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细菌战幸存者

源济

摄影 | 朱嘉磊 编辑 | 米杜 新浪图片出品  2018-12-10
细菌战幸存者
文／朱嘉磊　编辑／方莉

一座城，揭开隐瞒半个多世纪的真相

　　1996年的一天，一批日本反战人士来到湖南常德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徐万智才知道在1941-1943年间，自己的5位亲人原来是死于日军飞机投放下的36公斤的细菌武器。

　　随后，有着同样家庭遭遇的张礼忠、易孝信和徐万智一起，加入了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成为了一名志愿者。他们每日骑行数十公里，走访下乡搜集常德细菌战的证据。随着一个个真实的案例被记录，被日本政府隐瞒了半个多世纪的真相也逐渐被揭开，一次阴谋的空投与当年的常德城浮现于细菌战遇难者遗属的记忆之上：

　　1941年11月4日，天色刚刚破晓，一架日军轰炸机出现在常德县城上空，全城随即发出尖锐的空袭警报，民众慌忙从各自的房屋内跑出，向码头、七里桥等城边转移。这架日军飞机没有像往常一样投掷炸弹，而是在县城上空不停低空盘旋，之后沿着中心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水府庙以及远郊的石门桥、镇德桥一路投下了麦谷、高粱、破棉絮、烂布条以及诸多不明颗粒的杂物。

　　上午7时许，这架日军轰炸机飞离常德上空，空袭警报解除，重新回到城里的人们由惊恐转为惊异，而后互道相安无事，但殊不知一场鼠疫正悄悄地向他们袭来。就在这天后，常德有成千上万人开始接连 “莫名”死去。

　　翌日，常德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召开紧急会议，称本院医师和红十字会人员，从日本飞机空投的一包杂物中化验发现有类似鼠疫病菌的细菌，这种鼠疫细菌是传染速度最快、死人最快的病疫。这时的常德境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死老鼠，几日后，谭学华与县政府将化验结果报告省政府，省政府上报重庆中央政府，但因谭学华所在的广德医院没有收到一例患有鼠疫病菌的病人，这份电报没有得到重庆政府的重视。

　　其实在当时的常德城内，已经有居民因鼠疫细菌突发高烧死亡，但大多数死者家属缺乏必要的防疫知识，鼠疫更是之前没有听过的词汇，很多家庭会认为是患病而死，由于这种疏忽，错过了这场鼠疫的最佳防御期，也给之后一户户家庭带来了灾难。

　　随着更多大量染疫死老鼠被发现，常德城内有近600人也随着死去，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着整个常德城。而远离城市的许多乡村因信息传播闭塞，很多因鼠疫细菌而死的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自己是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当时有很多进出常德的城外住户，无意中又将鼠疫病菌带了出去，这场鼠疫也因此渐渐扩散。1942年春天，引发长达两年，流传四年的鼠疫大爆发，最终祸及到常德城及周边7个区县60个乡镇486个自然村， 7643人因此丧生，数万人染病。

一个诉讼团，“虽败犹荣”

　　1997年8月，30名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及亲属与中国其他各地的受害者108人，组成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诉讼团，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起诉状，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日本政府对当年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谢罪并赔偿。1999年12月，72名受害者及亲属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2000年5月22日，东京地方法院将两次诉讼合并审理。

　　通过27次开庭，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中国细菌战的诉讼案进行宣判，判决书指出日军曾在常德、衢县、义乌、东阳、崇山村、塔下洲、宁波、江山等地实施细菌战，造成1万以上的人死亡，其中明确了常德的受害者人数是7643人，但驳回了中国原告的一切请求，对受害者不予赔偿。

　　2002年8月30日，中国原告诉讼团向东京高等法院递交了上诉书，要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进行赔偿。2005年和2007年，东京地方法院两次宣判均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拒绝赔偿，中国诉讼团最终败诉。

　　 “虽然我们败诉了，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宣判，有它的积极意义。”常德律师高峰说，“在此前，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甚至对于731部队的存在也是极力否认。这个判决在日本国内，以法律文书形式第一次认定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而且这个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第一次认定了这个战争的行为是受天皇的指令，是一种国家行为。第一次认定了这个细菌战违反了国际法，是一种犯罪行为。这样以法律文书形式认定了事实，日本政府再想掩盖抹杀细菌战这个罪行，就不可能了。”

一个协会，“步履维艰”

　　2011年11月4日，常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延续对日诉讼，这其中包括继续调查与向日本法院继续提出给予细菌战受害者道歉赔偿的诉求。目前长期忙于协会事务的成员就是4个人，78岁的常务副会长徐万智、85岁的秘书长丁德望、68岁的胡精钢与54岁的易友喜。

　　徐万智、丁德旺和胡精钢年事已高，不再适合四处奔走，“年轻”的易友喜成为唯一能打理协会日常事务的人。易友喜前一阵子刚刚做完肿瘤摘除手术，腹部还留有口子，但每当有人来采访细菌战，他都会接待并陪同。只有这么一个中年人在奔波，加上协会也没有什么资金来源，常务副会长徐万智越来越有危机感，“协会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缺人缺钱，很难开展活动，会用摄影机的人找不到，我们几个材料也写不动了。”

　　之前协会曾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人，但鲜有人留下。而最让徐万智难过的是不少受害者的孙辈不愿加入协会，他说，“有些受害者的孙辈本来想入，但遭到家人的阻止甚至责怪。”石公桥一名细菌战受害者的后人表示：“官司打了这么多年，一点成果也没有。加入协会又有什么用？”

　　“我怕等受害者全部去世了，这段历史就再也没人知道了。”徐万智说， “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丧失警惕，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 徐万智提高了声调， “现在形势很危急，必须进行抢救性保护，我们快撑不下去了。”

　　如今，他们4个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建一个常德细菌战死难者同胞纪念碑或纪念馆，“这样即使我们不在了，协会不在了，载有这段历史的记忆还在。”

　　中国原诉讼团团长王选对未来能得到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这点，并不乐观，因此她与协会的人的想法一样，应着手为细菌战受害者成立纪念馆、纪念碑，成立合法的受害者协会，定期举行纪念活动等。“纪念馆成立不起来，下一代人即使想了解这段历史也没有渠道。没有这些举动，只是空喊口号支持我们，一切都是空谈。如果得不到更多力量的支持，这段历史必将自然消亡，它属于全人类，不仅仅只是原告们的事情。”

源济

这是日军飞行员在投放鼠疫前的合影。1941年11月4日清晨，常德城上空飞来一架日军轰炸机，飞机低飞盘旋后，没有像往常一样投放炸弹，只是沿着城内投下了麦谷、破棉絮、烂布条以及诸多不明颗粒的杂物，之后便飞离。此后的4年里，常德城内外成千上万人接连“莫名”死去，徐万智的5位亲人就在这次日军飞机投掷杂物后“不明不白”地离世。




那时，徐万智一家住在远离常德城的乡村，因信息闭塞并不知道城里发生了鼠疫。1943年的一天，徐万智的父亲挑米到常德城里卖，下午回家后便开始发高烧不退，逐渐神志不清、抽搐、尿血，几天后在痛苦中去世。父亲带回来的鼠疫细菌传染给了家人，徐万智11岁的哥哥、奶奶、二伯及二伯的儿子都是在吐黑血后没几天便离开人世。




徐万智说，“村里参与抬尸的人全都染病死亡。当时天天都在死人，有人感染鼠疫怕拖累家人，自己服毒自尽。”舅舅见徐家情况不妙，赶紧将年幼的徐万智接到了自己家。当时，徐万智也出现过一些鼠疫症状，吃了舅舅的一些草药，才得以存活。但多年后，徐万智仍需吃药，身体异常虚弱。




张礼忠今年已是87岁高龄，鼠疫发生时在常德城内住。当时城内县政府第一时间采取了防范措施，但还是没能抵挡得住1942年春天鼠疫细菌的大爆发，张礼忠一家13口人最后只活下来3个人。




张礼忠家中挂着两张全家福，右边是20年前张礼忠和子女们11口人欢聚一堂，左边拍摄于1938年，是张礼忠当时一家7口的合影，此外他家里还有奶妈、佣人、学徒等共13人。张礼忠当时家境殷实富足，住在城内最繁华的大高山巷，房子200多平米。1941年11月4日之后，“原本幸福的13口人大家庭，如今就剩下那么一张照片了。”




这是张礼忠凭记忆画的父亲埋葬两个弟弟的画面。1942年他的两个弟弟患鼠疫身亡。当时感染鼠疫的尸体要烧掉，但人们还是想土葬家人，于是他父亲挑着两箩筐，装着两个弟弟的尸体安葬在乱坟岗。没多久，张礼忠的爷爷感染鼠疫而亡。再后来，“奶妈死在家门外，裤子被扒掉，身上多处军刀伤。” 张礼忠的父亲承受不了打击成了植物人，在逃难中病死。




张礼忠说，鼠疫发生后没几天棺材就卖光了，后来乱坟岗也没地方埋了，就往枯井里塞，往河里扔，“要死快死，死晚了就没地方埋了。”聊及此处，张礼忠充满了愤怒和悲伤的泪水。如今，他每天都在健身，“身体好才能跟日本军国主义抗争下去。”最近他搬了新家，家具电器还没完全搬来，但他这条曾在日本街头抗议时披戴的标语早已悬挂于新家的阳台中。




85岁的易孝信住在常德城郊的易家湾，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一片平静安宁，1942年9月的一天，8名村民到一名死者家中装殓，回家不到4天全部惨死。易孝信回忆说，那些人死前表现出来的症状基本相同，都是全身抽搐，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我们称为‘乌鸦症’，当时易家湾里一片哀嚎。在我们心里，易家湾的上空不见天日。”




后来，易孝信上大学离开常德，1975年又回到常德任教。如今，易孝信每天散步外出都要在易家湾走走，易家湾现在已是拆迁区，他却迟迟不肯定离开，因为这里埋葬着他的12名家人、亲戚、邻居，“七八十年弹指一挥间，这里已是废墟。”看着这片曾遭受日军细菌劫难的地方，易孝信眼神中流露出伤感与惆怅。




在1996年之前，徐万智、张礼忠、易孝信并不知道导致自己家破人亡的鼠疫跟侵华日军有关，直到一批日本反战人士来到常德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他们才知道自己家人是死于日军的细菌武器。这是当时常德市党史办的叶荣开编著的《常德抗日事典》，其中有大量的照片记录了1996、1997年日本反战人士来常德调查及调查委员会成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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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为给逝去的家人讨回公道，徐万智、张礼忠、易孝信加入调查委员会成为志愿者，他们无偿搜集常德细菌战的证据。这是鸡鹅巷，当年日军鼠疫病毒传播扩散比较严重的地点之一。叶荣开说，当时鸡鹅巷内有两大酱园，250多口大酱缸敞口向天，很多日军的投掷物直接落在缸里，初起发病的人大都吃了酱园餐馆的东西，鼠疫便在这里爆发。




从1996年到2000年，徐万智等每日骑行几十公里，走访写出近2万份材料，整理出一份7643人有名有姓、有明细症状的死亡名单，这份名单在日本诉讼时被法院采用，成为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铁证。




1997年和1999年，常德61名受害者及亲属与细菌战另一重灾区浙江的原告两次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起诉状，要求日本政府对实施的细菌战谢罪并赔偿。“我们痛诉他们的罪行，而他们永远是傲慢的态度，冷冰冰的面孔。”徐万智回忆说。2002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指出日军曾在中国多地实施过细菌战，但驳回中国原告一切请求，不予赔偿。




86岁的何英珍是原告人之一。十几年前，在日本诉讼期间的何英珍每天精力充沛，“我当时走路很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但每次从日本回到中国，她都会伤心过度而大病一场。“既然都承认发动了细菌战，对我们的家人进行了非人道的迫害，为什么不能诚恳地向中国细菌战受害者道歉并赔偿？难道就这么难吗？”




85岁的丁德望是对日诉讼牵头人之一，也是细菌战受害者的遗属，他与徐万智共同编著了一本《侵华日军细菌战十年诉讼记》，将1997年开始收集证据到赴日本诉讼的过程、细节都一一记录下来。




丁德望与徐万智都不会使用电脑，当时编著这本书时，两百多页几十万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后来他俩自掏腰包交给打印社打印成册，总共印了8本。




2011年11月4日，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延续对日诉讼。这天，易孝信的侄子易友喜召集常务副会长徐万智、秘书长丁德望、和另一受害者遗属68岁的胡精钢来到协会办公室，传达一份市委关于细菌战的文件。




协会办公室位于小区单元楼内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协会的牌子因怕被大风挂掉，便临时竖立在房内窗台一侧，“协会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缺人缺钱，会用摄影机的人都找不到，我们几个人材料也写不动了。”徐万智越来越有危机感。这里存放着61名原告的材料、花名册以及很多关于细菌战的书籍信件，“我们急需将这些转交到年轻人手中。”




更让徐万智他们着急的是，整个常德并没有一个真正纪念细菌战受害者的地方，每年11月4日，家属只能到常德会战阵亡将士陵园内悼念自己的家人。“我怕等受害者全部去世了，这段历史就再也没人知道了。”徐万智说，“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丧失警惕，特别是对日本军国主义。”




徐万智与丁德望有时会来陵园内走一走，在这里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熟人。这天，他们遇到一位八旬老人，二十年前收集证据时这位老人义务帮忙拍过照片，丁德望老远就看见招呼，三人聊起了往事。如今，大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建一个常德细菌战死难者同胞纪念碑或纪念馆。




2016年9月18日，一块常德细菌战“地方性”的纪念碑在常德桃源县马鬃岭镇的一处视野开阔的高地竖起。纪念碑高约3米，上面篆刻着“劫难碑”三个大字，是遇害者遗属李宏华倡议设立的，碑后记录了1942年马鬃岭细菌战受害的经过，共有16名村民因感染鼠疫遇难。




“我和姑姑、堂弟三人的心愿之一就是为村里16名死难者树碑，姑姑已经去世，这个担子就自然落在了我身上。”88岁的李宏华说。2014年，村委会给他一块免费用地。李宏华利用每月近千元的老兵补贴，加上捐款，最终建成此碑。虽然只是为了纪念马鬃岭16名遇难村民，但它“浓缩了常德7643名罹难同胞的悲惨命运。”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会长高锋说。




2018年11月4日，一部以常德细菌战为拍摄背景的电影在常德点映。徐万智、丁德望、易友喜、胡精刚得此消息，便结伴来观影。85岁的丁德望行动迟缓，拄着拐杖转了两辆公交车赶到协会办公室集合，之后一同穿过老城区走向影城。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也出席了此次点映活动，协会的老人们见到她起身寒暄，王选指着自己这几年生出的白发，感叹时间过得如此之快。王选曾放弃留学美国计划，辞退了英语教师工作，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如果得不到更多力量的支持，这段历史必将自然消亡，它属于全人类，不仅仅只是原告们的事情。”




观影结束后，大家不知道聊到了什么，胡精刚突然指向远处，徐万智、丁德望、易友喜驻足望去。在回去的出租车上，徐万智又讲起了细菌战的一些细节，司机约40岁年纪，插话道，“那个事情很惨啊，1943年的事。”“日本人投放细菌是1941年，你说的1943年发生的事是常德保卫战。”纠正完司机，徐万智扭回头看着前方，不再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