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表彰的100个人里，我只想记住他们

源济

今天表彰的100个人里，我只想记住他们
原创： 令孤  8字路口  2018-12-18

整整四十年前，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

这天的主要议程，其实就是阅读理解。

在这之前，已经召开过一个持续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确立了主抓经济、平反冤案等议题，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就是把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向全国公布出来，加以确认。所以，18号这天的议程，就是大家阅读学习之前会议的文件。

大家都知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那个讲话，就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

讲话里，还没有出现“改革开放”这个词，倒是提到了“改革”，共5次。

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

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

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因为这次会议对扭转中国局势的重大作用，当后来改革开放成为国策之后，就把它定为了起点。

四十年后的今天，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召开，授予了100人“改革先锋”称号。

其中，有几个人的命运，格外让我感慨。

当年，他们都是小人物，在命运的夹缝中奋力挣扎，站到了时代的潮头上。他们的命运，也因为和时代紧密相连，有了不同的模样。

今天，他们或已去世，或已隐居，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我只想记住他们。

01

看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字眼，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温州女人，“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章华妹。

1980年12月11日，在路边卖纽扣的她，从温州市工商局领到了一张用毛笔写的执照。后来有人说，如果拿出去卖，价格至少是几十万元。

章华妹当然舍不得卖。纵横商海几十年，亮闪闪的“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十个大字，始终镶刻在她公司的牌匾下方，让所有来洽谈生意的人第一眼就看得见。这是荣耀，也是实力的象征。

哪怕她的公司其实发展得一般般。

传说中，中国第一个拿工商营业执照的人，证号10101

鲜为人知的真相是：章华妹这个“第一”，并不是最早的。

在湖北武汉的汉正街，1979年开始，就有一群个体户开始在街边摆摊，比章华妹足足早了一年多。

9月份，武汉市政府干脆发了文件，要恢复和发展集市贸易，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给他们发了执照。

当时，个体户不但被社会看不起，还分分钟有犯“投机倒把罪”进去的风险。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很多人不愿干这个。

比如当时39岁的郑举选，在幼年时生过一场天花，导致左眼失明，只有右眼有微弱视力。没法干重活，只好经商，他偷偷倒卖起了伟大领袖的像章。

1978年春天，他果然因为投机倒把罪被抓进去关了一年多。在里面，人家问他从哪里进的货，又卖给了谁，他咬紧了不说。

这是很了不起的，那个年代可没有什么反刑讯逼供的意识。释放后，别人送他一个绰号，“盲侠”。

所以，当1979年，武汉市工商局决定恢复汉正街这条历史上的老商业街，鼓励个体经营时，他很犹豫。最后，还是决定去了。因为：

我不想再走这条路，但是我除了干这个，也无路可走了。我还有三个伢要读书、要吃饭。

之后，他靠着15元本钱，摆起了小百货摊。

因为“盲侠”的声名在外，供货商愿意给他供货，顾客也喜欢买他的东西。那时候没有电商也没有瓜子，只能让中间商赚差价。

5年时间里，郑举选就成了汉正街无人不晓的首富。创下两个第一：销售额连年第一，纳税连年第一。

法国的记者来采访，问：你究竟有多少钱？他当时就出汗了：工商局的人就在旁边。说多了吧，露富，要查他；说少了吧，给“先富起来”丢脸。

不安全感始终伴随着他。那几年，他始终牢牢把握着另外两个第一：各种捐款第一，认购国库券第一。

到了1992年，小平南巡后，郑举选准备开一家自己的百货公司，跟紧形势大干快上，他选好了门面，还投入一大笔钱进行装修。

但是，遇上汉正街拆迁改造，店面没法用了。他又选了一家，又进行了装修，结果又遇上拆迁。捐款和买国库券也不管用了。1996年，感叹命运无常的他，撤出了汉正街。

他猜中了开头，没有拆中结局。

多年后，温州女人章华妹“全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的名声传来时，很多人都惊讶了：我们汉正街比她早得多，政府还发了执照呢。

一查，发现政府早在1979年9月就发过营业执照，而且足足发了103张。包括郑举选在内。

但是，没有一个人拿得出当年的那张纸。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东西是一份财富。

“第一”的名声和由此带来的荣耀，就这样落到了晚来者的头上。

作为103个个体户之中最有名的一个，郑举选的心理阴影面积至今是个谜。很多人都为他感到不平。

如今，在汉正街上，还有一尊“摆摊人”的铜像，是以他为原型的。

这次“改革开放40年”，他是湖北省选送的唯一一名候选人，成功入选。

多少也该弥补了一点。

02

当然，温州能夺走这个“第一”，也不是偶然的。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犹太挺争气。1978年，改革开放的口号提出后，不过两三年时间，在温州下属乐清县的一个柳市镇，光低压电器厂就一下子冒出了上千家。

说起来是厂，其实就是家庭电器作坊，卖些灯泡、开关、螺丝之类的东西。前面屋子摆柜台卖，后面屋子开动机器生产，简称“前店后厂模式”。

其中有八家规模做得比较大，是各自领域的龙头老大，被称为“八大王”，五金大王、旧货大王、螺丝大王等等。这八个人都过起了当时看来极为优越的日子，比如盖起了自己家的三层楼。

那时没有胡润榜、福布斯榜、杀猪榜，这“八大王”大概可以算作中国最早的一份财富榜单。

《温州一家人》里的修鞋匠，身上就有当年温州八大王的影子

此时，一个名叫南存辉的修鞋少年，看着街边这些景象很是眼馋。他也与朋友合作，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一个电器作坊，准备大干一番。那一年，他16岁。

还没等袖子撸起来，1982年春，全国突然开始“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柳市成为了重点瞄准对象，“八大王”中有7人被抓了起来，判了刑。只有一人逃脱，但通缉令发到了全国。

其中一名“大王”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被告私自开设加工厂，非法经营五金电器，以旧充新，并由成品转手倒卖，从中牟取暴利，违反了金融、工商管理法规，扰乱国家计划经济、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破坏了物价政策，已构成投机倒把罪。

判处有期徒刑7年，追缴所得暴利3万元。

刚要蠢蠢欲动的南存辉，心里马上灭了火。还好，修鞋的家伙没有丢，继续修鞋呗。

仅仅过了一年，风向又变了，中共中央下发了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搞活流通。被抓的七个大王纷纷被放出来了。

那名被判刑7年的“大王”，领到了一张新的判决书：

……被告以夫妻劳动为主，修旧利废，质量尚可，出售价格低于国家牌价，并按规定交纳税金和管理费，其行为均未构成犯罪。

宣告无罪释放。

3万元暴利不再退还。

南存辉的心又动了起来，他创办了一家开关厂，名叫“求精开关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工厂遍地，竞争很大，大部分人是靠生产假冒伪劣品来降低成本赚钱的，质量没保证。

他知道这种做法不长久，专门去上海，请了三位技术人员到厂里指挥生产。1989年，他的厂领取了由国家机电部颁发的低压电器生产许可证，是柳市的第一家。

当时，温州人在全国的名声很差，怪不得被称为中国犹太人。除了假造皮鞋服装外，柳市镇的电器也遭到了全国的抵制，一些单位的门口还挂着牌子：“温州电器推销员免进”。

为了调查这个现象，1990年，国家八部委派出人员，组成一个工作队。到了后，他们发现，在这个遍地假货的地方，竟然还有一家有生产许可证、质量过硬的企业。

于是，政府决定把求精开关厂作为重点扶持对象，给予政策和支持。南存辉一下子就发展起来，成了新的大王。

也正是看到了他这种做法的效果，温州人开始改变自己的经商理念，重视质量和品牌。温州人的名声又慢慢恢复了。

1992年，小平南巡过后，南存辉引进外资，扩大生产规模，把公司的名字改为“正泰”。同时，他还盖了一座办公大楼，上面挂着公司的口号：“重塑温州电器新形象”。

在这之前，整整八年时间，他一直是租用别人的厂房。问他为什么？他说：

不知道政策什么时候会变，没有太长远的打算。

03

1981年，浙江海盐的衬衫总厂，换了个新厂长。

他叫步鑫生，本地人，长得瘦小，身高1.58米，体重45公斤。也就比小平同志高1厘米。

两年前，《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说，名叫《乔厂长上任记》，讲述文革后，老干部复出收拾工厂烂摊子的事情。这篇小说获得了当年最佳短篇小说奖。

作者蒋子龙，这次也入选了100名改革先锋表彰名单。

对他的描述是：“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

当年，步厂长上任后，不再是收拾烂摊子的事，而是要让工厂增收。他受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启发，烧了几把火。

先是制定了联产计酬制度和超定额计件工资制。具体来说就是，工人在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内，要熨90件衬衫。超出的就多拿工资，不够的扣工资。并且，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同时，他还给职工定下了“十不准”，比如不准在车间放茶杯，不准迟到早退，否则以一罚十扣工资。而行政人员，每天必须提前15分钟到岗，上班时间不准谈笑、看报。

规章一出来，很多懒散惯了的人，都不适应，发牢骚，提意见，还给上面打小报告。

如果今天的人能穿越过去，想必会对他们说一句：

今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那是你们还不知道富士康。

这三把火很灵。工人出勤率明显好转，产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短短两三年，厂里从原先的一条生产线扩展到四条，人员也从最早的60人扩充到600人，利润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

而步鑫生自己，还是一个月拿67块钱的工资，每天早出晚归的。再加上外面老有人说闲话，让老婆压力很大，总和他吵架，家庭生活很不和谐。

步鑫生做的事情引起了记者的注意，1983年，《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给他点了赞，标题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

但是，就跟今天一样，很快就出现了翻转。

《工人日报》报道了他的负面消息，说他动不动就训人、骂人，谁要是提反对意见，轻则被扣工资，重则被开除，“无视工人阶级权益”。

那个时候的舆论战，可比现在重要得多。一篇报道，往往能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和一个人的一生。

胡老人要求浙江省委进行调查，报上来的结果是：他的改革成绩是主流，缺陷和错误是支流。胡老人放了心，作了一个批示：

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

于是，步鑫生一下子就在全国知名了。他被各地的工厂、学校、机关甚至是军队，邀请去巡回演讲、作报告。同时，各地的人也涌到海盐的厂子里来参观学习。

1984年，改革偶像步鑫生出席全国厅、局长会议，并介绍海盐衬衫总厂改革经验

来得太多了，他实在接待不过来，有关部门干脆下了一个通告：

只有司局级以上方可面见步鑫生，其他人一概听录音报告。

有一个农民，刚用自家的苗木做抵押，承包了一家小工厂，揣着《人民日报》来求见步鑫生，连工厂的大门都没进去。

不过，他很有办法，最后通过一位记者的牵线，总算跟步鑫生会面了15分钟。

这15分钟，他一直铭记在心。后来，他执掌一个年营收过千亿的商业帝国，还多次提起。

这次表彰，他——鲁冠球，也是100名受表彰的典型之一。

1984年2月26日晚上19时25分，央视甚至中断了正在播放的《新闻联播》，临时插播一条号外消息：中央关于肯定步鑫生改革精神的消息。

接下来一个多月里，新华社竟播出了27条关于步鑫生的稿件，累计达3万余字。据统计，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频率，仅次于雷锋。

这一年，步鑫生50岁，是人生的巅峰时刻。报纸上挖出了他的各种生活细节，一点也不亚于现在狗仔对娱乐明星的追逐。比如，有篇文章说：

他本来爱吃鱼，因为吃鱼太费时间，他宁愿放弃这个爱好。

有一次食堂里没有别的菜，只有鱼，他坐下来吃了几口，嫌费时间，连吃到嘴里的肉和刺一起吐了出来，三口两口吃完饭，急匆匆地走了。

但是，步子大了，往往容易扯着蛋。

也是1984年，中国的西装市场红火起来。海盐县一位局长，要求海盐衬衫厂也上马一条西装生产线，年产3万套规模就行。

步鑫生知道自己厂子还小，这样做很危险，但又害怕局长会抹不开面子，也就点头答应了。结果，局长又把规模从3万套，改成了6万套。

等报告送到省里后，主管的厅长一看，认为步鑫生是全国模范，要做就做最大的。直接把规模给改成了30万套。随之，18万美元的预算也变成了80万美元。

当时，衬衫厂的固定资产只有50万，要做这么大的事，投资是个无底洞。结果，到了1987年，衬衫厂的负债达到1014万元，亏损268万元，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时尚总是善变的，此时，西服热已经过去，积压的服装只好低价销售。一时间，镇上卖菜的小贩都穿上了西服。

上头说，西服热过去了，赶紧卖设备。步鑫生却不肯。他说：最多再过两年，西服又会流行起来的。

1988年1月，步鑫生从广播里听到了自己被免职的消息。

这次，他又一次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

文章的题目是：

粗暴专横、讳疾忌医，步鑫生被免职 。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正招聘经营者。

至此，步鑫生的神话破灭了。他拒绝给他安排的新职位，远走他乡，帮其他厂出出点子，做做管理，但再也没有重现当年的辉煌。这一走就是26年，江湖飘零。

2001年他患了癌症，此后定居上海。2015年去世。他的孙子在悼词中说了一句话，很有公文气息：“爷爷用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帷幕，其形象已永远被定格在新中国改革历史的第一页。”

而在生前，步鑫生对自己的评价，简短得多：

我没有失败。失败的是政企不分。

04

这次表彰，文学界一共有两位代表入选。

除了蒋子龙之外的另外一位作家，是《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他笔下的孙少平，是大牙湾煤矿一名挖煤的矿工。

孙少平的奋斗打动了很多年轻人。按照陈丹青老师的说法，都是社会上的苦逼和屌丝。

这个大牙湾煤矿的原型，是陕西的铜川矿务局下属的陈家山煤矿。路遥生前绝不会想到，在他去世后几十年，居然和这个煤矿的一名矿工同样进了这个表彰名单。

这个人叫禹国刚。

禹国刚大学上的是西安外国语学院，专业是日语。1970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铜川矿务局，当了一名煤矿工人。

这个分配今天看起来很奇怪，但你想呀，1970年从日语专业毕业，比起1949年加入国军，或者2018年投资OFO，也差不了多少。就理解了。

1981年，一个广东的亲戚给禹国刚写了封信。信中说，深圳“可能是未来中国的旧金山”，劝他过来干。

禹国刚动了心，他变卖了家里的收音机和十四寸黑白电视机，换了七百多块钱路费，带着一家四口去了深圳。

工作也不难找，很快，他就在一家电子公司里担任了日语翻译。但没想到，紧接着出现的一件事，改变了他的命运。

七十年代的时候，有个日本人冈崎嘉平太，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反复向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提议，派人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

关于冈崎嘉平太老爷子的故事，可以查看8字路口的另一篇文章：《三千个日本人闯进海里》。

不知廖承志是不懂证券，还是觉得太早，连续两年都找理由婉拒了。有点皇帝不急那个急的意思。

到第三年时，他也不知该如何拒绝，便答应下来，开始从国内选人。结果，在京津沪三地都没找到人，只好南下到了广州。

禹国刚本就学日语，交流占优势，他工作时又读过很多金融书籍，就前去报考，顺利被选中。听到来了中国留学生，日本《朝日新闻》还采访了他，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很像现在的某些微信文章：

在资本主义的中枢学习股票的中国留学生，理论出众，但他们回国后会有施展的地方吗？

禹国刚的回复是：“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学习是不会白学的。”

没想到，学习未必不会白学，采访却没有白采。《朝日新闻》这篇报道，改变了他的命运。

学习时间其实很短，也就一年。1984年回国后，禹国刚果然没有施展的地方，又回到那家公司去了。

不料，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看到了《参考消息》上转载的《朝日新闻》报道，记住了他这个名字。特意跑来，把他招到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国际信托公司。

1991年4月16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禹国刚担任副总经理。

其实早该开业了，就是“准生证”迟迟拿不到。之前，禹国刚去北京报批，主管领导告诉他：

“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了，不能批。谁也不敢批。这样吧，你改名叫“深圳证券市场”，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批。

禹国刚回答说：不叫交易所，叫市场，这样和卖菜、卖肉的市场有什么分别？

还别说，那时候，老百姓对股票不了解，买股票还真就和菜市场买菜一样。用禹国刚的话说：人们买了股票，往麻袋一装，朝床底下一放。

1992年深圳特区新股认购，人贴人排队

当时，为了筹集1000万元作为深圳发展银行的开业资金，禹国刚把股票放在解放牌大卡车上，装上两个高音喇叭，开到沙头角、蛇口等当时的农村地区，大声吆喝着：快来买股票咧。

有些人还真就稀里糊涂买了股票，结果发了大财。有个深圳老太太，本着支援国家建设的心态，买了两万股深发展的股票，后来，股价从十几块涨至了120元，赚了近百万。

所以，买股票一定要有个好心态。

1992年8月10号，深交所采用摇号的方法，发行股票认购证。当时预计发500万张，每人可以认购10张。结果有120万人赶来抢购，很多人提前几十小时就来排队。

当天晚上，没有摇到号的数千名股民，聚在深南大道游行，还围攻了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史称“8•10事件”。后来紧急增发50万张认购表，才平息了事件。

正是这次事件，促使了中国证监会的诞生。但是，中国证监会扮演的角色，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禹国刚评价说：

这样把两个市场集中到它来管，我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在全世界我没有找到第二家。如果这一体制不改，这个市场就不是按国际惯例运行。

今天的禹国刚早已退休在家。当年那张《朝日新闻》，他一直裱好，挂在客厅的墙上。

05

所有生活在这四十年中的人，都不可避免会与这个时代发生关系。

只不过，有些人推动更多，有些人受益更多。

每个人的心中，也都有自己认定的100人名单，觉得自己崇拜的那个谁应该进。但，应该不应该，最终是由历史来评定的。

最应该受到尊重的，还是那些在混沌的氛围中，能勇敢地冲破迷雾，为追随者做了榜样的人。他们可能在后来失败了，但他们引领更多的人迈出了那一步。

名额定格在100名，但是为时代做出贡献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唯有时间，在不停地向前奔流，不停地把具有开创精神的人物，送上舞台。

就像白岩松说的，对这次大会报告的感受：

改革开放四十年，走到今天，坚持了什么？以及继续走下去，还要坚持什么？

归根结底就是，要尊重历史，尊重规律，尤其是尊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