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马甲运动：一把找不到目标的重剑

源济

黄马甲运动：一把找不到目标的重剑

2018-12-17  马立明  大家


导读

黄马甲运动的问题，也是当下反全球化、反精英、反体制系列运动的共同问题。

一

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

有人把它定义为“农民暴动” ；有人认为这是“布热德主义”的卷土重来；有人欢呼这是一次巴黎公社的升级版、平民政治的回归；有人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伟大实践；更有人称这是一次“未知之事”——历史学家吉拉尔·诺瓦里耶尔（Gérard Noiriel）宣称：“政治家与记者所投身的斗争已然陈旧，如今，我们见证了新的阶段，人民真正的代表开始出现……”（吉拉尔·诺瓦里耶尔原文参考澎湃思想市场：《法国“黄马甲”运动：社会问题重回政治中心》）

各种说法都能找到在历史中自己的投影。让我们回归常识，研判黄马甲运动中的常量与变量。我们不难发现，抗争者、抗争对象、社会环境等常量都完全具备，而且有明确的抗争目标与政治诉求。因此，法国巴黎“黄马甲”运动，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抗争运动。这点应该没有疑问。

再仔细观察这场抗争运动，柴油税的上调、燃油成本随之增加（6.2%）是运动的导火索，而运动的动力则来自于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愤怒与不满。就抗争的两端来说，抗争主体是愤怒的草根阶层，而抗争对象则更为复杂，它同时糅合了现实层面与观念层面：包括马克龙政府以及政府代表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精英主义与全球化等一系列实体或概念。

黄马甲运动中被波及的名牌店

因此，“黄马甲运动”虽然形式新颖、动员方式独特，但它毕竟是一场社会运动，属于抗争政治的研究领域。“黄马甲”是一个符号，并被迅速锁定了意义：它代表了窘迫的工人阶层，是大众（The Mass）的指代。这种符号的出现，意味着它很可能会具有表演性与展示性，将会采取一种和平手段进行抗争（但事实上缺乏克制，黄马甲的暴力行为处处可见）。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大大提升了媒介在运动中的角色地位。

二

从政治学案例视角看，自下而上的抗争运动普遍存在四个核心变量：抗争话语、抗争策略、外部环境与媒介因素。成功的社会运动，必然在这四个变量上拥有较佳的表现。

作为法国近50年来规模最大的黄马甲运动，它的表现如何？逐一衡量的话，与我们的想象有较大的出入。

A、抗争话语。

相信关心国际时事的读者都知道，新民粹主义话语（new-populism，此处不为贬义）一直充斥着西方民主社会。尤其是对着广大因社交媒体赋能而具有发声机会的草根公众，他们形成了一套基本稳定的意识形态：反精英、反全球化、反欧盟、反资本主义等等。他们争取的是一种“普遍的”福祉，一种公共利益的实现。

这种新民粹主义话语具有几个里程碑式的超级文本：一是自2015年一系列恐怖袭击后对于法国多元主义的反思，这一定程度地促使了保守主义的回归；二是2017年法国大选中马克龙的政敌、法兰西阵线的领袖玛丽·勒庞（Marine Le pen）的一系列关于民粹的政治动员；三是针对马克龙的批判文本多次出现，马克龙的纲领被认为“显示出了一种中上层阶级中心主义，不时流露出天真”（原文出自《法国“黄马甲”运动：社会问题重回政治中心》），这种揭露马克龙精英主义面孔的批判，直接激起草根民众的不满情绪。

马克龙VS玛丽·勒庞

除此以外，来自国外的新民粹主义话语也成为抗争的军火。比如美国占领华尔街的抗争口号与文本、特朗普对新民粹主义的精彩引用、英国脱欧时保守派政客的言说等等，它们也顺利地出没于法国的舆论场内，激起了“黄马甲们”的抗争情绪。

B、媒介因素。

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今日，是历史上媒介环境最好的时候。法国是智能手机与无线网络最好的国家之一，拥有智能手机的国民比例在90%以上，在社交媒体上的用户超过百万。文本、话语、视觉产品、符号、剧目等，都得以在互联网上聚集、燃烧。而法国政府对于网络上言论管制一直处于较松的状态。内容产品一出现，就有被数十万法国人看到的可能。黄马甲运动已经发展到线上与线下两个战场。由于底层的抗争运动需要动员与传播，因此媒介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

C、外部环境。

所谓外部环境，指的是抗争者所处于的历史环境。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说过，一个抗争运动，就像是点燃一根火柴，它之所以变成熊熊烈火，是因为它处于一个着火的环境。黄马甲所处于的外部环境，就是一个容不得任何火苗的军火库。法国国内弥漫着对马克龙的普遍不满，但更深刻的，是法国底层民众“对一切不满”、“受够了这一切”。这种普遍意义的不满，可以理解为他们的尊严受到了伤害。加上国内的惨淡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形成了黄马甲运动爆发的注脚，社会情绪则一触即发。

国际环境同样也有利于黄马甲运动。在欧洲多个国家都弥漫着新民粹主义的气息，包括西班牙、意大利、英国、荷兰等，都出现了反抗的呼声。就连多元主义（已经被称为旧秩序了）的守望者德国，也在发生悄无声息的观念革命。可见，黄马甲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到来之物”，是抗争话语发酵到一定阶段的行为实践，是社交媒体优化后的自然发起，同时也是外部环境的水到渠成。

三

但是，黄马甲运动在第四个关键变量——抗争策略的表现可谓令人失望。可以说，黄马甲运动从爆发至今，依然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无策略的运动，甚至带有某种反社会倾向。

首先，这个运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新闻发言人，多个组织似乎是散兵游勇。众所周知，在一次抗争运动中，领袖的角色是非常重要，正如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黑人平权运动中的角色，但“黄马甲”之中，并没有造就出相应的风云人物。有评论说，“没有领袖的运动才是平民运动的本色”，这说法错得太离谱了：没有领袖的平民运动，很可能是群氓或者乌合之众。

其次，黄马甲运动明显缺乏自制力。作为一种后现代抗争，它必须克制自己暴戾的一面，通过赢得公众支持、同情的方式进行表演式抗争（就如同行为艺术家罗伯蒂斯赤裸身体的方式），尝试与政府对话、沟通，表达明确的政治诉求。但是，从新闻中我们获悉的是，冲突不断升级、暴力屡有发生，在不同城市都爆发了“打砸抢烧”行为，甚至已有４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种越界的冲突，被马克龙政府理解为“运动被暴徒利用了”。在马克龙讲话之后，有多人退出了黄马甲运动。

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同样是本次运动的命门所在。在运动中，有人明确要求“马克龙下台”，但也有些人并不支持罢黜马克龙，他们更倾向于将运动锁定在观念层面。这种缺乏指向性的政治目标，很有可能让运动变成一种纯粹的“走过场”。我们也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时，虽然大众“展示了存在”，但是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就连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依然保持着冷峻而傲慢的面孔：“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

并不是说黄马甲运动就纯粹是暴民政治。种种迹象表明，黄马甲运动一直努力地与激进主义划清界限，比如游行罢工都提前申报、保持着“周末出场”、力图以符号抗争或身体抗争等方式。但是，由于运动规模太大、参与者太多，在没有权力中心、没有领导者的情况下，确实没法建立“统一战线”，所谓的抗争剧目几乎无法开演。因此，策略的缺失，令运动很容易走到死胡同。

虽然根据模型的解读有点刻舟求剑，但第四变量的缺失，意味着这次运动存在明显的短板。

四

黄马甲运动的问题，也是当下反全球化、反精英、反体制系列运动的共同问题。激情与不满，是这些运动的共同燃料。这种情绪，在社交媒体及其他媒介上流淌，并通过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新民粹主义举起了一把重剑，但却找不到要砍杀的目标。

事实上，这些年来多次带有新民粹主义的社会运动，表达的都仅仅是愤怒。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到英国的伦敦公交司机大罢工，再到西班牙的“愤怒者”行动，都可以看到新民粹主义的巨大身影。

民众是愤怒，但愤怒指向哪里呢？尊严受到了损害，有什么办法能挽回尊严呢？现在看到的，都是问题，而没有答案。

黄马甲运动中的一个很容易被问到的问题是：马克龙会否因此而下台？

马克龙同样是一个对社交媒体有深刻了解的人（他自己也是通过反建制话语而上台的），也是一个执政手段灵活的人。在黄马甲运动后，他马上进行了一次国民讲话，这次讲话也初步取得了效果。此后，他自己也身披黄马甲，证明自己的立场，避免成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从这些因素可见，马克龙愿意放弃自己的原则来对抗争者进行妥协，这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和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抗争者的诉求得到了回应，抗争在表面上收到了一定成效；另一方面，马克龙则有望保住支持率，避免中途狼狈下台。除非接下来有什么神来之笔，否则黄马甲运动只是一次力量的展示，在现实政治层面，它将无所作为。

因此，黄马甲运动并非“未知之物”。事实上，这是西方反体制抗争的延续：从整个西方社会中可以看到它成长的脉络。它的政治诉求既有现实层面，比如更多福利、更多收入；也有观念层面，比如尊严、权益、平民主义。在新民粹主义盘踞的岁月中，它一直顽强地存在于精英之外的视野里。它朴素而庞大，它沉默而愤怒。它拒绝精英们冠以的任何标签，它要自己定义自己。它试图从新社会运动中收集灵感，发动聚焦于符号、身体、视觉的“后现代抗争”，但它又有强烈的惯性，难以克服暴力的冲动，不得不重复当年巴黎街头“无套裤汉”的路径。民众们热衷于讨论“直接行动”，但它缺乏一个清晰的路线图，不知如何通往理想的对岸。

智库研究员杰米·巴特利特在《卫报》上撰文表示，对于这种怒吼，必须保持敬畏，保持倾听。“假如这一波民粹主义划入威权主义或更糟糕的局面，无人会获益。”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法国再也回不到往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