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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李舒:作为一个年轻人,现在就考虑死亡是不是早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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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5 09:0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8-11-7 09:56 PM 编辑

作为一个年轻人,现在就考虑死亡是不是早了点

 阿舒 山河小岁月  2018-10-25

在google没有出现之前,孔子是我们最常问的搜索引擎:家里来了朋友怎么办?(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饭菜质量应该如何把控?(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学习和思考究竟哪个更重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


只有一件事,连孔子也只能捣糨糊——


子路问他什么是死亡,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希望大家更关注人的生命,所以说“活着的事情还搞不清,谈什么死?”


但这句话,也定了一千年来中国人对死亡的基调: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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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往往被认为是不祥的,大家都选择避而不谈,比如我,就害怕去参加追悼会,害怕殡仪馆。这大概源自童年阴影——我上的幼儿园是医院附属幼儿园。幼儿园对面有一个很奇怪的平房建筑,黑黢黢,永远不开窗.门口的老头,铁青着脸,一支接一支抽烟。我们总被告诫不要到那里去,小孩子们的好奇心驱使,哪里忍得住。


趁着捡滚过去的皮球,偷偷看一眼那房子的正门。门是开着的,内暗,只有一盏灯。走近到门口,见一条走道,扑面而来的冷。忽有人声,是哭声。我不由自主退后两步,一个女人嚎啕着踉跄几步,身边的人上前搀扶,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场景。老头伸头看见我,大喝:“小孩乱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老师慌里慌张把我拎回了幼儿园,隐约听见她在斥责保育员阿姨:“怎么不看好她?”“腿在她脚上,哪里看得过来。再说了,为什么在太平间对面开幼儿园?”

 

那天,我被阿姨强迫洗了很多次手,因为我告诉她自己摸过太平间的大门。




这种对于死亡的忌讳,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大学时,上课需要拍一部短片作业,隔壁宿舍的社会学系同学正在做临终关怀选题,我很感兴趣,和她一起去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勘察。没走到门口,已经看见附近的居民楼里闪闪发光,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面面镜子,有的还挂了奇怪的宝剑——据说是为了辟邪。

 

这个场景,在我最近看的一部纪录片《生命里》,再次出现了,这部片子的评分颇高,评论数却只有不到一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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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临汾社区服务中心外面的居民小区里,同样挂着大大小小的镜子。护士说,这是为了把“晦气反射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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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临汾社区服务中心是上海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50名医生,58名护士,99张床位,接收过的病人最小的3岁,最大的超过100岁。这里的医疗原则是不治疗、不抢救,一切都是为了通过临终关怀、安宁护理、舒缓疗护帮助生命接近终点的患者完成“优死”。

 

病院都被装修成了温馨的粉色,有病人家属到了安宁病房禁不住感慨:“这个病房挺好的,装修得很漂亮。”另一个家属马上接口:“好有什么用啦,到这里来的都是等死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属的话也不算错,这里90%以上的病人生命都不会超过3个月。但我们其实忘了,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等死的。病人只不过比我们更了解自己需要等待的时间罢了。

 

因为这个原因,这里的病人似乎比家属更为豁达。

 

鲁胜兰是援疆知青,她把自己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新疆。出发的那天,妈妈哭得伤心,她自己一开始还乐呵呵,结果车过南京,她就开始想家。很多年之后回到上海,看见火车,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太想家了”。可是到了生命最后,她却不止一次地说起新疆:


在新疆,吃这个瓜就像呜呜呜吹口琴一样得吹过去。


她来到这里,是因为“不想死在女儿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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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吹葫芦丝的汪明昌爷爷一进来就说得清清楚楚:“203床,汪明昌,诊断是胃癌,患者清楚知道自己的疾病,有死亡准备,后事处理问题都已经交代过了,然后就是想在最后的阶段的话,就不要进行任何的积极地抢救和治疗,不想没有生存质量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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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着镜头无比潇洒,一点不像一个重症患者。他说起自己当年追求老伴的故事,他们会在周末一起去吃广式早茶,即使生病,他还惦记着自己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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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老伴交代,死了不要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要收人家丧仪费,“墓地那么贵,海葬也是可以的。”老伴回答:“死了还能轮到你做主?

 

他说:“我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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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响的还有张一飞。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护士们为他清洁全身,发现他浑身污秽,指甲缝里都是黑色的大便残渣。身上的褥疮已经生了黑痂,皮包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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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叹息,谁能想到,张一飞曾经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授。我搜了搜,似乎是阿拉伯语的专家,他1980年发表的那篇《古埃及人的文字》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一定是一个渊博而风趣的人吧。看着《生命里》医护人员们给他擦洗时那发黑的一盆水,我忽然想起写过《巨流河》的齐邦媛在谈到死亡时,曾经这样说:“我希望我还记得很多美好的事情,把自己收拾干净,穿戴整齐,不要不成人样要叫人收拾……不要哭哭啼啼,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眼泪一下子流下来。

 


 

《生命里》记录的老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

 

朱慧芳奶奶临终前的心愿,是见一见自己的女儿,女儿因为一些原因和她断绝关系多年了。医护人员打了很多很多电话,最终女儿也没有出现。护士有些内疚,握着老人的手,不停说:“我们已经尽力了,你安心吧。”老人已到弥留之际,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喉咙轰隆隆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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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军最大的心愿是女儿出嫁。刚进医院时,他老对医生说:“我就两个愿望,不痛,还能站起来。”但只是两三天,因为肿瘤压迫神经,他就只能躺在床上了。二十天之后,他已经接近弥留,在病床上签署把财产留给女儿的遗嘱时,太太哭着喊他:“你清醒点呀!”他猛地睁开了眼睛,拼尽最后的力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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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人吴留生奶奶有孝顺的儿女,她最大的心愿是回老家看看。嘉兴离上海那么近,可是因为身体不好,她始终没能回去。儿子帮她回了趟老家,拍了新买的房子的照片:“这个是给你住的。”旁边的女儿说:“等你好了回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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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眼角都是泪,“等你好了”,这句话在这个时候听起来,那么残忍。

 

乐观开朗的沈和敏阿姨最大的愿望是捐献自己的眼角膜,她说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好的器官了,只有眼角膜可以用。她希望自己可以帮助别人,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然而,因为家属不同意和我国法律方面的缺失,她的愿望最终也没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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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以为日子还长,想去的地方总能去的,想做的事情还能做的,想陪的亲人总有时间的。忙工作,忙赚钱,忙加班,忙一切自以为有意义的事情,却不知道,子欲养而亲不待,到了最后,还是不舍,因为还有太多未完成的事,太多想见而没见的人。

 

永远不要说等以后,我们需要做的是趁现在。

 


 

王学文是《生命里》的明星人物,他也曾经出现在另一部纪录片《人间世》里。他的存在使得临汾医院的平均生存率被大大拉高。2015年8月,王学文的入院评估显示,大家觉得他最多活三个月,他持续高烧不退,一度进入半昏迷状态。

 

但他坚持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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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文髋骨处的肿瘤有碗口大,全身各处有突出的肿瘤。到了后来,因为他拒绝做体检,连医生也不知道他的病情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但所有人都不可否认的,是他那么顽强的生命力。

 

他每天玩微信,拍下窗外阳台的绿荫,他坚持在护工帮助下洗头发,虽然每一次都疼痛不已,但他仍旧坚持,他像任何一个老派的上海人一样,要时刻保持体面。他和学生志愿者的感情都很好,据说,常常是大家来看望他,到了最后,都围着听小王叔讲人生,怎么谈朋友,遇到挫折怎么办,好像需要开导的人不是王学文,而是志愿者们。有志愿者送了他一只乌龟,乌龟的眼睛长了一层薄膜,看不见吃不得东西。大家笑着说,王学文的肿瘤压迫了他的眼睛,所以这只乌龟和小王叔一样。我以为王学文会生气,谁知道,他笑着说:


给它送个终,到时候帮它举行个仪式,在我们的活动室里,开个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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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母亲。他曾经对母亲说,你生了两个好瓜,要是不再生下去,你就要享福了。偏偏又生了一个歪瓜——他是母亲最小的儿子。

                            

《人间世》的拍摄导演董路翔在接受《看天下》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有一次,王学文病危,呼吸不畅。医生问他怎么样,他说还好。呼吸怎么样?还可以,有点急。要不要吸氧?不用。董路翔在旁边听着,被“不用”两个字震住了:“这种‘不用的感觉就像:如果我自己都不能呼吸了,还要呼吸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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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床病友离世,摄像机拍摄下了王学文少见的沉默时刻。他拿着对方家人送他的八音盒,不说话,只有八音盒的音乐声。董路翔问他是不是很难过,他却回答:“这是喜事,如果让他就这样熬着,他反而是难过的,多活一天他就难受一天。”

 

《生命里》,志愿者们为王学文过生日,他们为他制作了影集,夸他是“长腿欧巴”,并在影集最后写上“家庭合影敬请期待”,他笑起来,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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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里》没有呈现的是,2016年9月10号,王学文去世了。

 

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送走了这么多人,生和死,我其实是早已经是一个买了票的人,随时会走,你们是在门外的观众。


——王学文

 



从技术上来讲,《生命里》并不是一部完美的纪录片。死亡究竟是什么?《生命里》没有做出回答,它只是真实地记录下了一些人离开的过程。但我仍然要郑重向你们推荐,因为这部片子如此直接而充满勇气地阐释了一个观点:

 

人们只认为优生,从来不认为一个人死,优死也是一个人享受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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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可以说,死亡教育是我们一直以来缺失的一部分,但不理解死亡,我们怎样在最后一刻面对呢。2014年,上海媒体曾经做过一则报道,上海浦东新区新场镇某社区居民,因为听说附近规划建设一家老年医院,以临终关怀为主要业务,立即发起抵制——虽然每个家庭都可能对安宁疗护有需求,但没有人愿意与这样一家医院做邻居。

 

成立于1987年的“全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曾经搬迁过7次,其中4次都是因为居民的抵制。1992年第一次搬迁,医院计划从香山搬往地处三环的城区,但由于居民对临终关怀的不理解,强烈阻挠搬迁,致使医院的老人们露宿街头长达4小时。医院员工流着眼泪,无奈地带着所有老人回到香山。


而北京和上海,已经是全国临终关怀工作做得最好的两个城市了。

 

我在一篇研究临终关怀的学术论文上看到这样的表格,我们和发达国家地区的差距,一望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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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继同、袁敏,2016,《中国大陆临终关怀服务体系的历史、现状、问题与前瞻》,《社会工作》2016第2期

生命一旦开始就意味着会有结束的那一天,每个人体面的来,也希望自己可以有尊严的走。要真正理解死亡,就会明白临终关怀的存在非常重要。《生命里》将这个话题充满勇气地讲出来,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片子,关心临终关怀问题。


就像村上春树说的那样:


死并非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我相信我们终究有一天会明白这个道理。


*参考资料

1、翁佳妍,《人间世》: 同忌讳谈死的中国人,聊聊生死,《看天下vista》2016年24期

2、纪录片《人间世》

3、刘继同、袁敏,2016,《中国大陆临终关怀服务体系的历史、现状、问题与前瞻》,《社会工作》2016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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