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 | 一个诗人的死法

源济

止庵 | 一个诗人的死法

原创： 止庵 大家  2018-08-13

我曾经三次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对已故诗人沙蕾的悼念，其中之一是在我的组诗《如逝如歌》里：

渴望不死的歌手在镜子的另一面

开始唱关于死亡的歌

当然这更多是因他当年突然的死引起的惊诧，我还有一首《诗人之死》，是写在他死后十六天，写的全是对他的死的联想。他死了很久，我仍然觉得惘然若失，因为他走得实在太过突然。我一点儿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们本来每周都通信的，有一回没信来了，我正等着，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已经死了。他先是感冒，转成肺炎，有学生偶然去看望，发现人不行了，急忙送到医院，拍胸片一看，原来早患了肺癌，已扩散到满肺……终于不治而死。

我马上赶到他的住处，所谓“都无长物，块然一室”，正是这样；可是他的“室”乃是地下室。我没来过，早从他的言谈与信中知道。他死前不久有一封信里说：

“昨天地下室变成了地中海，一片汪洋，非穿高统套鞋不能涉渡，我的房门口因筑了个水泥的高门槛，所以室内进水较少。”

从前他给我父亲的信中也说过：

“我住‘地中海’（地下室）垂六载，已住出感情来了，如不想结婚，搬家就变成多此一举。像衣服是穿给别人看一样，住房子我想也是如此。”

我记得是非常逼仄而潮湿，墙上好像在淌水，到处都是他的诗稿和小幅的女人头像的铅笔画（他的画画得很传神），但也都是潮乎乎的，当时我有一个感觉，仿佛是大片在雨中凋谢的白色花朵围绕着他空空的床。大概这也正是一个诗人的活法；而他猝然离去，也正是一个诗人的死法罢。

沙蕾（右一）、我父亲沙鸥（左一）和我，摄于一九八四年

我在为我的诗集写的后记里提到沙蕾，称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活到七十四岁，我从一九八五年初认识他到第二年七月十五日他死，统共才一年半，我对他的了解实在非常之少，大概仅限于他的诗罢，所以现在写这篇文章不能报告他的生平，但应该谈到他的诗。我觉得他写于四十年代的那些诗，可以说是完全独出心裁，无论在表现情感的深度上还是在对于美的追求上，都是新诗史上少有的杰作。沙蕾之为沙蕾，差不多就因为这些诗；这些诗别人很少写得出来，对于沙蕾来说也如此——他晚年虽然竭力要写出好诗，毕竟今非昔比。但他有这些诗，一生也就够了；对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在给我的信中说过：

“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我已写了不少可以流传的诗，对己对世，都可以交待了。”

可是这些仿佛天外来物似的好诗一直也就没有问世的机会，说是不合时宜或气候不对都可以，到一九八几年才在宁夏的一个不甚流行的刊物《新月》上以“诗十九首”和“诗十五首”为题刊出一部分，但也没有太多的反响，因为这时人们已经不怎么读诗了。新诗的不景气是个玉石俱焚的举动。沙蕾死得无声无息，好像他不曾活过；他生前把他最好的诗选编一册出版的愿望（在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此事）没有实现，而我在他房间里见到的那些诗稿以及画稿后来听说都被烧掉了——正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能寄希望于什么时候有人能从尘封的旧杂志里发现他的诗，不用说这希望十分渺茫；但可以自慰的是：好在沙蕾这些诗对于真懂诗的人来说永远是动人心魄之作。

在我的诗中可能过多地强调了“死”，这是因为我想恐怕直到死的那一刻沙蕾也没有想到他会死。从前他在信里说：

“我因为身体很好，觉得自己还有好几十年好活，便没有紧迫感。”

他常常在晚饭后穿过整个城市到我家来，每次还带来一两块巧克力，我真觉得他是生意盎然。所以死对他来说就特别残酷。此种感觉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萨尔瓦多·达利临死前被送进医院的镜头也产生过，因为我记得这个奄奄一息的人说过“我是一个不死的神仙”的话。那时我莫名地感到难过。我的诗里出现了“镜子”这个意象，因为生死之间最是不好说，勉强说来就好比一面镜子罢，你在这一面尽可以看见有关你的一切，可就是看不到背面是怎样的；等你到了背面又看不到这面了。我现在隔着生死来回想沙蕾，说什么好像都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了。

沙蕾曾经多次跟我谈过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十姊妹》。我说，十个姊妹总得有的幸福有的不幸罢，他很决然地说，不，十个都很幸福。他对人生真的这么想，他真的相信人间有幸福这件事，而且真的去追求。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十全十美的爱情，尽善尽美的作品’依然是我的牢不可破的信念。”

他也是拿着这个想法来看待文学作品，在另一封信中说：

“我所说的和谐，当然是包含差异的，同时他是反占有的，杀人是占有他人的生命，自杀是占有自己的生命，所以都不和谐。……文学作品是提高人的灵魂的，干么要宣扬杀人与自杀呢？《白夜》也是悲剧，却有伟大的心灵，如果那青年把姑娘的情人枪杀，就不佳了。总之，人类已够迷误了，我们应悲天悯人，做一些拯救灵魂的工作；否则又何贵乎有文学作品啊！”

从这一点出发，我推荐的卡夫卡、博尔赫斯，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他都不喜欢；所喜欢的是陀氏的一篇《白夜》。我想要了解沙蕾就看《白夜》罢，他就是书里的那个“我”；《白夜》有副题曰“录自一个梦想者的回忆”，沙蕾也正是生活中的一个梦想者，他所希望的是在现实里能给《白夜》续写一个好的结局——他虽然喜欢这小说，但对那个结局显然是不满意的。

我曾与一个朋友谈到“梦想成真”，他说其实这句话是不对的，梦就是梦。是的，梦想若是成了真，人怎么活呢。沙蕾就是梦想了一生，他的诗也就是梦想的记录。《白夜》的主人公最后有一番话说：

“我的天！整整一分钟的幸福！难道这对人的一生来说还嫌短吗？……”

我不知道在沙蕾的一生中有没有过这样“一分钟的幸福”，但对一个梦想者来说，有与没有，他都是幸福的罢。

沙蕾手迹

沙蕾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在与我相识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来我家做客至少在二十次以上，给我写的信加起来有一百多封，可以说是往来非常密切。可是要讲到他对我的影响，应该说主要是靠他四十年代写的那些诗，与他和我谈话写信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对人生和文学的看法并不相符。如果非要加以归属，沙蕾还是浪漫派或理想主义者，无论人生或者创作都如此，所以我们在一起争论的时候更多。

我曾称他为“老现代派”，乃是就诗的写法而言，它们让我耳目一新；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诗的艺术成就所带来的震撼性，我（我父亲大概多少也如此）简直是因之而猛醒了。沙蕾四十年代写的诗，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他在一封信中说曾寄给徐迟一卷手稿，共八十五页，大约就是全部了，后来发表出来的不过是一部分而已。

沙蕾死后，我去他的住处，看到过一些诗稿和画稿，但是没敢乱动，只嘱咐他最后那位女友，一定要妥为保存。如果这些诗作真的落得被烧掉了的下场，那不啻是中国新诗的厄运了。关于中国新诗，我一向不大看好，因为最好的诗人始终得不到标举，沙蕾即为其中之一，沙蕾诗名不彰，新诗就很难说已经有了公正的标准。

我父亲写过一篇长文谈论沙蕾的诗，题为“星斗在黑夜里播种”，后来编入《沙鸥谈诗》。这篇文章并非父亲的上乘之作，因为思路太过清晰，对诗的很好的感觉硬被纳入理智的框架里了。但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有关沙蕾惟一的一篇评论。沙蕾曾建议我为他写评传，我自认没有这份功力，但是他的诗的特色确实应该找机会讨论一下的。

关于中国新诗，我想缺乏的是一条大家都义无反顾地愿意走的正路，也就是真正对美的追求；个别诗人的确注意到这一点，也曾有所尝试，但是都还有弱点，譬如徐志摩美则美矣，未免失之于肤浅；何其芳美则美矣，未免失之于陈旧；戴望舒取法稍正，然而好坏参半。沙蕾大概也是如此，他当然也写过不好的诗，但他那些杰作，如此美而深刻，美而新奇，实在很是罕见。这也正是他不能见容于中国新诗史的原因罢。

如今重读沙蕾给我的信，不禁对他充满了怀念之情。只可惜当时不能珍视，给他回信也总是对他对新生活的向往大泼冷水。我不知道那时已是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了。我关于人生的看法，沙蕾无以改变，虽然他一再试图改变我；他在文学上的无比热情，却不能不说是对我的一种促进。

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文学上实在很消极，因为和他这番交往，我不得不重新打起精神。他给我写信讲过很多鼓励的话。如一九八六年二月七日说：“我们不该急功近利，应埋头写传世之作。我的好诗都是像你这样年纪写的，你赶快努力吧。和我做朋友我是很严格的，一定要对方写出好东西来。我同样也想念你们，但一出门就是半天，又那么远！等我看到你有精品时即来看你们。”此时我写了几篇小说，大约和他的“逼迫”有关，虽然别说“传世之作”了，就连及格都还差得远。

沙蕾是自觉的诗人，也应该能够理解，光靠努力远远不足以解决全部文学问题。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同年四月二十七日信中说：“诗当然是要写的，可我实在写不过三、四十年代时的水平，怎么办？”我因此揣想临终时的沙蕾，觉得他恐怕别有一种悲哀罢。

沙蕾有个看法，与我父亲过去讲的不谋而合，我以为是很有见地的，见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九日来信：“如果我们将爱好的作家的作品翻来覆去地读，十遍二十遍地读，就会得到他的‘真传’了。”这实际上是他的经验之谈，一九八六年一月八日信中说：“关于写作，我认为还是要‘师承’的，我写好诗，主要得力于梁宗岱译的《一切的峰顶》，我想你们除博览外，还得精读一最爱的作家的作品，得其神髓，在这基础上树立自己的风格。否则莫衷一是，难得成功。”以后我读周作人，读废名，似乎正是循着这个路径，可是那时沙蕾已不在了。

说来沙蕾这个人很认真，甚至认真到固执，但因而也就不无有趣之处了。譬如我们通信，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彼此之间如何称呼。他要我直呼其名，这在我是一个困难；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来信因此说：“你称呼我名字的确是比较亲切的，假如你实在觉得别扭，那么就称呼我为‘诗人’好了。”直到第二年五月十日来信，仍提及此事：“‘老沙’比‘沙老’当然好，可是有一个‘老’字，我是不大喜欢的。我们何不洋化，你称我为S岂不省笔墨？”我当时另外起了个“稗子”的笔名，他来信便这么叫我，他也因此而自称“沙子”。

他否认有代沟存在，我如何回答的不记得了，或许是说“沟”可免而“代”不可免罢，他在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信中说：“你说‘沟’不存在，我当然相信；至于‘代’，以现代派的眼光看来，可能也是一个框框，应该打破；时序可颠倒，那么，‘代’似乎是不存在的。中国人所谓‘忘年交’，‘忘年’是打破了‘代’，‘交’是打破了‘沟’。”我曾说他“生意盎然”，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沙蕾逝世后十五日，我写了《诗人之死》一诗，以为悼念：

月光里有个声音唤着我

云朵都铺成海的波浪

GM：一阵黑色的风暴卷走了他的船

沙滩于是一半归于黑暗

一半归于月光；而月光

归于海，归于坟茔的涛声

所有的蚌在一瞬间都张开了

所有的蚌都吐出珍珠

AA：世界上所有的花朵都开了

为了迎接他的死

所有的花朵都开作黑色的风暴

为了卷走整个的海

SO：海底是冷寂的

像你苍白的床

月光里有个人在悬崖般的岸边

跳啊跳啊伸直了两只手臂

我的呼喊因有月光照耀

而变作黑色、变作冷寂

这里稍加注释：“GM”即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引句出自她的《死的十四行诗》；“AA”即安娜·阿赫玛托娃，引句出自她的《诗人之死》；“SO”即沙鸥，引句出自他的《哭沙蕾》。我父亲的诗写在我之前一周，后收入诗集《失恋者》（一九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