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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经非常严肃认真的老编辑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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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2 11:3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个曾经非常严肃认真的老编辑的心声

2018-09-22  朱学东  大家

导读

身为平台的编辑,尤其是内容编辑负责人,应明白自己刊发的文章对于守护平台价值追求的责任。不能被个人志趣偏好左右,也不能一味追热点而被流量的压力摧毁。




昨天一条消息吸引了我,“因刊登性侵嫌犯文章,《纽约书评》主编伊恩·布鲁玛离职”。

伊恩·布鲁玛,荷兰作家,编辑和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荷兰作家,编辑和历史学家。

消息称,目前尚不清楚是布鲁玛本人主动离职还是被解雇。而这一决定就发生在《纽约书评》发表了题为《热点话题的反思》的文章之后数日。这篇文章是《纽约书评》专题“男性的倒掉”其中一篇,作者是曾被指控性侵的前加拿大广播公司明星主持人简·戈梅西。《纽约书评》刊发这篇文章以及伊恩·布鲁玛随后接受的采访引发了争议,以及罢免呼声。

而伊恩·布鲁玛的离开,距离他正式就任《纽约书评》主编正好一年。

我有些遗憾和意外。伊恩·布鲁玛是我喜欢的一位作者。他的《零年:1945》,让我第一次阅读到“解放”的残酷性一面,一个独特的了解二战和新世界的角度,关于废墟,绝望,复仇,审判,重建的故事,以及普通人的残酷命运。这本书中文版出版后,曾经获选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好书。

《零年:1945》-[荷]伊恩·布鲁玛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零年:1945》-[荷]伊恩·布鲁玛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但是,作为曾经的媒体人,我非常理解并赞同伊恩·布鲁玛在《纽约书评》即将迎来55周年前夕,因发表这样引发争议的文章离开《纽约书评》,无论是主动辞职,还是被解雇。

1963年创刊的《纽约书评》,一开始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的评价”,而是从书勾连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层面,实际上是思想文化评论,它已经成为是美国知识界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有着鲜明的色彩立场。萨特、桑塔格、汉娜·阿伦特、托尼·朱特、奈保尔、库切等都曾是或仍是《纽约书评》的撰稿人,包括伊恩·布鲁玛自己。

媒体刊发的文章引发争议,很正常。但此番引发争议的文章和作者,恰恰与《纽约书评》的传统智性和自由主义立场相悖——2017年12月,在全美范围内引发了对性骚扰的愤慨的“打破沉默者”当选《时代》杂志2017年“年度人物”——在接受采访时,布鲁玛承认纽约书评中并非所有员工都同意刊登该位作者的文章,但布鲁玛却声称一旦文章发表,书评所有员工是“粘在一起”的整体。

这简直就是以个人偏好绑架刊物和编辑部其他成员的立场。

“更讨厌的是,此人还穿错了上装:‘他在牛津穿着卡罗尼板球俱乐部的上装。我问你——你还能想到比这更狭隘、更愚蠢的么?’这听上去就像《中途航道》的开篇。我觉得弗伦奇说对了:但激起这失衡的怒火的原因,半是观念,半是仪表……”

伊恩·布鲁姆自己给帕特里克·弗伦奇的《世事如斯:奈保尔传》一书写的书评里的话,完全可以用来评论他自己刊发简·戈梅西文章引发的愤怒上。从此各自天涯,布鲁玛继续当自己的作家,《纽约书评》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也挺好。

我自己曾长期在媒体业服务,虽然服务的媒体都无法与《纽约书评》比,但也正是《纽约书评》《纽约时报》这样的标杆存在,让我从事自己的职业时能有所追求,也因这种努力曾经拥有过一定的职业尊严。

一个合格的编辑或主编,应该如何处理个人志趣和平台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我在自己的媒体职业生涯中曾经有很深的感悟。

较早的时候,我所在的编辑部一位编辑与记者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查问,原来是编辑压下了记者约来的许多稿子。记者非常气愤,而编辑也满肚子委屈。编辑说,朱老师,我要发了这样的文章,我的老作者们就再也不会给我们写稿子啦。我要过扣发的稿子一看,确实如编辑所言,后来在采编会上,我明确表态支持编辑的做法。

毕竟,每一份严肃媒体都有自己确定的追求,正是对自己追求的目标的坚守,才与作者、读者形成了长期信任关系,赢得了作者、读者也赢得了尊严。价值观上的模糊不清,左右摇摆,是对媒体的严重伤害

某一年,我审稿时发现分管的微信,三天两头发一位作者的文章,翻查过去的内容,也有这种情况。虽然这位作者是一位著名作家,但他的东西也不能发得如此频密啊?难道要把一个公共平台办成一个著名作家的粉丝俱乐部么?仔细一了解,才知道编辑是该作家的铁粉,跟作家之间有比较好的个人关系,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那哪能行?这是公共平台,不是私人会客厅。

曾经有一位年轻编辑,出于自己的左翼立场,约了一位上海的当红学者,写了篇谈西方左翼的文章。审稿时我发现,这位学者的文章,竟然罔顾历史事实,暗度陈仓。文章有明显史实和逻辑错漏,甚至价值观与我们平台追求相悖,却因作者的身份背景而被编辑无视,如果刊发出来,不仅会让我们无地自容,并让平台背锅。我断然拒绝并严厉批评了编辑和审稿人,也因此让编辑和作者心怀怨恨。后来该学者说我们编辑部“搞小圈子”“山头主义”,只肯发自己喜欢的、立场相似的,而不肯发立场不同的作者文章。我听了只有笑笑。拒绝签发这样的文章,不就是我服务的媒体对我的职业操守和专业素要要求么?于我个人,我还要脸皮呢,走南闯北还怕被人戳脊梁呢,真要发了这文章,不仅脸皮没了,脊梁断了,对于服务的媒体,也是个时不时会被人拎出来说的污点。一个堂堂政治学学者,竟然连这个都分不清。看如今这位学者的变化,让我愈发感到庆幸。

我们的媒体和旗帜鲜明的《纽约书评》不太一样,但在气质追求上,也可以有相似的努力。我对气质成型的媒体平台主动刊发个人偏好但与平台主旨追求不同甚至相悖的文章,向来抱有警惕,决不允许自己或者编辑部任何成员以自己个人志趣爱好甚至个人关系,绑架编辑部和服务的平台。因为媒体不是个人博客或者个人公号。当然,和《纽约书评》《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不同,我们的职业生涯中也有特别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关键看你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无可奈何。如果前面所述个人志趣都无法控制的话,遑论其他了。

至于那些一时无法用正确或错误简单来定义或还在发展中的争议人物热点事件,媒体介入的方法节奏很重要。我们传统的做法,一定不会像布鲁玛那样直接约请争议当事人撰稿,尽管布鲁玛自承“我关心的是一个被判无罪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他或许应该遭受大众羞辱,但这样的羞辱应当持续多久,采取何种形式”,但是,恰恰是这种争议性当事人个人撰稿,最终容易成为一个人的自我辩护,而平台也因此需要背上巨大的风险。

曾经有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连夜给他看重的两家媒体发来稿件,要求刊登,其中一家全文照登,另一家,则出于专业要求,提出不能全文照登,必须由记者来采访,哪怕通过记者采访呈现当事人的观点和立场,也不能由当事人自己来写。因当事人拒绝,这家媒体最终未刊发这篇稿子,而事态最后发展的结果是,刊发这篇稿子的媒体,后来成了笑话和隐痛。

除了记者采访,还有一种可能的介入方法,就是由媒体约请相关专业人员来撰写。

不仅是文章,一些作者哪怕他最有名,能带来巨大流量,如果带有某种与服务的媒体明显相悖的价值色彩,我服务的媒体或者分管的业务,基本上不会让他的名字出现,我觉得出现就是对平台价值追求的玷污,也是对支持我们的作者和读者的羞辱——除非他投书指出我们的报道有明显事实错漏。道不同,自然不相与谋。志同道合,方能引其类。

如今自媒体时代,喧腾的自媒体追随热点,用夺人眼球的标题或不负责任的夸张内容来争夺流量,也让一些传统媒体以及它们办的自媒体砰然心动。

自媒体时代,没有态度就没有流量没有关注。态度是什么?就是你的价值追求,就是你在内容采集编辑过程中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这点,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办的自媒体,抑或是严肃的个人自媒体,本质上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具体的呈现形式和发布渠道而已。严肃的有态度的平台,并不一定就缺乏读者和流量,可以追热点,但即便是远离热点的有态度的深度思考,也会有很好的流量。这点我在最后的职业生涯里有深刻体会。关键是,身为平台的编辑,尤其是内容编辑负责人,应明白自己刊发的文章对于守护平台价值追求的责任。不能被个人志趣偏好左右,也不能一味追热点而被流量的压力摧毁。行稳方能致远,这稳就是态度就是价值追求。这是一种对自己也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是一个曾经非常严肃认真的老编辑的心声。

佛言:行道守真者善;志与道合者大。

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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