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为何能“维护国家独立”？

源济

近代日本为何能“维护国家独立”？

2018-11-23  冯玮  大家


导读

不少人将“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视为对偶，殊不知两者有着质的差异：前者主张民族精神不可变，后者主张体制制度不可变。

鸦片战争

面对西方的殖民主义挑战时，为何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日本却能维护国家独立？这个问题最初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羽仁五郎和服部之总在二战前提出的，迄今已探讨了大半个世纪，仍方兴未艾。虽然学者们观点各异，但都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可脱离特定的国际国内格局。例如，约翰·费尔班克（John K.Fairbank）在《东亚：近代的变革》中指出，“为了解东亚近代的历史，我们不仅需要整体把握东亚的文明，同时还应把握东亚各国的差异”。[1]

然而，即便是学术大家，也会犯这种忽略差异的错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就认为“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是母子关系”，著名旅日作家陈舜臣在《日本人与中国人》一书中也提出“中国是树立路标的民族，日本是循着路标前行的民族”，类似这种论述，可能恰恰遮蔽了中日之间很多重要的文化差异。比如中国历来强调 “贵贱上下之别，华夷内外之辨”，以天朝大国自居，而日本则有拜强者为师的民族性；中国以“仁”为核心的儒教，传到日本以后变成了以“忠”为核心；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到了日本变成了“仁义礼勇诚”，以至于森岛通夫在《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将儒教在日本的嬗变称为“宗教改革”。又比如，日本佛教13宗56派虽然大都从中国传入，但信徒最多的日莲宗和净土真宗，却由日本独创，有明显的本土特色。

陈舜臣的《日本人与中国人》

那么，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是不是导致两国在殖民主义浪潮冲击下，命运迥异的根本原因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为何英国没有叩关日本？

日本能“维护国家独立”，首先得益于面对殖民主义浪潮冲击时，占有空间和时间优势。19世纪，推动殖民主义浪潮的动力，主要产生于工业革命。英国商人不惜用残害健康的鸦片敲开中国禁闭的大门，主要就因为工业革命需要原料和市场。但是，英国的殖民扩张，如同从震源逐渐扩散的“地震波”，经过印度和中国到达日本后，力度已明显减弱。

对英国而言，日本的市场并不诱人。按照曾任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在日见闻《大君之都》中的论述，“西洋列强，特别是我国，在东洋拥有很大权益，日本是其前哨地点。我们有应该维护的威信和帝国，以及巨额的通商贸易。但是在增加通商贸易额方面，日本能给予贡献的程度，恐怕是不值得多加考虑的。和日本开展贸易，对我们来说或许并不十分必要。因为，茶和绢，我们可以在其它地方得到。煤炭虽然有用，但是日本可能为了维护国家的体面而将价格定得很高。日本的金属虽然品种丰富，但日本不愿出售，况且我们也可以从其它地方或离我国更近的地方搞到。更重要的是，和日本贸易所获得的利益，将不足以弥补为保护贸易而派遣小舰队所需要的经费。”因此，正如友野茂所言，“在英国这个距日本最辽远的国家开始产业革命, 对于日本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幸运”。[2]

正是基于对日本的这一认识，和中国不同，最终迫使日本打开国门与之经商的，不是英国，而是美国。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马修· 佩里率领7艘涂得漆黑的战船驶入江户湾，在3月31日迫使日本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史称“佩里叩关”。但条约内容是要求日本在下田和函馆为美国船只提供物资补给；要求日本救助和引渡漂流人员；在下田为美国人提供居留地。也就是说，美国主要是将日本作为一个向外扩张的“落脚点”，这和英国迫使中国签署《南京条约》实行五口通商，有显著差异。

日本版画所描绘的佩里

英国没有“叩关”迫使日本“开国”，客观上有利于日本“维护国际独立”。正如远山茂树所言，“阻止日本趋向殖民地化的因素，一是列强之间的相互牵制，二是列强方面，特别是英国，支持日本国内的开明派，不管他们是幕府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也支持日本改革派推行民族主义和自上而下的改革路线，着力加强与开明派的协调。”[3]

同时必须强调，“佩里叩关”的时间，是在中英鸦片战争十多年以后。西方“蕞尔小国”打败东方泱泱大国，极大震慑了日本。在美国舰队进犯日本之前，日本幕府已接获荷兰商馆提供的情报，了解了指挥官的姓名、舰名舰数、有无登陆作战的准备等。因此，当佩里率领的“黑船”在浦贺海面出现并要求递交“国书”时，幕府即召开紧急会议并达成了一致看法：在海防尚不充分的现实条件下，强行迎战难以取胜，故宜接受国书，然后再寻求适当的对策。更重要的是，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强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但日本历来将对外贸易视为生存不可或缺的营养。

佩里舰队登陆横滨

1587年丰臣秀吉颁布《驱逐传教士令》，限耶稣会传教士20天内离境。可是被日本称为“南蛮”的西班牙传教士和葡萄牙商人，奉行“商教一致”原则：进行贸易的前提是接受传教。结果，丰臣秀吉投鼠忌器，使该“法令”成为一纸空文。直到1600年，德川幕府才断然实行“锁国政策”，但日本的“锁国政策”，是禁止基督教传播和对贸易进行管制，防止各藩“借外力而逞野心”，即主要为了防止幕府政权被颠覆，从未拒绝对外贸易。统计显示，整个江户“锁国时代”，日本外贸不是萎缩，而是扩张。值得注意的是，江户幕府早已了解：“近年唐国各处，很多人吸食以鸦片种植之烟草，贻害甚众。”[4] 因此，1858年日本和美、英、法、俄、荷签署的通商条约即“安政五国条约”，明文禁止鸦片输入，但对贸易本身，并不排斥。

而且，日本的“锁国政策”也并不是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封锁。“兰学”能够在江户“锁国时代”形成并不断发展，“作为服务于权力的知识而得以承认”，就是最好的证明。何况所谓“兰学”，不仅仅是“荷兰的学问”，也包括英、法、德等国的学问，荷兰语只是媒介。如作为兰学形成标志的《解体新书》，原是德文；百科全书《厚生新编》，原是法文。

“开国”前，工业近代化在日本已经展开

2015年7月初，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日本的“明治工业革命遗产”申报成功，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日本原先申报的名称是“日本近代化产业遗产群”，最后定名为“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只是为了彰显“明治的荣光”。实际上，不少“遗产”在日本“开国”前就已问世。

1851年，岛津齐彬成为萨摩藩（鹿儿岛县）第28代藩主。他震撼于清朝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面前的不堪，认识到工业化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倾力创建日本第一个近代工厂群，包括军工业、造船业、制铁业、纺织业等多项产业，史称“集成馆事业”。至1858年岛津齐彬去世，该项事业已颇具规模。

三菱长崎造船厂第三船坞

日本著名学者、东京大学教授西岛定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认为，受制于地主、商业资本、官僚三位一体的运作，中国农村工业被隔离于近代的进化类型之外，因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成为中国历史学“五大难题”之一。而日本的工业近代化历程，在“佩里叩关”前已经开始。不仅如此，“开国以前，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广泛存在，是幕末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点。”[5]

20世纪30年代，日本曾展开过一场以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为主的大论战，史称“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对阵双方，一方因编纂了多卷本《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而被称为“讲座派”；一方因创办了《劳农》杂志而被称为“劳农派”。两派围绕明治维新前日本的社会性质，展开了激烈争论。劳农派认为，讲座派将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定性为军事和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忽视了当时日本社会内部的动力和变化，否定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讲座派则认为，劳农派这一观点是强调普遍性、否定特殊性的“公式主义”。但两者存在一个共同点，即都承认明治维新前，日本资本主义已有明显发展。服部之总甚至指出幕末的经济已经达到了“严格意义上的工业时代”。[6]

一般而言，落后国家的近代化，主要是由外力推动的，但日本在外力推动前，已经有了内发的冲动。不能不提醒的是，面对“佩里叩关”，结束“锁国”的是江户幕府，而强调“攘夷”的是日本朝廷。两者的斗争，本质上并不是“保守”与“革新”之争，而是权力之争。正因如此，在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日本实现“王政复古”后，不是真的“复古”，而是展开具有强烈“西化”色彩、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为三大方针的资本主义改革——明治维新。

1871年成立的东京炮兵工厂

“和魂洋才”并非“中体西用”的对偶

学界一直将佐久间象山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和冯桂芬提出、张之洞全面论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行类比，将“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视为对偶。殊不知两者有着质的差异：“中体西用”主张体制制度不可变，而“和魂洋才”主张民族精神不可变。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者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所以引起强烈反响，就是因为概括了日本“成功”重要的乃至根本的原因：“日本的民族精神”。

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

“日本的民族精神”有一项公认特质，就是以强者为师。纵观历史，日本共派遣了18批遣唐使，其中抱着虚心向唐朝学习的，是第七批至第十批遣唐使。663年白江村之战，日本领教了唐朝的实力。之后，日本认真拜中国为师，派出了第七批遣唐使。753年第十批遣唐使回国后，由于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实力日衰，日本学习热情骤减，直至停派遣唐使。1863年萨英战争，令萨摩藩统治者领教了英国的强大，即派遣19人秘密赴英留学。这批留学生包括后来的日本明治政府外务卿寺岛宗则、海军兵学校校长松村淳藏、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等。

日本遣唐使

秦朝在“秦皇扫六合”统一中国后，即郑重宣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从此君权不断扩张。阳光雨露，皆为君赐。秦朝以“郡县制”取代封邦建国的“封建制”，使地方“诸侯”成为中央外派、不得世袭的地方官，实际上已经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虽然古代中国有改朝换代“易姓改号”的“历史周期率”，但追求集权的本质始终不变。汉武帝刘彻以降，相权被不断削弱。宋太祖赵匡胤趁宰相范质站立奏事，密令撤座，从此宰相也必须站立而非端坐朝堂。明永乐帝朱棣建立内阁制，“宰相”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清朝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制，实则换汤不换药。仔细追究，皇权在中国不同时代强弱不同，但“武将战死，文官谏死”，却是历史常态。因此，与其犯言直谏，莫如指鹿为马，也成为历史常态。皇权专制统治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改革，内容虽有不同，但巩固君主集权的本质，始终不变，及至清朝覆亡。

日本的体制和中国迥然有异。表面上，天皇“万世一系”，但实质上各时代的权力结构一变再变。奈良时代争斗不止，“政情混迷”，遑论集权专制。平安时代，“摄关政治”和“院政”轮流登场，天皇在政坛上似乎成为“看客”。从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到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历时767年的武家政权时代，天皇只是一尊“偶像”。但是，按照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的观点，“至尊的天皇和至强的将军的并存，是日本的幸运。因为，这避免了集权专制的产生”。地方上，日本在中世纪已存在“大名领国制”。“日本国”这个概念，迟至19世纪50年代的江户时代末期，才由坂本龙马首次使用。之前的“日本人”，根本没有“日本国”概念。正因为此，没有幕府参政权的西南雄藩长州藩（山口县）和萨摩藩（鹿儿岛）联手举起“尊皇倒幕”的旗帜，天皇权力复归，进而推行明治维新。江户时代末期，日本有276个藩。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随着“藩主”变成中央政府地方官——“县知事”，日本才真正完成中央集权。

最后必须强调，“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日本人对英国的关心日趋强烈。和日本一样，同样是岛国，且面积和人口亦无大的区别，为何能以占压倒性优势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称霸世界？这一问题，自此被正式提出。认为英国富强之根本在于君民同治的立宪制的见解，开始出现。”[7] 于是，日本展开了一场如何变革政体的争论。以福泽谕吉、小野梓为代表的“英学派”认为，应该仿效英国，“君民共治”，建立君主立宪制。以中江兆民、植木枝盛为代表的“法学派”认为，应该“万民共治”，学习法国，建立共和制。以井上毅、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德学派”认为，应该学习德国，“主权归一”，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这场争论能热烈展开，本身就说明日本政界和知识界，不认为“体制”不能改变，他们所要坚持的只是“和魂”，即以强者为师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日本不仅得以“维护国家独立”，而且“脱亚入欧”，成为推行殖民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成员。

参考文献：

[1] John K.Fairbank、Edwin O.Reischauer、 Albert M.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 Houghton MifflinCompany, Boston,U.S.A,1968,p9.

[2] 友野茂《“无敌”的日本史――岛国日本为何未被侵略？》，日本文艺社，1989年版，第66页。

[3] 永井道雄等编：《明治维新》，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42页。

[4] 林屋辰三郎编：《幕末文化的研究》，岩波书店，1978年出版，第36页。

[5] 伊文成、马家骏：《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6] 服部之总：《维新史方法的诸问题》，载《服部之总全集》卷4，福村出版，1973年版，第59－60页。

[7] 山室信一：《法制官僚的时代》，木铎社，1988年版，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