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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人物] 上海有条胡同,胡同里有座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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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1 09:3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8-10-21 09:39 PM 编辑

英国大律师担文和他传奇豪宅“丹奈特”

上海有条胡同,胡同里有座庄园

2018-10-21  姜鸣  大家


导读

每座建筑都是有魂的,都有自己悲欢离合的传奇,只是旁人不知道罢了。




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即原来静安希尔顿)对面,有六列浅黄色外墙的新式里弄,从前叫做“大胜胡同”。从延安路方向数过来的第四条弄堂(华山路263弄)走到底,可以进入一个宽敞的院子,光明食品集团的总部就在这里。院中央植满高大的香樟、雪松和广玉兰,浓荫蔽日。环院一圈的楼房,都是英式红砖建筑。其中坐北朝南的1号楼(现称C楼),是栋假三层维多利亚风格老洋房,双坡复式折线型屋顶,正入口门廊和门廊二楼挑出,顶上有一个砖砌的巴洛克风格装饰。两侧屋顶上各再凸起一对三角形山墙,连接楼精巧的阳台和一楼的短外廊,使得外立面丰富而生动。其余几栋,则是后来建造的仿古新楼。

担文旧居,现为光明集团办公楼担文旧居,现为光明集团办公楼

我曾担任光明食品集团董事,在1号楼里参加过许多次会议。从正门口那座双抱砖砌石阶梯拾级而上,进入门厅。再进去,是宽大的楼梯间。左右各两间高敞大屋。二楼朝南,亦是三大间,其中中间那屋,隔成前后套间,前间在抱厦式门厅之上。朝北还有两个小屋。三楼在斜坡屋顶之下,三个房间通过两扇老虎窗和中间通往阳台的落地门窗采光。这栋屋子为砖木结构,红砖墙中又夹杂着砌入中式青砖,这也是上海老洋房常用的装饰手法,加上两侧阳台用黑漆涂饰的外廊,增添了色彩层次。全楼没有昂贵的石柱装饰,连外墙的柱头、柱顶上的花饰、都是砖雕的,所以仔细观察,又显得很质朴。

担文旧居(1905)担文旧居(1905)
对比建筑细部,其实有了许多变化对比建筑细部,其实有了许多变化
担文旧居的门厅担文旧居的门厅

多年来,我对大宅从前主人没有过多留意。院墙外悬挂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匾牌上,称其为“德莱蒙德住宅”,直到最近,偶尔从微信朋友圈中,读到一篇文字,指出此为“担文Drummond大宅”,才使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位不知何人的德莱蒙德先生,就是清朝末年上海滩最著名的英国大律师担文。

大胜胡同历史建筑介绍牌大胜胡同历史建筑介绍牌

担文1841年12月7日在英国出生,父亲是位牧师。他1867年4月25日入学伦敦林肯法学院,1870年1月26日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后,赴香港执业两年。之后来到上海,在连厘律师事务所工作。那时,连厘(Richard T. Rennie)律师还兼任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法律顾问。1875年,连厘因私事返回英国,担文接任了他的工作,曾以顾问身份,对修订《上海土地章程》提供法律意见。1878年,担文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独立开展业务。在1880年代,又先后与多位律师合开联合律师事务所。1914年《字林西报行名簿》上,事务所英文名为Drummond & Holborow,他的律师生涯,延续了将近四十年。1915年3月22日,担文在上海去世。

中国近代法制史及外籍律师在华活动的直接史料和研究成果迄今凤毛麟角,人们对担文和租界司法活动的了解远远少于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和他设计的房屋。我关注担文,源自他曾经代理过两场我所关注过的官司,所以看到担文大宅的介绍就使我兴奋起来。

1878年6月9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举办了第一场招待茶会。当天使馆馆舍装饰一新,郭嵩焘按照礼仪,在使馆门口迎接客人,太太则在楼门后接待女宾。英国这种茶会,是大型社交活动,形式上更像鸡尾酒会。餐厅长桌上提供茶、酒、咖啡、冰奶、小食,以及热汤、冷荤、干鲜果品,配以瓷器杯碟、玻璃酒具、银质刀叉,还有乐队演奏,气氛十分热烈。所有宾客站立交谈,随来随去,前后到会者近八百人。这是使馆在伦敦开馆一年多后,首次招待外宾,所以引起社交界和媒体的关注,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伦敦波特兰大街45号。中国驻伦敦使馆第一个馆舍。郭嵩焘在此举行茶会。要在这样一座英式住宅楼里接待780位客人,只能随到随走。此楼现为肯尼亚高级专员署。伦敦波特兰大街45号。中国驻伦敦使馆第一个馆舍。郭嵩焘在此举行茶会。要在这样一座英式住宅楼里接待780位客人,只能随到随走。此楼现为肯尼亚高级专员署。

8月6日,上海《申报》在头版上,以《钦使宴客》为题,报导此项活动。称“侍郎与其如夫人暨英参赞官马君(马格里)出至厅室,接见男女诸尊客。席上珍馐罗列,主宾酬酢极欢而散”。三天后,《申报》又发表《论礼别男女》,谈论中西妇女在社交礼仪中的地位。文章提到:

“昨报述郭钦使驻英,仿行西礼,大宴英国绅商士女,令如夫人同出接见,尽欢而散,英人以钦使能行是礼,津津道之。此一会也,假在中国官衙宴客之所,则传为笑柄,而群指郭公为淫佚放荡之人矣。盖中国谓礼以别男女,若此则男女混杂,不能正其身,如齐家何?不能齐其家,如治国何?宜呼骇怪也。”

文章还说:

“如钦使者,亦止于英国行之,异日持节归来,同朝劳贺,强其如夫人入席欢宴,则马融绛帐之前,未必许门生请见;汾阳锦屏之后,或转因虑杞而藏矣。甚矣,礼之所以别男女也。”

刊登《钦使宴客》的申报刊登《钦使宴客》的申报

文章对比了中外社交活动中的女士地位,郭嵩焘却认为是报纸对他有意冒犯。他出使英国时,因与太太关系不睦,只带侍妾梁氏同行。梁氏是前广西巡抚苏凤文家的婢女,出身低微。但在英国逆袭,被当作公使夫人对待,文章老是刻意地称她“如夫人”,意思就是“小老婆”,令郭嵩焘极为不爽。加上报导和评论作者其实均未搞清这是一场茶会,想当然地以为是宴请,文字中出现“大宴英国绅商士女”“入席欢宴”之类字眼,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

此外,十几天前,《申报》另有一文,谈郭嵩焘在英国画肖像的轶事。称画家古德曼(Goodman)披露,郭大人要求画像必须画出双耳,若只画一侧,观众会认为另一耳朵被割掉了,这样,画家只能画正面像。然而,郭大人又要求画出他官帽下面的翎羽。画家说,翎羽在您脑后,被遮挡住了。郭就将脑袋俯到膝盖处,说你这下能够看到了。画家说,我当然看到了,但您的脸在哪里呢?画家还说要画郭的手部,郭大人却将手置诸袖中,画家“必欲挖而出之,大人遂愈形踧踖”。这种暧昧调侃的用语,也引郭嵩焘生气。他向画家求证,古德曼否认接受过采访。使馆英籍参赞马格里也发表声明,称古德曼是他介绍的,郭、古相识以来,绝无此类言论,画家对客户也不会肆口讥笑。

郭嵩焘和梁氏郭嵩焘和梁氏

1879年3月27日,郭嵩焘卸任后返回上海。次日即谋划与《申报》打官司。他请英国驻沪领事达文波代向《申报》老板、英国人美查交涉。美查轻描淡写地说:“此游戏之文而已,无足深论。”但达文波告诉他:案子一经审理,恐获罪非轻。达文波还建议郭嵩焘,需要聘请律师,才能折美查锐气。友人唐景星推荐,租界英国律师中,担文的声誉很高。郭嵩焘则认为,他在伦敦曾与担文有过接触,认为其“笔墨、见解并猥下”,并无过人之处,甚至说他“贪而无学”。但在31日,他会见了担文,还将《申报》文章译成英文一并转交。

这是我首次见到对担文的负面评价,对其业务能力高下却无从判断。美查在各方调解下承认报导失实,在报上发表道歉声明,这桩中国新闻史上头一起名誉侵权纠纷就解决了。郭嵩焘面子板了回来,同意不再起诉。

另一个案子叫做“长崎事件”。1886年8月13日,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访问日本,水兵上岸观光,与日本人发生纠纷,引发与警察冲突。造成警察一人重伤,水兵一人轻伤。两天后,水兵放假上岸,与日警再起冲突,双方大打出手,日本市民也加入混战中来。结果中方死五人,重伤六人,轻伤三十九人;日方死二人,伤二十七人。事发之后,李鸿章除命驻日公使徐承祖与日方谈判交涉之外,又聘担文赴日调查,准备诉诸法庭。从李鸿章选择的律师,可看出他对担文的信任。

担文(William Venn Drummond)担文(William Venn Drummond)

担文抵日后,积极开展取证调查,传唤证人,同时向中方表示,“此案不至输”,“若我政府作劲,更易赢”。当时担文收取的律师费为每天三百两白银,两个月的调查因日方久拖阻扰,令李鸿章产生怀疑,认为或是“日方有意稽延,令我多出讼师之费”,或是“担文藉词多延时日,多得薪资”。故提出是否“照西法通例,公请友邦公正大员评断调处。”他说英臬司连呢人极公允,又说日方若不同意,亦可另请一位,或由此二人共请一人评断。这个连呢,就是担文从前的老板连厘,此时为英国在华高级法院(又称大英按察使司衙门)的法官。

“长崎事件案”后来在驻日使馆的共同交涉下,以实际人员伤亡损失相互赔付。死一武弁警察头目,付救恤金六千银元;死一水兵或警察,付救恤金四千五百银元,伤者每人赔付二千五百元。而担文做本案律师,所赚了不下六万两银子。

研究北洋海军历史的军迷对担文的名字很有感。当我把他的住宅坐落在华山路的网文转发到朋友圈后,伙计们都兴奋起来。有的说:“历史真是魅力无穷,谁曾想我们在北洋海军往来函电中常见的担文,竟然隐藏在上海的老巷子中啊。”有的说:“意外意外,担文讼师值得挖掘,法制史上把他漏了说不过去。”

开埠后的上海租界,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和国力衰微,被迫接受治外法权,出现了三类法庭:一是以外国人为被告的民刑事案件,由领事馆设立领事法庭审理。共有十九个列强攫取到这种特权,因此就有十九个域外法律系统凌驾在中国自有法律体系之上。后来英、美两国还单独设立了英国在华高级法院和美国在华法院,法官由英王和美国总统任命。二是以华人为被告的民刑事案件(包括中外之间的交涉案件),由会审公廨审理,上海道台派同知级官员担任正审官,领事团推选领事或副领事担任陪审官。此外还有三,领事公堂,受理以租界工部局为被告的行政争议案件,由各国领事混合构成。

设于外滩英领馆院内的英国在华高级法院设于外滩英领馆院内的英国在华高级法院

律师制度是西方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19世纪的下半叶,随着经济、刑事和海事案件发生,各种诉讼和司法审判,加之各个国家极为复杂的法律体系,都需要律师参与。洋律师在租界中出现,先是为洋人提供法律服务。在1870年代,大约不超过十人;1900年为十五人,1908年,达到四十三人。民国年间,随着华人律师出现,律师人数出现更大的增长。

担文广泛接受各类案子。他做过工部局的法律顾问,某些人士与工部局打官司,他也代理出庭,与工部局辩论对抗。同时还接受华人和清政府委托,打涉外官司。除了前述两个案件之外,1875年4月4日,轮船招商局“福星”轮在黄海被怡和洋行旗下“澳顺”轮撞沉,造成船员和乘客六十三人死亡,包括四十五名乘客(内有二十三名官员)、五名招商局的买办、十二名中国船员和一名外国籍船员,以及价值二十万两银子的货物损失。他代理招商局控告“澳顺”船长布朗,最终为船东和遇难者争取到五万三千两银子的赔偿。判决公布后,布朗不辞而别,担文写信向英国政府报告,最终英政府要求怡和洋行暗中赔付,由他一手经理。

1887年1月20 日清晨,中国兵船“万年青”在吴淞口外锚地铜沙灯塔船东南约8英里处的被英国轮船“尼泊尔”号撞沉。“万年青”是福建船政所造第一艘西式轮船,排水量687吨,此时被拨用于台湾澎湖防务,正载运巡抚刘铭传的公文军饷。当日大雾弥漫,“尼泊尔”行驶过急,造成114人身亡,先后被救起者,仅181人。船上搭载的军饷、公文,都淹没殆尽。

事发之后,清政府向英国在华高级法院起诉“尼泊尔”,同样聘请担文担任律师。2月2日,“万年清”案开庭,原被告律师展开法庭辩论,江海关道龚照瑗电报李鸿章:“担文理直”。经过几轮审判,3月21日,法庭宣判,“尼泊尔”轮于迷雾中航速达16节,船舵忽左忽右,漫无一定,错在“尼泊尔”,“万年清”轮放汽笛,拉号灯及停泊在锚地范围内,均与航海定例相符,事实一无错处,“尼泊尔”应承担赔偿损失的全部责任。

《点石斋画报》刊载“万年清”诉讼获胜的报道《点石斋画报》刊载“万年清”诉讼获胜的报道

担文这些举动,颇得中方官绅好感,从而获得更多的中方诉讼委托。反过来,他也被部分英国侨民视作倾向中国人,而引起不满。

1893年底,英国在华高级法院欲聘用担文署理律政司,英国在华商会上海分会致函上海总领事韩能,请他代电英国公使,“缓派担文为上海律政司”。商会还召集特别会议,讨论担文任命问题。兆丰洋行经理霍克发言说:

我并不想就他作为一个律师的能力提问。他毫无疑问因敏捷、锐利而声誉卓著,但这还不够。就任何一个给英国当局提供意见而影响英国利益的人来说,如果他不能从英国的观点出发处理事务,那么我们就希望他公正地去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在长时间里,每当本地利益与英国居民利益发生更冲突时,担文总是认同于前者。这就是我们要制止任命担文的一个充分理由,大家大概都会同意这样说。

霍克所说的“本地利益”,其实就是中国方面的利益。最终,英国果然没有任命担文出任律政司。英商的举动,引起上海商绅关注,钱业、茶业、丝业、洋行业、装船业、土业等行业重要成员联名上书上海道台聂缉槼,担心为华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洋律师将来将不敢再替华人秉公申诉。聂缉槼将这些意见反映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又转报总理衙门,指出:

担文律师在华年久,熟习情形,华人出资延其办案,有时尚知顾全大局,据理力争,讼案往往赖以得伸。

最后总理衙门向英国公使致函,要求妥善处理中国商民的关切。

担文精通在华做事的各种秘诀,尤其重视与清政府官方保存密切联系,在官署里有很多人 脉。担文还为中国灾区募捐,参与慈善活动,获得过清政府颁发的勋章。同时,他也与英国官方上层沟通密切。甲午战争时,他是英国公使欧格纳的重要信息来源,从而受到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和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高度评价, 1899年1月,上海道蔡钧出席上海领事团特别会议时,请担文担任法律顾问。

1903年6月,章太炎、邹容在公共租界的《苏报》上发表鼓吹反满革命的文章。引发清廷震怒,下令沿江督抚严密查拿,是为著名的“《苏报》案”。两江总督魏光焘通过上海道台协商英国领事实施抓捕,却被工部局拒绝。南洋方面遂与担文谋划,换以清政府向会审公廨提出控诉的方式,迫使工部局巡捕房出票拘拿。湖广总督端方还建议上海道袁树勋聘请担文担任控方律师,律师费都可由湖北方面支付。后因担文有事,改派他的合伙人古柏出庭。袁树勋致电端方,表明律师费自应由沪自筹,决不惜费畏难,说明要价不低。同时也可看出担文深受清廷信任,卷入敏感的政治事务之中。清政府丧失司法主权,本是中国的不幸,革命党人躲在租界鼓吹推翻朝廷,却可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清朝末年错综复杂的中外关系本文不作展开, 会审公廨判本案,清政府请了顶级的洋律师,最终还是没法引渡。租界独立的司法体系,救了太炎先生一命。

作为来东方淘金的先行者和上海滩律师界的头面人物,担文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穿梭于中外政商各界,挣到了海外拓展的最早红利。1890年代,他在公共租界西区的徐家汇路129号(1921年更名海格路,1942年再更名华山路)买地建屋,从现存1905年前后的照片看,这座豪宅已经很有规模了。他把豪宅称作“丹奈特”(Dennartt)庄园。20世纪以前,公共租界的繁荣地段在西藏路以东,静安寺一带,尚是遥远的乡村,空地甚多。今天陕西北路上的荣宗敬住宅,兴建于1918年。延安西路上的嘉道理住宅(上海市少年宫)、落成于1924年。所以丹奈特坐落在这片空旷的区域里,非常醒目。担文在庄园里居住,接待客户,举办各种精致奢华的宴会和派对。

担文旧居(1906)担文旧居(1906)
走进担文大宅一楼,就能看到走廊里堆满文物古董,看上去十分“土豪”。走进担文大宅一楼,就能看到走廊里堆满文物古董,看上去十分“土豪”。
如今一楼西端添了墙和门,将楼梯间和宽敞的走廊分为两个空间,但从图中圆弧形木窗,仍可辨析出两者在空间上的延续关系。如今一楼西端添了墙和门,将楼梯间和宽敞的走廊分为两个空间,但从图中圆弧形木窗,仍可辨析出两者在空间上的延续关系。

这座豪宅的内部也是富丽堂皇,远超我现在进出1号楼的想象。主人从一楼长长的走廊里 放置了大量精美的古董,然后延顺进入左手的客厅。这些都是接待客户和朋友的场所,主人的这种敷陈,是在暗中显示自己的实力。此外,餐厅、书房、卧室,乃至门厅和卫生间,都布置了地毯、硬木家具、英式沙发、古董瓷器。客厅里,甚至用一座石牌坊装饰了壁炉——说到壁炉,我数了一下,目前一号楼各房间里尚存十具壁炉架,自然早不生火,老照片屋顶上的烟囱,现在也已全部拆除了。当岁月的沧桑洗褪了昔日的浮华之后,现在的会议室、办公室,呈现的是中规中矩的普通洋房风格。

担文旧居的客厅,用中式牌坊做壁炉架,真是富有想象力。担文旧居的客厅,用中式牌坊做壁炉架,真是富有想象力。
担文旧居一楼客厅现为会议室:原先用石牌坊壁炉架已经改为木质壁炉架,连同护墙板,都应是后来业主普爱堂时代做的装修,但壁炉、房门位置和屋顶部 位石膏饰线,都可辨析出老客厅的整体格局。担文旧居一楼客厅现为会议室:原先用石牌坊壁炉架已经改为木质壁炉架,连同护墙板,都应是后来业主普爱堂时代做的装修,但壁炉、房门位置和屋顶部 位石膏饰线,都可辨析出老客厅的整体格局。
担文大宅的房间担文大宅的房间
担文全家照(1890年)。二排右1为担文,中间为担文夫人克莉丝汀,左1为担文女儿玛吉。后排左1为玛吉丈夫义理迩,左3为义理迩兄弟盖伊·希利。后排左2和左4为担文的儿子。担文全家照(1890年)。二排右1为担文,中间为担文夫人克莉丝汀,左1为担文女儿玛吉。后排左1为玛吉丈夫义理迩,左3为义理迩兄弟盖伊·希利。后排左2和左4为担文的儿子。

担文和夫人克莉丝汀育有三男二女,担文生前,似乎已有两个儿子先他而去,另一个儿子返回英国生活。1915年担文死后,夫人在1920年7月5日拍卖了豪宅中的各种家具和饰品。1924年,女儿玛吉从英国回沪,发现母亲将大宅也卖掉了,搬到院内另一幢较小的房子居住。丹奈特庄园的故事,至此烟消云散。

拍卖旧居房内饰品、家具的目录拍卖旧居房内饰品、家具的目录

每座建筑都是有魂的,都有自己悲欢离合的传奇,只是旁人不知道罢了。

丹奈特的买主是天主教圣母圣心会所属的普爱堂。圣母圣心会由比利时神父南怀义创立,主要在中国北方地区察哈尔、内蒙古和甘肃传教,同时兴办学校和医院,神父大多为比利时籍。为支持传教事业,该会在天津、上海等通商口岸设立帐房(办事处,即普爱堂),成功地经营了大片房地产。今天上海人熟知的淮海坊(原霞飞坊)、陕南村(原金亚尔培公寓)、 玉门公寓(原克莱门公寓,复兴中路1363弄),当年都是普爱堂的物业。

大宅屋顶的巴洛克风格装饰和两侧的老虎窗,屋顶上已无壁炉烟囱大宅屋顶的巴洛克风格装饰和两侧的老虎窗,屋顶上已无壁炉烟囱
近距离观察这个砖砌的巴洛克三角楣饰。19世纪90年代,上海开埠方满50年,许多大宅的细部还是能省即省,点到为止,反正一般人走不到这个位置。近距离观察这个砖砌的巴洛克三角楣饰。19世纪90年代,上海开埠方满50年,许多大宅的细部还是能省即省,点到为止,反正一般人走不到这个位置。
作者摄于担文大宅正门作者摄于担文大宅正门

1920年代初,普爱堂买下丹奈特后,搬入大宅办公,将其两翼辅助用房进行调整,增高一层。又在庄园周边的空地上,建起排列式单开间三层住宅,由三至十七户构成一栋,总计一百十六户,占地3.5公顷。每户平均面积155平方米,都配置了抽水马桶和管道煤气,房客为富裕的中产阶级。由于开发商来自北方教会,所以命名为大胜胡同。而大宅的主体部分,被压缩进这片小区的内圈,不注意的人从外面走过,看不到里面隐藏的乾坤世界。六条弄堂,如今的门牌为华山路229、241、251、263、275、285弄。

俯视大胜胡同俯视大胜胡同
普爱堂在丹奈特庄园周边开发房地产“大胜胡同”,担文大宅就缩入中间的院子。他们从大宅241弄7号(绿线)进出,现在光明集团改从263弄7号(红线)进出。 普爱堂在丹奈特庄园周边开发房地产“大胜胡同”,担文大宅就缩入中间的院子。他们从大宅241弄7号(绿线)进出,现在光明集团改从263弄7号(红线)进出。

1949年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父母和弟弟,住在小区里。有人回忆,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父亲杨武之教授生病住在华山医院,距离大胜胡同也就一个街区几百米距离,杨妈妈煮了鸡汤等营养品前去探望,要乘三轮车。而此时49岁的诺贝尔奖得主,怎么也不肯上车,就在后面跟着走。想想那样的画风早已逝去,而大胜胡同,依然是条引人入胜的有故事的老弄堂。

华山路285弄内杨振宁父母故居华山路285弄内杨振宁父母故居

比较乌龙的是,“大胜胡同”墙上那块石匾上写着:华山路229—285弄为北京一神父所建,又称弄内英式花园住宅,原为德拉蒙德住宅,现在一些网络文章,就望文生义地把两个要素拼凑到一起,说此地为德拉蒙德神父所建,亦为神父的家。这个误传,需要更正过来。

“大胜胡同”外景“大胜胡同”外景

发表于 2018-10-22 12:0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不胜怀念的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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