆重修崇元观时，民间广泛称其为“曹公观”、或“曹老公观”、“曹老虎观”，为明朝遗留为宫内太监退休后的修行养老之地。曹化淳有名啊，且诗书文画，皆有通达，崇祯皇帝还是信王时便在身边伴读，崇祯临朝后他几乎是大明末期权势最为显赫之大太监，任司礼秉笔太监、东厂提督，总提督京营戎政，所以大家自然而然认为曹化淳修庙也是说的通的，何况，曹化淳喜欢修庙，他还在自己的家乡，今天津武清县王庆坨建造了玄帝殿和观音阁，并亲撰碑文，至今亦有遗存。
但另有一种说法是此观为曹姓太监修不错，但不是崇祯时期的曹化淳而是明英宗皇帝那个参与石亨、徐有贞“南宫复辟”、“夺门之变”的太监曹吉祥。虽然曹吉祥后来因为父子谋反被英宗处死，但他在帮助英宗复辟之当口确实立下奇功。
景泰八年（1451）正月十七，皇宫大殿之门正是被这个曹吉祥打开，早朝的大臣抬头一望满脸懵逼，皇帝宝座上坐着的已经不是景泰皇帝朱祁钰了，而是太上皇英宗朱祁镇。所以曹吉祥这个开门英雄自然在英宗复辟成功后有过一段短暂的受宠。
在明朝出版的笔记里，崇元观有早于崇祯朝的记录，如张爵《京师坊巷胡同集》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版，便记录“日中坊”栏里有“曹老虎观”。沈榜《宛署杂记》万历二十一年（1593）版中“日中坊”项下有“崇玄观，天顺二年建。”天顺二年便是英宗复辟后新年号“天顺”第二年，彼时曹吉祥正是如日中天，修道观也是说的通的。
或许，第三种可能，此观与两位曹姓太监皆有关系：曹吉祥初建，到了崇祯朝已近200年，肯定有后世重建，曹化淳是否参与了重修工程，以民间传闻到清乾隆朝也不是空穴来风，皆有可能。而最蹊跷的是，曹吉祥是夺门之变打开宫门的关键人物，曹化淳也是被诬称给李自成农民军打开广安门，迎敌纳降，民间便骂这个没良心的，曹化淳百般辩解称李自成破城时自己早已回老家多年，但终被传言困扰，抱屈而终。
尽管，曹化淳给李自成开门是被诬陷的，他确是在崇祯皇帝殉国前6年便已回故乡养老，但问题是清顺治帝下葬了崇祯皇帝后六个月他又跑来京城，向淸帝言陈崇祯帝寝陵的建造的礼数规制，这一举动在遗民中颇为敏感，很多人并不认为是他对崇祯帝的忠贞不渝，便给了那些投降大清的前明朝官吏们嚼舌的口实，他们干脆把曹化淳也拉下水，编造个给李自成开门的故事。
曹化淳顺治元年再入北京城，被污水泼了个百口莫辩，估计已没了心思去西直门崇元观给神灵上香祈愿了。
或许，两位曹姓的与“开门”之举相关的太监都与这间道观有渊源瓜葛。
但此观自乾隆二十三年最后一次重修之后再无修葺，到庚子年后便非常破败，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里称其“曹老公观儿”，描述清末景象：“曹老公观在西直门内路北。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半月，游人亦多。惟殿宇坍塌，墙垣不整，古佛零落，殊无可观。有碑二，左刻乾隆御制七律二首，右无字，后殿有铁香炉一，乃前明万历辛卯年造。中殿有铁香池一，乃崇祯九年管理御马营太监孙继武等造。”
法国人1909年拍摄的崇元观
虽然我们今天看到1909年法国人拍摄的庙会照片，远看山门还算完整，但民国后便彻底圮废。而流传于北京市井的一则传说：“里七步，外七步，观儿倒，观儿修”，是说当年建观时，曹化淳担心后世观毁殿废，特意在道观里埋藏了大量金银，以资后世重修，这下好了，老百姓一看观倒了，挖财宝的时机到了，便蜂拥而至来寻宝，挖地三尺到处踅摸，宝是寻不到，一踩祸，这座道观倒是彻底成了瓦砾。然后，民间便讪讪说是乾隆爷当年修道观已经把老曹存的财宝用光了，皇帝老爷也不懂得再给后世再存下一笔。
这就是我站在公元2018年夏天的时间点上，回望北京城的西北角，著名的“穷西北套”，回首它的数百年历史中民间精神的宿地——寺院与道观，虽然已是幻化的过往而不可能重现。
我们目睹着此地在大拆迁时代经历的消除与重塑，这片土地的人们，来来往往，带走记忆与传说，新的管理者、支配者，在重新布置他们的故地——西直门内新街口大街，走向商业或者更加高级的业态，或者是科技化与现代化的未来，重现寻觅精神的安放之所。未来时间之河，滚滚而来，冲刷涤荡的历史画面将默然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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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8-8-12 09:2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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