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时代，庖丁在解咱们这些牛

源济

网红时代，庖丁在解咱们这些牛

2018-11-19  邹波  大家


导读

有人说，没有经济学道理的道理就是鸡汤。那有经济学道理的道理就是精明呗。那在鸡汤和精明之外，在他们眼中，或许什么都没有了。

所有故事都从中间讲起（评论家诺斯洛普·弗莱语），我的社交媒体装了又删，删了又装，一朝荒废，重写一阵，就有陌生账号找来，建议我“把兴趣变成生意……”对此，我也总要怼上一句：什么时候我的理想变成了兴趣？

我的理想是写作理想，我曾是记者，非虚构作者，早些年只投稿，后来被约稿，二十多岁第一本涂鸦集的自序里，我说：“接任何约稿，哪怕生活圆桌，哪怕时尚杂志，哪怕经济观察，哪怕中学生杂志，哪怕写读者来信，都用同一种口吻写。”我还说，“无论写什么，都该像伍尔夫随时随地所有毛孔张开。”——也即，没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文体意识。

英国作家伍尔夫

这顽固让我少时偶感永恒，哪怕是不成熟的小我也去“我执”，这时的顽固竟让我第一次感到“理想”。

后来当记者，依然竭力坚持这综合口吻的写作，文学混杂了其他学科方法的文体，就像周讯自省时说，“我要破一破我自己”，但我一直都是破的。

在没能出版的第二本非虚构文集《外省精神》里，那些笔下无名者认为我的田野调查报告“第一次写出了他们”，这就算一次次在圆我的侠客梦，这是我第二次感到理想。那时我们去田野里观察中国现实，在审美、批判与揭示之间挣扎，殚精竭虑写出“模糊”、“公允”与“偏激”，都已渐渐难懂、因时代轻易翻篇而“被过时”，非虚构写作变成一种既非现实又非历史的尴尬。这本书以后我的记者生涯就结束了。

当时出差采访赶稿之余，我很多时候在动物园隔壁的国家图书馆读书。“阅读”帮我不断摆脱当记者的世故——“阅读”比“新闻写作”抽象，一上来迫使你“精神化”，记者调查毕竟缺乏的久违的“纯理想主义”口吻又回来了，也即自由主义不切实际的口吻。这是我又一次体会到“理想”、体会到我理想不接地气的一面。

国家图书馆

后来这类媒体平台渐渐“不养人”，传统媒体没了，出版机会没了，时尚编辑也没了，甚至读者来信也没了，我甚至也换了社会去生活，当起蓝领，唯一想得到的同类是废品站的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我仍在写，如今的固执，我体会到时间的沉淀、毫无干扰的成长，最后浓缩成诗歌，白天劳动，晚上和清晨写，这是我第四次体会到“理想”。

我是一个“自序回忆者”，一个“伪出版者”，一个“伪成名作家”，一个“喜欢引用自己的人”，多年我的理想本身也在变，理想仍在缓慢成长——从享受写作的真实感，到建立采访时的现实感，到真正去生活、追究词语，到理想已不算文学理想，更似追究万事的确凿、朴素和诚实；生活则把我的写作从“职业”变成了“个人兴趣”，也从“一个几乎发表了自己所有文字的人”（借我的朋友许知远语），变成了一个字也不发表的人。

偶尔回来，“访旧半为鬼”，老同事多已转行，做起生意，或新媒体，自媒体……我戏称今人工作多奇技淫巧，今人的写作也多奇技淫巧。我也许过去到现在都不了解我的朋友们的私生活，早不共事，不知他们的甘苦与隐忍的坚持，但朋友圈里，花花草草的，日常的流露就像为各自注意力的转移在慢慢铺垫，慢慢开始卖知识，卖精神，卖产品。以前媒体人饭桌上胡说八道，谈的是那点“锋芒”，如今把创业念头在饭桌拿出来、缺乏幽默感地说一说，以为是鼓励，得到的是同情，甚至只是“原谅”。“成功”与“目前的兴趣”渐有随波逐流的无奈色彩。

生计所迫，理想，兴趣，无可厚非，理想也许就是兴趣多了点“锋芒”，进一步联想是“公共精神”，很容易想到堂吉诃德——我们毕竟曾有过舞台，曾经算公知，堂吉诃德甚至从没有舞台，一个从没有舞台的舞者，到老初出江湖，倒以为自己是重出江湖，带着非常沧桑的幻觉，他的回忆，他虚构的重温，甚至他幻觉拥有的资历，全部来自一个小人物看书得到的公共情怀，一种他从未获得、却颇有主人翁意识的信仰。

堂吉诃德

米兰·昆德拉在《慢》里谈到查尔斯王子：王子既无自由又无权力，但是有光荣。自由，权力，光荣，这三位一体如果偶尔分开，我们对“理想”看得更清楚——表面的“公共精神”就像“家国情怀”，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我想起不久前，张艺谋终就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假唱女孩道歉，这倒是破了破“家国情怀”，扬了扬“个人主义”，片言只句，似乎反而显示他还是有理想的。

如今我在社交媒体写下片言只句，往往是写东西时解个闷，扔个聊天的石头，听个动静，然而，他们竟就此找来，请我“把兴趣变成生意……”

我一面反问“理想什么时候变成了兴趣”，其实是问，“我的理想没有人理，我的兴趣倒可能网红？”一面竟有些窃喜，陷入“一句话能卖钱”的幻想。安东尼·吉登斯说未来社会，每个人就像在澡堂的格子间里，彼此不干扰地挣着孤独的钱。这样的社会来临了吗？我的知识收费的春天来了吗？

《黑客帝国》里单人囚室式的未来社会

也可能是人工智能的安慰，吉登斯未来的澡堂子里，每个人分别被诱惑，仍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商家可能要我以苦心经营的“不经意”去写，网红并不容易，这另有难度，他们要的“认真”，一定是写作之外的“认真”，我常说德云社地气人性都好，就是有时苦心经营荤段子的感觉不大好，不是荤段子不好，是“刻意”的感觉不好，越荤越得自然，否则大便有了雕刻感。但如果真应了商家这个诱惑，我会成为警句作者，专事雕琢碎片鸡汤。

时代变化与个人精神追求往往两码事，我们需要进步时它给我们退步的诱惑，在我们需要现代性的时候给我们古代的诱惑。思想比从前甚至更能卖钱，代价是接受你的思想被肢解、文字被讹用，社会挖掘知识分子的娱乐价值，“呵呵，被年轻人怼的样子好可爱”，这正是社会四两拨千斤，庖丁在解咱们这些牛。

有一天我们现成那点“精神成果”也原地变珍贵了，“文艺青年”这种人设也变珍贵，起初悲叹“年代堕落”，接着却发现，正因这种相对稀缺，二三流知识和思想也原地变珍贵，平庸的专业人士因年齿渐长纷纷原地要成大师。

必须感谢这个时代对资源的充分挖掘，新旧访谈里确有精彩的重读，一流的大师被请出来让人认得，卑微里闪光的生活得以被凝视，只不过有时候真诚地把人请出来，又把人家理解得浅了，再加一个更浅的标题。

有些对话像反刍，仿佛封闭社会里的互赞，仿佛一切赞美只是在原谅——“您也不易”，受众也享着舒适区——于记忆，是耳熟能详，于理解力，是文艺空灵的口水。我们爱说像菜被收割，陌生而深刻的思想也被收割为心灵鸡汤，逆耳实则顺耳，刘慈欣似乎也说过：商业截获的是科学中的基础科学的成果里那些垂手可得而明显的果实。

好友推荐我去看黄渤的电影《一出好戏》，说讲哲学，甚至讲“万物简史”，但我只看到一种综艺感，演多了综艺，原来的地气裹上脂粉气，演员演不出荒岛落难的真实感，却开始侈作深沉。我不认为电影表达出了深刻想法，仍然只见对浅显想法用力过猛，这恐怕就是综艺感，精神处于复杂的扁平态，只为防范世界无限反转，表现出条件反射和应激，给什么演什么，给什么赞什么，给什么黑什么，给什么庆祝什么，给什么哀悼什么。我只看见一种不假思索，什么都是行活，闷头扑上来就整——职业，兴趣，匠气。有一天如果思考没了这层不假思索，才是在真思考。

《一出好戏》剧照

今天社会的挖掘力，已不是在用笛卡尔“灵与肉”二分法，把人分成精神肉体，它已深入我们骨髓榨取压箱子底儿的价值，精神如可内衣外穿就马上外穿，可仿就迅速高仿，总有一种营销方式，让一切价值得以变现，无所谓精神还是物质，都是物质。

但听有人说，没有经济学道理的道理就是鸡汤。那有经济学道理的道理就是精明呗。那在鸡汤和精明之外，在他们眼中，或许什么都没有了。笛卡尔灵与肉的二分法之外，今天应有很多奇特的二分法，越分世界越小，完全不去碰的盲区就越多。或许人越来越只分为抑郁还是不抑郁，生病还是不生病，有钱还是没钱，信佛还是不信佛，卖与非卖……赫拉克利特说，清醒者有一个世界，沉睡者各有其世界。

但人们会用“奇葩说”的口吻来辩，我们分得出也算得出“二十四重人格”——如今人们似乎更乐于去理解分裂人格，或许是因为他们已习惯周旋于人设。智慧聚于外，就反而能理解一些图像化的理论，以及扁平罗列，昂伯托·艾柯说的“清单”。我们穷举，计算，算计，超难的算法，如果有金钱驱动，人们也会不辞辛苦弄懂，比如比特币，区块链，但不得不说比特币和区块链理论里确实包含理想主义的部分，比如去中心化的社会理想，但我们目前的兴趣只在挖矿。钱要真来驱动理想就好了，然而钱驱动的是兴趣，钱怕不可行。

《奇葩说》节目截图

如今说不定你赖以自我清高的精神产品的某一部分也早变成了生意，你多半会指着局部变现却没有实现的理想，自嘲一句“这门生意是我本来的兴趣”。

日常说“理想”，说的反而是兴趣的盲区、大众兴趣的盲区，反而包含固穷的负面气质。固穷，如戴锦华所说，就像纸性恋、二次元宅男，正走入“个人主义绝境”——也即一种彻底不参加社会分配的真孤独。

汉娜·阿伦特的《人的境况》认为人需要活在集体。不过集体要求你起码得“有用”，“有趣”，“有情”，“喜感”，“萌”，“可爱”，“高冷”，“酷”，“暖男”，“佛系”，连“丧”也有其可爱……当我们穷举，又会觉得集体口味越来越宽容，集体接口越来越多，只要你愿意，你总会找到让自己无害化、有用化的标签，加入网红大家庭。各种近乎精神分析的人设都将有用，网络流行语动辄创造新的人设名称，弄不清集体是在“施”还是在“受”。时代语言最大问题却在于限定人格，当我第一次听人用网络语言在现实里说话，我感到震惊，活生生的人，开始这样说话，每个人的性格将趋同，你一说这语言，性格就被规定得死死的，必然卖萌，必然鸡贼，必然道貌岸然地高尚，必然道貌岸然地正直，但这么多“人设”，共性却是世故，现在许多年轻人是假摇滚、真懂事儿，像顾全大局啊，懂事儿啊，这些都不是年轻人该有的激情，这些是早老，这些都不是周迅说的“想破一破自己”。周迅反而是有人格理想的。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

平凡者一旦暗有网红心，“坚守”不免冲着出名和影响力而去，这无可厚非，尤其是正直的声音需要被更多人听见，但成名的遗憾之一却是：非以成就闻名天下，而以受害者身份闻名天下，这更是社会的遗憾，受害者若能继续发声，受害者就成了勇敢的追问者。

愿你的“坚守”不因成名而停下、不因受害而消沉，不转而经营理想之外的营销，更不会顾及既有的“人设”，何况“人设”崩塌则显人性，兴趣露锋芒则显出理想。在坚持的追问中——像柴静对雾霾的追问、淡豹坦陈受害并追究社会痼疾——仿佛你言多必失，“理想”兀自又继续长成公众不鸟的样子，重又遇冷、或被逐出公众话语，窦唯的外表给了这种人一张脸，时代的零余者，仿佛是可怕的、难以言说的、反名声的、冷场的。连堂吉诃德似也已不足以描绘他们。

堂吉诃德是温和的理想主义者，疯狂又妥协，超前又温和，他给自己一个下台阶的命题——谁能册封我骑士。时代变迁，骑士不再真有，但陛下仍在、等级制度仍在，这些随时与疯狂、非主流、甚至坟墓里的历史对接的“接口”仍然在，我常说美国政府豢养嬉皮士来对付嬉皮士，美国政府也有一切接口，随时能以对话的方式干预到细节深处，这个年代，谁都不傻，所以妥协将是深刻的，也是有可能的。

我挑战风车多年，风车没有和我互动，我的理想变成兴趣。狂想和游荡总有自己收场和下台阶的方式。堂吉诃德要求反而不高，虚着眼睛把旅店主人当堡主就行，他对仪式简陋与否，册封人合法与否并不真在意，他给了自己高起点理想，又容变通，念头高贵，旅行动机也高举高打，然而碰到现实，他用幻觉来粉这个世界。他设给世界高贵的前提：世界的丑陋和平庸反而是因一切被施了魔法。

堂吉诃德大战风车

《堂吉诃德》是关于截访理想、把理想关进笼子的故事。第一部的后半部分，堂吉诃德被赋予了一个温柔的小集体，令他满足小确幸，理想几近变成温柔的兴趣（《堂吉诃德》里最有“菲茨杰拉德之美”的段落都在这部分）。第二部则真的出现了一个灵魂上能和他说得上话、甚至屡次能乔装成和他一样的公共骑士，最终通过点到即止的决斗战败他，令他最终放弃理想。同时，作为第二部的复调，公爵只手遮天创造的虚拟现实，令堂吉诃德通过无害的方式充分体验了自己的所有幻觉，堂吉诃德没找到爱情，因为不需要爱情，爱情不是必需品，不需“彼此相爱，就是为民除害”，只用诱导自慰，就能“为民除害”。《堂吉诃德》这本书也可以算是一本程序员手册，专门讨论“错误陷阱”。如今各种人设也是错误陷阱，是驯化。

我突然想到，如果鲁迅来写《堂吉诃德》，他会写到第一部结束就结束了，送疯子回家就算完成了“社会吃人”，鲁迅自己也没有活到理想被打脸的年代。

1929年鲁迅在北京讲演

接着我想起，多年前写一篇非虚构叫《惯于争鸣的长沙人》，访问了长沙八十年代的老市长，访问了心态平和或不平的老中青知识分子，无论性格倔强与否，最后无非还得选择，“理想”与“兴趣”，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会做人”还是“不会做人”，在湖南的老人院里，老翻译家杨德豫拒绝了我的采访，他传话来说，“我根本不做人”。

杨老的拒绝是对的。我们三顾茅庐拉一个隐士出来，轻薄拷问，又指着一个勤劳的人说，这个故事“好励志耶”，他的社会效用就用完了。我们轻薄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兴趣爱好又有哪些，就如问“你幸福吗？”，他也许会反问，“这个世界会好吗？”而他们的理想的内容或已化为风骨。胡波则用年轻的死来回答：“我根本不做人。”

我还想起崔永元，崔永元近来的直播里悲情地裁缝着悲情的服装，缝上这些铁血纪念章就像马戏团里用乳头吊着砖头。就和我的许多朋友一样，他不但卖保健品，开面馆，终于也卖起了服装。

实际他继续在这三观过于明确的时代，顶着模糊的压力，扛模糊的鼎、砸模糊的锅、捅模糊的黑洞、敲模糊的钟，用近乎圣愚的态度在死磕，他并不讨好的理想，继续消耗着自己已有的影响力。他这样下去，在复杂的社会，会越看不出“忠奸”，但他也越像彻底地正直。

崔永元

米兔女孩们的抗争被许多人视为无聊——扭曲的年代，常识和理性已是莫大理想，米兔运动千百桩控诉，或能促成两性关系的社会常态稍稍更平等，争取的是未来社会的新理性，斯宾诺莎说：“理性的人渴望为自己争取的，正是他们渴望为全人类争取的。”

我最后想到的是金庸。多数有文学理想的记者并没有能像金庸那么坚韧——当新闻理想在现实面前失败，转而写武侠小说，竟然写出了如此辉煌的名堂——他重又把兴趣变成了理想，这需要化腐朽为神奇的不死强力，而我辈还只停留在“鄙夷兴趣”的初级阶段。也许，对曲笔和隐喻的耐性，是文学的真谛。

金庸活穿了，也做到了，也让我重思“兴趣”，兴趣作为无心插柳的策略，以不经意来实现理想，建立一个平行的宇宙，理想中蕴含的能量终也得到宣泄与成就。

金庸

也许，当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写下：“……愿你道路漫长”，他想说的是：如果理想休矣，愿我们的兴趣深不可测。

作者原标题：《理想与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