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零嘴家世,全是1991年夏天,我刚调到水陆派出所,被分配到李家湾防洪值班时,借着大月亮和烧酒,听李阿木讲述得来。
李阿木讲这些故事时,长脚翘成二郎腿,我们之间隔一方蔑凳,蔑凳上摆一海碗酒、一只盘子,盘子里盛着油酥和餐条(鲦鱼的当地叫法)。李阿木一条鱼也不吃,咂一口酒,讲一段故事。
此时李阿木一家,正借住在派出所的闲屋里。
水陆派出所从李家湾搬走三十几年,屋子曾被生产队借去做过保管室,堆放粮食和农具之类。包产到户后,就借给了无房无屋的李阿木家。
派出所也没有收李阿木家的租金,所长说:“总比请人看守强,有人住着,房子才不荒芜。”
1978年,派出所还出面从两里外的化肥厂搭了电,电也是免费的。但李阿木一家,似乎是在渔船上黑灯瞎火惯了,我在洪水值班的二十几天里,总共没见他们开过几次灯。
当时李阿木家里三口人,一个老婆一个老幺儿。老幺儿十七八岁,是个傻子,还有癫痫病,但他知道去偷化肥厂的铜铁,换糖吃,一年里总要被保卫科抓住几十回。李家的大女儿、二女儿都出嫁到了外省,三两年才回家见个面。
那几年,李家沱上游一公里建了化肥厂,再上去一公里,隔河相对是磷肥厂和水泥厂,又上一公里,挨着邻镇子,是树脂厂和碗厂。所有工厂都依河岸建设、取水排污。
“岩鲤鱼和母猪壳,都绝迹了。”有一晚,李阿木发出一声哀叹。
“怎么可能,前几年金牌鱼餐厅还有卖呢。”我说。
“李家沱的鱼洞里,现在尽是些不择水质的鲶鱼、鲫鱼和乌鱼了,讲究环境的好鱼都没了。”
“你最后一次抓到岩鲤鱼、母猪壳,是好久的事呢?”
“1988年洪水天,我用拦网,捉了两只半斤左右的母猪壳。1989年四月初六,在李家沱鱼洞捉了一条六斤九两的公岩鲤鱼,此后就没再见过了。”
李阿木咂了口酒,看着我捉条油酥鱼入了嘴,把酒碗递给我。
“你想不到那只公岩鲤鱼,多瘦多长,怕是好多年没有吃食了!”
李阿木伸出自己的胳膊和手掌:“这么长,近三尺吧,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瘦成这样的鱼。”
“它的头埋在洞里,我左手抓住鱼尾,右手卡住它的背脊,轻易带上了船,它都没有什么力气了!起码有十几二十岁,放在鱼舱里,也不挣扎,一动不动,月光下就一条黑线,根本不像条岩鲤鱼的样子!”
我是吃过见过岩鲤鱼的,正经的岩鲤鱼,嘴长背厚腹圆,李阿木说瘦成一条线的岩鲤鱼,的确罕见。
“它的眼神更是奇怪。我在船头抽叶子烟,它掉转头对着我,脊背高耸,双眼鼓凸,眼神哀怨,完全是生无可恋的表情。它知道自己活不下去了。”
“这条鱼,你怕是赚了很多钱吧?”我不想话题过于沉重。
“赚了268元。”
我喝了酒,一下子又呛出来,咳嗽了好一阵:“老李,我的工资才百多元,前年金牌鱼餐馆,做好的岩鲤鱼,才十几元一斤,你没有吹牛吧?”
“我可没有吹牛。”他说着起身,提了蜂窝煤灶上的炊壶,往我放地上的茶盅里续水。“单是岩鲤鱼,当然值不了多少钱,你知道那岩鲤鱼里有什么吗?”李阿木翘着的二郎腿摇晃起来,黑暗里,我也看的出他脸面上的得意。
李阿木等了一阵,见我不问,才把头凑向我小声说:“鱼肚里有只金戒指。”
我拍了自己的大腿,一时忘形:“就是李联斗发国难财的那批啊?”
李阿木仰在竹椅上:“古话说得好,对于我们穷人来说,真是马无夜草不肥啊!”
说话间,李阿木又为他爹的事编由头:“我爹在世时,说了个老故事。说自流井老李家,雍正十年,吃了官司落了难,八店街的老陕趁火打劫,低价买了李家的田产去修建陕西庙——就是现在的西秦会馆。李家从此成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干人’。也是报应,两代人后,李氏有个后人,做了老陕的大账房,一年春节,老陕回三原老家一去不返,大账房就此落下了老陕的万贯家财。后来自流井就有句江湖话:你不姓王,不姓李,老子不怕你。你说,咱自流井老李家,没有老陕这笔外财,能够有这大起落吗?”
“你父亲得了抗日募捐的外财,几年间还不是落回了原样吗?”我讥笑起来。
“小伙子,你现在是国家干部,不理解穷人的光景。你说我们这样的家庭,既不偷,又不抢,也没有沾亲挂故当官的亲戚,要想翻身,没有白日做梦的精神,还活不活啊?”
我正想抵黄,李阿木抢先续话:“比如你和你们领导比,凭工资,相差了几十元,如果你不找外水,领导的生活应该比你好,如果你找了外水,恐怕你比领导还过得好。”
我的脸有些发烧,好在夜里看不见。这个老李,凭着到镇上卖鱼认识的各色人物,恐怕也知道了我与几个单位做煤炭生意的事情,“你扯鸡巴远了,继续说那条岩鲤鱼的事。”我低声道。
“我父亲是渔王,摸到了河底的金银财宝,我也被人称为渔王,捉到了釜溪河里最后一条岩鲤鱼,都是天意啊。”李阿木吃口酒,一阵感叹中不泛得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