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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人间|《上海棚户区的老邻居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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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 10:4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的上海邻居们:拆迁还没开始,骗子就来了丨人间

 某人某事 人间theLivings  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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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不知就里,当初进来非这套商铺不买的架势,还顺带把自己家很快就要动迁拿补偿的事和“房主”吹嘘了一番。这个黑心中介便起了坏心——只要他“操作”得好,靠这套商铺,完全能榨干李师傅家所有的动迁补偿款。



配图 | 视觉中国


前    言

动迁,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一夜暴富”的过程里,总有各种各样令人感慨和唏嘘的事情发生。

但也只有经历过动迁的人,才知道真实的生活往往和人云亦云的传言有着极大的不同。

在这个连载中,我将以一个事件亲历者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些动迁前后发生的或喜或悲的故事,在这片曾经上海最大的棚户区的土地上,故事的主角和你我一样,是过着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上海棚户区的老邻居们 | 连载01



我家的旧址,曾在上海的最大的一片棚户区里。

这片沿着黄浦江小支流而建的棚户区里的居民,若要追根溯源,九成九的人都是从外地来的,其中江苏人最多,其次是浙江人,偶尔会有一些安徽、山东的。有人家的祖辈在这里扎根的时间,比上海开埠还要早。

不管是太平天国时逃难来的、抗日战争时来的,还是建国初期来的,大家共同的特征就是“逃难”,以及“没钱”。

抗日战争时,上海本地和外地大批流离失所的民众移居至此,搭建起一个个窝棚简屋,棚户区初显雏形。白天人们在岸上卖菜、搬运、踩黄包车、拾荒,到了晚上,船停在河边,人就住在船上。

一户人家站稳脚跟,亲朋好友便来投靠。建国前后,更多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大家就一起住在“屋顶盖草、篱笆编墙”的草棚房里,靠煤油灯照明,用河水洗衣做饭。

50年代,政府对这里进行了户籍排查后,给了逃难的人合法的户籍,又统一丈量了土地,每家每户都有了土地登记记录——自此,祖辈的身份,才从难民变成了这里真正的主人。

渐渐的,当年的窝棚一步步升级成泥瓦房、钢筋水泥房,到了90年代,家家又统一办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即老百姓口中的“土地证”)或公有房屋租赁合同(和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很相似,但承租人拥有80%产权)。当然,也有不少人嫌弃这里是贫民窟,发达之后,就搬离了。

时过境迁,昔日的农田和荒地也成了市中心,附近的楼盘房价从最早的两三千元逐渐涨到了快十万一平。早在十几年前,政府便启动了动迁工程,但由于涉及的人口、土地规模实在太过于庞大复杂,这一大片棚户区便被划成了近百块的零散“地块”,如同蚂蚁搬家一样,今天拆一点,明天拆一点。

多年后,“蚂蚁搬家”终于搬到我们这里——这场动迁大家都期盼了很久,久到了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开始有人在议论,而现在,我已经到了而立之年。




“动迁了,终于动迁了。”一大早,父亲打来电话,说邻里间已经在奔走相告了。

社区的工作人员在弄堂口的告示栏张贴出了《动迁征询告知书》,上面写着动迁的“三步走”。现在已经准备进行第一步——征询本地区居民是否愿意动迁,通过率的标准是90%,如果不到这个数,则宣告动迁失败。

我住的房子离棚户区不远,当初结婚买新房时,总觉得故土难离,也考虑到要照顾还住在棚户区里的几位老人,所以也没敢买远了。

撂下父亲的电话,我就赶回了棚户区凑热闹,看到了告示后,顿觉索然无味:告知书里的内容并无亮点,只是宣布动迁开始了,补偿方案、时间节点等信息,一样都没提。

早上接到父亲电话一高兴,连早饭都没吃,肚子不免咕咕叫了,想都没想,抬脚便向李师傅家的馄饨铺走去。

李师傅家的馄饨铺离告示栏步行只要三四分钟,自我从小记事起就已存在。铺子的特色招牌是菜肉大馄饨,虽然菜多肉少,但李师傅是我见过的少数会在平时和顾客一起吃自己做的食物的厨子。

李师傅的父亲是解放前从江苏逃难来的,在这里搭了个窝棚就扎下了根,后来拿到了一纸地权凭证后便再未离开。李师傅一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80年代在纺织厂上班时做过小头头;最遗憾的事,则是他那时“高风亮节”,把原本给厂子里优先分配给他的房子让给了困难户。

自从上世纪末纺织业下岗大潮之后,李师傅便靠经营这个馄饨铺维持到现在,拜当时优先照顾下岗工人的政策,小馄饨铺也是正儿八经有营业执照的。

李师傅的独子小李,小时候也曾和我一起打闹过,中专毕业后在外到处换工作,似乎也不太顺利。

到了地方,我照旧像以前那样,点了碗大馄饨,可能是因为邻居们都去看动迁公告了,馄饨铺显得有些冷清,李师傅手里没活儿干,就坐在了我旁边。

吃了几口,我忽然觉得馄饨里的肉好像比以前多了,便说:“李师傅,是我长久没吃了,还是你家馄饨里肉确实放多了?”

“是肉确实放多了,这个馄饨现在都是我儿子做了。他做才没多久,每次做出来,馅儿里的肉和菜比例都不一样。”李师傅笑着答。

“那是准备子承父业了咯?”

“哎。他要能找到份好工作,何必受这每天早起操劳的苦?我开了这个摊头,除了春节,平时都不休息的,他做了才没多久,能不能坚持下去还不知道呢。你上次来吃,都不知道是多久之前了。”李师傅感慨道。“你现在怎么样了?能在以前凭自己本事搬出去的,都是厉害的人,比我们这种老棺材强多了!”

“哪里哪里,我搬得也不远,房子也不大。”

“那也很厉害了,我现在就是担心我儿子。以前是担心他经营不了馄饨铺,现在我担心,动迁了,不管是搬进了动迁房还是自己出去买房,都肯定不会再有这么片地给我经营了,要再开,就只能花大价钱去买铺子咯,所以还是给他找个工作比较好,你那里要是有的话也帮我留意下吧。”

因为李师傅持有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所以他在棚户区里的房子算“私房”,可以作为居住使用,也可以用于经营(此情况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所以,李师傅把3层的房子分开使用,第一层开了馄饨铺,上面两层则用来居住。按照政策,动迁后置换的都是商品住宅,无法再开店铺的。

“好的,我会留意的。”我当然不能明着拒绝,但我知道,小李的学历不高,要找份称心的工作,真的很难。




动迁的告示出来后没多久,这片原本安静的棚户区就迎来了从未有过的热闹:家里子女多的,因为动迁补偿分配闹起了矛盾,屋子里能连续几小时传出不堪的叫骂声;房产中介也来了,一天发十几遍楼盘广告;还有各种正规或不正规的金融机构来发放理财产品的广告,连我家的老奶奶都抱怨,每天午睡时总会被敲门声吵醒;当然最开心的,还是废品收购站的人,能收到的废纸比以前翻了好几倍,每天都来不及捡。

终于到了是否同意动迁的投票环节了,我陪着父亲去动迁办登记。动迁办公室里人手不够,登记的速度慢,我们领了排队号码之后,就坐在一旁等。一起等的都是些老邻居,有些人已经和我数年未见了,大家七嘴八舌,讨论着各种金融、地产和理财的话题,憧憬着动迁补偿拿到手后怎么让钱继续生钱。

“你听说了吗?XX银行的理财产品都有10%的收益率了。”

“知道,不过我家小孩说那不是银行自己出的,只是代销的,出了事银行不负责,叫我别买。”

“银行卖出来的还能不负责?他要不负责我就去他们那里闹。”

“曹路那里的房价已经4万了,我们的安置房现在才2万不到;嘉定西,旁边的楼盘已经3万了,这次给我们的安置房才1万多,要拿了肯定赚。”

“好好较(好好的),嘉定西那个动迁房能要啊,旁边就是冒黑烟的殡仪馆……”

“那侬洋盘(没经验)了,有些外地人就喜欢这种房子,拿了,以后肯定会升值。”

李师傅也在排号的人群里,自己一个人抽着烟,脸上写满了自信——尽管动迁还没开始,但他抽的烟已经从平时的红双喜或大前门,一下子升级到了中华了。

我凑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们都噶三湖(聊天),你怎么就一个人在这里抽烟?”

“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儿子已经把未来都想好了,他准备动迁以后,去买套商铺继续经营馄饨,我看了虹口区之前的动迁方案,我们家不要房子,全部‘全货币安置’,最少也有个700万吧……我准备商铺上花个200万,(再用)300万给他买个将来结婚的婚房,180万给自己和老婆买套‘老破小’住,剩下的钱还能买辆车……”李师傅用夹着烟头的手跟我比划着,“——不过有好多人对我说,全款买房不划算,最好用贷款,你帮我算算,贷款划不划算?”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的,有些人有理财的门道,用多的钱去理财是好,但你要是没那个渠道,就别想了。那些说贷款越多越好的,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调控这么严,能不跌就不错了。”我给他解释。

“那也是,那我还是全款买吧。”他掐掉了烟头。

我又看到了几个儿时的玩伴,忙着走过去打招呼,就没有再和李师傅聊下去。

晚上,居委会的微信公众号里,公布了我们的动迁同意率是99.8%——第一步顺利迈过,从此时起,动迁就算正式启动了。


过了一阵子,我有天吃了晚饭后散步兜回棚户区,这里似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最热闹的时光——到处都是人,但最热闹的还是动迁办公室的门口,一波又一波的居民跑进去给还没出台的动迁方案提意见。我在门口碰到了小李,原来是李师傅全家和亲戚朋友一起都来“提意见”了,动迁办的工作人员见人多嘴杂,就说“只接待户主夫妇”,于是小李就只能在外面等着。

“什么风把你吹来啦。”他见到我就问。

“我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告示贴出来,顺便再看看家里的老人,这里现在是来一次少一次了。”

“哎呦,你什么时候也这么多愁善感啦,在我面前少来这套。”

“我就是来看看动迁方案出来了没,要是没出来就打道回府了,这你满意了吧?”

“开个玩笑嘛,我给你看看,这是我新交的女朋友,你看看——”

小李打开了手机,壁纸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打开图库后,是很多他和那个女孩子在一起卖萌的照片。

“这个女的你是怎么认识的?你看看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会看上你?多半是图谋你家动迁款才来的。”我笑着和他打趣。

“滚你的,这个是我在外面的朋友给介绍的!”

“你们准备结婚吗?要是结婚的话,一定要请我。”

“好,一言为定。”




离那场轰轰烈烈的动迁投票已经过去4个月后,动迁办公室才终于在告示栏里贴出了动迁补偿方案,宣告了动迁第二步“方案公示”的开始。公示期满后,动迁办公室会将收集到的住户反馈意见汇总,并修改动迁方案,这个步骤是没有投票环节的。

告示贴出来半小时后,我微信里的“动迁群”就炸开了锅,我决定下班了也去凑个热闹,看看方案到底长啥样。

傍晚到了动迁办公室,告示栏前人头涌动,打印着动迁方案的40多张A4复印纸在告示栏里一字排开——站着慢慢看是不可能了,我只好用手机从第一张开始拍照片,想回家去慢慢看,顺便还可以分享给别人。当我拍到了一半时,有工作人员大声喊:“区政府的官网上都有下载,你们可以回去下了慢慢看的!”

我放下了手中的手机,这才注意到,小李还在我身旁用手机拍着A4纸,认真的样子真让我不忍打断。他拍完了照片后,径直挤出了拥挤的人群,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一起分享着刚拍的照片,那个女孩子,正是他之前给我看的照片上的那个。

我上去和他打了个招呼:“你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了,能交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我可是凭本事交到的——她吃了我的馄饨,赞不绝口,还说要经营一家精致的小店,除了做馄饨,还能做别的点心,她也可以在那里做做咖啡,过过小日子挺不错的。”小李满脸充满了幸福。


过了两天,小李打电话给我。

“你看过动迁补偿方案了吗?”

“看过了。”

“动迁组已经来我家里丈量过了,建筑面积算69平米,你能帮我算一下实际到手的钱吗?”

“大概700万左右吧,我记得你爸之前根据别的拆迁地块的补偿方案算过的,也差不多就这个价钱吧。”

过了几天,小李又打来了电话。

“喂,兄弟,你不是一直在做贷款吗,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下?”

“没问题啊,你要借多少,金额少一点我能帮你搞定,要是金额大的话,你这个情况可能会有有问题。”

“什么问题?”

“你的还款来源不是只能是你家的馄饨铺嘛?但现在那一片都要动迁了,如果人家上门调查,一看到你家馄饨铺旁边的动迁告示,肯定会说你没有还款来源,而且你的土地证是不能抵押的。”

“哦……可我需要不少钱啊,你能帮我搞定吗?”

“老大诶,你这是让我知法犯法啊,要是被别人知道了,我就在这个行当混不下去了,我还准备吃这口饭一辈子呢——话说回来,你准备借多少,借了去干什么啊?”

“我打算借钱买个商铺,想继续把馄饨铺开下去,现在正好在江湾有套看中的铺子,总价200多万,也不知道动迁款什么时候下来,所以想先买了再说。”他说话的语气中透着兴奋。

“那挺好的啊,等动迁了以后和女朋友结婚吧,然后好好经营下去。”

“那你能帮我贷款‘包装’一下吗?”

“不能!你还是太平点,等动迁款到手了,不靠贷款也能买。”我劝他。

这时,我并不知道,小李会因为这通电话背后的事带出多少的麻烦,所以没有问清楚前因后果,就挂了电话——这是我在后来最懊悔的地方。




动迁补偿方案在几易其稿后终于出台了,父亲被动迁组请去商议我们家的补偿方案,方案有两个,一个是“拿房”,一个“拿钱”——也就是所谓的“全货币安置”。

父亲回来了以后,和我讲了一下补偿方案的具体细节。说完了,顺嘴又说,今天在拆迁组碰到了李师傅,他似乎特别着急地问拿钱的具体时间,一副恨不得要立刻拿到钱的样子。动迁组的人对李师傅说,就算现在所有的步骤都按照最快的速度推进,补偿款也要4个月后才能拿到。李师傅听了,又简单地问了方案,就走了,连选择要房子还是要全货币补偿都没谈。

“这么着急,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父亲纳闷道。

很快,我们这个地块的“权利人”基本都和动迁组谈完了,因为这个地块是近几年上海最大的棚户区旧房改造项目,所以从市里到区里再到街道,都是以“居民欢天喜地、签约片刻不停、当天高票达成”的要求来推进工作的,动迁组事先已经把几千户人家的情况都做了“摸底”,然后才开始组织“预签约”,所以,没有谈拢补偿金额、打算做“钉子户”的人家并不多。

为了让这次动迁成为民生新闻上的一个“爆点”,早在第一轮投票的前后,地块动迁的相关新闻就已经在国家级媒体上多次出镜。而拆迁组更要保证在动迁的第三步“签约”这个关键环节中,能够当天就达成85%的“通过率”,超过了这个数字,即代表了这个地块的“拆迁征收”成功完成。

签约当天,拿出事先已经看过无数遍的动迁协议,在5分钟时间里,家里所有的权利人都挨个签了字,然后我们就被旁边的志愿者们“热情”地请出了动迁办公室。

这时,我看到了小李,他们一家还在排队,一看到我,立刻就迎了上来:“你知道哪里有借钱的地方吗,我急用!”

“你怎么了,不要急,慢慢说。”

“我欠了人家好多钱,再不还,我家的动迁款都还不起了!”他一脸焦急。

我让他别急,仔细给我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小李在动迁前就已经和现在的女友好上了,这个女孩子是挺喜欢他的,但女孩子的父母嫌弃小李学历低、没稳定的工作。但好在小李家马上要动迁了,看到了新闻上大张旗鼓的宣传,女孩子的父母才勉强答应了女儿跟小李交往,但提出了严苛的条件:想要跟我们的女儿结婚,可以,你必须有合法、稳定的收入,要有独立的婚房,我们才能同意这门亲事。

可小李除了开馄饨铺什么也不会,所以提出了动迁后买个商铺开馄饨店的计划,他的女友看了电视节目上的网红馄饨店“梦花街”的报道,也十分支持小李的开馄饨店决定。虽然女孩子的父母对两个小青年的想法嗤之以鼻,但终究拗不过女儿,对女儿口中的“网红馄饨店”和“匠人精神”也就妥协了。

于是,在几个月前动迁第一步的“投票”前后,小李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购买商铺的计划。四处逛了两个月后,小李和女友看上了一处商铺,位置不错,价格也比旁边的店铺便宜不少,而且是直售,没有任何中介费。

两人就用从网上看来的方法,去商铺附近记录了路口的人流量、同类型店铺的食客人数等数据,“考察”了足足3天,终于得出了结论:这个商铺位置很好。

李师傅也去看了下,觉得不错,心想儿子要是能坚持的把馄饨做下去,有个店铺是必须的——他家的小馄饨铺之所以能20年没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店面是自己的,没有房租的负担,所以价格可以更便宜。棚户区附近大马路边上有不少的小吃店,口味更好,也更卫生,客流量更是碾压性优势,但都没能熬过棚户区里价格便宜的小吃摊,就因为能和李师傅一样生存下来的,都是相同情况的邻居,大家也有默契,一个人经营了馄饨,那隔壁新开小吃摊就必定不会再是馄饨,而是小笼或拉面了。

李师傅还想,若是儿子坚持不下去,只要这个商铺位置够好,将来也能靠租金贴补儿子的生活,无论如何,这都是笔划算的买卖。店铺的价格加各种税金和费用是220万出头,虽然比预想的贵,但也没超出预算很多。

李师傅父子和房主原本说好了,半年以后等动迁款到手后直接全款购房,但就在第二天准备付定金的时候,房主就反悔了:“对不起,李老弟,我最近生意上手头有点紧,等不及你半年以后(付款)了,你最好现在就把钱给我,如果你的钱不够,那就尽快去银行借,据我所知,快的话,一个月就能放款——我这套商铺已经有好多人看过了,你要是一个月里搞不定,那就别怪我卖给别人了。”

如果这时小李能咨询一下别人,也许他就不会上当了。可当时因为女友家里催得急,小李心里“擦枪走火”,压力之下,还是签了这家商铺。

付完定金后,李师傅当天就去银行办理贷款了。由于商铺需要至少50%首付,李师傅一家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所以就让房主配合,做高合同价格到300万,想着这样能从银行多贷点钱出来。

但由于种种原因,贷款还是被银行拒绝了,此时,那个房主说:“我认识几个做贷款的,你们可以去他们那里商量一下。”

小李就是在那时打电话来问我银行贷款的事情,但由于我的一口回绝,他说他也就没再多想——“连我认识的老邻居、专门做贷款风控的人都说了我从银行贷不出来钱,看来这人指的路是对的。”

于是,陷入极度焦虑的小李,没有多想,也只能顺着房主的意思来了,懵懵懂懂地去了房主介绍的“中介”那里。很快,“中介”便借钱给了小李,让他全款买下了商铺。




没想到,等小李买下了商铺后,“房主”就显露出了狰狞的面孔。

原来这个房主,自己是个做非法贷款的中介。小李看中的这套商铺,本来就是“房主”用巧取豪夺的手段从上一个所有者那里低价拿到手后准备卖了变现的。小李不知就里,一开始就是一副非这套商铺不买的架势,还顺带把自己家很快就要动迁拿补偿的事和“房主”吹嘘了一番。这个黑中介一听就起了坏心——只要他“操作”得好,靠这套商铺,完全能榨干李师傅家所有的动迁补偿款。

哪有骗子舍得放过小李这头肥羊呢?

于是,他就用自己的套路把小李兜了进来——他明知道李师傅父子一时拿不出钱,还要小李全款买房,就是做局逼着小李去自己掌控的“贷款公司”借款,然后再进行过户。

李师傅一家人,哪个从小到大,也没经历过这样的金融骗局。尽管父子俩都看过贷款合同,但对于某些条款的具体意思并不十分明白,全凭黑中介的一张嘴“解释”过去了,当他们在合同上落笔签字的那一刻,整个骗局的铡刀也终于落下了:

过户之后,虽然商铺已经在小李名下,但因为贷款的缘故,商铺的实际控制权依旧在黑中介手中,小李只是空有一张产权证而已。这套商铺随即就被这群吸血鬼控制的“贷款公司”再次拿去做抵押了,而且抵押金额几乎等同于商铺的实际价格。

整个骗局中,小李虽然没有接触到钱,但“过户”和“抵押”,形成了正规的借贷买房证据链,这伙骗子只要利用贷款合同中那些李师傅一家似懂非懂的条款,就可以以超高的利息和违约金榨取小李。等到把李师傅一家的动迁款全部榨干后,黑中介就会再行使“抵押权”,重新将房子拍卖出售。

因此,小李仅仅只是在名义上持有了这套商铺一段时间,之后就将彻底失去这套商铺。

在过户前,小李一直都认为自己欠“贷款公司”的钱是房屋的实际金额、而不是在合同里被做高的“300万”,在过户后他才发现自己已经上当了,因为所有的借款证据都写明了小李的借款金额是300万。

在去动迁办公室签动迁协议的前一天,黑中介对老李家用了“平账再平账”的套路,已经把欠款金额滚到了500多万。焦头烂额的李师傅一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祈求快点拿到动迁款了断此事。

(编者注:“平账再平账”是“套路贷”里常见的手法之一,即债务人在获取高利息贷款后,逾期无法偿时,放贷人威逼利诱债务人继续签订新的、利息更高借款合同,名义上借新还旧(平账),实则通过计算复利,让债务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变成手续齐全的“虚高债务”。)


我听完了来龙去脉,不由得怒从心头起:“你都这种情况了,打电话报警啊!”

“打了,公安局都去过了,人家说我们是民事纠纷,不管,我现在愁的都吃不下饭,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小李哭丧着脸对我说。

第二天,我到了公司忙完手头的工作后,就跑到了公司法务那里——法务同事是在金融领域做了十几年的老人,听我一说,就知道了小李被下套了。他开给了我一个清单,要我按照清单上的要求收集材料:“如果收集不齐,小李很难翻身。”

原来,那伙黑中介是专业做“套路贷”的人,证据链十分紧密,根本无法在证据上找出破绽。但是我一想到小李昨天惨兮兮恳求我时的样子,还是去了微信的“动迁群”里吼了一声,希望大家一起帮忙。

虽然这一群邻居已经天各一方,平时张罗吃个饭从来没凑齐过人,但有人欺负上门了,却是各个都不会袖手旁观的。小李其实也在群里,只是碍于面子,一直都没有吭声。

很快,群里就沸腾了,各个都是义愤填膺。在邻居们的安排下,小李从市政府信访办到市区的公安局,一路都去过了,也有邻居陪他去跟黑中介的“贷款公司”谈判。

李师傅一家是幸运的。

由于当时整个社会上“套路贷”危害很大,早就引起了警方的重视,那家“贷款公司”也在警方打击的名单里。很快,几个黑中介都被警察抓进去了,自然也没人来骚扰小李了。

但房和钱总归得有个了断,当时有两个方案摆在了小李面前:一是继续交易,只要小李连本带利把钱打到了已经被专案组控制的银行账户上,小李就真正拥有这套商铺,当然,利息只是按照央行的基准利率付的;二是配合相关部门再去一趟房产交易中心,把房产重新变更回原来的所有人。

李师傅父子思索再三,还是配合工作,把商铺的产权变更回原来的持有人,以避免以后不必要的麻烦。

只是小李的女朋友不太开心,她一直以为小李会买下这套自己和小李都中意的商铺,而小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让女友知道自己被黑中介坑的事——这点,我是蛮佩服他的。

后来小李和女友吵了一架,打了几天冷战,又继续一起逛商铺选址去了。



尾声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家和李师傅家,还有几个邻居同时拿到了大额存单,大家约好了一起去银行。

“这次刺激吗?”一个邻居问小李。

“刺激,以后我再也不会在买房上贪便宜了!”小李答。

“你还算好的,最后钱还没到手,就被公安立案了,才没多大的损失。你知道吗,今天我去领存单的时候,小朱一家是被几个债主押着来领的,他爸还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还有小张家,他叔叔盼了一辈子动迁,结果动迁前过世了,留下一地鸡毛;还有老宋家,一家子精神病,至今都还没个结果……”

“是吗?他们这几家都这么惨啊,那有没有结局好一点的啊?”小李问。

“老赵家和老周家几十年的恩怨,居然因为动迁和解了,林家的儿子跑回来认爹了,这算好结局吗?”

“哈哈,算。”

半年后,小李总算买到了一个很合自己心意的商铺,并在女友的督促和大家的建议下,去读了成人的“高起本(高中起点直接读自考本科)”,还去考了点心师的证书。他们的店开张时,我们这群老邻居和他未来的老丈人,都到场庆祝了。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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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某事

找份安稳的工作, 

太太平平过完此生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 10:4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上海邻居们:拆迁款一来,亲人可比老邻居狠多了丨人间

 某人某事 人间theLivings  201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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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他们威胁我说拿不到奖励,那就索性大家都拿不到。”



配图 | 关斌斌


前    言

动迁,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一夜暴富”的过程里,总有各种各样令人感慨和唏嘘的事情发生。

但也只有经历过动迁的人,才知道真实的生活往往和人云亦云的传言有着极大的不同。

在这个连载中,我将以一个事件亲历者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些动迁前后发生的或喜或悲的故事,在这片曾经上海最大的棚户区的土地上,故事的主角和你我一样,是过着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上海棚户区的老邻居们 | 连载02



我家的旧址,曾在上海的最大的一片棚户区里。

这片沿着黄浦江小支流而建的棚户区里的居民,若要追根溯源,九成九的人都是从外地来的,其中江苏人最多,其次是浙江人,偶尔会有一些安徽、山东的。有人家的祖辈在这里扎根的时间,比上海开埠还要早。

不管是太平天国时逃难来的、抗日战争时来的,还是建国初期来的,大家的共同特征就是“逃难”,以及“没钱”。

抗日战争时,上海本地和外地大批流离失所的民众移居至此,搭建起一个个窝棚简屋,棚户区初显雏形。白天人们在岸上卖菜、搬运、踩黄包车、拾荒,到了晚上,船停在河边,人就住在船上。

一户人家站稳脚跟,亲朋好友便来投靠。建国前后,更多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大家就一起住在“屋顶盖草、篱笆编墙”的草棚房里,靠煤油灯照明,用河水洗衣做饭。

50年代,政府对这里进行了户籍排查后,给了逃难的人合法的户籍,又统一丈量了土地,每家每户都有了土地登记记录——自此,祖辈的身份,才从难民变成了这里真正的主人。

渐渐地,当年的窝棚一步步升级成泥瓦房、钢筋水泥房,到了90年代,家家又统一办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即老百姓口中的“土地证”)或公有房屋租赁合同(和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很相似,但承租人拥有80%产权)。当然,也有不少人嫌弃这里是贫民窟,发达之后,就搬离了。

时过境迁,昔日的农田和荒地也成了市中心,附近的楼盘房价从最早的两三千元逐渐涨到了快十万一平。早在十几年前,政府便启动了动迁工程,但由于涉及的人口、土地规模实在太过于庞大复杂,这一大片棚户区便被划成了近百块的零散“地块”,如同蚂蚁搬家一样,今天拆一点,明天拆一点。

多年后,“蚂蚁搬家”终于搬到我们这里——这场动迁大家都期盼了很久,久到了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开始有人在议论,而现在,我已经到了而立之年。




动迁公告贴出来当天我就去看了,还顺便到李师傅的铺子吃了碗馄饨。晚上回来,和父亲聊的自然还是动迁这个话题。已经退休的父亲对我说:“我在家没事,下午的时候也已经跑去看了,你平时要是空下来的话,去看一下之前我们临近地块的动迁方案,好好琢磨一下,看看我们家要不要‘改建’一下。”

第二天工作不忙,我安安心心地从市、区两级政府的“旧()改()”政务公开信息里把所有和动迁安置相关的法规条例都下载了下来,带回家里慢慢研究。

我把这些材料都看了一遍,发现政策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房屋建筑面积的认定需要参考土地证上的面积,在“土地红线”(即土地及建筑物的位置分割线)的范围内,“三层及以下的房屋均可以按照评估均价获得补偿”,三层以上的房屋一律被视为“违章建筑”,即使面积再大,补偿也只有象征性的几万块——也就是说,就算为了多获得补偿,把棚户区里的平房再突击修砌上几层,最多也不能超过三层。我们家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把房屋搭到了三层,所以,也没什么“改建”的余地了。我拿起手机,跟父亲说了一下。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托底保障”政策,不过那是特困户们才会涉及到的,所以我也就没细看。


双休日时,我和父亲一起又回到棚户区的祖屋去看望奶奶。也许是听到了动迁的消息,大家平日里不相往来的亲戚都冒了出来,每户家里挤挤挨挨的,都挺热闹,走在街道上,时不时的就能听到几句吵架声。

我和父亲在老旧的祖屋里陪奶奶待了一阵子,就出去晒太阳,顺便看看附近有没有熟悉的老邻居,聊聊。很快,父亲就找到了他以前的玩伴,不出意料,一群老头老太太正围坐在一起,讨论着动迁。

闲聊了几句后,我基本就从他们讨论的问题中判断出了哪些人还住在这里、哪些人已经搬走;哪些人家里矛盾大、谁想独吞动迁款;还有哪些人的房子已经不能“改建”了。

这些人中,唯独老周和老赵两位老邻居在私聊,旁人想插嘴都很难。他俩是半辈子的隔壁邻居,两人同龄,一起上的小学、中学,年轻时候都是和我父亲一起满大街跑着追着的朋友。

不过,我曾经听父亲讲过,他们两家上一辈的矛盾有点深——当年,政府登记土地,丈量的时候,因为两家紧邻在一起,所以两个棚屋之间的那不到两平米的土地面积就成了两家人争夺的对象,他们大打出手,最后老赵家请人来,仗着人多势众,多抢了这中间地带几分的地,划在了自己土地证的红线里。

这一架打完,两家倒也相安无事了好几年。后来大家手头上都开始有了点积蓄,就都去购买砂石、水泥准备“改建”自己的房屋,老周家里人丁兴旺,老周的父亲又是建筑工人,随时随地叫来工友助阵,一呼百应,所以不但将老赵家当年多占的那几分地给抢了回来,顺便还多占了一点。

从此两家就开始龃龉不断了,今天老周家的门半夜被用胶水堵了锁眼,明天老赵家暴露在外面的水管时就被钻了个小洞,这样的小事情数不胜数。直到老周和老赵的父辈相继过世,加上他俩又是自小在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关系还不算太差,这样的暗战才告一段落。

我父亲和他们聊了一会就不聊了,回奶奶家的路上,我听他叹息了一声:“现在动迁,真是难啊,大家家里都有本难念的经,有的人家的亲戚已经是老死不相往来了,又被动迁硬给拉在了一起。”




晚上,我们在奶奶家烧了几个菜,弄了几瓶冰啤酒,一家人在三楼逼仄的露台上吃吃喝喝,一想到这片亲切的地方再过一阵就要被夷为平地,心里不免有些伤感。吃饭时,我无意间从露台上往下看了一眼,正好看到老周和老赵在一起,也像我们家一样弄了点菜、拿了瓶啤酒,两个人似乎在聊着些什么。

等我们吃完正在收拾碗筷时,老周和老赵手上拎了水果,一脸笑呵呵地坐进了我家租屋,跟我奶奶和父亲聊起了家常。在听了他们寒暄的废话以后,我终于知道了他们的真实目的:他们两个准备把自家的平房扩建成三层,好多拿一些动迁补偿,“扩建的时间会很快”,但免不了噪音、灰尘什么的,老邻居相识了大半辈子,我奶奶更是看着他们出生到现在,今天看到我父亲来了,他们正好就当着我们面先通个气,不然贸然开工,“惊扰到90岁的老人家也不太好”。

我奶奶脾气好,自然答应了,不过我父亲和他们约法三章:如果到时候老太太真的抱怨噪声大、灰尘多,他就会接奶奶去我家住或者是在附近给奶奶短租个房子,“如果真的这样,你们至少要贴我们家一点钱”。

老周和老赵满口答应。


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他们两家的房子为什么还是一层的?我记得我们家几十年前就是三层了,怎么,他们两家没建吗?”

“有些东西是你出生前的事情,你不知道。”父亲说。

在50年代的时候,这里都是平房,那时每家基本都是夫妻两个人,相比生计,房子根本不算问题,但后来随着人口增多,到了80年代,这里长大的第二代开始娶妻生子了,一层的房子就不够住了。但上海对于棚户区的搭建管理还是很严格的,政策只允许房屋破旧了、自备砂石来修理,如果想往上搭二层、三层,不光要征集齐周围邻居的签名同意,还要送居委会审批,审批过了、施工完成后,还要请政府相关部门来重新丈量和测绘,“那时测绘很贵的,要好几千块钱,当时你爷爷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一百多块”。

“那爷爷出得起这个测绘费用吗?”

“当然出不起——是后来有太多的人去区里反映说居住困难,最后街道就出台了一个方案,限定那一年内,整片棚户区里每家都能搭建,不必再行申报。我们家的这间房和你平时看到的那些两层、三层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在那时搭起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老周家和老赵家在那一年什么都没做,眼睁睁地看着一年期满,他们家里还是继续地‘居住困难’——不过我猜,他们两家是因为福利分房的原因才没搭(二层)的。”

“那现在怎么又能搭了呢?”

“因为之前几个地块的动迁户都集体上访过,说动迁不公平,当初人家花了一两千元改建的房子,现在一补偿,一下多了上百万。后来区里被闹烦了,就开了这个口子。所以现在在我们区这一片,只要是动迁的地块,都不再限制搭建了——反正钱都是市里的‘旧改’资金出的,按照以前的动迁流程,只要在房子实际丈量前搭好就没问题。从现在到丈量,至少还要三个月,再难改建的房子,时间也够了。”

“原来如此。”我点头“哦”了一声。




过了两天,父亲和我又过去祖宅一趟,主要是看看老赵和老周家的改建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家。

老赵家这边的施工已经热火朝天开始干起来了,而老周家则还是静悄悄的。

我们在祖宅里还没坐下多久,就听到了隔壁传来了叫骂声,听声音,很明显是老周家传出来的。

“你们两个太贪心了吧,稍微注意点吃相好伐!”

“册那(粗话)!这个房子是老爹留下来的,我们三个人都有份,你快点三层搭上去,我们一人一层分掉,以后我也不想再和你们见面了,不然这个土地证16平米,你就一层,我们一个人才5平米,这5平米能有多少补偿啊?!”

“我帮你们讲,分房子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你们去动迁组问问,动迁的钱是优先分配给实际居住的(),只有当我买好房子,都安置好了,以后剩下的钱才是你们可以分的。”

“你买房子?你准备买什么样的房子啊!你要是想买汤臣一品(上海最贵的楼盘),我们是不是就一分钱都没得分了?”

“汤臣一品我是买不起,但你们至少要等我安置好了再分这个钱!”

“侬想啊伐要想(你想也不要想),你要是不按照三份这样分的话,我就帮()你打官司,到时候,动迁‘提前搬离’的那些奖励,你都别想拿到!”

“你这个话是人话吗?你们别忘了,当初这里改建的时候,要不是你们在单位里靠居住困难等着福利分房,这里就已经改成三层楼了,我一家人就不用在这么小的房子里呆30年了!结果你们都拿到福利分房了,我们一家还蜗居在这里……”

 “改不改建,当时是老头子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你现在还在住一层,要怪别怪我们,怪老头子吧……”

之后又是一阵叫骂和拍桌子的声音,过了良久,声音才渐渐消散。

看来我父亲对老周家当年没扩建的原因,猜测是对的:福利分房是1999年前的一项福利政策,当时在企业中工作满一定年限,即可享受企业的免费分房的福利。只是由于当时的房子数量并不能保证所有满足条件的人的需要,所以每个单位都会有“排队”——如果是市里“非重点”的企业,“排队”等着分房的时间会超过10年;而家里如果是“居住困难”或是“优秀工人”的话,则可以优先分配。

从吵架叫骂的话里,不难听出,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老周的工龄还没满足福利分房的标准,但他的哥哥和姐姐已经满足了。如果他们家当时改建成了三层,就不会算作“居住困难”,那么分房“排队”时就不再会优先考虑。根据1999年终止福利分房时的情况,如果没有“居住困难”的优先分配权,老周的哥哥和姐姐应该等不到福利分房的,最多只会拿到一笔微不足道的钱作为补偿而已。




听见老周哥哥和姐姐的声音不在了,我出去门,看到老周一个人正坐在板凳上抽着闷烟。

“你要抽一根吗?”老周问。

“不用了,我不抽烟。”

“我问你个事,如果你懂,就帮我分析分析吧。”

“好,您说。”毕竟是长辈,我客气地回答道。

“你知道(动迁)补偿款的分配顺序吗?”

“知道。”

“那和我说说吧,尤其是通过继承获得的房屋的补偿款是怎么分配的。”

 “如果是房屋所有权人没过世,那所有的钱自然归所有权人;如果人过世了,那就是所有的继承人承担所有权人的义务和权利,如果继承人们在外都有房,补偿款平分了就是。如果不是,补偿款优先补偿给实际居住、且在外无房的人,等安置妥当后,剩余的钱别的继承人才能分。” 我想着前几天看到资料,给他解释了起来,想起他家的情况,又补充了一句,“也就是说,无论房屋处于何种状态,所有权人构成如何,只要是在房屋中实际居住的人,而且此人无其他住处的,房屋的权利人必须安置。”

“那什么叫做‘安置’呢——我要是想买汤臣一品的房子,把钱都花光了、不给别人钱也可以吗?”老周又点起一根烟。

“很难讲,一般要讨论到这步的,都是要去司法调解或者打官司的。”我苦笑了一下。

“这话怎么说?”

“安置的房子(房价)可高可低,比方说哈:汤臣一品,20万一平米;瑞虹新城,7万一平米;嘉定江桥,3万一平米;青浦金泽,1万5一平米——很明显,住汤臣一品,和你身价相比是不符合的,你也付不起物业费;住青浦金泽,你上一次班单程要3个小时——可以说这两个地方都不符合你的情况。但你如果买了瑞虹新城,上班时间要1个小时,同样,你要是买江桥,上班也是1个小时,你说‘安置’,多少钱才是个底?”

“那最少的钱要多少,有说法吗?”他似乎还没算明白账。

“最少的钱——你去外面租房,也算‘妥善安置’了,只要你能答应。”我摇了摇头。

“就算我能答应,我儿子也不会答应啊!我儿子都和他女朋友说好了,动迁后就有婚房了。”他一下子激动起来。

“所以说,这种事情一般都是走司法调解,如果你让法院硬来判,其实法院也很难判的,具体的,你还是去动迁组问问吧,他们见多了,应该懂,我怕我有些东西对你讲错了。”见他有些急,我赶紧结束对话。

“好的,谢谢你了。”他似乎有些不甘心地踩灭了烟头。




过了一阵子,父亲和我在一个周末又回去棚户区的祖屋去看奶奶。奶奶说,一开始以为隔壁两户人家要改建,噪音什么的会挺大,结果声音倒真不大,人家的房子花了一周不到,就建好了。

我看了一下,老赵家新起来的二层、三层都搭好了,而老周家那边似乎还是没什么动作,唯独邻近老赵家的那一侧墙头,能看出来是用水泥新砌的。

老赵正站在门口,微笑着看着自家的新房。我奶奶说,这老赵平时都是不苟言笑的,自从“三层”建好了以后,每天都笑嘻嘻的,“感觉像是换了个人”。

父亲和老赵很自然地就聊起了房子来:“呦,你这房子造得挺好啊,比我家高多了。”

“哪里哪里,这个房子是赶工出来的,施工队说他们有经验,应付动迁的丈量足够了,我看他们活都接不过来,这里赶完工,就去下个地方继续搭楼了——这种赶进度的楼,我是不敢住的!”老赵谦虚道,“其实我才羡慕你们家呢,你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搬出去了,现在只要安置好了一个老奶奶,剩下的钱你们平分就好了——我们家,等我帮我儿子和自己买好房子,剩下的钱都要给分掉,除了换了个地方住,身上的钱都没多。”

“那你家里人不争吗?”父亲问。

“能吵什么啊?当初我是为了我两个哥哥福利分房才没改建的三层,我老子觉得我牺牲太大了,所以在走(去世)的时候立了个遗嘱,让我当户主。现在我两个哥哥能闹什么?我要是一火大,一分钱都不给他们,他们又能怎么样。”

“哦,那你父亲算是很有头脑了,我们这里能想到立遗嘱的就没几个,不然也不会现在每家都吵了。”父亲说。

“不过这次老周倒真的是模子(汉子),我正准备请他吃饭呢。”老赵突然话锋一转。

“他怎么了?”

“他不光自己没建房子,还把以前他们家占我们红线里的地方还给我们了。”老赵赞赏地说。

“红线里面的房子?——怎么还?”我父亲好奇了。

“就是他同意我把他们家的墙拆了——原先他们家多占了我们家的一块1平米大的地方,这次他把墙拆了,把这1平米还给我们了,我搭了三层,就多了3平米,少说(补偿款)也要20万了,我能不请他吗?”老赵越讲越开心。

“啊?他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了,他这么搞,最后可能给他儿子买房子吗?”我父亲问。

“这我就不知道了。”老赵美滋滋地说。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终于到了签约那天。我们一家人拿起了事先已经看过无数遍的动迁协议,在5分钟里,所有的权利人都签完了字,然后就被旁边的志愿者们“热情”地请出了动迁办公室。

父亲和我又跑到了祖宅那里,想多拍几张照片做留念,路上却碰上了老周。

“今天签约,你们家去了吗?”父亲开心地问他。

“我们家特殊情况,今天不签。”老周的话里面带着几分沮丧和不快。

“啊,你是做钉子户还是怎么了?我听老赵说,你把原来占他家的地都还了,现在又不签约,是准备干嘛?”父亲很惊讶。

“我才不做钉子户——只是我姐姐哥哥太可恶了,逼着我一定要‘全货币安置’,钱一到手他们就要分掉。我现在走‘托底’的流程,应该是不会有钱到我手上了,就算有,如果是‘特困安置费’,也是他们分不了的!”老周恨恨地说。

老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最初那个我无心细看的“托底政策”文件。“托底”,是上海对于动迁时居住困难居民和弱势群体的一种补助,补助会随地价和面积波动。一般符合“托底政策”的居民,即使拿足了所有的补贴和奖励,也很难保证动迁后的家庭安置,所以政府会再追加一笔不菲的安置补贴或是更大面积的动迁安置房,以保证动迁后这些特困家庭能达到或接近上海的人均住房标准。

我们这个地块的托底政策规定,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米的,会给予“困难居民”一定的补偿。老周家三口人,他儿子还是处于结婚年龄,平房的土地证面积为16平米,是符合“托底政策”的。

“你‘托底’了,那你家里的兄弟姐妹怎么办?”我父亲问。

“当年我为了他们牺牲了这么多,现在他们却来向我讨要动迁款,如果是像隔壁老赵那样客客气气、给人条活路就算了,他们现在是不给我留路啊——我要给小孩买婚房,自己还要最少弄套‘老破小’住住吧,他们给我留这些钱了吗?还准备用官司威胁我,说一旦打官司时间拖得长,很多奖励就没了,他们自己都有房了,准备和我耗,这是人做的事情么。”老周再也抑制不住愤懑,抱怨了起来。

父亲本来想说老赵家是有老人的遗嘱的,但后来想想,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现在我‘托底’了,算了算,我能拿一套两室户,儿子也能拿一套两室户,安置房的位置在曹路、惠南、临港、罗店和嘉定新城,随便我挑,而且我都问过律师了,我这么做,安置房他们肯定是分不了的,最后他们能分的,就一点点补贴和奖励。”老周的话开始收不住了,愤怒中又似乎带了几分报复的得意。

“如果他们不服,不在安置协议上签字,那尽管去打官司好了,反正我拿两套房子就够了,剩下那些奖励补贴,既然他们以前威胁我说拿不到,那就索性大家都彻底拿不到——动迁组帮我算过了,如果他们能让我顺顺利利地离开,让我拿齐所有的奖励,那至少还有100万不到,大家一人30万分掉算了;如果最后被打官司拖延了,那奖励的大头就没了,所有的补贴加起来就不到30万。”

这次动迁,如果动迁户在限定时间段内完成签约、搬离、户口迁出等,每一项对应都有不同金额的奖励,而一旦超出此时间段,则不再有此类奖励。父亲听老周说完,不由叹了口气:“你这么做真是可惜了,原本以你(房子)这面积,搭个三层,拿500万现金不是问题,现在你这么一弄,把房子折现了,满打满算300万最多了。”

老周则不以为然:“我这么做,是替动迁组省钱了,所以动迁组不会来帮我多计较什么超标拿了动迁房的事情——如果我按照拿500万去操作,扩建房屋,最后到我手里的恐怕连两百万都不会有。”

“你这么做魄力是蛮大的。”父亲也只能苦笑着附和。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周,不过后来当他儿子结婚的时候,老周还是给我和父亲快递了喜糖过来。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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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某事

找份安稳的工作,

太太平平过完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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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 10:4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上海老邻居们:拆迁款面前,人人都要争当精神病人家属丨人间

 某人某事 人间theLivings  201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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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林二如今“无民事行为能力”,在这次动迁中,显然只能委托他人对他家的动迁事宜进行“代理”,谁拥有了“动迁代理权”,就拥有了分配拆迁款的权力。



配图 | 视觉中国


前    言

动迁,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

“一夜暴富”的过程里,总有各种各样令人感慨和唏嘘的事情发生。但也只有经历过动迁的人,才知道真实的生活往往和人云亦云的传言有着极大的不同。

在这个连载中,我将以一个事件亲历者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些动迁前后发生的或喜或悲的故事,在这片曾经上海最大的棚户区的土地上,故事的主角和你我一样,是过着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上海棚户区的老邻居们 | 连载03




在即将宣布旧区改造动迁的前夕,老弄堂里变得热闹了起来,关于动迁的各种说法开始到处流传。

没人在意这些小道消息的源头和真假,好多人每天都按照不同的说法,估算着自己能到手多少补偿——毕竟对于这里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是自己这辈子实现“翻身”的唯一机会了。

同时忙起来的,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社区中善于调解纠纷的人。

我的小姑妈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年轻时在国企中干政工,主抓思想教育,退休之后就搬回到了自己从小长大的祖宅。正好那时居委会缺少一个善于沟通、精于做思想工作的调解员,居委会主任亲自上门三顾茅庐,小姑妈这才出山发挥余热,做了居委会的调解员——反正她退休前做的工作也就跟居委会要求的差不多,加上她又是在这弄堂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家家户户的情况也都熟悉,做起调解来也比较方便。

小姑妈倒也敬业爱岗、认真负责,虽然几年后在外面买了房搬走了,但每天白天依旧会回居委会做工作。

动迁在即,居委会预感到这事必将会引发大量的家庭矛盾,所以提前调集自己辖区内所有可以“到岗”的调解员,又向区里申请了更多人手下来帮忙。

果然,动迁的事只是才放出了风声,还没有正式公布,小姑妈的调解室里就立刻人头攒动、炸开了锅。

其实,把所有来调解的家庭的矛盾归结起来,也都是动迁利益的分配:有些人本来自己住的好好的,可不在本地的兄弟姐妹听说了可能动迁的事,就立刻过来说这房子是过世的父母留下的,动迁不能少了自己的那份补偿;有的人家家庭成员关系盘根错节,虽然房子登记的是父辈的名字,但在父辈一代人过世后,中间又夹杂着遗嘱、赠与等各种私底下的约定,把整个房屋产权给搞得乱七八糟;还有些人负债累累,动迁的消息一出来,来咨询动迁的补偿方案的债主们来的比户主还要快。


这天,我趁着双休日回老宅看看,走到大马路边还没折进弄堂,就听到了吵架声。

声音是从居委会传出来的,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有人在里面吼:“你们把我弟弟弄到哪里去了?现在他到底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想吞了他的房子不让我们知道?!”

“他人现在就在街道的养老院,你们要去看他,十分钟就能走到了!你们自己家里摆不平,就先自己商量好,不要到我居委会来闹。我这里现在很忙,没工夫搭理你们!”这是我小姑妈的声音——她平时说话不是这样高八度的,看来是真生气了。

我走进去,看到岁数挺大的一男一女,正气势汹汹地围在我小姑妈的桌前,他们的声音太大了,搞得旁边桌子的工作人员也循声往这里张望。

这时,那个男的突然就吼起来了:“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现在先揍你一顿?”

我一看这架势还得了,直接也喊了一句:“你干什么,要打人是吗,我奉陪!”

这个男人四周张望了一圈,看到门口的保安和几个男性的工作人员正在围过来,再打量了一下我:“册那,今天不谈了!我们走,但是你们给我记住,要是让我知道你们绕开我做什么对不起我二弟的事情,我绝绕不了你们!”

说完,人便一路径直向外、头也不回地走了,旁边那个女的慢了一拍,也赶紧在后面追着男的出去了。

居委会里的人大多都认识我,看到我替我小姑妈解了围,也就继续回去做自己手边的活了。小姑妈显然气得不轻,对旁边的同事说:“我出去先消消气,过会儿再回来继续接待。”

我就陪着她从居委会出来,寒暄了几句,又说了些关于动迁的事情,我问起刚刚是怎么回事:“那两个人好像以前都没见过,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还能做什么,当然是为了动迁的事情了。”小姑妈没有好气地说。




小姑妈告诉我,那对暴躁的男女,是居委会旁边公房里面一户林姓人家的亲戚。林家上一代父辈已经过世了,现在公房的承租人是林家兄妹三人中的老二(下文称“林二”),精神有点问题,是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刚刚来闹的是谁,又要闹什么呢?”我问。

小姑妈叹了口气:“说来话长,这两年,这个林二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家里也没人照顾,以前年纪轻、身体好的时候,曾经结过一次婚,但生完小孩后,不知道是因为出轨还是怎么回事,就离婚了,儿子归了老婆,现在应该已经成年了。”

离婚后,林二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被查出精神有问题,单位里的领导见他可怜,就分了一间11平米的公房给他。那时的公房算的是“套内面积”,厨房卫生间作为公用设施,不计入面积内,所以,林二的那套公房屋内面积实际在25平米左右。

按说这次拆迁,林二这种情况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政策规定公房的住户虽然是承租人,但也拥有使用权,在动迁时可以获得动迁补偿金额的80%。

 “刚刚来的是林二的哥哥一家,嚷嚷着说要做弟弟的监护人,代表弟弟处理动迁的事情。”小姑妈鄙夷地说。

“这哥哥有点想钱想疯了吧,林二既然有儿子,怎么可能轮到他来处理呢。”

“问题就是这个‘儿子’联系不上了——之前林二刚退休、生活还能自理的时候,居委会还每天派人去上门看看他人是不是安好,大概是5年前吧,他的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居委会要送他去养老院,结果怎么都联系不到他儿子。眼看就没办法了,当时林二的妹妹就主动找到了居委会,说由我照顾我哥吧,所以,我们当时就把林二的亲属联系人留成了他妹妹的电话。”

小姑妈解释说,按照政策,鉴于林二如今“无民事行为能力”,在这次动迁中,显然只能委托他人对他家的动迁事宜进行“代理”,谁拥有了“动迁代理权”,就拥有了分配拆迁款的权力。而正是这个要命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又引出了“监护权”的问题,谁若拥有了对林二的“监护权”,则自动包含了“动迁代理权”。当然,代理权和监护权的任命和手续各不同,监护权更为严格,权限也更大。

“难怪他哥哥要嚷嚷着要做‘监护人’呢,莫非是来抢这个代理权的?林二的妹妹这不还挺不错的么,让他委托妹妹处理动迁不就行了?”我恍然大悟。

“要是这样倒好了!我们当时也都当他妹妹是好人,可在我们把林二送进了养老院后,他妹妹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原本说好是由妹妹照顾林二,所以林二的养老金存折也就交给了妹妹保管,然后林二的各种支出就由他妹妹负担。

小姑妈给我算了一笔账:林二每个月的养老金有3800元,住养老院后,他的公房就空出来出租了,一个月租金2000元左右;而居委会给林二安排的街道社区养老院有政府补贴,一个月包伙食的费用才1500元,他看病的医药费,居委会也算过了,一个月不超过1000元——也就是说,林二的妹妹在付完他的所有开支后,每月至少还剩余3000多元。

居委会当时的想法也比较简单:只要林二的妹妹能按时满足林二的生活保障需要,就足够了,要是还能抽空再来看他的话,就真的感激不尽了——这样不仅居委会省下了很多人力物力,在法律责任上也就抽身出来了:因为居委会并未指定林二的妹妹作为他的“监护人”,仅仅只是“亲属联系人”,这样也避免了将来居委会陷入林家有可能发生的监护权与遗产纠纷——一旦将来林二的大哥翻脸不认人,也只能和自己的妹妹闹了,找不到居委会头上。

至于林二每月多下来的那些钱,居委会虽然有监督的职责,但为了图省事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不让林二的妹妹得到些好处,她又怎么会有动力继续做下去呢?

而当时的这种安排,还有一个可能被外人忽视的地方:将来林二要是人没了,林家发生遗产纠纷时,居委会能为林二的妹妹出具证明。千万别小看居委会的这一纸证明,有很多时候,争夺遗产的胜负和多少,就靠这张证明。

所以,当时不管从道义角度还是经济的角度,林二的妹妹都是赢家——当然,居委会的这些想法,从来没对林二的妹妹说过。如果说了,也许她也不会这么快露出真面目了。

“拿了她哥哥的养老金存折后,她的人我们就没再见过了,而且还不顾她哥哥的死活,把养老金和房租都给自己用了,足足3个月没给养老院一分钱,也没支付她哥看病的钱,急得养老院的人天天打电话来向居委会诉苦。”小姑妈无奈地说:“她还换了手机号码,我们怎么都联系不上她,后来我们通知林二房子的租客,改了房租的收款账户,又通过街道和银行,让银行派人上门看了林二的情况,才给挂失的养老金存折。”

“(林二的妹妹)应该也是没脸再来见我们了,不过,就算是她现在出现了,就凭她遗弃了林二,也已经不可能再让她来‘监护’或‘代理’了,这事情现在看起来,只能找林二的儿子谈了。”

“这家人可真够闹腾的,下次你要再碰上了林大,打电话给我,我帮你撑腰。”我跟小姑妈说。




几周后,我和父亲回祖宅,晚上自己炒了几个菜,在露台上喝着冰啤酒,忽然想起了之前林家的事,就问起在桌上的小姑妈:“之前那个林家的人怎么样了啊?”

“他们家,儿子还是联系不到,再找不到,要派出所的人帮忙找了。后来林二的哥哥又来过一次,这次一看到他进门,我们居委会就安排了最魁梧的两个人去接待的。他倒没那么的气粗了,但还是不断叫嚷着,说我们要不给他‘代理’他弟弟的动迁,就去闹,去上访,去法院——真的是吃不消他!”

“那他要是这么犟着怎么办呢?”

“我们肯定能找得到他儿子,除非他儿子死了,或者是坐牢了,那就不能‘代理’了。只要他儿子现在身体健康,就肯定没问题的。到时候他儿子签了委托书,林二的哥哥就再也不可能有借口说要‘代理’了。”


过了几天,我在朋友圈看到小姑妈发了一个“一声叹息”的表情,还附带上了一句“事已至此,如何是好”,就在微信上问小姑妈怎么了。

小姑妈告诉我:林二的儿子找到了,但情况不是很好——他在几周前出车祸了,现在还在养病状态。

自从父母离婚后,林二的儿子就随母亲搬到江苏住了,动迁办和居委会都打过他的电话,有时是本人接的,但说不了几句就迷迷糊糊地挂机了,有时则是直接关机。看目前的情况,林二儿子的这一系似乎不能来代理动迁事宜了。

这样一来,能为林二“代理”动迁的人,也就只剩下他哥哥了。但居委会早就不再信任他们林家兄妹了,之前几年林二精神病发作时,都是居委会和左邻右舍以及林二的同事朋友共同担待的,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他哥哥出面,那天来居委会跟我小姑妈吵架,是居委会的人第一次见到他。想来是一听到动迁风声就蠢蠢欲动,显然不是个善茬。

其实,从之前上海关于公有房屋出租和动迁的管理办法来看,林二家的情形也有应对的条款,我在小姑妈的提示下,从20多页的补偿条例里找到了一句:“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各当事人之间仍未协商一致的,由征收范围内的第三方公信评议机构组织协商。协商一致的主体作为补偿协议签约主体;协商不一致的,由公有房屋出租人依据协商结果,按照相关规定书面确定公有房屋承租人,确定后的公有房屋承租人作为补偿协议签订主体。”

也就是说,这种情形是可以委托居委会或者林二单位的工会来代理解决的。

我读完,觉得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原因很简单:现在是因为林二的儿子受伤才不能行使代理权的,现在指定了“第三方”图个一时方便,但等林二的儿子伤好了,不是又有场纠纷了吗?

但小姑妈的解释却很简单——这是动迁办领导的决定:“市里把我们的地块作为标杆了,所以区里的领导下了命令,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住户的签约、搬离工作,所以指定代理人是最方便的方式。”

小姑妈说,要是等林二的儿子过几个月以后伤好了,再来和动迁办纠缠的话,其实也就是上法院打官司的事了。真上了法院,林二的儿子就得要证明,“受托人”在代理过程中损害了林二的利益,而实际上,在动迁时有相当大的一块奖励是在“限时签约”和“及早搬离”上的,如果现在居委会不代理,等他儿子康复了,再开始谈动迁,反而倒损害了林二的利益——“上海现在的动迁是全程透明化的,所有的补偿和奖励都是写在动迁方案里,在区政府官网的政务公开里,随便谁都能下载的,林二儿子是抓不住把柄的。”




但居委会还没来得及详细地定好代理人方案,林二的哥哥就已经把居委会和侄子告上了法庭。

我听说了之后直乍舌:这个哥哥是哪里来的胆量告这些人的?

可能是动迁办的人和法院打了招呼,这个案子的开庭比我之前看到的案子都要快很多。开庭那天是工作日,我没去,我父亲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态度,和小姑妈一起去区人民法院旁听了。

回来后,父亲就对我八卦了一番法庭上的情景:

原来,林二的哥哥打官司,是要求法院将自己指定为弟弟的监护人,之所以把居委会也列进了被告,是他认为居委会才是目前林二的实际监护人,但在照顾林二上有不周之处,而林二的儿子长期失联,“不配做监护人”。

如果林二的哥哥成为了监护人,也就很顺理成章地代理弟弟房子的动迁事宜,合理合法地拿走林二全部的身家。

我听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林家老大脑子莫非有什么问题吗?这种官司你告居委会也就算了,为什么还把林二的亲生儿子列进来?正常情况下,不论这个儿子是亲生的、领养的或是继子,要抢走林二儿子对父亲的监护权,几乎是不可能胜诉的。 

但父亲后面说的话,让我觉得林二的哥哥还是有备而来,绝非一时兴起。

原来在到法院打官司之前,已经退休多年的林二的哥哥,竟然把侄子之前的QQ、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工具全部翻了个遍,找到了若干条侄子转发的关于“父亲不负责导致儿子走歪路”之类的转帖,以及怨恨自己父亲的文字描述,并在律师的帮助下做了证据的保全;同时他又想尽办法获知了侄子的伤情——这次车祸把林二儿子撞得不轻,还有可能留下后遗症,听说复原后可能连自己的部分生活都无法自理——所以林二的儿子已经不适合作为监护人了。

法庭上,林家老大还调转枪口对准了居委会,称居委会从未在照顾弟弟的事情上联系过自己,还认为在妹妹私吞弟弟养老金和房租这件事上,居委会有未尽职责之处——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自己作为林二的兄长,监护林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居委会当然也为己方做了辩护,但官司来得突然,准备得似乎不是那么充分。最后法庭要求居委会补充材料后再开庭审理。


一个月以后,法院宣布再次开庭,这个速度似乎比平常的审理快多了,我父亲照旧去凑了热闹。

这次居委会的准备可以说是十分充足了,针对林家老大第一次开庭提出的那些问题,居委会提交了5年前林二犯病时的电话呼出记录,以及关于林二当时的一些视频和照片——有些是记者来采访时留下的,有些是附近学校、单位献爱心时留下的一些内容。

还有一份视频比较特殊,是林二在医院看病时录下的,据说当时是他难得精神正常、情绪平稳的状态。

在视频里面,他先大骂了一顿哥哥和妹妹:“我知道大哥和妹妹都不是好人,所以未来也不要他们来养我,我的遗产他们也别想分。”然后又说了些诸如对儿子和前妻的思念一类的话。末了,居委会还拉了当时给他看病的医生和居委会陪同的人员来做人证,医生在视频里特别强调了一句:“目前林X精神状况正常。”

正常情况之下,这样的视频自然不会被居委会当作决定监护人的证据,因为没法证明这段视频是在林二精神状态正常的情况下录制的,片中医生更像是为了敷衍林二,而不是在证明林二的真实情况。

但既然发生了诉讼,那也只好把这些都给拿出来作为证据给法官看了。

而林二的儿子两次都是委托他的舅舅来上庭的,二次开庭时,他舅舅仍没有拿出比较实质的证据来反驳。




二次开庭,依旧没有当庭宣判。

过了两周后,居委收到了EMS快递过来的判决书,上面写明了林家老大败诉。

这是在意料之中的结果,只是居委会和动迁办经历了这次诉讼后,再不敢轻举妄动了——毕竟引用一条之前从未实际使用过的条款、强行指定代理人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这次虽说由居委会“挡枪”了,但要再这么搞,保不齐下一次的被告就是动迁办了——天天辛辛苦苦做工作,还实打实地成了被告,尤其还是在“标杆地块”,哪个领导的脸上都挂不住。

所幸的是,居委会在法院通过林二儿子的舅舅搭上了线,不久后,林二的儿子就打电话到了动迁办。动迁办把大致的动迁方案给林二儿子做了选择,他选择了“全货币”,剩余的事项都交由居委会代为办理,同时,还在病房里的他,按照动迁办的要求写下了一份声明,并将书写过程全程录像。

收到了书面声明和视频后,动迁办和居委会的人终于都舒了口气,这件事情看来就这样解决了。

只是小姑妈好像并不是那么高兴,我问她原因,她说:“动迁办和居委会的人在联系林二儿子时,只是对他说了有动迁,但根本没谈及动迁了以后他能不能顺利拿到他爸爸的钱,他儿子问起时,也是打马虎眼过去了——这是动迁办为了动迁顺利,故意这样‘模糊化’处理的,如果林二儿子身体好了以后来上海拿动迁款的话,肯定还有一场折腾在等着居委会呢!”

“啊?!”我脑子一时没有转过弯来,脱口而出:“为什么?”

“因为双方根本就没有谈未来林二的养老问题,林二的动迁款,肯定要被居委会扣下一部分的——而以林二现在的身体情况,很难搬离养老院了,他儿子如果真的像林二哥哥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根本不想管他爸爸,到时候恐怕他跟居委会又有一场官司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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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某事

找份安稳的工作, 

太太平平过完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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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 10:4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棚户区的老邻居:等动迁款到手,我就没你这个儿子丨人间

 某人某事 人间theLivings  201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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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你也别叫我爸爸了,我本来就不是你亲爹,待会儿拆迁款拿到手,我们就去民政局,把这件事情就给了断了!”



配图 | 视觉中国


前    言

动迁,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

“一夜暴富”的过程里,总有各种各样令人感慨和唏嘘的事情发生。但也只有经历过动迁的人,才知道真实的生活往往和人云亦云的传言有着极大的不同。

在这个连载中,我将以一个事件亲历者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些动迁前后发生的或喜或悲的故事,在这片曾经上海最大的棚户区的土地上,故事的主角和你我一样,是过着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上海棚户区的老邻居们 | 连载04




距离贴出动迁告示、宣布动迁开始的一年后,我们家和附近几户选择全货币安置的老邻居们,总算迎来了这场漫长动迁的终点——领取补偿款。钱落袋之后,所有关于动迁的事情就结束了。

动迁组与我们约定,“早上9:30开始领取工作”,通知的时候还说,领取补偿款的大额存单时要求会比较严格,每个人的身份证都必须带好。存单要经过居委会、动迁组和户籍警的三重确认才能发放,因此会比较耗时。

我本来觉得可以不用那么早去——反正动迁组和居委会就在那里,屋子自己没有腿,也不会跑,晚个几天没什么的。但父亲还是和他的老朋友们一起约好了要第一天早上去,还要拉上我。

我因为懒觉被打扰,跟父亲嘟囔了一通:“现在外面的治安还是挺不错的,你拿了存单直接去银行,把钱转进自己的账户就可以了,又不用背个大麻袋把钱带回家藏在床下面。更不用担心万一拿了存单后掉了怎么办——动迁组给的都是拿你名字开户的大额存单,你只要知道了是哪家银行开户的,拿着身份证等在银行门口,银行9点一开门,你就冲进去第一个办业务,还能比别人早拿到存单呢!”


但我嘴上再抱怨,也拗不过退休了的父亲。习惯了早睡早起的父亲一大早就起来,拖着我在8:30之前赶到了动迁组门口。

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居然不是最早到的——动迁组门口已经有不少人在那里等着了,动迁组似乎也料到了大家的习性,一早就派了几个工作人员在“等候区”摆放好了几百个座椅,所谓的等候区,其实就是动迁办公室的大停车场,几百平米的地方,已经都用临时围栏围了起来,还设置了一扇进出用的临时大门——为了避免闲杂人等、尤其是卖房中介和理财推销员混进来,临时大门的门口,要凭身份证或户口本才能入场领取排队号码,如果不是动迁区域的人,则会被“客气”地拦在门外,不得入内。

我和父亲进了等候区,里面已经是人头攒动。有些人尽管钱还没到手,但脖子上已经戴好了大金项链,手腕子上晃着一块硕大的金表,然后抽着中华、唾沫乱喷地大声喧哗;有些人则是默默地玩着手机,或是在打电话,“我今天就能拿到动迁款了,我下午就来把钱付了,然后我们就去交易中心过户吧”。

在人群中,我碰到了其他几个一起长大的邻居们,因为小李不在,我们之间的话题就变成了揶揄小李被“套路贷”了。

突然,门口一阵吵闹声压过了等待区的喧哗,我们就走过去一看,有好几个五大三粗的壮汉,硬要同一对父子一起进入等候区,门口的工作人员不让进,双方就吵了起来。

那几个壮汉气势汹汹,但那对父子却对这几个壮汉低眉顺眼,一看这架势,我们基本猜到了这几个壮汉是做什么的了。

老邻居小吴,悄悄地在我们耳边说道:“他们不就是杨家父子吗?”




我们几个邻居从临时大门退回了座位,话题也从小李转移到了老杨父子。

小吴说:“其实,我和他们杨家也不是很熟,只是因为他们家住得离我家挺近,所以才认识的,那个小杨现在刚刚大学毕业,老杨以前是宝钢的炼铁工人。”

“你不是很熟,还知道的这么多啊!”我耍笑道。 

“那是因为小杨的老子以前对他太严格了!在小杨读高中前,只要成绩不好,他爸就会狠狠地教训他。”小吴吞了口口水,继续讲道,“这个教训有多狠,你们都想不到——我当时在晚上10点经常听到小杨被打得惨叫,第二天起来,小杨屁股都是一扭一扭的,你要是轻轻拍一下,他能疼得叫唤上老半天。”

“这不就是家暴吗?”

“这哪里算家暴啊——我们家那块都是以小杨家为榜样的,包括我老爸、老妈,也是经常说他们没有老杨家这么毅然决然,要是当初我考得不好时,他们也一样狠下心打的话,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考上复旦了。”

“我觉得你就算是被打死了,也未必能考进复旦。”我继续调侃道。

“你滚!”

这时,维持秩序的警察已经到了临时大门,在警察面前,那几个壮汉不得不收敛起来,他们眼见进不得等候区,就拽着杨家父子退后了几步,还有几个人四散走开,像是去找寻整个等候区还有哪些出入口。

我们相互插科打诨了一会,又说回了杨家父子的事。

小吴说:“老杨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到最后真还成了!小杨考了个211大学,你也知道,我们这块地方,大家以前都是穷的,不是很重视教育,他能考进这么个大学,绝对算是光耀门楣了。”

“那现在,怎么会被这群看着不像好人的家伙给押进来呢?” 

“这我也不知道了,看起来他们都不像是‘格了坏道(误入歧途)’的人。到底是老杨欠的钱,还是小杨欠的钱?”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到了9:30,等候区的LED板上开始显示进入办公室领取存单的排队号码了。门口的那群壮汉把杨家父子放进了等候区,有几个继续守在临时大门的门口,另外几个人则散开去守着动迁办公室别的出入口。 

杨家父子进来了以后,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他们一坐下来,我就听到老杨开始不断地责备、甚至是谩骂小杨了。

“你这个小赤佬,我们家里的家当全部都被你败光了,我真的是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碰到你这个畜生了!”

“好了,爸爸,我知道错了,别再谈了。”

“什么叫别再谈了啊?你犯下的错能不谈伐?你有本事去门口帮那群讨债公司的黑社会讲,叫他们别再谈了!”

“你让我静静好不好,我真的不想再听唠叨了!”

“当初养了你,真是我前世的冤孽了,我求求你,行行好,动迁结束了以后,我们就各自过自己的生活吧,我养你这么大,也不要你还了,只求我晚年能有个太平!”

“爸爸,你别这样,我以后去弄点来钱快的投资,保证能把现在亏的给补回来。”

“就你还投资?!”老杨这句话的声响特别大,几个正在低头玩手机的邻居都被吓了一跳,抬起头来茫然地扫视周围。

就在大家的茫然还没有打破的时候,老杨唰地一下子就站了起来,抡起右臂,直接一巴掌向小杨的脸上扇去,这记耳光力量极大,小杨猝不及防,就被扇翻在了椅子上,眼镜也被抽得不知去向。一记耳光扇完,老杨并没有停手的意思,右手扇完了,左手立刻跟上,旁边的邻居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呆了,都下意识地站起来躲了开来,没有人敢上去劝架。

最后是我父亲上前劝的架,硬生生地拽住了老杨在半空中的手,说:“老杨,你清醒点!你现在在干什么,你打算让这么多人看你笑话吗?”

“册那,放开我,我活了这么大,这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气!我他妈现在已经活成个笑话了,还在乎别人看?!”

这时保安也过来了——根据过往的经验,发放动迁款是一个容易把家庭矛盾彻底引爆的环节,所以当有人情绪不稳定时,动迁办的预案还是做得很充分的。很快,保安就把杨家父子送进了两个不同的调解室,每个调解室里都有资深的调解员和心理辅导师来舒缓他们的情绪。

大门口的那群壮汉们也看到了这一幕,想要进来,被保安阻拦住了,其中一个人拿出手机,开始拨打电话。




我从我朋友边走开了,到了父亲身边,问:“你还认识老杨啊?”

“其实是不认识,只不过是以前老杨名声很响,以前居委搞活动,总归会特别介绍一下,我就是这么认识他的。”父亲答。

“他名声很响?”

“是的,老杨在你出生前就是区里的‘先进工人’了,尽管名气没‘劳动模范’叫得响,但他家以前搬来的时候,居委会都是在通知栏里写着‘欢迎先进工人杨XX’的。而且他住的公房,是咱们这片最好的房子,你去看看他们那栋楼的评估价,应该是整个地块里单价最高的(动迁时,所有被动迁的房子都是一户一价,由评估公司确定,且会在确定后予以公示),以他这样的身份,完全可以住到更好的工人新村去,为什么来了我们这个破地方,就不知道了。”


临近中午,我父亲才拿到了我们家的大额存单,在离开时,正好碰到了小李。我们几个老邻居在门口约好了,过会一起去店里吃个午饭,然后下午一起去银行,享受一下做富翁的感觉——尽管这些钱马上就会被花掉去买房。

这时父亲想了起来,打了一个电话给在现场做调解员的小姑妈。不一会儿,小姑妈也从动迁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和我们一起去吃饭。

在店里,我们各自点了自己的小菜,各自结账,然后坐在一起说说聊聊,父亲就问起了小姑妈:“前面我看到杨XX在打儿子,你知道他们家是怎么回事吗?”

“那个杨XX啊,刚才在调解室里的骂声,这幢楼都听得到!”

“是他儿子不争气,借高利贷了吗?”

“儿子不争气是一半的原因,还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儿子是他领养的,原本指望靠这个儿子养老送终的,他的骂声里,估计还有一半是觉得自己未来没指望了吧。”

我和父亲都惊讶得只吐出了一个“啊”字。父亲继续问道:“小杨是收养的啊,他自己知道这件事吗?”

“我前面陪在了老杨旁边,小杨那里后来也去看了看,小杨应该是知道了。”小姑妈说。

“我听别人说,只知道老杨打儿子打得比较凶狠,没想到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我感慨道。

小姑妈对我和父亲说了老杨家发生的事。

老杨以前在钢厂里踏实肯干,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年后就被评上了“先进工人”,之后和自己的女朋友就结婚了,他的丈母娘家对于这么个女婿赞口不绝。

那个时候老杨真是意气风发,提干也已经排上了议事日程。但后来,不幸还是降临了,他们的小孩在出生后,因为一次意外不幸夭折了。而老杨的太太身体本来就不好,生完了小孩以后,又得了些妇科疾病,再也生不出小孩了。

从此老杨成天就长吁短叹,觉得自己这辈子如此努力,却落了个如此凄惨的结局。老杨的领导看在眼里,就托了自己认识的人,想给老杨去孤儿院里领养一个孩子,老杨对此也是十分乐意。

当时,领养的手续十分严格,好在老杨有一身的荣誉,又有国企的领导亲自出面协调,孤儿院里自然是特事特办了。

在领养时,老杨还特地留了一个心眼——他和他老婆都是B型血,所以后来在孤儿院,又是磕头下跪,又是送礼,说动了孤儿院的领导,特地去医院调了一些有血型记录的孤儿档案来,从中挑选了一个B型血的孩子给老杨收养。老杨以为,这样将来在献血或生病验血的时候,小孩也不会知道自己是领养的。

“要知道,在20年前,领养一个小孩的手续要多麻烦,就算是政府同意领养,孩子也是随机给的,像老杨那样收养小杨,真不知道要花上多少的精力、财力和人脉才能做到。”小姑妈叹了口气。

老杨对领养的孩子所花的心思,还远远不止匹配上血型这么简单:怕将来儿子万一在家中乱翻看到了领养证,他就把领养证交给了自己的亲戚保管,家中只放了一本偷偷摸摸在路边找人做的假的出生证。每每办什么手续需要出示领养证时,都是老杨偷偷跑一趟亲戚家取回,用完后再交还回去。

老杨原本住在工人新村,周围的邻居都知道他的亲生小孩早夭的事,又看到了他们夫妇领养了小孩。老杨怕万一将来有哪个邻居跟儿子不小心说漏了嘴,就向领导申请换一套公房。

当时,福利分房能分到的条件最好的房子,就是工人新村了。老杨若想换房,就只能用好房子跟差房子置换,但他心甘情愿,最后签署了“公有房屋租赁合同”,分配到了我们这里的棚户区成了我们的邻居,家搬过来之后,就安安心心地工作和养育儿子。

对于小杨的培养,老杨可谓是尽心竭力,小杨上的学校一直都不是我们这片儿对口的学校,而是老杨千挑万选的好学校,每天早上小杨都要一大早起来,坐半小时的公交车上学。

2007年前后,老杨的厂被并到了宝钢,一个厂子的工人都不怎么被重视,老杨就顺势在炼钢工人的岗位上退休了。

“老杨能做到这样真不容易了,没想到现在到了这个下场。”小姑妈说到这里,似乎是为老杨的半生做了一个沉重的总结。




小姑妈又跟我们说起今天在调解室里的情况。

“老杨在调解室里一个劲地说,今天拿完钱以后,就要去民政局解除收养关系,要是小杨不肯,他就上法院,诉讼解除。”

“就是为了今早儿子的事吗?被高利贷这么押来,要解除父子关系倒也算情有可原。”父亲附和道。

“其实,我听着老杨说的,觉得他儿子今天被高利贷押来,这中间发生的事情里,老杨其实要负上些责任的,只是不好意思当面对着他直接说。”小姑妈说。

“老杨做了什么?”

“当年老杨收养了这个小孩后,就要样样都是最好,从幼儿园就开始,就不断地靠着关系,上的最好的学校——当然,他舍得投入这本身是好事,但他自己就是个五大三粗的工匠,在精神上的对小杨的关爱就不太足了。小杨在学校时,他给小杨定的成绩线是80分,低过了就打,要是老师告状了,也要打。”

“他是迷信棍棒底下出孝子这么个古训吧。”

“但有时候打也要分清了情况再打——他们父子同时都说到了一件事,就是以前小杨的班主任在老杨接小杨时说了一句‘小杨最近成绩挺不错’,小杨觉得是老师在表扬他,自己可以松一口气,不用这么拼命了,而老杨却认为老师是在鞭策做家长的自己,回去以后就强迫小杨每天再多花时间学习。原本小杨踢球也挺不错的,学校还想让他加入校队,课余时间练习练习,但老杨却认为把宝贵的学习时间放在踢球上不适合,后来还因为下课时小杨踢球打过他。”

“这么做的话,是有点过头了。”

“按照小杨说的,他在高考前其实已经被老杨的压力逼得有点崩盘了,于是天天上完课后去网吧玩,还赌了点钱,只是老杨没发现。本来,按照小杨本身的实力,至少考个同济没问题的,就是因为心态崩了,才没考好。”

“那现在被黑社会押来又是怎么回事啊?”

“还是高三的时候闹的,那时他赌了几次钱,就上瘾了,等大学时,就一直开始网上赌球。只是他上大学时没什么钱,也不敢向别人借钱,才没出问题。但是在毕业以后,就不一样了,他就开始拿自己工资去赌博了,就这么被赌博拖下水了。”

“后来眼见钱不够了,小杨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什么投资项目,让老杨把养老钱都投进去了。小杨还因为赌博,上班时精神恍惚,差错多了,领导提醒了几次也没见好转,就在一年合同到期后没续约。小杨没工作后,就在家里鼓弄起了理财,还刷信用卡、借小额贷款,买那些所谓的理财,最后老杨养老钱到期,没了,小杨自己的理财,爆了。”

“小杨要是初犯的话,老杨就不能原谅他一次吗?”

“没用了,小杨之前因为赌博,已经被拘留过了,好一点的公司都不会要了,而且他和老杨的父子关系已经彻底僵掉了。老杨觉得小杨该感谢他平日里的严格要求,而小杨则觉得老杨以前的日子真的是在虐待自己,就像电影里讲的那样,‘我等待你一个道歉,你等待我一份感谢,我们永远都等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吃过午饭,我们到了银行拿钱。

我和晚来的小李说起了早上杨家父子发生的事,正说到一半,旁边的小吴拍了我一下:“先别说了,你看,人家已经来了。”

我转头望去,杨家父子和那几个壮汉正从银行的玻璃大门外走了进来。一个壮汉手上拿着存单,询问保安能否用大额客户的身份直接拿个VIP的号码,被保安以“今天来的都是动迁了拿大额存单”的理由给回绝了。

然后,他们一群人就坐在后排的座位上等着,一个壮汉手上拿着存单把玩着。

这时小杨突然站了起来,说:“接下来没我什么事了,存单你们到手了,是我父亲名字开立的,没我什么事了,我想出去走走,换换气。”

旁边的壮汉做了个手势,示意可以,但老杨这时发话了:“你坐下!这些事情都是你惹出来的,你至少坐在这里把事情都了断了再走吧!”

“你还要发号施令啊?你知不知道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这点?整天什么都不懂,却又要什么事情都充老大,什么事情都要随你意思!拜托了,现在都21世纪了,你那些什么‘先进’的老黄历就别翻出来了,你除了挥挥铲子这些动作做得好,还有什么是你会的?”

很显然,这番话又激起了老杨的一波思绪:“我从小到大都教育你要做好人,你看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我长成这样还不是你教的?你当初多厉害,我想游泳,一顿打!想踢足球,一顿打!想下棋,一顿打!我到现在都没明白,我从小挨了这么多打到底为了什么?以前初二期末的摸底考试,老师故意把数学卷子出的比中考还难,就是为了看看大家的水平如何,全年级最高分才78,我考到了74分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他妈的最搞笑的一次,物理的卷子,卷面加起来才80分,我考了70多分,也是被你一顿打!你现在告诉我,我挨了这么多打到底为了什么?”

“算了,我承认,我对你教育失败,以后你也别叫我爸爸了,我本来就不是你亲爹,该说的前面调解室里都已经说了,我也不想再这里大吼大叫的。”老杨的声调冷漠了起来。

“好,我也痛快,待会我们就去民政局,把这件事情就给了断了!”小杨也冲父亲吼了回去。

他们父子说得十分决绝,旁边的壮汉听了,也时不时地转过头来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们。

“今天的钱剩下来还是有多的,以后你就去嘉兴买套房吧,但愿嘉兴有你想要的生活。”

这句话,是我听到老杨对小杨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父亲和老邻居们的业务都办好了,大家也没有继续看热闹,而是识趣地一起离开了银行,只留下了小杨和老杨在那里等待着银行的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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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6 10:4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拆迁没猫腻?我才不信丨人间

 某人某事 人间theLivings 201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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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牌的钟主任建议老袁立刻报警,因为不论是居委会还是动迁组,都不敢有人明目张胆地去这样索贿:“你也不想想,我要是真的收了你的贿赂,会在地块附近和你吃饭?我是怕别人看不到、不敢来举报吗?”


配图 | 视觉中国


上海棚户区的老邻居们 | 连载05




在贴出动迁告示后、征询大家是否同意动迁前,居委的工作人员邀请了地块里所有的动迁户,分批到居委会去听动迁动员的讲座。

我们家里本应该是父亲去听讲,可他嫌烦,让我代去,他说已经问过了,这是例行公事,每个地块动迁前都会开这样的动员会。

果然,整个讲座十分枯燥,说来说去,动迁组的人无非就是在说一些动迁的普惠政策,讲动迁有多好,还有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了,不要有钱了就去搞“黄赌毒”。

居委会的人给我们描绘了数个动迁后新生活的场景:先是说以后可以彻底告别“小火表”——由于棚户区没有每户装一个电表的条件,都是几户乃至十几户人家合用一个电表,再根据每家的人平摊费用,由于负荷大,“小火表”经常跳闸,交电费时,经常会有邻居以“你们家里新添置了一个大电器”为由对电费扯皮;又忆苦思甜地控诉了“没有抽水马桶,大家伙只能像电视剧里旧社会那样早起倒马桶,有些家里男的出差了,小孩都没有力气去倒,只好请邻居帮忙”。

整个讲座,对于大家最关心的动迁补偿方案没有任何描述。当有人问起时,居委会和动迁组的人都闭口不谈,依旧在那里扯那些“未来的美好生活”。

眼见得台下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主持人才憋出了一句:“只有先投票同意动迁之后,才会公示动迁方案,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方案会是什么样子。”

“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今天开这个会干嘛?”

大家大呼“上当”、“浪费时间”,便纷纷起身离开。我注意到,这其中唯独老袁没有离开,而是在会后找了居委会的人。

老袁家离我家不远,出了我家的门,转弯过几个简陋的门户,就是他家。自小他们家的小孩就不和我们一起玩,别家的父母也让孩子们尽量少和袁家的小孩玩——原因很简单,当家的老袁太喜欢占人便宜了,而且总是说自己有什么病,反正就是不正常,是弱势群体,要大家都让着他——在那个用各种“病”作为笑柄的年代,只要是和精神病、慢性病沾边,正常人都是避之不及的。但平日里看他,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也从未见过他犯病的样子。

“马主任,我想问你个事?”

“嗯,老袁,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能帮你的肯定帮。”

马主任是居委会主任,平日里工作也算是兢兢业业,整个居委会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整个地块中哪家富、哪家穷,哪家好说话、哪家会搞事,他都了如指掌。不过以他的年纪,再加上动迁后可能会合并撤销现在的居委会,估计等动迁的大事一了,他就能赋个闲职,等几年就可以安心退休了。

“我也不是要居委会帮忙,就是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形,我能来投票吗,还是要我家里人来投票。”说完,老袁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你是可以投票的,如果觉得身体实在不行,你可以委托你儿子,如果你确定委托他,现在就随我到办公室,我拿委托书给你签字。”马主任说。

“不用不用,我就是不想委托我儿子,他年纪还轻,谈这些事情没经验。”老袁显然话里有话。

“你儿子有没有经验都没关系,不管你们家谁来,这个补偿都不会变。”马主任回答得滴水不漏。

“那就容我再回家看看情况吧,你也知道,现在的医生做事都稀里马哈(马虎)的,这个诊断也不知道准不准。”

“没关系,这个委托书你就算投票当天来也能填的,如果觉得有问题,及时和我们说啊。”

“好的。”老袁点头道。

我心里多少有些鄙夷——整天说自己有病,就不怕真的得什么毛病吗?




等到了居民全体投票是否同意动迁的那一天,我看到老袁还是自己亲自来投票了。

在以99.8%的超高支持率“同意动迁”后,街坊邻居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聚在一起讨论动迁事宜,或是去居委会和街道提意见、打听消息。我每次回去路过我家门口那片大空地时,无外乎都是一群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已经退休的老邻居聚在一起聊动迁的家长里短。

这天,正当我往自己家门口走的时候,老袁叫住了我:“你嬢嬢(小姑妈)在吗?我有事情找她。”

“我还没进家门呢,不知道她在不在,你平时住这里都没碰到她吗?”我反问。

“我一直想找她,但她一直不在家,我前面去居委会了,她也不在,你如果碰到她了就和她说一声吧,说我有事找她。”

“好的,具体什么事你方便告诉我吗?”

“这个……还是当面说吧,你只要告诉她我在找她、让她方便时来找我就行了。”

我在祖宅中待了一会儿,小姑妈回来了。

“小姑妈,隔壁的那个老袁找你。”

“他啊——你就当没见到过他吧,他以后要是再问我在不在,你就直接说不知道,也别答应他什么事情,知道了吗?”小姑妈说道。

“他是怎么了,难道是来找茬儿的吗?”

“这个人很烦,整天缠着居委会、动迁组的人说要谈动迁的事,但又不肯在居委会和动迁办里谈,非要单独约出来,他对口的那个接待员和他出去谈了,回来对我们说,他之所以非得约人出去谈,是因为谈的都是托关系、走后门的事情。我们已经说了多少次了,没办法托关系的,但他就是不信,最后我们都没人愿意接待他了,生怕万一和他出去了,他手机上再开着什么录音——要是真的原封不动地录也就算了,就怕他掐掉头尾,再删掉点中间的话,整出个曲解版的录音挂网上,到时候真的就湿手粘了干面粉——甩也甩不掉。”小姑妈脸上露出嫌弃的表情。

“他这么吓人啊?他一直说自己有病,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看不出的毛病啊,千万别像林家和宋家那样,一地鸡毛。”

“他有个屁毛病,他的病全是自己说的,医生那里开不出一点证明。现在动迁,又跳出来说自己有精神病,可一听说精神病签约的话要走特别程序,又临阵退缩了。”小姑妈更不屑了。

“啊!?那他说自己有精神病图什么呢?”

“他以前积累下的丰富‘经验’吧,他用这些理由给自己带来过一些好处的。”小姑妈说。“你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读完职校分配进了建筑公司,一进去做的就是切割电焊的活,有几次嫌活太累了,硬是装病,一会儿说自己哪里伤了,一会儿说自己以前有癫痫什么的,不能受强光和噪音的刺激,最后领导被他烦得没办法,计划经济年代,他这样消极怠工的又不能辞退,只好把他打入‘冷宫’,调去了活不多、但也晋升无望的地方。谁知道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退休的时候还跑去和他的工友说,‘你看看你一辈子辛勤劳苦,我一辈子逍遥自在,你到手的钱也没比我多多少。’气得人家当场破口大骂,直到现在,他厂里的退管会有活动,也不请他参加。”

接着,小姑妈把话题切了回来:“现在要动迁了,老袁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什么‘街道会发一笔伤残补助,只有残疾人或精神病人才能拿’,他手脚都在,冒充不了残疾人,就只能冒充精神病了——但他也冒充不像,听说精神病发病时,双眼都是不会转的,眼皮也耷拉不下来,他哪里能做得到?”

听到这里,我终于完全理解为什么从小家里人就不想我和他家产生任何交集了。

在回自己家的路上,我又碰到了老袁,我低头想避开他,无奈路就这么点宽。我正担心他又要问我小姑妈在不在,他却轻飘飘地从我身边擦过,昂着头笑嘻嘻地走了过去,仿佛下午从未托过我什么事。




又过了阵子,动迁方案初稿出炉,开始征询居民意见。

小姑妈在居委会工作,我家该提的意见都由她去转述,所以家人也就没再去居委会。不过,周围的一圈邻居倒是去了不少,不过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没有什么大局观,各类意见常常针锋相对:比如想拿房的人,希望在分配动迁安置房时对房屋面积可以稍微放宽些,说动迁组少给点钱也没关系;而想拿钱的人,就会提出应当限制拿房,这样大家“全货币安置”的钱就能宽松一点。

最后,气得动迁组的一个领导说:“如果大家能想好一个折中的方案,然后集中力量把这个方案给抬上去,每户人家的利益就都能兼顾了。现在你们这样提相互矛盾的方案,让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你们的真实情况,也就制定不出能够符合你们大多数人利益的方案了。”


这天,老袁也在我家祖宅门口问别的老邻居:“今天动迁组开放提意见,你去了吗?”

“去了,我家里人多,而且都想拿房。所以就希望最好像以前那样,按照户口本分房子。你呢?老袁,你去了吗?”一个邻居说。

“去了,不过我没提关于房子和钱的意见,我家里三口人,我现在的房子是两层、90平米,我准备马上改成3层,足足120平米,这样一来,不管是换安置房还是‘全货币’,我家里都有足够的余地去谈了,不管怎么样我家都不会吃亏的。”老袁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那你去提了什么意见啊?”另一个邻居好奇地问。

“我提的是要求动迁公开透明,背后没有黑幕!”老袁硬气地说。

“啊,老袁,你境界真高啊。”

“哪里哪里,动迁这事我们这辈子能有几次啊,如果这次不好好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后要是再想维护也没这么大的蛋糕可以来维护了,我这么提,是为了全地块人的利益啊。”老袁一脸正气地回答。

老袁说话的声音大了些,正好传到在门口洗碗的小姑妈耳朵里。小姑妈轻蔑地“哼”了一声。

老袁继续大嗓门说道:“我们在这里已经苦够了,从我家第一代人到现在,已经有上百年的辰光了,一直在这里每天重复着早上倒马桶、晚上搬煤气罐生火的日子,以前大家都穷,我老婆跟我过这样的日子也没什么怨言,但现在我儿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外面有女朋友也不敢带上门来,如果这次动迁不好好谈出个结果,我既对不起我祖宗,也对不起我儿子。”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情绪亢奋,再配合上他的神情,让我有了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感觉。但说实话,老袁说得越奋发昂扬,我们就越觉得他虚伪——老袁并不知道,他老婆是出了名的大嘴巴,在背地里早已经和邻居们家长里短时把他给出卖了:“我们家老袁这两天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每天都在找朋友、托关系,天天在外请人吃饭,就他这点养老金,全部搭进去还不够,还要开始动用以前攒下来的钱了。”

“他就这么信任走后门啊?你也不劝劝他,我打听过了,这次我们是标杆地块,所有的东西都是走的最规范化的流程,根本没空子钻。”一个邻居劝他老婆。

“没办法,他同事里有一堆狗头军师,里面有人以前动迁过,捞到了一些好处,所以也就教他依样画葫芦了。”他老婆也无奈。

关于走后门这件事,我很早之前就问过小姑妈和其他的做动迁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都是出奇地一致:“在很早以前,上海的动迁是很有‘花头’的,但自从2010年世博会动迁开始,包括丈量、补偿等项目的公示在内,动迁的全流程都透明化了,在动迁结束后,所有相关的人只要去动迁办查询,就能查到整个地块所有人家的补偿信息,实在是无缝可钻。”

“那既然无缝可钻,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说动迁有‘花头’呢?”我感叹。

“以前的惯性思维吧,反正动迁的规矩是越往后越多,也越难搞出‘花头’了。”小姑妈说。




等地块里每家每户丈量和估价的工作都进行完了,就到了面积和估价公示的那一刻。

在公示的那天晚上,奶奶打电话过来,说老袁来家里了,指名道姓要找小姑妈。小姑妈还在工作,大概一小时后才能回来,奶奶看老袁气势汹汹,就怕有什么意外,先让我们过去。

我和父亲很快到了祖宅,老袁正一个人坐在我家的门口抽烟,他老婆在旁边不断拉扯他:“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为了这事来人家奶奶家,人家要是被你吓出毛病来,你那点积蓄够赔吗?还不快点回去!”

“别拉我,我今天就是要说说理,在居委会做了不起啊,凭什么他家能多拿钱?”老袁恶狠狠地说。

我心想:“多拿钱”,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想到,当老袁见到了我父亲,立刻把脸色一变:“诶呦,大领导,你来了啊,我正好有些事情想和你讨教讨教。”

就这么一句,让我想起了以前——我父亲当初在高中时学习就特别好,但毕业时被分配到了一家当时效益不太好的企业,待到改革开放后,这家企业咸鱼翻身,变成了上海市的明星企业,而我父亲也因为工作突出,又是提干,又赶上福利分房的尾巴,就近分配了一套还不错的房子。

小时候,老袁总是背着我父亲在邻里街坊议论:“你看看他,学习好有个屁用,还不是天天加班,到头来和我们一样天天倒马桶?”我并没有把他这些话告诉过父亲,但我父亲在搬离这里时,面对老袁前来恭维,说了句:“哪里哪里,我为了今天不再倒马桶,只能努力学习,天天加班,不像你这么逍遥自在,不求上进。”

我把思绪再拉回到现在。只听到父亲说:“讨教不敢当,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只是你以后不要这么晚来打扰我家了。”

“我只是想问问,为什么大家都是住在一起的,你们家的评估单价就比我家高了一千多?而且明明面积也是我家更大,为什么公示里却是你家里面积比我家大?”老袁气呼呼地问。

我父亲听了后没好气地说:“你来看看我家,前面的那个叫什么,是河浜吗?”

“是,但跟河浜有什么关系吗?”

“来来来,我请你到我家二楼看看我家的窗外风景。”父亲拉老袁往我家祖宅里进。

“我去看你家风景干嘛,我就在问你事呢,你别岔开!”老袁一把推开了我父亲的手。

“前两天我们一起研究过的那个丈量和估计的规则,你还记得吗?”我父亲问老袁。

“按照估价的规则,我家是视野开阔,全幢(建筑)全时均有自然光照,你家里在弄堂里,日光照不到全幢,也没有开阔视野,差个一千元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人家一个小区里底楼和中层单价还能差个5%呢,这差距可比我们现在两家的差距大,也没看到谁说过不服。”我接着父亲说道。

我说完后,父亲继续说:“你说你家房子面积比我家大,我就想问你一句,我们家的房子都是按照土地证上的红线去翻盖的,没有侵占一点点红线外的土地,现在大家掏出土地证来,看看是土地证面积谁大!你多出来的面积不都是以前侵占无人使用的公共面积吗?以前我可是对你说过的,你占了弄堂里这么大片地,小心被街道知道了来‘拆违’,你还说‘街道里又不是天天来,我故意在旁边开一扇门,街道不就以为是两户人家了’,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你的是违章建筑,还来问我干嘛?”

“呦,你们了解得还挺多啊,家里有居委会的人到底不一样。”说这话时,老袁底气明显有点不足了。

我有些火大,忍不住插嘴:“这些东西全部都在政府网站上挂着的,你现在打开手机搜一下就都能看到,需要我帮你打开找吗?”

话说到这一步,老袁只能悻悻而去。

老袁走了一会儿,小姑妈回来了,听我们讲了刚才老袁如何无理取闹,她最后留了句:“这个老袁,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祖宅附近之前已经动迁完的地方,商业开发已经十分完善了。结婚纪念日当天,我特地挑了一家人均400元的高档自助餐厅庆贺一下,顺便让老婆感受一下未来我们家动迁后的“土豪”生活。

吃到一半,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忽然飘进了我耳朵里。我扫视了周围一圈,看到老袁正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他也看到了我,我们的目光相触了不到一秒,又都迅速把目光转回了自己桌子对面的那个人。

老袁在看到我以后,说话的声音一下子小了很多。过了一会儿,老婆对我说:“那边的那个人好奇怪,一直偷瞄咱们这里。”

我转身看了一下老婆指的地方,就是老袁,于是我转身对她说:“这个人是我们家的邻居,没什么的,别管了。”

等我起身离开时,老袁已经离开了。


过了几天,我绕回祖宅,想看看那里的情况。一进巷口,远远瞧见几个大爷大妈聚在一起,围着老袁的老婆说着什么,走近了才听见,他们竟然在讨论老袁的老婆要捉奸的事。

老袁的老婆说,她前几日查账,发现自家的银行账户上的存款少了足足15万。老袁以前岗位工资少,缴交的社保也少,这15万这可是他们家好几年的积蓄,要再攒起这些钱,又不知道要多久了。

跟老袁差不多有40年工龄的老邻居们收入都比老袁多,在这时,邻里街坊倒是出奇的信任老袁了。旁边的邻里都劝她:“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老袁平时好吃懒做,爱占便宜,但要说起他出轨,我们几个想想都觉得不太可能。”

“不,我敢肯定,他外面有人了,自从一个月前,他就像变了一样,我和他说什么他都懒得回,微信上还整天神神秘秘地聊天,前两天他晚回来,我从他口袋里看到了消费单,就是旁边的XX餐厅,总共吃了800!你们说,那个餐厅除了小情侣会去,是不是就只有他这种搞外遇时霍胖(打肿脸充胖子)的人才会去?”

在大家的印象里,老袁的老婆平时大大咧咧的,能让她气成这个样子,看起来应该是证据确凿了。

我听到她说的XX餐厅,突然想了起来——那天,我和老袁就是在那里偶遇,但当时我记得,老袁对面坐的是个男的。我想把这事说出来,但想了想,还是不说了,要是说了,这群人会添油加醋地把老袁的性取向给拿来说事。

“我觉得啊,这个老袁要是真的外面有人了,他怎么会选择离得那么近的餐厅呢,他敢选这附近,就代表他不怕被熟人撞见,既然不怕,就说明这里面有隐情。”我也只能这样为老袁辩解了。

“话是这么说,但保不齐是人家指定的呢?说不定老袁就好这口,觉得刺激呢!”一个邻居八卦道。

大爷大妈们已经把老袁的出轨当成是既成事实,开始越说越离谱,我也没兴趣再和他们说了。

在我离开时听到老袁老婆还感叹了一句:“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但没想到,现在家里还没钱呢,老袁也一样能变坏。”




就在当天的晚上,老袁家爆发了一场冲突。

尽管没有实锤的,但老袁的老婆还是约上了自家的兄弟,说一定要把整个事情弄明白。

老袁一开始还一头雾水,当他的老婆直指老袁外面有人,老袁当然是矢口否认。但他又不肯说出钱到哪里去了、约出去吃饭的人是谁,也不让任何人碰他的手机、看他的微信。

老袁越这么做,他老婆的家人就更认为他有问题。直到他老婆的兄弟眼见老袁油盐难进、说要打他一顿出口恶气时,被镇住的老袁这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我把钱花去托关系了,都给了动迁组一个姓钟的主任了,他拿了钱再去打点关系。”

他说,之所以没和老婆说,就是因为怕老婆大嘴巴,把这些事情捅出去。这个“钟主任”,是他朋友的朋友在一次吃饭时偶尔说起的,但由于中间隔了好几层,而且还是钟主任先打电话过来联系老袁的,见面后还留了一张名片给他,所以具体是哪个朋友介绍的,老袁也不清楚。老袁看过“钟主任”的工作证,还去动迁组打听过,动迁组的工作人员说确确实实是有一位名字一模一样钟姓的“大领导”,至此,他也就对这位领导的身份不存怀疑了。

老袁老婆的兄弟们都觉得老袁被骗了,第一时间就拨了这个“钟主任”的手机,想约他见面澄清这件事,但可能是因为打电话时语气着急了些,在打完这个电话后,“钟主任”的手机就关机了。

于是第二天,这群人浩浩荡荡地杀到了动迁组,可是动迁组的人说,他们要见的“钟主任”不负责这里的地块,而且他上班的地方在区政府旁边,平时管不到我们这片棚户区来。

一群人又往区政府杀去,可最后一看到真正的钟主任的长相,他们都傻了眼。在说清原委后,正牌钟主任建议老袁立刻报警,因为不论是居委会还是动迁组,都不敢有人明目张胆地去索贿:“你也不想想,我要是真的收了你的贿赂,会在地块附近和你吃饭?我是怕别人看不到、不敢来举报吗?”

最后,老袁被一大群人拖着去了派出所报案。

小姑妈也很快听说了这件事,大骂老袁“活该”——原来,老袁之前向街道、区里实名举报了我家“评估价和面积都比别家高”的事情,这个举报弄得小姑妈非常难堪,但碍于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工作纪律的规定,她也不能上门去骂老袁。

再说,之前居委会在动迁前的动员会上就说过:“目前根据我们知道的情况,外面社会上会有一些专门从事号称‘通路子’的人来收受贿赂,这些人都是骗子,而且他们都会自己找上门,大家千万要小心。”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当时包括我在内,大家似乎都没有太在乎这些话。

后来老袁跟邻居们自述,说他其实之前一直是坚信动迁里有猫腻的,这个“钟主任”对他说,现在都是公示的,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公示时把各种价格、面积做高,本来他还将信将疑,但看到公示时我们家的情况,觉得和这位“钟主任”说得一模一样,便认定了我们家“托关系、走后门”了,然后自作聪明地把我们家举报了,想着街道或者动迁总公司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家,这样就不会注意到他的小动作了。

动迁后,老袁当然也能查到我们家的补偿情况,虽然我家里虽然单价比他高、实测面积比他家大,但这多出来的拆迁款也是有限,加上各种补贴以后,我们两家的差距其实也没多大,老袁这才算对我们家彻底服气。

至于他被骗的钱,由于对方用的是假身份证,他又给的是现金,一时之间还无法破案。

后来,有一次我遇见老袁,我问了他一句:“那天你来我家找我小姑妈,但后来又当做没有这回事,你那天到底想干嘛?”

他说:“其实我那天是想向你们家打听有没有钟主任这个人,但后来一想,还是不要让你们知道的好。”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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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人 某 事

找份安稳的工作,

太太平平过完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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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7 10:1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动迁之下,有的兄弟如手足,有的手足像豆腐丨人间

 某人某事 人间theLivings 2019-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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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家老大卖掉老宅给侄女筹措出国的费用时,仍旧没忘给在监狱里的弟弟留下一层落脚的地方;孙家的姐弟四个,却在自己母亲去世后,个个都亮出了想要独吞财产的遗嘱。



配图 | 视觉中国


上海棚户区的老邻居们 | 连载06



给失足的弟弟,留下最后的几平米


动迁启动前半年,整条马路风平浪静。一个周六下午,我正在自己家的祖宅中蒙头玩着手机,门口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我打开门,站在我眼前的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有些发福的中年大叔。他开口问道:“你好,我是隔壁的谭老二,以前是你们的邻居,最近才刚回来,我敲了半天门隔壁也没人答应,还有人住在这里吗?”

我想了想,好像隔壁是有户姓谭的人家,但和我们家交集不多,便说:“这我也不知道,你要是想等的话,我借你个凳子坐坐吧。”

“谢谢,等会人回来了,我就把凳子还给你。”

“你用好了,就把凳子直接放在我家门口就可以了。”

我把凳子递给他以后,就看到路边有几个中年大妈在不远处对着这个大叔指指点点,嘴里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后来他等了好几个小时,才等到那户人家回来,但回来的人,并不是他要等的人。

第二天,我回祖宅吃饭的时候,隔壁邻居跟我说:“老谭家那个吃牢饭的兄弟谭老二回来了。”

“是吗?我都快记不清这个人了……”

“我阿姨说你昨天借了个凳子给他坐,还说你挺有良心的,没忘记他帮过你们家。”

帮过我们家?我被说的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我就稀里糊涂地接着邻居的话说下去了:“他回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是不是他们家不太接纳他啊?还是老谭家要帮忙把他的工作给安排了?”

“你扯得都是哪儿跟哪儿啊,老谭家早就搬走了,你都忘记了吗?”邻居说。

“我早就不住这里,都不知道这些事情了。”我用手敲了敲自己的头,继续问道:“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要20年前了——这里是有人坐牢的,是不是就是他们家的人啊?”

“对的,我们这条马路,这么多年来坐牢的,也就他这么一个。”

“那谭家人都搬走了,他也不会住这里吧?”

“没有啊,他现在就住在居委会帮他安置的小旅馆里,看样子是没找到他兄弟。”

谭家的兄弟?到底长什么样?帮过我家什么事?我按照昨天看到的那个大叔的样子去努力回想,脑中飘过了父亲以前在我小时候对我说过的一些事。


30多年前,我家已经住上了3层的“楼房”。

楼房是我们自建的,那几年有太多人去区里说居住困难,区政府不胜烦扰,领导一句话就放宽了口子:“允许大家从现在起的一年时间内,在不超过土地证红线的范围内自行搭建3层及以下的房屋,不用任何审批。”

尽管我们几户人家的口袋里都没什么钱,但因为生怕哪天区里或街道翻脸不认这个政策了,就只好硬着头皮上了——之所以说是“我们几户”,是因为这片棚户区的平房当初造的时候为了节约工料,都是连体的,如果增建“楼层”时大家没协调好,不定谁的家里的墙壁就会因为承重不均衡而开裂。

我们很快把“连体”的三层楼房建好了,但因为钱不够,楼层越往上,用料越差。尤其是屋顶,中间用的填充物都是泡沫塑料和塑料布,等将来材料老化了,肯定漏水。但没办法——如果只搭到两楼的话,等将来政策过了,就算有钱了,恐怕也很难搭到三楼了;现在搭好了三楼,成了既成事实,等出问题时再修补,哪怕是整个三层楼推倒重来,街道和区里都是不会来管的。

果然没过几年,房子屋顶就开始漏水了。好在我家刚好也攒出了点钱,就开始准备翻新屋顶了。可等全部材料都备好、联系好了施工队以后,却遭遇了突发情况。

那一年,上海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甲肝”,我父亲的单位里有1/3的工人受影响请了假。由于是涉及民生的国企,不能停工,父亲原本请好的、用来修房顶的假期也作废了,只能回单位没日没夜地加班;原先联系好的施工队也受疫情影响,之前的工程迟迟完成不了,无法过来施工;买好的建材只能放在室外任凭风吹雨打。

幸好这时有一群因为工厂停摆闲在家的老邻居们来我家帮忙,其中就有谭老二。谭老二厂里食堂的厨师们特别爱吃毛蚶(甲肝大流行的原因就是生食毛蚶),所以倒下了一大片,厂里的领导觉得食堂不放心,怕到时候饭菜全部带病毒把一厂子的人都废了,就索性让全厂职工一起放了个大假。

谭老二的家在弄堂里,原先的主人是个在旧政府里当警察的混混,后来在文革时房子被没收了,单位就把房子租赁给了谭家的老父亲。谭老二虽不是在这片棚户区里出生,但随他父亲搬来以后,就和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棚二代”们打成了一片。他从小就喜欢武侠小说,羡慕那些一腔热血的大侠们,长大后更是喜欢行侠仗义,到处帮忙。在这点上,他和哥哥谭老大反差很大——谭老大平日里不苟言笑,也不太合群,所以谭老大不论在单位还是在家里,都没什么朋友。

当时谭老二年富力壮,帮我家的改建出了不少力气,在房子翻修结束后,还帮忙一起打扫了一通。他坚持不要钱,最后我爸从单位里搞出了一瓶五粮液送他,他才勉强收下了。

谭老二就是这样凭着做好事,成了街坊里人人都对他竖大拇指的人,曾经有一次选举时很多街坊邻居都投了谭老二,但最后街道里说,投谭老二的都是废票,因为谭老二属于他单位里的选区,不属于我们街道的选区。

可后来,当整条马路上再谈论谭老二的名字时,却是因为一件人命官司了。


这件事和他的哥哥谭老大有关。谭老大平时沉默寡言,在企业里做机械设计制图,尽管人缘不佳,但优秀的工作产出和高超的工作水平,还是让他在单位里有着好口碑。

原本谭老大就这样兢兢业业、太太平平地过日子了,一直过到了他们单位里的制图总工退休。全厂的人都认为,不论是工作水平还是论资排辈,都应该是谭老大稳坐总工这个位置了,可最后领导宣布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一个平日里无所事事、业务水平极差的马屁精竟然坐上了这个岗位。

有些风言风语说,在前几天,看到马屁精带着一大箱的礼物跑遍了各个领导家里。这些话传到了谭老二的耳朵里,他勃然大怒,头脑一热,便跑去找马屁精“理论”。到了对方家里,偏巧那人正在庆祝自己升职加薪,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双方在说了几句后,就话不投机大打出手了。谭老二凭着平日里看武侠小说自创的那点路数,几下就把马屁精打倒在地。

谭老二教训完马屁精后就走了,走的时候马屁精也没什么异样。谁知到了晚上,半醉半醒的马屁精突然大叫自己不舒服,家里人当他是发酒疯,也没太在意,更没去医院。到了后半夜,马屁精突然大呕大吐后之后就昏迷不醒了,家里人才连忙将他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后没多久,人竟然就一命呜呼了。

这下谭老二算是犯了事了,但他也没逃避,在听说马屁精出事了以后,就直接去了公安局,想先把这事说清楚,结果就在公安局里被拘了。

等法医的报告出来,说马屁精死因是猝死,喝酒和打架都属于诱因。法院据此最后定了谭老二故意伤害罪,判了无期。在宣判后,谭老二的父亲和大哥四处找人,想看看有什么办法缩短点他的刑期,坚持了好几年,直到某个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别再来了,政府刚刚宣布第二次严打,你们现在要再审,搞不好谭老二直接就枪毙了(事实上是不会的),再说了,我们都已经把他主动到公安局算成从轻情节了,你们就别闹了。”谭家这才作罢。

因为这个案子,谭老大的仕途也走不通了。在判决后没多久,谭老二的老婆就要求离婚。虽然当时办离婚手续很麻烦,但一听男方被判了无期徒刑,民政局和法院的工作人员也就没再调解,直接“从快”帮她办理了。

谭老大一开始还在不断做着弟媳的思想工作,弟媳被逼急了,便直接说:“你要是真的为了这个孩子好,就别拦我了,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离,但你想想,我现在不离,将来这个小孩入学入党工作时政审能过的了吗?我现在离婚了才能把小孩和谭老二彻底割裂,她才不会因为政审而耽误一辈子。”

话已至此,谭老大就再没有反对的理由了,知道这根风筝线只要一松手,风筝就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谭老大还是认死理,觉得弟弟是为了他才进的牢房,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弟弟骨肉的周全,所以在弟媳搬出家了以后,依旧不断地资助着弟媳和侄女。


谭老二回来后,住进了居委会安排的免费旅馆。说是“旅馆”,其实就是居委的“突发事件临时安置点”,里面只有几张床和一堆不知多久没洗过的被窝。

这天我路过祖宅门口,看到谭老二蹲在那里和老邻居们闲聊。认识他的邻居已经不多了,不过老邻居们倒是没有人因为他是“山上下来的人(坐牢)”就对他敬而远之。

在祖宅中,我和奶奶聊起了他:“奶奶,这个谭老二以前是不是帮过挺多人的啊,我一路走过来看到好多人都在和他打招呼。”

“是啊,我们这一排改建的时候他都出过力,如果不是因为打死人,他的命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

“他是不是找不到他哥哥?”我的脑海中出现了电视剧中已经被演过了无数次的狗血剧情——一个人入狱多年,出狱后被家人嫌弃,无处落脚。

“如果找不到哥哥也就算了,他现在连落户的地方都没有。他在居委会已经查过房子的产权了,他家原来的那套房子已经做过产权变更,改名成别人的了,只有楼上面积最小的一层还是他哥的,大概就10平米不到吧,还给他哥出租了。”奶奶叹了口气,“现在谭老二口袋里只有一张释放后的落户证明,但却没地方落户,原本居委会可以有的一些介绍工作或是劳改救济(的政策),因为没户口,他都享受不到。”

“这……是他哥把他房子的份额给吞了?”

“不知道,不过谭老大应该不是那样的人。谭老二说回来的这段时间,还去找过他的老婆和女儿,但是没找到,真是太可怜了。”奶奶顿了顿,又说,“前两天他还来找过我,想问问他不在的时候家里出了哪些事情。”

“我说,他进去后没几年,他老婆娘家就动迁了,老婆带着女儿就搬出这里了;又过了几年,谭老大也发达了,在外面买了房子,也搬出去了;再往后他的父亲就过世了,然后房子就没人住了,过了不久就住进了新的人家,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还有,你以后碰到谭老二的时候别拿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瞎说,他家里的事情你别多嘴,知道吗?”奶奶叮嘱我。


在出狱后的这段时间里,谭老二曾一直认为他哥哥可能把他祖宅的份额给吞了。可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谭老大便主动打电话联系到了居委会,讲述了自己家这些年的情况。

在居委工作人员的口中,谭老二知道了更多在自己坐牢的时发生的事情:

当初谭老二离了婚后,谭老大还不断接济着他的前妻和女儿。后来没多久,前妻的娘家旧改动迁,前妻在顾村那里分到了一套房,就立刻搬走了,走时还留了个心眼,没有把新家的确切地址告诉谭家人,只留了联系电话,后面只把女儿的成长照片寄给谭老大,谭老大再如期把这些照片寄给弟弟。不过渐渐的,谭老二前妻寄来的照片越来越少,到后来就彻底没了。

谭老大心知肚明,因为弟弟的事情,自己在单位里已彻底没有了晋升希望。在原先一周只休息一天的时候,他就会在星期日偶尔去一些民营企业指导一下,挣点补贴家用的钱。在为弟弟减刑的努力失败后,他就彻底把精力放到了赚钱上。

那时正是做实体的民营企业的黄金时代,谭老大这样的资深专业人士在市场中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1995年实行双休日制度后,谭老大一般周五下午下班后就直接坐上汽车或火车,在周末两天去浙江温州那里的小作坊、小工厂,改进、维修他们的机械设备,然后周一回到单位里磨磨洋工,休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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