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七十岁的村上，我想说的是……

源济

对七十岁的村上，我想说的是……

2019-01-28  戴新伟  大家

导读

说起来读村上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读林少华译本的村上，还是《舞舞舞》翻成《跳！跳！跳！》的时候……

高翔翰是谁

1月12日，就是村上春树70整寿这天（按照中国人算法已经71岁），我恰好在朋友家的书架上翻到几本村上的旧版小说。林少华译的《奇鸟行状录》原来还出过译林版（列入该社“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还有赖明珠译的《开往中国的Slow Boat》，香港博益出版。前者多年前早已拜读过，后面这本却没有看过——有印象的似乎都是“慢船”而非英文。

翻开这本“Slow Boat”目录，见到几篇我很喜欢的短篇小说，如《烧仓房》、《下午最后一片草坪》。忽然想起了心里一个谜团，于是拿出手机，翻到《下午最后一片草坪》，拍了几张。

说起来读村上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读林少华译本的村上，还是《舞舞舞》翻成《跳！跳！跳！》的时候；我读的《挪威的森林》虽不是林译，但是“告别处女世界”的副标题，配以酒吧夜店吊带女郎的火辣照作封面，已经很能说明早期村上春树翻译出版的“面目”。

早年出版的《挪威的森林》画风

《舞舞舞》曾被译为《跳跳跳》

后来我在孔夫子网收集了一些村上早期的译本封面，放在豆瓣上，引起不少人诧异：“这是村上春树的书？！”还别说，当时中国出版界真是把村上春树当大薮春彦、西村寿行那拨日本小黄书作家（？）对待的（毫无疑问渡边淳一也在其中，他的小说也是较早翻译出版的）。

2000年前后，我记得在成都有名的三一书店，朋友买走了唯一的一套赖明珠译村上春树，不禁为之懊丧半天（但我在这家书店买到过佩索阿的《惶然录》和德国画家昆汀·布赫兹的画集，这是不能忘记的美好经历）。不过，很快我就在九眼桥的旧书市场买到了另一套村上。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那套失之交臂的褐色封面的赖明珠，更记得买到的这一套“村上春树作品集”，4本，《听风的歌》、《袋鼠通信》、《发条鸟年代记》（上下），译者高翔翰，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村上春树作品集”，“高翔翰”译

20年前，读村上这批青春得不得了的短篇小说，尽量去淘他提到或专门写到的CD，真是舒心惬意又难忘的日子（后来，我到广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台湾时报出版的《爵士群像》）。这些短篇，按照写作的经验与眼光看，无非是所谓的“少作”，是很不成熟的作品。但是“少作”所具备的特殊气质，又往往是一个作家成熟之后必然丧失的东西。以村上而论，他把青春期的暴烈与憋到内伤的性格塑造混合为一体；他也不是仅仅靠着青春的清脆可口取悦于人，他那种平淡与放弃的情感特征因为超越了青春的惯用模式，反而引起读者的寄托之感。那篇《下午最后一片草坪》，就让我中了一枚“伤心小箭”，成为我最爱读的一篇。《发条鸟年代记》这个怪模怪样的译名，也是我啃的第一部村上“成熟之作”，虽然口感大大不如短篇集。去年，韩国导演李沧东根据村上《烧仓房》改编的电影《燃烧》上画，也许更能说明村上少作的价值。

由蜀而粤，这4本村上一直带在身边；这些年眼界稍宽，除了林少华、赖明珠之外，又有了施小炜等译者，但是奇怪，这个“高翔翰”竟然一直没有再见过。

2019年1月12日这个晚上，鬼使神差地从书柜里把“高翔翰”翻了出来，对照手机上刚刚从朋友家拍的赖明珠译本，瞬间真相大白——这随意拍的几页，没有一个字不是一样的，高翔翰译本是1999年出版，赖明珠《开往中国的Slow Boat》香港博益是1995年出版，谁抄谁这是秒懂的，而性质则是超越了“洗稿”、“抄袭”，就是活脱脱的盗版——难怪，后来就没有再见过你高翔翰！

（势利眼一点说，应该是“难怪这译笔让我久久难忘”……）

在高翔翰译本上，我记下了当年买书的信息：2000年冬天某日在太平南新街46号外喝茶。从九眼桥往四川大学方向，往右即是太平南新街，有一条小横街名培根路，大概50米，都是茶馆，尽头有著名的诗人酒吧“1812”（典出老柴的《1812序曲》）。太平南新街以下是长长的文化路、共和路，当年的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以此街为限。培根路是当年成都文艺人士的聚集地，这些文艺人士基本上又栖身于当时蓬勃的报纸媒体，4本“高翔翰”就是在培根路对面的制笔厂买到的，当时该厂已经租给了文化路上的旧书贩，两层楼都是书店，那里是有些人的天堂……这是当年读村上春树的一个背景——但我指的不是那种神采飞扬的职业，事实上只要读一读村上就会发现，他那里没有成功者的叙事；当我读到村上最新小说《刺杀骑士团长》里游离于体制外的画家和富豪免色先生两个角色时，不论小说是好是坏，确乎能感受到一种珍贵的喜悦。

“我是经历过六十年代末所谓‘叛逆时代’的一代人，‘不愿被体制收编’的意识还是十分强烈的。然而同时，或者说在此之前，既然身为一个表现者（哪怕是无名小辈），重中之重也是想在精神上成为自由人。我想按照适合自己的日程表，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写自己喜欢的小说。对身为作家的我来说，这是最低限度的自由。”（《关于原创性》，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无疑，村上在大学毕业后从事自由职业（开酒吧、写小说），都有这种思想因素，也因此村上的（早期）短篇小说对我而言，始终有着非凡的意味。

40岁

去年读村上最新的游记《假如真有时光机》，“我住进了一家叫‘安缦塔卡’的超级豪华的度假酒店”，看到他那张翘腿在这家酒店的走廊读书的照片，这张照片在整个2018关于村上关于旅行的话题中用得很多。

有一天早上醒来，侧耳倾听时，忽然觉得好像听见远方的大鼓声。

从很遥远的地方，从很遥远的时间，传来那大鼓的声音。非常微弱。

而且在听着那声音之间，我开始想无论如何都要去做一次长长的旅行。

这不就行了吗。听见远方的鼓声。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仿佛是驱使我去旅行的唯一真正的理由。

《远方的鼓声》

这是村上春树在早年的游记《远方的鼓声》里所写的前言。这部游记我大约也是在20年前读到的，一本纸张粗糙的书，虽然写着赖明珠的译者名，毫无疑问也是盗版。每一页都很粗粝，字在坑坑洼洼的纸上像是要掉下来，但每一页都很欢乐，在异国他乡的窘迫，却是以无数幽默谐趣的事展现出来，这在当时，我以为仅仅是旅行的腔调罢了。

村上春树37岁那年（1986年）到欧洲居住了3年，“我老了三岁。具体说来，是从三十七岁变成四十岁。”据他后来所说，促使他离开日本的原因有好几个，但真正让他做出决定的是个人原因——即将来到的40岁：“说到四十岁，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应该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关卡，我从以前（不过也是过了三十之后）就一直这样想。并不是有什么实际根据才这样想……不过我想，四十岁时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时我将选择一些什么，并舍弃一些什么。而且，在完成那精神上的转换之后，不管喜不喜欢，都已经不能再回头了。”“我害怕的是，在某一个时期应该完成的某种事情在没完成之下时间就过去了。”

这是摩羯座的宏大规划、坚持忍耐与行动力的展现。村上对40岁的“执念”，无论生活还是写作，都可以看出他的某种天赋，对大部分人而言，不会如此敏感地注意到三十几岁与40岁的分别（谁说摩羯座迟钝？！我也确实是在40岁这年重读此书的）。

为了实现该做的事，村上春树夫妇便以“常驻型旅行者”的身份，往来于欧洲的罗马、雅典、西西里、伦敦……在这三年里，村上写成了《挪威的森林》、《舞舞舞》（长篇小说），《怀念的一九八〇年代》、《村上朝日堂嗨嗬》（随笔），《日出国的工厂》（采访。据《村上春树作品年表》）。《挪威的森林》出版之后即列畅销榜首，成为村上重要的长篇作品，这些都不待言。

在他滞留（或许应该用“自我放逐”）欧洲期间，工作大致分为：小说创作、翻译、旅行素描——即此书的内容，日文版迟自1990年、村上41岁时才出版。村上曾经说过，我是靠写文章把事情弄懂的人（大意）。对创作这本书的理念，他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说法：“我开始写速写的原始目的，一则是为了想将身在异国不知不觉间好像快逐渐松散掉的自我意识，以一定的文章式水平留下……把自己所感觉到的，遗照自己真正感觉到的样子写下……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不过最重要的是，把写文章这作业当成自己存在的水准器来使用。并继续使用。”

通过这些零敲碎打的记录，村上的欧洲生活留下了丰富生动的影子。直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写的坐老式飞机在天上引擎停止的几秒钟，记得他在希腊跑步时跟当地老太太的聊天，记得他在罗马时住的阴冷的房子，超级难停车的街道。试举村上在斯佩察岛所记的希腊人修围墙：

两天后人们开始修理街上崩垮的围墙。当然——正如我太太预言过的那样——做法和以前完全一样。我们站在路边一直盯着师傅嘿嘿地适度把石头叠起来，往上啪啪地塞进泥土般的东西（也许不是泥土，但也不是水泥）。看起来他们非常快乐地筑着围墙，他们尽心尽力地做着。石头的堆叠方式简直可以说是艺术性的。看着那样的作业真快乐。看一整天都看不腻。而且收尾也很漂亮。跟砖墙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只要不下大雨，那真是非常美丽的墙壁。

尽管村上把他的游记称之为“速写”，以区别于那些研究国外、具有“启蒙性要素”、“比较文化论”之类的东西，可是完全看得出这部有400页（中文版）的游记有着非常强烈的文体特色，一切叙述都非常村上春树。

与其说村上将他的异国生活如实地写出来了，不如说都是作者的生命特征：“在那些异国城乡中我们（我和内人）非常孤独。我们几乎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人，而我们所能说的语言很遗憾又相当不足……我们只能算是常驻旅行者（这五个字作者加重点号）”。正是在这种孤绝的环境下，村上写出了《挪威的森林》、《舞舞舞》、《远方的鼓声》，毫无疑问，游记披露了更多的东西。

村上曾经谈到，如果当年不是在欧洲而是在日本国内写小说，《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都将有很大的不同。其实，他所关注（焦虑）的年龄问题，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作品，两部长篇小说完成了他的任务，而游记更能体现出写作在年龄上的“一点一点地错开了”（《听风的歌》）：《远方的鼓声》非常具体地呈现了他37—40岁之间的生活状态；他以前不曾写“在这一年有几百万日本人出国的时代”的那种游记，但后来也写《假如真有时光机》那种游记——“不管喜不喜欢，都已经不能再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