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在我20岁那一年（连载） | 人间

源济

20岁偷渡美国：除了信靠蛇头，我无路可走丨人间

艾亚舟 人间theLivings  2018-12-06

除了信靠小个子这伙人，我们自己还能如何？能办签证吗？能买机票吗？能自己找地方住吗？不能，统统都不能。我们不过都是看着其他人在这家“走线”成功了，才选择这家的。

配图 | 关斌斌

前言

在新世纪留学潮掀起之前，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美国、再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合法身份的偷渡客，一直是华裔社区里不可被忽视的组成部分。他们是全球移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身处在夹缝中，同时违反了中美两国的法律，又同时为中美两国经济做着贡献。

因为研究的关系，过去几年，我曾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深度接触过数以千计的底层华裔移民，听他们给我讲述了五花八门的偷渡经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的一份子，其经历就是这个高速前进时代的缩影。

这个故事主人公的经历其实在唐人街本也不算稀奇，之所以选择记录下来，只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爱聊天的人，得益于此，我才能记录下这么多细节来。

偷渡，在我20岁那一年  | 连载01

他们说，我能去美国，就是“马上要赚大钱的人”了

我人生中第二次出国就要去美国。

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新马泰，时间是在来美国的半年前。那次旅行并非是我想去，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是为了“留下良好的出入境记录”，方便日后再去别的国家。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新马泰玩了什么见了什么，大部分时间不过是捧着手机玩游戏，跟着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家宾馆到另一家宾馆。

我甚至没怎么见过自己的护照，护照一直在他们手上，我只有在登机和过关的时候才“有权”拿着，仿佛他们才是我护照的持有者。

所以后来，当我失去护照的时候，我也没有多少特别的感觉。

从新马泰回来后，生活仿佛突然就开始加速。

父母忙乱地给我收拾行李，带不了太多，因为迟早都要丢弃，所以如何选择就成了难题。带了冬装就带不了药品，带了球鞋就带不了外套……他俩总会时不时地为带什么争吵起来，间或会夹杂一些“月经”式的数落：“如果当年不是你没去成日本……”

1989年，爸爸曾经跟着村里的几个乡亲们去过日本，但没多久就被遣送了回来，成为村里少有的失败者。二十几年过去了，妈还是放不下这件事。

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爸爸都被传为笑柄，甚至连小时候的我也常常因此遭人嘲讽：“老爹是废物儿子也是废物。”直到几年前我哥“成功”到了美国，这种冷嘲热讽才算告一段落。

我对爸爸妈妈这种翻旧账式的争吵感到异常乏味，对眼下发生的一切更是陌生又疏离，仿佛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显然，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和我息息相关——他们经常要来找我评理：“到底长袖还是短袖更适合穿越热带雨林？”

我才20岁，热带雨林长什么样子我都没见过，找我问有意义吗？我起身关上门走了。

倒也不是要躲避他们，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有推不掉的饭局。去美国，在我们那里是大事，就像成年礼一般，亲朋好友会轮番找各种理由聚会，壮行、祝福、送行、告别、同学会、亲人聚会……总有一款适合我。

那天是高中同学聚会，选在不久前办过谢师宴的那个酒楼。是的，我才高中毕业没多久，酒席上的这些人和我还没分开超过半个月，不过就是找理由要“帮我花钱”。反正在他们看来，我是“马上要赚大钱的人”，让我掏腰包就是理直气壮的。

“在餐馆给人打工刷盘子算什么挣大钱？不过是利率有别罢了。”我嘴上说不出，只能心里这么想。

一盘盘海鲜端上来，一瓶瓶啤酒摆出来，饭局一开始，大家便觥筹交错，拙劣地模仿着长辈们的酒桌礼仪。很快，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的破事都讲出来了，当年谁抄谁作业，谁给谁考试递纸条，谁帮谁平过事，谁替谁在老师那里打掩护，然后，话题再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身上。

我是班里第一个要“出去”的，大家斟满的酒杯便不停地举起。我知道，其实在座的好些人都在办这事，八仙过海各找门路，只不过是门路快慢不同而已。

买单的时候我特意开了张个人发票。此前家人一直叮嘱我，说这段时间的大小事务最好都能记录下来，什么时候、和谁、都做了什么，日后或许都用得上。回家后，我把发票往我妈面前一塞，她就和前阵子留下的各类发票、存根、照片以及任何符合这两条标准的文件放在一起，再放进一个木头抽屉里。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自己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客死他乡，这种事情每隔几年总有发生

等待的日子都是漫长的，而且很容易惹恼我妈。可能是沮丧，也可能是恐惧，或许更多的是不舍，当她不知道第几次收拾我那点随身行李的时候，又一次冲我发起火来。

与其说是骂，不如说是一种话音尖锐的唠叨，我们的日常对话大概都是如此：

“你没出过远门，凡事要机灵些……”

“好。”

“你要记得，没有人会顾着你，你得自己跟着紧些……”

“好。”

“别人说什么你就照做，伶俐些……”

“好。”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你在外面不要不会做事……”

“好。”

“你做事做得不好，别人说我们做父母的没家教……”

“好。”

“你吃不惯外面的东西，就记得煮泡面，记得吗？”

“好。”

“加个蛋……”她往往也会意识到我在敷衍她。

“知道了。”我便自然地停下机械式的应答。

有一天，我发现她在我的行李夹层里塞了一包土，于是就跟她争吵了起来。

“这包土能不能带上飞机啊？等下海关查出来怎么办？”

“没事的没事的。”

“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啊？等下我被拦下了上不了飞机怎么办？”

“不会的你相信我。”

“你自己说过到时候别人不会顾着我的……”

“你听我一次会死吗？”

“我……”

“你水土不服怎么办？那里可能有瘴气的！你很可能会生病的！到时候你就需要嗅一嗅泥土，不然你就死在外面了！”

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他们在外面会有医生嘛？他们会管你死活嘛？不就还是只有你妈妈我会想着你？就算有医生，那个医生会说中文吗？而且如果你在爬山的时候病了怎么办？谁给你收尸？你孤魂野鬼的到时候可进不了宗祠的……”

说着说着她就哭了起来，我自然也没法再说什么。我无法安抚她长期绷紧的神经，因为前两年我哥走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如今不过是再来一次。

事实上，客死他乡，这种事情每隔几年总有发生，也是村里人茶余饭后惯常的谈资、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记忆。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死法，至少从我记事起，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完全一样的遭遇。比如，有在沙漠中迷路渴死的，有在热带雨林中被毒蛇咬死的，有过河的时候搭乘的轮胎破了淹死的，也有爬山的时候崴了脚跟不上队伍被落下的，甚至还有忤逆小头目被设套弄死的，或者被边境的民兵撞上干掉的……在这个时候，这些事情又被重新拉出来反反复复、添油加醋地讲，成为我对这趟自己躲不掉的出行最深刻的记忆。

我知道，此刻的我，也正在成为这个故事潜在的男主角。大概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性别——作为一个男生，在这趟行程中会少了很多剧情。村里经常会传一些女偷渡客的香艳故事，也不知真假。我是不太信的，总觉得那些不过都是中学男生私下里口耳相传的、糅合了无数人想象力的一些剧情罢了。

游泳比读书重要，学好英文比什么都重要

那段时间，每次看我在家里无所事事，我妈就赶我出门去练游泳：“关键时刻能保你一命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些河有多宽，哥哥作为唯一的信源，却不是一个靠谱的标尺。有一次他说那时候自己在皮筏上漂流了半个多钟头，后来又说可能也就几百米宽，大概是他把那些河全都弄混了，反正我就是得不到一个关于“万一出了事情，我得游多远”的准确距离。

我走到村子附近的水池，在里面认真地游来游去。

村里并不是没有游泳池，这些年，那些衣锦还乡的叔叔伯伯们早就把村子修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学校、牌坊、养老院、健身房、体育馆、亭台楼阁、宗祠孔庙一应俱全，当然还有很高级的游泳池。但我很讨厌这种学游泳的目的性，仿佛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为了游到太平洋对岸一样。

小时候，谁家起了新楼，村里其他人就啧啧称羡，而起新楼的人家除了说自家“谁谁在美国发了财”以外，一概不多言语。然后，各种道听途说的“光荣”事迹就在村里流传开来，什么打餐馆睡厨房拼了几年攒够钱开了自己餐馆、什么买彩票中了几百万、什么衣厂做工光缝扣子一天就能挣50美刀等等……

再然后，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搞得村里人都心浮气躁地攀比起来，每个孩子仿佛也都成了美国餐饮业流水线上的半成品——游泳比读书重要，学好英文比什么都重要——男孩子在家如果洗得一手好碗，切得一手好菜，爸妈就别提脸上多有光了；如果能做几道菜，立刻就能成为村民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我虽然执拗不过自己的生长环境，但这也的确成了一个可以不好好学习的借口。到了眼下，我能高中毕业，已经远超爸妈的期待了。当然，年纪太小也走不了，没有谁愿意带个半大孩子冒这么大风险，而且，也没有谁家日子难到要初中生出去打工的程度，与其在家闲着不如多读几年书，至少英文单词能多学几个。

我妈常告诫我，当老板不会英文是不行的，不然就会被人骗，要不然就不得不和别人合伙，管不了自己的钱。

“美国和我们这里可不一样，他们有法的，很难办。”这是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

其实她也说不出啥不一样，而对于这个所谓的“法”，更没有人能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反正就是“不一样”。

游到天快黑了我才起身，手机不断地闪动着提醒，一个哥们一个劲儿地问我“去不去KTV找妹子”。我实在不想搭理，但又觉得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搞不好这趟就挂了，难道你想死的时候还是处男？”

其实，这几年“走线”早就没那么危险了，听很多出去的人说，就和旅游一样。一船人在外海被拦截的事情早就成了封尘的历史，只发生在我出生以前。

“时代不同了，大航海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心里戏谑道，当然也算是自我安慰。

回到家，我妈又在捣鼓那个包。我放弃了和我妈对抗的念头，扒了几口桌上的饭菜，转身就去冲凉了。

不管什么事情，大家焦虑久了也就消停了。很快我妈就不再折腾我的行李了。等到这个时候，家里的人甚至都不再提这件事了，仿佛我下周根本不会去北京一样。

这种感觉很“高考”——大家都装着没事人一样，假模假样地不给考生加压，都装着没看见房间的大象，但它就在那里。由于早就知道了去美国的时间，我以及我全家都完全没有进入过备战高考的状态，其实后来我考的还不赖，至少能去个三本，但读大学有什么用呢？

在我们村，去美国欧洲日本赚钱才是正经事，次一点的也得是澳大利亚新西兰。高考真的没那么重要，至少每年都能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大学生就业难的新闻。而据村里人说，去了美国只要肯干、耐得住寂寞，一个月三四千美刀总是有的。高考又算什么？

我也不知道爸妈是怎么想的，但反正不想打破他们的这种静默，因为不知道会引来什么反应。

不知道什么时候，眼泪就流了满脸

临行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宗祠和寺庙祭拜，在我家，这是每逢大事、节日都要去的——“走线”绝对是大事，没有祖宗保佑不行。

那段时间，几乎每个人打电话给我都会问到这件事，让我不堪其扰。去拜祭的日子也不是我说了算的，自然是要查黄历，苦捱到“宜祭祀”的日子才行。

除了把宗祠修得越来越漂亮气派，祭祀本身慢慢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了。繁文缛节整一全套，可能都抵不上捐钱纳款来得实在。黄纸要烧，印的五花八门的冥府通宝也要烧；香要上，经要念，絮絮叨叨都来一通。

我完全不懂规矩，只能跟着我爸妈跪下起身，再跪下再起身，感觉两个膝盖都不是自己的了。我妈踉跄地走到照看宗祠的老头那里，给他面前的功德箱里塞了一个厚厚的信封，双手合十作了个揖。

这不过是漫长的一天的开始。接下来还要去妈祖庙祈求平安，去王爷庙祈求诸事顺利，还得去值日功曹那里祈求……不知道什么，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到处都是庙，谁都得罪不起，只能挨个拜过。

我心里觉得憋屈，但又不能忤逆爸妈的意思，大家都求出门之前尽善尽美，真有个三长两短，起码别人也不好埋怨我们家数典忘祖。我妈口中的祝祷词我是全然听不明白的，本来就声音轻，还操着非常重的口音。我这一辈学了个夹生饭普通话的年轻人，平时聚精会神或许能明白个大概，这会儿也只能默认我妈在说我好话了。我爸也只是来走走形式的，跪在蒲团上感觉要睡着。

也许这香太熏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眼泪就流了满脸。

过了两天，终于要启程了。

上午在家等车来接的时候，每隔五分钟我就要起身去门口张望一下——这可能是我打有手机以来，主动丢下手机时间最长的一次了。

我妈在最后一次检查我的行李，时不时大声啜泣一下，像是重感冒吸鼻涕的声音。我爸早就不见了踪影，可能在后院抽烟。他似乎总是应对不了这样的场面，上次我哥走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顾不上其他人，心思全在那辆即将到来的金杯车上。那时候我常觉得，我和我哥走了爸妈也就解放了，待在家里大家相看两厌，我们还是早点飞出去，越远越好。

车来了，我爸忽然出现了，提起我行李就往车的方向走去，背着包的我只能转身和我妈道别。拥抱着她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抱过她了，也第一次意识到，她身材原来这么小，头只到我胸口。我妈就在我怀里大声地哭着，又似乎在拼命抑制自己的情绪，声音格外别扭。

因为背了包，她拍不到我的背，就笨拙地砸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儿叮嘱我要给她打电话。我一想到也不知道下次再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甚至不知道这一趟要走多久，也跟着她一起哇哇哭得像个孩子。

司机估计是看多了类似的戏码，按着喇叭催我过去，吼着说去机场的路这会儿很堵。我也只能说些要他们保重的废话，然后头也不回得往车那边走，爸爸早就放好了行李，在车旁边等着我。我和他倒没啥好说，重重地抱了一下而已。

我钻进车里，找了个空位置坐下，车便很快开动了。

我们就是沧海一粟，涌入洪流之中

金杯车里坐了五个人，三男两女，年纪看起来都不大。大家都小心地回避着彼此的目光。

听说出门“走线”一般一个村不会同时走好几个人，而是每个村都有一个，这样方便带队的管理，所以我们都彼此不认识。

这车有些年头了，除了空调以外，从座椅到内饰都在嗡嗡作响。我刚才情绪激动尚未平复，又正值仲夏天气酷热，坐下之后就开始浑身冒汗。掏了掏口袋和书包，很快就发现了自己遗漏的第一样东西——纸巾。

忽然，左手边的女生翻出一包纸巾，抽出两张递给了我。我稍微犹疑了一下，接了过来。好不容易擦干净了汗，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忘了道谢，转头向她说声谢谢，她点点头算是回应了。

一路无言，金杯车一直在有规律地颠簸。我头靠着车窗，不知不觉睡着了，直到有人喊我下车。

下车的时候我还有点迷糊，劈头盖脸地被司机骂了一通。他训斥我说，这些人虽然来自同一个镇，但并不一定找的是同一家的门路，大家起点终点相同，但中间路径却差异很大，随时会有人离开或者加入，所以在没有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易睡着，也不能相信任何一个看似同路的同伴，否则轻则财物遗失，重则流落他乡，“到时候他们都未必帮得上忙”。

我不敢说话，只能唯唯诺诺地点头称是。

被骂完以后才发现，其他人已经跟着接头人进了机场大厅，我这才慌忙地抄起背包拖着箱子追了上去，狼狈地进了长乐机场。

在机场大厅，大家围着一个穿文化衫、很不起眼的小个子，听他说着注意事项。因为是国内航班，似乎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证件还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就好。据说大家的护照都在北京的接应人那里，正在办理签证。

于是，我们一行六人就像去北京的普通游客一样，拿着登机牌，安检、候机、登机，每个人都坐在飞机不同的地方，最近的人离我也隔了三排。那个小个子坐在靠前的位置，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虽然这一段行程尚在合法范围内，但我的心还是悬了起来，脑子也转得有点慢，空姐问我要喝什么的时候，我一紧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随后又担心起来，怕自己的尴尬举动会更引来怀疑。

其实一切都是我多虑了，根本没有人会注意我们，我们不过是数以千万计进出北京机场的乘客中的一小群，沧海一粟，打扮、样貌丢在人堆中根本找不出来。

而这一行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靠的也就是千千万万我这样面目模糊的人，不断地涌入这一波又一波的洪流中。

“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谁都不是，不要东张西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默默念着这句话。

他们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这些都不重要

出了机场后，一辆面包车就在停车场等我们。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和家乡完全不同，这里即使是绿树也有点灰黄的感觉。虽然也不乏高楼大厦，但也有不少平房土房。从路牌上看，我们是到了顺义，车行了没一刻钟，就拐进一个住宅区的院子里，径直开入了地下车库。

小个子让我们分别搭乘两趟电梯上去，我想是避免遇到邻居撞见我们一窝蜂去一层楼的样子。

房间不大，我被安排和一个男生住一间。

简单冲了个凉，我就一边擦头发，一边和室友聊起来。他也是琯头的，哪个村没说，不过也不重要。姓赵，比我大一岁，我就喊他赵哥。

还没聊上两句，外面就有人敲门，喊我们出去吃饭。出门扫了一眼，桌上光外卖单就有好几个，应该是来自三四个不同的餐馆。大家坐下后都只顾埋头吃饭，一桌菜很快吃了个精光。小个子还是一副领导样子，指挥着两个女生给他拿饮料递纸巾，还一边看着我们吃，一边交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饭后，小个子就拿出一沓“材料“，每人一份，说要我们牢牢背下来。

这一沓有字的、装订起来的A4纸大概四五十页，有些地方已有污迹、卷边和折痕，很显然，我们不是第一批用户了。小个子说材料要在两天内记熟，还要人人过关，不过关的就不能走，而且头款还不退，这确实有点混蛋——走不走倒无所谓，但不退钱就很伤人了，头款虽然只有几千美刀，只占全部款项的1/10，但这好歹都是我哥挣的血汗钱，如果到这儿就灰溜溜地回去了，爸妈估计杀了我心都有。

“如果我记性好，早就读大学去了，何苦来这里背书？”我心里愤愤不平地想着，硬着头皮开始看。

材料里面的内容很丰富：有好几个国家机场的结构图，洗手间都用红笔圈出；还有应对海关各类提问的标准回答，有些问题的答案还有好几个，显然是为了避免一群人都一个答案引人怀疑；再翻几页，还有机场海关工作人员的简要介绍，每个人的态度、提问方式、肤色、发色都有提及；最后还有个简要的行动指南，但指南中更多的只是一个明确的指示：“跟着走。”

至于小个子以及小个子背后的人，究竟是如何操办这一整套事情的，外人其实根本无法从这个材料中掌握。

翻了一遍，我不禁纳闷，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因为光是关于机场的介绍，就有巴黎、罗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马德里五个，这也就是说，过几天我可能会出现在欧洲任何一个角落，而我知道，这不过是中转站而已。

结合之前司机的话，我们这六个人还未必会去同一个地方，包括赵哥。我不由得起身，假装去箱子里拿个东西，然后把箱子仔细扣好、锁上。回到座位上，继续认真琢磨起这个材料来。

又读了一遍材料，我才大致弄清楚了自己要扮演的身份：我要去一个叫伯利兹（编者注：Belize，是中美洲唯一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一个小国）的国家做“海外劳务输出“。对于这个国家，此前我是闻所未闻，很想上网搜一下——但刚下飞机的时候，我才给我妈报了一个平安，手机就被收走了。

这未知的神秘国家让我深感不安。它在哪？离美国多远？飞过去要多久？为什么要去这里？去了以后要待多久？我心里不断冒出各种问题，像一个个滚水中冒出的泡泡。

我忍不住想去客厅问问小个子，刚一推门，就发现有人正好从另一个房门出来。那人叫小黄，我让他走在我前面，假意自己要去洗手间跟在后面。果然，他也有着类似的疑问，把一连串问题抛给小个子，小个子听罢忽然站起来，脸色阴沉，伸手就扇了小黄两巴掌。我吓得一机灵，在厕所里尿都收了回来。

“问那么多干嘛？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东西记下来，该让你知道的都在这里了，不该知道的就跟着走，不会把你卖了的！”小个子骂得很凶。小黄的个子很高，但此时，却也只能捂着脸低着头不说话，悻悻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整个房间非常安静，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震慑住了，连原本纸笔的沙沙声和轻声念诵声都没了，仿佛这些声音会惹小个子不快一样。

这下我也只能心无杂念地继续看材料了。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除了信靠小个子这伙人，我们自己还能如何？能办签证吗？能买机票吗？能自己找地方住吗？不能，统统都不能。而在我们之前，多少人都是这样“走线”的，我们不过都是看着其他人在这家成功了，才选择这家的。

伯利兹是哪里重要吗？不重要。我要去的是美国，只要他能带我去美国，就算走南极我们也得走。

“总有第一次的。”我心里这么想着，铺开被子躺了下去。

接下来两天非常平静。大家继续背材料，小个子亲自下厨给我们做菜，房间里零食饮料也都供应齐全。我和赵哥开始互相提问材料里的内容点；隔壁的女生小宁已经把材料手抄了一遍、背得滚瓜烂熟了；和小黄一个房间的老陈跟我们抱怨小黄进展慢，似乎心里有过不去的坎一样，我们私下就笑他可能被打傻了；在车上给我递纸巾的王姐最云淡风轻，我们也没人担心过她，因为看起来她非常成熟稳重，虽然年纪也只和赵哥一样大。

住在这里的第三天晚上，小个子带来了我们的护照和机票。机票是去巴黎的，我接过护照，小心地翻看着，里面不止一个国家的签证，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伯利兹的。小个子指给我看，说我现在只需要记住是这个就行，其他的都是备用，不见得会去。我不明白他这么说的意思，也不敢言语。

等大家看完机票护照，小个子就又收了回去。他一走，我们六人一起聊天，才知道所有人的行程是相同的，都很开心。大概在这个每天都要面临无限不确定的环境中，我们这一行人是暂时能确定的最稳定的存在了。

第四天上午，小个子开始挨个“过关“。我们被轮流叫到客厅，他一一细致地问起问题来，语调就像机器人一样平淡。

赵哥第一个被叫走，我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赶紧临时抱佛脚从后往前把材料再过一遍。虽然客厅里面一切似乎都在有序进行，但我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赵哥回来时，给我比了一个OK的手势，虽然脑门上结满了汗珠，还是掩饰不住脸上轻松的笑意，拍了拍坐在椅子上的我的肩膀，我也多少宽了些心。

我是第四个被叫到的，小个子在提问之后，还给我讲了不少材料中没有提到的“小技巧”——比如接下来的接头人很可能会安排我们去哪个海关官员那里排队，然后又强调在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所以每个海关官员的情况都要牢记心头。

我顺利地通过了考核。

事实上，我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多少正经出国的人在海关那儿都比我们糟糕多了。

第五天，我们再次来到首都国际机场。这一次，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底气。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过多盘问，翻了翻护照就让我们过去了。等到了候机区，小个子又把我们护照收走了。没过一会儿，来了一个戴墨镜的大叔，小个子立刻一路小跑过去，毕恭毕敬的样子。墨镜和小个子聊了两句后，似乎往我们坐的方向看了看，并没说什么。

因为没有手机，我只好在机场买了一本学英语的书消磨时间。从洗手间回来的赵哥虽然坐在我对面，但也只能装着不认识。

登机的时间快到了，等队伍稀稀拉拉地排起来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站到了队伍的后面，墨镜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距离。小个子又把护照交给了我们，之后便站在离队伍不远处盯着我们一行人。墨镜和我们上了同一架飞机，而小个子则在我回头看他的时候抛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后，就转身混入首都机场的滚滚人流中了。

大家扫描护照登机，然后分别落座。我还是不由控制地紧张了起来，但一切如常，空姐依旧关着行李舱、依旧做着安全指示、依旧招呼着乘客们坐下扣好安全带。

很快，飞机就再一次起飞了。

（未完待续）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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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亚 舟

华裔社区组织志愿者

关注和帮助低技术移民适应在美国生活

源济

20岁偷渡美国：前方即将抵达最危险的一站 | 人间

原创： 艾亚舟 人间theLivings  2019-01-11

这趟航班分三段，北京飞巴黎、巴黎飞墨西哥城、墨西哥城飞伯利兹。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在我们正处于行程中最危险的一段——因为法国人很不喜欢福州人。当然，全世界人都不太喜欢福州人。

配图 | 视觉中国

前    言

在新世纪留学潮掀起之前，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美国、再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合法身份的偷渡客，一直是华裔社区里不可被忽视的组成部分。

因为研究的关系，过去几年，我曾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深度接触过数以千计的底层华裔移民，听他们给我讲述了五花八门的偷渡经历。

2010年下年，故事的主人公跟着蛇头离了家，踏上了漫长的美国之旅。在蛇头发的“学习材料”里，他们这些人，都是要先到巴黎，然后转机前往一个叫“伯利兹”的中美洲小国，做“海外劳务输出”。故事讲到这里，飞机已经从首都机场起飞了。

点击阅读前文《20岁偷渡美国：除了信靠蛇头，我无路可走》

偷渡，在我20岁那一年  | 连载02

在美国没个绿卡，谁会嫁给你？

2015年11月，纽约，华埠，东百老汇。

我好久都没有回到这个脏兮兮的、满是烟火气的地方了。在曼哈顿桥下了大巴，扛着大背包来到怡东楼，一如5年前第一次来的时候。摸出手机看看时间，然后就等着表叔来接我。

怡东楼在桥下，上面跑着地铁，站在这里，时不时都会被轰隆隆的声音所笼罩。相比之下，我打工的肯塔基小镇，真是好山好水好寂寞，不管白天黑夜，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就像墓地一样。

看表叔发信息说他正从第八大道（注：这里是华裔移民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处聚集区，福州人居多）过来，还有几站路，一晚上没吃东西的我也不想傻等，决定去包厘街的一家福州小吃店吃早点，扁肉、鱼丸各来了一份。吃着家乡的味道，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虽然在肯塔基我也在中餐馆工作，但我们做的菜大都加了不少一种酸不酸甜不甜的调料，老美倒是吃的很带劲，但那味道真是让我几难下咽，离“正宗”差了十万八千里。

不一会儿表叔就到了，寒暄了几句，问了问我的情况，我自然报喜不报忧。虽然对老板有诸多怨言，但工作是表叔介绍的，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他又问了问家里的情况，我也只能敷衍过去——有好几个星期没和家里打电话了，微信也就是和我妈嗯嗯啊啊两句，她看我把钱还完了，就开始催我结婚的事情，可哪里那么容易？

人在美国漂，大家都很实际。相亲的时候，女方通常上来就是“3万8”、“5万8”的——当然是美刀——甚至有些开口就要“9万8”，而最重要的是——男方得有身份啊。在美国没个绿卡，谁会嫁给你？

我妈搞不清楚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地瞎着急。这些年，我能把偷渡的钱还清了，在同乡中已经算是赚钱很快的了，而且这不马上就回纽约来办身份了么？结婚的事，怎么也得等都弄完了再说吧。

还是托表叔介绍，给我找了一家律师楼，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把能找到的材料全都带上，买了最早的“灰狗”大巴（Greyhound，美国全国客运大巴公司）的车票，回了唐人街。

“你再想想，当时你在哪里？做什么？要给我细节！”第一次见面，桌子对面的律师助理对我大声吼叫。

我知道她这么吼倒不是对我生气，而是福州话听起来都闹哄哄的，周围人一多就更吵了。

“你让我想想，这隔了有好几年了……”我想给自己衰退的记忆力辩解。

“这不是你自己走的‘线’吗？为什么会不记得呢？”

“真的太久了……”我很抱歉地对她说。

在肯塔基，每天面对酱料、果蔬、猪肉、牛肉，根本用不到脑子，一天干完12个小时活儿，整个人都是木的，想来，我还真是好久没用脑了。

每一本福州人的护照都滚滚发烫

飞机从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后没多久就平稳了下来，可以打开安全带的提示音随之响起。

因为心里依旧十分慌张，我还是木然地坐在座位上，手中紧紧攥着口袋里的护照，呆呆地看着不远处屏幕上的电影。我完全没有在意电影演的是什么，而是警觉地感知着空姐们在我背后的一举一动。每当她们走近，我就会心跳加速脑门冒汗，拳头也攥得更紧了，双脚不自觉地在地毯上扭动。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约莫40岁的阿姨，上完洗手间回来看到我的神情，还关切地问我是不是晕机了，我机械地摆摆手，她却站在过道不肯进来，还补了一句：“小伙子现在洗手间没人。”我怕再拒绝会要“穿帮”，于是“嚯”地一下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进洗手间，“砰”一声把门关上，锁好，裤子也没脱就在马桶上坐了下来，这才敢深深呼了一口气。

密闭的空间让我觉得安全，不用担心被人注视、被怀疑，更不用担心自己失态，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迟早会有人来催我出去。

口袋里的护照仿佛在发烫，隔着衣服我都能感受到它的热度。

这本护照，严格意义上讲，从来就不是我的——上面的照片是我的，名字是我的，生日是我的，但我不是山东人——这完全是蛇头用假户口搞来的假护照，从去“新马泰”开始，我用的就是这一本。

“那护照呢？”律师楼里，助理反复的询问，才让我把思绪切扯回了当下。按照要求，我需要给律师楼提供能够证明自己此次行程的证据。 

“到墨西哥就被收走了。”我机械地答道，心里补了下半句：“然后被他们撕得粉碎。”通常来说，事成之后，蛇头是不会留下任何证据的。

很多年来，我们“福州人”（编者注，泛指讲福州话的人，占福建全省一半多）几乎很难通过正常途径出国，偷渡是唯一的途径。曾经村里有传说，一个由副省长亲自带队的赴美考察团，都被美领馆集体拒签。虽然不知道事情真伪，但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我们这里正规途径出国的难度。

相比于工商业发达的闽南，闽北自古就是人多地少，农村人如果不出国打工，则几乎没什么出路。

明朝下南洋、晚清去美洲，甚至还有在美国内战后从加勒比岛国去美国南部接替黑人奴隶从事种植业的稗官野史。哪怕是在中国打开国门之前，我们这里和海外的关系也都一直没有断过。

据在政府工作的七爷爷说，因为当年国家外汇紧张的关系，就算是在文革最高潮的时候，上面都有命令，让每个村干部采取“人盯人”的策略，要求村里有海外关系的人找国外的亲友要外汇。等中美关系恢复正常，每个村都有不少人被“接走”，据说后来都过上了殷实的生活。

改革开放刚开始，我们那些在香港、台湾、东南亚、欧洲、美国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就纷纷衣锦还乡，带来了不少让人艳羡的新鲜玩意。村里的“出国”风气再次迅速回温，沉寂了几十年的移民网络也迅速被激活，一批批中青年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前赴后继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对于当地来说，人走了，既能降低就业压力和社会治理难度，又能降低各种公共开支的投入，还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外汇收入——出去的人总是想要衣锦还乡的，挣多挣少，都会回来支援家乡建设，各项经济指标都很好看，真可谓是一举多得。

因此，本质上我们去国外谋生，和四川人来我们这里打工是一回事，但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并没有自由搬迁到美国的权利，而这，正是那本护照烫手的原因所在。

埃菲尔铁塔的灯，还没有亮

听着外面传来推车以及空姐谈话的声音，肚子也不争气地叫了起来。我这才想起，因为紧张，我这一整天滴水未进。打开水龙头洗了把脸，看着镜中面色苍白、眼睛布满血丝的自己，不禁有点恍惚。

“我不能做个失败者。”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这些年，村里间或也有偷渡失败被送回来的，就像我爸爸那样。这样的人在村里通常会沦为大家的笑柄，不少人都会不断尝试，直到成功为止，像我爸爸那样失败一次就再也不出门的反而极少见。我不知道爸爸在日本经历了什么，或者在途中他经历了什么，他从来都不说，我们问了几次没有答案也就不问了，妈妈多问了几次，两人还打了起来。可事到如今，我是真想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走出洗手间，心情多少平静了一些，起码可以稳稳当当地走回座位了。要了牛肉饭和橙汁，风卷残云之后才神色稍定，开始东张西望想看看其他人的情况。

扫视了一圈，发现除了墨镜哥之外，其他人都在埋头对付航餐，飞机上除了熊孩子们的哭闹声以外一切太平。我不知道该跟哪路神仙求祷，只希望这趟飞机能够顺利抵达巴黎。穷极无聊，翻遍椅背口袋中所有的册子，时间都没有消耗掉哪怕一个小时。灯光暗下来后，旁边的阿姨很快开始有节奏地打起了呼噜。

“那你就是8月13日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坐了11个半小时的飞机到了巴黎？”律师助理嗓音尖细。

“对。”

“我现在在申请表上是拣要紧的写，但你自己还是得多回忆回忆，到时候问话遇到刁难的移民官，会找你要细节的，判断你是不是真的这么一路过来的。”她补充道。

“嗯嗯，我等下回去的路上再想想。”

“别等下啦，现在离发车时间还远着呢。去会议室拿个本，好好想想，最好用笔记下来，反复练习。你要说你是一年之内来的，所以，也必须把事情说的像是刚发生一样。如果你说得磕磕绊绊，移民官自然会怀疑你。”她又叮嘱道。

“好，我这就去。”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就这么被律师强行快进了好几年。助理说这是“法律要求”的，不这么说就没法办身份。我也就不想多问了，能把身份办下来就行。

离家这些年，我学得最快的就是服从，既然是自己信得过的人介绍的，那就听就信。

航班一路向西，窗外永远看得到太阳，白云被染上一层金黄，也让我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大概飞了八九个小时，在国内已是夜深，我们一行人却要强打精神，准备迎来此行最艰难的挑战：过境法国。

这几天原本也没有睡好，此时眼睛更是不争气地眨了起来，抑制不住的倦意让我接连打着哈欠。虽然在飞机上迷糊了一阵，但总是因为心里有事睡不踏实，裹着毯子徒劳地在座椅上动来动去。

就算是睡着了，恍惚中脑海里也是巴黎机场的各种平面图、小个子给我们准备的材料、他提的问题和给我的一些指点。“跟着走”三个字更是不断盘旋着。以至于醒来的时候更加疲惫了。

空姐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向她要了一杯茶，喝了两口就忍不住咂了咂嘴，心里默默吐槽：“外山茶。”茶叶也没能让我安静下来，我在焦虑中无意识地玩着自己的手指，不经意间，飞机就来到了巴黎上空。

从空姐刚通知乘客即将抵达的那一刻开始，我紧紧贴着舷窗，恨不得能把头探出去眺望，心里还想着，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会不会就正巧出现在我这一侧？

飞机在巴黎上空盘旋了几圈，我真的远远看见了那个尖塔。当时是巴黎当地时间下午5点多，天还没黑，埃菲尔铁塔远看只是一个黑黝黝的小三角，远没有照片中的那么壮观。但这远远的一瞥，多少也算是让我一偿夙愿。

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仿佛卷入一个永不停歇的漩涡，一切事情都身不由己。看着村里人在这条路上都走了几百年，但当自己真的踏上去的时候，才觉得这条路又窄又陡，往前全是黑洞洞的。

能排在白人移民官的队伍里，我很感激

很快，飞机起落架轮子着地的冲击力从下方传来，颠簸了几下后又迅速缓和了下来。飞机停稳后，我坐在座位上朝墨镜哥的方向看过去，他站起来了，但却没有去拿包，而是用眼神扫了我们一遍，示意我们稍安勿躁。

看到指示，我们纷纷放缓下了手上的动作，只是把随身包背好，并不急于出去。我紧紧盯着他的动作，直到看到他用手做出一个隐蔽的指示，我们才缓缓混入离开的人流，并慢慢汇集到了一起。

进了航站楼，墨镜哥便指示我们拿出飞墨西哥城的机票。这趟航班分三段：北京飞巴黎、巴黎飞墨西哥城、墨西哥城飞伯利兹。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在我们正处于行程中最危险的一段——因为法国人很不喜欢福州人。

在我印象里，似乎全世界人都不喜欢福州人：美国人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爱偷渡；日本人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的黑社会；意大利人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造假货……甚至连菲律宾、马来西亚人都不喜欢、甚至屠杀我们，因为我们控制了当地经济。所以对我来说，法国人不喜欢我们，是一点都不意外的，甚至反倒还萌生出一点家乡自豪感，有一种“你越不让我做啥我偏要做啥”的豪情。

不过法国人的傲慢我也有所耳闻，相信他们所说的，歧视福州人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为了不引人注意，我们全部转用普通话交流，虽然口音还是很明显，但外国人未必听得出来。离海关越来越近，焦虑、刺激、紧张、跃跃欲试、踟蹰不前……各种情绪交替着冲撞在胸口，我攥着拖箱的手几乎快把抓手捏碎了，另一只手则放在胸前试图安抚激烈跳动的心脏，尽管也是徒劳，但还是想要刻意保持一个若无其事的姿态，站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

为了避免被“一锅端”，我们分散在不同的队伍里，墨镜哥跟着看起来最紧张的小宁——她是我们一行人中年纪最小的，高中还没有毕业，过去在家也是被宠着的小公主，刚看到她眼眶红红的，显然是在飞机上哭过。

按照之前的安排，排队的时候我们应该就要开始注意周遭的情况了。我心里使劲思索着，根据之前他们发给我的材料，今天在海关出现的是应该这些移民官：

老穆——阿拉伯裔，小胡子，肤色橄榄色，爱打领结，态度温和，但问的很详细，此人有法律学位，问题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强，需要牢记海外务工输出的详细情况以备查询。

黑胖子——加勒比黑人，女，态度恶劣，工作敷衍，基本上随便扫几眼材料就给过，偶尔会通过吼叫的方式唬人犯错。

白菩萨——白人，女，新人，提问照本宣科，非常机械化，不会出现培训范围以外的情况，但可能会出现资深官员在她身边坐阵的情况。

总之，排队之前需要密切观察，如果临时有资深官员加入，切勿临时换队，保持与领队保持互动。

……

但等我们快到海关大厅的时候，才发现队伍长得根本看不到尽头坐着的是谁。而且在我看来，传说中的“老穆”和另一个叫“马格里布”的人只有发型上的区别，而“白菩萨”和另一个“金发妞”只有身材上的不同，脸则完全无法辨识。

我们放缓了脚步，墨镜哥则开始在每个队伍背后巡视，踮着脚眺望，嘴里念念有词，右手仿佛在指点着什么。有那么几分钟，我仿佛能感觉到，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焦虑，步子不敢走太快，也不知道该排到哪里去，彼此不敢对视，只好耷拉着脑袋。小黄的“演技”别有风格，他一边流着豆大的汗珠，一边却饶有趣味地东张西望。我心想，这“游客范儿”装得堪称精湛。

可算等来了墨镜哥，他一把抓起老陈的胳膊，三步并作两步地把他拉扯到左手第三排的队伍，对着他叮嘱了几句。然后又回来，指点王姐去远端的一队。王姐走之前，回头瞅了我一眼，仿佛在跟我说保重，我点了点头，眼睛往她应该去的方向瞟了瞟，暗示她赶紧过去。转过头来，小黄已经在往左手边的一队走去，而墨镜哥也给了我指示。

我拉了拉背包肩带，扯平了压在下面的衬衫，默默地跟着身边其他行色匆匆的旅客走到我应去的队伍。站定之后，回头再找墨镜哥，只见他和小宁就在不远处。而赵哥则一直没看到。

可能是因为那天另一趟航班晚点，所以两趟班机的乘客全堵在海关。虽然排队的时间拉长了，但人流的骤增也给我们提供了天然的掩护，不用太过担心因为行动诡异被人察觉。

队伍看不到头，肩膀上的旅行包贴在背上，憋得我汗流浃背。更糟糕的是，因为另一趟航班下来的中东和印巴的乘客很多，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发馊的海鲜铺子，浓浓的不可言说的怪味，让我呼吸困难。

走得更近了一些，我才看到了远处的移民官：白人，男性，平头短发，看坐姿都能看出来的身材高大，一脸正气不苟言笑。

我记得他在材料中的代号是“Joe”。小个子说这人过去是执法人员，后来受伤才转了文职，脸上还是自带凶狠的神色，但性格也是直来直去，问问题不拐弯抹角，并不算是一个难对付的角色。

我的心里多少宽慰了一些。通常来说，白人都是相对“善良”的，材料中说真正难缠的，基本上都是有色人种：黑人、北非人、拉丁人；最难缠的就是亚裔：越南裔、华裔，可能因为他们和我们最熟悉，也最痛恨我们的行为牵连了他们的社会形象，反而最提防同胞，遇到自己人就会更加严格。

墨镜哥能给我安排了这位Joe，我心中无比感激。

Yes！我等下就会坐飞机去墨西哥

队伍还在缓慢前进，我看到不远处的小宁正在入关。她脸色惨白，貌似在非常慢地给对方解释着什么。对方是一个白人移民官，女的，正支着下巴，很有耐心的样子。

从我这个距离，看不清楚白人女人的面部表情，但感觉似乎并不是一个为难人的狠角色。果然，我很快就看到她提起印章，“啪啪”两下给小宁的护照盖了戳，小宁激动得连连作揖，双手接过护照。女移民官倒没有什么表示，手一挥让她赶紧过去，再继续接待下一个乘客——也就是墨镜哥。

小宁不是第一个过关的，王姐之前已经从我这个出入口的外面路过了，还冲我扬了扬手上的护照，让我很是羡慕。不一会儿，墨镜哥也过去了，我前面只剩下三个人了。

这时候，原本安静的队伍中突然起了骚动，原来是一位正在通关的中年女性被移民官拒绝入境，而她也开始大声抗议，听口音像是东北人。

“凭什么啊？”

“我哪点看起来像是要赖在你们法国不走的啊？”

“为什么他们都让进我不能？”

“你们是不是看我们中国人好欺负啊？”

“你们评评理，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嘛？”

这位阿姨大声嚷嚷着，从她的抱怨中得知，移民官是以“有移民倾向”为由拒绝了她入境。随着她表现得越来越激动，我愈发觉得她的言谈举止和她一身正装的打扮很不相符。这显然是中介没有给她找好合适的“人设”，她一脸风尘的气质，实在很不像个上班族——当然，很多中介都是不太走心的，只会用千篇一律的“成熟模式”套用到每一个顾客身上。

对我们来说，出国是生命中的一次重要抉择，可是对中介而言，这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生意而已。尽管自己亲自参与这种事也不过短短几天，我还是深刻体会到，这件事情确实是看天意的——总有成功和失败的，就算是遇到靠谱的中介、有万无一失的准备，就算把各种因素的风险都控制到极低，也是会有幺蛾子发生的。

当然，我心里认定，这阿姨肯定是有“移民倾向”的，因为单从偷渡这件事情来看，东北人也算是我们福州人的“宿敌”了。早些年就听闻，东北那里出国的人也非常多，过去主要是去日韩，走的是“出国务工”的渠道，有些务工中介还都是国字号的正规中介。虽然和我们不是一个路数，但他们一样也是出去就赖着不走了。不过，反正都是在底层混，偷渡的和签证过期的谁也别瞧不起谁。 

等东北阿姨被两个边防警带走，我还来不及多想，前面那个就已经过去了。我呆呆地跟上，挪步到了移民官面前，顿时只觉得口干舌燥，机械地从口袋里掏出护照等证件递了过去。

“为什么不直接从中国去墨西哥？” Joe抛出了这个我们准备已久的问题。

“因为……从中国绕道美国……去墨西哥……时间更久……机票更贵……”我也用蹩脚的英文给出了既定的回答。

“买两张机票比买一张联程的更便宜？”看上去他似乎有些疑虑。

“有的时候……是的。”虽然这个问题也没有超出“备考范围”，但多问几句还是让我喉头更加僵硬了。

“你等下就会坐飞机去墨西哥？”他抬起头看了看我，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些什么。

“Yes！”我知道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绝对不能回避他的目光，于是我迎了上去，双手支撑着台面。他凝视了我的眼睛有那么两秒，略带失望地低下头，继续快速翻动着我的护照，同时一只手去够印章。我重新站直了身子，这时候才意识到衣服并没有拉平整，徒劳地扯了两下。低头的这一下才回过神来，听到了一直猛烈的心跳声。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接过护照的，好像是边向海关另一侧“撤退”，边回头鞠躬致意。不远处，小宁在和我招手。我刚走近，墨镜哥就伸出手把我护照拿走了。 

并非所有人都是一帆风顺的，一行人里面，小黄没有过来。很不巧，他赶上海关移民官换班，上来了一位在材料中被称为“杀手”的越南裔移民官。据看到小黄翻船经过的老陈说，小黄可能被对方挑衅了，本来就说错了话，一激动就冒出了福州话，被对方抓了个正着，马上被带到旁边“小黑屋”等着回国的航班了。

倒是赵哥，不知道去哪里排了队，却顺利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本问问小黄之后会怎么办，老陈就低着头跟我摆了摆手，意思是这事不宜深聊。

其实我也清楚，小黄现在回去，蛇头还会负责继续送出来——直到小黄抵达美国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之前，一切都由蛇头负责。

最怕的其实是到了美国才出事的。曾经，村里一个表叔，到了迈阿密和家里打了电话，家里就把钱打到了蛇头账上。谁知道表叔从迈阿密去纽约的路上被警察拦检摁下了，直接被移送移民局遣返回国，人刚一到长乐，就在机场厕所上吊自杀了。像表叔这样的，欠了一屁股债，也没有能力还，偷渡出来已是极难的了，转了这么一遭，在美国海关已留了指纹，再做什么申请都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想不开寻死了。

小黄虽然情况好多了，但下次肯定也不能再走这条线了，听说可能会走莫斯科转古巴的线路了。

墨镜哥在远处打完电话又转了回来，想必是在给国内的人通报小黄的事情，我们没有多问，看着他等指示。他手一挥，我们就跟着他前往下一个登机口了。

本来就是冒风险的，谁也不知道谁会先到

“助理你看看这样如何？”

“你这字鬼画桃符啊！”律师助理没好气地跟我说，“算了算了，自己拿去前台复印一份，原件搁我这里，复印件拿回去，反复加强记忆。”

“嗯。”

“回去真的要花功夫去背啊！”

“嗯。”

“你们每个人都这样，”律师助理叹了口气，“要知道，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再帮忙也不能帮你们回答问题，能不能过就看你们自己，到时候别说我们没提醒你。”

“好的好的。” 

美国东部的11月已经很冷了，但灰狗大巴上暖和得只能盖得住薄薄的毯子。我去纽约的时候，基本上脑袋一挨着头枕就睡着了。没想到回来的路上，想起这些陈年往事，却越想越清醒，过往的回忆越来越清晰，那段路程仿佛像是又重新走了一遍。那天在机场，墨镜哥对我们嘱咐，仍旧历历在目。

那天，在等飞机时，墨镜哥才给我们透露了接下来的行程——按照机票，我们应当是乘飞机去墨西哥城，然后再转机前往伯利兹，我们所有人都这样以为。

“但我们不会去伯利兹。”墨镜哥说出这番话时，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表示讶异，仿佛对于他的安排无条件接受，连一句质疑的话都没有。

“我们会从墨西哥城机场入关墨西哥，都安排好了。”墨镜哥补了一句，算是给我们心中的填空题补了一个答案。“然后就去边境，从德州进入美国。”

“那就和我哥一样了。”我当时心想。出发前两周我和我哥刚联系过一次，他刚换工作，说是要去一个“鹅什么河马”（俄克拉荷马州）的地方，他在新的餐馆升职做帮厨，也涨了工资，听声音还挺振奋的。

“小黄接下来会怎么样？”小宁忽然插了一句，替我们把那个想问而又不敢问的问题抛了出来。

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墨镜哥的身上，大家都对小黄这个“失败者”接下来的命运感到无比好奇，因为我们也随时可能会成为下一个。

“这样的事情很常见，你们不用担心。”墨镜哥似乎对这个问题很不愉快，但仍旧试图用话安抚大家的情绪。“还是那句话，做这事情，本来就冒风险的，我们谁也不是你们的保姆，要胆大心细。”墨镜哥先教训了我们一番，接着又说，“小黄只是这次运气有点不好，他现在这种情况还有机会的，我们会负责到底的。”

“那他很快还会出来？”老陈追问了一句。

“是不是很快，得看我们人员安排和航班时间，不会太久的。这事情，时间说不准的，你们这一段顺利不代表下一段就会快，搞不好小黄比你们先到美国都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很常见。”

后来的事情，也正如墨镜哥所说，等我们中的最后一个人抵达纽约的时候，小黄都已经在堪萨斯洗了一个月的盘子了。

（未完待续）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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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亚 舟

华裔社区组织志愿者，

关注和帮助低技术移民

适应在美国生活

源济

20岁偷渡美国：我们在墨西哥和彼此永别 丨人间

原创： 艾亚舟 人间theLivings  2019-01-23

“你们这次也未必走德州，那边这阵子执法比较严，也有可能去凤凰城，或者走海上去休斯顿。你们是不知道，每年这里有多少人跑进美国……几百万啊！光美国移民局在边境抓的人每年就几百万，还有没抓到的你想想。”

配图 | 视觉中国

偷渡，在我20岁那一年 | 连载03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一直被生活推着，丝毫没有喘息的机会。

如果不是在律师楼办身份，我可能根本无暇去回忆那段经历，每天也不过是机械地重复着前一天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我慢慢地不再会切到手了，被油溅到的次数少了，被师傅骂得少了……这是不是进步？我不知道，但从收入上来说，的确是。

从纽约回肯塔基要坐20多小时的大巴，我下午5点多在曼哈顿西边的港务局上车，第二天下午2点多才能到达肯塔基的莱克星顿。我工作的餐馆所在的镇离莱克星顿还有2小时的车程，也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每次都只能等老板或者老板娘有空来接我才能回去。所以，每次下车后，我都会找个麦当劳坐着。

小时候，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爸妈能有空带我去长乐或者福州吃一顿麦当劳，可到了如今，我看到汉堡就反胃。

相比起应有尽有的纽约，肯塔基的生活是那种一切都可预知的无聊——整个小镇只有六七千人，虽然被群山环绕、景色宜人，但街上人烟稀少，出门必须要车。除了主干道以外，其他街道萧条又整洁，只有从卷帘门上各种奇怪的涂鸦，才能一窥这个小镇隐隐的活力。

虽然村子不算大，但中餐馆有七八家，取名字的风格也沿袭了这个小村的一贯风格——简单、直接。要么硬要和我们伟大首都联系起来，叫“北京中餐馆”，而一模一样的店名在这个村还有三四个，且并非分店；要么就要凸显自己“龙的传人”的身份，比如“中国龙餐馆”；再或者，就重新拼接一下，“北京龙餐馆”。

好在要办身份，能偶尔来纽约走走，也算是枯燥生活中的一丝解脱。而在漫长的大巴车上，我也才终于有时间再一次重返了那段回忆。

逃出墨西哥城机场时，根本没人搭理我们

第二段航程比第一段轻松多了。

进入发达国家的时候，总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别人多给我一个眼神，我都会觉得肾上腺素飙升；而去到拉丁美洲，就轻松多了，甚至还有一种“援建”的心态，虽然都不过是偷渡而已。

本来我对这些国家都很陌生，因此也谈不上什么好恶，但和墨镜哥他们聊得多了，就会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对于不同国家的态度，比如对法国“毕恭毕敬”，对墨西哥则“嗤之以鼻”。

相比将拉美人轻蔑地称为“那帮Amigo”，法国人不过是有点“单纯”而已。

也正因为从他们那里传达来的轻蔑，让我不由得觉得离开法国后的行程会容易很多。

这段航程我们坐墨西哥航空，登机的时候巴黎已是夜深。起飞后往下看，整个巴黎仿佛都在燃烧，一朵朵黄色的灯火隐隐绰绰。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挺直腰板再次来到这里。

昏昏沉沉睡过去，直到两个空姐叫我们起来吃东西。讲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空姐，身材壮硕得几乎把过道填满，腿上的丝袜根本裹不住满溢的脂肪，和我刻板印象中的大长腿、性感貌美的拉美姑娘完全不一样。

这趟航班，我的心情明显轻松多了。也会时不时走动一下，还和其他人瞎聊了几句。王姐因为晕机，全程除了喝水什么都没吃，面色惨白甚是辛苦；老陈除了饭点起来吃了点东西，一路上都在睡觉；连墨镜哥都看起来轻松了很多，不像上一趟飞机一直警觉地扫视着我们。

抵达墨西哥城的是在凌晨，航站楼里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除了在椅子上各种睡姿的旅客外，基本没有什么人。我不由得有点担心，这个点抵达是否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在巴黎我们正好赶上两趟航班的乘客同时通关，排队的时候多少还能有些选择，而现在整个航站楼只有我们一趟航班到达，真不知道墨镜哥是怎么策划的。

他又说不去伯利兹，会直接从墨西哥城入境墨西哥，但我们并没有墨西哥的签证，这怎么可能呢？或许会拿一个过境签？我不知道，满脑子全是自己从小听来的各种支离破碎的轶事，试图拼凑出墨镜哥可能采取的行动。

其实，有时候知道得不多不少最麻烦——知道得少，索性就不想了，跟着走就好；知道得多了，心里有底，自己能判断，也就不慌了。最怕就是我这种半桶水的，忍不住胡思乱想，光给自己添堵。

但我想多了，还没走到海关，就看到墨镜哥在不远处的一个墙角和一个墨西哥人说着什么，两人握了握手，一转身，一直跟在墨镜哥身边的小宁就消失在那个墨西哥人身后的一道门内了。紧接着，王姐、老陈、我、赵哥也陆续穿过那道门，那是一道昏暗的走廊，没人说话，大家一起急匆匆地跑下两层楼梯。

这似乎是机场内部员工的活动区域，虽然看到几个清洁工，但他们对我们也是熟视无睹。我跑在队伍的中间，脑袋里面只有一句话：“跟着走。”

大家都跑得飞快，仿佛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其他人落下。墨镜哥一个人在最前面，一路上连头都没有回。几分钟后，我们一行人已经窜到了机场外面，迎面开过来一辆面包车，墨镜哥推着我们上去。等我刚刚连滚带爬手脚并用地到了后排，转身坐好，车就发动了。

再回头，机场已经抛在了身后，几个弯后就不见了。而这时候，我的气还没顺过来。

环视一圈，大家似乎都累得够呛，赵哥正举着不知道哪里来的矿泉水瓶子狂饮，王姐满脸是汗瘫在座椅上，年纪最大的老陈看起来最辛苦，一只手捂着胸口、大口喘着粗气。墨镜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对我们不闻不问，指挥着一个墨西哥司机一路穿行在墨西哥城拥挤的道路上。

你们是不知道，每年这里有多少人跑进美国

墨西哥城四处都乱糟糟的，充满了中国的十八线小县城的市井气息，偶尔经过几个宫殿般的建筑，倒也挺好看，和周围氛围竟有一种微妙的统一。

大约半小时后，面包车在一个普通的房子面前停下，我们一行人下车，墨镜哥没有任何指示，大家也都没敢动。墨西哥城位于高原地带，夏天非常闷热，王姐因为一路上没有吃东西，刚才跑了少说一公里，这会儿已经累得双腿发软，小宁搀扶着她，还是非常吃力，我便顺手接过了她的包。

赵哥和老陈都抽烟，跟墨西哥司机两个手比划了半天，要了烟，躲在车的另一侧。墨镜哥开了房门，我们跟着鱼贯而入。这时候才听到墨镜哥说：“进来就别抽烟了啊。”那两人赶紧掐灭了烟头，在门口跺了跺，才走进来。

一行人到了客厅，墨镜哥开始分配房间。我和赵哥继续住一间，王姐和小宁一间，老陈被安排睡客厅。老陈刚想嘟囔两句，墨镜哥一个凌厉的眼神，他只好把话咽了回去。墨镜哥走上前，手往他肩膀上一搭，小声说：“这房间，都是按资分配的，明白了？”声音虽然压低了，但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原来大家给的钱都不一样，那么很可能，大家找的门路也都是不同的。

我和赵哥进了房间，这次是一个双床房，我把包往靠门的床上一搁，直挺挺地往上面一倒，才觉得腰酸背痛。这时候墨镜哥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大家好好休息，其他事情中午再说。”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知道。”我心想，闭上眼睛就睡着了。

几个小时后，我被赵哥摇醒，一时恍惚不知道自己在哪。想了想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在36小时内穿越了三个大洲，绕着地球转了大半圈。大家挨个用完洗手间，稍加收拾就来到后院门廊处，墨镜哥正噼里啪啦地做烧烤。

不一会，他塞给我一个炸棉花糖，口感非常别致。墨西哥香肠、牛羊肉、鸡翅，墨镜哥递给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大家都饿了，低着头狼吞虎咽起来。

墨镜哥一边手上没停，一边跟我们说：“接下来，我们分批次离开这里……坐大巴往北，中途会有人接应，也会换车。可能得有个三四站吧，都是像这样的房子，我就负责到这了，你们走之前都归我管。”

“现在的情况是未必走德州，这阵子那边执法比较严。不过进去的线路好几条，也有可能去凤凰城，或者走海上去休斯顿……在这里等多久我就不知道了，接下来很多事情都得等安排。每一站接应的人也不光做我们的生意，你们是不知道，每年这里有多少人跑进美国……几百万啊！光美国移民局在边境抓的人每年就几百万，还有没抓到的你想想……”

墨镜哥喋喋不休：“这里可能是最后享福的地方了，接下来每一个地方只会比这里更差……最可怕的不是移民局，在移民局手上你死不了，碰到美国那些拿枪的民兵你就惨了。对了，响尾蛇也是要命的，当然最大的危险其实是渴死，走德州、走凤凰城都可能渴死在路上……过河是没错，但过了河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有车接应，不可能把车摆在边境那头就直接带走吧……”

信息量越来越大，大家都不做声，默默地吃着肉，各有心事的样子。墨镜哥倒是越来越起劲，一边烧烤一边和两个女生拉家常，她们都客气地小心应付着。

赵哥和老陈又到一边抽烟去了，留我一个人尴尬地啃着墨镜哥递过来的黑暗料理——真的是黑暗料理，烤培根涂上巧克力酱再到火上翻烤，然后等凝结一下就可以吃了，猪油渗进巧克力让巧克力外壳泛着油光，还有烤火鸡腿加巧克力酱。不过味道还真是不错，烤火鸡的味道被巧克力封存，一口咬下去唇齿留香。直到我捧着肚子坐在沙发上起不来，才算是把过去几天的压力全面消化了，心情也好了许多。

吃完烧烤，墨镜哥又收走了我们的护照，然后转身进了他自己的卧室，很快，里面就传来碎纸机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他走下楼，换了一副很严肃的面孔：“这段时间你们哪里也别想去，乖乖待在这里，吃喝拉撒我们会管，谁有小动作小心思，其他人要马上汇报。”说完，就转身出了门，大门重重地关上了，留下我们几个面面相觑。

女生们打开电视，找国内的节目看。客厅只有一台台式机，打开以后是非常老的Windows XP系统，还是西班牙语的。电脑也不能上网，我就玩起了扫雷和蜘蛛纸牌消磨时间。

到了美国之后，你想去干什么呢？

现在回想起来，在墨西哥城头一个月的那种乏味生活，比现在在肯塔基还要更甚。起码现在我还有个律师楼的电话可以期盼，王助理这人有板有眼，说什么时候找我就什么时候找我。

“你弄到了纽约的地址没有？”王助理电话提起来就是这么一句。

“我正在联系，我一个亲戚最近换了手机，我还没他的号码……”我底气不足，其实我还没去联系，一忙起来就忘了这事。

“就没有其他人了？你在纽约就这么一个亲戚朋友？”王助理质问道。

“那是有，但你也知道……”

“知道什么？你知不知道没有纽约的地址，我们是不会给你把材料寄出去的？”王助理得理不饶人，反问我。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不上心，我们就只能把别人的材料先交了，到时候就没有工夫安排你了。”王助理似乎是很努力地耐着性子跟我说。

“好好，我等下就打电话问问其他人，你也知道我们福州人经常搬家，你说要一个固定住址用来收信，这很不容易找……”我试图解释。

“反正你找不来这事情就没办法继续下去，尽快给我，我挂了。”王助理不容分说地打断了我。

来美国这么久，连个纽约住址都搞不到，这真是和当初的“梦想”差了十万八千里啊！

既然都是偷渡去美国，自然每个人都有去了之后的打算。过去的事情不好问，但关于未来，就都可以拿出来说一说。

“你们以后打算去干吗？”赵哥先抛出话题

“还能干吗？打餐馆（在餐馆打工）啊。”老陈平静地回答。

“听说打餐馆好辛苦。”小宁接上。

“哎，美国就没有容易赚的钱……”我正说着，王姐就插了一句了：“我表姐现在在做美甲，听说很赚钱，一个月有个四五千。”

“美甲？”小宁比出一只手，“想不到这个在美国也能挣大钱。” 

“是啊，不过也不只是美甲，什么都要会吧，按摩、拔毛、挤痘痘什么的……”王姐应到。

“按摩，切。”老陈条件反射一般地来了这么一句。

“也有正规的好吧？”王姐反驳，身子前倾，似乎要和老陈辩白。

“我在中国就没听说过正规按摩，呵呵。”老陈身子往后一靠，嘴角轻蔑地一撇，“呵呵”两字特别响。

“好了好了，小宁你想干嘛。”我赶紧来打圆场转移话题。

“我啊？”小宁愣了一会儿，“我想做赌场发牌员耶。听说有了身份就可以去学，学成了就可以拿赌场的钱去赌博，工资非常高呢，上一天休一天。” 

“这得有了身份才行，那这几年你干嘛呢？”老陈一句话把小宁拉回现实。

“可能嫁人吧，找个有身份的结婚，这事情不就解决了？”

小宁这句话让我差点被饮料呛着，问她：“你今年多大？”

“跟你一样啊，20，咋了？”小宁疑惑地问我，“我们那里结婚早很正常啊。”

“是正常，但还是……急什么呢？”我这句话没说出来。

“我舅妈都帮我找好人相亲了，而且她说她帮我找的都特别好，没有五万八免谈。”小宁满脸的憧憬。

给得出五万八，还是美元，这在美国应该挺富足的吧。我没再说话，低下头盘算着。

“赵哥，你呢？”王姐冷不丁地插话。

“我会点机修，我堂叔前两年在法拉盛盘下一个汽车修理铺，应该去帮忙吧。”

“厉害，有技术在手，就不愁了。”王姐夸赞到。

“小伙子不简单。”老陈也比出大拇指。

“真好，我就没啥特长。”我叹了一口气。这时候突然想起我妈，她看到我叹气估计又要骂我了，说什么我的运气都是被自己这么叹掉的，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那你去美国打算干吗？”王姐转头问我。

我玩着手指，陷入了沉思。说实话，我真没认真想过去美国干嘛，本来这条路就不是我选的。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回避这个问题，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最差不过就是打餐馆。但现在看大家都有比较清晰的想法，顿时觉得自己似乎有点太小看去美国这事了。

“我想学英语。”这是我想了很久的答案，“我英语一直不错，这应该是优势，虽然我也不知道英语能让我干什么，去了再看吧。”

其他人看着我不置可否。英语能干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一群高中毕业生的想象力了。而我这个答案也给这次谈话画上了句号。小宁站起身走了；王姐饶有兴致地继续看《还珠格格》；老陈烟瘾又犯了，打着哈欠，从墨镜哥留下的七匹狼中抽了一支，去了后院。

“我去美国干嘛呢？”

同样的问题，五年后的我还是没有答案。

我们在这里分别，就算是彼此的永别了

其实，如果早知道在美国的生活会如此枯燥，我当初可能真的会认真考虑一下。

我工作的餐馆，一周上6天班，每天早上8点起来，把常用的食材洗好、切好，中午忙几个小时，下午三四点才有工夫吃饭，吃完饭休息不了多久又要开始搞晚餐。小村子没有夜生活，基本上晚上过了8点就没了生意，厨房就开始收拾打扫，晚上9点准时打烊回家。而所谓的“家”，其实就在餐馆楼上。

整个餐馆其实就是一个挺大的房子，美国乡村常见的样式，顶层是堆放杂物的斜顶阁楼，二层是工人的宿舍，一楼就是改建过的餐馆，前面是厅堂后面是厨房。店规模不大，老板就是主厨，掌握了本店的核心机密——“source的配方和调制”，整个餐厅可自称“厨师”的，就只有老板本人了；有一个二厨，我们叫他“炒锅”，跟着老板打工四五年，基本上老板会的菜式他都会，工资也是工人里面最高的，一个月能拿4000；我是帮厨，偶尔也会炒两个菜给他们减轻点压力，不过大部分时间只是把菜配好，等客人点了我就递给主厨二厨；还有一个打杂的，卸货、洗菜、打扫、洗碗都是他的活。但其实我也比他好不了多少，只要厨师和炒锅不需要我帮忙，我就得去和打杂的一起干活。厅堂有两个人，老板娘负责收钱、统筹、对付难缠的客人。一个女服务员，我们这里叫“企檯”，负责点菜上菜、端茶递水。

就在这一亩三分地里，上班下班都是困在这栋楼，出门就是文盲、路痴、瞎子和哑巴，好山好水也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回想起当年“学英文”的豪言，靠在窗口抽烟的自己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想来，在墨西哥的时候虽然一样迷茫，但多少还是充满了期待的——从小就被灌输的、“只要努力就能出头”的美国梦，让我对于等待毫无耐心，迫不及待地要去美利坚大陆挥洒自己的青春。

可在那个小房子里，我一等就是4个多月，再背上行李的时候，已经是2011年了——之所以说是“我”，是因为有些人走得比我早，而有些人走得比我迟。从那时起，我们便不再同行，在各自人生的岔路上四散开去。

随着大家越来越熟悉，日常生活中也都随便了起来。

老陈常穿着他的白背心大裤衩在房间晃荡，王姐也经常穿着吊带睡衣贴着面膜就去厨房拿东西，我则常常顶着鸡冠头，一个人霸着沙发翻看房间里的英文书。

每个人消磨时间的方法各有不同，因为都没带多少钱，所以大家对打牌兴趣索然，睡觉是最常见的消遣。我一度睡得失去了时间感，每天可能在任何时间醒来，再去厨房翻弄墨镜哥或者他的墨西哥小弟留下来的食物。墨西哥玉米卷最常见，牛肉味的还不错，不过墨西哥人爱吃辣，我不是很习惯。倒不是福州人不吃辣，但墨西哥的辣劲总是烧得我胃疼。

就在我的蜘蛛纸牌已经炉火纯青的时候，墨镜哥安排我们中的第一个人离开了，赵哥。

那天下午，久未露面的墨镜哥带了一箱啤酒来，两个墨西哥小弟在后院支起烧烤架烤起大鸡腿，就在烟火缭绕中，墨镜哥说我们要给赵哥践行。包括赵哥自己，我们都很意外——这是一个月以来的第一个好消息。

我和赵哥同吃同住，自然感情最好，兴奋地行起了从墨西哥小弟那里学来的“对拳礼”，连连说着要沾沾他的好运气。小宁和王姐也很开心，一群人在后院左手烤鸡右手啤酒，交杯换盏。

老陈是唯一面色不快的，可能是因为他找的门路不好，给的钱少，所以大家都默认他会最后一个离开。酒后，大家又聊了起来。赵哥说要以后开自己的修车铺，在纽约站稳脚跟，买大房子，然后还举着酒杯指着小宁，说等攒够了九万八就娶她过门。

小宁听了乐开了花，说：“赵哥那你得赶快，不然我没两年就嫁人了。”

赵哥听完，一口喝光杯里的酒，说了句：“你等着。”

话虽如此，但我们都知道，修车铺做工再赚钱，头四五年都得给蛇头还钱的，接下来两年挣的都是律师费——得拿身份啊。等到第七年头往上，才可能开始给自己赚钱。我们年轻人还好，家里没有老婆孩子要养，父母暂时也用不到我们的钱。像老陈那样，家里两个孩子，就更辛苦了。

我凑过去和赵哥干了一杯，劝慰他说：“这有啥啊？等有了身份有了修车铺子，回塘下还怕找不到老婆？找个踏实的、肯干活的，不更好吗？到时候媒人把你们家门槛踩破了要。”我也是酒精上头，想要给兄弟撑场子，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

其实这一个多月，我对小宁真是很有意见：用了碗筷不洗、上了厕所不冲、洗澡后不清地下的头发、别人的东西乱拿乱放，四处给大家惹麻烦。是，这姑娘是长得出挑，但一看就是被家里宠坏了，除了嫁人真不知道她能在美国干嘛。

小宁大概听出了我在说她，可从头到尾也没有点她的名，她没法冲我发火，只能恶狠狠地啃了几口羊腿。王姐识大体，拉着她赶忙岔开了话题。

其实王姐才是真的不容易，也就比小宁大四五岁，这段时间简直就像她妈一样伺弄她。我甚至私下里忍不住找过王姐，说她也太委屈了，王姐倒是经常笑笑不说话。有次见我真是急了，她还劝我，说大家一个屋檐下，有缘同行，斤斤计较不值得。看她这么说，我倒显得小气了。

第二天一早，赵哥就爬起来收拾东西，我也在旁边帮忙。

大约九点，墨西哥小弟开着一辆很旧的本田小车来接他，坐在驾驶室上朝着他挥手。我不能离开房子，大家在门廊拥抱了一下，相约在纽约见面。看着他转身跑向车子，我心里还略有点失落，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也不知道大家相约在纽约会是什么时候。

因为手机电脑都不能用，我只能抄下他的QQ号，但后来，等我自己上路的时候，为了减负，也连着其他东西一起丢了。他也没有加我，从此就没了音讯。

回想起来，那天就算是彼此的永别了。

中国城老板娘今天还跟我说按摩院缺人，你去不去啊？

生活又再次归于平淡，大家继续过着吃了就睡睡了吃、不分日夜的生活。

但和前阵子不同，赵哥的离去让每个人都开始焦灼。其实，大家的年纪都不大，哪怕是老陈，也不过刚刚30出头，整日被困在这笼子里，每个人都快受不了了。尤其是小宁，脾气越来越坏，经常没说两句就冲人发起火来。而我也不再让着她，每次都会反呛她。

老陈睡在厅里，却也从来不管我们的事，王姐有时候也懒得扮演和事佬，任由我们一直争吵。其实也都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情绪需要找个地方发泄罢了。

又等了一个月，还是毫无动静。每次墨镜哥来，我们中都会有人去问他什么时候能走，而他每次都是类似的托词：“前面没有安排好”、“最近边境查得严”、“没搞到证件”……甚至反问我们：“你以为我不想你们滚蛋么？”

后来被问烦了，就直接吼我们：“谁再问谁就排最后，我不在乎你们谁先走谁后走。”大家也就都不敢多问了。

只有小宁，平时跋扈惯了，并没有把墨镜哥说的话听进去。过了几天，墨镜哥给我们带来了在中国城买的烧腊，说是给我们改善改善伙食，大家都挺开心，只有小宁又提起这事来，还摆出一副一定要墨镜哥给她个交代的口气，听上去仿佛墨镜哥今天不给她个说法，就别想走了。

小宁越说越起劲，现场气氛完全僵住了。我们另外3个人都不敢吱声，甚至连菜都不敢夹，墨镜哥也愣住了。只有旁边那个听不懂中文的墨西哥小弟，还在隔壁开着手机外放听歌曲。

忽然，墨镜哥把筷子往桌上一拍，猛得站起身，伸出手摁着小宁的头就往桌上砸去。小宁全无准备，一头撞上面前的碗碟，烧味掉了一地，汤汁溅了满脸。小宁嘴里发出“啊啊”的痛苦声音，双手在桌上乱扒拉，把局面搞得更加糟糕。我们没人说话、更没人上前阻拦，只是赶紧向后退开。

这时候墨镜哥终于开了口，恶狠狠地对她说：“想走是吧？行啊，在我这里摆脸子，我明天就让你走，中国城老板娘今天还跟我说按摩院缺人，你要不要去啊？啊？”说着手上就更用劲了。

小宁头被摁着，根本说不出话来，只能拼命扭动，发出“呜呜”的声音。

“在墨西哥，好玩的东西多了，你想要什么？嗯？”墨镜哥的语气突然变得很轻挑，还露出了奸邪的笑容，“美国也不是天堂，不会比墨西哥好到哪里去。”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墨镜哥说的确实是一句实话。

然后，墨镜哥抓着小宁的头发把她提起来，重重地甩了两个耳光，再将她狠狠摔到沙发上。然后就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还停下来对我们说：“一个月内一定让你滚，你等着。”虽然墨西哥的10月还是很暖和，但他冷冷的口气真让人感觉寒风刺骨。

他走后过了好一段时间，小宁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又过了半个月，墨镜哥和他两个小弟又来了，他一进门就指着小宁：“赶紧收拾东西，走，去美国。”

小宁满脸都是惊慌，直摇头。墨镜哥也不理她，让王姐去收拾小宁的东西，小宁堵着卧室门拼死都不让王姐进去，王姐也很尴尬。见此状况，墨镜哥转头用西班牙语和两个小弟说了什么，他们就上前把小宁强行架开。小宁可能是吓坏了，甚至都没有哭喊，就这么被那两人拖到了客厅。王姐进去帮她把衣物收拾起来，再去洗手间拿了洗漱用品，一切都很快。

房间里面很安静，没有人说话，我站在客厅，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而老陈则直接去了后院抽烟。

等老陈再回来，小宁已经被连拉带扯地拖出门外了。

可能是慑于墨镜哥的淫威，这次小宁没有撒泼，只是消极地不配合。我们甚至连再见都忘了说，就看见她被摁进了门口的小汽车，还是那辆本田。车很快开走，门就再一次被锁上了。我转过头来，才意识到王姐抓着我的手，一直在发抖。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小宁，不知道她在美国的哪里，也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去到美国。

在此之后，我们3个也淡定下来。我们深知，对于自己的前途命运，自己没有丝毫掌控力。蛇头、海关、移民局；汽车、飞机、皮划艇；住宿、吃饭、去哪里……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仰人鼻息、听从指挥。

就在这样淡然的等待中，我意外地成了第三个离开的人。

（未完待续）

源济

20岁偷渡美国：穿过边境的刀山火海，我真的能留下来吗丨人间

原创： 艾亚舟 人间theLivings 2019-02-02

他们是被消音的一群人：受教育水平低、缺少媒体的渠道，更不会诉说自己的故事，他们的苦难不符合中美两国中产阶级岁月静好、却又焦虑难安的口味。

配图 | 视觉中国

前    言

因为研究的关系，过去几年，我曾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深度接触过数以千计的底层华裔移民，听他们给我讲述了五花八门的偷渡经历。

从2010年的夏天，跟随蛇头离开了家乡，到2011新年伊始， 故事的主人公终于抵达了彼岸。

点击阅读前文：

连载01丨除了信靠蛇头，我无路可走

连载02丨前方即将抵达最危险的一站

连载03丨我们在墨西哥和彼此永别

偷渡，在我20岁那一年丨终篇

村里的媒婆说，她去美国是做餐馆老板娘的命

我走的那天有点毛毛雨，可当时墨西哥城本是旱季，本不该下雨。

大家刚到达的那段日子，基本上天天都有一场倾盆大雨，那也是大家关系最糟糕的一段时候。等到进入11月，拨云见日，秋高气爽，整个城市也都进入了节日季——虽然被关在房间里无缘与会，但空气中弥漫的欢乐气氛，还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充满愉悦。

小宁走后，是我整个偷渡行程中最开心的一段时间。每隔几天，墨西哥小弟会去超市给我们买一堆鸡蛋蔬菜水果肉，有些名字我们也都叫不出来。混久了，我们也会比划着告诉他们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有的时候自己做了菜还会请他一块来吃。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做饭，或者说是，喜欢上了做饭的人。

虽然出国打餐馆是最常听到的出路，但从小我和哥哥都没怎么学过做饭。我们没心思学，我妈也不上心教。直到我临走前的几个月，我妈才试图让我临阵磨枪——这还是我表叔告诉她，我哥因为啥都不会，刚去只能做工资最低的捡菜工，她才因此有了危机感，觉得我过去了起码得从切菜工或者帮厨做起。

可一直到走之前，我做的西红柿炒蛋也就只有自己能勉强吃下去。

好在刚到墨西哥头几个月，大家都没什么下厨的心思。人一多，工作分配就很难，每天谁洗碗谁擦桌子，都要争斗一番。随着赵哥和小宁先后离开，我们剩下的3个人反倒容易相处了，分工也固定了：王姐主厨掌勺，我帮厨切菜，老陈打杂洗碗。

其实老陈显然比我更适合帮厨，但王姐为了“提拔”、“帮助”我，愣是把老陈支开做杂活去了，老陈倒也没什么意见。

慢慢的，生活竟然有了一丝恬适的意味。我和王姐就好像一步迈入了同居情侣的生活，一起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忙完了就窝在沙发上刷剧，偶尔一起洗菜做饭，也会聊聊以前的事情。

王姐告诉我，她家里姐弟6个，她排老三。爷爷奶奶传统观念极强，叔伯们都有儿子，偏偏她母亲“不争气”。80年代中期，村里刚开始搞土地承包，分到的田地多寡也是男女有别的，家里没男丁，不仅会被亲友瞧不起，分家也会处于劣势，“连以后扳本的机会都没有了”。

当时他们村里的计生政策是，如果第一胎是女孩，那么3年后可以再生一个，生完就要结扎。王姐母亲二胎生下来又是个女孩，她父亲连夜将她母亲从病床上推下来，连刚生下的二女儿都没管。后来，她母亲在隔壁县的舅妈家躲到了第三个月，才再次见到了被亲戚偷送过来的二女儿，那时候，王姐已经在她母亲的肚子里了。

此后很多年，王姐一家人东躲西藏，几个女儿都曾先后被送出去寄养、甚至过继到亲戚家，王姐最长有近一年时间没有见过自己父母。而因为一直是“黑户”，她直到9岁才托关系找了一间小学“借读”。1999年，已经跑到广东湛江的王姐父母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在给儿子上户口的时候，才给其他5个女儿也上了户口。

因为童年经历坎坷，王姐独立生活的能力极强，很会察言观色。她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能烧得一手好菜，早年村里还有媒婆说，王姐是去美国做餐馆老板娘的命，谁娶了她生意就成功了一半了。

听罢，我也深以为然。

天气凉爽后，我们常去后院休憩，搬把椅子，在门廊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听外面人过节的声音。不需要考虑未来，也不受过去的束缚，就这样一天又一天。

那甜蜜的蛋酒和生活，总有结束的一天

元旦那天，久未露面的墨镜哥来了，还带来了一种叫“蛋酒”的饮料，说是这里只有过节期间才有的卖。我尝了尝，很甜，像是桂花酒酿冲蛋。

觥筹交错间，墨镜哥突然跟我说：“阿俊，车票已经给你买了，过几天就去美国。”

“幸福”来得太突然，我一时不知怎么接。倒是王姐反应快，举起酒杯就说：“那真得庆祝一下了，阿俊，喝！”然后一仰头干了一杯。

我还是有点懵，王姐又说：“还不赶紧敬大哥一杯？”我这才端起酒杯，低头、双手高举过顶，和墨镜哥碰了一杯。转身，我和王姐也喝了一杯，喝这杯酒时，我眼睛根本没有离开过王姐，心中五味杂陈，可她似乎总在回避我的目光。我又和老陈喝了一杯，三杯酒下肚，很快就有了醉意。

大家又聊了好久，不外乎就是预祝在美国发大财之类的吉利话。还说现在美国中餐馆开的比麦当劳还多，找工作肯定不成问题，只要勤劳肯干，赚钱是肯定的。

前后吃了两个多小时，墨镜哥起身要走，我一路送到门口。临走，他趁着酒劲开我玩笑：“走之前，把该做的事做了。”然后嘴巴朝着正在收拾桌子的王姐努了努，我尴尬得脸上直发烫。nulenuzui

关了门后，我赶忙去收拾碗筷，老陈贪杯又不胜酒力，打碎了一个盘子，回偏厅休息了。回头看王姐，她还在厨房忙碌，我接手开始洗脏碗。我没敢多看她，只听她叹了一口气，洗了洗手，转身出去了。

我洗碗洗得有些慌，想赶紧洗完，又想永远洗不完。墨镜哥的意思我懂，但我心里毫无准备，这样每天开开心心看电视吃饭过日子，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大家都还要工作，还有天文数字的债务要还。我不知道王姐借了多少，我是全家七八个亲朋好友好不容易凑来了6万5千美元。如今，这些钱静静地躺在我妈的户头上，等着我一入境美国，就要打给蛇头。

洗完碗走出来，王姐正在看电视，看我出来，便招招手让我坐过去。过了好久，才开口说：“我累了，酒有点上头，去睡了，明天帮你收拾东西吧，你看你卧室乱的跟狗窝一样。”

我讪讪地笑了笑，看着她站起身，略带摇晃地回了卧室。门关上的那一刻，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的心情。

但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晚蛋酒的味道。

再次喝到蛋酒，已经是2014年的圣诞节前夕。我开始准备筹划办身份，便四处和人打听该做什么准备。

“你去了教会没有？”一个刚刚受洗的老乡问我，我说没。“那你还不赶紧？你不去满一个月、拿不到教会证明，律师楼就算收齐了这些材料也不会给你处理的，因为你很可能会两手空空去移民局问话。” 

我一听就急了，匆匆忙忙也没有多问，就找老板请了假，打算周末去找个教会投奔。可一出门就傻了：打开地图软件，这么一个几千人的小村子，周围居然有20多家教堂：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形形色色，我不知道该去哪个，最后决定步行去最近的那个。

到的时候，一群白人正在教堂后面搞圣诞聚餐。我“像一个迷路羔羊般”的出现，让他们既意外又欢喜，都激动地来跟我握手，叽里咕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英语，我猜大都是些欢迎的话吧。

几个胖墩墩的女教友塞给我一个盘子，里面摆满了糖霜包裹着的饼干，然后又引着我去一个自助领餐的大桌子，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家常菜肴。最后在拿饮料的地方发现了这个黏糊糊的老朋友：蛋酒。

“蛋酒……只有……圣诞。”一个很热心的教友向我解释。我笑着点点头，开心地和“新朋友们”碰杯，嘴里不停地重复：“Thank you.”

那天，我记住了这个蛋酒的牌子，晚上去超市买了一瓶，回到住处一个人打开，喝着喝着就醉了。

朦胧中，2011年的记忆就扑面而来。

走出这个关了我四个多月的房子，我要一个人上路了

第二天一早，我还带着前一日的宿醉。

“起来了吗？”外面传来王姐的声音，“我做个扁肉燕，刷了牙过来吃，我去给你收拾东西”。

“真的？！”我一时不敢相信。扁肉燕是我们那里的特色小吃，我知道前阵子王姐托墨西哥小弟帮忙买了面粉，想不到今天竟然就吃到了扁肉燕。

箭步蹦到桌前，老陈已经吃完了，连连称赞王姐手艺好，说吃到了家乡味。

等我吃完两大碗，王姐还在帮我收拾东西，我插不上手，就在一旁看着她麻利地把我的衣服全部摊开、折好、塞进包里。我都不知道自己那个小背包能塞这么多东西。

“大件的牛仔裤和外套在最下面，常换洗的内衣裤在上面，药在外面的兜儿，钱夹在外套里面口袋……”她飞速跟我解释，“这几天多休息吧，接下来应该会很辛苦吧。” 

我坐到床边，看着收拾好的行囊，有点发木：我就要去一个人美国了？

晚上墨镜哥又来了，一进门，看看我，看看王姐，使了个眼色，我回避了，他一边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一边呵呵呵地路过。我们在我的卧室坐下，关上门。

“明天坐大巴，去蒙特雷。”（Monterrey，墨西哥第三大城市，位于墨西哥东北部，与美国特克萨斯州相接）

我没有说话，他继续说：“你坐在后面，周围有人照应，但我们不会告诉你是谁，你自己也别想着去找，反正有事情他们会处理。

“路上时不时会有查岗的，查证件的。你没有，但别慌，照应的人会去打点的。但只要看到车没有在服务区停下来，你就去‘上厕所’，那里有暗门通到下面的行李厢，在那里躲好，等到了下一个服务区再出来。

“到了蒙特雷，会有人接应。你会在另一个房子待一阵，他们说不会久，最多就三四天，你们就会出发去边境。”

“去德州吗？”我怯生生地问。

“对，德州。我们从河那里过去，应该是晚上，看他们准备情况，要么是皮划艇，要么是游泳圈，或者是大轮胎。会游泳么？”

“会。”

终于到了要游泳的时候了，我都感觉到肾上腺素正在喷射进我的血液。

“过河就是一路走，Coyote（土狼）会带着你们，跟紧了，他不会说中文，甚至不见得会回头看你，别走丢了。他会带你去指定的地方。”

“过河需要多久？”我问。

“20分钟吧。”

“深吗？”

“看安排，有的地方浅的能淌水过去。”

“深的呢？”

“你有船怕什么？”

“好。”

“那我走了，一路平安。”

“谢谢哥。”

我又送他到了门口，看他消失在夜色中。

关上门，回到客厅，老陈和王姐都还在自己的房间。一股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席卷了我，马上又要踏上未知的凶险前程，我腿肚子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我走到王姐卧室的门口，呆立良久，终究还是没有敲门，回了自己房间，往床上一扑，不争气地哭了起来。

这一晚我翻来覆去，4点多才睡着，6点就醒了。走出卧室迎面碰到王姐，她似乎也很疲倦，连打着哈欠。我正要和她打招呼，她突然走上前抱住了我，我毫无准备，举着双手不知道往哪里放。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松开了，绕开我往洗手间走去。

餐桌上放着王姐刚做好的扁肉燕，我又囫囵吞了一碗。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忘记王姐的扁肉燕的味道。

门口响起脚步声，我猜是墨镜哥来了，赶紧去开门。

“东西收好了没？”墨镜哥劈面就问。

“收好了。”

“那就走吧。”

这时候老陈也迷迷瞪瞪地进了客厅：“阿俊路上小心啊。”

“知道了。”我头也不回地说。

“那……我们美国见？”王姐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纽约见，怡东楼！”（怡东楼，纽约唐人街著名的福州人聚点）我定了定神，回头斩钉截铁地对她说。

“走吧！”墨镜哥催促道，我扛起包，迎着朝阳，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关了我4个多月的小房子。

躲在大巴车的行李仓，听大家呼喊着“America”

墨西哥城还没从昨夜的梦中醒来，大概十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一个标识很不明显的大巴站点。

墨镜哥从副驾驶位转过身来，伸手递给我车票，问我：“说的都还记得吧？”我点点头。他空着的手摆出握手的姿势，我赶紧伸过去握住。

“那祝你好运了。” 

车站挤满了身材矮小的墨西哥人，不少人都单手抓着他们的大帽子，在一片无序中急着上车。但真进了人群才发现，想上车还不太容易。我的小身板挤了没一会儿，就看着身边敦实的墨西哥人一个个挤到我前面，而我自己反倒马上要被挤出人群了。

我高举着票大喊：“Here！Here！Amigo！”这才引起了检票员的注意，不知道他跟迎上来的墨西哥人说了什么，大家就都很不情愿地给我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我侧着身子挤了过去，来到检票员面前。

“America？”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没反应过来，他已经从我手上扯过了票，推着我肩膀让我上了车。检票员回头跟其他人不知道说笑了什么，周围人发出了欢快的声音，我听不懂，只听懂一个词：“America！”

很快，车上就放起了欢快的墨西哥舞曲，时不时还有人跟着大声哼唱，偶尔会打个呼哨。过了一会儿，一个背着吉他的年轻人直接站在椅子上弹了起来，车厢里掌声如雷，大呼小叫，我就像置身一个小型演唱会现场。

车发动了，歌手回到位子，只剩下舞曲继续从前面的喇叭中传来。在有节奏的音乐伴奏下，加上城区路段还算平整，车开得又快又稳，一夜没睡的我抱着包，很快就睡着了。

睡睡醒醒，大概过了午后，几个颠簸忽然把我脑袋狠狠砸在前排的椅子上。我起身四处张望了一番，又蜷回座位上。没一会儿，车速就慢了下来，车后传来一阵阵警笛声。我抱起包马上站了起来，四处找厕所。这时候，忽然有个人拉住我衣服，把我带到最后一排，他把座位上的人轰起来，不知道扳了什么地方，椅背就倒下了，后面是一个黑乎乎的方洞，那人用手一指，意思是让我进去。

我正琢磨着怎么爬过去，他就一把扯过我的包，直接把我推到了洞口。我猫着腰、把脑袋探进去看，原来这里直连着车厢下方的行李仓，那人又在后面推我，我赶紧跳进行李仓里，胳膊重重地砸在车底部。上面的光线马上就消失了，车也停了下来。

我小心翼翼地爬起来，头顶上的车厢很快嘈杂起来，喇叭关了，有人的呵斥声，还有几个人穿着皮鞋的脚步声，沿着过道一路慢慢走向车尾，声音很大，到车尾的时候，有密集的交谈，声音忽大忽小，叽里咕噜说了半天，那些脚步声便折返回去了。

前面又传来发动机启动的声音。上面的人似乎忘记了我，当然我也不想再上去了，省得又有人检查，我还得下来。

但很快我就发现，留在行李仓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这里没有座椅，也没有把手，在黑暗中根本坐不稳，车子开动以后我在下面打了几个翻，几次撞在其他人的行李上。我四处乱抓，好不容易摸到一个支架，试图牢牢抓住，但支架并不好握，车一颠簸就会被震到脱手。不得已，我只好把胳膊穿过支架，扭回来勾着，这才算人车合一了。

黑暗让旅程显得无比漫长。不知道过了多久，车终于停了，我也被撞得晕头转向。等司机打开行李仓，我才看到外面微弱的光——太阳已经快要下山，只有地平线还有点昏黄。

我手脚并用地往出爬，快爬出来时发现没有拿包，又挣扎着爬回去找，拿着包爬出了车，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看到自己衬衫的右臂到腋窝下，被撕出一条一条的口子来，胳膊上多处破皮出血，牛仔裤勾破了好几个洞，腿上也都是深深浅浅的伤口。脸上似乎也撞青了好几处，摸着很疼。

这时候有人伸了一只手到我面前。四周很暗，我看不清，但还是两手抓着他，腿拼命在地上蹬着，勉强站起。那人拎着我的包，另一只手指着不远处的一辆小轿车，示意我过去。我一步一蹒跚地走着，他似乎不耐烦了，半推半扯地把我带到车前，我费了好大劲才蹭上了车。

等车开了起来，经过了一个指示牌，我认出了前三个字母：MON。

我到蒙特雷了。

跟着Coyote，在贫民窟里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临走前，当墨镜哥第一次给我提起“土狼”的时候，我并没有任何反应。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也不太关心，只是大概猜测这是一个代号或绰号，形容的是那个在蒙特雷接应我的人。

等坐在轿车里，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个“土狼”，我很快就发觉他身上有一股和墨镜哥不同的气质。墨镜哥给人一种阴翳的感觉，正常人的外表下有着江湖人的狠辣劲，但平时不轻易显露出来；而土狼则不同，光是扫人一眼就仿佛砍人一刀，每次他和我说话，我都忍不住哆嗦。

待多年后知道这名字的来历，我才明白：蛇头、土狼，或许各自就该是这个形象。（土狼，Coyote，专指美墨边境以非法偷渡中美洲移民为业的“人口走私者”。）

车在黑暗中行驶，也没有路灯，我除了远近的影影绰绰，什么都看不见。夜越来越沉，两个多小时后，车子停下了。土狼仍旧一句话也不说，带着我进了一个外表看来十分破败的小房子。

果然如墨镜哥所说，离开墨西哥城之后就没有更好的住宿了。小房子里面似乎把所有房间的墙壁都打通了一般，只留了洗手间和厨房，地板上都是打地铺的人。走在地板上吱嘎直响，我得很小心才不会踩到其他人。土狼和某人打了个招呼，马上就有一个中国人面孔的人走到我们跟前，土狼又说了几句，那人就告诉我他是土狼的哥们，听说我受伤了，让我去洗手间清理一下。

我听了以后非常感激，从包里拿出换洗的衣物，准备去洗澡。但想了想还是不放心，便拖着包进了洗手间，拧开莲蓬头，等待水变热。

等了好一会儿，水还是冰冷的。我只得咬咬牙走到莲蓬头下，冷水浇打在伤口上生疼，我小心地把伤口上灰尘、凝结的血痕都慢慢洗去。还好伤口都不深——眼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期望出发前拜的菩萨祖宗显灵了。

哆哆嗦嗦地换好衣服出去，那个中国人给我拿了膏药，让我搽在伤口，又贴了创口贴。过了会儿，又塞给我一床被子一床毯子，指了屋里一个空着的地方，让我有事再找他，先打个地铺睡觉去吧。

房间的灯非常昏暗，仔细看了一圈，不大的房间里竟横七竖八地睡了至少20个人。很快，伤痛、疲倦、饥饿一起涌上来，我扛不住，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吆喝我们起床，我看着周围人都在收拾被褥，我也赶紧把毯子被子卷起来，放屁股下面。在这里，似乎大家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我木然地看着周围的人，昨天那个中国人不知去哪里了，屋子里除我之外，也再没有中国人面孔了。

大家似乎都没那么紧张，三五成群地围坐着聊天，时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可能这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吧，听墨镜哥说，他们也像候鸟一样迁徙，钱花完了，就北上去美国打几年工；赚够了，再南下回墨西哥享几年福。甚至如候鸟一般，在美国忙完了秋收就回来过亡灵节，等春季再返回北边的农场做工。

等到了饭点，会有人发一些墨西哥卷之类的东西，或者豆子煮的糊糊，配上大把的玉米饼。我实在没有胃口，但又害怕过几天的行程会更消耗体力，于是就拿了几个玉米饼，慢慢地干啃着，味如嚼蜡。

这房子也有个后院，白天，几个大妈会在院子里用搓衣板洗被褥，院子里晾满了各类床上用品。当然，我们还是不能出去的。

当天下午，就有三四个人背上包走了，不知道是转移地点还是直接去美国，其他人发出一阵稀稀拉拉的欢呼，似乎是在鼓励他们。离开的人中间有一个还很酷地举手在额前摆出敬礼的姿势，再有力地把手挥出去。不管是走的还是留的，看起来都是轻松洒脱的样子。等天黑下来，又有几个人加入我们，和我昨天一样，洗澡、拿铺盖、一躺，又过了一天。

到了第三天，走的人就更多。午饭后来了一个颇有威严的墨西哥人，不过他那严肃的脸和身高实在不相称。小矮子态度冷峻地对着人群一阵指点，叫了十几个人的名字，手指往后一指，显然是叫他们跟他走。被叫到的都很兴奋，拎起包就往外走，拥挤的房间顿时空了一大半，有几个工作人员样貌的人就忙着收拾起来。

我不禁又多了些期待和憧憬，有种“准备千日，用在一时”的感觉。那天晚上没有人来，比平时安静了很多，我满心希望自己第二天就能走，早早进入了梦乡。

但让人失望的是，第二天并没有人安排我们离开，倒是新来了几个。我有点郁闷，又早早睡去，虽然地板硬邦邦的，但实在是无聊得让人只想睡觉。这样又过了两天，小屋里的人又渐渐恢复到我刚来时的规模。

这天下午，那个威严的小矮子又来了。大家纷纷安静下来，抬起头望着他，等着他喊名字。他一个个喊，就有人举手。喊到一个“胡安”（Juan），却没人应，反复喊了四五遍，还是没人应。他突然朝我走过来，似乎认真捋了捋舌头，又问了一遍：“hun？”我这才意识到他是在叫我。我赶紧点点头，说Yes，他这才满意地笑了起来，露出一口黄黑的牙齿，冲我连连说OK。

我们一行10人扛起背包，鱼贯走出门外。小屋外有辆皮卡车，我们爬上车斗，坐在左右两侧的木条上。为了坐稳，大家都抓着车斗侧面。车开动起来，一路颠簸，在高高低低的土丘上下穿行。

那一刻，我吓尿了裤子，整个人都被恐惧击倒了

车行大概一两个小时，一路无语，夜色渐渐降临。

我们在一个荒芜的枯树下停了下来，静听有流水声，我们到达的，应该就是格兰德河（Rio Grande）的某处了。

小心翼翼地下了车，每个人都偷偷摸摸的，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一个女人走路动静大了一点，小矮子就走过去踹了她几脚，随手又是几巴掌，打得她抱着腿倒在地上，结果又摔出声音来，小矮子又转身上去补了两脚在她背上。

所有人都对此漠然视之，仿佛这都天经地义的——那个女人会害我们全被发现，活该被打——女人不敢呻吟，就躺在地上抽搐着，似乎在哭。

又走了一会儿，小矮子和司机从旁边的灌木丛拖出一个皮划艇，里面有一大捆绳子。他们将绳子一头系在河边的树上，树干上全是被绳子磨出的痕迹。司机是一个瘦小的汉子，拿着绳子的另一头捆在腰上。我们跟着他往前走，水流声越变越大，一条河出现在我们面前，河面并不算宽，一眼可以望到对岸，深浅不知。

只见司机把衣服脱得只剩内裤，缓缓走进水里，然后开始游起来。他划水声音不大，很快就被水流的哗哗声淹没。借着依稀的月光，他的身影在水里若隐若现，只有不断朝着河那里移动的绳子告诉我们他还在向对岸进发。 

过了一会儿，司机从水中爬了出来上了对岸。他整个人匍匐着，远看应该是在听周围动静，我们都不敢出声，伏着身子屏气凝神。又过了一会儿，司机猫着身子站起来，快速跑向对岸的一棵树，把绳子拴在树上，绳子很快被从河中拉起，悬在河面上。

小矮子警觉地看了看四周，马上指挥其他人扛着皮划艇过来，然后丢在河岸。小矮子和一个壮汉先上了船，抓住了绳子，再指挥所有人一起把船推入河中。我们都踏入了河中，水淹过了小腿，有两个人在水中扶住了船，其他人开始往船上爬，先上去的再回头拉后面的人。我是倒数第四个上船的，上来以后也赶紧抓住绳子。

待所有人都进了船，小矮子就比划了一下“攀绳过河”的方案，我们就两手交替、非常有默契地拖着船一点点地向对岸靠拢。一群人在顺势而下的水流面前还是有些无力，我的手掌很快就磨破了。半夜河面风很大，气温也低，裤腿湿了被吹得很不好受，被风卷起的浪花拍着脸，但不能有一点松懈。

船渐渐靠了岸，司机又跑进水来拉船上岸，陆续有人跳下去，把船往岸上拖，看上去他们都很有经验的样子。我也跳下船，但一下踩进一个水面下的沙坑，整个人摔到水滩上。并没人扶我，我自己闭着眼睛往岸上爬，包拱在背上。船扔在河边，其他人开始换掉湿漉漉的外裤，我也赶紧学着大家，把包里没有湿的衣物换上。被丢弃的衣物直接抛进水里，鞋袜虽然也是湿的，但也没有办法。

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河边的灌木丛。岸上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但那里并没有接应我们的车。灌木长满了钩刺，连上面结的果实都是小针球一样。在公路边等了几十秒，确认往来没有车辆之后，司机手一挥，我们就从灌木丛中奔出，拔腿就往公路对面跑。

公路对面是一片开阔的荒草地，其实更像是戈壁滩，地上都是硌脚的砂石，大大小小的岩石散落在东一丛西一丛的低矮灌木中间。也有稍微高大一点的树木，但目测高度不超过4米。换言之，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遮挡的东西。

不被发现的办法就是迅速通过。司机在前面飞奔，我们就紧紧跟在后面。多年的锻炼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感觉跑了一公里，我还是可以保持相对平稳的速度跟在队伍中间。队伍慢慢拉长，到后来，我的前面只有司机和一个跑起来姿势挺滑稽的墨西哥人了。月亮的微光让每个人都只是轮廓。我大脑里则是一片空白。

我们沿着戈壁滩往前跑的时候，右侧一直可以隐约看到一条公路，我们离公路并不远，保持着有车通过一定能看到的距离。

跑进一块乔木较多的地方，司机示意大家停下休息，往树丛中一指，两个墨西哥同伴就神奇地翻出两桶纯净水来。我顾不上诧异，几乎是匍匐着，大口捧着同伴们倒出的水，直到喝饱了肚子往旁边一滚，打嗝都会喷出水来。有准备的人还自带空可乐瓶，装得满满的提在手上。

没几分钟，司机就起身指示两个人把水桶放回去，又拿出条围巾让他们在水桶上打了个结，然后示意大家继续走。可刚走出树下没几步，司机就突然折返，并低声吆喝大家赶快退回。我这才看到远远的天空上有一闪一闪的红蓝点，隐约听到直升机发出的轰鸣声。

我们退回树丛中，每个人都在找能遮蔽的东西挡住身影，我和一开始被打的那个女人挤在一起。轰鸣声越来越近，探照灯对着地面漫无目的地扫着，所过之处亮如白昼，几次扫过我们头顶，头顶的树冠仿佛燃烧着一团白火。

很快直升机就飞过我们，沿河岸一路飞远了。

我们继续等了几分钟，确定直升机没有回头的迹象，才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回过神来，我才发现自己刚才居然吓得尿了裤子，好在晚上也没人看得到。我直起来后腿哆嗦了好一会儿，都无法平复心中的恐惧。小时候听过的各种偷渡死在路上的故事突然涌上来，我被恐惧整个击垮了，双膝一软就跪了下来。

我觉得非常害怕，觉得前面就是刀山火海，就像他们以前说的，随便路过一辆载满红脖子民兵的车就会对我们疯狂扫射……

突然有水从我头上淋下，把我浇了一个透心凉。我抬头看，是小矮子。

“Move，go！”他声音很低，但非常凶。

我只得爬起来，往前蹭着。

“Faster！”他又命令我。

我强迫自己小跑起来，努力追上队伍。

我们爬过一个很缓的土坡，快接近坡顶的时候，司机举起手，示意大家都停下。所有人都立刻蹲进旁边草丛中，有人大口喘气，我身边一个男人直接躺平了，小声地咳嗽。司机慢慢的爬上坡，招手我们跟上。前面像是庄园或者农场，实在是太宽阔了，除了有栅栏以外，从地貌上和我们刚才走的地方完全一样。

远处有几栋房子，小矮子走过来，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把剪刀，几下就在农场外围的铁丝网上剪开一个口子，大家一个个从口子那里爬进去，小矮子再把铁丝网拉回原样。

我们从农场边缘穿过，再从另一侧边缘爬出去，直到走到一条双向两车道的乡间公路上，我们背后突然就亮起了车灯——接我们的车就停在那里！

大家纷纷挤上车，司机和小矮子却没有跟我们一起，车不太大，所有人挤在里面，连门都要关不上了。

车开了没多久，就在一个看起来像是工业区仓库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被赶进一个仓库，我则被单独隔到一边。新的土狼接手了我们，把仓库门一关，开始打电话，然后依次喊名字，叫到名字的就接过电话，和电话那头的人说几句。

终于，土狼把电话递给了我，电话那头是一个说福州话的男人：“你是不是林思俊？”

“我是。”

“你现在到了美国你知道的啰？”

“嗯，路上有看到美国国旗。”

“你现在在那里等着，我天亮就来接你。”

“好。”

电话挂断，土狼转身走了。

看！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

我累得不行，身心俱疲，靠着墙坐着就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仓库门开了，有人激动地站了起来，朝来的人走去。土狼也走上前去，核对了双方的情况后，和来的人握了手，对方就把人带走了。

走了四五个人之后，又有人敲门，这次进来了一个中国人，用福州话和我打招呼。我看他年纪，马上亲切地喊他叔叔，他说他只是接应我的司机。司机和土狼用蹩脚的英语说了几句，就招呼我跟他走。

我走出来，外面已大亮——这的确是一个破败的工业区，举目望去，工厂似乎都处于停产状态。我问了司机好几个问题，但他并没有理我，只说要我上车。我刚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他就要我立刻扣上安全带，说在美国这个抓得很厉害，别为这小事情搞砸了全部。我嘴里连连称谢。

车很快就上了高速，行驶在司机口里的“德州大农村”，一眼望去，确实什么都没有，全是暗红色黄色的戈壁滩，稀稀拉拉长满了那些惹人厌的灌木丛。我不言语，司机也不多话，我们就这么一路开进了圣安东尼奥。

司机在一个漂亮的洋房面前停了下来，把车开进房子旁的车库，带着我下车，从车库里面的门直接进了内室。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了，大家都在用福州话聊天，全都是才从墨西哥过来的同伴们。我很高兴，上前去热情地和其他人打招呼聊天，夸大几十倍地吹嘘自己昨天的惊险，当然，其他人的故事也都大同小异。其中有一个，说自己和队伍走散了，独自在荒野中走到一个叫“胡狼顿”的地方，才被蛇头找到的。

我终于可以好好洗个热水澡了，刚洗完，房子里管事的就让我打家里电话。

“哪个？是俊仔嘛？”妈妈的声音异常激动。

“是啊！是我！”我激动地回应。

“是俊仔！”我妈似乎是在回应我爸的询问。

“到哪了？”我爸的声音远远传来。

“在美国了。”我回应道。

我话音刚落，电话一下就被抢了过去，管事小哥对着话筒说：“人到了，明天一早会有人给你们账号，你们赶紧把钱打到账上，我们就安排他去纽约。”

他把电话塞回给我，被他这么一打断，刚才的情绪全无，我突然不知道该和我妈说什么了。

“瘦了没有？”我妈问。

“应该还好，大部分时间都在屋里吃东西。”

“衣服还有吗？”

“大部分都丢掉了。”

“去纽约让你哥给你买，我让他请假去纽约接你。”

“好。”

“习惯吗？”

“我才刚来……你早点睡吧，我到了纽约再找你。”

乐观和轻松的情绪继续洋溢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大家一边打牌一边聊着有的没的，互相打听着老家和未来的计划。到了晚上，小哥从中国城叫了外卖，是一些酸酸甜甜味道奇怪的中国菜，名字也很奇怪，芥蓝牛、左宗棠鸡什么的——当时我完全想不到，接下来几年，我的工作就是在美国制作这类垃圾食品。

晚上，我沉沉地睡了，睡了好久。

第二天，管事小哥跟我说钱已经到账了，他们给我买了后天去纽约的大巴车票，路上要开两天，给了我200块美元，让我自己在路上买吃的。

等到那明媚的一天到来，我把自己剩下仅有的好衣服穿上，背着那个破破烂烂的背包，和大家一一道别。接我去大巴站的还是同一个司机，上了大巴后，我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希望能够有机会可以饱览沿途的风景。

但我失望了，沿途的风景之单调，让我误以为自己根本没有移动。这趟车中间在达拉斯、孟菲斯、哥伦布的大巴站各转一次，每次转车都要等差不多一小时。越往北天气越冷，离开孟菲斯之后就连续遇到大雪，车内暖气倒是很舒服，但换乘的时候还是让我这个南方人冻得怀疑人生。

不过越冷，我就觉得离纽约越近。终于，在进入新泽西州不久，我终于看到了通向纽约的路牌。开到一个隧道口，车速突然慢了下来，密密麻麻的车要穿过这里。但也正是在这个隧道，我看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相比于此岸新泽西的昏黄路灯，对面是如此明亮，璀璨生辉。

我的心里满含着希冀，只觉得一切都会更好。

车驶过隧道，在一个叫做港务局的地方停下来，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终点。

刚下车，我就看到哥哥在路旁等我，我几乎是尖叫着扑向他，口中呵着白雾，反倒没觉得冷。倒是他，赶紧拖我走到室内，然后一边回应着我各种奇怪的问题一边带我去打出租车。

我们坐在车里，穿行在光怪陆离的曼哈顿街头。哥哥带我去一个叫做老海军的地方买羽绒衣、内衣内裤、线衫秋裤。衣服都不贵，感觉价钱和国内本土的牌子差不多，但却全是国际品牌。哥哥吐槽说如果我早一个月来，估计能用一半的价钱买下来，而且搞不好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福建产的。我听了吐了吐舌头，觉得很不可思议。

离开商店，又打了一辆车，开到另一条河对面的布鲁克林，去了一个亲戚家，哥哥说大家专门为我准备了家宴招待。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快夜里11点，但居然大家都是才下班没多久，我又问哥哥：“大家一天工作要干多久？”

“13小时。”他说的时候，神色如常。

我在纽约并没有停留多久，就又辗转去了肯塔基的一家中餐厅打工，一待就是5年多。

2016年的夏天，为了办身份方便，我决定回纽约工作。因为这里餐馆工的工资比外州低将近1000美金，开支却又要大得多，我在朋友的建议下跳槽去了美容院，做了一名男技师。因为手劲大，我还学了按摩，终于让我在这个新行业站住了脚。

我去了布鲁克林的一家中国人教堂。但因为周末店里非常忙碌而无法保证参加聚会和礼拜。不得已，只能花钱买通了执事，让他在点到的花名册上给我记上名字，好让我不至于因为缺勤办不到教会证明。

我终于排到移民局的问话，结果却并不顺利。

那天，律师楼给我安排了一个翻译，陪我一起去移民局出庭。此前都准备得好好的，可一面对移民官，我一下就紧张了，移民官的问题无非就是，“当时是怎么来的？”——也就是偷渡过程，以及“为什么要来美国？”——都是律师楼安排好的答案，我却回答得结结巴巴。

“大哥，你说你去年来的美国，当着移民官宣誓你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结果回答起来磕磕巴巴支支吾吾，要细节没有细节，要时间没有时间，还被她抓到几个明显的错误，你想不想要绿卡？”从移民局出来，翻译不停地翻着白眼，福州话普通话夹杂的抱怨着。

“问话的机会只有一次，两个星期后过来拿结果吧，没有通过就上移民法庭……现在知道着急了？下次再没过，就等着递解令回福州吧。”如果我通过了，她也有红包拿，眼下，她只能对我冷嘲热讽。 

“像你这样的，唐人街一抓一大把，人家都没事，你在移民官面试筛糠一样什么鬼？”翻译喋喋不休，我一句话都不敢说。

身份办得不顺利，免不了被我妈一顿骂，她帮我相的一门亲事也就此告吹。

后来，移民局排出来的法官也不甚理想，律师楼问我考不考虑搬去别的州，他们可以给我办转案，阿灵顿、迈阿密、旧金山，三个法庭都可以试试，只要住到辖区内即可。 

我不知道，眼下我真的累了。

写在最后的话

中国移民，特别是从福建来的非法移民，自80年代起就是美国华裔社区的人口流入主力。

坐船到公海、再趁黑漏夜靠岸抵达美国，这个方法在80年代一度十分盛行。直到1993年6月6日一艘名为“金色探险号”的运送偷渡客的船只，因为乘客哗变内乱，在纽约市皇后区的近海搁浅，10人在沉船过程中遇难，这种偷渡行为才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1]。

此事发生后，美国移民局共逮捕了262名男性、24名女性和14名未成年人，他们每人的偷渡费都高达4万美元以上。之后，联邦调查局在全球追捕背后的大蛇头“萍姐”，并最终在2000年于香港将其逮捕。2005年“萍姐”被宣判前夕，无数福建同乡在法院外聚集求情，最后，“萍姐”以走私外国人、绑架人质、洗钱和勒索判处35年徒刑，2014年死于狱中[2]。基于萍姐经历的非虚构作品《蛇头：美国梦与唐人街地下世界的传奇》[3]更是在2006年入围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非虚构大奖“J. Anthony Lukas Prize”。

但从福建来的偷渡客并没有因为海运线路的断绝而消停。相反，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化整为零，借助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便利和跨国犯罪组织化水平的增进，开始像拉丁美洲偷渡客一样从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美国，或者像加勒比偷渡客一样，乘船从迈阿密进入美国。

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致使2000年美国移民局局长专程访问福建省，希望福建省政府能遏制偷渡出国的风气，双方交换情报、起诉蛇头。而在当时，偷渡费用已经升至每人平均6万美元以上。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4]，每年有约3万中国非法移民以各种方式进入美国，其中80%来自福建。直至现在，根据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数据，美国1100万非法移民中有36万是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在所有国家排名第四。

而对于每年中国人偷渡到美国的数字，则有几种说法：一是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估计，一年有2.5万人左右；二是陈国霖教授的估计，有5万人左右；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的估计，有10万人左右。而根据中国公安部官员的估计，每年进入美国的中国偷渡者约在3至5万人之间[5]。

在这其中，已经有大量曾经的非法移民通过各种方式，在美国获得合法身份乃至最终加入美国籍，《环球时报》英文版在2016年还曾刊发过专题采访，主题即是围绕没有获得合法身份的福建偷渡客担心被遣返。[6]。

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移民和边境成为两党角力的主战场，最近更是为50亿的边境墙预算引发了史上最久的政府停摆。《凤凰周刊》的特约记者王晓枫曾于2018年上半年长时间探访美墨边境，写就专题报道《特朗普的墙》（内容详见“人间theLivings”2019年2月2日微信推送第二条）。

长久以来，来自中国的偷渡客们一直是被消音的群体：受教育水平低、缺少媒体的渠道，更不会诉说自己的故事，他们的苦难不符合中美两国中产阶级岁月静好、却又焦虑难安的口味。

而在这个连载中，主人公林思俊和我接触到的大多数这群人一样，就是这么一个有想法却没有办法的普通人。

2016年，我离开了纽约，此后便与他断了联系。至于他最后有没有成功拿到身份，我也并不知情。但在特朗普的任期里，他的未来估计不会一帆风顺。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下他的故事。

参考文献：

[1] Patrice O'Shanughnessy, The Golden Venture Tragedy: From hell at sea to the American Dream, Daily News, Jun 08,2008

[2] Corey Kilgannon and Jeffrey E. Singer, A Smuggler of Immigrants Dies in Prison, but Is Praised in Chinatow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2014

[3] Patrick Radden Keefe, The Snakehead: An Epic Tale of the Chinatown Underworld and the American Dream, Doubleday, July 21, 2009

[4]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Profile of the Unauthorized Population :United States

[5] 人民网：中国人蛇黑幕：无人不晓的“人蛇之母”，2002年5月27日

[6] Global Times，Illegal immigrants from Fujian unable to visit family due to deportation fears, Nov.16,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