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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景定建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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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31 06:07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景定建康志

2019-01-29  叶兆言  大家

导读

组织编撰地方志,向来是盛世而为的事。梁启超先生曾说过:“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编修地方志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




赵氏宋朝在文化上非常出色,却犯了两次致命的错误,一是在北宋末年,联金抗辽,结果契丹人的大辽被消灭,大金崛起,顺便也把北宋给灭了。二是南宋末年,联合蒙古人的元抗金,金很快灭亡,南宋也彻底完蛋。这两个错误如出一辙,俗话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跟头,然而大宋王朝就是这样天真和幼稚。

天底下有很多事情,确实难以预料,历史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宋人“兴文教,抑武事”,崇文轻武,文臣治国,有时候会显得书呆子气十足。如果辽不灭,北宋在北方就有一个巨大的缓冲地带,金不亡,南宋也是一样。引狼入室,唇亡齿寒,北方的保护屏障没有了,接下来只能是害人害己。事实上,尽管宋朝两次遭受异族入侵,南京在整个宋朝期间,社会生活都显得相对平静,一方面,与没有什么严重的内乱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宋朝的重视文化有关。

经历了数百年的变迁,经历了六朝和南唐,南京人变得越来越文气,越来越善于在和平环境中生存发展。北宋词人张昇曾写过一首词《离亭燕》,描绘当时江宁府的繁荣: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

水浸碧天何处断?霁色冷光相射。

蓼屿荻花洲,掩映竹篱茅舍。

云际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亚。

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

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

王安石的《钟山晚步》,写了自己晚年在南京安逸的隐居生活:

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

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

北宋时期的南京,比较荒唐的一件事,就是把玄武湖给填了。王安石做江宁知府,以粮为纲,他的治湖方案竟然是“废湖为田”,将湖面统统变成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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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玄武湖与杭州西湖相比,不知道要大出多少倍,它与长江直接联在一起,今天已无法想象它的水面有多辽阔。六朝时期,帝王湖上检阅水军,桅樯林立旌旗蔽日,楼舰五百雄兵十万,鼓角声震天动地。玄武湖因此消失了二百多年,经过后来元朝的两次疏浚,才重新在南京的版图上出现,湖水面积当然就有点惨不忍睹,浩瀚二字再也说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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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玄武湖

王安石与南京很有缘,他显然特别喜欢这个地方,除了在此地三任知府,少年时代便在南京生活过。他父亲在这当官,父母兄弟包括他自己,死后也都葬在江宁。王安石在南京前后二十多年,公元1084年,苏东坡来南京,“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这时候的王安石,已退出政坛,像个离休老干部那样隐居在东郊的半山园,过去因为政见不同,两人关系有点僵,现在都是下台的官员,都不太得志,于是冰释前嫌,颇有点相恨见晚,王安石对苏东坡评价很高,感慨说: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收了潘子真的《诗话》,其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了王安石希望苏东坡像自己一样,能在南京定居,在这买房子买地养老,成为他的邻居:

东坡得请宜兴,道过钟山,见荆公,时公病方愈,令坡诵近作,因为手写一通以为赠;复自诵诗,俾坡书以赠己,仍约坡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诗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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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故居半山园,也是今日南京旅游景点

事实上,即便到了南宋,南京市民的安逸生活,也没有太大改变。南京的名称,再次由江宁改为建康,建康府是陪京和留都,南京繁华与否,只要浏览一下当时的秦淮河风光,便可以知道大概。乾道五年,也就是1169 年的冬日,建康府重修了镇淮和饮虹二桥,这二座桥横跨秦淮河,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自江淮吴蜀,游民行商,分屯之旅,假道之宾客,杂沓旁午,肩摩毂击,穷日夜不止。

与唐朝相比,宋朝远没有盛唐的强盛,具体到南京这座城市,无论北宋或是南宋,都要比隋唐时期安定得多,也繁华得多。当时的南京,所谓“罗绮一城,富六朝之风物;弦歌千里,绵万世之衣冠”。

南宋时期,南京人感到最大的不光彩,不是经济不够富裕,也不是人物不够优秀,而是这里出了一个秦桧。历史上,南京专门出亡国皇帝,这似乎还不够丢人,竟然又出了一个害怕打仗,只知道投降的宰相。秦桧是地道的南京人,少年时期在这里读书,科举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他曾经两次入相,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投降派,被列入《宋史·奸臣传》,臭名昭著。

北宋大观元年,也就是公元1107,宋徽宗下令,由朝廷出面,设立了一个九域图志局,专门负责志书的编纂工作,督导各州县大修方志,开启了国家设局修方志的先例。这个传统后来一直被延续,到南宋的乾道年间,时任建康府知府的史正志出面,组织编撰了一部《乾道建康志》。这是南宋时期有关南京的第一部方志,今已亡佚,大家只能在其他的方志见到它的影子。

史正志是当时很有名的主战派,与同样是主战的辛弃疾志同道合,他的职务是建康府知府兼江东安抚使,同时还兼任沿江水军制置使和行宫留守。在职期间,他文武双修,不仅重视建康府的城防,修造战船,修缮城墙,还设置了贡院,最初只是用于县府学考试,占地不大,应考人数亦不多。如果遇到考生突然增多,便借用僧寺举行考试,正是这个不是太大的考试场所,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江南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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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贡院

组织编撰地方志,向来是盛世而为的事。梁启超先生曾说过:“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编修地方志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我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内容由简单到复杂,体例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逐渐定型化。譬如比较早的是《建康实录》,刚开始,一般都称为“记”或“图经”,譬如唐代的《丹阳记》和《沙洲图经》。当然,也有称为“志”的,譬如东晋《华阳国志》和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既有实录体,又有纪传体,叙事经常会有矛盾和重复之处。

到南宋时期,地方志的“志”,已经成为一种定式,《乾道建康志》则是以“志”命名的南京地区第一部官修地方志,有极大的开创性意义,所记止于乾道年间。关于此书的编纂,追根溯源,考据时间,有学者撰文做过详细考述。

南京的地方志,见于最早记载的是南朝宋山谦之所撰《丹阳记》,梁代陈代唐代均有志书,而宋代则为地方志修纂的兴盛时期,《郡斋读书志》就说:

《建康府志》十卷、《续志》十卷右帅史正志所修,而为之序,乾道五年三月也;庆元六年八月,帅吴琚续之,又为之序。

《直斋书录解题》上也说:

《建康府志》十卷,府帅史正志志道撰,时乾道五年。

史正志字志道,也就是说,这本书由他所组织编撰,时间是在公元1169年的三月。前面说过,史正志编撰的《乾道建康志》只是一部佚志,已没办法见到它的全貌。研究者做过统计,现存于其他著作中的佚文,共引录《乾道建康志》二百多条,内容涉及很广,疆域,沿革,山川,田赋,风土,祠祀,城阙,文籍以及古迹等等。其中有一本元代编纂的《至正金陵新志》的“祠祀志”,引录的“寺院”多达八十三条,由此可见《乾道建康志》对于寺院记录之详细,同时也说明过去的这么多年,南京的佛教香火多么旺盛。

当然,在诸多记录南京的方志中,最权威,最有影响,应该还是《景定建康志》。乾道和景定分别是南宋的年号,而再后来的《至正金陵新志》的“至正”,已是元朝的年号。在中国古代,地方志是研究城市历史的重要文献,《景定建康志》名列廿四本南京传世名著之列,是研究南京历史无法避开的一本书,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从时间上看,景定年间已到了南宋晚期,当时的江东安抚使并建康府知府马光祖,在《景定建康志序》中说:

昔忠定李公尝言:“天下形胜,关中为上,建康次之。”自楚秦来,皆言王气所在。勾践城之,六朝都之,隋唐而后为州、为府、为节镇、为行台、五季僭伪睍消,实开吾宋混一之基。南渡中兴,此为根本。章往考来,国志宜详于它郡,而乾道有旧志,庆元有续志,皆略而未备,观者病之。

马光祖所说的忠定李公,是两宋之际的抗金名臣李纲,马序说了史正志的《乾道建康志》不足,其实也就表扬《景定建康志》的所长。同时也说明,《景定建康志》与《乾道建康志》有着密切关联。这本书的编撰者周应合是在前志基础上,即根据史正志《乾道建康志》和吴琚《庆元建康续志》,重新编纂了《景定建康志》。

《景定建康志》是马光祖与周应合合作的产物,马是官,曾三任建康知府,在南京当父母官,累计十二年,“威惠并行,百废无不修举”。他被调任,“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闻,命再知建康,士女相庆”,由此可见,显然是一位政声非常不错的地方长官。周应合则是马光祖的幕僚,是《景定建康志》的实际干活者,没有官方背景,编撰这样一部大规模的地方志,也不可能。事实上,这本地方志的编撰,在当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南宋的乾道与景定年间,相差了将近一百年,政治形势完全不一样。

景定元年,也就是1260年,蒙古人对南宋的威胁非常严重。在前一年,忽必烈所部渡过长江,包围鄂州,一时间南宋岌岌可危。幸好此时蒙哥汗去世,忽必烈为争大汗之位,撤军北返。南宋亡国的危险暂时解除,“备边御寇”,以防靖康之变重演,己经成为当务之急。南京临近长江天险,“外连江淮,内控湖海,为东南要会之地”,宋代历朝都很重视建康的防务,守住南京就可“壮外攘夷狄之略,恢北定中原之规”。此时的南宋朝廷,虽然无力恢复中原,但是考虑到建康乃北面之门户,只有加固这道藩篱,才能守住南宋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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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的重要性,促成了《景定建康志》的编纂。马光祖曾经说过,编撰此书目的,为了“善有劝而恶有惩,往者过而来者续”,意思是要为当下和未来留下一份珍贵史料。事实也是这样,《景定建康志》完成不久,柔弱的南宋就令人心痛地亡国了。南宋亡国第二年,1280年,这本地方志的实际编撰者周应合也死了。

《景定建康志》是南京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在宋代就有过刻本 “合为五十卷,凡一千六百余版,印标为二十四册,外目录一册”。到了明朝末年,流传几近断绝。清朝的朱彝尊求访此书不得,后在曹雪芹的爷爷曹寅那里,借得所藏的宋本二函十二册,全帙抄录,于是便有了一个抄本,收入《四库全书》,从此开始传世。

除了朱彝尊的这个抄本,清代应该还有过三个抄本,一为清初钱谦益所藏的十二册抄本,二为黄丕烈藏有的《景定建康志》旧抄本,三为钱大昕所藏抄本。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钱大昕的这个抄宋本,现藏于台湾。

1990年5月,中华书局曾出版过影印本,2009年9月,南京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景定建康志》,因为是新式标点,铅字印刷,非常适合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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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出版社《景定建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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