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鞘》2018-12-12：学到源头理自通：一战以来海军理论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源济

学到源头理自通：一战以来海军理论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新浪军事  2018年12月12日

在之前的《出鞘》中我们以马汉的视角简单梳理了“海权论”与“制海权理论”的由来与发展。在留言中有不少网友提出海军航空兵、岸防导弹和核武器对于海军理论的影响。确实，在马汉生活的年代，这些武器尚未出现或者刚刚起步发展。马汉的理论必然无法面面俱到。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海军本身存在的根基也曾一度被动摇。依附于其的“制海权”理论也难免饱受非议。本期《出鞘》，我们就来接着上期，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例，谈谈“制海权”理论受新装备促成的发展，及其对今天的中国海军发展的指导意义。




1914年12月1日，海军战略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溘然长逝。诚然，美国是一个盛产伟人的地方，但是这些伟人未必能在这样一个国家找到用武之地。马汉死后，美国海军学界乃至一般公众都对他的理论进行了刻薄的抨击。海军的建设者——这个国家的精英们，完全将发展海军视为一项政治任务，而非为其最本质的“最终目的”去服务。海军在他们眼中是吨位的数字游戏，而非服务于“战争”这一项艺术的工具。




马汉逝世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在欧洲打响了5个月。但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海军建设者们的鼠目寸光刻骨铭心地拖累了这支海军——后者在整场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不超过一支护卫舰队。后来，美国的研究者称一战是一场“与马汉无关的战争”——他们的战争当然与马汉无关，瑞士海军、列支敦士登海军（假设有的话）在一战中的表现更与马汉无关。<




当然，认为一战的海上战场“与马汉无关”的并不只有美国人。实际上，当时世界海军学界的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这是一场“与马汉无关的战争”——在战略上，当时海军实力最强的英德两国几乎从未进行过严格意义上的封锁作战，双方的主力舰队也仅仅在外海碰撞了一次。在战术上，这次碰撞并没有分出实质上的胜负：德国人取得了更好的交换比，但却在英国大舰队的“T字头”面前仓皇鼠窜。




海军“新学派”据此认为，“制海权”已经过时。即，战争中海军实力较弱的一方可以完全退出对“制海权”的争夺，从而专注于对对方脆弱交通线的破坏。但继承了马汉衣钵的，可能也是有史以来最睿智的海军战略学者，德国人罗辛斯基却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在英国建立了针对德国潜艇的“护航体制”之后，实际上德国人对协约国交通线发起的攻击是虚弱且入不敷出的。




与水面的大型舰艇不同，对付潜艇的威胁只需要护航舰只有最低限度的武装。由于公海舰队从来没有驶离北海，英国人完全不需要为每一支商船团都配备一个实力强于任何可能遇到的对手的护航舰队。如果要用简单的数字把这个概念具象化的话：假设德国人能向公海投送10艘战列舰，英国能投送20艘。如果英国有50支活跃的商船线路，那么英国人最多能将其中的2条置于有效地保护之下，而其余的48条线路都时刻面临着“可能存在的德国主力舰队” 的威胁。但如果德国完全没有战列舰行动，那么英国的全部交通线都可以被辅助舰艇完美的保护。




据此，罗辛斯基断言：一战的海上战争完全是一场“马汉的战争”或者说是“制海权”的战争——虽然它并不是那么典型。说他是“马汉的战争”，原因在于由于地理上的先天缺陷，英国不需要压迫性的前出到德军港口前对其进行封锁。位于英吉利海峡和斯卡帕湾的英军主力舰队利用地理优势完全将德军“控制”在了北海。英国散布于广阔大洋上的交通线，除了卑尔根航线以外，全部位于英军大舰队的身后——换句话说，大舰队在实质上保证了英国拥有除北海以外全部海域的制海权。




现在我们转换一下思路：如果德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其在地理上的劣势，会发生什么情况？比如，我们假设德意志帝国的陆军像他们的后备一样，仅仅用了数周时间就推进到并占领了大西洋的东海岸。那么其强大的战列舰队就可以不计后果的机动到布雷斯特，并以其为基地进入大洋——正如莱茵演习行动中，在丹麦海峡被英军截击后的德国舰队一样。




一旦德国海军的主力舰艇成功抵达布雷斯特，皇家海军将不得不重拾残酷而低效的近距离封锁战术以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德国海军进入海洋。否则，他们只能将自己控制的“绝对制海权”拱手相让，大洋的控制权将转变成“双方争夺但英军占优”的状态。无论是哪一种应对方式，对英国来说都将是危险而令人疲惫的。




翻开地图，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来讲，中国在地理上同样面临着当年德意志帝国的困境：中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国的海洋，实际上被两条长长的岛链所包围。当外敌的海军实力强于中国时，这两条岛链完全可以成为像斯卡帕湾那样对中国实施“松散”封锁的基地。中国的海军力量会被完全限制在东海、黄海、渤海和南海，而敌人则拥有整个海洋的交通。




为了防止这一情形发生，中国在军事上的传统应对手段应该是：加大在海军领域的投入，建立一支能够击败任何对手的海军；收复台湾、占领菲律宾、冲绳、马六甲等关键节点，打通弱势海军“出海”的通道；与日本结盟，利用其面向太平洋的广阔正面；与泰国结盟并开凿克拉地峡运河，保证海军在战时不受妨碍的进军“世界的胸腔”——印度洋的能力等。




在今天，上述这些方法如果能够成功实现，也会同样奏效。但在几十年前，这大概是应对这种来自地理学的困局唯一的方法来。毕竟岛就在那，铲不掉、搬不走，要么为自己所用，要么为别人所用。不过在今天，随着武器的发展，海军战术的样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也就是本文开头时所提到的海军航空兵、岸基导弹兵等新兵种赋予“制海权理论”的全新表现形式。




当然，上述两者与其说是“新武器”，不如说是旧有概念的延伸。正如马汉通过风帆战舰时期的纵火船来总结鱼雷艇在海战中的应用一样。不论是海军航空兵（包括在海洋上空执行任务的空军）还是岸基导弹，实际上都可以看做“岸防炮”这一传统武器概念的延伸。两者最根源的作用，都是在空间上拓展对水面舰队的保护——或者说，海军航空兵的控制范围、岸舰导弹的有效射程实际上构筑起了一个“无形”的海军要塞。海军舰艇通过这一“要塞”出入海洋时，作为优势方对其进行控制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




再说的通俗一些，只要中国海（空）军能够在大陆海岸到第一（二）岛链之间集结比对手多得多的战术飞机、战术导弹，中国海军的“无形要塞”就可以拓展到第一（二）岛链。那么为了保证自身舰队的安全，封锁方就不得不选择更加远离这些“危险区域”的地方驻扎行动。从结果上来说，这可以保证中国舰队顺利的出入无边无际的大洋。




在战时，这意味着只要中国海军舰队没有被全部歼灭或者自动停止行动，敌军就不可能享有“完全制海权”。那么海上交通线被破坏所带来恶果将不单单作用于交战的某一方。而是会作为等式两边的数字被相互抵消。如果交战的两个国家对海外贸易有着相似的依赖性，那么由海上贸易的损失带来的对国家战争能力的削弱，相差的也不会过于悬殊。




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海军航空兵、空军的常态化远海训练几乎是与海军舰队的快速扩充同步进行的。此前不时有新闻报道海军航空兵与远航归来的舰艇编队在外海合流演训。若要细究两者合训训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猜测很可能就是在演训海军航空兵在空中掩护舰艇编队出入关键水道。




此外，中国空军与海军航空兵频繁的进行“绕台湾岛”、“绕九段线”、“进日、韩航空识别区”等训练，实际上也是在让部队适应在上述地区内“以空制海”的作战模式，熟悉相关地区、相关空域的地形特点、气候条件等等相关信息。这种行动虽然并不一定有海军舰艇参加，但在某种意义上，其都可以看作是在为“制海权”和海军舰艇进行服务。




总结新装备与制海权理论两者的关系。大致可以描述为：新装备为制海权理论添加了新的“表现形式”，而制海权理论也在保持核心精神不变的前提下，接受这种“新形势”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正如罗辛斯基所表达的那样，海洋是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的命脉之一。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国的中国无论何时都不可能忍受“丧失制海权”所带来的伤痛。这意味着制海权理论这一通过“五百年来的战争实践”总结出的经验，在今天仍是我们必须贯彻和发展的。那么本期《出鞘》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