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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寻业中国”系列|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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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2 01:2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就算在国企耗到死,我也不出去打工 | 人间 · 寻业中国

 深蓝 人间theLivings 201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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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些什么工作?摆摊?卖袜子?倒腾蔬菜?咱是国营大厂铁饭碗啊,我还连续三年是厂里的‘优秀职工’,很快要提干的,像他们那样在街上被人呼来喝去?丢人!”



配图 |《暴雪将至》剧照


征    稿


「人间·寻业中国 Work in China 」

工作,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在生活中都是被摆在首要位置的。国家统计局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长为9.2小时,保持着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长工作时间的记录,几乎是德国人工作时长的2倍。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这是我们每个个体延续一生的功课,也是家庭、民族、乃至一个国家赖以运行和前进的本源。

随着时代大潮的滚滚向前,面对工作,我们都有着各不相同的面貌和价值选择,既有对立,亦有统一。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将这些故事聚合在一起呈现给读者,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2001年,《纽约客》的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租了一辆北京切诺基,沿着长城一路向西,历时7年写下了著名的《寻路中国》,为我们展现出了在时代变迁之下、纤毫毕现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今天,人间编辑部将开启又一大型征文:「人间·寻业中国 Work in China 」。

这一次,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拿起笔,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我们自己如今所困惑的、怅惘的、坚持的,让我们一起记录下来。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寻业中国」。期待你的来稿。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1



春节前,老家某著名公园办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公园的老照片。我想起家中是有几张公园旧照,便想拉着母亲一起找一找,让他们也去参加活动。

“这不是咱和小赵叔叔一家吗?”我翻出一张照片,问母亲。

“是啊,那时多好,唉……”母亲也接过照片看了一眼,叹了口气。

照片上高大帅气的小赵叔叔,刚刚去世一年。



1


去年年初,母亲回厂里领退休员工的春节福利,说看到了厂里公告栏上的讣告,上面写着:

“我厂职工赵XX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2月X日在省肿瘤医院去世。遵家属意愿,丧事从简,定于2月X日在XX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有意参加者请联系厂工会……”

我们是在前一年的10月得知小赵叔叔肝癌确诊的消息的,没想到仅仅过了3个月,他便去了,人才52岁。

原本我们打算坐厂里的班车一起去殡仪馆送小赵叔叔最后一程,但临行前夜,工会的人给母亲打来电话,说报名前去的人太少,厂里不派车了,让我们自行前往。

母亲向父亲抱怨了几句厂里人情淡薄,不该这样对待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职工。父亲也叹着气。


------

小赵叔叔的遗体停放在殡仪馆一个很小的告别厅里,稀稀疏疏几个花圈靠在墙边。

我看到几个母亲以前的同事,都是从前一起住在家属院里的,母亲指着其中一个给我说,那人已经当上了厂里的领导。几个人站在告别大厅外的台阶上抽烟,看到我们过来,有人向母亲打招呼,寒暄两句“孩子这么大了啊”、“退休之后还好吧?”之类的套话。

母亲埋怨了那位领导几句,说小赵叔叔毕竟是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现在人没了,偌大个厂子就来这几个人,把告别仪式搞得如此寒酸。

领导无奈地笑笑,说这有啥办法,大过年的都不愿来这种地方,他自己家亲戚都没来几个。况且厂里的年轻人和他也没啥交情,上了年纪的和他关系又不好,就现在这几位,还是被硬拉来帮忙的。

我环顾周围,相比于另外几个告别厅前的熙熙攘攘,这偏厅显得尤其冷清。玻璃棺旁边有一个女孩儿,胳膊上带着黑纱,应是小赵叔叔的闺女,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看到其他戴孝的人。

“唉,其实现在想想,他这辈子也真是可怜……”身着黑色西装的工作人员出来通知说告别仪式时间差不多了,领导踩灭了烟头,发出一句感叹。



2


我很小便认识小赵叔叔。

1982年,16岁的他就进了厂,先干搬运,后来在车间当学徒工,成了我母亲的同事,也是我母亲在车间带的“徒弟”之一。他小我母亲4岁,一直喊母亲“李姐”。

那时厂里住房很紧张,我们家一直排不上单元房,只能在厂宿舍的“单身楼”里周转,小赵叔叔结婚前也一直住在那里,我家跟他做了好几年的邻居,我父亲常把他叫来一起吃饭喝酒。因为处得关系好,平素遇事便少不了相互帮忙。

小赵叔叔的老家在远郊乡下,有很多亲戚。他家里很穷,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常年养病在家。可在他们家亲戚看来,他作为家里唯一一个“迈出农门”进城挣工资的人,相比于在老家靠天吃饭的人,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此,他不仅要负担父亲治病的全部费用,还得应付有事没事就来省城的老家亲戚。

小赵叔叔的亲戚,经常一来就是一大家子,有时还会长住,餐具、椅子不够用了,就来我家借。我依稀记得,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侄子,曾来省城治病,一家三口在他的小屋里实在住不开,便让侄子借住在我家,和我在一张小床足足挤了半个月的光景。

这些亲戚吃了住了,有时还要“借”点东西回去。小赵叔叔好面子,觉得自己是“工人”,拿“非农户口”,是同辈人中最有出息的,也不好意思拒绝。可那时,他自己也刚参加工作不久,在厂里也没几个熟人,只能跟我母亲开口。我母亲时常劝他:你本就工资不高,哪里经得起老家人隔三差五来“打秋风”?他却不以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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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父母麻烦小赵叔叔,主要是因为我。

那时我年纪尚小,家里老人去世又早,父母收入有限,也请不起保姆,每到幼儿园放假时,我便成了“留守儿童”。

母亲担心我一人在家中惹祸,只好上班时把我也带去厂里,可又不放心让我独自在堆满各种钢铁物件的车间里待着,每隔一会儿就要过来看看我。车间领导为了此事,几次点名批评母亲工作时开小差。

后来一次开会时,领导又因我在车间乱跑,当众训斥母亲,还说要扣发母亲当月奖金。母亲很生气,但又说不出什么,没想到小赵叔叔却站出来顶撞了领导:你儿子放假也被带到办公室里,还把钢笔水泼到新制的图纸上造成工期延误,是不是该一起扣工资?

领导无言以对,最终也没好意思扣发我母亲的奖金。但事后领导私下找母亲说,把我放在车间,违反制度是小事,关键是安全没法保证——车间里都是铁家伙,万一不小心伤到了孩子,责任算谁的?

可我母亲真是没办法。领导只好叹了口气,说:那你只能自己小心了,出了事情厂里可负不了这个责。

后来,还是小赵叔叔主动找到我母亲,说把我交给他带着。母亲说:这可不行,你也得上班,哪里忙得过来?况且被领导知道了,会扣你工资的。小赵叔叔却说不要紧,反正自己一直干学徒工,也没多少事情要做,况且学徒工干多干少都是那点工资,“怕领导个球!”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小赵叔叔的小跟班。开始是在厂里跟着他,后来幼儿园开学了,他也会去接送我,有时我父母下班晚,他还会带我去不远处的公园玩。

时间久了,厂里的同事都跟我母亲开玩笑说:你必须负责给小赵介绍对象,不然他整天带着你儿子出去,人家女同志都以为那是他儿子,不敢和他处了,这样下去,不得打一辈子光棍?母亲笑着说没问题,还让小赵叔叔多留心,说只要相中了谁,她就负责去说媒。



3


我5岁那年,母亲践行了她说媒的承诺。女方是刚分进车间不久的女工小刘,听说还是个大专生。

那时小赵叔叔也结束了3年的“学徒”生涯,正式被分配到“下料”工段工作。论长相,正当年的他一表人才,身材魁梧,经常戴着墨镜,骑着一辆嘉陵摩托,像极了电视里的明星。

我母亲为了保险起见,把小赵叔叔的家庭情况全部告诉了小刘阿姨,小刘阿姨说不要紧,都是普通老百姓家庭出来的孩子,只要他人好、肯上进,她都可以接受。

很快两人就举办了婚礼,厂里去了一大群人,酒席上,小赵叔叔带着小刘阿姨向我母亲敬酒,换了个大玻璃杯,一饮而尽,说,我有两个哥哥,就是没有姐姐,李姐就是我亲姐姐,以后你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母亲也很高兴,让小赵叔叔结婚之后赶紧要孩子,“小子(指我)明年就上学了,不需要那么操心了”,到时可以帮他带孩子,“小赵你自个儿也好好工作,争取当上领导,我这当姐的也沾沾光”。

小赵叔叔和小刘阿姨满面红光,一个劲儿点头,说姐你放心,绝对不让你失望!

那时我家已经从单身楼搬走,小赵叔叔结婚后也从厂里分得了套一室一厅。但我们两家的走动并未因此减少。婚后一年,小赵叔叔就有了个女儿,节假日时,我们两家还会常常聚在一起。小赵叔叔经常给我买礼物,有些玩具父母不给我买,我就偷偷告诉小赵叔叔,过不了多久,他准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来送给我。

我找出的那张与小赵叔叔一家的合影,是1995年大年初五两家人一起去公园游玩时的留念。照片上,小刘阿姨抱着两岁的女儿,依偎在小赵叔叔怀中,小赵叔叔帅气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你看那时多好,那年春节前,你爸和你赵叔还一起去家电城搬了两台21英寸彩电回来,咱两家成了家属院里为数不多的看上大彩电的人家,你赵叔还和你爸商量,过一年再一起去买两台电冰箱……”母亲一边回忆一边说道。



4


可惜,买冰箱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

1995年初,国家取消了对母亲他们工厂的扶持政策,本就效益一般的厂子一夜之间陷入生死攸关的境地。还未到年底,已经有“破产改制”的风声在厂里流传。

1996年春节,厂里已经发不出奖金,购置电冰箱的计划被迫推迟。小赵叔叔再来我家时,大人们聊天的内容也从“买冰箱”、“换洗衣机”变成了“裁员”、“减福利”、“降工资”,四处都充斥着压抑和不安的气氛。

“那时候谁也想象不到,两千多人大厂,三十多年历史,没了国家政策,一年之内说垮就垮了。”母亲说。

1996年7月,母亲收到了厂里的“息岗通知”,虽然领导开“散伙会”时信誓旦旦地说,“企业只是‘改制’,短则数月,长则不过两年,肯定会成功的。大家要沉住气,到时不但能回来上班,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还会提高!”但台下工人们的脸上却依旧布满了疑惑、忧虑甚至怒火。

小赵叔叔早我母亲3个月接到“息岗通知”,“光荣”成为第一批为企业“轻装前进”做出“巨大贡献”的“先进个人”。记得那天在酒桌上,他当着两家人的面,将临走前厂里发给他的“先进”奖状撕得粉碎,然后痛骂厂领导“不是东西”:“我‘下力’时,他坐在办公室里,口口声声夸我干得好,骗我使劲干,现在遇到改制,他依旧在办公室里,以前的好话绝口不提,大笔一挥就让我‘息岗’,凭什么?王八蛋!”

我父亲问他今后的打算,他气呼呼地“哼”了一声,说,有啥打算?咱是正儿八经国企职工,不是“大集体”,也不是“临时工”,只要不坐牢,谁也不能把咱开除,“领导不是说了,改制完了还要叫咱回去上班吗?我就等着,权当给自己放个长假休息休息了”。

我父亲劝他还是做好两手准备,”改制时间短还好,万一真拖个两三年,怎么办?又万一,改制虽然成功了,新领导不让你回去,你又能咋办?”

想不到这句话激怒了小赵叔叔,他“啪”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把烟灰缸都震到了地上摔碎了——

“他敢!到时看我不干死他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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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初,久等“回厂上班”的消息不至,我母亲和几个同样“息岗”的老同事开始琢磨着找点事情做。

“一个月100多块钱的下岗补贴,你爸单位那边情况也不乐观,你又要上学,处处需要钱,不想点办法不行啊……”后来,母亲回忆道。

于是,我母亲和几个同事一起去西市场批发一些袜子、毛巾、内衣,趁晚上拖到宿舍区外面的夜市上卖。夜市原址曾是周围几个国营工厂共同兴建的“职工俱乐部”,以前有舞厅、卡拉OK和小电影院,后来企业纷纷倒闭、破产、改制,俱乐部无以为继,职工们更没钱去消遣,逐渐变成了小摊贩的聚集地。

夜市上,我母亲常遇见同样“息岗”在家、出来摆摊的老同事们。有些人就算不认识,稍一搭话,回答无外乎是“肉联厂的”、“酒精总厂的”、“造纸公司的”,再一深聊,大家说的也都差不多:“唉,没办法呢,单位不行了,咱还得过日子,混口饭呗……”

小赵叔叔会开车,息岗之后小刘阿姨就劝他出去跑出租,他不愿去;我母亲也劝小赵叔叔和她一起干,小赵叔叔只说需要进货了就叫他,随叫随到,但就不愿一起卖货。我母亲的老同事揽到给饭店送菜的活,通过母亲联系小赵叔叔,说想一起搞,算他一份钱,但小赵叔叔仍旧对此嗤之以鼻。

一开始,我母亲以为小赵叔叔另有打算,便也没再多问。可一次和我父亲酒过三巡后,小赵叔叔终于说出了真心话——他之所以不参与,是因为我母亲他们在外找的这些活计,在他眼里统统被都是“闲篇子”。

“那是些什么工作?摆摊?卖袜子?倒腾蔬菜?咱是国营大厂铁饭碗啊,我还连续3年是厂里的‘优秀职工’,很快要提干的,像他们那样在街上被人呼来喝去?丢人!”他伸出3根手指头,先冲我父亲挥舞几下,又冲坐在一旁看电视的我比划。

“闲篇子?人家闲篇子能挣钱养家,你倒不是闲篇子,拿钱回来啊!”小刘阿姨气得摔门而去。



5


小赵叔叔和小刘阿姨的婚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98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他们突然离了婚。我父母怎么都不肯跟我细讲他们离婚的原因,我也就再没见过小刘阿姨和他们的女儿。

那段时间小赵叔叔几乎天天来找我父亲喝酒,我在他醉酒后的只言片语中大体听出,小刘阿姨从厂子的车间去了厂办子弟学校当了老师后,就看不上他了,“傍”上了学校的领导,把他甩了。

小赵叔叔时常在醉酒后趴在我家餐桌上痛哭。一边哭一边对我父母抱怨说:“当初那个女人口口声声说不嫌弃我的家世,要跟我过一辈子,结果到底还是嫌我穷,为了能‘上位’,去给校领导当小三,把我甩了不说,还把我女儿也带走了……”

有时他还会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瞪着通红的眼睛,拍着桌子冲我喊:“小子,你给我记住一句话:女人就是狗,谁有本事谁牵走!”

我父亲就急忙把我推走,然后吼小赵叔叔,让他别在孩子跟前胡说八道。我虽听得云里雾里,但因为从小就跟小赵叔叔亲近,那时只觉得小刘阿姨真不是个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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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上了六年级,想不到竟然又见到了小刘阿姨——那年学校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老师正是她。

小刘阿姨当然还记得我,对我也十分照顾,但我却对她满怀着恨意。为了报复她,我总是在英语课上故意扰乱课堂秩序,给她找麻烦。终于有一次,我因为带头起哄,被她叫起来批评,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喊了她一句“二奶”。她被气哭了,我很快被学校请了家长。

那天我母亲从学校回来,二话不说就把我往死里打了一顿。然后她打电话给小赵叔叔,在电话里把他也狠狠骂了一顿。

从那之后,小赵叔叔很久都没再来过我家,我母亲也没有主动叫他来。有时我父亲一个人无聊,想叫小赵叔叔过来喝一杯,母亲就会无缘由地吼父亲说:吃饱了撑的,没朋友吗?偏要叫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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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之后,母亲才告诉我她那么生气的原因。

那天在学校,说完我的事情,小刘阿姨专门找了一间安静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把自己与小赵叔叔离婚的原因告诉了母亲。

早在结婚前,小刘阿姨就是车间唯一的大专生,她不甘心一辈子混在车间,婚后第二年便报了电大,一边上班一边考专升本,连怀孕期间都没停下学习。拿到了本科学历后,因为厂里的子弟学校正好缺英语老师,她学的又是英语专业,便调来当了老师。

厂子破产改制,子弟学校也被移交给了地方教育局,小刘阿姨转为了事业编制,工资一涨再涨。而小赵叔叔却迟迟没有等来厂里“回去上班”的通知,每月100多元的“息岗补助”让他在家里实在抬不起头来。他其实是个很好面子的人,因为这事,更是成天借酒消愁。

后来,小赵叔叔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小刘阿姨受学校领导“照顾”的传闻,更是怒上心头,酗酒成瘾,每天不到中午便呼朋唤友,从午饭喝到傍晚,然后换一家再喝。晚上喝醉回家就找茬跟小刘阿姨吵架,只说让她别在学校干了。中间有几次两人还动了手,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小刘阿姨这才生出了离婚的念头。

小刘阿姨对我母亲说,她并没有像传言中那样“傍上了校领导”,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小赵叔叔的不争气让她实在气不过:“息岗两三年了,别人都在想办法赚钱,摆夜市、跑出租,有的干脆趁年轻辞职南下或北上打工。而他成天就知道喝酒骂领导,或是拿着老婆孩子出气。”

离婚时,两人都不过三十出头,学校也有不少人给小刘阿姨做媒,她都没答应。她说只要小赵叔叔改了酗酒的毛病,出去找份能养家的工作,她就带着女儿回去跟小赵叔叔复婚。

那天我母亲从学校离开便去找了小赵叔叔,给他转达小刘阿姨的想法。本以为小赵叔叔听了会幡然醒悟,没想到他竟瞪着醉醺醺的眼睛冲我母亲骂道:“那个贱女人被领导玩够了,甩了,这才回来找我,我是好马,绝不吃回头草!”

当时屋子里还有几个小赵叔叔的酒友,一群人借着酒劲起哄,问我母亲到底收了小刘阿姨多少好处。我母亲一怒之下摔门走了。

小刘阿姨等了小赵叔叔4年,直到我初二那年,她才彻底心灰意冷,嫁给了市中心医院的一名医生,从此与我家断了联系。



6


多年之后,母亲跟我回忆起小赵叔叔的往事时,时而埋怨小赵叔叔“不思进取”和“大男子主义”,说他抱着“国营大厂职工”的名头死要面子,时而又感叹:如果小赵叔叔早生三十年,没遇到国企改革那该多好。

“你赵叔叔是个很好的人,做人实在,干活肯‘下力’,但是有一点不好,懒!”这句话母亲常挂在嘴边。小时候我不明白,一次课上老师让用“但是”造句,我就把这句话学给老师听。老师说我的逻辑不对,既然“干活肯下力”,怎么还会“懒”呢?我回家问母亲,母亲说,你赵叔叔的“懒”不是不肯下力气的“懒”,而是不肯动脑子的“懒”。

小赵叔叔初中只读了一年便没再念了,他说自己是榆木脑袋,一看书就心烦。刚上班时,他凭着年轻人的一身蛮力做活,领导觉得他又实在又肯吃苦,有心提携他,先是连续3年给他评了“优秀职工”、年年发奖状,后来又把他从搬运队调到了车间,想让他学点技术,留待以后慢慢培养。

但小赵叔叔就是不愿学技术,说自己学不会。厂里办的培训班他总逃课,有一次厂里送青年职工去青岛学习,为期5天,他只待了半天便不见了人影,领导骂他,他就说,别人学会了就行,学会了指挥他干,他绝对干得好。

我母亲给小赵叔叔当师父时,曾教他开“行车”(装在厂房或厂区上空,可以移动的起重机械。又称天车、航车),小赵叔叔倒是不怕车厢里冬冷夏热,就怕我母亲给他讲解操作规程:“就那几个‘把子’,知道前后左右上下不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啥?”

结果等他第一次自己上手操作,行车直接就撞到了车间墙上,撞坏了限速器,被厂里罚了2000块钱,勒令转岗。

“别人干学徒工,大多一年就能出徒,你赵叔却足足干了三年,为啥?他到死都看不懂图纸,别人不指挥他,他就干不了活。他说自己学历低学不会,可是和他一起干‘下料’的小吴,小学毕业就进了厂,人家就是自己学,看书、找技术员问,当年就出了徒,活干得不比老职工差,人家能学他怎么就不能学?”

长此以往,小赵叔叔的一身蛮力,不仅无法抵消技术上的无知,反而常给自己惹麻烦。

“有一年车间赶一批急件,按件数给奖金,你赵叔主动请缨,自己一人干了一宿,搞出来200多个。领导起初很高兴,想奖励他,结果技术员一看就急了,原来他根本没看懂图纸,200多个件全干错了……”后来,小赵叔叔不但没拿到奖励,还被领导罚了款,他为此跟车间闹了半个月,到头来还是只能乖乖认罚。

每次我母亲劝他学点技术,他就反过来呛我母亲:“咱这可是铁饭碗,到点儿他们就得给咱发工资,我技术不好又不是不干活,厂里还能把我开除了不成?”

“国营大厂以前确实是个‘铁饭碗’,只要你不被判刑,可以在厂里混一辈子。这个干不了可以干那个,都干不了还可以去后勤蹲着,工资照拿。你赵叔当年认死了这一点,结果最后还真就死在了这上面……”

正如我母亲说的,当国企改革大潮到来、厂子要“轻装前进,渡过难关”时,小赵叔叔顺理成章成了第一批“息岗”的人。即便他心里依旧“以厂为家”,但厂子早已容不下他了。



7


老厂子1998年完成了破产改制后,包括我母亲在内,以前“息岗”的工人大多又陆续被召回到了厂里工作,小赵叔叔虽然迟迟没有接到厂里召回的通知,可他一直把自己当作“厂里的人”,坚定不移。

“当年你赵叔叔虽然‘息岗’在家,但我们还是能时不时在厂里见到他。”母亲说,小赵叔叔去厂里就两件事,一是去找领导询问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上班,二是去厂门口的公告栏,看厂里近期有什么集体活动。

开始时,领导还是笑眯眯地应付他,说改制还未结束,等有消息了肯定第一个通知他。后来他去的次数多了,领导逐渐不耐烦,有时避而不见,有时两三句话打发了他

按惯例,每年年底厂里要开职工大会,即便在改制的日子里,厂里也会把所剩无几的“留岗”职工召集起来开会。那时候,小赵叔叔会不请自来,坐在开会的大礼堂里,还专挑靠前的位置坐。每次总公司来的领导让职工发言时,他都会站起来,说自己代表为企业“轻装前行”而“息岗在家”的职工们提个问题:厂子何时能够完成改制,让大家回来上班?

最初不明所以的大领导以为小赵叔叔真的是“息岗职工代表”,便一本正经地跟他讲解“当前改制的进度”、“改制中遇到的困难”或者“企业针对息岗职工的政策”,但后来知道他所“代表”的完全是他个人,便很生气,直接把他赶出了会场。

小赵叔叔气得站在大礼堂门口骂娘,说自己虽然息岗在家,但没被厂子开除,还是厂里的职工,凭什么不能参加职工大会?是不是厂里准备悄无声息地“把息岗在家的职工当大鼻涕甩了?”

他的话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期引发了连锁反应,一些和他同样息岗的职工也去厂里跟他一起“讨说法”,以至于厂里不得不专门把“职工大会”改为“在岗职工大会”。

“他这样做,也相当于给帮助同样息岗的职工向厂里施压,应该会有人买他的好,不至于去世的时候那么冷清啊?”我问母亲。

母亲说,当时确实有人觉得小赵叔叔“仗义执言”,和他走的挺近,但后来因为一件事,却让厂里的人多少埋怨上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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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小赵叔叔一次醉酒后和别人打了一架,派出所出警后把他抓了,在做笔录材料时,民警问他平时做什么,他酒还没醒,迷迷糊糊地说“在家闲着”,民警就在“职业”一栏里写了“无业”。

不想最后当事人签字捺印环节中,醒酒后的小赵叔叔看到了“无业”二字,非常不满,说自己是XX厂的职工,不是无业,还要民警带他回家拿以前厂里发给他的工作证。“职业”不是什么重要信息,民警懒得跟他跑,便给他改成了“XX厂XX车间职工”。

对于民警来说,这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信息。但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却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因为兼并了厂子的上级总公司对下级分厂有一个考核指标,叫做“治安稳定奖”。按照总公司的管理章程,下属分厂如果全年内无任何职工因违法犯罪被警方处理,年底便能获得一笔奖金,分发到个人,领导干部可以拿到几千元,一般职工每人也有几百元。

而小赵叔叔,是那年整个厂子里唯一因违法被警方处理的人。年底,当全厂干部职工都在眼巴巴盼着这笔奖金的时候,总公司突然下达通知:“据举报,XX厂职工赵XX在99年X月X日违法被警方拘留,经总公司核实,取消该分厂治安稳定奖的评选资格。”

母亲说,后来在全厂职工的要求下,厂领导去总公司说明情况,但总公司领导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厂领导哑口无言:息岗职工也是你的职工,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他做的事情你们就要担责。

这明显是总公司不想给分厂发放奖金的托词,但小赵叔叔却记住了总公司领导的前一句话——“息岗职工也是你的职工”。他很高兴,逢人便说还是总公司的领导觉悟高,还记得他。

但全厂职工却记住了后一句话。

“现在看几百块钱不多,但那时对于普通工人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很多人已经计划好年前用这笔钱干点什么,结果因为你赵叔叔,计划全落空了……”母亲说。

当时厂里骂声一片,有人甚至说要“收拾”小赵叔叔,从那以后,便没有人愿意和小赵叔叔走近了。



8


也是在1999年,我父亲也在原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下海创业。那年是小赵叔叔息岗在家的第三年,他每月仍旧拿着微薄的补贴,偶尔打些零工,日子已经有些难以为继了。

我父亲身边缺少人手,便问小赵叔叔愿不愿意跟着自己一起干,小赵叔叔同意了。

父亲是搞技术出身,创业做的也还是技术类工作。我母亲有些担心,怕小赵叔叔干不了,父亲却说没关系:“我可以带着他,慢慢学”。

但我父亲的愿望最终还是落了空。2000年刚过,他就和小赵叔叔大吵了一架,吵到两人差点动手干仗,最后小赵叔叔拂袖而去,说再也不跟我父亲打交道。

提起那次吵架,父亲只是对我叹气,说自己真的想帮一下小赵叔叔,但最后却帮出了仇人:“教什么都不愿意学!一个很简单的活,我给他演示了八遍,每一遍他都看两眼就说会了,然后给我搞得一塌糊涂……”

小赵叔叔依旧喜欢喝酒,却不再找我父亲喝。在酒桌上,他经常向酒友抱怨,说自己当年好歹是国营大厂的正式职工,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工资到点就发,“现在可好,变成给私人老板干活的打工仔了”,经常加班加点不说,还要时不时看老板脸色,“想起来窝囊得很”。

这话传到了我父亲耳朵里,令他很生气。我父亲觉得自己开给小赵叔叔的工资已经很“够分量”,远超过小赵叔叔为自己创造的价值,于是就找小赵叔叔谈了次话。不想小赵叔叔火气更大,借着酒劲和我父亲大吵了一架,新账旧账全翻了出来。

“一天工程上出了事,我带他去抢修,提前一晚通知的他,他第二天中午才来,酒都没醒。到了施工现场,我和带去的工人都在干活,就他在一旁抽烟看戏,回来之后我说了他几句,没想到他脾气比我都大!”

小赵叔叔则说,那天是周末,本该休息,天又下大雪,什么事情不能等到工作日解决?

“按他那说法,他是大厂职工,周末不出工,下雪要休息——我还是立过功的军转干部呢!身份不如他?有单位的时候啥都好说,现在自己出来谋生计,谁管你以前是干啥的?饭都快吃不上了,还谈什么福利待遇!”

吵完这一架,小赵叔叔就撂挑子不干了。

当晚,我父亲在家跟母亲感叹说:“都是国企出来的,其实我心里很理解他,年轻时靠力气吃饭,不求上进也无所谓,厂子不垮咱就有饭吃。结果年纪大了,力气也用的差不多了,准备享受胜利果实了,厂子却突然垮了。回头看看,才发现自己啥都不会。但习惯已经养成了,再让你重新开始,难啊……”



9


时间再往后,当年“息岗”后离开厂子的职工,有人创业当了老板,有人炒股发了财,还有人跑货运开了物流公司。我父亲下海后赚到的钱虽不算多,但维持家庭开销后也能少有结余。

可是在小赵叔叔眼里,我们全是“薅社会主义羊毛”的坏人。

直到2003年,息岗5年后的小赵叔叔才得到了“回厂上班”的通知。听我母亲说,那还是街道办与原单位反复交涉后的结果——因为小赵叔叔被查出了肝病,需要医保,可只有上班才有收入和医保,否则他连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只是,小赵叔叔人虽然回去了,但厂里却没有让他再回车间,而是让他在保卫处挂了一个名,平时就在家属区当保安巡逻。

和我父亲闹僵后,小赵叔叔跟我也没那么亲近了。后来我们家搬离了厂子家属院,大家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偶尔回去办事见到他,他也不再喊我“小么子”,而是叫我“小资本家”了。他老得很快,年轻时精壮挺拔的小伙已成了一个接近300斤的谢顶胖子,骑在一台小电动车上,几乎把车身压垮。

他会留我在他的门卫室里吃饭,还依旧喜欢喝酒,两杯酒下肚,拍着胸膛向我炫耀说,现在全家属区一共有12名保安,只有他是保卫处的“正式编制”,其他都是厂里雇来的临时工。

可我却慢慢不愿再和他聊天了,因为无论聊什么,最终都会绕回到同一个话题——国营大厂当年为什么会垮?“就是因为像你父亲这样没有集体观念的人太多,才搞垮的”。

小赵叔叔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以前什么人才当“个体户”?都是那些坐过牢犯过事、找不到正经工作的人走投无路了才去当,结果现在反而这帮人赚钱了、出息了,没人肯在厂里下力了,最后厂子垮了,他们这些为厂子奉献了青春的人都被扔到了街上,让人笑话。

有几次我忍不住和他争了几句,他争不过,便气呼呼地说:要再来次运动,“你们这些人都是‘小狗崽子’,要被送去大西北劳教的!”

我把这些话讲给母亲,母亲让我别跟他一般见识,以后也别和他争这个。我问母亲:“小赵叔叔以前一直在车间,怎么就去当保安了?”

母亲苦笑说:“如今,你赵叔除了保安还能干啥?改制后厂里上了自动化生产线,全是电子设备,电脑上操作,连行车都用遥控器了。回厂之后他不是没去找过领导,领导也让他学了3个月,可就是不去。”

“大家都是培训考证,没有资格证就不能操作。现在下料用的都是机械臂,他力气再大能有机械臂大?”母亲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厂里都是绩效考核制,哪个部门都不想养闲人,他能去当保安不错了,过几年,厂里的后勤一旦交给地方物业公司,他恐怕连保安都没得当了。


------


大学毕业前,我又见了一次小赵叔叔。他问我想好去哪儿工作没有,我说还没,他说:“厂里有政策,正式职工的子女如果有本科学历,可以优先进厂工作,你妈也快退休了,赶紧去厂里找领导活动活动。”

他把“正式”二字说得很重,还劝我不要过于看重自己的学历,“现在想进厂工作,要么当兵,退役后父母一方单位无条件接收;要么接班,享受大国企在职工子女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至于学历,“能有啥用?硕士博士也不一定能进的来!”

我说想趁年轻出去看看,读书也好、工作也罢,不想再走父母的老路。他就说我“没出息”、“不识时务”,“以后可是要吃苦头的”。

后来听说我当了警察,他的态度又变了,说我真听他的话,捧上了“金饭碗”,这辈子不用愁了。再后来当他听我母亲说我回高校继续深造了时,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说,这孩子废了,“脑袋被门夹了”。

再然后,我就收到了他患病的消息。



10


其实这些年,我家和小赵叔叔已经渐行渐远。

2013年年末的一个深夜,我正在派出所值班,突然接到家里电话,赶忙接起来。母亲在电话里说,你赵叔叔被辖区派出所抓了,因为殴打他人和故意损毁财物。

那天晚上,小赵叔叔在保安室里喝了酒,要去单位领导家里“讨说法”,两个同事阻拦他,他不但打伤了两位同事,还将保安室砸了个稀巴烂。派出所民警从警综平台上查到了小刘阿姨的电话,打通电话,小刘阿姨却不管,只把我家座机号码给了警察,让警察找我们。

电话是我父亲接的,他几番犹豫,最后还是和母亲连夜去了派出所。他们在派出所并没见到小赵叔叔,向民警询问情况,民警说小赵叔叔砸玻璃的时候自己也被割伤了,现在正在医院急救,两个被他打伤的保安同事倒无大碍,已经做完笔录回家休息了。

我父母刚松了口气,民警又说,小赵叔叔砸坏的保安室监控设备很贵,他可能要被刑拘。母亲听罢,急忙给我打电话,想问一下这种事情派出所会怎么处理。我想了想说,单位追究的话他肯定要去坐牢,不追究的话赔点钱做个检讨也就算了。“你都退休了,就别管这事儿了,联系一下保卫处的领导,交给他们去办吧”。

我实在不想父母再为这个人操心了。

那晚,小赵叔叔之所以要去找单位领导“讨说法”,是因为当天上午他得到消息,因为小区居民和保安同事多次举报他工作期间在保安室里酗酒,他这一年4000块钱的年终奖金可能不保。

他当天下午便去找了保卫处领导,要求领导“给他一个说法”,领导拿出条例说,“上班期间违反规定喝酒”按照规矩就是要处罚。小赵叔叔又跟领导拿“我是全民所有制职工”说事,领导说,扣发奖金已经是看在企业老职工的面子上了,换上其他人,直接就要被开除的。

小赵叔叔越想越气,当天晚上又在保安室里喝醉了酒,借着酒劲搞出了之后的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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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又去了趟医院帮小赵叔叔垫了3000块钱的医药费,小赵叔叔说发了工资马上就还。父亲表面上劝他不用着急,先把伤养好,心里却在想:这事儿厂里真追究起来,谁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领到下个月的工资了。

小赵叔叔没有去坐牢,只是被保卫处除了名。母亲说,那3000块钱医药费他后来还了,还钱那天他又来我家里想找我父亲喝酒,我父亲没跟他喝。

当然,即使没喝酒,小赵叔叔还是在我家抱怨了一通,他说现在改制改得厂里的人就认钱,动不动就“罚款”、“扣奖金”,他在厂里这么多年,年轻时任劳任怨,现在年纪大了,养养老怎么了?工资低不说,还没人给他面子,不就是喝点酒嘛,领导给他“上纲上线”……

我父母实在没有耐心听他抱怨,便找了个托词,把他打发走了。

后来我问父母,那晚即便前妻小刘阿姨不管,可小赵叔叔有那么多亲戚,也没道理找你们啊。父亲说,其实那晚派出所联系了很多人,但一听是他喝酒闹事,都说不管,其中包括小赵叔叔老家的亲戚,后来说赔钱的时候,更是没人出面了。

我父母也是事后才知道,其实他家里的那些亲戚和他早就不再走动了,那个小时候曾在我家借住过半月的侄子,就在家属院的邻街和小赵叔叔的大哥开着一家火锅店,但他们也躲着小赵叔叔好多年了。有时在街上遇到,最多也就打个招呼便匆匆走开。

“当年厂子效益好的时候,小赵老家的亲戚隔三差五就要上他这儿来,有时在单身楼上找不到他,还找到车间去,你看现在……”母亲有些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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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过后,小赵叔叔的骨灰被他的女儿送回了老家,那张贴在厂门口公告栏上的讣告,很快就被别的通知覆盖了。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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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蓝

基层民警,文学门外汉

 楼主| 发表于 2019-2-24 09:1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职场里的中年人:技术大牛失业了丨人间 · 寻业中国

 文思杰 人间theLivings 2019-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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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想像当年那样,靠着一门手艺就能一辈子吃喝不愁,显然是种奢望。



配图 |《我的大叔》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2



“喂,你有什么工作机会给我介绍吗?”

2014年冬,秦工约我见面,戴着依旧光彩的珐琅架眼镜的他,已是头顶寸草不生的中年男子了。一落座,便直奔主题。

我有些不敢相信,那个当年意气风发的技术经理,居然会沦落到开口问我这个曾经的下属给介绍工作。

“秦工,”我依旧以尊敬的口吻问道,“您怎么会……怎么会这样了?”

他的眼帘沉沉地垂下,挡住了原本就黯淡无光的眼神。

“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工作了。”这声音简直就像蚊子哼一样。

我张口结舌,夹着滴着暗黄色油汁的鸡块的筷子,也颓然地放下了。

秦工会大半年没工作!这要是放在当年我和他刚认识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2005年4月,我刚来上海工作不到一年便“裸辞”了,所幸没失业太久,就应聘上一家在业内规模颇大的自动化工程公司。这家公司年产值近两个亿,员工足有百来号人,光负责设计调试的技术工程师就有二三十个,我光荣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给我作入职介绍的是技术总监童总,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说话慢条斯理,后来听说是老板从某著名研究所挖来专门“镇守”技术部的。

“你的直接领导是秦工,技术经理。”他冲我优雅地笑了笑,接着说道,“现在他在外面出差,以后你会见到他的。”

童总特意在“以后”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可惜我涉世太浅,根本不能体会这“以后”是多久,还闹了笑话。


“哎,阿山!”入职一周后,一天我在食堂排队打午饭的时候悄悄问一个新同事,“你见过咱们技术经理吗?”

阿山比我早报到一周,也是我到这个公司最先混熟的哥们。此刻他正盯着食堂阿姨那盛着褐色大肉圆的勺子,被我这么一问,不禁愣了一下,悻悻地扭过头说道:“没见过,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已经出差去了。”

“啊?”我惊讶地叫道,“那他不是半个月没回来了?”

立刻,我被周围“鄙夷”的目光盯牢了,接着就淹没在周围老同事们的一片口水中。

“半个月算什么?”

“哪个项目不是按月算的?”

“我都出去三个月没回来过呢!”

……

我狼狈不堪——新来的人真不应该乱说话啊。

至于什么时候能见到秦工,阿山语气很坚决:“肯定要到‘五一’以后了,许多工程现场都要靠他啊。”

阿山说得没错,我在劳动节前真的就没有见到秦工长什么样,倒是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

“只要有大项目,那必须是秦工出马,这样老板也放心啊。”

“我跟着秦工做过项目的,啥都不用担心,他肯定能搞得定。”

……

这让我对这个素未谋面的秦工充满了好奇。


终于,在劳动节后我见到了秦工。多年之后,我和阿山回忆初见秦工的那幕场景,还觉得像是在看好莱坞明星入场一样——

那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上午,我正在埋头看资料,对面的阿山突然用脚尖碰了我一下。

“快看,那应该就是秦工!”他朝我身后努了努嘴。

只见一个身着笔挺黑色西服的男人,乌黑的头发梳得光亮,帅气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精致的眼镜,像个凯旋的英雄一样,在大家起身致意中一路走来,时不时地停下脚步和熟人笑着寒暄一阵。

还没等他走到我们面前,老板和童总也笑着来到我们技术部、加入欢迎队伍中了。




我的脑海中回荡着那一幕“盛况”,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如明星一般光彩夺目的秦工,会和我面前这个满脸疲惫、眼神中透着迷茫和失落的中年男人是同一个人。

“我知道你目前在S公司做,能帮我推荐下吗?”秦工涨红着脸,怯生生地问道。

他亮出底牌,这也就是多年未见的他,突然约我出来吃饭的最终目的。

“没问题啊!”我满口答应,“像您这么牛的技术人员,我们公司肯定需要的。您回去把简历发给我,我转发公司人事做个推荐吧。”

我的话大部分不是奉承,毕竟秦工多年以前在业内就已经是“大神”级别的存在了,我觉得他肯定是眼光太高、不肯屈就一些不入其法眼的岗位,才会大半年没有工作。

“好啊,那谢谢啦。”他的声音里多了少许的欣慰,脸色也稍稍好看了些。

我们又东扯西拉地聊了些以前老同事们的境况,就准备散席了。鉴于他大半年都没工作了,我也不好意思让他出钱,自己买了单。


第二天上班,我如约将他发过来的简历转给了人事。

又过了两天,我接到人事部门的电话,说要聊下秦工的事。

“这个人大半年没上班了,你知道原因吗?”一进人事部的办公室,一个平素被大家称作“女神”的人力资源主管冷冷地问我,依旧摆出平日里一贯的那副高不可攀的样子。

这我还真不知道,但又不能不回答,便随口答道:“应该是没找到合适的吧。”

这完全是句废话,我也知道。

“女神”眉头皱了皱,纤细的食指敲了敲桌上的简历:“他从上家单位离职的原因你知道吗?”

我这时有点后悔自己准备不足了。本来,我以为凭着秦工那赫赫的技术背景,人事一看到他的简历,还不立刻像捡到宝贝一样高兴地跳起来、迫不及待地让我通知他来聊聊啊,所以也没——当然也不好意思——多问。实在没想到——人事这态度怎么有点像是在菜市场挑根随处可以买到的大葱一样啊?

“要不,您让他过来面试自己问问呗?”我小心翼翼地提议。

“我再考虑考虑吧。”“女神”依旧愁眉不展,感觉就像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一样。

事情真没有我想得那么简单!


从人事部出来,我立刻拨通了阿山的电话,约着见一面。

“哎呀,老秦竟然找你了啊!”一见面,阿山就冒出了这句话。

我暗自不快,他直呼秦工为“老秦”,让我感觉他对我们一直膜拜的这尊“技术大神”有点不敬。

“什么叫‘竟然’?”

阿山用吸管将面前的可乐拌了拌,漫不经心地答道:“你和他根本就不熟悉,他都找到你了,难道不是‘竟然’?”

我想想也对。

多年前那次盛大的欢迎场面之后,我被分到了“薄膜设备组”,跟着一些老同事频繁去往广东、浙江出差,而秦工则直接领导“轧机设备组”,带着阿山等人去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征战”。当时我真是羡慕阿山,能跟着秦工做大项目。

从此,我和秦工南北殊途,自然不会熟悉。而且,又过了不到一年,我就跳槽去了S公司转做了销售工作,从此和秦工再无交集,只是从一直保持联系的阿山嘴里得知他们后来也一起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

“到底怎么回事,秦工这样的大牛怎么会……沦落到没工作的地步?”我问阿山。

“老兄,”阿山拉长了声调,“你还当现在是9年前吗?”

接着,他跟我聊起了他们“轧机设备组”的光荣和没落。




在2010年之前,从事钢铁工业的人,日子过得快活似神仙。那时候,由于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极大刺激了对钢材的需求,因而各种生产钢材的设备也就供不应求了。

而其中,用来生产出固定厚度钢板的轧机,自然更是紧俏得很,当时有“轧机一开,钞票速来”之说。于是,各地的轧机生产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阿山和秦工所在的“轧机设备组”自然也搭上了这班顺风车,一班人马都享受着无比的荣宠。阿山跟我讲过,有次他和一个新调到他们组的同事去河南巩义一带出差。一到宾馆,轧机厂的老板就笑呵呵地开着宝马来接他们。到了当地一家豪华气派的饭店,那个厂里的一群经理们立即如众星捧月般围拢过来,殷勤地给他们“接风洗尘”。酒酣耳热之际,老板还主动提出以后从宾馆到工厂都由他们派专车接送。

显而易见,当时从事轧机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驱动器、电机等一整套用来实现轧机设备正常运转的电气系统)设计和调试的技术人员,简直就是老板们眼中的香饽饽——而秦工就是其中最大、最香的那个。

对那时我所在的电气公司的老板来说,甭管多大多复杂的轧机,只要有秦工在,就敢拍着胸脯去接这个活——而且,轧机越大越复杂,利润也越可观。

而对我们的客户——那些生产轧机的老板们来说,秦工更是要捧在手掌中的宝贝,怠慢不得,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要想早一点让轧机动起来,就得拜托秦工早点把设备调试好。

有一次,“轧机设备组”的一个同事去河北廊坊一个工厂调试设备,调了半个月,设备还没动起来。急着开机赚钱的工厂老板火了,一个劲地催促,甚至威胁公司说,按照先前合同规定的工期,如果再过一个礼拜还不能把设备搞定,就要将电气系统全部退货!

危急时刻,童总在征得老板同意之后,咬牙将本来准备前往河北邢台调试的秦工紧急派了过去——尽管这等于“拆东墙补西墙”,会影响邢台项目的进度。

秦工到达那个厂时,已经是晚上6点多。大家都已将盒饭提到车间里,摩拳擦掌准备挑灯夜战了。可秦工却不慌不忙地宣布:“今晚不用加班,各自回去休息!”

此话一出,不要说客户,就连那个此前没把设备调试好的同事也都急眼了——时间这么紧,不加班赶进度哪能按期完成任务?

可秦工却依旧气定神闲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没办法,他这个“希望之星”不肯加班,别人加班也没意义,于是大家各自散去。

当晚,秦工在宾馆里仔细询问了之前那个负责调试设备的同事先前遇到了哪些问题,并认真研究了电气线路图。第二天一早,秦工就将改动过的电气线路图递到工厂的电工领班手中:“按我标识的去改!”

领班不敢怠慢,赶紧招呼手下一起上阵,用了一个上午时间将线路改好。而秦工则利用这段时间伏在控制室的台子上,将适用于这台设备的控制程序给编好了。

匆匆吃过午饭,随着秦工一声令下,这台一直“默不做声”的大家伙终于发出悦耳的轰鸣声——是的,对客户老板来说这噪声简直比贝多芬的交响乐还要悦耳动听。工厂老板兴奋地围着这台即将为他带来滚滚财源的宝贝机器左看右看,把秦工夸了又夸。不过,此时的秦工还没时间搭理他,他冷静地观察着设备运行情况,不断修改程序和参数,将设备性能不断优化。

又过了两天,秦工像个终于完成自己满意作品的艺术家一样,露出舒心的笑容。而就在客户老板要大摆庆功宴好好犒劳他之时,时刻关注此地动态的童总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求秦工直接奔赴邢台“前线”了。

“他那时候就是救火队员,哪里有事最后都是要他去解决的。”阿山说道。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秦工他们组可以享受各种“崇高”的礼遇了,其实,就连和我同时入职的阿山,当时的年终奖金都比我多了整整两倍!

那可真是他们的鼎盛时期。




可惜,从2008年开始,钢铁工业渐渐露出产能过剩的征兆。由于连续多年疯狂上马各种产线,需求端渐渐饱和,更不要说当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锐减。于是,无论是钢材还是生产钢材的设备,在市场中都开始走下“神坛”。

这种大背景下,原先待遇优厚的轧机技术人员们自然也被殃及池鱼了:先是他们的年终奖金不再那么“显眼”了,后来老板和童总开始商量如何“遣散”部分技术人员——既然轧机业务不再那么赚钱了,养活这么多人显然也不合适。

不过,谁都没想到,秦工居然也在这波遣散大潮中被迫离职,并最终丢了饭碗。

“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就算行业再不景气、轧机设备组哪怕就剩下一个人,也该是技术最棒的秦工留下啊。

“唉,电气技术发展太快啊!”阿山叹了口气。

在2000年初的时候,调试一台轧机还是一项难度非常高的工作。想要让轧机能够按照设计要求运转、生产出合格的钢材,就必须对这些电气产品和轧机工艺都非常精通,这就对技术人员的素质和经验要求很高。

但是,经过近10年的经验总结和积累,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行业的技术门槛,正急剧降低。原先复杂的轧机调试技术早就被标准化、模块化了,以前需要工程师凭借多年的从业经验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一个大学毕业生只要培训个半年,就能拿着现成的标准化程序模块去搞定了。那些复杂难懂的制图、编程等技术,现在都变成了傻瓜式操作。

产品好用了,调试技术又简单了,靠技术人员的个人经验来决定设备运行好坏的时代也就过去了。这当然是电气行业的进步,但是,对秦工这样的老工程师来说,他们引以为傲的经验,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可惜的是,人的心态总是跟不上处境的变化,尤其是在走下坡路的时候。秦工当然不愿意面对自己已经“掉价”的现实,而老板又是非常“现实”的,这就使得双方的矛盾渐渐无法调和,2009年,秦工最终也被迫离开我们原来的公司。

当他和阿山先后跳槽到了另一家公司后,阿山由于“船小好调头”,很快就从冶金行业中跳了出来,改行从事能源和起重机等行业的电气设计工作,虽然没有先前那么风光了,但饭碗端得还算牢靠。

相比之下,秦工却没那么走运了。由于他的薪资比一般的工程师都要高出一大截(两到三倍之多),新公司的老板自然不会轻易让他转行——那还不如重新招个人来做划算——而是想利用他在冶金行业的经验,去争取接些大的冶金项目来。

可惜折腾了3年多,这个“不识时务”的老板终于意识到冶金行业是真的不比从前了,所以在把秦工的经验又转化为自己公司的“标准化”模块之后,秦工也“顺理成章”地又一次被迫离开。

不过这一次,年逾不惑的秦工,像头垂老的大象一样,跌倒了就没那么容易爬起来了

“这下你该明白了吧?” 阿山吸了口可乐,接着说道,“冶金行业没有过去那么‘疯’了,电气技术又发展到傻瓜式了,只会调试冶金轧机的秦工还有什么价值呢?而且他也人到中年了,薪资和心态都在上面了,可活力和拼劲又都不如那些如狼似虎的小年轻了。换了你是老板,会要他吗?”




虽然道理是这样,但我依然相信,只要老秦——我也不知不觉开始在心里这么称呼秦工了——愿意接受新的挑战,凭他的能力,再找份工作还不是太难的事情。

我的想法看来还真没错,和阿山聊过之后没两天,人事“女神”就给我打电话了。

“我们这有个一般的技术岗位,你那个朋友愿意来面试吧?”她特别在“一般”二字上加重了语气。

我一愣,很快反应过来,这意味着老秦到我们公司来只能做普通的技术工程师,而不是做他以前的技术经理!

这我还真没想到过,于是便说要问他一下再回复。

“秦工,”我在电话里字斟句酌,惟恐有什么表达不慎让老秦觉得我们公司对他不够重视,“人事说有个普通的技术岗正好空缺,您要是有兴趣……”

“有,有啊!”出乎我意料,他居然还没等我说完就一口答应。

“不是技术经理岗位哦,不带人的。”我怕他没听明白,又补充道。

“不带人好啊,自己做事情还很清静,管人多烦。”电话那边传来的是爽朗的话语,一点也听不出有什么不快。

看来是我多虑了,本来我还担心老秦非经理或总工之类的岗位不做呢,现在看来,他也愿意“屈尊纡贵”做一般的技术,那还有什么搞不成的?就像是身怀绝技的特种兵愿意来普通的步兵排,还不把步兵排长给乐死!

于是,我把老秦的态度告诉了“女神”,她立刻给老秦发了面试通知。

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老秦来面试那天,我特意没有安排客户拜访,在公司里等他。

他依然穿了一身笔挺的黑色西服,蓝色的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虽然头发有些惨淡,但是也精心梳理了一番。可以看出,他对这次面试寄予了厚望。

“秦工,”我的语气还是像以前一样恭敬,“祝您面试顺利!”

他紧张的面孔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谢谢。”

“您面试结束后来找我,我请您吃个午饭。”

见他点了点头,我就知趣地离开了,留下他孤独地坐在会客室里等待面试。

10点半左右,他给我打了电话:“我面试好了,在一楼等你。”

我赶紧跑到一楼,只见他双手提着公文包背在身后,正盯着公司的大幅宣传画出神,里面是一个戴着白色安全帽的工程师正专心致志地盯着大屏幕上的数据,上面是一行醒目的大字:“我们用专业的技术服务赢得客户。”

“秦工,感觉如何?”我充满期待地问道。

“还行,谈得还挺投机。”他神色很轻松,看来效果真的不错。

见他这么乐观,我的情绪也被感染了。还没到中午吃饭时间,我只能拉着他去了旁边的星巴克。

“怎样,和谁谈的?谈了些啥?”我端着两杯香气扑鼻的摩卡放到桌上,迫不及待地问道。

“谢谢。”他笑着拿过一杯咖啡,“一个女的——人事,还有一个男的——技术部经理。”

“嗯。”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

“主要是和那个技术部经理聊了,他问了我几个技术问题,我详细给他解释了,说得他连连点头,夸我确实有水平。”老秦越说越有信心了,脸上泛起了红光。

“那是,您的技术水平大家有目共睹。”我诚挚地夸赞道。

“然后他又问我愿意出差不,我说我可以接受一年出差150天,他说完全没问题。”老秦越说越兴奋,连咖啡都顾不上喝了,“最后他问我接到通知何时能入职,我说At once。”

连洋文都蹦出来了,看来是真的感觉不错。

我们接下来又聊了点别的。由于情绪不错,老秦还让我看了他女儿的照片,很漂亮的小姑娘,穿着花裙子,骑着木马,露出天真的笑容。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做什么还不都是为了孩子吗?”他像收藏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收好,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




这次让老秦非常乐观的面试后,过了一周,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你们公司通知复试要等这么久吗?”他的语气透着焦虑,“我到现在还没接到复试通知。”

我赶紧劝他:“一般都要等个两周吧,再等等看吧。”

又过了三天,我又接到了他的电话。

“还是没给我通知,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他这次的语速很快,显然比上次着急多了。

“不会吧……”我也开始没了底气。

“能麻烦您帮我去问问吗?”他都称呼我为“您”了,这让我觉得事态很严重了。

“好,我明天就去找人事!”我赶紧答应。


第二天,我一早就去了人事部。

“你介绍的那个人啊?”“女神”显然是刚到公司,还在盯着梳妆镜看自己的妆容是否 “受损”,“我们觉得不太合适。”

“啊,为什么?”我大吃一惊。

她那精心描过的睫毛跳动了一下:“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然后,她把精美的雕花梳妆盒收了起来,慢吞吞地说道:“他的技术底子是还可以,技术经理也很认可。但问题是,他只了解冶金行业,对我们公司涉及的精密机械、机器人等领域知之甚少,所以不太对口;而且,他要的工资也大大超出了我们招这个岗位的预算。”

我愣了一下,不过转念一想,这两个问题也不是无法商榷的吧。

“他毕竟工作经验丰富啊,”我心有不甘地试图扭转局面,“稍微培训一下,应该很快就能熟悉我们专注的领域吧……”

“别胡说了!”我的话被“女神”不耐烦的高音调给打断了,“公司招的是马上就能上手、为公司创造效益的人,公司可不是培训机构!再说了,就算要培训,干嘛不从大学毕业生中挑几个小伙子来培训,这些年轻人接收新事物的速度极快。而且工资还不到你朋友要的1/3。”

“这……”这不就是阿山曾经说过的话的翻版吗?我被她说得哑口无言,只能悻悻离开人事部。


待我在电话里把这情况告诉老秦,他立刻回道:“那跟你们人事再沟通沟通,他们愿意给多少钱?”

唉,真是形势比人强!我相信要是在2005年,肯定有大把公司开出各种条件请老秦过去;可是放到今天,他求着做个普通的工程师还要这么费劲。

我又跑到了人事部。“女神”见我又来了,没好气地问道:“又什么事啊?”

我满脸堆着谄媚的笑——我对客户都没这么下本钱过——把老秦的意思告诉了她。

“你怎么还不明白?”她听完却有些恼了,“这又不是菜场里讨价还价。给他低点的工资,他就是现在愿意来了,等做了一段时间肯定会渐渐不满意,又会要跳槽了。公司要的就是人员稳定,要合适的员工!”

我不得不承认,她说得有些道理。一时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只能呆立在那里。我突然想起,怪不得那天他们只和老秦聊到10点半就结束了,敢情是“没戏”啊。

本来以为“高不成,低不就”的人是自己不愿意屈就,现在发现,就是愿意屈就,人家也不一定愿意要你。


“没帮上忙,真不好意思。”我愧疚地低着头,不敢看老秦那失望的眼神。

“唉,算啦,你也尽力了。”老秦无力地叹了口气,声音又像开始见面请我给介绍工作时那么低了。

“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我实在不想看到自己当年仰慕的“英雄”输成今天这副模样。

“唉,继续找呗。”

我突然想到了上次他给我看的他女儿的照片,像他这样有家的男人,失业大半年还找不到工作,真不知如何面对老婆孩子。

“还需要我帮什么忙,请尽管开口。”我只能以这么一句客套话来结束我和他之间的对话。




分别后,我看着老秦那已经有点佝偻的腰身在夕阳下渐行渐远,突然想到,在报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父母坚决要求我学工科,给出的理由是:“学一门技术吧,越老越吃香。”

可是,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想像当年那样,靠着一门手艺就能一辈子吃喝不愁,显然是种奢望。我们赖以生存的技能,随时会被滚滚的时代大潮无情地抛到身后。更可悲的是,当剧变的浪潮袭来的时候,像老秦这样的“大牛”却很难紧跟时代步伐。

我相信他早就应该能感知到钢铁业正在逐渐走向没落,而精密机械、机器人等新的电气应用领域正在兴起。可惜,也许正是“大船难调头”的缘故吧,他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职业方向。等到失业的厄运袭来时,已然人到中年,只能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

这就是我们迟早都要面对的“中年危机”吧。

我突然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悲凉感,老秦的今天,也许就是我的明天。是该想想怎么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要被淘汰了。


2014年那场失业危机,老秦最终还是挺过去了。也许是残酷的现实让他的心态渐渐跟上了自己的处境,他对工作各方面的要求——不单是薪资,还包括工作地点——都不断降低,而且也注意多学习和了解其它行业的知识。终于,他在2015年的春天又重新上岗,成为汽车生产线的电气调试工程师。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此苦尽甘来了。紧张的工作节奏和长期的异地出差,使得这个中年男子越来越疲于招架,虽然他为了家庭、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着,但是身体却很诚实地跟他“摊牌”了——2018年底,他查出自己得了糖尿病,连医生都说这肯定是累出来的。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和阿山一起去看望他。不过出乎我意料,他却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般悲观和消沉。

“日子总还要过的,”他淡淡一笑,“以后多注意休息,能推掉的活就推掉了,不能那么劳累了。”

我怀着复杂的感情盯着他那张日趋苍老的脸庞,那上面已经看不出一丝当年的技术大牛人的风采了。

也许,他这么努力工作,也是基于那次失业所产生的危机感吧。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我想,到了中年,就更不容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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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思 杰

工科男,历史小说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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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6 10:4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教的,全是上不了高中的职校生丨人间·寻业中国

 张青依 人间theLivings 201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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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不可能教出上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可我的学生们在普通的岗位上,也会认真工作,遵纪守法,孝敬父母,善待着妻儿,努力地活着。



配图 |《青春派》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3



我生活在浙江杭州附近的一个县级市里,在一所职业高中当老师。

职高不比普通高中,都是一些中考没有考上普高、成绩与素质相对较差的学生,因此我们学校的老师大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一句常在老师们嘴里唠叨的话就是,学校发的那点班主任费,还不够被学生气得生病买药花的钱。

学校正常的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之前到岗即可,而班主任基本7:10就要到岗——班级、包干区卫生督促与检查,组织班级早自习,等一切全部妥当,也要8点过了才能踏进办公室的门。

上午4节课后,其他任课老师在办公室里可以惬意地午睡,班主任却要不时地到寝室、班级走走看看,跟个别有思想波动的学生谈谈话,不要说午休了,只要自己班级能够不出事,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下午3节课后,别的老师都直接下班回家,可班主任往往在准备拎包走人时,就会接到学生处的、家长的甚至是学生的电话,如果运气不好,自己班级的学生晚上在寝室出了事情,班主任半夜里被电话拉出被窝的情况也很是常见。

就像一位老师说的那样:“当班主任如果只是身体累那还没什么,最难受的是心累。”我深以为然。




2008年,我30岁,这一年的暑假,我被学校安排做了新生班电子商务专业的班主任。

8月底暑假结束,教师报到上班,32个新生名单发在了我的手上——男女生比例相当。至于中考成绩,却只能用惨烈来形容。名单中有个叫王斌的男生,我一下就记在了脑子里——中考5门科目,其中还有一门科目卷面满分是160,可他的中考成绩只有98分,两位数——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带班经验的老师看了眼名单,也把手指敲在了“王斌”这两个字上:“当心点,这个学生,如果智商没有问题,那可就有的你受喽!”

新生报到的前几天,教室打扫,寝室安排,我一刻都不得闲。室内40几度的高温像蒸桑拿,衣服全部汗透,头发如水洗般,一件工作做完,另一件又找上门来,衣服头发湿了干、干了湿,几天下来,学生还没见,人就瘦了两三斤。

终于捱到新生报到那天,我早上7点不到就到了学校,准备工作妥当后,8点钟准时进教室,家长们也终于陆续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报到了。

收费、安排寝室,与家长寒暄两句,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突然,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金毛狮王”。 “哎,交钱!”男生率先开了口,一脸不屑的样子。

我并没有抬手接钱,而是先顺势观察了一下:男生的旁边还站着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脸黝黑、手粗糙,一看就是体力劳动者。他脸上对我带着不太自然的笑,额头上的汗珠扑簌扑簌地往下滴,估计是刚才给这黄发男生一路拿着行李累的。

我推断这是一对父子,儿子素质应该不高,而且这个老爸也应该早已管不住这个儿子了。

“名字?”我问道。

“王斌。”

果然。我马上又想起另外一个老教师给我的经验之谈:在我们学校做班主任,就要把自己当成学生们的后娘,尤其是开学初期,规矩要多立,要严格要求,这样班级才不会乱套。而眼前的这个王斌,显然正是我立规矩的理想对象——也正好杀鸡儆猴,给其他调皮的学生一个警告。

我不动声色地说道:“你的头发不符合报名要求,必须是黑色才能报名。”

“那可不行,这头发我花了好几百弄的,让我染黑,那我就不读了。”王斌的口气倒是挺冲。

我还没来得及继续开口,他爸就抢白道:“不读书,不行,不行!”

“读书可以,但要遵守学校的校规,我们学校的规矩是‘留发不留人’,你想留这头发,那只有不读这个书了。”我口气强硬起来。

“这书,我本来就……”王斌急了。

“少讲!不读书,不行,不行!”他爸估计嘴巴也笨,颠来倒去就这几个字。

“可以,把头发弄正常,再回来报名。”我坚决不让步。

“去弄头发。”王斌他爸喊着他,同时拽了下他的衣角。“你少碰我,小心老子揍你!”王斌双眼怒瞪,高声狂叫。

原本闹哄哄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大庭广众之下,一个儿子居然叫嚣着要打自己老子——这一老一小一下成了众人的焦点。

我正准备说几句话,缓解一下教室里的尴尬气氛,但已经来不及了。“啪”一声,王斌他爸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自己儿子的脸上。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听王斌嘴里喊出了一句:“我X你妈!你敢打老子!”说完,也一拳打在了自己老爸的脸上。

瞬间,俩人扭打在一起,我吓得呆立在一旁——人家是上阵父子兵,我碰到的却是现场父子互殴,还是在我第一天当班主任的日子。


我以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王斌应该没有脸来这个学校读书了,没想到,开学后的第三天,他爸就又带着他来报名了,这时的王斌头发,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寸头。

我知道我有充分的理由将王斌拒之于校门外,但看到他爸那一脸老实相和那近乎于恳求的眼神,心顿时软了。我给王斌报了名,但鉴于他的“前科”,我要求签一个试读协议:如若他再在学校发生打架行为,立马退学。

他爸同意了。办公室的一位老师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道:“路漫漫其修远兮,路长着呢,好好修行吧!”




也是意料之中的,王斌入学不到一个星期,还真又出事了。

学校新生班级举行“迎新杯”篮球比赛,王斌第一个报了名。一问才知道,他初中篮球就打得很好,差点就进了校队。我赶忙鼓励他:“既然你这么厉害,那有空就带参加比赛的其他几个同学去篮球场练练。”他爽快地答应了。

可第一天去球场练习,他就跟二年级的几个学生发生了口角,很快就又发展到了拳头说话。等我赶到现场,局面已经被其他老师控制住了,王斌脸上挂了彩,一片青一片紫的,另一个二年级学生鼻孔塞着卫生纸。

我真想上前一把揪住王斌的衣领对他怒吼:“你不是要读书的吗?就是这个混样子在读书吗?”可转念一想,就当他是扶不上墙的烂泥,说什么也是多余。只有一点让我感到些许不安,就是他爸那老实又可怜的眼神。我在心里愤愤地骂着:“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怎么养出了这么个混蛋儿子!”

我和王斌一起到了学生处,我主动开口跟负责老师说:“开学前,这个学生是跟我签了协议的,如果再打一次架,就直接退学回家。”

“为什么签协议?”王老师有些不明白。

“开学报名,他跟他爸大庭广众之下,对打。”

“那个学生就是你呀!”王老师看了眼王斌,恍然大悟,“既然这样,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就按照你们班主任说的办吧。”

王斌被我带出了学生处,跟着我去办公室。没想到走到办公室门口,竟然看见我们班其余几个篮球队的男生整整齐齐排成一排,站在那里等我。

“你们什么事?”我问道。

“张老师,你不能开除王斌。”

“张老师,他是为了我们。”

……

他们七嘴八舌地为王斌辩解着。

篮球队的男生们跟我讲,刚才他们几个在球场练球,几个二年级的学生看他们是新生,非要他们把场地让出来。他们不想惹事,就让出了场地,临走的时候一个男生气不过,吼了句:“欺负新生,还真以为自己是老大了呢!”没想到,话音刚落,二年级学生就把一个篮球就砸了过来,来回对骂了几句,王斌就跟他们动了手,其他人赶紧回来找了老师。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对王斌的处理好像有些简单粗暴了,可毕竟他跟人打了架,当初协议也是这样签的。我有些没主意了,便提议:“你们脸上的伤怎么样?要不,你们先陪王斌去下医务室,剩下的事情等下再说。”

男生们离开后,我思考再三,决定再给王斌一次机会。

我告诉自己,王斌确实有错,但他在转变,虽然只是一点点,但有了小进步才会有以后的大进步,我应该给他改变自己的时间。


太阳西下,我在篮球场边找到了王斌。

我告诉他,学可以不退,但不管什么原因,打架肯定有错,只是这次事出有因,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觉得你真的改变了。”

“哪儿?”他问我。

“眼睛,里面的戾气少了,多了平和和诚恳。”

“哈哈,张老师,你说得太高深了,我有些听不懂。”王斌笑了,还有些刻意的夸张。

我知道他其实明白我的意思,为了缓和气氛,我开着玩笑,继续问道:“你最后为什么又来读书了?难道是你跟你爸在家里又单挑了,他打赢了你?”

他轻轻摇了摇头:“我奶奶。”

王斌说自己的奶奶70多岁了,知道他不想读书了,急得直哭,不小心摔倒在地,王斌去拉她,她也不起来,就是一个劲地哭着说:“斌斌,去上学啊,一定要上学!”

“我其实是奶奶带大的,我爸妈永远都是在上班,我答应了奶奶,就要做到,所以我把头发染回来了,也来上学了。我奶奶还说,如果不读书,就这样在社会上瞎混,总有一天要坐监狱、吃牢饭……”王斌说完,又对我笑了笑。

我也笑了。轻风徐徐,晚霞漫天,确实有一股暖意涌上心来。

几天后,校篮球比赛开始了,王斌虽然很努力,但这毕竟是集体项目,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改变我们班小组赛就被淘汰的命运。

但也正是通过这次比赛,王斌被体育老师“发现”,正式成了校篮球队的一员。




10月国庆节刚过,学校新生家长会。

这是开学后的第一次家长会,我给所有学生家长都打了一遍电话,要求他们务必出席。有些家长在电话里态度模棱两可的,我在开会的前一天又补打了一回,请他们一定要到场。大家基本都很配合。

等家长会结束,我看了一下个别家长缺席的学生名单,里面有一位叫任红的女生,家就住在我们学校后面的小区。刚好她最近也有些问题,于是我就骑着电动车,想去她家碰碰运气。

还没到她家,我就见到了一个月前报名时打过照面的任红她爸——暖暖的太阳下,在小区的院子里,他正跟其余三人围坐在一起,“哗啦啦”地搓着麻将。

“任红爸爸,我是任红的班主任。”我停下电瓶车,走到麻将桌面前,跟他打着招呼。

“哦,张老师啊——二条!”任红她爸对我抬了抬眼皮,又盯着麻将来。

“今天家长会,我昨天给你打过电话了……”

“知道,知道,你看我有点忙,本来是要去的,但我们老麻将搭子了,三缺一,没办法——等等,一筒,吃!”

作为一个父亲,就因为打麻将人手不够不去参加女儿的家长会,我真想当着众人的面,数落他一通。但转念一想,这并不是我来找他的目的,于是极力地压抑着自己火气,尽量心平气和地说:“家长会已经结束了,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跟你说说你女儿的问题……”

“读个职业高中有什么问题?又不是普高,随便上上,毕业拿个文凭不就好了嘛!”任红她爸一脸不耐烦。

“职业高中也是读书啊,如果出现了问题不处理,小问题变大问题,到时候就更麻烦了。”

“那什么问题啊?”

“最近的周记上,她跟我反映,有几次放学回家路上会碰到一些社会上的小青年,喊她,还说要跟她做朋友什么的,她有点害怕,所以我打算……”

我话还没说完,那3个牌搭子立马活跃了起来:

“呦,你女儿真厉害啊,到处都有人喜欢!”

“长得漂亮,就是不一样!”

“说不定里面真有顶有钱的,到时候彩礼钱都够你吃香喝辣喽。”

随后,包括任红她爸在内,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实在忍无可忍,厉声说道:“任红爸爸,我说的那些人是不像话的小混混,那个是你女儿,你难道不怕她被小混混带坏吗?”他们见我这般态度,都不作声了,任红她爸尴尬地笑了两声,说道:“开玩笑,开玩笑,别当真,老师。”我又花了半个小时,对任红她爸讲了他女儿的问题,还有一些学校的方针和政策,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麻将牌哗啦啦的,给谈话伴奏。

我万般无奈,从牌桌边离开,骑车回学校。路上突然想起,早上在办公室座机接到一个家长电话,说要找他儿子。我问他儿子的班级,他不知道,我又问孩子的班主任的名字,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儿子叫啥。我告诉他,学校那么多学生,光凭名字不好找,他居然骂骂咧咧,说找个学生都找不到,你们算什么学校,然后“啪”一声狠狠地挂了电话。

这样一比,还是我学生的家长要强些,至少他还边打麻将边听我说话。

不管怎样,问题也有了解决的办法——任红她爸说,“大人工作都很忙”,不可能偶尔接送孩子,于是接受了我的提议,让任红住校,以避免被社会小青年骚扰。

“还行。”这是我对这场麻将桌的家长会的总结。




家长会后,任红就成了住校生。

大概一周后的一个晚上,大概9点多钟的样子,我正准备休息,手机忽然响了,一看号码,心里就咯噔一下——学校打来的,出事了。

果真,检查寝室的老师告诉我,任红人不在寝室,其他室友也不知道她人去了哪里,打她电话关机,学校让我务必想办法联系上她,“如果她真出了什么事情就麻烦了”。

我心里顿时乱成一团,穿上衣服就往学校赶,我妈在耳旁直唠叨:“不就是当个老师嘛,大半夜的还要往学校跑,孩子也不管,干脆把命都给学校好了!”

我爸就在一旁劝:“你少说两句,不是当班主任了嘛……”


到了学校,我和值班胡老师赶忙去调门卫监控。原来晚上8:40左右,任红翻墙出了校园。

“她没有回寝室,直接夜自习下课翻墙出了学校,要么是早就计划好的,要么就是突然遇到了什么事,逼得她必须出去。”胡老师分析着。

“她家就在学校不远,我干脆去她家看看。”我提议。

我马不停蹄往任红家里赶去,可她家大门紧闭,房子里也没有灯光,无论我怎么叫门,都没有人应,这一家人仿佛人间蒸发般,都没了踪影。

我又赶回学校,向任红同寝室的同学了解情况,学生们也给不出任何有用的线索。

“说不定,明天就有了转机呢。”胡老师安慰着我。

回到家,我筋疲力尽,躺在床上却又彻夜难眠,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是噩梦连连,梦里不是任红出事了,就是她爸妈来找我要孩子,在我面前又叫又喊,到了凌晨,就被惊醒了。

幸运的是,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学校,电话就响了,看着来电号码,我当时眼泪差点没掉下来——是任红的电话。

原来,任红她爸一喝酒,不管醉没醉,总会对她妈妈家暴。昨天晚上,她爸又喝了酒,晚自习结束,她在回寝室的路上给她妈打电话,听见电话那头她妈不停地哭,也不说话,就知道家里又出事了,没办法,只得翻墙出了学校,带着她妈逃出了家,又害怕她爸找到他们,手机就直接关了机。

任红答应我早上9点之前会到学校,我这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任红准时回来后,我特意找了一个僻静之地,跟她进行了一次长谈,对她说:“你关心你妈妈是应该的,但你离开学校的方法用错了,你可以马上给我打电话,我会同意,你完全可以正大光明地离开,不用偷偷摸摸的。”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双手互绞着:“不好意思张老师,当时我太急了,我没有想那么多。”

“你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她想离婚。”

“你怎么想的?”

任红抬起头,双眼坚定,说道:“我支持她。”

我握住了她的手,真的很凉,凉得让我想放在自己的胸口温暖它:“心里很难受吧,爸妈闹成这样?”我也很难过。

“张老师……”她扑在我怀里哭了起来。




没过多久,事情又来了。

一天下午,体育课上课前,3个女生来办公室找我,其中有个胖敦敦的叫于玲的女生说:“张老师,我们想体育课请假。”

“为什么?”我问道。

“来月经了,上不了体育课。”

“你们都是?”

她们点了点头。

正准备让她们写个请假条,我再签字同意时,我对面的李老师故意地咳嗽了几声,还冲我眨了眨眼睛。

我立马会意,对3个女学生说:“请假条的格式你们应该也不会,还是我来写吧,作为样板,你们再抄写一遍。出去等一下,我写好,再叫你们进来。”

女生们出去了,我立刻问李老师:“怎么了?我不能给她们请假吗?”

她笑了笑:“假可以请,但你要留个心眼儿,最好拿个本子,把她们今天请假的日子记录下来,原因写好,最重要的是,要让她们签上自己的大名。”

我有些不明白,还想问个究竟,另一位王姓男老师紧接着说道:“你别管为什么,先照做,过不了多久,这个本本就会变得很有用,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我虽然心里问号多多,但也没多问,找来了一个空本子,写清了事情原委与日期,让3个女生签了名,最后准了她们的假。


这两位老师真是料事如神,小本子很快就派上了用场。没几天,于玲又和一个女生,一脸痛苦地来到办公室对我说:“张老师,我刚好来月经了,这次还痛得要命,我想体育课请假。”

“你真来月经了?”见我面露难色不好拒绝,李老师便开口问她俩。

“是啊,来了。”于玲说着话,眉毛还故意拧了拧。

“不对吧,几天前,体育课因为来月经请假的,不就有你吗?半个月都没到,又来了,这月经不一般啊……”李老师一番话立马提醒了我,我口气严肃地问:“对啊,于玲,之前你不是请过假吗?”

“没有,那次不是我,张老师你搞错了。”于玲嘴巴依旧强硬,但神色明显有些慌张。

“搞没搞错,看记录啊,上次因为经期请假的女生不是签名了吗?看一看,是谁的签名,不就搞清楚了嘛。”李老师说。

我赶紧拿出那个小本本,一翻开,于玲不吭声了。

“回去上课吧,把心思放学习上,少来花花肠子。”我故意声音严厉。

我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没想到,于玲还继续嘴硬:“我就是来月经了,我就是要请假。”

一时间,我又被她唬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李老师不紧不慢地说道:“好啊,既然你说自己真是来月经了,可以,老师相信你,但是你也要同学们相信——你是女的,你们班主任也是女的,办公室隔壁就是女厕所,你们一起去厕所,刚好你换下卫生巾,你们班主任就在旁边,也不打扰你,同时也能做你的证人。”

陪上厕所这样的事情,虽然我心里一百二十个不愿意,但明面上我只能硬硬地说道:“对,就这么办,我帮你去厕所作证,你卫生巾带了吗?没带,我这有。”

于玲顿时没招了,气哼哼地叫了一句:“不请就不请!”转身出了办公室。

“刚才的关门声那么响,气不顺啊,你可要好好关注一下她喽。”李老师提醒着我。


我决定先去找体育老师去了解一下情况。

到了操场,刚巧赶上我班上的学生在练习排球。我在人群中来来回回扫视了两圈,愣是没找到于玲。

“于玲呢?”我大声问着学生。

“于玲?哦!‘肉球’啊,体育课就没见到她。”

“都‘肉球’了,体育课当然不敢上喽,跑步都是滚的。”

几个好事的男生乱叫嚷着,大家也都跟着笑。我知道于玲不上体育课的原因了。

我大声道:“都别乱喊,乱给同学起外号,这也算是校园欺凌,想吃处分了吗?”

起哄的学生这才消停了。

“张老师,于玲好像在班里。”一位女生给我说。我转身朝班级走去,这时,又有两个女生朝我奔了过来:“张老师,我们想给你反映点于玲的情况……”

我心里一紧,赶忙说道:“边走边说。”

“现在班里喊于玲‘肉球’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只是体育课叫叫,现在平时也有人叫了,晚上大家在寝室里,有几个女生也故意叫她肉球,不叫她名字,真的很过分……”

“于玲为了这个,偷偷哭了好几次,她还说什么不想读书了,要退学,在学校待着没意思之类的话……”

“我知道了,你们去上课吧。”我心里更着急了。

我生怕于玲会出什么事,三步并作两步往教室赶去。还好,一到教室,看见于玲正一个人趴在桌子上。

“于玲,没去体育课?”我悬着的心这才落下来,尽量语气平和地问她。

她抬起头,看了看我,没吭声,随即又扭过头去,趴在桌子上。

“老师知道你为什么不去上体育课了,相信老师,我来帮你解决,可以吗?”

她重新抬起了头看着我,虽然不言语,眼眶却红了。




接下来,我第一时间把班里3个喊于玲外号最凶的男生叫到了办公室,厉声责问:“校纪校规里是不是有一条,‘不能欺负同学’?”

“张老师,我们没有。”一个叫于猛的男生叫着。

“没有?那给于玲起外号呢?还拿她的外号调侃,害得她都不敢上体育课,这些事不是你们干的?”

“张老师,这也太上纲上线了吧,我们也就是开开玩笑,活跃下班级气氛,什么欺负不欺负的,没有的事。”男生张立辩解着。“玩笑?既然你们觉得叫别人外号无所谓,要不我也给你们起一个。你!”我手指张立,说道,“听说寝室里,一脱鞋,你的脚最臭,要不以后我就让同学们叫你‘臭脚张’?”

“还有你,于猛,交上来的作业,字迹潦草地就像鬼画符一样,干脆以后就叫你‘鬼画符于’,还4个字,够赶潮流吧?”

“至于你,李军,更好起了,你动不动就出口成脏,干脆更彻底一些,直接‘李大便’,怎么样?”

“不要啊,张老师,你也太狠了吧!”他们仨个叫道。

“玩笑,要有分寸,如果这个玩笑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那就不叫玩笑了,这叫校园欺凌——电影你们不是也看过嘛,有些学生因为受不了同学的欺凌,最后杀人的也有,自杀的也有。我告诉你们,于玲因为你们所谓的玩笑,都打算退学了!”

3个男生不吭声了。

“还叫她外号吗?”

他们赶紧摇头。


接下来,就该处理寝室里的女生叫于玲外号的问题了。

李老师提醒我:“女生心眼都有些小,你把那几个特定的人叫过来,一顿批评教育,说不定,那几个女生会更加迁怒于于玲,还是把寝室里的女生一起集中,不指名道姓的,给她们一起说说,纠正下错误,这样目的达到了,那些女生也不会记恨于玲。”

我按李老师嘱咐的办,女生们也都答应了我。

但我总感觉,这套方法治标并不治本。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于玲画画不错,便让她负责班级黑板报的工作,为了让她画好黑板报,我还从网上给她找了好多黑板报的资料。果然,她不负众望,学校黑板报评比,我们班拿了一等奖。

班会课,我嗓门极大:“我们全班同学要感谢我们的美编于玲同学,是她,让我们班有了第一张奖状,而且含金量还这么高,一等奖,同学们鼓掌,谢谢美编于玲!”我故意把“美编”两个字拉长,还都是重音。

此后,只要我一提于玲,便会在她名字前加上“美编”二字,慢慢地,班里的学生也跟我一样,喊着于玲:“美编,美编!”终于,学生们都忘记了“肉球”,只叫于玲的昵称“美编”了。而每次大家这么叫,于玲总会微微扬起头来。




12月,处处洋溢着迎接新年的欢乐气氛,而班里的一个女生却退学了。

周日返校,她就没有出现。打她爸爸的电话,说她感冒生病在家休息几天。过了几天见她还是没来上学,我又打电话,她爸爸只说了句“她不想读了”,就挂断了电话。

我不相信——李静的成绩不差,平时没听她说过不想读书。而且,前段时间,学校里的女生之间流行织围巾,一到下课,就看见她们一个个从课桌里拿出针和毛线,抓紧一分一秒地织。很多女生织围巾,是想把它当圣诞礼物送给自己心仪的男生,李静也织了一条,居然还送给了我。

我准备家访,又打电话给她爸爸,没想到她爸爸却直接说:“张老师,你不用来了,还是我去学校吧。”

“好啊,我们好好聊聊,李静这个年龄,应该在学校读书的。”

“不是,张老师,我到学校是给女儿办退学手续,我姐姐在杭州开了一家面馆,她已经去杭州跟着我姐姐学手艺了。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早晚都要嫁人的,浪费钱。”

原来如此。

我们这里虽然经济发达,但人们思想却很守旧。我们碰到过许多像李静她爸这样的家长,自己的儿子如果不想读书,大棒子屁股后面抡着也要让他读书,而女儿,读完初中就算了——在他们眼里,女孩子读职高,就是在给自己浪费钱,“能不读就不读”。

我不想就这样放弃,打了李静的手机:“李静,我是张老师,你在杭州姑姑那?”

“嗯,是的,张老师。”

“你还想读书吗?你的意见很重要,你想读书,我再跟你爸爸谈,说不定他就会同意你重新读书,杭州离我们这里也很近,他如果改变主意,你就可以立马回来上学。”

“张老师,我想读书,我想读,张老师……”电话那头她哭了。

我心里百感交集,可再打电话给李静爸爸,就已是无人接听了。


几天后,李静的爸爸出现在学校,来给女儿办退学手续。

我还想跟他好好谈谈,可是他根本不给我要讲话的机会,只是一个劲地催促我:“好了,好了,张老师,不读了,不读了……我还要去上班,我就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我们厂里钱扣得很凶的。”

李静就这么退学了。

我感觉,自己已经没脸给李静打电话了,只能发个信息给她:“对不起,没劝动你爸爸,自己一个人,要好好的。”

李静没有回信息给我,我们的联系就这么断了。

为这事,学校老师都劝我,“别想那么多了,你作为班主任本分已经到了,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是啊,你看,我们班不是也走了一个学生嘛——不过是被学校开除的,他校纪校规违反得,我写了一个本子那么厚:女厕所抽烟,翻墙逃课,敲诈同学,校门口打群架……他再不离开,班里其他同学都要跟着他学坏了。有的时候,我们老师一味地劝慰、说教,学生不一定会认为我们是为他着想,反而他会认为这个老师好糊弄,他自己厉害……”

“所以啊,老师也是人,不是神,我们只能尽力为之,路还是要靠他们自己走。”

这些道理我也懂,只是到了期末考试结束的时候,望着学生一个个拎着行李往校门口走去,我还是忍不住念叨:下学期,你们要一个都不少地来读书啊。



尾声


2011年6月,我带了3年的08级电子商务班终于毕业了。拍毕业照那天,我给学生排着队,不由又想起了那几个退学的学生来。除了李静,在剩下的两年半时间里,又有3个学生退学了,个人厌学也有,家庭原因也有,还有一个学生,校纪校规违反太多,被学校劝退了。

这些顺利毕业的学生,在毕业实习的时候工作基本都已落实,女生大多去了我们那比较有规模的超市做了收银员,男生有几个去了网络公司,还有一些去做了淘宝做客服。

余后的许多年,虽然我和学生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小城市里,但鲜有见面。

王斌毕业后来看过我一次,买了很多水果,我觉得好有面子,一边给其他老师分着水果,一边不停地说:“我毕业学生给买的,多吃点,多吃点。”

他毕业后跟一个亲戚去做工程,篮球也不打了,成了一个180斤的大胖子。有一次在街上,他老远就喊我:“张老师!”我竟然认不出他了。

一次,同事的老婆生小孩,我去医院看望。一进病房,隔壁床的一个产妇就叫着我:“张老师!”我一看,竟然是于玲——她刚顺产了一个女儿。

再后来,我一去街上的面馆吃面,就会想起李静,有时,我甚至会想,说不定,哪天我走进一个面馆,接待我的老板娘就是李静。她送给我的那条围巾,我一直都放在衣橱里,从没舍得拿出来戴过。

而像任红和更多的学生,我都再也没见过了。

这些年,一直当着职校的班主任,到底带过多少学生,还真没有细细算过。我很清楚,自己确实不可能教出上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可我的学生们,在自己普通的工作岗位上,也会认真工作,遵纪守法,孝敬父母,善待着妻儿,努力地活着。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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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青 依

职业学校教师。

用手中的笔记录生活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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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2 07:3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离开国企的二本生,能去哪儿丨人间 · 寻业中国

 老邪 人间theLivings 201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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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年轻人跟我一样,白天是北京市的一份子,夜晚又是河北省的一份子。我们每天早上洗漱完毕,坐40分钟公交车到地铁站,然后迅速潜入市区的地下,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配图 |《后来的我们》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4




2018年年关一过,我便带着几斤冬膘离开了故乡,跟随外出谋生的民工挤上绿皮火车,忍受着泡面和脚臭,颠簸千里回到河南一座小城市继续工作。

还未进员工宿舍,赵一舟便在厂区门口吹着口哨嘲笑我:“嘿!你也没离职啊!”

我怼回去说:“你不也没挪窝嘛!”

“我跟我妈提辞职了,”他摊摊手,“被臭骂一顿,你呢?”

我撅了撅嘴:“我都没敢提,再撑一年吧!”

我和一舟都是二本工科,只是学校不同。2017年7月,我们同时进入这家机构冗杂的制造业国企,实习期是一年。这家国企有近20个分公司,分布在邻近的4个街区,我和一舟在同一个分公司的车间流水线实习,宿舍离得近,相处久了逐渐无话不谈。

一舟身材精瘦,六块腹肌十分明显,一咧嘴虎牙参差,笑起来很是邪魅。刚认识时,他说我长得像他弟弟。我还以为是套近乎的好话,没想到不久后一次喝酒中,他苦笑着说:“我弟弟今年打架伤人,判了两年。”

跟我们同一批进来的郑哲,为人也很和善,和我俩也处得来,但人总是波澜不惊,做事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沉稳,我和他交往一直有所保留。

车间流水线上实习4个月后,改去办公室实习。因为专业不同,郑哲去了安全部的总办公室,活儿最轻松;一舟在开发部,时常被各个车间借调出去解决一线生产问题;我则被分到了技术部。

公司技术总部把一本的实习生留在总办公室,基本不用接触实际的生产过程,每天审核编订工艺文件和参数文件即可;二本的实习生都调拨去各个车间办公室——技术部下属50多个车间,车间办公室的活儿琐碎很多,虽有歧视,但好歹是坐办公室,不用整日站在流水线上卖命。


我带着调令前去报到,办公室算上我总共8个人,平均年龄35岁,我最年轻。主任姓李,50岁左右,头顶和皮鞋一样亮,最喜欢去车间训斥工人。

李主任跟众人介绍完我之后,笑嘻嘻说:“小王初来乍到,大家以后可要多多帮助啊!”

同事们看起来都慈眉善目,我那时还不清楚“帮助”的具体内容,单纯地以为办公室应该是个各人责任分明、大家其乐融融一起共事的地方。然而,凉水在第一天就浇了过来。

李主任介绍完便去开会了,做统计的张姐整整一上午都在盯着手机玩消消乐,电脑都没有动过。中午下班前1个小时,办公室只剩下3个人,其他人不知去了何处。张姐来跟我闲聊了几句,然后说:“小王啊!姐得先去接孩子,你帮我盯着点啊!”

我并不明白“盯着点”是什么意思,本着助人为乐的心,一口答应了下来。

张姐走了没多久,出去的人陆续卡着时间都回来了——因为中午下班要打卡。

李主任突然推门进来问:“小张哪去了?”

我看李主任面带微笑,放松了警惕:“主任,张姐去接孩子了!马上回来!”

李主任眉头一皱,表情大变:“我这有个表得她马上做一下!接孩子、接孩子,越来越明目张胆了!小刘,考勤记她一下!”

管考勤的小刘“嗯”了一声,我这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张姐回来后被李主任狠狠训了一顿,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坐到了下班。下班时我追出去道歉,她当面倒没撕破脸,只是冷冷地说:“没事,你年轻着呢!姐不怪你!”

出了大门,我碰到了郑哲,他听我说了上午张姐的事情后说:“你就算说她上厕所也比接孩子强,估计你们主任也不是真生气。这地儿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糊弄过去就行了。”

“你很懂这一套啊?”我调侃他。

郑哲说:“你慢慢就知道了,都是公家的东西,面子上过得去就行,没人在乎的。”




后来我发现,确如郑哲所言,这个国企里多数人并不关心工作。尽管企业的产量和效益年年下滑,各部门翻来覆去干着形式上的无用功,但一时半会也倒闭不了。职工们每日按时打卡就行,出了问题,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哪个部门后台硬,就能推得一干二净。

从第一天说错话后,张姐就对我一直冷脸,动不动就派一堆活儿给我。根据脱发程度,办公室所有人都是我的前辈,都有资格把手里的活儿派给我做。我这个技术员慢慢变成了被所有人呼来喝去的“小王”。

“小王啊,把这个文件送到采购部!”

“小王啊,这个统计表格你来做一下!”

……

每天上班,老员工们喝茶聊天,我忙得累死累活。刚想坐下画个图,任务就又来了。每周至少三天在重复“上午开会做记录、下午跑腿做杂务”这种模式。

让我做零件绘图,是我的专业,责无旁贷,但是诸如总结汇报PPT、工人考勤整理、劳保用品发放这样的杂务,他们也都推给我做,并美其名曰:“你以后前途无量,就是现在没经验。让你上上手,这也是在帮你成长啊!”


一舟在开发部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忙得焦头烂额,还吃力不讨好,在路上碰到我时,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像霜打的茄子。

某天下班,我和一舟、郑哲一起吃饭,一舟趁着酒劲儿大倒苦水。

“我之前在楼道碰见郑哲总要聊几句,今儿主任突然找我谈话,竟然让我站队,”一舟看向郑哲,“说不要和你们安全部的人走得太近!”

我大为疑惑:“安全部就在你们隔壁,这怎么能走不近?”

一舟埋怨:“鬼知道啊。”

很少插话的郑哲微笑着说:“据我所知啊,你们主任当初跟我们主任一起竞选,他后台不如我们主任,一直怀恨在心啊!”

“难怪,我就说嘛!一墙之隔而已,相互发个通知还要通过人事部中转传达,原来根儿在这里!”一舟恍然大悟。

这种因为个人矛盾而故意把效率搞低的吊诡操作,在这个企业屡见不鲜。一舟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受不了这些弯弯绕,非常讨厌这种情况,经常自叹:“混经验没错,可这种毫无进步的活儿真的有意义吗?”

我只好安慰他:“唉,忍着,攒点经验再跳槽吧!”

一舟咬牙切齿:“‘诗酒趁年华’啊,我早晚一张辞职报告甩在主任脸上!”

他大学自学了平面设计,摄影技术也不错,曾经也梦想当一名设计师,只是父亲早逝后,一家的担子都在他身上,他怕弟弟越走越歪,隔一两个月还要去监狱看看。学了工科,他不敢轻易尝试其他的路,而且我们父母这一辈都固执地认为国企好歹是个铁饭碗,我们也不好拂逆他们的意愿。

所以,年前我俩还都开玩笑说3月份不回来了,但春节后,还都是灰溜溜地回来了。

安逸的日子慢慢腐蚀了我们,我们开始被办公室里其它混日子的人同化,一舟引以为豪的腹肌也慢慢消失了。




3月底,集团公司组织“企业文化演讲大赛”,声势浩大。一舟的口才非常好,他精心准备,超常发挥,我们都觉得他稳拿第一。但最后,大部分奖项都颁给了领导子弟,他愤愤不平可又无可奈何。

这里运行着某种心照不宣的规则,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只能接受。不算临时工的话,一个车间经常30多号管理人员管着30多号正式工人。因为冗员,集团公司规定拥有本科学历者每3年才有1次“遴选青年干部”的机会——虽然只是挂职无权,但名额有限,依旧十分抢手,而升上去的多是树大根深的本地职工,大多数外地的基层职工干了六七年都没有机会升职,天天被老员工和裙带关系户们呼来喝去。

我和一舟都不想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人往往不被逼到绝望就不会觉醒。如果不是那一项歧视决定,可能我们俩还会继续混下去。


4月末,李主任突然通知我:因各部门人员太多,二本生要继续回到车间流水线“熟悉加工环节”,而且“实习期延期半年”。

这个决定已经不仅仅是学历歧视,而且毫无契约精神。不过,集团公司早已轻车熟路,知道如何把事做圆:在实习期满一年时,会给我们在档案上“转正”,而且车间的技术员也是技术部管着,就算在车间干活也是技术部的人。这让人无从辩驳。

其他部门的二本生,大概也是被这样套路。我和一舟连同其他七八个二本生一起去人事部问,得知消息属实且没有商量余地。人事部副部长淡淡地说:“集团公司的决定,我们也没办法,你们不接受可以自动离职。”

这么大的企业不缺几个低学历者,我们都清楚。但一舟还是当场发飙,骂道:“二本怎么了?二本就活该受气?你们既然不尊重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招我们二本的?”

“二本的就这素质?”副部长依旧很冷静,“回去想想吧,骂来骂去不解决问题。”

一舟还要再骂,我们几个连忙把他拽了出来,沮丧感蔓延在大家心中,我几乎在一瞬间决定离职,但没有跟一舟说。

我做了决定就不回头,第二天没有去车间,直接请了两天病假,在宿舍仔细考虑。我本就讨厌工科,想到自己文笔还行,算有一技傍身。生活把我逼到这份上,干脆就趁此机会转行。

血气一涌,我便写了离职申请。李主任还是我直系领导,我得先去找他签字。两天不来,办公室里其他人都很忙的样子。签字的时候,李主任问我:“小王以后准备干什么啊?”

我不愿袒露内心,客套道:“不知道,先回家缓缓再说。”

“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儿了,”李主任嘲讽,“以后找咱们这么好的单位可难喽!”

我礼貌地笑了笑,从主任办公室里出来。张姐并不知道我要走人,还在给我派活儿,我漠然穿过办公室,一句话也没跟她说。离职报告要盖整整12个章,我在离开这家僵而不死的企业时,才认全了犄角旮旯里的部门。




一舟心情郁闷了几天后冷静下来,他心中忧虑很多,最终还是接受了公司的决定。他从办公室收拾东西出来,换上脏兮兮的工作服,又重新下了流水线,期盼着早点分到技术职位。

办完全部手续,交了2000元违约金,我才和一舟说了我离职的事情。一舟很惊讶,也有些羡慕我的雷厉风行,晚上便带着郑哲为我“大酒送行”。

“你什么时候离开啊?”我问一舟。

“再撑一年吧,”一舟眼神忧郁,“明天我得回趟老家再看看弟弟。”

“你呢?”我问郑哲。

郑哲本科是一本,没有被“下放政策”波及。他摇摇头:“我是本地人,慢慢待着吧!这里也挺好,何况离开了故乡,哪里都是围城啊!”

一舟举起酒杯问我:“你准备先去哪里?”

我闷了一口酒,笑道:“滚滚红尘来都来了,北上给祖国的心脏供点血!”


5月,我加入了北漂群体。父母并不支持我离职,狠狠指责我。但木已成舟,他们无可奈何。

离开那家国企时,我把旧物都寄回了老家。一舟来车站送我,互道珍重。我买了张彩票,将其搁在了背包内层后匆匆北上。

抵达北京时,已经是深夜,满目灿烂灯火,雾霾似乎并不严重。以前来过几次都是旅游,现在则是讨生活,心境大不一样。初中老友来接我,我俩在北京西站迷宫般的大厅绕了很久才碰面。老友已在北京挣扎两年,每天反复出现在地铁人流里,却说自己始终融不进这个城市。

他带我坐上地铁,坏笑着向我传授经验:“早高峰时,就算你排在门前第一个,你也绝对没有挑座的时间,最近的座位赶快坐!尽量不要吃东西,也不要妄想在路上安静地看电子书提升自己,能跟妹子挨着站就是好运气,到站能挤出去就是幸福!”

“有这么恐怖吗?”我初来乍到,对他的经验尚未感同身受,以为他在讲笑话。

2个小时,我们倒了3趟地铁,终于到达了老友的租屋。为了省钱,他租住在昌平区最北侧,林田纵横,小村杂多,虽与市内云泥之别,但这里也是北京辖区,再往上,便是凄冷的明十三陵。老友上班的通勤时间来回在3小时以上,每天都是一场战斗。

之后几天,我窝在这间出租屋中,登陆各种招聘平台海投简历。我裸辞转行,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单纯想着只要是跟文字有关的岗位都可以,编辑、文案、编剧之类的我都投了个遍,但等了一周,都没什么回音。

钱包越来越瘪,每日我游荡在老友屋子前后,郁闷无比。人在困苦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上天,那几天我面容憔悴,总是鬼使神差便进了附近的彩票站,跟老头们一起玩着屏幕上几分钟开一次的小奖。

老友忙于工作,见我状态不好,接过我简历一看,当即断言:“你这写得也太实诚了!”

他亲自操刀,把简历给改得我看着都脸红。然后我重新定位,先捡一类岗位猛投。针对性一强,陆续便收到了一些面试邀请。我收拾好仪容,每天一家一家地找着去面试,有的公司地址十分诡异,短短几天,我已经熟悉北京地铁的每条线路,也终于体会到老友两年里积攒的乘地铁经验,字字非虚。


三环内一个家装公司是第一个愿意要我的,是文案职位。北京寸土寸金,公司面积不大,却密密麻麻摆了十几台电脑。老板是个年轻人,眼里满是狡黠。半小时面试,他让我关注诗和远方,忽略眼前的苟且。大饼画了许多,工资却只给4000。我觉得有地方收留我就不错了,便答应了下来。

工作似乎有了,接下来便要租个房子住,老友的出租屋离此太远,况且我也不好意思一直窝在他家。我出了公司,按照墙上的租房电话找中介寻了一圈,这才知道北京五环附近的小单间月租也得1600元以上,且要押一付三。

查了查银行卡的余额,我苦笑一声。纠结了一晚上,还是把这份工作放弃了。




一舟还在那个国企每天操作轰鸣的机床加工零件,一身油污回到宿舍后还不忘向千里之外的我问询“进展如何”。他一直想走,可是总是背负太多又动力不足。我说我囊中羞涩,他当即给我转来2000块钱:“哥们余财不多,支援北京人才建设,这是最大限度了!”

接下来半个月里,我前后面试了十几家公司,自我介绍说到麻木。期间要我的只有4家,基于各种原因,我最后都没去。

一个同学恰好推荐了上海的一个机械本行工作,我动了南下的心思。深夜,我给一舟发微信:“长安米贵,哥们我才疏学浅,北上一无所获,估计要南下了。”

他发来一个“奋斗”表情给我打气。


但人生的际遇往往很奇妙,就在我准备南下之际,一个之前在招聘软件上聊过几句、我以为没有下文的编剧公司给我发信息:“写得不错,能看一看你的其他作品吗?”。

我把我写过的文章链接都发过去,1小时后,那边发来一个题目,写完之后,他们觉得可以,然后告诉我地址,让我次日去面试。

公司在朝阳区,面试我的阳哥是陕西人,大我5岁。他管着公司的人事工作,胖乎乎的,十分和善。我那时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想着去聊聊也好,面试时状态反而很放松。阳哥也没什么架子,跟我聊了很久,最后决定录用我。

工资可观,而且试用期破天荒管住宿。只是宿舍较远,3室1厅,挤了整整8个人,但好歹有个住处,对我而言已经不错。入职之后,有知遇之恩的阳哥也经常帮衬我,我们渐渐成了朋友。

7月中旬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在阳哥介绍下,我在燕郊和别人合租了屋子,单人月租700,水电自付。

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份工作,转行以后,其实我的压力更大了,毕竟毫无工作经验,只能从基础做起。那段时间,我买来一堆专业书籍夜里恶补,起床黑眼圈很重。阳哥上班后看我每天累哈哈的,经常扔给我一袋咖啡。

我以为离开了国企,一切都会变得不同,但工作了一个月后,我发现自己又变成了“小王”,各种突如其来的杂活儿依然占用着我正常的工作时间。但好在自己热爱文字,且相比从前,这里日常琐事的冗余程度尚在可接受范围内,慢慢地也就适应了。




7月末,一舟打来电话:“我也不干了!刚离职!明天上北京去!”

“为什么?”

一舟愤然:“唉,去年入职的大学生最近评初级助理工程师职称,我们二本这几个又推迟一年,我撑不住了!”

一舟被逼了两次,才决定离开。我去北京西站接他,大概是每天在车间干体力活,一舟清瘦了不少,但腹肌还是没再练出来。

回到燕郊,喝酒接风,从此这偌大的城市,我又多了一个能交心的人。长谈时我问起了郑哲近况,一舟放下筷子长叹:“唉!这小子藏得深——他爷爷是集团公司的退休部长,上个月他刚转正就调到油水最大的采购部了!”

我也惊讶:“口风可真够紧的!”

“不是一路人,”一舟说,“我们去年进来的人里有一半都有靠山,都藏着掖着!”

“离开是对的,可是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

“我一发小在北戴河,说那边有个创业项目,我明天去看一看!”

“什么项目?”

“据说是国家暗中扶持的项目,一般人不知道,只要交5万块钱,在那边待够1年,拉些下线进来,走的时候就能拿180万!走的时候必须去金店至少消费10万,带动当地经济!”

我将信将疑,总觉得一舟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本是穷门小户,又辞掉了所谓的“稳定工作”,他跟母亲已经闹僵。他把跟母亲的争吵过程说得淡定,可我听着却很揪心。我知道,他想迅速挣笔钱来稳定母亲的情绪,心态就跟我落魄时买彩票期望中奖一样。

吃完饭,我带他去我屋里睡了一晚。次日,他从隶属河北省的燕郊镇买了两只并不地道的北京烤鸭,去北戴河找发小了。


一个礼拜之后,一舟回来找我,满脸的郁闷。

“比传销还离谱!”一舟怒骂,“好歹跟他是发小,竟然这么骗我!”

我一头雾水:“被骗钱了?”

一舟摇头:“那倒没有,我也得有5万块啊!早该想到,国家既然扶持,又怎么会‘暗中’?根本没有实际产品,就靠来回拉下线集资,倒是不限制人身自由。那货在那儿待了半年多,整天就是上一些什么特别水的课程,吹牛扯淡打鸡血,可不就是骗人嘛!”

我开玩笑:“听着还不如去买张彩票靠谱呢。”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种诈骗套路在北京周边十分流行,骗子打着开发某地经济的旗号敛财,信者甚众。一舟的快速发财梦破灭了,郁闷几天后,准备先找工作养活自己。我把自己磕磕绊绊的求职经历告诉他,希望他少走弯路。

他会平面设计,做好简历便开始投这类岗位。刚开始他每天通宵做笔试题,次日一脸疲惫去面试,折磨了半个月,终于找到了朝阳区一家公司。工资刚够生活和租房,他想着只要好好干,总会涨工资。




8月初入职之后,一舟匆匆回老家和母亲说了说情况,又去监狱看了看弟弟,便赶紧又回到了北京。

“北京真远,回一趟家要命啊!”他吐槽。

我笑道:“想想苏轼去海南,你已经蛮不错了。”

他无奈耸肩:“我得租个房子,城里房租太贵,就在燕郊租吧!”

我带他在周末找了3个中介看来看去,最后他租在离我不远的另一个小区。

燕郊是个魔幻之地,站在潮白河附近,微信定位时而是北京通州,时而是河北廊坊。10年前的燕郊还很荒凉,小村子很多,随着北京打工族生活圈外扩以及通燕高速公路的完善,这里的房价从3千一直涨到了现在的2万。

单人每个月800左右的房租已经很便宜,对于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每天早上洗漱完毕,坐40分钟公交车到地铁站,然后迅速潜入市区的地下,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无数年轻人跟我一样,白天是北京市的一份子,夜晚又是河北省的一份子。

我和一舟各自都很忙,虽然住得近,但只能保持半个月见一面的频率。一舟经常熬夜改图,绞尽脑汁改设计,周末经常加班。他的老板随时会派任务,有时候和他出来吃饭,手机一震动,他眉头会下意识皱起,犹如惊弓之鸟。他刚开始还能坚持,可熬夜次数越来越多,工作激情在慢慢消退,到9月底时,他大病一场,高烧不退,在医院打点滴,请假超过一天还要扣工资。

我去医院看他,一舟盯着药水一滴滴落下来,叹道:“活儿一天比一天多,自己有个设计想法还经常被老板否定,现在比咱们前单位还累!”

我安慰他:“能忍就忍,忍不了就歇一歇,跳槽呗!反正北京公司多!”

“刚工作两个月,下个月又得交季度房租了,不敢走,先攒点钱到年底再说。”

房租和生活费,是我们底层上班族的命门,能维持生存已经不易。在家无余财的情况下,攒够钱买房买车更是遥遥无期。

我活跃气氛:“投河水太凉,剃发头皮痒,还是继续苟活吧!”

一舟有些沮丧:“有点怀念前单位办公室的日子,虽然每天在混,但不加班,下了班就自由了。”

我说:“唉!其实郑哲有句话很对,离开故乡,处处都是围城。”

郑哲学历过关,又有祖上庇荫,在原单位过得风生水起,下班还能趁天没黑撸个串。康复后的一舟继续和我在北京的写字楼里蒙头干,往往抬头已经夜沉如水。




国庆节刚过,一天夜里,阳哥突然给我打电话:“方便吗?今晚上哥得去你那窝一宿。”

“怎么了?”

阳哥闷闷自嘲:“房东说是要卖房子,买主明天就来看,就给我客客气气下了最后通牒了,你要不先过来,帮我搬点东西。”

阳哥的房子离我这很远,我没去过。他在这里有4年人脉,找我这个刚认识不久的,多是因为不想让同龄人看到他略微落魄的样子吧。

挂了电话,我打了个车过去。阳哥的东西不多不少,还养了一条二哈。我跟他搬了两趟,把东西都搁在了我屋里。

已经夜里11点,我切了颗西瓜,两人边啃边聊。

“那按合同,房东是不是得赔钱啊?”我问。

阳哥点点头:“本地人不差那几个钱,我那房东有6套房,赔了我两月房租,我明儿再去租个短期的吧!”

我安慰他:“唉,好在阳哥你工资高,换我就废了。”

阳哥苦笑,把二哈揽入怀里:“一两万,表面光鲜,流逝的都是时间,我们努力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很快乐,其实活得都像这条傻狗。”

“我连条狗都养不起。”

我们两人哈哈大笑。


阳哥在11月末向公司提出了离职,准备回陕西老家。他去年结婚,妻子在陕西老家的税务机关工作,分居两地滋味不好受。饯行时,他说妻子怀孕了,自己也漂累了,年初已经在老家买了房子。

我问:“哥,你当初北上是为了什么?”

阳哥想了想说:“忘了,大概是想留下吧,我来的时候跟你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北京不像十几年前那样机会遍地了,如今这里竞争之后十不存九,需要的是运气好的人才——你想,今年上千万人里,积分落户的也就6千多人。”

“是啊,时代变化太快,稍微不努力,就跟不上了。”

阳哥说:“有人来就有人走,像心脏一样,静脉入动脉出,多数都待不长久,4年前招我来的人早就南下了,你呢?准备待几年?”

“看运气吧,再撑几年。”我说,“老天爷处处下勾子埋暗桩,很多事情没法规划的,今年要不是阳哥你看得起,我早就离开北京了。”

阳哥哂笑:“我年年都劝自己再撑一年,这次劝不住了。”

次日,阳哥把杂物扔了一部分,送了我一部分,自己带走了一部分,然后回家了。




阳哥走了没一礼拜,我刷朋友圈,给大学时的前女友和她新男友合照点赞后,突然刷出了一舟的动态:“走了,南下。”

那条动态没过十几秒又删除了,我连忙问一舟怎么了。

他回复:“哪里都跟想象中不一样。我加班加累了,母亲最近也病了,我回去看弟弟也不方便,准备回老家待一段时间再说。”

我约他晚上出来聊聊,中午收拾书包时,那张在离开国企时买的彩票掉了出来。我捏着彩票突然很想笑,但随即打开电脑上官网去查那一期的开奖号码。我知道不会中,但人总要靠一些瞬间的希望鼓励自己。

那天下午出门,我去彩票站买了10份同号的彩票,晚上见到一舟时递给他:“哥们没别的送的,这一张就预期价值500万,礼够重了吧?”

一舟笑道:“得!离开这儿连个跟我耍贫嘴的人都没了!”

准备离开的一舟反而很轻松,工作已经辞掉,只是房租的押金是要不到了。边喝酒边聊到深夜,出了饭店,他已经醉到走不了道。打车回到小区,我把他扶回我屋里。

他手臂上有道划伤,是之前在车间工作时弄的,十分显眼。吐了几回,他稍微清醒了点,但嘴里还是絮絮叨叨说些胡话,从对老板的不满一直说到对不起母亲。

我给他盖上被子,他侧躺在床上紧紧攥着我的手念叨:“一川啊,一川啊,你出来了可得活出个人样儿来,活出人样儿来啊……”

一川是他弟弟的名字,我看过照片,眉眼和我有些相似。我虽然比一舟早出生几个月,此时也只好抓住他的手应和着:“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活,一定好好活。”

他还在絮叨:“活出个人样来,活出个人样来啊……”

那天我拉开窗帘,一抹月光斜照进来。我坐在燕郊的一扇孤窗边,听着即将南下老友的醉话,望着远处蒙蒙夜气中的北京,鼻子一酸,两行泪流了下来……



后记


今年刚开年,一舟母亲的病好了许多,他弟弟4月份也要出狱了。而他自己,经过3个月的调查,开始筹划在老家开一家卖机械配件的小店。

阳哥在陕西一家大型民企继续做着人力资源工作,看他跟媳妇的合照,总是笑得很开心。

而我的工作没什么起伏,继续在围城里迎来北上之客,送别南下老友,一直撑到我未来离开的某年。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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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邪

人事往来相催,

酒肉入肠失味,风物已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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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2 07:3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过冬天:老中青三代中产的2018丨人间 · 寻业中国

 伏苓 人间theLivings 201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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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着房价越来越高,也只能可惜自己当年既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也没有空手套白狼的运气,如今也只能在摩天大楼里当一只看似光鲜亮丽的蝼蚁罢了。



配图 |《何者》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5



这些年,身边的世界纷纷扰扰,似乎每天都有新鲜的大事发生。但对于我和我身边的人而言,感受最明显的还是奖金变少了、裁员变多了、入行门槛更高了。

“焦虑”逐渐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大学毕业生们纷纷挤入最热门的行业,似乎理想与抱负早已不是首选,能在高薪行业分一杯羹就心满意足了。而有了些许工作经验的,则因为家庭的负重,摇晃前行。等到步入中老年,眼看着世界大起大落,竟也想着“聊发少年狂”,加入轰轰烈烈的投资大军里。

他们说,自己只不过是些小人物,没有举手投足便能翻云覆雨的能力,于是只好都裹紧了大衣,看着寒风呼啸着吹过一排排没有生命的钢筋水泥。

我想讲的,便是这个冬天他们的故事。



牛津毕业的怎么了?还不是一毕业就怕失业


小A今年25岁,出生在一个令大多数同龄人都羡慕的家庭,过往的人生也是一路顺风顺水:上海外国语附小附中,高中就出国留学,大学考入牛津数学系,研究生继续在牛津深造,学习经济与金融——这本应是天之骄子的简历——连他自己也是这么以为的。

这些年,小A一直很自信,认为自己回国一定是个香饽饽。于是直到去年秋招之前,他从来都没为找工作担心过,更别提花什么时间准备了。四处玩了一圈后,才开始给各家公司投递简历。

可没想到,竟然屡屡受挫。

起先倒还顺利,早在大多数人还没有开始申请时,小A就已在简历投出去不久拿到了咨询三巨头——麦肯锡、贝恩、BCG(简称MBB)的面试邀请。

可惜开头顺利不意味着结局完美。也许是由于太过轻敌,很快就被三家拒绝了。

在小A看来,MBB的面试简直接近玄学——对方何以能在30分钟内,通过简短的聊天以及做案例,就来判断这位应届生有没有商业头脑、能不能成为一个有潜力的咨询师——确实令人费解。大体不过是一些脑筋急转弯或者数据分析,何况还是事先可以准备的,如何能体现出个人真正的实力呢?小A很不解。

在麦肯锡的面试中,小A抽到的问题是问他有没有必要收购一个位于巴西的金矿。他自以为自己答得很好,差点从开天辟地分析到川普为什么要留这样的发型,可惜还是被秒拒了。

苦苦思索,他觉得自己是在“聊天”环节出了问题。

面试官问他:“你人生中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小A的回答是:“我目前都还算比较顺利,没有碰到过什么太大的问题。”

会不会是面试官觉得他的人生阅历过于平淡简单,不适合往后团队一起奋战呢?小A不知道。但他仍旧非常懊恼——早知道就应该给自己编个贫苦出生,一路靠亲戚施舍资助,在国外勤工俭学度日,但依旧要为心中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的故事——可是,真的有必要用那些选秀歌手的套路吗?


接连遭拒,这完全出乎小A的意料,他觉得待在家里都喘不过气了。父亲还是很忙碌,随时随地会被公司一个电话叫走。

有次他碰上父亲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主动上去关心了下父亲,没想到父亲张口就是:“儿子啊,你工作的事情也别太急了……也怪老爸,就知道自己埋头苦干,和商业场上的人也没什么交情,不然要能托个人帮帮你,想必容易得多……”

没想到父亲是在担心他,小A实感羞愧。想来自己这些年,花了父母那么多钱出国念书,学成归来,居然连个饭碗都端不上,还要快退休的老父亲感慨自己人脉不够。堂堂七尺男儿,还有什么脸面待在家里?

接下来,就是一轮二线咨询公司的面试。每到群面阶段,小A就觉得自己就像菜市场被人翻翻捡捡的鱼,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年,原本以为自己至少也算条深海鱼,可一碰上群面,才发现也不尽然。

而这一次的问题依旧是——你人生中碰到的最大挫折是什么。北清复交的佼佼者们济济一堂。

有人说:“实习经历中,有一次领导让我写研究报告时,指出我各种错误和问题,我收集资料、认真反思、熬到深夜,最后终于完成了报告。”

还有人答:“研一学习计量经济学,一开始,我听不懂老师的方言,课程难、作业也看不懂,最后我多花费了一倍时间,自学课程,并和师长们不断探讨,还是拿到了A+。”

有人准备得十分充分:“在我看来挫折就是一种挑战,我从不退缩,反而越战越勇。曾经我负责举办一场晚会,老师没有让我负责我熟悉的二胡或者钢琴方向,而是让我负责声乐。要知道虽然我二胡和钢琴都通过了10级考试,声乐却是我没接触过的领域。我想这也是一种锻炼,欣然接受,最后还是成功举办了晚会。”

还有人一开始就卓尔不群:“我遇到的挫折是在参加一次调研访谈项目中,我所领导的团队一周时间里由开始的名列前茅下滑了好几个名次,我及时发现了问题、协调团队、商讨对策,两周后又重新回到前列……”

一个个娓娓道来,小A内心不由一凉——不是说国内大学都是谈谈恋爱、翘翘课的吗?各位同学的经历如此丰富,自己是不是真的脱离国内环境太久了。

小A临时决定放弃了杜撰自己悲惨经历的想法,说了一个故事。

“我目前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当时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问我毕业论文的方向选什么。我说我打算写比特币的风险预测,并且把我的模型和估算方法都告诉了他。没想到他竟然抄袭了我的想法,并比我提早交了辩题方向,导致我不得不临时换了一个选题。”

“你后来有向老师反映他的抄袭行为吗?”

小A以为面试官会继续问他如何在短时间内换辩题重拟思路,没想到面试官的思路和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并没有。如果算抄袭的话,这个问题在国外就相当严重了,我当时觉得还是算了吧。”

“哦。”面试官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小A觉得自己开始头冒虚汗。也不知道是没吃早饭饿的,还是因为面试官的反应感到发虚。

最终,他还是没有接到第二轮面试的邀请,小A终于开始慌了。


此前,由于过于自信,小A并没太关注当下的市场行情。事到如今,四处一打听,才知道这一年秋招的形势有多么艰难——因为市场不景气,眼下金融行业各大券商多有裁员,更别提开放校招名额了;银行人满为患,咨询公司、律所、会计师事务所收到的简历甚至可以以箩筐计量。而加上每年这时海归回潮,北美常青藤、英国G5和清北复交各路人马同场竞争时有发生。

生不逢时啊!小A禁不住感慨,哪怕早出生两三年,市场尚且还沉浸在股市节节拔高的喜悦当中,也不至于这么困难。前几年毕业回国的学长学姐,无不顺利加入了各大世界顶级的公司,现在已经开始带着队伍和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谈笑风生了,着实令小A艳羡不已。

实在不行,只能找人打听打听、找找关系了——这本是小A最不愿意迈出的一步。

小A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才联系上一位3年火速升上经理位置的学姐,邀约了好几次,终于抓住了学姐出差的空档,和她约在机场见了一面。屡战屡败之后,小A再也不敢趾高气昂了,花了好几晚的时间研究了学姐所在公司的架构和岗位设置,准备了一长串问题。

能够火速被提拔的人,一定还是有些本事的。学姐一身干练的黑西装,坐下之后连基本的寒暄都直接省略了,直截了当地问了小A几个专业问题。幸而小A有所准备,得到了学姐的认可。学姐拿了小A的简历,答应帮他推荐给公司相关部门。没几天,小A就得到了一个并购岗位的面试。

他把在网上四处搜寻到的面试经验反复看了多次,例题做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迎来了车轮战。

面试官A是一个中年男子,看了小A的简历,先笑了一下:“我现在看到你们的简历,真是非常庆幸我还能留在公司。”

即便像是一句玩笑,小A也不敢掉以轻心:“您太谦虚了。我对行业还完全不了解,希望能和您多学习。”

面试官A笑了笑,问了些不痛不痒的问题。

面试官B是中年女子,一进来就开始打电话。打完了,侧身往椅子上一靠,斜着眼说道,“说说吧,自我介绍下。”小A赶紧把自己千锤百炼的个人介绍搬了出来,顺带还讲了下自己对部门业务的了解。这应当是他所有问题里准备的最充分的一个回答。等洋洋洒洒讲完后,面试官却也只是淡淡地说:“你对业务的了解还比较浅层。”

小A立马陪笑道:“是的。所以特别需要在加入团队后,在实战中快速学习成长。我是很愿意多花点时间的。”

面试官B听了半笑不笑,不予置否,很快结束了这一轮。

面试官C像是一副大老板的派头,一直笑容可掬。小A总觉得这一类的面试官需要特别警惕,因为往往都喜欢笑里藏刀。你以为他和你推心置腹,实际上人家是步步为营。果然,面试官上来就问了一个特别宽泛的问题,“你对中国经济怎么看?”

糟糕!是个没准备过的问题。

搜肠刮肚了一番,小A终于想起来一些平时新闻里看到的内容:“我基本上有五点感受。首先,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相较于往年有所下降;其次,国内企业向外扩张速度放慢;再者,国内房地产吸收了太多老百姓可支配收入,民众消费能力被部分削弱;还有就是民企融资难;最后我认为国内太多同质化竞争企业,恶性竞争现象较多,高附加值企业少。”

短短数语,小A已经觉得自己内功快要耗尽了。他不仅要想讲哪些点能显示出自己有在关注宏观经济,还要注意措辞,避免留下漏洞让自己踩雷。

面试官还是面带微笑,“我觉得你说的还是一些现象,那么本质是什么?”

“本质?”小A内心已经开始朝面试官砸纸团了,当然他表面还是笑靥如花地回答道,“我觉得我国的基础建设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不是指基建这些方面,而是说国民综合能力和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这些年我国国力强盛了不少,但是对于未来建设,还是需要继续探索……”

面试官似乎已经没有在听他的回答了,开始眺望远方。小A瞬间觉得有些尴尬,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说下去。紧接着,面试官突然问了他一句:“你是哪里人?”

小A神经过敏到怀疑这是一个坑,战战兢兢地答:“上海?”

“哦。”面试官好像突然醒过来了一样,站起来说:“好的。那今天先聊到这里。之后再联系你。”

小A现在已经不敢预测自己是否能通过面试了,他已经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了,只能强迫自己别再想了。没想到,两天之后就接到了入职通知。

接到电话时,小A一时间非常平静,并没有特别感慨万千或者悲喜交加。只是一想到自己即将要成为西装革履的专业人士,心下就一片茫然,“我真的要去这个公司了吗?那并不是我一开始想去的地方,甚至差之甚远……”

尽管面试时表现出一副非去不可的样子,可是等到通知了,却又动摇了。可自从他拿到offer的那天起,小A明显感觉家里的气氛都变了——父母似乎都松了一口气,终于不再小心翼翼地和他说话了,家里也总算是恢复了一线生机。

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前途不可限量,一轮秋招下来,才突然发现确实太高估自己了。可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毕业就失业吧。

“未来如何?走一步看一步吧。”他说。



升职加薪娶老婆后,还是得掐着指头算早餐钱


小B,88年生,今年刚满30,某事务所新升经理,年薪50万。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小儿科医生,都刚刚退休。在外人看来,小B也算是生于小康之家并且年轻有为了。

过去的一整年,小B为了升这个经理,可是费了不少功夫。

首先就是接不完的项目和见不完的客户。这一年,小B几乎全年无休,一直被派往各地出差。出差地也都不是什么大城市,从山路蜿蜒的小县城到黄土漫天的经开区,都是常有的。

项目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一次小B问当地客户要资料,客户一直是一副一问三不知的样子,“老师,我不太明白您说什么。您再解释一遍?”

小B起初阴谋论,怀疑是不是有人插手,让对方不配合调查。后来才发现,自己可能真是在大城市待久了,被人精妙地算计了几次之后,对任何人和事都充满了怀疑。当地客户这么说,真就是因为自己没讲清楚。

可是真不懂和装不懂,也没有什么区别——相比后者,前者恐怕还更糟糕一点——于是,小B白天手把手教客户怎么做,晚上回去赶报告到深夜。

此前,小B的两任女朋友都是因为他出差太多,黄了。这次好不容易又找了一个,热恋期还没开始,小B就被频繁地派往各地出差。自己年纪也不小了,这次再黄,恐怕往后更难了。

所以,虽然人在外地出差,但每个周末他都会自费飞回来陪女朋友。每次登机,都仿佛能听到自己加班熬夜换来的银子被引擎碾碎的声音。

这么来回折腾了几次,后来连他妈妈都开始碎碎念了:“工作这么忙就别来回飞了,现在女生怎么这么娇气,非要你来陪。”

小B的妈妈一辈子清贫节俭,典型的贤妻良母,一是心疼儿子受苦,二也心疼儿子好不容易赚的钱都浪费在来来回回的机票上了。

小B心里也烦闷,眼见着年纪比他小许多的同事都一个个成家了,自己要再保不住女朋友,可是要孤独终老的。可是现在的大城市女生多骄矜啊,动辄要出国旅个行,或者买个小包包,开销如流水。偶尔小B也觉得不平,觉得爸妈真是太谨小慎微了,以至于作为魔都本地人,居然在过去30年里没有抓住任何机遇,到现在也只有一套房子。

“我要是富二代就好了,就不用这么辛苦。”小B想,可惜也就是想想而已。


连续出差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接踵而至的就是升职季。

今年竞争实在是太过激烈——往年市场行情好,一拨拨人争相往外跳。但是市场一不景气,大家都留下观望了。

小B本来也没那么多雄心壮志,从没想过四处跳槽,只想留在公司慢慢等升职。这下可好,那些念叨着想走的人一个都没走,升值序列一下拥挤了很多。办公室里开始谣言四起,说什么“今年只能升1到2个人”。同事之间的气氛也变得微妙起来,小B格外紧张,开始四处刺探敌情。

“你还在上项目?”有一天,他实在没忍住,问旁边的小罗。

小罗比他小好几岁,本科毕业就开始工作了,居然也要和他争经理的位置,想想就让人不爽。可是这些年,小罗比他工作更卖力,也更得领导赏识,小B心里也是清楚的。

“对啊,忙死了。”小罗搬出了标准答案。

“项目怎么样啊,顺利么?评价好不好?”小B又进一步问。

“好啥啊!客户难缠死了,一直来烦我。这个项目做得真是不好。”小罗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得,又是标准答案。

小B混了几年,总算还知道听这意思小罗并不想和他聊实话。他不好意思继续尬聊,说了几句“加油”之类的客套话,就走开了。

同事那里打探不出消息,只好直接找领导了。逮了一个周五下午的空档,小B决定去找领导聊聊天。

领导正舒服地靠在沙发上看手机,一看到小B进来,立马热情地让他坐。还没等小B开口问,领导就洞察到了先机:“这次升职,我肯定是会帮你说话的。毕竟你是我带出来的。”

要不说领导都是人精呢,这还没开口,就已经领悟了。可是小B也明白,领悟归领悟,承诺归承诺,最后能否说到做到,可真说不准——不是所有领导都是言出必行的,很不幸,这位领导就很擅长画大饼。

但是有承诺总比没有好——小B立刻对领导表达了感激,并继续又表了表忠心。自从表了忠心之后,领导更喜欢临时拉着小B开会了,有时候早晨六七点,电话就打过来了。

但话都说了,人不去是不行的啊。


升职结果公布日一天天逼近了,这些天来,小B帮不少领导打起小黑工,工作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增长,每天喝枸杞也弥补不了嗖嗖下降的元气。形象什么也很早就不要了——恨不得天天都穿同一件衣服上班,不考虑任何工作以外的事情。

公布结果前的晚上,他接到通知,所有人必须制作一份PPT,向全组人员阐述为什么够资格晋升,并且所有领导都会出席会议,最后进行打分。

想来业界一直笑称:“写WORD的没有用EXCEL的会赚钱,用EXCEL的没有做PPT的会赚钱。”在小B看来,内容以及数据分析的过程,实际上别无二致,不过是换了一种展现方式而已——或者换句话说,只是换了种方式营销而已——可是领导让你做,你就要做。

小B苦思冥想,把自己这些年的项目经历一股脑全写了上去,还四处找模板、排了好几次版,又请女朋友大人数次审阅,总算确定了一个自己还算满意的版本。

会议当天,他翻箱倒柜地找出了藏在柜底的领带,烫了烫西服,信心满满地带上他的PPT,迈向了“考场”。可是,刚见到同事们,他的信心一下又矮了一大截:

已经怀孕的女同事,挺着个大肚子也来了。不仅如此,还化了妆,穿着高跟鞋,令人禁不住担心;

两位90后竞争者,更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精气神满满;

另外一位年轻的女士,看着就是来划水的,可惜她是某领导的“特别推荐”,这后台也比不得……

小B暗自叹气,尽人事,听天命吧。

听了一两个人的演示,小B忽然决定临时换个方向,反正项目经历大家都差不多,与其这样,还不如打感情牌。于是,他重点谈了谈他一直以来和客户、同事的关系都是如何处得这么好的。

讲完后,一排领导在底下集体鼓掌。不管是不是真心,在那一刻,小B从心底里对领导们充满了感激。

终于等到了出结果的那天,所有人都顺利升职了。

白白被领导忽悠,打了这么多天黑工,小B虽然心底里暗戳戳地想,但毕竟还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当晚就花重金买了一只龙虾,自己蒸着吃了。

女友也非常满意,没过多久就主动提出了结婚。小B才开心了没多久,就发现另一座大山赫然压在了身上——都结了婚了,总要买新房了吧,太太大笔一挥,买下了一套靠近内环的房子——可是还贷的还是小B啊!

一个月2万多的房贷,好不容易新涨的工资,又乖乖送给了银行,自己还是要继续苦哈哈地过着掐指算早餐吃了多少钱的日子。

小B说,自己是一个十足十不愿意承担风险的人。虽然也曾抱怨爸妈因过于保守而丧失了当年买房的良机,可实际上,他自己也并无二致。从小在这座城市出生、长大,错过了无数次“上车”的好时机,眼见着房价越来越高,也只能可惜自己当年既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也没有空手套白狼的运气,如今也只能在摩天大楼里当一只看似光鲜亮丽的蝼蚁罢了。

2018,他升官发财娶了老婆,可还是觉得压力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好在3块钱的生煎包,也挺好吃的。”



年过半百,怎么也掉进投资的大坑里


老C,60年代人,某二线城市教师。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老C从小成绩优异,一路自己打拼,毕业后留在城里成为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娶妻生子,算是扎下了根。这些年,一家三口也算是其乐融融了。

从年轻时,老C就是一个颇为传统的读书人,身上多少带着些傲骨,尤其对中国近30年以来的各大“浪潮”总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

80年代末“出国热”兴起,周围一群朋友穷尽一切手段要往外跑,读书算是好学生的方式,还有不少人宁愿冒着风险偷渡,都要跑出去赚欧元、赚美元,老C自始至终都无动于衷;

到了90年代,大家又嚷着下海经商,搞纺织的开纺织厂,搞食品的开面包厂,老C却觉得“工厂吵吵嚷嚷,太过庸俗”;

千禧年过了,一些年轻人朋友也开始劝他,既然有电脑基础,何不自己弄弄互联网?老C却说:“年轻人,就是不安分。”

等到2010年过了,老婆去上海买了个房子算是投资,他又嫌太远了管起来麻烦,成天劝老婆早些卖掉,谁成想后来房价竟然一涨再涨……

总而言之,老C这一辈子,就是一位在时代中错过了一切机会、眼见着周围的人纷纷起高楼的普通教师。守着三尺讲台,工作勤勤恳恳,生活也算是自得其乐了。


2017年年底,学校一位年轻老师小顾私下偷偷和老C说,自己赚了几百万。老C一下子被惊着了——看不出来啊,这同是农村苦读出来的教师,小顾这80后啥时候不动声色赚了这么多?看着也不像是会偷会抢的人啊!

“我不是喜欢倒腾电脑么?早几年买了点虚拟货币,一直放着,可不还真涨了!我就套现了。”小顾解释道。

老C心动了。想来自己清贫了一辈子,过去30年里从来不为钱所动,没想到老了老了,居然开始羡慕起名利场中心的人来了——到真不是说想过什么奢靡生活,也就是因为女儿一天天大了,能多置办点嫁妆,也让她少受点苦。

老C左思右想,决定认真向小顾请教请教,到底“如何买币”。那时候,比特币已经从神坛下落了,但不少人还是抱着神话重演的心态在等候。老C总觉得,比特币应该就和股市差不多,只不过起伏比股市再大一点而已,能不能赚钱,和个人能力也没多大关系,不过就是赌一把运气。

理论上这种想法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也无法阻止很多人和老C一样,都是抱着这个心情就入了场。

2018年元旦过后,老C决定先买1万块。开始似乎一切都很顺利,比特币价格一度回温,老C进场出场几次,赚了1千多。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老C顿时觉得自己是有天赋的,后悔自己居然没有早一点经商——很快,他就开始追加投资了。

那段时间,老C的生活似乎已被比特币牢牢控制了。没时间备课,更没时间解决学生的问题,他恨不得一下课就赶快回家,好盯着盘。有时候半夜醒来,也会不停刷手机,看着手机上的金额不断攀升,内心就忍不住一阵窃喜,恨不得立马把老婆叫醒,一起分享喜悦。

而且,自从开始买币后,老C还惊讶地发现旁边居然有不少同道中人。于是乎,大家平时饭桌上的话题就只剩下了聊币,当然,所有人都是信心满满的样子。

2018年春节,一枚比特币的价格已经从5万多升至6.5万了,各路专家纷纷跳出来,预测一枚比特币未来会值10万美金。这能翻多少倍,老C已经算不过来了,他只知道:“买就对了。”

女儿对他的突然转变感到非常惊奇,爸爸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平时也只热爱爬爬山散散步,怎么突然就对这个新东西着了迷。足见资本主义真是万恶的。女儿觉得自己爸爸的症状和那些沉迷赌博的人多少有些相似,深恐他陷入泥沼不可自拔,便不停游说老爸收手。老C居然破天荒对女儿动了气,说她不理解做父亲的想要多赚点钱的苦心。

虽然沉迷炒币,可老C从头至尾也只投入了3万块。他一度思索该不该继续加码,可是思前想后,还是不好意思向老婆开口。性格决定命运——因着谨慎,他从来没有赚过什么大钱;好在,也因着谨慎,这次他也没有踩入深坑。

后来的故事想必大家也都清楚,春节过后,比特币价格急转而下,五月有一次短暂的回温,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起色了。老C的面色一天比一天难看,连爬山也打不起兴致了。各路专家又开始争相发言,说比特币就是旁氏骗局,毫无意义。


煎熬了大半年,老C成功瘦了一大圈。

减肥是不用减了,钱也亏得差不多了,有天他坐在办公室里拿着手机,正在看折线图,教务处主任走进来,向他请教是否要和某高校展开学术交流。老C一时间发了愣,听到外面传来阵阵读书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突然想到自己年少时候的梦想便是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眼前的折线图一片花花绿绿,直让人恶心。老C说,那一刻,自己就像是顿悟了般。

回首2018,自己一分没赚,倒贴了不少,吃不香、睡不好,居然还和家人起了争执,精神也没以前好了。老C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株韭菜,已经被镰刀无情割下之后抛弃在臭水沟了。

福兮祸兮,自此一劫,老C突然开始无比珍惜起自己平淡的生活来——照他的话说,在自己的领域踏实前进,教书育人,而后桃李满天下,闲暇时种花养鱼,云淡风轻,已经很好了。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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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苓

北美留学生,

现从事交易并购工作,

业余文字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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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8 11:2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拿钱发通稿久了,我真当自己是记者了丨人间 · 寻业中国

 伊人 人间theLivings 201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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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们去乡下开会,20多个记者都是相互抄稿,再润色一下就直接发稿。这些稿子,人家根本不需要你来写或改,你只管拿着钱,开会、吃饭、发通稿,别做多余的事。



配图 |《假装热情》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6




2016年4月份,我从北京“逃”回老家——老公创业失败,负债太多,经济压力大;女儿刚6个月大,一直交由爸妈照顾,我不忍让她那么小就成为留守儿童。我有些认命地想,凭我们的能力,在北京永远也不会有车有房,不如退而求其次,回到老家谋求发展。

回到老家后,爸妈整天在我耳边唠叨:“还是待在北京有面子,之前谁问我闺女在哪里,我说的时候都特别自豪。”我听着心中烦乱,索性跑去市里找找工作。

在投了几份简历后,就接到了一家报社的电话,让我第二天“去站里面试”。那个报社的总部在北京,各省都设立有记者站,我要去的就是他们设在本地的记者站。

记者站位于市中心商业街旁边的一个高档小区里,小区管理严格,到处都是监控和正在巡逻的保安。站在单元门口,我打通了预留的电话,开门的是位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说明来意后,他开了门,带我上了32楼。

我缩头缩脑地走进屋子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书报架上的一排报纸,墙上挂着几块匾,其中一块写着“某某报社记者站”。屋子里还有两个小女孩正坐在电脑桌前,看到我,也只是瞟了一眼,然后继续工作着。

我被开门的人领到另一间屋子里,一个瘦瘦的、大概40多岁的男子正坐在椅子上打电话,我只好先在一个沙发上坐下,静静地等他接完。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男子的电话终于收线。他说他就是站长,对我倒是开门见山:“你之前做什么工作?”

“编辑过养生类的书籍,也接触过中医,写过一些相关的稿子。”

“那好,说多了没用,不管你是骡子是马,先试用3个月,这期间你能写出令人满意的文章,工资好谈。不过,目前你的工资只能按实习生的算,但如果后期做得好,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这个行业嘛,有些薪水是不固定的,出去采访、参加会议的‘差旅费’是你们自己的。这几年,新媒体把传统媒体冲击得厉害,我们的效益也不是很好。”

“那实习期的工资是多少?”

“我说过了,这个不好说。比如,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管饭的,这饭也是钱,如果中午出去吃,一顿下来也要12元左右,一个月下来嘛,也是好几百,但是我们这里,饭的事你不用担心,有人管呢。”

“那会上保险吗?”我小声问道。

“我们这边是站点,没有资格给你们上保险(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托辞),但会有一定的补贴,比如第一个月200元,第二个月300,不过最高只能到达500元。”

紧接着,他的手机又响了,半小时后电话挂断,才言归正传。但对于工资,他依旧避而不谈。可如果工资不谈清楚,我怎么工作?于是,我还是红着脸,鼓足勇气再次追问实习工资有多少,声音小到大概只有我自己能听见。

站长干咳几声,然后也压低了声音,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说道:“1000元——当然,这只是基本工资,我刚刚说了,你们参加会议都会有一定的‘差旅费’,加上饭补,一个月3000元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可以,明天就来上班,不可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提高工资,而且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水平如何。”

我没指望这份工作工资能有多高,却想不到是这么低。据我所知,2016年,我们市里的新闻行业的实习工资应该在每月2000到3000元左右,正职的工资最低每月也有6000元。

我说先回去考虑一下,晚上再答复。




从那个记者站出来后,我的思绪一片混乱:如果真要在这里工作,别说孩子的奶粉钱,估计连养活自己都困难;可我又喜欢写作,希望能在这个行业有所成就。

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给爸妈打了个电话。爸爸一听说是报社,开心地在电话那头直说让我接受这份工作,“工资多少都无所谓,权当锻炼,稳定下来后,工资一定不是问题”。他说他这几年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如果我缺钱,就跟他们说,孩子的费用他们也会帮忙的。

当天晚上,父亲就让哥哥给我打了2000元生活费,要我在附近租个房子,安心在报社待着,不要考虑钱的事。看着微信上的数字,我暗暗下了决定,立马打通那位领导的电话,答应了他的条件,说明天就去上班。

第二天上午,我就算记者站里的员工了。一个女孩告诉我,这个记者站除了站长,还有两个主任,一个姓杨,一个姓谢,“两人水火不容”。

上午工作的时候,站里稀稀拉拉进来了一些人,有的直接找领导,有的来了以后就在我们旁边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们聊些无关紧要的话,有的来了就在大厅的阳台上背着手走来走去。

中午饭点一到,其中一个来客说要请客。几个知道情况的同事就跟着站长出去了,我刚来不知道,领导不发话,我就呆坐着,直到我旁边的小女孩起身,戳了我一下,悄悄说道:“走了,吃饭。一般有人请吃饭,站长不好意思叫我们,我们自己跟着就行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时领导们还在等电梯,站长见我们跟上来了,才放松地咳嗽了几声。

等到第三天,中饭饭点过去很久了,也没见有领导张罗要吃饭,这时隔壁的张姐过来问:“你们都不去吃饭吗?”旁边的那个小女孩说:“一会儿再去。”

我有些纳闷,不是说管饭吗,怎么饭点过了领导们都还坐在办公室?我的肚子已经饿得不行,百思不得其解跟着张姐进了电梯,后来坐在小餐馆里吃饭时才从她口中得知,我们领导所谓的“管饭”,就是有人来站里请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蹭一点,如果没人请,就自掏腰包。

张姐问我领导给我开了多少工资,我老老实实报了数,她笑着说:“我跟你不在同一个报纸的站点,不知道你们领导为啥才给这么点,这点工资,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或许还能应付着过,但你有家庭,就不要死待着了,站长是永远不缺实习生的。”

听完她的话,我的心都凉了——可是如果不做这份工作,我又能做什么呢?




有天下午,回到办公室里没事干,我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就在这时那个杨主任突然跑过来跟我说:“明天高级人民法院开座谈会,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会议的场面。”

想着明天要去开会,我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兴奋得一夜睡不着。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收拾,换上最得体的服装和运动鞋——我明白,记者这个身份不能花哨,朴素大方就好。

我按时到了记者站,没想到一直等到10点钟,杨主任才慢悠悠地来了。

“杨主任,不去参加会议了吗?”看他一进门,我赶紧问道。

“慌什么,下午1点半才开。”杨主任是80后,比我大不了几岁,也不知道是在体制内待得时间久了,还是面对新人喜欢装领导,总是一副“我是老人”的样子。

好不容易挨到了12点,杨主任发话:“走吧,去那边吃饭,吃完等着开会。”我烦躁不安的心终于得到了解脱,迅速收拾起背包,大气不敢喘地跟着他出发了。

杨主任随手招来一辆出租车,不到20分钟,就来到了高级人民法院门口,杨主任指着大门对我说:“这就是高法了。好好干,以后我会经常带你参加这样的会议的,也长长见识。”

我只能“嗯嗯”着,杨主任说时间还多,在附近找点吃的,然后“找个图书馆眯一会儿,就到点了”。

我俩在附近的美食街吃了午饭,然后杨主任领着我进了图书馆,告诉我说“这家图书馆我经常来”。我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随手拿了一本柴静的《看见》。他看见我拿了这本书,立马问道:“这本书你没有看过吗?我都看了好几遍了。”

我只能讪讪地说我读的书不多。

时间很快过去,1点多我们来到会议现场,杨主任走在前面,替我签完到后,随手拿了两个红包,放进自己的口袋,紧接着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入座。

会议很快开始,是一些枯燥乏味的学术报告,我听得哈欠连天。等到提问环节,杨主任提醒我:“你不懂就不要瞎提问,不要来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哈,这里不欢迎。你来是代表报社的形象的,你乱提问,我们是要被批的,明白了吗?”

我连连点头。

两个小时后,会议结束,杨主任在路上给我解释道:“那些提问的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你拿了别人的差旅费,没有被安排的话就要闭嘴。”

“那为什么问题都设置好了,被问的领导怎么还结结巴巴说不上来啊?”

“关你鸟事,回去写好你的稿子就行!”

“按照现场看到的来写吗?”

“我怕你是找死哦——人家有通稿,按照通稿来写,不要瞎写!”杨主任压低声音,耳根鼓鼓的,有些发红,估计是被我气的。

一回到站里,我就收到了杨主任发来的通稿:“稍微改动一下就行,传到网站上之前先提交给我看一看。”

我自作聪明,想着既然去了,就该写一点不一样的,于是就没有按照通稿来写。结果稿子交给杨主任后,被他狠狠批评了一通:“你这个死脑筋,这样能在报社行业发展下去吗?人家要你写一遍,还给你差旅费干什么?你这样写,无疑是要把我们站长推向深渊!我让你把那个改一点点就行,你全改了干嘛?”

我委屈得几乎要哭出来,但还是反驳道:“那我们去开会,只是去拿差旅费吗?发出来的稿子都一样,还用我们干嘛?”

杨主任再一次骂我“不灵活”,说以后不会带我去“跑会”了。




之后的半个月里,杨主任果然没有再让我去参加任何会议,每天只让我负责上传稿件。代替我去“跑会”的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小女孩,她每次出去“跑会”都喜滋滋的,一个月下来,竟拿到了2000元的差旅费,生活过得比我滋润多了。

我问她写稿子的事,她说:“嗨,有什么好写的,不都是抄吗?这次我们去乡下开会,20多个记者都是相互抄稿,再润色一下就直接发稿。这些稿子,人家根本不需要你来写或改,你只管拿着钱,开会、吃饭、发通稿,勤快一点的,就稍微改一下,还用得着写?”

她的话让我想起新闻队伍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拿红包,四流记者发外稿,五流记者写本报。

我大概就是其中所说的“三流记者”。


有一天,记者站的另一位领导谢主任出差回来,带回了很多资料,让我写“深度报道”。我说我没有现场采访,怎么写?他说:“资料都有了,你好好看,试着去写就行。”

稿子攒好后,我发给他看,他似乎有些出乎意料地说:“嘿,不错,有点意思,你这标题也取得相当可以。”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岗位上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有了谢主任的鼓励,我不再缩头缩尾,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歌颂缉毒警察的深度报道。第二天一上班,谢主任就兴高采烈地跟我说:“小陈啊,你写的那篇文章被北京总部选中,上报纸啦。上网站容易,上报纸可不容易。哈哈,恭喜恭喜!”

原本我以为这篇文章会让我在领导眼中从此有了一定的地位,应该可以轮到我去“跑会”了,这样就能拿到些“差旅费”——工资已经拖了半个月没发了——但那之后,我工作唯一的变化,就是不管是谁发给谢主任什么稿件,不管写得好坏,他都要让我先读一遍,然后把标题改了。

谢主任说,我做这个工作还是不错的,但他不知道,我还是想写署我自己名字的稿件。


考虑到自己拖家带口,不能只靠梦想来支撑生活了,谢主任似乎也感觉到了我萌生退意,便在一天上午主动提出让我跟他去一趟法学会。

当天下午,谢主任就带我去了法学会见了会长。他跟会长商量,一周让我在报社工作3天,在法学会工作2天。说可以让我在负责给报社撰写、修改稿件的同时,还负责起法学会的网站更新,并要求法学会那边给我开2000元的工资,报社则给我1000元。

可法学会学长根本不会上谢主任的套,直接说除非我在法学会全职工作,才愿意出2000元。或许是为了缓和关系,他又补了句:“最近我准备招几个实习生,小谢啊,如果你真的缺人手,我可以给你留一个,去报社那边工作——这些实习生都不要钱的。”

谢主任一听到这话,激动得拉着会长的手,不停地说着谢谢。

从法学会的办公楼出来后,谢主任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了一大堆:“我已经尽力了,如今报社资金确实困难,出不起高工资……”

我知道这是在下逐客令。在这个记者站里工作已经有两个月了,我一分钱都没拿到,全靠信用卡和父亲转来的钱过活。听完谢主任的话,我已经没有理由再支撑下去了,便递交辞职信。之后我又向谢主任催了几次,他才用微信转账把我那两个月的工资给结了。

后来在街上偶遇了张姐一次,她说,在我辞职后几天,那个“跑会”的小女孩也被站长辞退了,杨主任还说,她要想拿到工资,就把之前几个月拿到的差旅费全交出来。最后,小女孩对他们说要去劳动仲裁,他们才答应给结算工资。

我和小女孩走后的第三天,记者站里就来了两个实习生,听说,他们一分钱工资也没有。




离开这家报社的记者站后,老公也从北京回到老家,在市里找了工作,我干脆做起了家庭主妇。

两年后,女儿送进了幼儿园,我又应聘进了另外一家报社的记者站,工资比上次多了一倍,2000元。其实我并不想去,可是老家这里不像北京,有那么多的出版传媒广告公司,有的只是这些记者站;何况,在家待了两年,也没有别的工作经验,我也没什么选择的资本。

不过,这家报社的性质是市场化媒体,和上一家隶属于体制内的报社完全不同。我想,这里的领导应该也和之前的不一样吧。

第一天上班,报社的主任就分配我次日到下属的一个地级市,去参加一个“敬老爱老”的文艺演出活动。

第二天一早,当地权威媒体和好多家记者站的记者,一共十几个,准时聚在一个大饭店的门口等车。我们个个背着大背包,穿着运动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群大学生。

上了小巴,路途遥远。半路经过一个收费站后,领队让大家下车活动一下,需要上厕所的旁边就有厕所。休息几分钟后,我们返回车里,他给我们买了好多饮料,一人一瓶。

我们又开始赶路。开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被拉到一家农家乐的门口,大家显得十分困倦,一个个哈欠连天。一下车,我们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员工毕恭毕敬引到备好饭菜的餐桌前。席间,接待的人一直在说“你们辛苦了”、“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之类的客套话。

用餐完毕,我们被带进旁边的村里,水泥路上布满了泥土,有些地方还有水坑,村口处有4个穿着八路军服饰的工作人员等着,再往前走,就是村委会了。

村委会坐落在一个大院里,3层的小楼,四周的围墙上画满了宣传画,画上写着什么“常回家看看”、“常给爸妈通电话”、“回家帮忙做家务”等等。大院里的舞台已经搭起来了,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舞台下面是一排排已经摆好的座椅,整整齐齐。1楼的屋子里有好几个穿着当地民族服装的年轻小姑娘,据说她们是村委会专门花钱请来的舞蹈演员。

门口陆陆续续有人进来,不到半个小时,大院里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听说来了不少记者,个个都热情高涨,其中还有不少赞助的商家。

文艺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就是那些小姑娘的民族舞蹈,获得了村民们一阵阵掌声。文艺演出的最后,是提供赞助的商家给村里90岁以上的老人“送红包”,每个红包里有300元。有些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便由子孙儿女背着来到现场。老人们一个个闭目养神,仿佛现场的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倒是他们的子女看到有记者拍照,都纷纷抢着扶正老人的帽子、拉着毯子盖住老人的腿,生怕记者看不到他们对老人的孝心。

当商家的工作人员来到老人面前送红包时,若看着记者没有跟上拍照,便迟迟不给,任老人们伸着的手一直悬在半空,当记者的镜头对准他们后,他们又一下子变得亲切无比,俯下身子跟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合影,把脸特意贴紧老人的脸,老人露出了不习惯的表情。有的工作人员不放心,还特意跑来跟我套近乎,加微信,要我回社里后把照片发给他。

活动结束后,我看到角落里有几个老人,七八十岁左右,衣着破烂,旁边也没人陪着,便走过去跟他们聊天:“爷爷奶奶,这样的活动,你们觉得好不好,要不要以后经常办?”

“办哪样哦,不过是村里搞的形式罢了。之前从没办过,这次说是有商家给发红包,但是我们也没有见到啊。”一位老人不屑地说。

“我们家是贫苦户,好几年都说我有低保,可到现在我也没有领到那个钱。记者同志,你帮我问问,我怎么才能拿到我的低保啊……”一位眼睛不好的老人拉着我的手说。

我跟老人们正聊得火热,那个负责组织的领队走了过来,说要准备送我们返回市里了,赶紧去那边集合。

“可我还需要采访一些素材……”刚刚在现场,看到那么多老人,活动也办得有声有色,虽然只是形式,但确实给老人们带来一定的欢乐,我已经有了一些写稿的思路,想说给他听。

领队不耐烦地打断我:“你需要的稿件我们全都有,不需要你费劲,回去你们发通稿就行,不要乱写。”




返程的路上,一车人昏昏欲睡。我刚要睡着,手机突然响了一声,我打开微信,是个600元的红包。我傻里傻气地给发红包那人发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大概明白了我是个“新人”,回了3个字:“辛苦费。”

我问坐在我旁边的男孩是不是也收到了红包,他说没收到。刚说完,领队就在车厢里发话:“没有我微信的加一下。”一会儿,我旁边的男孩也收到了相同数额的红包。

我们15个记者,包车、吃喝、红包,算下来花销应该不少,想想举办活动的人也真算是下了血本了。我想起在之前那个报社时,杨主任说过一句:“如今国家管得严了,只敢收200到1000元不等的红包,以前参加一个会议可都是2000元上下,有的甚至高达上万。”

就在大家点着手机收红包的时候,领队又发话了:“各位记者,今天辛苦了,让你们跑一趟,回去呢,还要辛苦老师们,通稿已经发了,麻烦标题改一下,不要一样。谢谢,谢谢了。”说完,向我们一顿作揖。

“没事,放心,我们会把事办好的。”十几个记者异口同声。

回去后不到3个小时,这次活动的稿件就在各大网站上铺天盖地了。

我的文章是最后一个发出的。也许是我的文笔不好,也许是我不懂行规,也许是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反反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我又在通稿的基础上改了一通。

可想而知,我又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你看看你,你改的这是什么啊?人家是通稿,通稿不明白吗?!不明白你去各大网站搜一下,现在这篇文章所有人都发了,就你还没发表,你是想气死我啊?!”领导气得脸红筋涨。

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办公椅上。打开他们发来的通稿,改了一下标题,一键发送,谁都满意。


隔了一天,主任就又要我同他一起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在市里,定在早上8点半。没想到他8点就到场了,打电话催我:“你太没时间观念了,怎么这个点还不来?以后要提前安排好!”我羞愧难当,只好一个劲地道歉。

把女儿送到幼儿园,我8点一刻赶到会议现场时,其他记者也才陆续到达。我去签到,被告知我们参会的牌子已经被主任领走了——在那样的会议场所,签到就会领红包,而且那天参会的都是市里有头衔的领导班子,红包数额会很大。

焦灼间,收到主任发来的短信:“我已经帮你签到了,参会牌也领了。我回去取下相机。”

看来我的红包,主任也已经领走了。

没有参会牌子,主任又不在,我无法进入会场,找了好几个工作人员,才让我进入会场。

等我进入会场后,主任也回来了,他将十多斤重的相机递给我,指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士说:“呐,就那个人,看到没有,他的照片一定要多拍。还有上台讲话的领导,也要多拍。”

到了提问环节,身边一个穿着职业服装的大姐拿着纸条,俯身在我耳边说:“我想请你帮个忙,一会儿等到XX领导上台时,麻烦你按照这上面的问题提问。”大姐解释说,本应该坐在我旁边位置上的某某电视台记者一直不见人,她便想请我替这家电视台提问。那天一共来了十多家媒体,活动举办方也设置了同等数量的问题,缺一不可。

我说要先请示领导,不敢做主。领导同意后,我捏着手中的问题,拿着话筒,提出了我记者生涯中的第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不是我问的。

那天会议还没结束,各大媒体的通稿已经全网都是了。

就这样,那一个星期我们参加了好几场活动,如果红包不被领导拿走,我的收入还是挺可观的。




虽然传统媒体受到了冲击,但人们对媒体的崇拜和信任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

我的家人朋友都觉得,在媒体行业,在报社工作,说话办事都方便。甚至连我自己也是如此信赖手中这子虚乌有的权利,以为有一天它能为我解决很多问题。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我出了意外,这才明白这种头脑中想象的特权不过是一把握不住的细沙。

一个周末,怀着身孕的我带女儿去游乐场玩,因为游乐场的设施管理不完善,我被两个开着电车的孩子撞倒,一下就被撞成了先兆性流产。

由于我要住院,游乐场说只有我拿出工作证明才肯赔偿误工费。当我向报社说明情况后,主任却以我出事时不在工作期间为由,不愿意出具证明。没有工作证明,我的误工费就拿不到。最后,我几乎是哀求着主任,他才答应了,但开具的证明上写的单位并不是报社,而是一家传媒公司。可在前面扯皮时,游乐场一方知道我是在报社工作,这份证明他们是不会认的。

我只好找到报社的另一个负责人,他说怕我的事会影响到报社,不能开。我想不出来,是我被人撞,怎么出个证明就能让报社惹祸上身?

家人朋友知道后,问我:“你不是在报社吗?不如写篇文章报道一下。”

他并不知道,这报道并不是谁想写就能写的,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临时工,一拿不出资金,二没有权力。报社连工作证明都不给我开,还能让我写报道?

既然自家报社不行,我想起之前听说的一家“专门为穷人说话办事”的媒体,便联系到河北的一个朋友,想试试。朋友得知后告诉我:“之前我买房,因为迟迟拿不到房产证,我老公就找了你说的那家媒体,记者拿了钱,回去准备报道,结果商家也找到了媒体,又拿了红包,如此一来,这事就一直搁浅了。我老公还在政府上班呢,不也一样?唉,没用的。”

——拿商家钱财,替商家办事,这不就是现在自己做的事情么?我又想起之前的报社迟迟不肯给我上保险的事,寒心之余,对自己的行为和遭遇感到可笑又可悲。

最后,我老公跟游乐场一直交涉,但游乐场也只赔偿了医疗费。

我还在住院时,报社的领导就天天催,说现在需要人,我这样也没法工作,要我交钥匙。我明白报社的意思,想着只要孩子好好的,也不愿去纠结,便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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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8 11:3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以为的安稳,正在吞噬我丨人间·寻业中国

 夏年 人间theLivings 201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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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6年了,职位毫无变动,甚至连办公椅的位置都没有变化;工资从3500涨到了3850,每一天的生活都一成不变,上班换着花样打发时间,下班为了安抚自己,也绞尽脑汁去不断寻找新的爱好。


配图 |《七月与安生》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7



201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拖着一个行李箱,兴冲冲地南下找工作。

我学习成绩也平淡无奇,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就连各类证书都少得可怜。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那本自带光环的985大学毕业证。

我原本以为,只要我报出学校名字,就能轻松地挑拣各种优质的工作,根本不需要费太多力气。然而在那座人才济济的南方城市里,就算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也照样得排队等通知。

我徘徊了2个月,开始时自信满满,到最后被打击得底气全无。光有学历、没有所长的我,在现实面前自然很轻易地就相形见绌,无所遁形。

从学校里带出来的生活费也被折腾得所剩无几。在夏天快要过去时,我和几个朋友在那个大城市里吃了最后一顿烧烤,喝光了一箱啤酒。喝到最后,我泪眼朦胧地对朋友们说:“你们加油,我,我先撤了。”

那一晚城市的灯火很亮,可也很冷,冷到我在初秋的风里不停地打寒战。

第二天,我就“撤”回了家乡所在的北方小城。一停,就是6年。




回到家,我还没来得及找工作,便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

以前,在这样的聚会里,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扬着头。因为,全班同学就属我学校最好,别人总是奉承说我最厉害,将来一定是最有出息的那一个。

可这次回来,同学却都围着班上一个刚考上国企的同学交口称赞,直言“进了国企就是进了保险箱,这辈子可就衣食无忧了”。

我看着他们羡慕的神情,心底里暗自想:不就是国企吗?我堂堂一个985毕业的大学生,进个国企还不容易?

事实证明,在进国企的这个选项里,学历果然是最给力的敲门砖。我挑了当地最有名气的一家央企,投了自己精心制作的简历,不久后,便收到了笔试通知。招聘流程漫长又繁琐,经历了3轮笔试、3轮面试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入职通知。

我被大城市击落的优越感又回来了。收到通知的那天,我给那些留在南方城市的朋友们挨个打了电话,表面上是告诉他们我的工作有了着落,实际上多少有些炫耀的意味。

的确,我们一个文科专业,就算有名校光环加持,在那座能轻易将人淹没的大城市里,也实在成不了太大气候。我那些朋友们大多数只能找到月薪2000多、只交五险、一周单休的工作。

而我,起薪3500,双休,五险一金。再看两地的房价,我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下一平米的房子,而他们,买房恐怕是遥遥无期的梦想。

那一刻,我人生的优越感达到了顶峰。

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顶峰过后,便是一路急转的陡下坡。




至今想来,刚工作的头半年,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因为找着了这样一份好工作,我急于从家里独立出来,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搬进了离家隔着一条街的公司宿舍里。当然,小城拢共也没有几条街。我想搬出来,不过是受够了父母的唠叨,想尽早开始自由的人生罢了。

与我一起住进宿舍的,还有今年一同招进来的大学生们。

就好像从前的科考中举的官员讲究“同届”一样,国企里头也有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往往同一年进来的同事们,会抱团成为一个小圈子。大家平日里聊天,也会提到谁和谁是同一年进公司的,似乎这层关系更具有革命友谊, 

我与宿舍另外两个姑娘——静静和小枫,便是被命运安排了的友谊。我们迅速地打成一片,成了公司里“2012届 ”的90后们。

静静是硕士毕业,外地人,奔着读研期间交的男友来的这里。她的男友比她大2岁,早毕业了1年进的我们公司。

小枫是在南方那座大城市读的大学,毕业后拗不过家里人的劝说,回来在市里找了这份工作。她留在那座南方城市的,不仅有4年青春,还有大学时期的男友。

对于我们这些“撤回”老家的年轻人来说,虽然身体在故土,但灵魂却还游荡在光鲜亮丽的大城市。我与小枫的话多些,主要聊的还是那座南方城市的种种。那个时候,小枫常说,总有一天她会回去的,还时常劝我和她一起去南方:“这里经济没什么指望,就这国企,待久了你就知道没意思了。”

那会儿我还沉浸在毕业就杀进国企的优越感里头,总觉得小枫心太高了,她向往的生活是我不能企及、也不敢面对的。跟小枫相比,静静就朴实得多,就一个想法:尽快和男朋友结婚。他们的爱情长跑已经4年多了,因为男友家经济条件不太好,静静的父母一直反对他们在一起。

开始的那些年,为了攒钱买房买车,让父母接纳他们,静静和男友过得十分拮据:吃饭全部在食堂解决,朋友聚餐活动概不参加,平时的消遣活动就是压马路,连新上映的电影也从不去看。

无数个睡不着觉的夜晚,我都问静静:“这样值吗?” 

她却总是一脸甜蜜地回道:“只要将来婚礼上的那个人是他,就值。”

单身惯了的我,自然无法理解她口中的“值得 ”,只是朦胧地向往着有一天,我也能找到属于我的那个人。




进了公司以后,我们3个女生按照专业,被分到了3个不同的部门:我去了市场部,主要负责合同管理;小枫去了系统部,负责公司上下的系统运转;静静去了技术部门,负责技术支持。

原来我幻想着,入职第一天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吧——哪怕是面子上的点头微笑也好。一想到要认识这么多新同事,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谁知道,当我背着包,踏进市场部的大门时,一屋子同事,没有一个抬起头来看我。我尴尬地站了半天,清了清嗓子说了句:“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同事,你们可以叫我小王。”

说完这句话以后,略有几个人瞄了我一眼,就再无下文了。我默默地找了空位置坐下,盘算着以后如何与同事们相处。还没想个明白,就有个年纪稍大的女同事,过来丢了一堆文件给我:“小王是吧?把这些文件复印一下,按编号分类,过会给我。”

我忙不迭地应下来,抱着文件走到复印机那里,开始勤勤恳恳地复印起来。

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一天,大抵就是如此了——要很久以后我才会了解国企里那些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绕不清的冗长制度。

那一天回到宿舍,我们3个聚在一起,吐槽了各自的遭遇。她们与我一样也没有受到什么老同事欢迎,像透明人一样在办公室里待了一整天。

我自嘲般地安慰她们:“没事儿,透明就透明着吧,过几天不就熟悉了嘛。”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这般透明的状态,持续了近大半年。在开始的那半年里,我和周边的老同事们说话,他们都是爱答不理的样子,碰到工作上的事必须要协调的时候,他们也是能推就推。我每天工作的大多时间都浪费在口舌之中——一份文件需要多个岗位共同审阅的,我得反复哀求那些老同事们,才能得到一些敷衍的回应。

但我想着自己是个新人,态度还是要端正,每天认认真真地工作,对领导和同事分派给我的工作,一丝不苟地完成。渐渐地,我发现我手头上的事越来越多,就连一些完全与我的岗位无关的工作,也能莫名其妙地分到我的头上。

有一次,我按照领导的嘱咐,将一份待拟的合同框架拿给我们专岗的同事。她明明只是在和朋友聊天,却说手头上事情太多忙不开:“小王啊,这个框架你也看了,其实很简单,填填就行了。我这边事儿太多了,你帮忙搞一下。”嘴上说着帮忙,可语气却不容推脱。做惯了老好人的我,只得应承下来。

慢慢地,找我做事的同事越来越多,开始他们还会说几句“帮忙”,到了后来,直接不做任何解释,只是习惯性地将工作丢给我,嘱咐我按时完成。

我成了我们部门最忙的一个,常常忙到整栋大楼熄灯、保安上来赶人,我才离开。我那时倒也没有抱怨,甚至觉得,趁着年轻多做一些工作,能帮助自己更快速地成长起来。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份本不该是我做的工作上,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市场部每月都要做业绩报表,报表原是设定好的模版和公式,只需要往里面填数字就可以。这些数字涉及到好几个岗位,需要做表的人每个月向对应岗位的同事索要数据。可那个负责做表的同事总是让我做传声筒,帮他将数据汇总好后一次性发给他。当月,其中一个数据出了问题,导致整张业绩报表测算都错了。在领导问责的时候,几个同事互相推责,最后心照不宣把矛头对准了我,一口咬定是我在中间转发数据的时候弄错了。领导勃然大怒,狠狠地将我批评了一顿。我有些委屈,本想申辩几句,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那些我不熟悉的工作到我手上来,第一次做时,我很难将它们都做得尽善尽美。我开始经常犯错误,让领导三天两头就要炸裂一次,气得说看见我他就头疼。我心里委屈得不行,心想:领导,你真的不知道这些工作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吗?

时间长了,我才想明白,哪些事情归哪些人负责,领导心里明镜一样,只不过他不说。他有怒气,也没法对那些办公室里的老油条们撒,只能捏着我这颗软柿子使劲欺负。这个看上去令人羡慕不已的央企,实际上已经是个病入膏肓的臃肿组织,在这里工作,拼的不是业务能力,而是你懂不懂规矩、会不会站队。像我这种初来乍到的愣头青,总以为多干多做就会得到机会和赏识,其实却是多干活多出错,永无出头之日。

年轻气盛的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天一天被消磨掉了锐气。




一年以后,部门再来新人的时候,我也成了办公室里头面无表情的一员。新来的小姑娘和我当初一样,小心翼翼地跟大家打着招呼。我用眼睛斜着扫了她一眼,心里想的却是我终于能轻松一点了。

果然,自打新人来了以后,我的透明度头大大降低,老同事们开始有意无意地拉我“进队”,从前派给我的许多工作和琐事,现在开始落到新人的头上。

我开始庆幸自己终于熬成了婆,算在部门里站稳了脚跟,工作上也随之松懈下来,学起了老油条们,浑水摸鱼起来:上班打个卡以后,回到座位上开始吃早餐,9点吃到10点,一边吃一边刷手机。10点以后随手点几个文件,复杂的事情直接丢给新人去做。中午在食堂吃完饭回宿舍午睡,下午在QQ上和几个朋友吹吹水,一天便就混了过去。

神奇的是,打我开始混日子起,领导找我的次数少了,挨骂的次数更是屈手可指。而工资则不降反升,每月都按时打到卡里。我变得有些美滋滋起来,感慨自己总算摸到了国企混日子的要义,尝到了体制内的甜头。


就在我沾沾自喜的时候,小枫却突然告诉我,她要离职了。

“你爸妈同意了吗?”我第一反应便是这个。

“我没告诉他们。”小枫淡定地说。

“这么大的事你不和父母商量的?”我很惊讶。

“商量不出来什么的,他们不会同意的。我在这里真是待够了,再这么下去,我就要废掉了。”小枫无奈地搓搓手,再一次跟我憧憬了那座南方城市。“小王你知道吗?在那边读了4年大学以后,我是真的不想回来。这里死气沉沉的,就只有国企和公务员,年轻人真的不应该在这里浪费青春。”

我不置可否,心里却觉得,这样冲动的姑娘去南方碰碰壁也好,总有一天她会怀念在国企里的悠闲日子。

小枫走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只悄悄地背着她随身的那只包、拎着一手提箱行李,就离开了宿舍。再给她打电话时,号码已经是空号了。

不久之后,小枫的爸妈就杀了过来,一个劲追问我们小枫的去向。我只知道她是去了哪座城市,具体去做什么,一概不知——看来她是下定了决心要闯出一番名堂,怕父母劝阻,连我们的联系也一概切断了。


再见到小枫,已经是两年后。静静在婚礼前,辗转几人,总算联系到了她。

小枫回来参加静静的婚礼,留着披肩的长发,穿着一条简单的连衣裙。整个人虽然不加装饰,却从里到外透着一种精致。交谈中得知,她现在在一家外企工作,常常世界各地飞着出差。问到薪水,她十分谦逊地低着头,悄声说了一句:“年薪,20万出头。”

我却犹遭电击,想着自己昨天才刚为涨了50块工资而开心,不由得羞愧极了。

从前我们俩聊起天来,有说不完的话,可那天说了几句后,就都沉默了——她现在口中的世界,是我无法想象的东西,而我能聊起的话题,是她早已抛到脑后的过去。

“你父母现在原谅你了吗?”我想起了她离开时的情形。

“没有呢,他们还想着让我回来考公务员。”小枫温柔地笑了笑,似乎并不再为此而困扰。

“是,父母们就这样,非得让咱们进体制内不可。其实体制内有啥好,你看这两年,你变化这么大,我们还是老样子。”

“没有,没有,还是你们好,稳定。”小枫有些尴尬地敷衍了几句,似乎看出了我低落的神情。

我转而岔开话题,和她聊起了静静。静静这两年过得辛苦极了,但最终也算苦尽甘来,终于和男友一起攒够了房子首付的钱,如愿结婚了。

每个人都在努力往前走,不管是事业还是爱情,总得顾一头。

只有我,毕业3年了,在这两方面,依然还是老样子。




其实在静静结婚前的2014年年底,我也买房了。一套90平的两居室,连契税、维修基金杂七杂八在一起30万。首付9万,剩下的贷款用公积金就能轻易覆盖。

父母原本是想等我结婚了再和对方一起凑钱买个大房子的,但一直没有男朋友的我,对结婚的事毫无念想。既然手里头有闲钱,不如自己先买了,也终于不用挤在宿舍,可以真正的独立了。

得知我买房的消息,毕业时一起找工作的朋友们在微信上也纷纷对我表示了祝贺。祝贺之余,都无外乎再感慨一句:“房价低真好啊,你看我们这儿,都奔2万了。”

我不明其中就里,总是笑着说:“那么累干嘛呀,回来呗。”

“不不不,在外头待惯了,真的回不去了。”

几句话聊完,大家就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他们嘴上说着羡慕、心里却半分都没有想过要过我这样的日子。他们仍然衷心地热爱着那座能让他们疼痛和成长的城市,且无怨无悔地挥洒着他们的青春,栽种着他们的理想。


买完房以后,我过上了每天养花、烘焙的生活。偏居在小城市的我,以为工作清闲,安稳度日,便是我追求的那种岁月静好——只要自己内心平静,就能收获幸福。

那个时候,我怎会知道,人生就像逆水行舟,如果不进,就一定会往后退。年纪轻轻就开始养老的我,就这样不知不觉被时代的洪流抛在了后头。对外界的变化,我变得迟钝极了:我不知道什么是自媒体,没用过移动支付,也不关心大城市的房价历经了涨跌轮回。在公司里混事的那些日子,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将我慢慢打磨成了一个无用之人,我却浑然不知。

让我受到刺激的,是有一天静静忽然和我说,小枫在那座南方城市买房了,还弄到了户口。

“这下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城市的人了。”静静略带些酸味地说。

“呀,那里房价可不便宜吧?”

“谁不说呢,整整200万!我的天,真不知道她哪来这么大的勇气,据说光贷款一个月就要还8000!”

听到这个天文数字以后,我和静静一起松了口气,感慨着小枫虽然看着光鲜,可背负的压力大概是我们的几百倍吧。

谁知道一年以后,在2016年那波房价狂潮中,小枫的房子一跃翻成了500万,她的收入也跟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水涨船高。

而我,毕业快5年了,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仍然不超过4000块。




工资没有上涨多少,工作却遇到了瓶颈。

上头的一纸调令,空降来了一个新领导。新官上任总是要立立威风,他开始自上而下地督促大家工作,立志要一改公司以往怠惰的工作风气。

可每日的浑水摸鱼,早已让我逐渐丧失了最基本的工作能力。那段时间我过得异常痛苦,每天都惶惑不安地害怕新领导找上我。好在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新领导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快就遭到了职工们的集体反对。

国企里头,最难动的便是体制。僵化的体制决定了每个人都只能是这个公司里的一个点缀,任何想要打破体制的改革,最终也只能落得失败的下场。不到3个月的时间,新领导发布的一系列工作制度便成了厕所手纸,所有人刚刚绷紧的神经,又慢慢松懈下来。


可经历了这一次风波以后,我却忽然觉得自己这样的生活,前途一片黑暗——我从21岁进了公司,到27岁,不仅什么都没有学到,反而落了一身敷衍了事、插科打诨的本事。

我开始睡不着觉,想起了刚毕业时那些如影随形的优越感,此刻已消失殆尽。当初选择留在大城市的同学和朋友们,虽然不是个个都混得和小枫一样好,但每次过年聚会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带回一些新鲜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眼睛里有光,生活里有希望。而我,就只有日复一日,想方设法地打发时间。

难道我这一生,都要这样被打发掉吗?

人一旦开始了思考,就很难再满足于现状。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毕业6年了,职位毫无变动,甚至连每天坐着的办公椅的位置都没有搬动过;工资从3500涨到了3850,还是因为赶上了一次全省性质的工资普调;每一天的生活都一成不变,上班换着花样打发时间,下班为了安抚自己,也绞尽脑汁去不断寻找新的爱好。

可渐渐地,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能再让我感到快乐。沉闷的小城市里,每个人的生活都平淡而市井。留在本地的同学们,大多已经抱上了孩子,一聚会,话题就总是离不开家长里短和育儿经。

27岁的我,已经成为了长辈眼中的大龄剩女。从一开始在相亲市场上的绝对优势,变成了后来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塞给我。有次一个不靠谱的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42岁的离异男时,我彻底爆发了。我哭着对爸妈说,哪怕这辈子不嫁了,我也不要这样委屈自己。

我以为我的崩溃能换回父母的体谅,谁知父亲蹭地一下站了起来,点着我的鼻子就开骂:“不嫁了?我们可丢不起这个人!”

那一瞬间,我似乎理解了小枫当年决绝的选择。那些看似安逸的环境,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泥沼,一点一点地将人拉入深渊。

可是,思考归思考,真正要做出离开的选择,却是那样艰难。

在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以后,我仍然毫无答案。




或许上天也看出了我的纠结,在我举棋不定的时候,狠狠地从后面给了我一脚,让我下定决心。

新领导在三板斧改革失败以后,开始想办法重整旗鼓。他组建一个能干活的小团队,我很荣幸地被选为其中一员。这个小团队一共有20个人,涉及公司的8个部门。新领导将这称作“雏鹰计划”,这个名号曾一度让我热血沸腾。

虽然已经磨练出一身摸鱼的本领,但面对新领导殷切赏识的目光,我深受触动,以为这是我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的契机。或许我能就着这个机会,在公司里把事业上一个台阶,不至于浑浑噩噩永远看不到希望。

我开始变得像刚工作时一样忙碌,且无怨无悔。每天陪着新领导去各级县分公司调研,回来整理材料,拟定工作报告,可以越过我的直属上司,直接对新领导汇报。这让我感觉非常良好,以为在同事眼里我已经是个小有成就的人了,在与他们交谈时,又开始带着一些优越感。

新领导在分摊过量工作给我的时候,总会反复夸赞我的工作能力,且多次承诺一有好的契机,立马给我升职。我很吃这套,尽管心里隐隐也会觉得这不过是画大饼,可即使是虚妄的大饼,我也愿意去尝一口。毕竟人活着最需要的就是希望,这种错觉给我的生活注入了无限的新鲜力量,让我摆脱了过去行尸走肉的状态。

好景不长,公司里很快就传出了风言风语。在这个偌大的央企里,最不缺的就是八卦的人。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口口相传,马上就有鼻子有眼。从身边人的一些眼神和暧昧的话语中,我渐渐听得出,他们怀疑新领导起用我的目的并不单纯——的确,“雏鹰计划”里的20个人,8个女职工只有我是单身。

可我始终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自己心如明镜,不管别人怎么说,都不重要。


事实证明,我真的傻得可以。

在一次陪新领导见客户的酒宴上,他喝得有些微醉。客户走了以后,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了公司马上有个提干的机会,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却完全没有领会他的深意,只是自顾着开心,以为我终于等来了我的良机。

谁知,半个月以后,省公司一纸文件,那个提干的名额直接给了一个平日里吊儿郎当的同事——他甚至都不在“雏鹰计划”里。

看到文件的时候,我脑袋嗡的一下,心里有一万个想不通。正在委屈之际,办公室同事也看见了文件,一阵哗然。一个平日里就比较猥琐的男同事戏谑地当着众人的面说道:“看来我们都误会了小王了,她和咱们领导啊,是真的没啥。”

话音一落,众人哄堂大笑。笑声尖锐刺耳,我如坐针毡,不禁想起了那日领导复杂的眼神,瞬间恍然大悟。

所谓的努力,真的像是一个笑话。又或者,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2018年,我27岁生日那天,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决绝地提出了辞职,离开了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央企。

当我把辞职的消息告诉父母那一刻,我妈蹲在地上哇的一声就哭了。我爸气红了脸,粗着脖子要把我赶出家门。对于在小城市待了一辈子的他们来说,我辞掉的不仅仅是工作,更是全家的脸面。我留了下一笔钱,郑重地告知了他们我的去向,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虽然不期望马上就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谅解,但是我想,终有一天,他们还是会接纳这个“不孝”的我。

从体制内剥离出来,我仍然一无所长,面对未来,我害怕极了。但我带着还是带着那份微薄的简历和一腔孤勇,去了我曾经心仪的那座南方城市,这一次,我想不会再回头。




如今,我来这座南方城市已快一年了。

裸辞后,工作果然屡屡碰壁,现在,总算稍稍稳定下来了。

回首这一年,碰到最难的事儿,恐怕就是在招聘时,对方问我关于结婚生育的问题。

虽然大城市里的人们行色匆匆,从来没有人真心关切你的生活。可是,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却仍然是我这个年纪的女性面临的最大瓶颈。我不愿意撒谎说自己是独身主义或丁克一族,只是诚实地说等待缘分。

一句诚恳的坦白让我错失了无数良机,我逐渐明白,体制外的世界也并不如我想的那般自由美好,失去了体制的庇佑,我只能拼了命地去厮杀。

如果说在体制里是混日子分大锅饭,出了体制,就好像要从别人的嘴里抢食,稍微松懈一点,就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危机。我承认,这种感觉曾让我一度后悔当初的冲动,也曾经在无数次收到求职被拒的邮件时失声痛哭。

可只要人不放弃希望,日子就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半年前,我收到了现在公司的offer。一个小创业公司,给了我市场策划的职位,底薪5000,交五险,单休。奖金随公司业绩浮动,如果能和公司一起成长,待到公司上市那天,还可以拿原始股。

我自然知道,所有的创业公司都会有诸如“如果将来上市”这种虚无缥缈的承诺,可是当那个年仅30岁的老板志气满满地说出这句话时,我却莫名觉得他是那么可爱。

是了,我现在的公司,没有大的名气,也没有稳定的拨款。一切的一切,都要靠着我们一起去拼搏努力。同事之间,也会有勾心斗角,但内心深处,大家还是会有命运共同体的感受。

毕竟,我们的日常工作,直接决定了公司的未来和个人能发展到的高度。不管同事之间怎么互相不待见,碰到工作问题,都总是能抱成一团。这种感觉让我快乐极了。

虽然现在的工作很忙,很辛苦,也常常得不到的父母朋友的理解。可现在的我,却浑身充满了干劲。

曾经的27岁就像已经半截身子入了土一样浑浑噩噩,现在28岁了,奔三的年纪,每一天却都新鲜极了。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的,我会遇见什么人,有什么样奇妙的际遇。我的未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轨道,而是要靠着自己一点一滴去创造的。

在我敲出这些文字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可城市的万家灯火依然照亮着一个卑微的我。

我想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在这里成长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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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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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6 08:5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曾赶上了这行业最好的十年丨人间 · 寻业中国

 西山 人间theLivings 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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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一家煤矿门口、排着那浸透着亢奋的长龙了,很多煤老板开始改行,也有很多来不及抽身的煤老板行将破产或者已经破产。家乡的煤矿一个个停了产。



配图 | Sipa图片社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8



我的家乡盛产煤炭,大大小小的煤矿遍布城市周边。千禧年前,31岁的父亲从银行辞职,一头扎进了煤炭行业。

今年除夕夜,父亲带着些许酒意评价自己的前半生,他说自己经历了中国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也见证了整个行业从辉煌到沉寂的重要历程。

文章是父亲的口述。




早些年,谁都知道开矿挣钱,可本钱大,手续也很难办,只能开个小煤窑——跑到偏僻的山旮旯里,雇几个村民,悄没声地挖煤卖煤。买卖虽红火,可一旦出现矿难,轻则前功尽弃,重则倾家荡产、锒铛入狱。

至于合法的煤炭生意,就只有煤炭的异地买卖了。把煤炭用大卡车运往周边的城市,卖给工厂、学校、食堂;或者有关系的,直接通过火车运往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经济发达的城市,赚个差价。

1999年,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单位,踌躇满志地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此前在银行工作的这些年,也认识了一些煤矿、铁路单位的工作人员,了解清楚煤炭生意的基本模式后,我认为自己完全有了单枪匹马入行的能力。

我对着地图,把目标锁定在南方一座经济发达的工业城市。那一年,这座城市的发展正欣欣向荣,需要大量的煤炭资源。

但想把煤炭运过去,只能通过火车。当时,所有的正规煤矿都可以向铁路部门提出货运计划的申请——俗称“车皮计划”——只要有带着明确目的地的“车皮计划”,煤炭就可以发出去了。

随后,我开始拜访家乡周边的各家煤矿。大煤矿对我不屑一顾,他们张口就说:“我们的客户都是全国各地大型发电厂,合同都是每年的煤炭订货会上签好的。你就是一次能发()一个列的车皮,我们也不能跟你合作。”

“一个列”就是一列火车,33节车皮,一节车皮60吨煤,总共就是近2000吨。这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吃多了闭门羹,我改变了策略,开始专找中小型煤矿。我相信市场这么大,一定会有些煤矿存在煤炭销售的问题。

很快,我就找到了狼山煤矿。狼山煤矿是一家县办煤矿,虽说规模小,却也是县上重点扶持的企业,矿运销部陈经理50岁左右,曾经是一所中学的教师,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等我说明了我的来意,陈经理很快回复我说:“没问题,我们可以把煤卖给你,并为你申请你所需要的车皮。但我们的车皮计划都是这个月的月初报下个月的计划,只要计划一下来,你就得把煤款先打在我们账上。”

我满口答应下来。


解决货源问题,我马不停蹄地南下去了那个此前我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城市。

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我在城里漫无目的地转了两天,来到了火车货运站——这个地方80%的煤炭都从这里运进来的。

那天站里日常停放着几列运煤的火车,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从火车上往地下卸煤,虽说没有风,可整个站台都弥漫着黑色的粉尘,粉尘下就是一堆堆小山一样的煤炭。

我穿行在“小山”之间,看着一辆辆大卡车豪迈地冲进货站,又满载着煤炭呼啸而去。拦住一辆货车,我问:“师傅,你们把煤运到哪里去呀?”

“货场,老板的货场,这地方不让囤货,24小时内必须拉走。”

我赶忙向司机打听了货场地址,记在小本子上。司机还挺热情,笑着说:“是来做煤炭生意的吧?我经常碰见你们这样的外地人,想考察市场,在这儿不行,得到货场去。”

我正想开口问能不能搭他的顺风车到货场去看看,司机突然指着迎面开过来的一辆摩托车说:“你问他去吧。他姓赵,就是个煤老板。”

这人是我入行以来认识的第一个煤老板。

赵老板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一般进了货站,停在了一个煤堆前,绕着转了一圈,从车上取下一个尿素口袋,抓了几块煤放了进去,看样子是要拿去化验。

我趁机上前跟他搭话。

“北方人吧?内蒙?陕西?还是山西?”

我说我是陕西的,刚来没几天,想先考察一下这里的煤炭市场。

赵老板一听,似乎来了兴致,很在行地说:“陕北还是关中?你们陕北的煤还不错的,可关中的不行,发热量低,硫又高,不过价位倒有优势。我们这里有人在陕北发货,你看这堆煤,就是你们陕北的,我今天就打算进一些,和别的煤掺在一起卖。”

我低头仔细看了看,出于对家乡煤的了解,很快就把煤炭的来源地认出了个大概,心里有了主意,便对赵老板说:“我们矿上的煤质量比这好,我也打算把我们矿上的煤运到这里来销售。”

赵老板一听,随即问我:“你有化验单吗?让我看看。”

我从包里取出狼山矿上提供的《煤炭质量化验单》递给了他,他看了一下,随即就开口邀请我去他的货场坐坐:“你去我那儿看看,对我也了解一下,我们以后可以合作的。”

想来合不合作都是次要,最重要的是我得先认识一些“业内人士”,以便快速入行。念及此,我便跟着赵老板来到他的货场。




赵老板的货场靠近河道,里面还有四五家煤炭公司。

进了办公室,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迎了出来,赵老板介绍说那是他的老婆。

两人对我都很热情,一边跟我拉家常,一边讲着他们家的生意。看得出,这是一家典型的夫妻店,男主外、女主内,又雇了两个工人就成了一家小公司。

“我做这行已经很久了,虽说没挣到什么大钱,可我这人光明磊落,从不亏欠人家的货钱。要是我们能够合作,你尽管放心,我会一分不少地把钱付给你。”听起来,赵老板还是很诚恳的。

我告诉赵老板自己初来乍到,还不急着发货,但将来有可能合作。

可赵老板似乎是个急性子:“等什么将来呀,你下个月就可以把煤发给我。你放心,只要煤进了货场,吨位一出来,我立马付现金给你。”

我琢磨着,赵老板的生意毕竟做得小,要想在这块市场里深耕,我还是得结识实力雄厚、从业时间长的大老板——毕竟,实力代表着信誉,有信誉才有长期合作的可能。

很快,我又认识了蒋老板。他看上去和赵老板完全不一样,办公室在城市中心的国贸大厦里,西装革履,满面油光,梳一个“许文强”式样的大背头,手下还有一帮人高马大的业务员。

蒋老板对我说:“我是做电煤生意的,需求很大,你只要能把货运到这里,我统统接收。价位,你不用担心,咱们随行就市,不会让你吃亏的。”

说来好笑,接触了几次,我总觉得蒋老板有点黑社会的性质,想来自己一个人背井离乡,这种人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在货场混迹了一个月,前前后后也认识了一些煤老板,相互打听了一下,蒋老板不好说,但认识的人都说赵老板的确是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虽然生意做得不大,但信誉在整个这一片都是没话说的。

第二个月月初的时候,狼山煤矿的陈经理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月计划下来了,可以给我5个车皮的“计划”。我也没有太多的本钱,300吨刚刚好。

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找赵老板。我们很快就商量好了价钱。按照煤矿上的规矩,装车、发货之类的工作全由矿方负责,客户只需要付款,提供收货方信息,就可以在异地火车站接货了。

于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终于做成了自己的第一单生意。




从此以后,我和赵老板成了稳定的合作伙伴。

赵老板在煤炭行业已经做了10年了,从撑着一只小船给运货的人做短驳开始,慢慢地发展到了今天的样子,他很知足。

后来熟悉了,有次一起喝酒,他才向我托了底:

“你不知道,我是个上门女婿,年轻时家里太穷了,当兵复员回来还要穿打补丁的裤子,实在是讨不起老婆。不得已才倒插门。上门女婿没地位,一家人都瞧不起我,包括我老婆,家里来了客人都要把我支出去,嫌我给她们丢脸。我这才咬紧了牙,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

“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可真苦,冬天能冻死,夏天能热死,一年能挣一万块钱,心里就已经很高兴了。那个时候怎么都没想到会有今天。

“现在,我一个人养活他们一大家子人,全家人对我的态度都和过去不一样了——钱多了地位就是高。我这个人没啥野心,只要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供我的两个小孩子读到大学毕业就知足了。”

和赵老板熟悉了后,往后我每个月都会固定给他几个车皮的煤。赵老板也从不多事儿,货款一直结得很及时。


没多久,蒋老板又找到了我,非要请我吃饭。席间,他问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发货,生意不错吧?”

“都是小买卖,跟您的生意没法比。”

“谁的大生意不是从小买卖坐起的。”蒋老板立刻接了话头,“我年轻的时候还不如你,是用汽车拉货的,你一起步,就是火车皮,可以了。”

客套话说完,蒋老板认真地跟我商量:“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同意不?”

我很纳闷,不知道他一个大老板,有什么想法还需要我的同意。

“很简单,你和我们公司合作,替我们在你们当地组织货源,货款我来出,每吨再给你2元钱。你能一次发一个列更好,这样你没有任何风险就可以挣到佣金。”

在家乡组织货源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可这样的生意能做长久吗?等蒋老板熟悉了所有的进货渠道,他完全可以甩掉我,那我岂不是得不偿失?

可我嘴上并没有拒绝他,只是推说“先试试看”。

没几天,狼山煤矿的陈经理很焦急地打来电话说:“我现在有1000吨已经装上车的原煤,收货地点和你在一个地方,可是货主迟迟不打款,我想把这些货先发给你,你看怎么样?”

原煤指的是从井下开采出来、没有经过分选的混装煤,此前我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货,也不知道该把这样的煤卖给谁,可是陈经理是我的“贵人”,说什么我都得给他帮这个忙。

情急之下,我给蒋老板打了电话,说有1000吨原煤,问他要不要。

“要啊,别说1000吨,2000吨都行。什么价位?”

“280,你要要的话,现在就把货款打到矿上,马上给你发货。”

蒋老板很高兴,很快打了款。这单生意做成了,蒋老板很快就给我结了2000元的佣金,可是没过多久,陈经理却对我说:“那个蒋老板到矿上找我,要跟矿上合作,我拒绝了,告诉他以后再要煤,可以通过你。这人做生意不地道啊,过河拆桥。”

陈经理能把这些告诉我,着实令我非常感动。我没想到蒋老板这么快就“甩”了我,只能暗暗庆幸没有为了那么一点佣金,就把自己在家乡的关系网都“卖”给他。

从此,我再也没有和蒋老板打过任何交道。


在陈经理和赵老板的帮助下,我的生意一直做得很顺利,家乡的煤矿对我也越来越信任了。很快,赵老板又向我介绍了胡总:

“人家做的是大生意,每月的需求在3万吨以上。他们自己也在矿上订煤,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所以只要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都可以接受。

“不过,胡总自己做这一行的时间并不很长,三四年吧,但起步要比我们好很多。他以前是我们这里燃料公司的经理,对煤炭行业很熟悉。

“他兄弟在政府里当官,家里有一定的背景。所以他辞了职,贷到了一大笔款子就开始单干了,这两年他的生意在我们市里可是数得着的。你放心,人家资金充足,你那点货款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听赵老板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

第一次见面,胡总给我的感觉就非常好,人很和气,看上去也很有涵养。

听完我的介绍,他很豪爽地说:“我对煤炭质量的要求并不高,但是不同的大卡(编者注:煤炭热量大卡,既煤炭热值,指的是煤炭在发热量测定仪中经过燃烧所产生的热量)有不同的价位,只要能够接受我们的标准,就只管把货发给我,我们可以长期合作。”

我仔细查看了胡总公司的煤炭供货标准,觉得自己还是有利可图,很痛快地跟他签订了合同。

经过长时间的接触,我渐渐发现,在很多方面,胡总并不像一个生意人,倒像一个国家公职人员。他低调,总是穿一件普通的夹克,明明有几辆豪车,出门却还是习惯坐公交车,平时也常常在大排档里吃快餐,俨然就是一个普通基层干部。

一次我去他公司结账,他正在吃饭,一碗面条就是一顿午餐,见我来了,很热情地让公司的大姐再下一碗面来。

“我这个人生活很简单,没有大的欲望,粗茶淡饭就很满足了。我儿子常常嫌我土,说我有钱不会花,他要开名牌车,穿名牌衣服,出入大饭店。我不行,过不了那日子。哎,看来我的钱都是给他挣的,谁让我是老子他是儿子呢。”

胡总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儿女都不在他的公司做事,只有女婿鞍前马后地跟着老丈人。公司的很多业务也都是女婿负责。

接下来的日子,我从老家倒腾出来的煤炭80%都进了胡总的货场。胡总结账很及时,但他有个规矩,每次都不结完,会留个零头,确保我下次的货还给他。我对这种做法倒也没有异议,毕竟在第二次结账的时候,就可以拿到前一次的零头,而且相对于全部货款来说,那个零头也不算什么。




那些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南方城市。偶尔回趟家乡,也就是去狼山煤矿拜会一下陈经理或其他一些煤矿的运销部经理,然后再回到南方等待接货。

到了2005年,煤炭价格比我刚入行时翻了一番,也越来越紧俏了。煤炭紧俏,车皮就跟着紧俏起来,没过多久,所有的人就开始明争暗抢了。

赵老板三天两头地给我打电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煤”——“我在这个行业做了十来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利润,你不知道,我现在一个月的利润就顶得上过去一年的。你可得大力支持我,想尽办法把煤炭运过来啊。”

我告诉他,煤炭是能弄到,但就是车皮紧俏。

“想办法!只要想办法就一定能弄到手,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你加价,权当你的活动经费。”那天,赵老板还指着自家门前的河道对我说,“算命的说这条河里有一颗财星,为了让财星正对着我的房门,我就把我的房子拆了重新建。你看,我现在的房子是斜的,房门也是斜的,这样财星发出的光就可以照进我的房子。”

我看了看门前那静静流淌的河水,什么也没看出来,倒是第一次发现赵老板的房子的确是斜着盖的。

煤价一天天暴涨,对于赵老板这样的小老板来说,前一次囤积的煤还没卖完,价格就涨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连我都吓坏了。


为了弄到车皮,我抓紧时间坐火车回老家,一路上发现,也就是这一年半载的时间,西安以北的高速路和国道两边竟然遍地都是煤场了,一辆辆拉煤车穿行其中,一副热火朝天的场面。一打听,竟然是当地人铲平了庄稼地,用来囤积煤炭,坐等外地的客商前来买煤。客商买了煤,也等不了什么车皮计划了,直接就用汽车把煤运到山东、江苏等地。

这么远的距离用汽车来运输,在以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可如今,在江苏山东煤炭都已经涨到七八百一吨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等我回到了家,才知道家乡的矿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家矿的招待所里都住满了全国各地赶来的商人,他们拿着巨款、等待着希望中的车皮——有了车皮,就可以把煤运到天南海北。

短途拉煤的汽车在矿门口排成了名副其实的长龙,日日夜夜地等待着地底下运出煤来。司机们吃住都在车上,只要前方有一点点空隙就迅速发动车子跟上去,以防别的车子插队。

正规的煤矿满负荷地运营,不正规的小煤窑偷偷摸摸地开采,只要能把煤运到地面上,很快就会被人一抢而空。也没人在乎煤炭的价格,煤价再高也有人要,反正用不了几天,甚至晚上睡一觉,市场上的价格就能涨个50、100元。

我好不容易才见到陈经理,他也苦笑着说:“我在矿上干了这么些年,以前一直发愁煤卖不动,现在倒好,根本不愁卖。自从今年开始,铁路上给我们的车皮计划就越来越少,特别是长江以南的车皮根本就申请不到。我前天还去西铁分局找他们,可人家说大型煤矿车皮都开始吃紧,哪顾得上小煤矿。我们矿长说了,没车皮就不要了,反正不用出门就能把煤卖光了,发那么远干啥。”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这摊生意还怎么做?我不甘心,继续在各家煤矿之间奔波,结果每家的情况也都是如此。




过了段时间,我好不容易弄来了车皮,打算把煤发给胡总。打电话过去,那边却是个陌生人:“我是小胡,我爸爸去世了。”

怎么会呢?胡总才50来岁,怎么会忽然去世呢?再问,小胡就悲痛地说:“心脏病,很突然。”

放下电话,我打电话给赵老板,赵老板也说:“可惜啊可惜,正是干事儿的时候,他却走了。”

再问胡总的公司,赵老板不确定地说:“公司还运营吧,只不过现在应该是小胡当家了。父亲不在了,儿子总是要站出来的,总不会把公司交给女婿吧。只不过小胡是外行,人又太年轻,想在这一行站稳脚跟还得多历练。”

为了稳妥起见,我没有跟小胡做生意,也没有去要最后一次剩下的那些“零头”——人都不在了,况且我手里没有任何凭证,算了吧。

过了一段日子,我竟然在家乡的矿上见到了赵老板,他风尘仆仆地大老远地来找我,希望我能给他引荐一些能弄到车皮的人。

可我是真的无能为力。在当时的形势下,所有中小型煤矿的车皮计划都在紧缩,更何况像我们这样的“散户”。很多人甚至把煤炭短驳到煤台上,只等着车皮来了装车就能走,可等了几个月,都等不来一个车皮。

赵老板不死心地说:“既然来了,搞不到车皮我就不走!”可在矿上招待所住了两周,每天跑断了腿,也还是一无所获。

两周后,赵老板终于决定先回去了,我请他吃饭,又说到了胡总。赵老板神秘地说:“我告诉你吧,胡总不是病死的……”

我大吃一惊,继而在心头掠过了“仇杀”两个字——为情恐怕不可能,胡老板不像是那种人,那一定是为钱——脱口而出:“凶手抓住了没有?”

“抓什么抓?他是自杀的。”

“自杀?他有什么想不开的?”

赵老板叹了口气说:“煤价涨得这么快,对我们这样的小户来说是好事,可对于胡总却是灭顶之灾。”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胡总是跟电厂签的合同,签合同的时候已经确定好了价格,可谁知煤价涨得太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再按照当初定的价格给电厂送煤,他就得倾家荡产。

“他跟电厂协商,可电厂换了新领导,新领导的亲戚也是做煤炭生意的,跟胡总是竞争对手。人家不但想把胡总撵出去,而且就是要让胡总倾家荡产,于是就趁着这机会逼着胡总履行合约。

“胡总想尽了办法都无法终止合约,这才想到了这最惨的一招——自杀。他死后,公司再申请个破产,也就不必履行合约了。如果能把财产保住,儿子就还是有钱人……”

赵老板的话让我浑身发冷,为了保住家产而自杀的胡总,到头来只换来了一句“值了”的评价,况且那家产也未必能保得住,真值吗?

“值!怎么不值?要是我也会这么做!”赵老板说得斩钉截铁,我坐在对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煤炭生意一天火过一天,我却一天比一天发愁。可不做煤炭,我一个买断工龄的,还能做什么呢?

2007年初,我在南山煤矿考察,正好遇上矿上的吴矿长视察工作,他笑着对一众随行“叹气”道:“哎!这架势,我可真没见过。看来,咱们前些年都白干了。早知道这样,咱们去年一年应该一边挖煤一边开山,把那些煤都囤积起来,等到现在再卖。”

大家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开心,转过新的一年,他们的薪水又翻了好几番,谁都想不到矿上的工作能这么挣钱。

南山煤矿是家中型煤矿,跟着市场的好时机正蒸蒸日上,可矿上的管理却是眼见的混乱——整个煤场乱七八糟,满地都是泥浆、石头、时不时就有一辆拉煤车陷进泥坑里,半天都出不来。我忽然琢磨,如果自己和南山煤矿合作,在这里建一家选煤厂,一来解决了分选煤炭的问题、改变整个煤场脏乱差的现状,二来自己的出路问题不也解决了。

我很快找到了吴矿长,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吴矿长听了笑着说:“主意倒不错,可我们矿没有这样的先例,我还是向上级部门汇报一下吧。”

我知道吴矿长是在搪塞我,可我并不死心,三番五次地去找他。终于在一天,坐在他会议室门口数小时后,等来了他对我说:“你去办公室,找一下主任,商量一下合同的事”。

我的选煤厂很快就动工了,计划在3个月后开始投产。

投产的第一天,我坐车到矿上去,还没走到矿门口,司机就对我说:“下来走吧,路断了。”下了车,我赫然看见通往煤矿的路被挖出一道深深的鸿沟,鸿沟两旁站着一群群包着头巾的妇女,都是旁边村子里的女人。不远处的空地上坐着她们的男人,男人们手里拿着木棒、铁锹、锄头,悠然地喝着啤酒,幸灾乐祸地瞅着这边的动静。

司机上前打听出了什么事,回来说:“坏了,村民在闹事,他们把路挖断、逼着矿领导把咱们撵出去,说咱们抢了他们的饭碗。”

原来,南山煤矿成立的时候,矿门口的小村庄早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村子里的人本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日子,可自从有了煤矿,男人和女人就不再下地种田。年轻力壮的男人靠在煤场装车为生,手脚利落的女人则和男人合作,不停地捡拾混在煤里的石块。这是极其辛苦的体力活,却能换来颇为丰厚的报酬——选煤厂其实就是用自动化来代替这些原始的体力活,自然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村民们的利益。

当天,整个煤矿就陷入了瘫痪,生产出来的煤运不出去,货场里堆成了小山,等没地方存放后,索性停了产。

第二天,镇上的派出所来了十几个民警,可村民们根本不在乎,照样让女人们冲在最前面,男人们躲在后面静观其变。民警也是当地人,转悠了一早上就再也不来了。

第三天、第四天,照样如此。到了第五天,矿方和村民才终于达成了协议:我们的选煤厂会全部雇佣这些村民。

事情这才告一段落。




可等选煤厂投产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自己触动的不仅仅是村民的利益,还有诸多煤场上工作人员的利益:工人、铲车司机,还有场长——自从有了选煤厂,他们再也没法收取那些不想排队的司机的好处费了,也没办法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偷偷拉上几车煤运出去。

矛盾一天比一天激烈,铲车司机故意多次撞坏我们的机器,使我们无法正常运营,而场长不但不处理,还隔三岔五地到矿领导那儿诬告我们影响煤场的正常工作。

一年多后,矿领导不胜其烦,决定让我们停业。停业通知就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来,收进了包里。当时我想,如果有一天事情不好收拾的话,这张通知将是矿方单方面撕毁合约的最有力的证据。

选煤厂停业后,我开始一趟趟地去找吴矿长,希望能协商解决,可吴矿长却避而不见。矿上的态度很坚决,只说我们的选煤厂“不适应矿上当前的形势,应予关闭”。

我决定打官司,态度很明确:既然矿方违约,我只要求拿到依照合同应得的赔偿款。

可没有想到的是,矿方态度却十分蛮横,只放话说:“你们一分钱都别想拿到,我们不协商,随便去告。”

我很气愤,觉得诺大一个煤矿怎么像个泼皮无赖。万不得已,我到县法院提出了诉讼。

法院很快受理了案件,可却迟迟没有动静,就像我的诉讼书投在了池塘里,冒了一个泡,就无声无息了。终于等来了消息,法院说:“我们已经把案件转到了中院,由中院进行审理。”律师也向我解释:“矿上势力太大,县法院没有办法审理,只有把这个难题踢到了中院。”

等我终于接到了中院审判员的电话时,他却说:“矿方不承认他们违约,说是你们无故停业给矿上造成了很大损失,不得已才要求你们关闭的。”

我气愤地说:“怎么可能?我的选煤厂效益那么好,我为什么要无故停业?是他们强行让我们停业的。”

审判员面无表情地说:“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而且他们也打算起诉你。”

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在办公室的墙上小心翼翼揭下来的通知,对审判员说:“我有证据。”第二天,我把通知复印件提交了法院,随后的日子又是一片寂静。

就在我准备再次去法院的时候,法院一位工作人员忽然约我面谈说:“你还是跟矿上协商解决吧。”

我知道矿上如今的态度和我手中的那份通知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我已经不想协商了。既然我的手中有着重要的证据,我不信法院会判我败诉。

“你的案子拖了这么久,你自然知道其中的原因,矿上一直在施压,我劝你还是协商吧,这样对你也有好处。你想,就是你胜诉了,矿上拒不执行,你还要去申请强制执行,不知道又要拖到何年何月。”法院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我考虑了很久,最终同意了协商,然而矿上给出的赔偿款却少得让我吃惊。厅长、审判员也开始轮番地找我谈话,其中厅长的话最有意思:“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可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来打官司,因为即使你胜诉了,也未必能达到目的。”

我知道在这场官司里,我和矿方的力量无法比拟,这使得我一直处在一个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势下,我屈服了。

再往后几年,我也渐渐离开了这个行业。




2010年,我曾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说:“我是小胡,这几天我想去你们那儿转转,到了后联系您。”

我心生悲凉,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没几天,小胡开着一辆路虎来了,见了我意气风发地说:“现在煤炭行情这么好,我打算在你们这儿买家矿,我爸以前的生意利润太低,要是开家矿,一定赚钱。”

我相信小胡的话,在当时的形势下,所有的煤矿都赚得盆满钵满,没有不赚钱的道理。接下来,小胡详细地了解了当地煤矿的情况。这个时候,恰好一家县办煤矿改制,小胡作为大股东,很快成了这家煤矿的老板。

小胡接手煤矿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建工作,可是,等到一年多后小胡的煤矿终于开始重新投产,煤炭价格却开始缓慢下降了。

到了2011年末,煤价经过了接连几年的上涨,全国大小煤矿都开始扩大生产规模,可越来越多的用户也开始从国外进口煤炭。矿上的煤卖不出去,只有降价,煤价开始持续走低。以至于到后来,一些煤矿每从地下挖出一吨煤,就意味着开始亏损。家乡的煤矿一个个停了产,工人们开始放起了长假,每个月只能领一些基本的生活费。

煤炭的红利期终于结束了,寒冬慢慢地到来了。

再也没有一家煤矿门口排着那浸透着亢奋的卡车长龙了,很多煤老板开始改行,也有很多来不及抽身的煤老板行将破产或者已经破产。

我联系了赵老板,想知道他的近况,电话里,赵老板用高昂的声调告诉我:“我早就不做煤炭了,现在做房地产了,有机会你来我们这儿看看。还有,我离婚了,又结婚了,再有两个月,我老婆就生了,到时,你来喝满月酒啊!”

我恭喜了赵老板就挂了电话,又想起了他指给我看的那颗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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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6 05:3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淘宝来了,线下批发店就死了丨人间 · 寻业中国

 奥利 人间theLivings 2019-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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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计网页、如何拍摄产品、如何做客服、如何收发货,都需要系统学习,对于父亲这样开了几十年线下店的传统老板们来说,一切又需要从头开始的,他们思前想后,迟迟都没有行动。



配图 | 李晶/摄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9



“姑娘欸,长辈说的话,你要听进去。你在外面上班挣那点钱,还不如回来给自己家开淘宝店。”今年的大年初二,吃罢晚饭,父亲没像往常一样在手机上斗地主,一家人沉默了一阵,他冷不防地冒出了这句话。

这不是他第一次对我提起这件事了。




我家是个体经商户,做箱包批发生意,有一间租来的20平米的小铺子。之前为了扩大店铺面积,父母也和其他商铺一样,在屋顶挂上棚子,再把横梁木板搭在店外的空地上,用来展示商品。

年前我去店里转转,发现书包款式好几年都没有更新了。问父亲,他说现在的年轻父母都在网上给孩子买书包了,实体店的书包卖得太慢,市里的小商户和周边县乡的批发商也就不愿意来进货了。他们的顾客基本都是些老年人,我们店也只好从厂里进了些老年包和买菜用的拉杆车。

我家店铺所在的长街两侧,不少门店都已关停。行走其间,鲜见来人,原本仄逼的街道反而显得宽敞了。

整日面对着空空荡荡的街道,父亲也只能斗斗地主消磨时间。在店里坐久了,他才会偶尔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顺便看看街道内同行的生意如何,比如孙康家。

孙康是我小学同学,几年前他家年开了个淘宝店,虽然现在店里也没什么生意,但每天的快递都是一车车送出去的。

“别看了,没生意就是没生意。”母亲坐在店里面看电视,没好气地说:“饿也饿不死,吃也不吃饱。这些年不都这样过来了吗?我们老啦,跟不上时代啦!”

“你知不知道,他家光卖编织袋都卖得好火爆,现在在瑞丰(商城)边上租了一个500平的仓库,全部放编织袋,每天生意好得不得了……”父亲话说了一半,摆摆手停了下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家的生意也曾好得让所有人都充满希望。

1992年,20岁出头父亲跟着老乡高伯伯一家来安徽芜湖做生意,“那时候你高伯伯说,芜湖有一处做生意的宝地,是市政府扶持打造的,将来可是皖南最大的批发市场。”所谓“宝地”,指的就是芜湖长街片区。

从古至今,长街都是芜湖最富盛名的贸易集散中心,清朝时这里的“芜湖巨店”几乎包揽了长江以南所有的浆染业务。

父亲刚去时,长街已被改造成了小商品批发市场,很快就初具规模——狭窄通直的街道两侧店铺林立,往来其中的行人摩肩接踵,不仅有从周边城市来进货的零售商,更有不少追求时髦的年轻人,热闹非凡。

长街从西门口直至宝塔根下,全长1700米,占地35万平方米。除了长街主街,还有沿河路、花津路等多个独立市场,里面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品类繁多,文具、箱包、鞋袜、五金、水暖、零食礼品等等一应俱全。这些小百货多属中低端产品,主要销往安徽省内的农村地区。

那时候,高伯伯家在沿河路租了店铺卖五金,而父母当时也没多少本钱,就只能在巷道内摆摊卖鞋垫。省吃俭用了一年多,两人便用攒下的钱、加上四处筹来的一些,租下了长街主街的一间小门面,并在巷道内租了个古旧的徽式民宅做仓库,如此,也算是正式加入了最早一批“长街老板”的行列。




鞋垫利润薄,在数次讨论后,父母决定转行做书包的买卖。书包的面料由老家的姑姑们置办,她们买好材料,交由村里的小厂剪裁我老家地处沿海,当时村里这样的小厂很多),再送去印刷厂印上图案后缝制。

那个年代,书包的款式很单一,来进货的人甚至不需要看样子,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最近流行的电视剧、卡通片,与此相关的书包准会好卖。

起初,我家书包上印着的是名侦探柯南、哆啦A梦、迪士尼公主一类,后来又添了些时下大热古装剧的主角人像,尤其是《还珠格格》播出后,但凡是印着小燕子图案的包都是供不应求——那些年,我家书包上几乎全是芜湖女孩赵薇。

那几年,连父母亲自己都没有想到,家里的生意会这么红火。有时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只能先陪着批发的客户开单子,碰到买零的散户,就骄傲又抱歉地摆摆手:“今天不卖零、不卖零。”

除了批发商,我家店门口也常常会聚集一群“送货大队”。那时候,送货服务是由一群生猛的大老爷们组成的,每人都标配一辆巨型三轮车,负责把买家选好的商品送到托运站。块头最大的“天王”就是这送货大队里的“金牌骑手”。

“小尚,有没有货要带?”天王没事的时候总是把车一横,停在我家门口讨活做。有时候客户催得紧,父母亲也会拦住他,硬要在他那已经放满的三轮车上再加高一层。

“加一层3毛带走。”父亲和他砍价。

“没有5毛不走。”天王身子一直,一副霸道样。

“行行行,5毛就5毛。”父亲拗不过他,笑着答应了。

我记得那时候自己还小,还不解地问父亲,怎么送个货这么便宜,5毛钱就够了。父亲就笑着告诉我,在这一行,5毛就是5块。


千禧年在大家的期盼中到来,长街市场一派欣欣向荣,高伯伯家生意不错,我家的生意也蒸蒸日上,日子自然好过了很多。

经过七八年的积累,父母还清了欠债,也填上了超生弟弟的罚款窟窿。2001年,我7岁,弟弟6岁,我们一家四口终于搬出长街里那间常年不见阳光的20平低矮平房,租住进了附近一间100平米左右的楼房。

那一年,父母还回老家补办了婚礼,新盖了一座四层小楼,随后,爷爷奶奶也从土屋搬了进去。喜事一件连着一件,愈加激发了父亲的干劲。那时,店里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只靠小厂子接单已供不上货了,而且,顾客对款式也越来越挑剔,父亲决定去大厂进货。

当时,国内最知名的箱包批发市场在河北白沟,北上出差成了当务之急,尤其是寒暑假“书包季”前,必须备好充足的货源——寒暑假两战,往往决定了我家一年的收入。

由于进货金额通常要一二十万,鲜有银行能单日转出这笔钱。因此,父亲只能携带巨额现金出门。母亲不放心,便把现金一摞一摞塞进肉色丝袜里,再把这条“钱带子”拴在父亲的腰上。也亏得父亲高瘦,增加了这点“腰围”也没有那么明显。那时候,在我眼里,“腰缠万贯”去进货的他,像极了电影里的英雄。

为了能更加贴近孩子的眼光,每次出差前,我都是父亲的“参谋”:“丫头,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动画片吗?”我便会绞尽脑汁,把最近小伙伴们讨论的都告诉他。得亏那时候市场的版权监管还不太严格,按照父亲的说法,“那时如果这些都不准卖,市面上2/3的包就都要报废了。”

父亲的行程通常不超过3天,毕竟店铺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当然,我和弟弟不上课时,也会充当义务“童工”,在店里坐班。

等父亲出差回来,一家人也一刻不得闲,立即展开新一轮的体力拉锯战:早晨天还没全亮,大嗓门的天王像打鸣的公鸡一样,在店门口大吼大叫:“小尚,你家的货到了50件,快来收货。”

然后,父亲就拉着自己“童工”们出动了。小孩子总是好骗的,父亲只需要说一句:“你们两个比赛,看谁拿得多。”就足以让我和弟弟飞快地奔跑起来了。当然,结束后也总有一大堆零食等着我们。




2003年,长街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路面整修。整修前,路面铺的是清代留下的红麻石,凹凸不平,时不时便有不小心看路的人跌倒。

整修后,路面拓宽了,街道两侧红麻石路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方便行人和车辆进出,只在路中央还留一道狭窄的红麻石路,以保留古街风貌。

然而,生意却没有像之前父母预期的那样变得更好了。

自那年开始,城管执法大队开始常常“光临”长街,让店家拆除违规搭建的棚子、收起占道经营的商品,等审查过去了,各家再摆出来;而更令父亲感到困扰的是,这年年末,孙康家也开始卖书包了——他们家以前只卖帽子手套,就离我家店铺不远。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父亲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别扭的。而更令父亲意想不到的是,自从孙康家开始卖书包,长街又涌入不少他家的苏北老乡们,都开始卖起箱包来。

以前,整条长街上总共也就四五家箱包店,而且都是离得老远,互相影响不大。而这不到半年,长街上的箱包店,已增至二三十家了。

由于入行晚,为了争取生意,苏北老板们刻意放低价格,还承诺客户“卖不掉的包,随时拿回来退。”就这样,一年下来,我家的营业额下降了近3成。

父亲看不下去了,忍不住说:“都是这群侉子害的,生意没法做了!哪有人卖货只赚1块钱的,物流成本都不够,还卖不掉就退货,别人退回来了,我们到哪儿退?!”可抱怨也归抱怨,行情已然如此了。

以往,长街上的箱包商户都是去河北进货,款式价格都差不了太多。自从商户越来越多后,街道上箱包的产地也更多元化了,河北、湖南、广州等地的货纷纷在店里挂起。父母起早贪黑更努力了,其他的商家也不甘示弱,有的甚至直接睡在商铺的阁楼上。

竞争日渐激烈,父亲嘴上抱怨着,行动上也只能有所改变:父亲认定同行个别产品利润确实压得够底,但在其他品类上一定会加价,如此分析,价格战是坚持不打的;但由于他们开启了退货的先河,我家也只能默认遵守规则——毕竟谁的服务好,谁的客户才会多。

但即便一再做出妥协,我家的生意却再没回到曾经的模样。


也是这一年,高伯伯家的生意也不太好做,原因同样是同行猛增。

高伯伯家也有一儿一女,比我大许多,毕业后都在自家店里工作。有时候生意不景气,他们经常会四人同守着店,大眼瞪小眼也盼不来客人。高婶婶无聊的时候,就来我家店里串门,打趣地问一句:“小尚,你家卖了几千啦?”

“几千?我家今天卖了好几万呢。”父亲听着就笑了,“你看哪有人?刚开张哩。倒是刚刚来了个搞推销的,说是阿里巴巴网站的,要我交钱入驻,我才不干哦。”

那时候,不少自称阿里巴巴的员工来长街上做推广,只是互联网才刚普及,入驻还要收费,父亲和其他老板们一样,一听就拒绝了。

等到2005年,芜湖另一个批发市场——吉和市场也进行了整修改造,从此前跟长街一样的露天市场变成了一处3层楼的商场,更名为宝文市场,颇具现代化的格调。

长街上的生意已经温温吞吞一阵了,不少批发商都搬去宝文市场求发展了。也就是像父亲和高伯伯这样生意做得早的,还剩下点老客户,收入虽大不如前,但也还算稳定;或者像孙康家那样,因为店主眼光独到,经营有方,能硬生生地分别家一碗羹;其余的商铺大都只能惨淡经营。

长街上不少商铺老板都回家了,我家隔壁的店铺空了出来,搬来一家浙江人,经营不到一年,也退店休业、打道回府了。又跨了一年,眼看着越来越多老乡返乡,父母也隐约感觉到些许不安,还对我说,等我小学毕业,就一家人一起回老家。

可我知道,这句话他们只是说说而已。




眼看着生意下滑得厉害,父亲决定尝试引进女包。

然而,父亲以往做生意是胜在人品和策略,为人诚信、胆大心细,有自己的控价和进货标准等等,但他的眼光还是相对保守的,这让他在女包引进上几乎是惨败。

那时,每当女包到货时,母亲的白眼快翻上天了,“诶哟,这都什么包哎?花里胡哨、五颜六色的,哪个女孩会喜欢哦……你看看这个,这个图案跟狗皮膏药似的,怎么卖得动哦……”妈妈像捡垃圾一样拎起包的一角。

父亲视生意为自己的终身理想,母亲如此“诋毁”,他自然气不过。

“你每天来那么晚就卖得动货啦?你看看人家孙家,人家老婆每天几点钟来的。他们家现在都买房子了。”父亲气得回嘴,继而又稍作停顿,“不过,他们买的那房子,我们也买得起。”

那时,我们住的房子还是租来的。买房的心思父母都动过,但由于生意上资金周转比较大,两人也从没有下定决心在芜湖扎根,所以一直没有行动。

引进女包失败后,父亲又开始引进男士公文包,这一次他终于又扳回了一局。

男包利润比女包好得多,而且样式少,不容易看走眼。若遇到单位订单,一下子就能出上百个。就这样,我家大概成为长街男包最多的店家之一,不少市场内的同行都在我家拿包。

我那时还时常来店里,却很少再见到天王。

“父亲,怎么现在都没看见天王了?”我有些纳闷。

“天王那家伙暴脾气,前几年喝醉酒在马路上蹬三轮车,腿都摔断了,好久都不做了。而且现在长街早就不允许人力三轮车通行了,太危险了。”我父亲解释道。

时代滚滚往前,人的命运也跟着向前翻滚。不久后父亲自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送起货来跑得飞快。

“现在的生意没那么忙了,我自己开车去,几分钟就送到了。”送久了,日晒雨淋的,他的脸又黑又糙。以前媒人向母亲介绍他时,措辞可是“一表人才、全身雪白的小伙儿”。有次,父亲还问我:“我现在去进货,白沟那帮人都叫我老尚,以前他们都叫我小尚的,我有这么老了吗?”

想来那时父亲也就三十来岁,心里自然不觉得自己老。


2008年,经济危机降临,外需减少,工厂普遍积货,导致书包的出厂价下降,父亲趁此机会,拿到了一批低价同质的货。谁也没想到,这会是我家最后的巅峰。

夏天,奥运会在北京召开,福娃自然成了香饽饽,父亲偷偷进了福娃图案的书包。可那时候,严格的版权保护早已不像几年前了,经常会有城管来回巡逻,发现有盗版产品就要罚款,父亲只好把货都收进仓库里。

等书包季开始,我和弟弟依旧轮流坐在他的三轮车上,起早贪黑帮忙摆摊。我已经大了,不太情愿坐三轮车,总有种难以言说的羞耻感。虽然我心里明白,坐父亲的三轮车本身并不可耻,但这确实和日渐繁华的城市格格不入了。

那年秋末冬初,长街发生了一次很大的火灾,4小时才扑灭,浓烟弥漫在长街内,迟迟没有散去。接下来三四个月里,又接连发生了两三次。

几场火灾就像隐喻一样,很快,四处就开始流传着长街要拆迁的消息。

那时我已回了老家念初中,一天,妈妈突然回来,说是结婚证弄丢了,要补办结婚证,准备买房。就这样,做生意近20年,父母亲才在这个城市买了第一套房子。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长街要搬迁了,新市场在城南,我们打算搬去城南啦。”

妈妈说,城南的市郊,有一处号称“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档次最高、配套最完善的综合性专业市场——瑞丰商博城”即将建成,这口号,和当年兴建长街的时候如出一辙,比宝文市场还洋气。

瑞丰的招商专员们常常在长街做宣传,一边鼓吹长街即将拆迁的消息,一边鼓动商家抓紧时间租买瑞丰的店铺。

最终,长街上大部分商户都在瑞丰弄了间门面,我家、高伯伯家、孙康家都是,只等着瑞丰建成了。




2009年,淘宝第一个“双十一”活动正式上线,那时,网购刚刚兴起,长街上的老板们还没人把它放在眼里。

早在那年元旦,我就问过父亲开网店的事。当时我参加了学校的元旦汇演,挑不到合适的演出服,找同学借了一件,同学告诉我这是她姐姐网购的。

可父亲听了却摇摇头说:“我又没文化,不知道怎么弄。请人搞还要花钱,谁知道能不能做成。”我知道,父亲当时的心思根本不在什么网购上,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瑞丰。

2010年,瑞丰正式建成,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印刷名片,增加了瑞丰二店的地址和电话。他踌躇满志,逢客户进门就塞名片,以为自己事业的新高峰马上就要到来。

“我的梦想就是开个公司。”那时,父亲常常对我这么说。

开了新店后,最明显的问题是人手不够。好歹算是“家族企业”,自然要全员上阵的。平日里生意不忙,父母亲一人分管一店;书包季正值寒暑假,我和弟弟就轮流在瑞丰值班。然而,和父亲的预想截然不同,瑞丰的生意着实过于惨淡,干坐着一整天,也不见一个人进来,用弟弟的话说,“看店就是换个地方玩电脑”。

高伯伯的儿子和儿媳也被“分配”到瑞丰看店,由于店里确实冷清,高哥哥时常被父母念叨,赚不到钱,还游手好闲。

大家又观望了一年多,瑞丰的生意还是没有一点起色,长街也没再提什么拆迁,大家又纷纷退了瑞丰的店,回去守着长街的老店。“唉!我们也老了,能做几年是几年吧。”退店的时候,父亲有些不舍,这也是他第一次说自己老了。

这和瑞丰店刚开起来的他,差别也太大了。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网购的影响开始逐渐渗透进日常生意中了。

偶尔来店买包的散客,一问价格就跑了,他们说网上的要便宜得多。一天,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走进了我家店铺,要买两个双肩包。父亲向来不欺负年轻人,报了个实价,没想到他们也要砍价:“老板,便宜点吧,这个包网上30都够了。”

“网上的包你看个图片都差不多,拿到手你就知道不一样了。”说着,父亲拿了个相似的款式,“你看这两个包差不多吧,你看看这个拉链的金属,你摸摸包的面料,你捏捏这背带……还有背后,一个是一体式的气囊,整面都是;另一个什么都没有……质量不一样的。”

可两个年轻人显然没被说服:“老板,今年都2012年了,世界末日都到了,你卖不卖这个店都是要倒闭的。”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

到头来,他们还是没有买我家的包,但传统实体批发业的末日,或许真的不远了。

当然,那时长街上已经有一拨人——以80后、尤其是85后为主——率先走起了互联网销售路线。比如,我们隔壁的玩具店店主,他们家80后的儿子接手后就开起了网店,店铺外堆满了快递纸箱,店里的员工经常要打包到深夜。

其他店家看在眼里,也蠢蠢欲动,可如何设计网页、如何拍摄产品、如何做客服、如何收发货,都需要系统学习,对于父亲和高伯伯家这样开了几十年线下店的传统老板们来说,一切又需要从头开始的,他们思前想后,迟迟都没有行动。

那时我已经上高中了,父母不给我办银行卡,偶尔我也让同学帮我网购东西。听说我家是做箱包批发生意的,免不了被问一句;“你家有网店么,我可以到你家买呀!”

于是我又去转告父亲,父亲反问我:“你会开网店吗?”

“我没试过,不过上网查查应该可以开个店的。”

父亲不想耽误我的学习,说等我上了大学再说吧。




2013年,淘宝凭着“双11”350亿的成交额正式“出圈”,走进了寻常大众的视野。“淘宝”、“网购”一类的词一度在长街上引发了持久且巨大的恐慌,也终于开始实实在在影响到了实体店经营。

“都是马云害的,这网上能退能换,我们这些批发生意怎么做哦?”

“就是,网上价格都是透明的,我们做什么生意?”

批发生意本来就是赚差价的,市场一透明,对于中低端产品销售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开网店”成了所有商户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一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小学同学组织聚会,我见到了久未谋面的孙康。他和记忆中的胖小子不大一样,整个人瘦了几圈,看起来眉清目秀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不再继续读书了,就在自家店铺帮忙,大家都戏称他“孙老板”。

我和他简单交流了几句,问了问他对长街的看法。

“长街不行了,我家生意也很差,现在街上哪有人?还是你家生意好。”

“那你家以后打算怎么办呢?”我问他。

“我也不知道,打算开个网店试试。”

2015年,孙康开了个淘宝店。这时候淘宝上早已涌入海量的商家,品类繁多,本以为这个时候个体入局电商已经有些困难了,谁想到此时市场前景却是一片大好,更是在此后两三年迎来了一波又一波井喷式的发展。

和以前刚开始做箱包生意一样,孙康家这一次也不是最早入局的商家,但又一次在合适的时候加入了。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网店里只销售各式各样的编织袋,没想到凭着老客户和自然流量,生意渐渐也有了起色。

很快,虽然孙康家实体店里依然没什么生意,可是网上的订单量却越来越大,每天不见行人进,只有成车的货物运送出去。


“你都不知道,他家生意有多好!”每次父亲和我说起孙康家,开头总是这一句,我也只能回,“知道啊,网购就是方便嘛,让你开,你也不开嘛。”

“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太懒了,都不愿意出门买点东西,每天呆在宿舍里等着收快递呢。”父亲有点不乐意,叹了口气,说,“不过现在网上购物真方便,不想要就退掉,还不用出门……”父亲念叨个不停。

“爸,要不我还是给你们申请个网店吧?”自从上大学后,这句话我不止说过一遍。

“等你放假回来再说吧。你不在,说了,我们也不懂。”

可等我假期回去了,再谈起网店的事情,每次谈到一半,父亲就会打断我,他觉得这一切实在过于繁琐、麻烦了,说要改日再谈、从长计议。久而久之,这事就一直拖着没了下文。

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开网店的,但是又害怕后期运营力不从心,我和弟弟都不在他身边,父亲没有下决心的勇气。如今的父亲早就不再是当时那个敢于思变的年轻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不敢轻易尝试新事物了。

那时候,高婶婶还是经常来我家,抱怨生意难做,抱怨高哥哥不上进。我问她家怎么也不想开个网店。“我哪里会开网店哦,又不是你们年轻人。小高也说网店不好做的,身边做成的没几个。”高婶婶笑道。

她说得也没错,网店也不是开了就能做成的。可不去尝试,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这些年,长街早已“门前冷落鞍马稀”,像高伯伯和父亲这样不想进军互联网的老一代批发商只能接受生意日益惨淡的事实。与此同时,拆迁的传闻更像阴翳一样一直罩在他们头顶,谁都知道迟早会有那么一天,但也没人知道具体是哪一天。

终于,2017年初,区政府最终下发了通知,把长街巷内的房屋征收写进文件。我家仓库的房东已经把房子交给政府了,纵横长街巷道内的房子大部分也都被收走了,店铺的征收也只是时间问题。

长街,日薄西山矣。




2017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进了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

父亲不干涉我的选择,但是我隐约总感觉他另有所盼。有一次碰到高婶婶来店里,还是那句开场白,“今天你又卖了几千了?”父亲摇摇头,不接她这句玩笑话,反问一句:“你家今天卖了几万了?”

高婶婶笑着说:“我家不像你家欸,赚不到钱啊,马上要清仓处理啦。我家小高今年就回老家去了,明年就不来了,瑞丰那边的门面卖掉好了。我和我家老高过年还回来,再处理处理沿河路的陈货,我们也不干嘞……”

高婶婶快60了,在芜湖待了大半辈子,也要回去了。

此时,长街片区的沿河路、花津路的店铺,悉数搬去了瑞丰,瑞丰的生意渐渐好过前两年,但也是不温不火的,除非开了网店。

等高家回乡后,“回家”一词在父母口中提及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可话题总会在结束在“回家干嘛呢?”这个问题上。一想到这件事,他们还是觉着不如继续在长街干下去,“走一步算一步吧”。


父亲每天还是雷打不动,照常“上班”。我也和他差不多,干着朝九晚六的工作,拿着入不敷出的工资,就这样又是一年。

今年过年回家,亲戚问我工资如何,我不好意思说出口。“不如回家帮你父亲开个淘宝店。”亲戚说。

亲戚本也就是无心一句,父亲却记在心里了,或者说,他大概也一直希望有人能盘活自己这辈子安身立命的这摊生意——这家经营了近30年的店铺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份差事,而是事业,甚至是理想。

“姑娘欸,你在外面上班挣的那点钱,还不如回来给自己家开淘宝店。我现在还行,还有一些人脉资源,再过几年我就说不上话了。”父亲又一次开口说。

可我也只能对父亲坦然相告:“爸,我现在的工作是越来越好的,我也想趁着年轻多累积一点经验。给咱家开店的事情,我可以帮你申请网店,但我现在真没打算做生意……”我的人生有我自己的规划,确实从没考虑过回家做生意。

“算了,算了,当我没说过。”他摆了摆手,缓缓地离开了房间。我看着他走出去,驼着背,有点缩着脖子。我还想说点什么,一向温和的父亲却直接阻止了我。

他跑去找母亲,说自己初五就会回芜湖去,让妈初八就必须回去。相比于早年初四就营业,他觉得现在休息的时间太长了。

“马上就是书包季了,是生意最好的时候,你迟来一天我们就会流失好多生意。”他对母亲说。

可我们都知道,所谓的书包季早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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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 08:4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月嫂回忆录:做这行,真的不能细想丨人间 · 寻业中国

 刺猬丢了刺 人间theLivings 2019-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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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还在外面接单,以后等他媳妇生孩子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忙带带……像我们这样一年不知照顾了多少别人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连有没有吃饱都不知道。”



配图 |《找到你》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10



本文通过第三人称的描述,试图呈现出我母亲陈婉近4年的月嫂生涯,以及一群与她境况相同的月嫂们,是如何凭一己之力养家糊口的故事。

这个行业的兴起曾给了她们希望,但其发展速度和逐步的规范化,也不可避免地让她们再次陷入生活的困境。

我有限的水平难以写出这个群体万分之一的辛酸,只是希望能让人们了解到,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如此坚强。




2012年,陈婉赶在12月份的尾巴只身前往F市。

这是陈婉第一次来这里,随着人群走出火车站的时候,湿冷的晚风夹带着陌生的气息扑面而来,她内心的不安渐渐放大。但沉重的家庭负担驱使着她必须继续向前迈出脚步,不得有片刻迟疑。

陈婉手里紧攥着一张纸条,上面是阿珠写给她的地址,按着字条上写的乘车路线,她提着一个单薄的行李袋坐上了公交车。

到达省妇幼医院时已经晚上7点。给阿珠打了一通电话,近半小时后,才看见她从医院里匆匆走出来。

“怎么这么晚?这会儿我正忙着呢。”阿珠气喘吁吁地说了一句,就做了一个手势,示意陈婉跟着她走。

阿珠年纪比陈婉稍长几岁,是一位已有6年经验的月嫂,一个多月前陈婉经由出租屋房东的介绍认识的她。就在昨天,阿珠刚接到一个单子,产妇因胎位不正而选择剖腹产,产后身体虚弱,这两天她跟着雇主忙前忙后,顾不上休息。

“我先带你去公司,向王老板介绍一下就得回了。她在F市有房子,很少在公司,这不最近又来了几个新人,正好给你赶上了。”阿珠边走边说。陈婉跟着阿珠快步在几栋老旧的居民楼间七拐八拐,好在她的行李袋里就装了几件换洗的衣物,不然就跟不上阿珠的脚步了。

前后不到10分钟,一栋筒子楼出现在眼前。阿珠说:“公司就在3楼,今晚你就住这儿,以后出单回来也可以住这儿,不过就是有点挤。”

陈婉将目光移向3楼,只见最左侧一扇玻璃窗的外墙上挂着一张简易的牌子,红底黄字,写着“XX月嫂公司”。

阿珠带着陈婉进了漆黑的楼道,对于这片黑暗,她显然已非常熟悉,麻利地上了二楼,才发觉陈婉并没有跟上。阿珠不敢离开医院太久,便又直接下了十几级台阶拉起陈婉的手:“你看着点儿路,以后走惯了就好了。”

穿过3楼一条狭窄的长廊,阿珠最终在走廊尽头的一扇铁门前停下。打开陈旧的铁门时,合页传出一声尖锐的噪音,引得门内一群人纷纷朝这边看了过来。

“公司”只有两室一厅,客厅狭小,陈设简单,正对着门的地方立着一个柜台,上面散乱地放着几本宣传纸页,柜台后面有一把皮质转椅。门的左侧放着一张灰色的旧沙发,沙发前是一个小茶几。此外别无他物。

“王老板还在吧?”阿珠问众人。

“在办公室呢。”夹杂着各种口音的几个女人异口同声道。在昏黄灯光下,她们的脸色看着有些蜡黄。

阿珠带着陈婉走进去时,整个客厅显得更逼仄了。“办公室”的门就在沙发旁边,阿珠敲了两下,里面立刻传来了一个女声。

“王老板,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陈婉,”听到回复后,阿珠边开门边说,“详细情况您也都知道了,以后还得麻烦您多看顾看顾。这会儿我得赶快回医院,有什么要了解的,您尽管问她。”

说完,阿珠见老板点了点头,忙侧身拉了一把陈婉,跟老板说:“那我就先走了,您忙。”

阿珠跟王老板本是旧识,自公司成立之初就在这儿工作,现在已经是公司的高级月嫂了。关门前,她小声跟陈婉说:“有什么不会的可以打电话问我,先走啦。”

一张席梦思床就占据了办公室的1/3,床边摆了一张书桌和一把靠椅。如果书桌上没有被各色文件堆满的话,这里倒是更像一间临时休息室。

王老板是一位50岁出头的女人,体形肥胖,她靠在椅背上,身躯几乎填满了整把椅子。出乎陈婉意料的是,她只问了一些基本的个人信息,并没有多问什么。

“明天上午你先去把健康证办了,然后回来参加培训。”王老板把身份证递回给陈婉,“再交200块钱培训费。”

王老板从不在公司过夜,离开前她特地交代陈婉:“记得去防疫站办,不用去医院。”




客厅里一共有11个月嫂,其中4人跟陈婉一样,是近两天新来的,其余的则都是刚“出单”回来、在公司里等待继续接单。陈婉跟她们聊了几句,发现自己竟然是里面年纪最小的——尽管当时她已经43岁。

月嫂的公用卧室在办公室隔壁,小得只容得下一张1.5米*2米的床,床旁边剩下一条小道,可以让一人侧身通行。陈婉跟其他11人一起并排横躺在床上,双脚悬空探出床沿。尽管姿势并不舒服,但不知为什么,当她挤在这几位陌生的月嫂之间时,心里的那股从出车站就一直持续的不安,稍微减轻了一点儿。

第二天陈婉到达防疫站的时候,发现前来办健康证的人还真不少,无意间听到她们的对话,竟然有几位也是月嫂。

“是不是有规定,月嫂都要来防疫站办健康证?”陈婉有些不解,忍不住询问。

几位月嫂面面相觑,沉默半晌后,其中一位月嫂笑着开口了:“没有的事,不过是为了省点钱。同样的体检项目,在医院要贵得多呢。”

“是啊,在防疫站办能省下不少钱。”另一位月嫂点头附和。

从防疫站回来后,陈婉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岗前培训”。跟她想象中的不同,没有专门的培训老师,是王老板自己给新人们讲,没去接单的月嫂们则临时充当了助教。

后来陈婉才知道,王老板自己就是月嫂出身。前几年月嫂行业方兴未艾,她看出了这个行业的前景,赶在市场饱和前分到了一杯羹。这两年,在本地市场站住脚的公司正处于上升期,几乎每月都有新月嫂加入,客户订单更是迅猛增长。

王老板随意地坐在客厅柜台前的转椅上,手里拿着一个婴儿模型,迅速地把如何护理产妇和新生儿的相关知识,从头到尾给新月嫂们说了一遍。不过她讲得没什么条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罢就让一旁的几位老月嫂补充,看看是否有遗漏。护理产妇和新生儿的工作繁多而琐碎,这样不成系统的讲解,让几位新人都听得云里雾里。


培训完的第五天,公司又来了很多客户订单,但老月嫂们都外出接单了。陈婉被王老板叫到办公室:“现在有一个护理的单子,我看你这几天学得不错,能去吗?”

“现在就可以上岗了吗?”虽说“培训”结束了,可即便王老板不考试,陈婉也清楚自己学得究竟如何,她并不觉得自己到了能够接单的程度。

“就3天,在医院照顾产妇和宝宝就行。月嫂只有动手去做了才会积累经验。”王老板慢悠悠地说道。

陈婉知道继续留在公司也于事无补,王老板说的也不无道理,更何况她急需用钱——两个孩子尚在学校念书,下个月的生活费还没着落呢——于是她点点头:“什么时候?”

“就明天,我会把客户信息和医院地址发到你手机上。”说着,王老板从桌上的一堆文件里抽出一个文件夹,“这是你的工龄证和健康证。”

陈婉接过,发现自己的工龄证上写的是“自2008年开始”。“是不是搞错了?”陈婉隐约有所察觉到了什么,但还是想再次确认——这十几天里,通过和其他月嫂的接触,陈婉对公司的情况基本有了些了解。几天前一个月嫂就告诉过她:“公司其实是2009年才成立的,王老板为了显示公司的老牌,就对外说自己2006年成立了公司。被客户问起时,我们也得这么说。”

那个月嫂说到这里时,突然自嘲似地笑了一下:“反正也没见有人真的来查过。”

这里所有月嫂的情况都相差无几:文化程度较低,家庭困难。有的甚至连体检都不合格,她们在被其他月嫂公司拒绝后,才来的这里。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王老板才不会细问陈婉的具体情况。

“抽成太高了,每单都要被抽走一半不止!”之前,月嫂李姐忍不住跟陈婉诉苦,“但是没办法,没法走,只有这里肯要我。”

“要是遇到要求严格的客户,防疫站办的健康证也就没用了。”月嫂吴姐在一旁接口道,“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他们让我先去医院体检,合格了才签单。我知道自己不会合格,就拒绝了,然后他们第二天就让我回来了。”

“既然不合格,为什么在防疫站能拿到健康证?”陈婉仍然无法理解。

“防疫站的人从来不会问健康证的用处,医院就不同了。医生一听我是月嫂,就说我有乙肝小三阳,不合格的。”吴姐苦笑着解释。

(编者注:乙型肝炎主要通过血和其它体液的接触传染,绝大部分为血液感染。)

陈婉终于明白当初王老板为什么直接让她去防疫站办健康证了。

“没有搞错,记住,你现在已经有快5年的工龄了。”陈婉收回思绪,听到王老板没有丝毫迟疑地跟她强调着,“不过这次是老客户,我会跟她直说是新人,工龄证暂时还用不着。”




2013年1月中旬,F市刚下过一场阵雨,天气阴冷而潮湿。

陈婉跟着客户走进陌生的小区时,看见街上铺满了刚被雨水打下的亚热带常绿植物的落叶,颜色依然翠绿。她没想到自己会被迫仓促上岗——就在昨天,结束了3天护理、正准备离开医院的时候,陈婉突然被产妇的婆婆叫住了。

“小陈啊,等下你跟我们一块儿走吧,接下来的20天还要麻烦你了。”

刚听到这句话时,陈婉没有反应过来,不过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被王老板骗了——打从一开始,这就不仅是3天的护理,王老板背着她跟客户签长期单了。

陈婉不敢表现出自己对于此事毫不知情,既然骑虎难下,只能赶鸭子上架了。


尽管天气寒冷,陈婉在浴室里依旧汗如雨下。她抱着一个不足7天大的女婴,软嫩无骨的触感不断传来。陈婉紧张极了,在给宝宝贴完肚脐贴后,动作开始迟疑起来。她没想到自己学的那些护理知识,临到实际应用时,做起来却这么不容易。

“陈姐,你难道不会吗?”站在一旁的产妇突然开口了。

陈婉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紧张得汗水顺着额角缓缓流下,快流进眼睛里了也顾不上擦。

“我来教你吧,你先把汗擦咯。”产妇之前就知道陈婉是个新手,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她。3天的时间不长,却足够看清一个人的为人。陈婉虽然对于如何护理产妇和新生儿不熟悉,但她足够细心,又富有耐心和爱心。

产妇接过女儿,左手抱住她的身体,右手托住屁股,轻轻放进提前备好的澡盆里。

“对不起,我太紧张了,”陈婉羞愧难当,甚至忘记了擦汗,“还要麻烦你。”

“没事的陈姐,正好我是二胎,之前也请过月嫂,这些其实我都会一些。”产妇将宝宝安置好后,开始一边给孩子清洗一边解说,“你看我清洗的顺序和手法,先上后下,先里后外……” 

接下来的日子,陈婉跟着产妇学会了很多具体操作:吸奶器的用法、如何泡奶、催奶、乳房按摩、做月子餐……产妇相当于给陈婉做了一个二次培训。

多年后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第一次接单,陈婉都会由衷地感谢这位产妇,她一定不知道自己的善意给了陈婉多大的勇气和支持。


20天后,陈婉“出单”回到公司,拿到了做月嫂以来的第一笔工资,1800元——此前,王老板已经抽走了2000元。尽管工资并不多,但陈婉还是先抽出一部分,给自己报了一个正规的月嫂培训班。之后把剩下的钱全部寄给了自己的一双儿女,自己则继续省吃俭用。

“我不是已经给你培训过了吗?怎么,对我的培训不满意?”得知陈婉要参加培训,王老板的态度冷了下来,“这次的客户不也说你挺好吗,有这时间,不如多去接几个单子练练。”

“这次的客户人好,才没有把我辞退了。我知道自己的斤两,您教得挺好,是我太笨没学会。给我两星期的时间,培训一结束我就能接大单了,到时候肯定赚得更多。”陈婉委婉地辩解着。

王老板的手指在自己圆圆的下巴上来回刮着,眯着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一条缝:“你既然要花这闲钱,我也不能拦着——月嫂“三证”你不是还缺一证吗?正好4月有个初级证考试,你培训一结束就给我去接几个护理单子,然后把证考到手!”

(编者注:月嫂三证——身份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及母婴护理培训证明。)




那年4月,陈婉在经过为期两周的正规培训,又接连做了几个单子后,以高分获得了月嫂初级证书,正式开启了24小时待命、全年无休的月嫂生涯。

陈婉已经做月嫂近一年后,有一次王老板给她介绍了一个颇为棘手的单子——客户接连换了两名月嫂还是不满意,头一个月嫂在客户家里工作了不到10天,后一个工作还不满1天。

跟前一位月嫂交接时,陈婉了解到:宝妈在分娩时因耻骨联合分离,几乎无法下地行走,需要坐一个多月的轮椅,宝宝又浑身都长了湿疹,所以宝妈脾气异常暴躁。

“宝宝平时的衣服都有放烘干机烘干吗?”陈婉此前正好遇到过此类情况。

“是,最近一直下雨,婆婆担心衣服受潮给宝宝穿不好。”宝妈坐在轮椅上点头道。

“所以是不是就把刚烘好的衣服马上给宝宝穿上了?”陈婉继续问。

见宝妈点头,她解释道:“刚烘好的衣服是不能马上给宝宝穿的,宝宝的皮肤非常脆弱,尤其是新生儿,皮肤尤其敏感,这样的衣服非常容易让宝宝闷出湿疹。”

“您不用担心,有我在,不出两天宝宝的湿疹就会好的。”陈婉安抚道。

陈婉并没有说大话,后来的确不到两天,宝宝的湿疹就基本都消了。宝妈和家人非常高兴,不住地称赞陈婉经验老道。“不像前两个,跟新来的一样,连这都不会处理”。

听到这样的称赞,陈婉心里却不由苦笑起来。她始终记得一年前的自己是何等窘迫,如果不是那家人的善意,恐怕自己也无法坚持至今。

然而,治好宝宝湿疹的感激并没有持续多久,陈婉就再一次被这家人当成24小时待命的保姆了。

“我既然花钱雇你来,你不就应该24小时为我服务吗?”两个月前,陈婉的某位客户这样对她说道。而这次的客户,虽然没有言语上的直言不讳,却在行为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宝妈每天要吃7顿月子餐,每餐都会换下1套衣服、2条毛巾,算上宝宝的衣物,每天要洗12套衣服。“要用手洗啊,我那布料可都是好的。”宝妈不忘叮嘱道。

每天下午,在给宝宝喂完奶、哄她午睡后,陈婉本可以小憩一会儿,但宝妈每次都掐准时间,等陈婉一从婴儿房里出来,就立刻在卧室里喊她:“陈姐,给我按摩按摩,我涨奶了。”可陈婉给宝妈按摩时,发现她压根没有什么奶水。

在每晚2点睡下、4点起床准备早餐,不间断地照顾宝宝和150斤重、坐在轮椅上几乎没有行动能力的宝妈,如此坚持了10天后,陈婉终于累垮了:“您是对我的工作不满意,还是对我本人不满意?我没有休息好,就没办法尽心尽力地照顾您和宝宝,对吧?要是觉得我不够格,您直说,我会帮您请其他月嫂来的。”

“不是,”宝妈短促地回答了一声,“我性格就是这样,大姐,你不要怪我。我30多岁了,还生了二胎,”宝妈坐在轮椅上,抬头歉然道,“可能有抑郁症。”

那之后的日子,宝妈的态度终于有所转变,不再让陈婉手洗衣服了,午休时也不再找借口不让陈婉休息,甚至有时候还会向陈婉倾诉自己的产后抑郁。

“做满42天再走吧,婉姐,你一走都没人陪我说话了。”一个月快结束时,宝妈哭着说。

“我也想多陪陪您,但是工作排期已经定好了,下个单子就在这个单子结束之后。”陈婉劝解道,“您以后还有宝宝要照顾,要放宽心,宝宝本身就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啊。”

“婉姐,”宝妈握着陈婉的手捏了捏,然后擦了一下眼睛笑了起来,“你说的对,生了这么个宝贝,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后来陈婉无意间问起王老板,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让她这么个刚工作不满一年的初级月嫂来接手这个产后抑郁的单子,王老板的回答出乎意料:“你每次出单后,我都会打电话跟客户交流,跟我想的一样,她们对你的评价都挺好的。”

陈婉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王老板的掌控内。




2014年秋,陈婉参加了月嫂中级证考试,却拿到了月嫂高级证书。一问老板才知道:“我里面有认识的人,跟他们沟通了一下,自然就有办法让你拿到高级证书。”王老板私下里跟陈婉卖好说:“这可不是人人都能拿到的。”说完,又笑着看了陈婉一眼。

就这样,陈婉正式成了公司里一名高级月嫂,薪酬增加的同时,接的单子也越来越棘手,王老板的抽成也跟着水涨船高。

2015年4月,王老板又给陈婉接了一个颇具难度的单子:宝妈是某服装连锁店的老板,在接连辞退了一位催乳师、一位护士、一名医生以及两名月嫂后,找到了陈婉。

陈婉一到客户家中,就看到了一个鸡飞狗跳的场面:全家人围着啼哭不止的宝宝团团转,却都束手无策。陈婉把宝宝接过来,脱下裤子一看,果然是一片触目惊心的血红色——宝宝患了“红屁股尿布疹”,非常严重,已经出血。再一看,宝宝脸色发黑,全身皱巴巴的,显然已经饿了许久。

“宝宝有多久没喝奶了?”陈婉立刻问宝妈。

“从生下来到现在,才喂了4次。”宝妈焦急地说,“根本喂不进去,每次一喂他,就像要断气一样,连脸都黑了。”

“现在先喂饱宝宝要紧,红屁股之后我会处理的。”陈婉示意宝妈去房间,走到床前教宝妈,“您先躺下,侧卧着。”

“要躺下喂吗?躺着怎么喂?不好吧?”宝妈犹豫着是否要照做。

“您相信我,先躺下吧。”

宝妈将信将疑地躺下后,陈婉把宝宝轻轻放在宝妈身旁,头紧挨着她的乳房,让宝宝含住。不一会儿,宝宝就开始吮吸起来。

“真的吸了!”宝妈惊喜地叫了一声,引来了一直等在门外的家人纷纷进来看宝宝喝奶,都高兴坏了。

“阿姐,你现在是我们全家的偶像了!我们之前请了那么些人都喂不进去,你一来就把宝宝给治服了!”宝妈喂完奶,一脸钦佩,“之前那位月嫂给宝宝换尿布的时候,见宝宝流了一屁股血,就立马跑来跟我说她不会处理,不敢做了。”

宝妈非常健谈,坐月子期间跟陈婉讲了自己的奋斗史。“我本是H市人,毕业后来到这边做会计。做了几年赚了挺多,就想自己做生意了,便开了一家西餐厅。”说到这里,宝妈突然问陈婉,“阿姐,你喝过奶茶吧,你觉得好喝吗?”

“没喝过。”陈婉如实回答。

“那就别喝了!你知道一杯奶茶我们卖多少钱吗?普通的就要十几块了,而我们一桶香精的成本也就十几块,却可以用它调出上百杯。西餐厅开了4年,大赚,但心里不舒服啊,这种黑心钱我也不敢再赚了,怕以后报应到孩子身上,就把它盘给别人后,又开了家服装店……”

陈婉当时就想着,回去一定要嘱咐自家孩子少喝奶茶。


宝宝满月酒那天,宝妈问陈婉是否信佛。

“我信的。”陈婉知道,其实信仰与否并不重要,只是让自己心里有个念想。如此,日子方不至于太难熬。

“我们一起去庙里上香吧,给宝宝祈福。”

那天,两人冒雨去了一座很远的寺庙。寺庙建在山上,山中云雾缭绕。上完香后,陈婉还在寺院里看到了孔雀。那是陈婉第一次见到孔雀,到现在她还记得当时初见孔雀时的惊艳与喜悦。

“小妹,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回去的路上,陈婉感激地对宝妈说。




2015年夏,陈婉从F大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的病房里走出来时,看见隔壁病房也有人同时走了出来,两人几乎同时来到电梯前。

“你也是月嫂吗?”电梯里,陈婉搭话。

短暂的交谈后,陈婉才知道这个叫赵华的女人竟是自己的同乡。早在2003年,赵华就成了一名月嫂,已经干12个年头了。

诸多的相似让陈婉跟赵华成了朋友。后来陈婉才知道,赵华每年都会接12个单,全年无休。她的丈夫是一位赌徒,欠了14万多的外债,而她的儿子两年前因帮老板偷漏税被拘留,至今仍未结案。平日里,除了给丈夫还债,她还要帮儿子请律师,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陀螺,旋转了一年又一年,仍然不能停止。

“阿婉,每次请律师我都要花8000块,他们却只上去说几句话,”赵华在电话里对陈婉抱怨,“几次了,一点进展也没有。可我又不得不请,我不知道除了这个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这时,陈婉的听筒里突然传来一声哽咽。“以前怕他被判刑,现在却盼着他判刑。你说要是早点判下来也好啊,我就知道要等几年了,”赵华的声音低了几分,似乎在努力压抑着什么,“我等他出来,心里也有个盼头。可是到现在连案子都没结,就这么关着他……”

赵华再也克制不住,哭出声来。还有一次,赵华在电话里不无苦涩地跟陈婉感慨:“干我们这种伺候人的活,就不要指望会被当作人来看待了。”

原来,赵华又遇见了那种多疑的客户——在工作期间,宝妈的婆婆一直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在她出单前,那位婆婆义正言辞要求检查行李:“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顺走我家的什么东西?” 

“不要多想这些,真要想起来,一天也做不下去。”陈婉无奈地回答,她也遇见过多次。

“是不敢多想,有时候想着想着都忍不住要掉眼泪,不过像我这一把年纪的,要真流眼泪还怕被人笑话呢。”电话里。赵华笑了起来,“阿婉你没关系,再熬几年,等你女儿毕业工作了,就能享清福啦。”




认识赵华的时候,陈婉的女儿已经念高三了。国庆期间,陈婉恰好出单,她担心女儿学习压力太大,便打算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把女儿带来F市玩几天。

陈婉带着女儿在几栋老旧的居民楼里穿梭时,突然想起自己初到这里时的那个夜晚。

“我带你去公司附近的旅馆住吧。这两天出单回来的月嫂多,公司可能睡不下。你难得出来放松一下,得好好补觉才是。”

“没关系老妈,我本来就是为了跟你多待几天才来的。”女儿立刻婉拒了,“你让我一个人去住旅馆,我可不答应。”

陈婉知道女儿在某方面的固执,于是不再坚持。

打开公司陈旧的铁门时,陈婉果然看见狭窄的客厅内已经挤满了人。王老板正坐在转椅上,和几位老月嫂大声说笑着。见到陈婉身后的女儿,她们都把话题转移了过来。

“小陈,这是谁啊?——王老板,又来新人啦!”夹带四川口音的吴姐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

“年纪这么小就来当月嫂,我们几个老奶奶的饭碗怕是要不保咯……”坐在破沙发上的几名月嫂,像是发现了什么新事物一样,你一言我一语聊了起来。

“小陈,这是你女儿吗?”王老板开腔后,其他人立刻都住嘴了。

“是,带来F市玩几天。”

“放假啦?那可要好好玩几天,带着她出去吃点儿好的。”李姐接话道。

陈婉带着女儿走进左手边的房间时,内心是忐忑的,她真的不想让女儿知道自己一直以来都睡在这种地方。

“老妈,晚上我也睡这吗?”

“是,就两间房,你跟我们一起睡,另一间是王老板的办公室。”陈婉见女儿看着房间里的那张小床,长久地沉默着,知道自己果然还是让女儿担心了,于是立刻开口解释,“平时公司里真的没这么多人,刚好最近她们都出单了,所以才挤了点。况且平时我都在外接单,很少睡在公司,你就放心吧。”

晚上睡觉的时候,陈婉让女儿睡在角落,自己把她护在里侧。陈婉心想,明天不管女儿如何反对,都一定要带她去住旅馆。

这时,睡在旁边的李姐突然说话了:“小陈,我的小儿子应该跟你女儿一样大了——我都快4年没见他了。”

“我也好久没见过闺女了,不知道她有没有好好念书。”另一位月嫂也打开了话匣子。

“现在好像可以用手机跟人视频,可惜我只会打电话。”

“视频也要用那种智能手机啊,你那个手机也就只能打打电话咯!”

陈婉没想到几位月嫂会突然聊起这样的话题,她不希望女儿知道这些后又为她瞎操心。她悄悄歪头看了一眼女儿沉睡的面容,暗自松了一口气。

“我儿子去年结婚的时候,我还在别人家里接单,以后等他媳妇生孩子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帮他带带孩子……像我们这样一年到头在外面不知照顾了多少别人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连有没有吃饱都不知道。”

“小陈你真好,家离得近,一年可以回几趟家,这次还能把女儿带来玩。哪像我,从四川来到这都3年多了,一次都没回过,怕一回去就舍不得出来了,哈哈。”尽管李嫂一直在笑,语气里却满是藏不住的悲凉,“有一回我想给我家娃子写信,还去买了笔和纸,结果回来要写的时候,才发现我只会写我娃的名字,哈哈……”

“不要想这些没用的了,好好赚钱才能让孩子们有书可念!难道你想让他跟你一样连信都不会写吗?”

“你这人说话永远都不中听,不过这回倒是没说错。哈哈。”

夜里的谈话还在继续,陈婉不知道的是,在她松了一口气的瞬间,泪水就从女儿紧闭的双眼里夺眶而出了。




2016年除夕,陈婉收到赵华发过来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小碗煮芥菜和一碗米饭,随后,又发来一条消息:“我已经吃这个快一个月了,今晚还是这个。”

赵华这次接了一个“年单”,宝妈的家人每餐都跟赵华分开吃,并且会单独给赵华准备一碗煮芥菜,连除夕夜也不例外。“才吃几天我的胃就开始痛了。”

“不要做了,身体要紧,钱有机会再赚。”陈婉试图劝解,虽然她知道劝也没用。

“再做几天吧,年单的报酬更多,你也知道我舍不得。”果然,赵华这样回答了。

其实,劝赵华的时候,陈婉自己也正在强忍着胃绞痛——她在X市客户家里已经连续吃了半个月的开水煮鱼卷了。

这次的客户祖上几代都是教师,宝妈坐月子期间,她婆婆特地从Q市赶来,还带了很多特产——鱼卷。

“我半辈子十指不沾阳春水,饭菜要是做得不好吃,你们别见怪啊。”婆婆说道。陈婉起先以为这只是玩笑话,一顿饭后才发现,原来她说的是大实话。不管做什么菜,无论荤素,婆婆都是先往锅中倒入一点儿油,再把开水倒进去和食材一锅煮,鱼卷也是一样。

这样的做法味道可想而知,但婆婆却说,这是最养生的吃法。

一个月后,陈婉出单回到家时,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过完春节,陈婉离开了王老板的月嫂公司。

这几年,公司不断有许多新月嫂加入,同时也有老月嫂离开。留下的基本都是办不了健康证的,否则没人能长期忍受王老板如此不合理的剥削。高级月嫂的流失,让公司的口碑不断下滑,很快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王老板,我想离开公司了。”陈婉向王老板请辞的时候,其实心里并没有多少底气。她知道,这些年若不是王老板有意栽培,自己也不会有在客户间积累口碑的机会。尽管被压榨了多年,但陈婉在心中还是感激她的。

“我知道你早晚都会走的,”王老板一如初见时的那样,闲适地坐在办公室里的那把靠椅上,“其实看你们一个个的离开,我心里还挺高兴的。你可能不太相信,我看着你们从门外汉一步步走到现在的样子,心里总会有一股成就感。”

“你们有了口碑,自然会有自己的客源,这是凭你们自己的本事换来的。”王老板通情达理地说,“你们都走了,对公司来说确实是一种损失,不过我也不会忘记你们当初为什么来的,所以就不挽留你们了。”


随着年龄渐长,陈婉做起来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做月嫂多年,她原先在工厂上班时落下的颈椎病,没有丝毫改善,却因为照顾宝宝还患上了腰椎病和关节炎。

而且近两年,随着月嫂这一职业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和重视,行业里不断注入新的血液,加入新的规定,原来的那些月嫂也渐渐没了容身之所。

“你会用手机打字,却不会写字?”去另外一家月嫂公司面试时,公司里管人的小姑娘问道。

“我确实不会写。”看着对方递过来的一本厚厚的“月嫂工作记录簿”,陈婉不知所措起来。她以为只要照顾好宝宝和宝妈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往本子上写自己一天都做了什么?这对于她来说太难了,即便自己会写,这厚厚的一大本,每天还要求写两页,肯定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大姐,你的那一套都过时了,现在就要‘规范化’!”小姑娘特意把那3个字咬得极重。

跟陈婉境况类似的月嫂不在少数,她们年龄较大又没什么文化,有的只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而如今连这也“过时”了。

“我儿子还没娶媳妇呢,家里连套房子都没能备着。”同被那家公司辞退的李姐一脸苦涩。



后记


高三那年国庆,我去过母亲的公司。那时候的“XX月嫂公司”依然热闹,我还记得自己跟几位出单回来的月嫂挤在公用卧室小床上的场景。那位来自四川的月嫂,说已多年未见儿女时的笑声仿佛犹在耳边。

后来听母亲说起这些月嫂的故事,才知道原来她们只有在公司的时候才会这样。那小小的一方天地,虽然破旧拥挤,但似乎也只有那里,才能让她们不用看人脸色,放松一下。

我偶然见过一次赵华,她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让我以后要好好待自己的母亲。她笑着说这句话时,眼神却是黯然的,我想她应该又想起了自己那位尚在囹圄的儿子吧。

2019年,母亲在我毕业工作后,终于彻底辞去了月嫂的工作。我不知道几年前见过的那些月嫂们,现在是否还在这个行当里艰难前行,或者像赵华一样,只能做钟点工。

后来,我无意间在家里发现了那本“月嫂工作记录簿”,打开厚厚的本子,上面只写了两个歪歪扭扭的字,是母亲的名字。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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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丢了刺

捡起遗失的每一根刺

都鲜血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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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 08:4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全年无休的临时工,他一干就是20年丨人间 · 寻业中国

 北落师门 人间theLivings 201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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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一辈子,没有一天休息日,银行里的郝师傅就这样兢兢业业地干了20年。起初我以为,或许是因为这份工作换来的稳定、丰厚的收入,能让他撑起一个经济尚在爬坡时期的家。然而,后来才知道事情并没这么简单。



配图 |《国家破产之日》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11



2006年的初秋,我第一天到新城支行报到,郝师傅带着鸭舌帽,上身穿一件黑色旧夹克,下面穿布鞋的脚正踩着一条胶皮水管,冲洗着大门口的石狮子。我走上台阶时,他冲我点头微笑。 

那年我24岁,刚出大学校门。郝师傅41岁,已经在新城支行工作了6年,老员工们还都叫他小郝。

后来我才知道,郝师傅有电工操作证,当初是作为专业电工招进来的,刚开始工作挺轻松,后来行里的“万能工”辞了职,一时招不上人,领导就让郝师傅先顶替几天。于是,暖气漏水、下水道堵塞,不管哪里出的大小毛病,郝师傅总能手到“病”除。行里索性没再雇人,郝师傅身上就又加了一个兼职万能工的头衔。

那时候,支行营业网点的柜员在公休日都是“上二休一”,以保证全年营业。偌大的本部大楼加下辖的九家分理处,只要开门,各种物件难免不出故障,万能工就得随时待命,所以郝师傅“顺理成章”地成了全行上下180多名员工中唯一没有休息日的人。

要说人工作一辈子,没有一天休息日,真是件挺可怕的事儿,但郝师傅却能够忍耐。郝师傅的老婆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家中有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当时我猜测,或许于他而言,付出这般辛苦,换得银行稳定、丰厚的收入,应该是值得的吧。

然而,后来我才知道事情并没这么简单。




工作前几年,我和郝师傅接触并不多,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亲切和善、见人先笑、干活麻利,还有就是闲暇时爱喝上两盅。等2011年4月我调回支行任办公室副主任后,才渐渐熟悉起来。

第一天上班,郝师傅恰巧提着电钻从我办公室门口走过。“我去给大行长修一下柜门,电话簿里办公室那栏最后一个就是我,有事儿吱声。”他自来熟地对我说。

我敷衍地点点头,心想:“我一个秘书,哪有什么事能用到他?”

但事实证明郝师傅,比那时的我更了解这个岗位。此前,我习惯了网点千篇一律的工作节奏,以为机关办公室工作相对清闲,没想到,这活儿就像从地里钻出来似的,一个比一个来得琐碎、紧迫,弄得我一时手忙脚乱——五楼坐着的三位行长,但凡电脑开不了机、抽屉掉了底、空调不出冷风……第一时间就是喊秘书,可我去了也无法解决,不得不开启“使唤”郝师傅的模式。

每次,郝师傅总会在三五分钟之内就到场解围,有时候一天能“折腾”他好几趟。时间一长,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就找了个机会想委婉地向他解释解释。

“你是办公室领导啊,指示我干活是正常的啊!别见外,有事儿就喊我。”郝师傅反倒大大咧咧地说。


2012年元旦前夕,时任新城支行一把手的宋行长让我买了一大叠明信片。

“小张啊,明年是龙年,你帮我上网找找有关龙的吉利话,我好给领导们写明信片。”他吩咐我。

宋行长酷爱书法,毛笔字练了几十年,看来是要借此联络一下领导之间的感情,顺便显摆一下自己的书法功底啊。

我把搜集打印出的材料交给宋行长,他关起门来写了整整一个下午。下班时路过我办公室,直接将写好了的明信片交给了我,我随手放在文件柜里,准备第二天就去邮寄。

谁知,第二天市行监察室来行里进行党风廉政建设考核,我忙了一整天迎检。随后的几天又心急火燎地埋头给三位行长撰写述职材料,寄明信片的事儿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元旦假期后上班第二天,我和郝师傅在宋行长屋里帮他修电脑,他随口问道:“小张啊,刚才省行潘处长和我通话,我问了一句明信片的事儿,他咋说还没收到呐,同城邮寄这么慢吗?”

我立即像是挨了一记铁锤,脑袋里“轰”的一声:“呃……宋行,那个……我那几天有点忙,忘了寄了……”

宋行长明显愣住了,几秒钟之后猛地一拍桌子:“我让你办的事儿都能忘!你还能不能干点事了?我花那么大精力写的,这年都过完了,你说怎么补救?”

我呆呆地站着,无言以对。

“堂堂新城支行办公室副主任就这素质啊!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下面的分理处随便你挑!”宋行长动了真火,点烟的手直哆嗦。

领导勃然大怒一点不过分,我这办公室的差事,明面上是分管很多条线,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把行长伺候舒服了。一把手交代的事都能忘了,确实有点不称职。

我低着头站着,宋行长气得抽着闷烟,正在修电脑的郝师傅继续忙着,假装什么都没听见,场面十分尴尬。过了好一会儿,我默默地退出行长办公室,回到自己屋瘫坐在椅子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行长既然开了口要下放我,可能是气话,也说不定真会这么干,我还是琢磨琢磨后路,去哪个网点吧……”我丧气地想。

不料想到过了一会儿,宋行长竟然破天荒地推开门进了我的办公室。

“还生气呐?”他像孩子变脸一般笑吟吟地说,“刚才小郝都和我说了,好几天之前你就把东西安排给他了,他一忙乎给忘了。”

我一时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挺有意思啊,要不是刚好他在我屋里,我还真让你‘李代桃僵’给忽悠了呢。其实这也不算啥大事,我这人脾气酸性,火气来得快消得也快,别生气了啊!再说我批评你也正常,郝师傅是你们办公室的兵,工作出了问题你不得负领导责任啊?”

我这才寻思明白,原来是郝师傅替我背了黑锅,揽下了责任了啊。

“领导批评得对,应该是我负主要责任。”我见宋行长已经认定了结果,藏了私心,没再挑破说。

“没看出来,你这小子还挺仗义!”宋行长笑呵呵地背着手出了门去。

行长刚回自己的办公室,郝师傅就闪进门来:“东西在哪儿呢?快给我!”

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郝哥,这倒霉事儿你咋能往自己身上揽呢?”

“唉,我知道你这岗位不容易,天天面对仨行长,忙得脚打后脑勺,一个疏忽就落不下好!”

“那你这么说,行长咋看你啊?”

“正因为是我才没事呢!他那么大一个行长能和我一个临时工计较?你就不同了,中层干部年轻有为,刚来还是尽量给领导留下点好印象才是。”郝师傅将那一大叠信封揣进怀里,“往邮筒里一丢就完事,以后这种活儿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去干就行!”

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而且,这事后续也果然如郝师傅所料,宋行长是“将军额头跑得马,宰相肚里能撑船”,非但没有怪罪我,也没有怪罪他,反而好几次开行务会议时把这事拿出来当正面例子,说我和郝师傅做人做事有“担当”。我竟也因祸得了福。

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郝师傅竟然是“临时工”。 




这些年,银行员工的编制一直都分三六九等:干部编(后改为长期合同制)、工人编、代办员、临时工(后改为劳务派遣工,一般是厨师、卫生员、万能工、司机、保安等)。其中干部编最牛,合同到期了去人事科签个名就算自动续约,基本上就算是“铁饭碗”;工人编和代办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特殊产物,工资待遇和干部编差不多,但晋升空间有限;临时工就差得更远了,非但无法转正,各种薪酬福利也要比合同制员工少得多。

“挣钱少并不是临时工们最担忧的事情,他们最怕的还是失业。”有次,人事主管还专门提点了我几句,“你看看,这么多年来,正式工之间、临时工之间打架的事多如牛毛,可从未听说过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发生剧烈冲突吧?日常工作中,虽然表面上没人公开瞧不起临时工,但临时工们总还是小心翼翼的,这工作真是朝不保夕。”

好在那几年,办公室秦主任对郝师傅一直很不错。当时办公室还承担着网点选址和ATM机布放的工作,能挣点绩效工资。秦主任总会拿出一半来全员平分,另一半作为部门的活动经费,或是偶尔一起聚个餐,或是赶节假日去附近的景点玩一圈。

全年无休的郝师傅跟着我们去旅游是不可能的,但每次聚餐,秦主任都会坚决拉他一起,而且不准他自掏腰包——那大概是郝师傅最受尊敬的时刻了,即便 “百折不挠”地挑餐桌的最末位坐下,也总会被秦主任的“按岁数排座次”的说法拎起来。

然后秦主任就会对服务员喊:“先来三箱啤酒,一个二两半白的!”每一次,郝师傅接过属于自己的小酒瓶时,都会露出感动的微笑,拧开瓶盖小心翼翼地将酒杯倒得“浮溜儿浮溜儿”的。

按套路,作为一把手的秦主任要“打硬圈”(按次序敬每一个人)——其实就是借机夸赞手下的兵,肯定一下大家的工作成绩。如果在日常工作中有什么摩擦的话,小尺度地点一点,解开心里的疙瘩,有利于团结。

每次在这个过程中,郝师傅从不主动开口讲话,也不主动端杯,别人说什么他都会点头微笑。轮到敬他时,秦主任便会不吝溢美之词:“新城支行最离不开的就是郝哥你啊!你说这行长不在,副行长盯着,我不在,张林副主任能顶两天,唯独郝哥你不在,这技术上的活儿谁顶啊!就只能先撂下等你回来,所以说你才是新城支行最不可或缺的人才!”

等秦主任说完,桌上的人要么附和着点头称是,要么表示同意地哈哈大笑。

“谢谢主任!”郝师傅怎么会不清楚这是秦主任特意捧着他唠,他的那些脏活累活,让养尊处优、各扫门前雪的机关员工干,不是“掉价”吗?但郝师傅还是会站起身来庄重地双手持杯,然后一口干掉大半盅白酒。

郝师傅虽然爱喝,其实酒量一般,一盅白酒喝完之后,再来一瓶啤酒算是刚刚好,正在兴头上,才不再那么拘谨。偶尔,他也会打开话匣子和大家闲扯上几句,或者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但如果再多两三瓶啤酒,就到了极限了,像是生怕自己大醉多语会惹出什么不愉快来,别人怎么劝也不多喝一口了。




秦主任说的话虽然有点笼络人心的味道,但我却发自内心觉得,支行很多员工的工作贡献度真是不如郝师傅。

就拿我自己来说,当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秘6年,伺候过三任行长,最大的活儿是给行长写稿子,看起来算是“高大上”的工作。当然,这活儿也不轻松:例如“年初工作会议讲话”这样的大稿件,就要先要揣摩“上意”,分成不同条线下达各部门,再将他们的报告“缝”在一起,穿插进领导在大小会议上的“重要指示”,至少需要专心致志写上两天,搞不好还要熬上一个通宵。

然而这样一篇十几页的讲稿,行长开会时通常是不会读的。

“张副主任的稿子写得很好,你们会后把讲稿学习一下,我就简单说以下5点吧……”但凡有点水平的领导都会如是说。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会议结束后,那十几页纸就会被丢到垃圾桶里,我的活儿也大体就都是些“无用功”。

郝师傅正好与我相反,干得都是要紧的活儿:新城支行下辖网点众多,报障电话直接打到他的手机上,有时候他一天要跑几个来回。网点停电,他用发电机发电维持营业;水管崩裂,他穿着过膝盖的皮靴子,冒着触电的风险进去抢修;厕所堵了,扛着绞鞭通下水道,搞得浑身上下全是污秽……更让人好气又好笑的是,有时候网点打电话说电路故障无法营业,等郝师傅背着20多斤的全套工具箱十万火急地跑去,却发现原来是插排的开关忘了开了。

虽然跑网点辛苦,但看得出郝师傅还是挺乐意去的——为网点排忧解难也是他的“高光时刻”了。一般维修工作完成赶上饭点,有的网点主任会请他下馆子,有的会特意在厨房备几瓶酒,为得就是郝师傅干完活招待他在网点吃饭也能喝上一顿。

而从“背锅事件”起,我也拿郝师傅当哥们儿一般。偶尔碰上“太阳从西边出来”他没活儿的时候,我也会拎着一壶茶去他那儿唠一唠。

支行三楼的配电室就算是郝师傅的“办公室”,一张门板和砖头搭起来的“床”就在噪音很大的配电柜旁边,破旧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台淘汰下来的电脑,旁边是别人送给他的一个排球大小的鱼缸,里面养着两只小龟。

我早就对郝师傅靠一辆自行车“打天下”的事十分担忧,闲扯了一阵子行里的八卦,就借机说点自己的想法:“郝哥呀,你这天天骑自行来回跑不累吗?”

“咋不累呢?有啥办法?也得坚持干啊。”

“别的临时工都能休息,你一天不休,身体出毛病可咋整?”

“没事,我身体棒着呢!”他苦笑了一下又说,“你还是年轻啊,等到我这个岁数就不会叫苦了,就学会习惯喽。”

“这夏天还好说,大冬天的冰天雪地多危险。”

“坐公交车还得等,有那功夫我骑自行车都到地方了。再说我这是响应政府号召,低碳出行嘛……”郝师傅挠着脑袋憨憨地笑着说。

后来我琢磨了一下,郝师傅一天就算只跑两家分理处,坐公交车也得花好几块钱,恐怕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我跟秦主任反应了一下,他倒也没含糊,马上给郝师傅发了一张公交卡,办公室按月充值。可郝师傅转头就把卡给了他上学的女儿用,自己仍旧骑着破自行车终日奔波。

如此一晃,就又是好几年。




2014年9月办公室秦主任调离新城支行,接替他的吴主任却和他完全不同。吴主任丝毫不掩饰自己瞧不起临时工的态度,郝师傅的日子也开始渐渐不好过了。

吴主任刚上任不久,支行为了迎接省行领导对党建活动室的检查,行领导决定将原来设在四楼的会议室挪到五楼去,以便让党建活动区看起来功能齐全、整齐划一。原会议室里有一张长8米、宽2米的组装桌子,需要拆散,搬到五楼重新组装,工作量没有三四个小时是下不来的。历来这样的活儿都是郝师傅负责拆,雇佣力工来搬运。

我向吴主任说明了情况,没想到吴主任说:“雇什么人啊?让小郝晚上加个班不就干了吗?”

“郝师傅虽然干活有一套,但毕竟不是力工出身呐。”这话我心里想着,却没敢说出口。我提了个折中的建议:“主任,咱行雇力工一般给200块,我看工作量挺大的,一个人加班恐怕得干到凌晨,不如给郝师傅200块钱,我也好给他提这个额外的要求。”

吴主任却“语重心长”地说:“花那冤枉钱干啥?小张啊,这两年和以前不同了,临时工都归到劳务派遣公司了,咱银行是金主,每年给他们拨老钱了,临时工用得不顺心想换就换。小郝他就是干这个活儿的,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他加班的。”

顶头上司的话说到这份儿上,我没法不听,只好硬着头皮一五一十向郝师傅转述了。

郝师傅也是个有脾气的人:“我现在就开始干,8小时工作制之内我啥都能干!”他有点赌起气来。

拆解桌子的工作比估计的还要繁琐,我在一边想搭把手,却被郝师傅坚决拒绝。他一点没偷懒,花了2个小时才将拆了不到一半,时间已经到了下午5点。

郝师傅也没难为我,收起工具就找到吴主任说:“领导,到点儿了,我下班了。”

吴主任愣住了。第二天上午省行领导就要来检查,“一宿不睡觉也得干完”是行长的死命令啊!可是确实到了下班时间,郝师傅是占理的。吴主任踌躇再三,终于打电话花200元雇佣来两个力工,郝师傅见领导让步处理,也就退了一步。一边指挥两个力工,一边搭把手,三人配合,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工作。

这事儿的结果虽然也还好,没坏了迎检的大事,但被临时工伤了面子,吴主任竟耿耿于怀起来。没过一个礼拜,他就召集保卫条线开会,大意就是让我们调查一下,支行大楼里一些桌椅板凳莫名其妙就不见了的原因。

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典型的秋后算账啊——

行里食堂厨师将一些剩下的饭菜打包回家;卫生员收科室看过的报纸和纸箱子卖废品;司机多报销点油钱和过桥费这些现象,都是正常存在的。郝师傅也会将一些废弃的东西收在地下室,攒上一阵子卖点小钱。财务管理规定5000元以上才算是固定资产造册登记,这些不值钱的破烂本就是要扔的,对此领导历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毕竟是一条“小辫子”,这回吴主任占理,他就紧紧揪住不放,开始掂量起换掉郝师傅的事来。我当即表示了反对:“郝师傅在咱们行干了这么多年,对全辖都很熟悉,换一个新人就算能够处理好本部的工作,恐怕熟悉这么多家分理处也要很长一段时间,就怕这期间万一‘掉了链子’,惹行长发火咱们都不好担待啊。”

我从工作角度切入,又预先留了个台阶,吴主任掂量了一下,就没再提这茬。过了大半年太平无事,我真以为吴主任“大人不记小人过”了。




2015年12月31日,照例是银行年终决算的日子。对于银行从业者来说,每年的这一天都相当于一个大节日——会计条线要处理账务直到午夜,支行食堂也会摆上四五桌子酒菜招待本部员工。

这天,郝师傅竟一反常态地在饭桌上就喝醉了,饭局结束后,他还得给每个科室发水果,最后一个发到我的办公室。“郝哥喝口茶,解解酒。”我顺手给他倒了一杯茶,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向我倒起苦水来。

“张主任,你说秦主任在的时候,每年年终都给我个500块的红包,这个如今咱也不奢望了。就说说咱支行的福利吧,以前端午节发粽子、中秋发月饼、新年发大米和豆油,都让我挨个给人家送到屋里,好在也带我一份儿。现在可好,我一个临时工没了也就没了,可还是让我给全行员工发,这不是故意气我吗?”

他要不说我真不知道还有这事,设身处地一想确实有些替他窝火。

“把送货商的电话给我!”红包的事我没有权利解决,搞点实物还是有的。郝师傅心里打鼓,但还是犹犹豫豫地找出了电话号码,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了我。

 “你好,我是新城支行办公室副主任兼行长秘书张林。” 我抄起办公室电话就拨了过去,“我们行定的大米和豆油能不能多给我一份。"

“呃……我们都按人头给的呀。”对方还有点懵。

“我就是想多要一份,你就说行不行吧?为难的话我再想别的办法。” 

“好好,没问题张主任,明天就安排人送。”那边回过劲儿来,马上转成乐呵呵地语气说道。

我撂下电话对郝师傅说:“大大方方往回拿就行,就说帮着办公室张林送家去!”

“哎呀,为我一个临时工,犯不上,不值得……”他连连摆手说。

“郝哥啊,不说这是你应该得的,咱就是争这口气!大家都是两个肩膀顶一个脑袋,凭啥你比别人矮半头啊?”我愤愤不平。


这些腌臜事儿多了,我心里实在觉得,是不是郝师傅在行里工作的年头太多了,被蒙蔽了双眼。

这几年,体力劳动和技术工酬金的市场行情节节攀升,一个给银行网点安装牌匾的工人一天能赚上三四百元,这些工作对郝师傅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手到擒来。

可我毕竟是为新城支行工作,明面上不能干胳膊肘往外拐的事情,只能假装不经意和郝师傅说一说。

“郝哥,有句话在我心里绕了挺长时间,不知道该不该问。”一天,我实在忍不住。

“你说,你说。”

“按理来说你当纯电工也能一个月赚个2000多,和咱行给得差不多,为啥一直甘心这么受累呢?”

郝师傅乐了:“我进咱行是当专职电工的,后来逐渐往我身上加活儿,起初我心里也不平衡,也想过不干。咱可是有证的电工,换一家工作不难,难的是同样进银行。”

“银行咋了?在哪里不都是开一样的工资吗?”我有点纳闷。

“钱是一样,但在银行说出去有面儿啊!”郝师傅说,“我姑娘还小的时候不懂啥是临时工、啥是正式工,和同学说他爸在国有银行上班可得意了,这给我提了个醒。现在她都上大学了,眼瞅奔着嫁人去了,以后相个亲什么的,讲他爸在银行上班不是能长点面子嘛。”

“……你说我这不能算是骗人吧?”他见我沉默不语,又问。

“当然不算。”我赶紧接茬。

“再就是咱行大多数同事对我挺好的,我也不是能闲住的人。只要不欺负我,多干点、少干点没啥,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也就坚持下来了。”他说。

“我就是看你干这么多活,挣这么少钱,替你觉得有点不平衡……”我说。

郝师傅想了想说:“不瞒你说,我家里那条件,行里开那点工资怎么够用啊,这两年我下班后给别人值夜班看停车场,每晚100块,日结。晚上还能整点小酒,挺不错的了。”

“那岂不是全年24小时连轴转了!身体不得熬完了?”

郝师傅用手轻轻扶在我的背上,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语气对我说:“老弟呀,不用替我担心,晚上车少了,我就睡觉了,再说咱的文化程度不高,挣得就是身体钱,累点正常。这不?我一个临时工不也照样把姑娘培养出来了?趁着还能动弹,多赚点供我姑娘上大学,为结婚攒点底子,完成任务以后我就不干了。”郝师傅咧开嘴乐了,眼角得意地挤出了褶子。




郝师傅的秘密我从来都没对别人透漏过,他打另外一份工的事让领导知道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好在郝师傅白天干活依旧利索,如果不是他说起,真看不出来他晚上熬夜。但是2016年冬天,他引以为傲的“连续上班16年”的记录第一次被打破了。

一天下班后,郝师傅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得飞出去十多米,头上破了道大口子,缝了20多针,一侧腰部和后背都是血淋淋的擦伤,腿伤得最厉害,虽然没有骨折,却也伤了筋脉。可他只在医院待了3天,就一瘸一拐地拖着伤腿开始上班。

“我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郝师傅像是讲别人的笑话似的,“多亏是冬天,穿得厚,自行车轱辘撞得变了形,吸收了冲击力,不然还指不定在医院躺多长时间呢!”

“这么严重为啥不住院,工伤医保都有,多休息几天啊!”照我看来,简直完全无法理解。

“工伤不是得进行鉴别认定嘛?我当时没往家的方向走,而是去上夜班,这一查不露馅了吗?咱行里天天有活,我再多几天不上班,物业(劳务派遣公司)就会派人来顶替我了。”郝师傅偷偷给我说。

“那找到肇事者了吗?”我叹了一口气问。

“嗐,大黑天的,上哪儿找去!再说当时我喝()了,现在我这胳膊腿儿不都没啥事嘛,不耽误干活,还找那麻烦干啥!”

听了这话,我从心底替他感到难过,决定再利用“职权”照顾一下郝师傅,这一次,我准备从当年的省市行困难员工申报上做文章。

省、市行工会每年11月份统计一次全辖困难员工,入选困难员工档案的人春节前能够获得数千至上万元不等的补助。申报难度则在于申报的名额有限。

我仔细研究过文件,申报范围并不局限于在职的合同工——退休职工、劳务派遣工都可以申报。但傻子都清楚:这是一个积攒人脉的俏活儿,是卖人情给有今天没明天的临时工,还是给一个至少共处十几年、有竞聘投票权的正式工,谁还没有个掂量?

但对于郝师傅,于公于私我没有不为他争的道理。


我将郝师傅家里的状况以及被车撞伤还坚持工作的情况向时任支行一把手的郑行长反映了一下,他立刻表现出相当的同情:“小张啊,你真是给我提了醒啊,咱们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郝师傅为支行做了很多工作,家庭生活也比较拮据,确实应该报他,我同意你的建议。”

可郑行长顿了顿,又继续说道:“还有就是前一阵子柜员徐浩上班给钱扎捆时被机器压伤了手指,本来应该休病假的,但网点缺柜员啊,我亲自打电话劝他坚持一下,员工带伤上班应该给予奖励,但行里实在找不出名目来,我看不如把他也放在困难员工名单里面,得点慰问金的话也算是平衡一下。”

“那上报名单怎么排顺序呢?”我突然意识到这名单不是我能够私自做主的了。

“把徐浩排在第3名吧。”郑行长说。

“那郝师傅排在哪里呢?”我问。

“把他往后挪一挪,你看行吗?”郑行长客客气气地说。

“嗯……好。”面对大行长的“建议”,我可耻地退缩了,憋了半天也没鼓起勇气去挑战。

上级行审核下面报的材料主要看排名,市行工会给的解释是排序代表着生活困难的程度,越靠后就代表着相对不那么困难。全辖20多家支行,上报的名额少说也得100多人,根据以往经验,出了前3名几乎是不可能评选上的。新城支行本来就有两位比较困难的员工,一位身患癌症、一位有精神分裂,我将郝师傅排在他们前面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只好把他挪到第4名的位置上。

一个月后市行工会公示名单,郝师傅上报的顺序靠后,再加上上级行重视员工患重大疾病的材料,果然没能评上。

还好这事我之前没和郝师傅说,也就谈不上让他失望了。只是,想来自己手里就这么点权利也没能帮上他,我既感到遗憾又有点愧疚。

2017年,我平调到个人金融部门,和郝师傅工作上的配合少了很多。2018年初,我离开机关去下面分理处主持工作,和郝师傅的接触就更少了,只有赶上他来我负责的网点检修时,备上瓶有点档次的酒,或是哥俩出去撮一顿,聊上个把钟头。

如此日复一日,虽然活干得不如以前顺心,但郝师傅依旧在新城支行坚持了近20年,对于一个临时工来说,这简直是个奇迹。

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女儿大学毕了业,结了婚怀了孕,按照郝师傅之前说的,他终于可以不用再那么拼命了。




2019年2月2日,大年二十八,我突然接到新城支行前同事发给我的一条微信:“你知道吗?郝哥出事了!”

我连忙打电话过去,得到的消息让人心中一沉。当天上午10点多,张副行长要去拜访一位客户,打电话让郝师傅取几箱大米(营销礼品)放到车后背箱里。照理来说他再忙,行长的事儿也得先办,谁知张副行长坐在车里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到郝师傅人影,打他手机也没人接听。

领导心中纳闷,只好亲自跑到三楼仓库去看,被吓了一大跳——郝师傅脸朝下倒在库房地板上一动不动,张副行长赶紧打电话叫120,随车医生赶到后表示无法处理,将人送去了市医院。

郑行长得知后,一方面让办公室通知了郝师傅家属,另一方面召集人事、财务、后勤条线人员开了碰头会,要求立即查清支行是否及时给劳务派遣工缴纳了各种保险。

郝师傅20年来第一次不用春节加班了——当天下午4点钟,噩耗传来之快超乎所有人的预料:郝师傅脑干出血,人被抬进ICU抢救了1个小时多就不行了,享年54岁。

消息渐渐传开,好些同事都偷偷抹着眼泪。

只是,在得到临时工保险都足额缴纳后,郑行长像是松了一口气一样:“多亏小郝是在医院没的啊,这要是在支行大楼里就没了,得多……”他瞄了在场的其他人一眼,意识到下面要说的有些不妥,就没再继续。

的确,“地球少了谁都照样转”,事实证明并非像秦主任从前说得那样。正相反,比任何离开的正式员工的接任者来得都快。郝师傅去世的第二天一大早,劳务派遣公司就送来一个大个子中年人顶替了他的位置。



后记


郝师傅大年初二出殡,正赶上他的女儿即将临盆,不能出席葬礼。姑爷听说他们家还讲究农村“摔盆”(没有儿子姑爷摔)的风俗,大年初一买了张飞机票,一个人连夜躲去了三亚。

郝师傅父母都不在了,只有他姐姐和他老婆两个女人出现在告别仪式上,场面甚是冷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正值农历春节,大家都不想冲了过年的喜气,新城支行出席的同事稀稀拉拉加起来还不足10人,行领导更是没有一个到场。

由于郝师傅是在用人单位突发疾病死亡的,算是工伤工亡,单位下发了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工亡补助金等共计34万元,这算是他为家里赚得的最后一笔收入。

营业室主任和郝师傅感情也很好,那时候还问我说:“我想在全行范围内发起给郝师傅家捐款的行动,是否可行?”

“不可以的,”当时已经离开办公室的我劝他说,“这是工会的职能范畴,你越俎代庖,办公室领导会怎么想?”

后来我听说,王主任不信邪,联合了客户部经理何大伟去找吴主任,得到的回复果然是:“工会不能组织捐款,郝师傅尸检的结果显示血液中酒精含量很高,能得30多万赔偿已经是支行千方百计努力的结果了。”

“为我一个临时工,不值得……”很长一段时间,我脑袋里总是浮现出郝师傅轻轻摇着头说这句话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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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7 07:1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国求职,我成了内定的陪衬丨人间 · 寻业中国

 小杜 人间theLivings 201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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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这个词,汉语讲出来照样响当当,建中国的实验室,做中国的课题,带中国的学生,通讯作者署上中国人的名字,照样发在美国大牛期刊上!”在这段话的感召下,我决定好好准备准备,回国应聘……



配图 |《中国合伙人》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12




赴美做博士后的第7年,我终于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还因此登上当地的媒体。看似收获颇丰,内心却充满焦虑——在美国,博士后只是博士毕业生拿到教职或进入企业前的缓冲阶段,甚至连正式工作都算不上。而我这博士后一入坑就是7年,再不爬出来,就不是缓冲、而是死缓了。

于是,我开始找工作。但因为没有美国本土的学位,绿卡也还在申请中,一时间毫无进展。正在焦头烂额时,我收到了一封来自QQ邮箱的邮件,发信人自称是国内某高校某学院的科研秘书,在文中用错误百出的英文描述说,他们学院一直在关注我的科研动向,并认为我的论文意义重大,诚挚邀请我参加他们在X市举办的学术论坛,交通及食宿等费用皆由他们承担。

自从到美国后,我便跟国内学术圈没有什么联系了。对这所高校的了解,也仅限于网上介绍的“教育部直属”、“211工程”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之类的头衔而已。登上学院网站,才发现这所自诩“在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基础上”成立的新学院的目标不可谓不宏大——“短期内建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诚邀全球优秀人才加盟,以推进该校世界排名前1%的优势学科。”

世界排名前1%?我好奇到底是什么学科这么厉害。可点开链接,却进入了“网站正在建设中”的页面。

我不太确定,联系了一位在X市的师兄。当年在美国,我们常一起踢球,那时,他的口头禅是“5年之内必须杀回国去”,因为“海龟绝对整不过土鳖”。当然,他也不是说说而已——在美国待了几年后,师兄不但放弃了申请到一半的绿卡,更推掉美国这边公司的聘书,以海归风投的身份去了X市,做着上千万的投资项目,一时被传为奇谈。

“回来吧哥们儿,”隔着太平洋,师兄的东北话听着格外热乎,“各种烧钱,各种政策,往你脑门儿上咣咣猛砸,他们又刚成立,坑儿还没占满,你趁乱杀回来正是时候!”

师兄又让我备好中文简历,列上发表过的论文,我却糊涂了:“人家说开学术会,不是招聘会。”

“在美国待傻了吧?”师兄大笑,“真以为国内人傻钱多,请你回去游山玩水?这叫套路,学术招聘打包一起整了,回头往上一报,媒体一吹,好看又好听,何乐不为?”

国内?招聘?以前我也想过回国,可一来那时还没发表有分量的论文,二来对海归到底会是个什么状态也没概念。只在博客上看到过一些海归的文章,有人说离开时依依不舍,因为美国环境好、人少,充满田园气息;有人说美国是孩子的天堂,不用遭受国内孩子的各种压力;还有人醍醐灌顶,说年轻时来美国是凭那股闯劲儿,中年时回国要靠一颗不惑之心——没错,PM2.5、食品安全,这些都从新闻里走到你面前了,可那又怎么样呢?国内有发展机会,自然就有挑战,难不成所有好事都叫你一个人占尽了?

我没成家,没有小孩,更没痴想占尽所有好事。我只想做点自己的科研,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最有诱惑力是这段话——

“教授这个词,汉语讲出来照样响当当,建中国的实验室,做中国的课题,带中国的学生,通讯作者署上中国人的名字,照样发在美国大牛期刊上!”

跟师兄聊完,我重新搜出这段文字,读着读着,竟看到自己回国当上教授、坐在前面指导学生答辩时的场景。

在这画面的感召下,我不但立刻认真着手准备了中英双语的自荐信和简历,还专门为一个小时的求职演讲做了40多页的PPT,练得滚瓜烂熟——每分钟过一张,刚好留出15分钟回答问题——这些都是美国这边申请教职的固定流程,我想把这些带回去应该准不会错。

我给那位科研秘书回了邮件,用汉语表示感谢邀请,万分荣幸赴会。秘书迅速要了我的微信。我问具体的行程安排,好在美国提前请假。她说不急,届时会有通知。

很快,秘书就把我拉进这个论坛的微信群,看了几个,群友ID的所在地都是东京剑桥斯坦福之类,想必都是来自世界名牌大学的竞聘对手。既是竞争激烈,也体现了学院的吸引力,我在忐忑中又多了份期待。

秘书每隔几天就拉进一个新ID,这意味着又多了一个对手,于是,大家在群里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段时间,秘书终于给出会议行程安排,强调机票只能报经济舱,高铁则是商务座以下。群里终于有人开口了:“请问家属和子女怎么算?”

秘书回了一张捂脸的表情:“家人的话还请自理,抱歉哈。”




临行前,师兄叮嘱要收好登机牌和火车票,国内不像过去了,报销上管得严。我很感激,说务必要在X市一聚。

“必须的,”他在语音里大笑,“带你到江上兜一圈儿,咱哥俩儿把酒临风!”

可等我在X市落地,他人却到了广州。

“兄弟真对不起,那边项目要加急。”他打字道的歉,没用语音。

“没事,我要是留下来,咱以后不天天把酒临风?”我也打字回他。

以前在美国踢完球,就着啤酒和微波炉转出的油炸花生,我们都能聊到后半夜。如今人到中年,回了国内却也不得一见。我来不及感伤,就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论坛上。

会场设在学校的主校区,与会人员安排的酒店却在城市的另一端,秘书说这样“方便诸位每天游览市容市貌”。

当天下午,我在酒店办了入住。天气正热,外加时差,我计划着先休息一下,再参加学院的迎接晚宴。冲完澡躺在床上,隔壁就响起了夸张的撞击声,每次撞击之间还有女人的叫声,像扩了10倍音量的猫叫。我被吵恼了,砸了几下墙,撞击声停止了,猫叫却更猛烈了。我只好垂头丧气地下了楼。

酒店本身是个大厦,对面还是层恋叠嶂的大厦,夹杂其间的是无数汽车,红灯时像停滞的传送带,绿灯时就变成一去不复返的江潮。过街天桥挂着巨幅广告牌,上面的明星我既叫不出名字,也分不出男女。明星脑袋上是大红的标语,也搞不清是谁给谁在代言。

酒店大门口铺的瓷砖光滑整洁,地上的小卡片就格外显眼。我捡起一张,正面是个半裸女人,反面是手机号和二维码。我回头看了一眼酒店,才对刚才的声声猫叫有了新的理解,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疑问:我究竟是回了祖国,还是又漂到一个讲母语的异乡? 

晚些时候,秘书包了辆大巴拉我们去学校赴宴,上过江大桥时暮色苍茫,江水无垠,大家纷纷拿起手机拍照。秘书很年轻,戴着I Love NY的鸭舌帽,手持麦克,像个职业导游。她给每人发了纸袋,里面装着会议行程、入场证和人员简介,然后用奇快无比的普通话介绍着这大桥的历史,比如,它是X市人民的骄傲。

随后,又感谢我们不畏舟车劳顿,千里迢迢来参加这次学术盛会。翻开会议行程,我才发现,明天上午是统一参观历史博物馆,下午大院长演讲,后天是学术报告,并没有招聘方面的安排。

“不是开会么,”我问身旁的女生,“为什么要去博物馆?”

“也是哦,”那女生也在翻行程书,“我都没注意,大概是想让咱们休息一下吧。”

女生姓宋,在苏黎世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方向很前沿,说话有点口音。我问她家是哪儿的。她笑了笑,没接话。我很尴尬,不知哪里说错了。这位宋博士大概也觉得突兀,过一会儿才小声说她家就在本市。

家在本市?本科和研究生会不会也在本校读的呢?在这种对手面前我有机会么?

“那您明天真就不用去博物馆了。”我试着开了句玩笑。

她也笑。一路再无话。


晚宴设在学校的国际交流中心,一共20人,秘书带一桌,书记带另一桌。我被分在秘书那一桌,宋博士则坐在书记旁边。

众人入座的当口,我翻开会议人员简介,果然,这位宋博士是本校出来的。简介上还附有每个人的照片,我认了认脸,还有几个在本校读过的,都坐在书记那桌。秘书笑着干咳一声,我和同席的几位迅速放下简介。

“诸位学子晚上好,”书记举杯起身,笑容满面,“欢迎你们回到祖国,回到我们北京时间的7点整!”

席上一共10道菜,两道是本市名菜,秘书把席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家却都没怎么吃,也不怎么说话,大概是都想听听书记那桌在聊什么。可是也没听出什么来,因为书记喝了点酒,本地口音就越来越重了。

回酒店的大巴上,秘书说明早在楼下集合去博物馆。宋博士坐在我前边,正在用手机和儿子视频。回国连儿子都没带,显然是尽全力来求职的,这股狠劲儿让我压力陡增。

入夜,大家似乎既疲惫又心事重重,都不怎么说话。过江大桥不见星月,唯有灯火被江水层层映出,随波粼动,满满一江的迷茫。我拍下来传到朋友圈,第一个回复的竟是姐姐。

姐姐是表姐,从小玩到大,很亲,出国后多年未见了。

“你怎么会在大桥上?难道回国了?”姐姐用语音问。

“我来X市开个会。”

“我也在这儿办事呢!”

多年后遇到姐姐,却是因为这场含糊其辞的招聘会,人生何处不相逢。




第二天上午,和姐姐见了面。姐姐一袭白裙,跟多年前相比,没有更年轻,却更漂亮了。她在青岛开了家小公司,刚在X市谈完业务,听说我开完会就从北京飞回美国,当下把回青岛的机票改成了北京,小时候那股子干脆劲儿倒一点也没变。

我们边聊边逛过江大桥,姐姐问我在美国发展的怎么样,我说生活还行,发展绝对谈不上。又问我来开什么会。我说是一个学术论坛,同时也是招聘会。

“招聘?你想回国?”姐姐热切地看着我。

“不是我想不想回,是看国内要不要我。”我苦笑。

“那上午没会么?”

“上午安排去博物馆,无所谓吧。”

“人家聘方安排的活动都不参加,你还想找到工作?”姐姐摇头笑,“真是在国外待傻了。”

大桥两侧可以步行,我们本想边走边看风景,可惜起了雾,看不见江水,目力所及只有路中间的滚滚车流。我时差闹得正凶,一下子吸这么多尾气难免头晕,却不好意思开口,怕姐姐笑我在国外养得娇惯了。倒是她怕裙子被熏黑了,说要不就下桥吧。

姐姐怕我再犯低级错误,说要陪我去开会,“毕竟你姐我从大专出来就进社会混了。”

“可是你没有入场证件啊。”

“你不是有那秘书微信么,商量商量,搞生物又不是搞核武器,有啥不让进的?”

结果跟秘书一说,对方竟爽快地答应了。进了会场,姐姐戴上眼镜翻着人员简介,发现全是海外的博士博士后,发表的文章题目也全是英文,小声对我笑:“这屋里是不是你姐最没文化?”

我们在论坛一个分会场,主讲人是大院长,会场音响有杂音,好在他嗓门够大,关掉麦克直接上了方言。我听着很吃力。

“在座各位都是莘莘学子。莘莘是众多的意思,但我不这么觉得。我认为海外的都应该是辛辛学子,辛苦的辛!以我自己为例,当年我在哈佛读博儿,过新年导师家请客没去,一个人在实验室点灯熬油跑蛋白胶。波士顿那个破冬天死冷死冷,我那小破车也不争气,前半夜跑完3块胶后打不着火儿,一怒之下后半夜又跑了4块儿,年就算过完了。结果写毕业论文,后半夜那4块胶的结果全用上了,心里还有点后悔,再多跑两块就好了。所以我说咱们是辛辛学子,不是莘莘学子。”

院长越讲越动情,扯着嗓子怀念他的哈佛岁月,幻灯片一直没翻。我也听过学术界的一些大牛演讲,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可大讲特讲自己20年前艰苦奋斗的,还闻所未闻。院长所谓的在美国做科研赶上节假日加个班,我也经历过。可区别就在于院长加班加成了院长,我却连个正经工作还没加出来,心下不禁又好笑又凄然。转头看姐姐听得很认真,趁大家鼓掌期间,还用手机拍了照。

院长终于往后翻他的幻灯片了。

一张张柱形图饼状图所描述的,不是科研进展,不是实验数据,而是真刀真枪的钱——学院每年能分到多少万的经费,年轻学者加盟后又能从学院分到多少万——大家知道这是上干货了,都甩开笔刷刷开记。姐姐倒是乐了:“原来你们做科研跟我们跑市场也差不多。”

这时,会场进来一个白人,梳金色马尾辫,汉语半生不熟,自称也是被邀请来开会的,从新加坡飞过来,广州误了点,所以才迟到。秘书从后排一路小跑到前面解释,院长点点头,才让他坐到后排。

“这位国际友人来自澳大利亚,目前在新加坡当助理教授,”院长开始了他的结束语,“我知道在座各位有不少都拿到了国外的教职,手里攥着国外的课题经费,但我问问你们,就国外给的那俩钱儿,能养多少基因敲除鼠?咱学院不说别的硬件,光是转基因的耗子就有上百种,这么强的条件,国外谁能提供?再说了,国外就算有这条件,为啥要给咱中国人呢?寒窗十载,游学万里,咱们不还得回到祖国怀抱,自己靠自己么!”

会场掌声雷动,学术报告硬生生被做成了誓师大会。


晚上和姐姐一起出去吃饭时,秘书果然在群里发布了后天招聘正教和副教的消息,具体面试方式另行通知。我摇头苦笑:“这些人里有不少都出自本校,我哪有机会?再说这个招聘形式看起来也不正规不透明,就算下来一纸聘书,我敢放弃美国那边留下来么?”

“留几个缺儿给自己人,在哪儿都很正常,”姐姐一边帮我剥着小龙虾,一边劝道:“人家花钱把你们请过来,肯定也想认真考察考察,不还有个老外么?连老外也是他们本校的?”

“老外能留下来当花瓶嘛!你也听见那个院长的讲话了,哪里是学者,分明就是土豪。”

“你这就是气话了,院长讲得实在、接地气,连我都能听懂,这才是大家!再说你也换位想想,人家毕竟是招人,要摆出一副穷酸相,谁会跟他们混?”

对着红彤彤的虾壳,我竟哑口无言。

过了一会儿,跑到楼下前台想结账,掏出一把现金,服务员呆了。姐姐追下来,捂嘴笑说她在楼上扫码付过了。我猛然想起小时没钱买游戏币,把姐姐拉到街机厅,她用自己零钱给我买了币子,站在一旁看我打,看的时候也是这般捂嘴笑。




接下来一整天是学术报告,我告诉姐姐外人听着可能会无聊,她却说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欣欣然跟我们上了大巴。

“嗨,我叫马克。”那个澳大利亚白人凑了过来。

“你中文讲得真好。”姐姐说。

“跟我老婆学的,她是中国人,我们在新加坡认识的。”

“所以你要跟她来中国?”

“是啊,”马克眨了眨蓝眼睛,“我们老外最怕老婆了。”

这种回答很讨女生喜欢,姐姐听了自然很乐。我却不以为然:在新加坡做科研,课题经费极难申请,非本国籍的助理教授升职空间也很有限,所以,像我这样来中国寻觅机会恐怕才是马克的真正原因。

会场上,姐姐果然很快没了兴趣,坐在后排用平板电脑打理生意。我的报告被安排在中午饭口,轮到我上台时,已经有人三三两两往外走了,最前排书记院长的座位也空了。这些年,我大小报告做了近20场,没想到最惨淡的一场竟是用母语讲的——讲完后,全场就还剩两个人,一个是马克,因为汉语没那么好,所以听得格外认真。另一个是姐姐,一直用手机给我拍照。

我去洗手间用凉水抹了把脸。脸是烫的,身上却是凉的。翻开手机,姐姐已在朋友圈里贴了我的照片:“为弟弟感到骄傲!”

骄傲?竞聘还没正式开始,我却已经觉得没戏了。


中午一起吃饭,马克问我知不知道招聘的事,以及怎样才能收到相关通知。我给他看了微信。他这才下载了APP,又红着脸问能不能帮忙申请个账号。姐姐自告奋勇,摆弄了好一阵才成功。马克兴高采烈地加了秘书的微信,被拉进群后用笑脸打招呼:“嗨,大家好,我是马克,还请多多照顾!”

半天没人理他,最后只有秘书回了一句“欢迎”。

傍晚,秘书在群里宣布明天下午1点面试,要求是每人预备10分钟的幻灯片,内容涵盖研究成果、手头项目和未来研究计划,最后预留5分钟答辩。说白了,这是给10分钟说明白过去、现在和将来。从博士到博士后,这群里每个人的科研经历都在10年以上,按每分钟过一张幻灯片算,一张幻灯片就是一年,哪里像面试,简直是立遗嘱。

“太他妈扯了!”我忍不住在姐姐面前骂起脏话,“在美国哪怕是招聘助理教授,每场面试学校也只安排一位面试者,头天晚上系主任带出去边吃边谈,第二天先给教授们来场小型报告,然后给全系做场大报告,中午和两个学生代表一起吃饭,下午还要会见各路教授,今年学校没招到满意的,明年再按这个流程重招,至少得有个认真态度,才叫学术,对不对?”

“国情不一样,你为啥非要把美国那套往国内搬?”

“那也不能这么多面试的一下午全过完吧?到底是聘教授还是下饺子?”

“美国都发展多少年了?人家这学院从零开始,所以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我今天做报告你也看见了,没人听,也没人提问——这大老远把我整过来到底图啥?”

“你明天才面试,今天就算讲出花儿又能怎么样?我找朋友跟学校人事处打听了,人家说像你这样的海归国家确实很重视,包括住房啥的都有政策,”姐姐翻开我的笔记本电脑,“你看那个老外,连微信也没有都不放弃,你还有啥抱怨的?赶紧做PPT吧。”

走到这一步,我才明白自己和这学院的关系:我不适应它,它也根本不需要我。所以这10张PPT我做得毫无动力,却又不得不做,像喉咙里卡着一个刺。姐姐沏了两杯乌龙茶,说要看我过一遍。

“这都是我专业的东西啊。”

“让非专业的人都能听明白,那才叫专业。”

就着乌龙茶,姐姐陪我连过了3遍,直到晚上10点多才回自己的酒店。我对着PPT发呆。第一张背景是我刚到美国中西部小镇的照片,十月里的枫叶,满树满街烂红。最后一张是昨天照的大桥夜景,灯火倒映在江水里摇曳不定。

夹在两张幻灯片之间的,是我这些年在科研上的付出,是人在海外的孤独,是看不见出路的迷茫。




那天夜里,我跟师兄通了语音。他说广州连日大雨,在机场堵了十几个小时,不然还能赶回来和我一聚。我说心领了,又聊起面试的情况。

“学校到底给你们这一拨海归啥职称?”他问。

“正教或副教。”

“兄弟,这么说吧,”师兄沉吟一下,“如果能拿到正教,再使使劲争取个青千(青年千人计划),那杀回来挺好。副教就没必要冒险回来了,你说呢?”

“嗯,我也不想回国重来一次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三十好几的人,折腾不起了。”

“你绿卡办咋样了?赶紧把绿卡拿下来,才能攻守自如。”

“啥叫攻守自如?”

“就是有了绿卡,在美国好找工作,国内也高看你一眼。我他妈要是当初在美国多熬几天就好了,把绿卡熬下来,回来少说多少废话!”

两个中年男人这场深更半夜的对话,让我彻底明白了,这国是没法回了。

第二天坐上大巴,心里感觉很怪,不知道是荆轲刺秦的悲壮,还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放松。

面试原本安排在阶梯大教室,却因设备故障,临时换到一间小教室。院长沉着脸对我们说:“时间有限,请各位抓紧。”然后又问,“有人要赶飞机么?”

当下好几个人举手,都是本校出来的,其中就有那位宋博士,秘书就让他们先上。等轮到我们,院长又对着表说:“各位也别照幻灯片一张一张来了,直接讲讲创新,拿到课题后想做啥项目,项目能出啥成果,直接上干货!”

得,就连昨晚那几张幻灯片也白忙活了。我上台后脑里一片空白,眼里只看见一片茶叶,叶片泡得异常胀大,在院长的玻璃茶杯里不停旋转。

“行,讲得挺好,”院长张开嘴,把那茶叶一吸而进,“如果安排你给本科生教学,打算开啥课?”

“肿瘤方面的转化医学。”

“倒是挺会赶时髦的,”院长摆摆手,“下一个。”

我和姐姐要赶当晚8点的航班飞北京。上了出租车,姐姐说我讲得不错,很会临场应变。我却告诉她,这场面试我已毫无希望了:“给谁正教,给谁副教,早都定好了。”

“正教副教到底什么差别?待遇很不一样么?”

“工资住房就不用说了,单说招生这一项,如果你考研,正教授和副教授,你选哪个当导师?”

“副教不也能熬到正教么?咱们一步一步来不行?”

“一步一步来就等于每一步都比别人差一步。我三十好几,没那个资本了。”

姐姐不再说话,只是和我一起看着窗外灰蒙蒙的江水。


一路狂奔到机场,航班却晚点了,理由是天气。问什么时候能起飞,机场的答复是“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我怕耽误第二天从北京飞美国,当场要换航班。姐姐劝我先跟秘书联系一下,不然回头报销会有麻烦。我在微信里给秘书留言,没有回复,语音邀请也不接,情急之下就直接换了。

姐姐没说什么,抢着把钱付了。

新换的航班还是晚点,一直推到半夜,登机口的服务人员不停向乘客们解释,最后搬来一箱八宝粥和一叠小薄毯子,算是表达歉意,大家立即开抢。

机场里空调大开,吹着莫名其妙的冷风。姐姐穿着裙子,双臂抱肩瑟瑟发抖。有人领了两三条毯子,还有人从别的候机室跑过来冒领,我也冲上去拽了两条。姐姐把一条毯子铺在金属靠椅上,另一条盖身上,这才好些。走进机场书店,里面摆着新任美国总统的自传,中文标题是《永不放弃:特朗普的自述》,封面配以总统先生的发型、眉毛和眼神,效果委实了得。

起飞已是凌晨3点。不少乘客在抱怨,空姐只能用微笑抵挡。她疲惫不堪地问我想喝点什么,我要了杯速溶咖啡。不少座位空着,大家头冲窗,腿伸向过道,横着睡了起来,鼾声一片。空姐推着餐车,不得不在一双双鞋之间百转千回。

“在美国坐飞机也这么折腾么?”姐姐问我。

“那边飞机也经常晚点,只是机场没有人发毯子,也没有人抢毯子罢了。”

“我看你已经不太适应国内了,还是别回来了。”

“嗯,我也这么想。”


回到美国后,我在微信里收到了秘书发的聘书,副教授。

我说抱歉,自己暂时还没有回国的想法,然后发给她从X市飞北京的登机牌扫描件。

她说对不起,这个登机牌和您回国前提供的行程单不符,财务处那边没法处理。

我说好的,谢谢。从此再无联系。

“哥们儿,你没回来就对了!”过了两天,师兄又发来语音,“我这次在广州认识一对海归,两口子看中一套500万的房子,七拼八凑弄好首付,落户的事儿却被学校人事处耽误了好几个月,等拿到户口本儿,房子涨了100多万,差点没吵离婚了。你说在美国一漂十来年,回国一瞅连房子都搞不起,到底图啥呢?”

我没再说什么,只是给他回了张捂脸的表情。打开英文简历,边改边投,边投边改,都是美国这边的公司。

等又过了一年,绿卡下来了,我也拿到新工作的聘书,搬到了东海岸。又收到一封来自QQ邮箱的邮件,还是那个在X市举办的学术论坛,诚挚邀请我参加,交通食宿将由他们承担。我对了一下去年的QQ邮箱地址,不是同一个。

我又上了那个学院的网站,有些链接点开依旧是“网站正在建设中”,另一些则是新上任教授的简介,有图有文,去年和书记一桌吃饭的几位一个不少。那个马克也赫然在列,还是一双蓝眼睛,只是摇滚歌星一般的马尾辫剪了,换成了符合国人标准的三七分。

姐姐祝贺我找到新工作,嘱咐我无论在哪儿都要好好的,不要让她担心。我笑着说还欠她一张机票,春暖花开时一定要请她和姐夫来华盛顿看樱花。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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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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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5 06:3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乡村医生20年,我不想让女儿接班丨寻业中国

 游鱼 人间theLivings 201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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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是这份工作将老韩困在这里,让她没有时间去看更大的世界,但或许老韩是心甘情愿的。



配图 |《乡村医生》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13


去年年初,考研成绩还没出来时,作为一个普通医学院的本科生,我做两手准备,也投了一些简历试着找工作 ,但都石沉大海。

一筹莫展之际,给老韩打电话抱怨了几句,老韩便半开玩笑地问我愿不愿意回去接她的班。我笑了笑,应付道:“好啊,我要是找不到工作就回家接你的班。”

老韩立刻正色道:“开玩笑呢!我怎么会让你回来做这个,丫头啊,你要努努力留在大医院工作,有保障,知道吗?” 

“有保障”3个字她特意加重了语气。

我知道这是老韩心里一辈子的刺,但也知道她始终舍不得拔出。




老韩是我妈,她是名乡村医生。

对于自己的工作,老韩既热爱又无奈。每日清晨,她都准时起床到村里的卫生所“打卡”上班,算来已近20年了,日复一日,从未间断。我们调侃老韩的工作“貌似凤凰,实则家鸡,听着高大上,其实接地气,乡土与时尚结合,云泥并存”。

老韩不但不生气,还十分赞同地点点头:“嗯,有道理,形容得还挺贴切。” 

其实,老韩曾经也是“凤凰”。当年老韩高中毕业,在外婆安排下念了医专大学,1993年毕业后便留在城里的医院工作,有编制。工作两年后,她和同村的我爸结婚,随后我们姐弟三人相继出生。

我们家在村里,离老韩的医院30里地,我爸当时又长期在外地工作,奶奶因为婆媳矛盾,不愿意多照看我们,老韩忙不过来,便想辞职回家。

这时,作为我们村第一代乡村医生的外婆,年岁渐大,力不从心,便想着让老韩回乡接班。外婆年轻时,乡医在农村有着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老韩从小耳濡目染,自然对这个工作抱有好感,加之当时乡医收入也不错,还能留在家里照顾我们姐弟,老韩便欣然接过外婆的衣钵。


1999年,到卫生院报备后,老韩成了我们村第二代乡医。她的第一个卫生所就是我家的西屋,一个闲置的平房。

这是一个小套间,老韩将外边的大间当作诊室和药房,里屋就当作注射室。她勒令曾在家具厂上班的我爸给她设计制作药柜和桌子,尽快完工。两天后,两个组合式药柜、两张办公桌和一张工作台出现在西屋,还被统一刷上淡黄色油漆。老韩巡视一番,甚是满意,命名其为“药房屋”。

老韩便在这里开启了她的乡医生涯,每天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药房屋去打扫卫生,桌面被她擦到反光,墙角没有一丝灰尘,凳子齐刷刷地摆在墙边。她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卫生所就该是这个标准!”

我们忽闪着不解的眼神,盯着老韩附和着:“哦”——毕竟作为母亲与妻子的老韩,粗枝大叶,她给我做的棉裤,棉絮堆得疙疙瘩瘩,很不舒服,我爸吃饭时常揶揄她:“你看你炒的菜,这是土豆丝儿吗?叫它土豆条我都嫌它粗!还有你擦的桌子,上边还有油点呢!”

外婆教老韩织毛衣时也总是嫌她笨,怎么教都教不会,但对于女儿作为一个医生的业务能力,权威的外婆却换了另一套说辞:“看你妈多聪明,那扎针、输液、打算盘,一看就会!天生就是干这行的。”

我们开始有些疑惑,但看着当上乡医后的老韩的“表现”,渐渐地,都信服了。


那时去城里不方便,村里近300户人家,不论遇到何种疾病,第一时间都会想到老韩,要么请老韩去看看,要么就直接上门来问个明白。作为村里唯一一位乡医,内科、妇科、儿科,甚至一些简单的外科,老韩都照单全收。

常常门外一声“老韩,我娃儿发烧了!”“老韩,我家爹脚动不了了!”“老韩,快!我屋头那位割韭菜割到手了”……老韩便迅速放下手中的活儿,冲出门去。出门前,还不忘叮嘱我们姐弟仨“看门”,说有人来就告诉人家稍等她一下。这样的事儿多了,老爸开玩笑对我们说:“有了你们仨儿,狗都不用养了。”

除了这样的“急诊”,对那些走不动、家里穷的老病人,老韩也常常抽空去回访。老韩理解他们的难处,在医药费上从来都没有跟他们计较过,能减的减,能免的免,实在不行,她也常常自掏腰包。

不出诊时,留守西屋的老韩每天也要接诊很多人。乡里乡亲,彼此都熟识,看完病后,总是愿意留下来和话痨老韩唠唠嗑,老韩风趣幽默,常常能让进门时还愁眉苦脸的病人,出门后眉心舒展——现在那句“有时治愈,经常关怀,总是安慰”,老韩倒是老早就做到了。

我曾无意间翻过老韩的日记本,上面写满了每天的心得体会:

“今天给老季扎针时,好几下都没扎进去,技术得再练练。”

“唐姨的感冒好几天了,都不见好,得换一种药试试。”

“刘叔的腰腿痛,得抽空带他去看看中医。”

……

那几年,乡亲们也都夸老韩,我和小伙伴走在路上,都会有人跟我打招呼:“呀!这不是老韩家的二丫头吗?上哪玩呀?你妈在家吗?”南街的胖霞阿姨,每次见到我,都热情地招呼我到她们家里摘樱桃吃,村西头开小卖部的龟爷爷,总是会塞给我泡泡糖。

老韩的这份工作也让我家过得还不错,我们姐弟三人总是能穿上时新的衣服,玩上刚出的玩具。




2003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新农合政策开始实施。当时的我并不懂得新农合是为何物,只知道家家户户都有了一个看病用的小本本,每次有人来看病、买药,老韩就会在那个本子上写些东西,然后不收钱就会让他们把药拿走。班里有一个调皮的男生拿着那个本子冲我炫耀:“看,拿着这个去你家买药,就不用给你妈钱了,哈哈!”

那天放学回家之后,我一脸严肃地质问老韩:“你为什么卖药不收他们钱?你再这样我都没钱上学了!”

看到小小的我为家里的生计担忧,老韩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二丫真是长大了,都知道催妈挣钱了!”

新农合政策的实行,让政府对于乡医的管理更加的系统化、正规化,乡医也依据新的要求,仔细地梳理了每村的住户和每家的人数,还有村子里的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数,在每年组织体检时,省了不少的力气。而那些被村民免费拿走的药,政府会在统计过后,在下个月月初发放给乡医。

虽然梳理工作耗时耗力,但老韩说:“这样好,很正规,也有效率。”

次年,政府又施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将乡医正式纳入医疗服务的范畴,对其进行统一正规的管理,要求所有的乡医都必须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以前的乡医是民间自发承认的职位,村里人都知道这个人有行医看病的能力,不需要相关证件,到卫生院报备即可,我外婆当年就是被生产队推选到卫校培训结束后回乡当的乡医,我们当地第一代乡医大多都是这样来的。

新条例开始执行之后,老韩几乎天天跑去镇上卫生院开会。那里相当于是我们镇上所有乡医的联络点和总部。奔波疲累,老韩却很开心:“通过考试,有了执照开业,那就有可能真正进入医疗系统啦。”

“那你考得上吗?”上小学的我已知考试之多艰。

“你妈妈那么厉害,怎么会不行?”

偶尔,我也会随老韩去卫生院开会。卫生院里负责乡医事务的人叫老光,浓眉大眼,每次会议结束后,老光总会拿食指沾着唾沫分发资料,而资料上有些生涩的名词,让文化程度不高的乡医们很是苦恼,围在老光身边问东问西。老光分“嘴”乏术,只好委托老韩把资料上的专业名词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解释给大家听。

作为这一众乡医里学历最高的老韩,每一次讲解都生动有趣,照顾到各个层次的乡医朋友,到最后大家都竖起大拇指夸赞,“不愧是大学生,文化水平就是高”。老韩听到称赞,也是喜笑颜开。

2006年9月,乡村医生资格考试将一部分原来的乡医挡在了门外,彻底离开了这个行业。老韩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拿到了正式执照,这也更加坚定了她对乡村医生光明前景的期待。




2008年,我升入初中,放假回家时又随老韩到卫生院开会。

这一次开完会的老韩,眉头紧锁,不像以往那般春光满面。原来,老光向老韩等人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政府为发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落实医疗体制改革,决定实行所有药品零差价售卖政策。

那天,乡医们围着老光吵吵嚷嚷:“这零差价实行了,我们挣什么?没有赚头了,一家老小吃什么,怎么活?”

老光很无奈:“你们冲我嚷有什么用,我也只是个传话的。”

吵闹无果之后,大家也都嘟嘟囔囔地离开了。乡医是个24小时待命的职业,身份与责任将他们禁锢在这方寸之地。之前他们还可以凭借着卖药补贴家用,现如今连这点奔头也没有了。(药品价格是统一管理的,原则上不允许私自定价,但是这方面当时管理不严格,一些药品还是会有私自定价的现象,但都不会特别离谱。)

回去的路上,老韩一直沉着脸。

她跟我说:“其实这项政策很好,可以让农村的很多孤寡老人吃得起药,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前头村子里的贾叔已经不打算做了,正在找人接手。”

站在现实的角度,当时的老韩人处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即使有再大的理想抱负,生活也会告诉她,该放弃时就得放弃。

这件事后,很多乡医顶不住生活的压力外出打工,或许是考虑到我们还小,或许是其他原因,老韩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那时老韩的书桌一侧放着她的毕业纪念册,首页便是老韩的笔迹: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用一颗平等的心对待患者。作为一名医生,要把别人的生命当成是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要看到别人的痛苦就像看到自己的痛苦,要永远心存善念。

药品零差价实行之后,考虑到乡村医生的生活状况,政府要求乡医详细记录病人买药、打针的情况,每月汇报到卫生院。然后根据记录,政府再将药品成本费补偿给乡医,另外按病人人数发放每人2到3元的“出诊补贴”。

即便如此,老韩的收入也打了对折。每个月底,老韩从卫生所汇报回来,翻开自己的小账本,上面的数字总是令老韩感到心痛:“我想为乡亲们看病,但也得让我生活啊。”

虽然我爸的工资还算凑合,但我们姐弟仨都到了用钱的时间,家里的开销明显增加。老韩收入的变动,让家里生活水平明显降了一个层级,以往大部分时间对我们有求必应的老韩,也开始“吝啬”起来,衣服、零食样样精简。 




零差价的风波还未平息,政府很快又提出了一项要求:所有乡医的卫生所都必须独立出去,不允许设在家里。

消息一出来,乡医们立刻就炸了锅。老韩的一位同行好友打来电话:“老韩,这可咋整啊? 哪儿有钱盖房子啊,上哪盖去,孩子上学的钱都还没有着落呢!”

“就是,想一出是一出,谁给出钱啊?再这样折腾我就不干了,我也出去打工去,你知道我们村那谁在广东一个月多少钱吗……”

搬新家不但费钱,而且耗时费力,大部分乡医都还有农活要干。而且把卫生所独立出去,乡医就无法上班时兼顾家事儿了,这七七八八的账,都要乡医来承担。

这件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乡医们集体上卫生院去讨要说法,老光收集了大家的意见,承诺整理成册,向领导反映。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个政策终究还是落实下来了,政府承诺会给予一定补贴。只是补贴款一级级打下来后,落到乡医手里的并没有多少,更别说拿这些钱盖房子了。

为了安抚大家,上级承诺说会给乡医配置专用设备。于是,那些达标的乡医,很快收到了床椅、电脑和红外线灯等一些医用设备。而不达标的,这些设备便“由于资金的关系,需要分期发放”。

邻村的王大夫,原本是对新要求意见最大一个,发誓“决不妥协,坚决不另盖房子”。老韩也跟在她后面吆喝。眼见别人领了设备,王大夫随即就将自家老院子收拾出来,把卫生所搬了进去。

开会时,她见到老韩,讪讪地说:“哎呀,没办法呀,人家都搞了,你不搞怎么办呢?”

老韩很生气也很无奈,眼瞅着大家伙都领了设备,吃晚饭时对我爸说:“我也盖,凭什么他们都行,我不行?就把咱妈(我外婆不干村医后,便去了外地舅舅家)的院子收拾出来,咱搬那儿去!”

我爸当时嘴里正喝着一口汤,还没咽进去呢,听了老韩的话就呆在了那里。老韩一个眼神盯过去,我爸立刻点了头:“行,听你的,我明天就去收拾去。”

我们家在村东头,外婆的院子在村西头。第二天,我爸就进城买了材料,翻新老房子,从秋末折腾到年底,“审核合格”的通知总算下来了。我放学回家去找老韩,看到屋里多了两张医用床,立刻冲到正屋,果不其然,我爸正在摆弄一台新的电脑,老韩正在旁边指挥着。

老韩说:“卫生院还差咱们两把椅子,明天让你爸去拉,东西就齐了,嘿嘿!”

我回头看看我爸,他冲我耸了耸肩膀:“你妈呀,就是眼红这些东西!”


不过,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电脑发放下来后,上级要求所有乡医都必须学会电脑操作,要将本村村民的基本信息、体检记录以及新农合使用情况通通录入医疗系统里。这些乡医年纪老的已年过六旬,包括38岁的老韩在内,很多人之前根本就没有碰过电脑,里面绝大部分人此前连电脑都没碰过,要学会这些操作,着实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儿。

看见老韩佝着身子在电脑前,从打字开始研究,我打趣她:“你行吗?学得会吗?”

老韩一个巴掌拍过来,放出狠话:“死孩子,我怎么不行?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又不是傻子,一个小小的电脑我还学不会啊,别瞧不起我!”

我揉着她肩膀点点头:“老韩你加油!”




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卫生院组织大家一起系统地学习电脑的使用,主要是乡医网站的登录和基本操作,真有点上学的味道,老韩也很快上手了。

这次把卫生所搬到外婆家后,即使算上补贴和那些发放的物品,我们家投入的钱还是很多。

因为外出打工,村里人变少了。到城里的路越来越好,很多人有点病,更愿意去大医院了,卫生所的运营情况便每况愈下。而镇卫生院对于乡医的把控越来越严格,每个月需要上交的报表、例行的会议、定期的村民体检、随访等等各项事务,让老韩应接不暇。

老韩开始感到力不从心,抱怨这份工作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不过抱怨归抱怨,对病人她依然是拼尽全力。村子里的小媳妇生孩子了,她跟着去医院帮忙接生;孤寡老人生病了,她带着血压计亲自上门,还留在那里照顾整夜;村子里的重症病人卫生院看不了,需要转到大医院的,老韩打了无数个电话,几乎动用了她所有的人脉,事后还不忘时时打电话询问病情……我姐经常说,老韩的一腔热血都花在这上边了,干点其他的什么不行?

最让我替老韩不值的是,从这时起,老韩的付出渐渐被一些人视而不见。有些村民觉得国家这时大力扶持乡医,补贴建房、补贴设备,老韩背地里还不知得了多少好处,以往放在心里的那丝尊重,也就淡了。本来老韩严格遵守规定,定期给村子里的老人量血压、测血糖、组织他们进行体检。但每当卫生院领导到下来视察时,他们总是跟领导装糊涂:“啊,什么,随访啊?没有啊,俺不知道!”

就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推翻了老韩所有的辛苦付出,为此,老韩被领导批评了好几回。

再见到那些个老人时,老韩要是询问他们,他们也只会打哈哈:“哎呀,量血压就是随访啊?俺不知道,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喽,别往心里去啊!下次领导来俺跟他解释!”

老韩摊开手:“每次都是这样说,也从来没改过,你说说,咋办?”

老韩的心也在这些事中一点点凉透,她对于卫生所不如从前上心了——午饭吃完后,偶尔她也睡个午觉了。以前晚上几乎10点多才回家,现在有时7点就回来了。

从外地回来的舅舅知道后,劝老韩放弃这个不争气的卫生所:“别守着了,到大城市去开个小的诊所,再怎么着都比这个强。”

老韩说会好好考虑。可考虑的结果,并不是离开。

2010年的夏天,我上初三,学业紧张,回家时间少。一次,跟老韩打电话时,她告诉我她要考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还讲了一大堆“打铁还需自身硬”、“别怕没机会,就怕没有准备”……听得我一头雾水。

后来我姐告诉我,那是因为镇卫生院给老韩他们上了一课,说国家现在大力支持乡医工作,在开办诊所方面给了很多好的政策。只要自身水平过硬,有拿得出手的技术,就能干出一番事业。“有为才能有位,有医德有医术,自然不缺机会,回报也会变得优厚”。

我说:“老韩是被洗脑了吧!”

我本以为老韩也就是三分钟热度,但没想到,她将家里的医学书都翻了出来,还找到了当年上学的笔记,报名参加了一个“不过全额退款”的培训班。

虽然老韩用心,但毕竟年纪大了,精力大不如从前。这场资格考试,她考了3年。

考试分为实际操作和理论笔试,实际操作安排在每年的6月,只有通过了才可以参加9月份理论笔试。第一年,老韩操作没过;第二年,操作过了,笔试没过。老韩说,她要再考一年,如果还不过的话,就不再考了。第三年,老韩废寝忘食,在考试前夕连续好几天挑灯夜战。我陪着她去参加考试,进考场前,我对她说:“妈,别紧张,你可以的!”

2013年6月26日,42岁的老韩如愿拿到了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成为我们当地的乡医里边第一个拿到这个证书的人。接下来的几年,老韩又自学了中医的推拿、针灸和拔罐,立志要开创我们村的“特色诊疗”。为此,她专门跑去学习了浮针技术,用来治疗老年人的腰腿痛。2016年拿到了资格证书,老韩高兴得请全家到饭店吃了王婆大虾。

只是一摞证书背后,当初镇卫生院画下的蓝图却迟迟没有实现。年近半百、再过几年就要退休的老韩依旧没有“转正”——按现在这个身份,她没有所谓的“退休”,也就没有“退休金”拿。

偶尔碰上以前在镇上医院工作的小姐妹,大家都在憧憬“退休生活”——拿着退休工资,游山玩水去。老韩心里发酸,有时也忍不住跟我们吐槽:“大家都一样工作,凭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当初就不应该辞职照顾你们,当时怎么就辞职了呢?”

后来进城开会远远看见前同事,老韩也会刻意绕道躲开。自从老韩好友林阿姨当上了神经内科的主任之后,老韩深觉跌份,就很少和她来往了。




去年年初,上级又出新指示:所有的村卫生所都要进行正规改造,大到药柜、桌子、凳子,小到血压计、体温计,必须按照统一医用物品的标准配置。 

镇上卫生院决定在十里八村的卫生所里找一家进行试点,最后选定了老韩的卫生所——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村地处省道边,上级领导前来视察时一定会开车经过我们村口,抽查的可能性很大。

于是,老韩的卫生所迎来了第三次搬迁。这在外人看来,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这个饼是苦是甜,只有老韩清楚。

镇卫生院对于这次的“试点”相当重视,院长亲自找到我们村长,要求把大队的院子腾出来改造成村卫生所。村长递过烟,一直点头答应,随后只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就把院子腾出来了。 

院长带着老韩进去院子转了一圈,细细交代了一下卫生所里大致的标准布局,临走时,递给了老韩一个设计师的电话号码,让老韩请他过来看一下,“好好设计设计”。

老韩惊讶了:“连设计师都用上了,看来这次上头是真重视了。”

领导亲批,卫生院出资装修、配备硬件,工程进行得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原来的大队部的牌子就被摘掉,换成了新设计的村卫生所的牌子。

屋子里物品风格、色彩统一,休息室的大电视还配有卡拉ok功能,卫生间分了男女。小院的墙壁上,专业画家勾上了水墨丹青的国画,让卫生院别有一番格调。大门两侧的花坛,种上了鲜艳的太阳花。甚至连门口马路上的人行横道,都被设计成了黄白相间,提醒路人的同时,也彰显着这里的特殊。

既然是“试点”,领导自然就会来视察。卫生院院长指示老韩,准备好演讲稿,得身着白大褂,用普通话向领导汇报新卫生所的改造过程。听我爸说,领导视察当天,老韩起了个大早,打扫卫生、准备资料、练习演讲稿,紧张得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待领导来时,乌泱泱一帮人,老韩差点没招架得住。好在卫生院院长一直在旁边指导,老韩才有惊无险地完成了这次汇报,用她自己话说,“简直脱了一层皮”。

领导走后,到老韩这个卫生所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那一阵老韩的工作就是接待“游客”,有散客、有团体。不仅如此,这里也成了卫生院检查工作的必到之处——以前好歹也是和其他村轮着来的。

这一切都令老韩苦不堪言,哭笑不得。毕竟除了硬装的花费,其他的药物、水电等都是老韩自己掏钱。这样的“接待”工作,费时费力还费钱,但还找不到人说理。谁都知道上面给了她一个“装修豪华的小院”,再抱怨,别人指不定就会说她“得了便宜还卖乖”。

有好几次,老韩被叫到卫生院去,领导指着她交上来的报告,故皱眉头:“哎呀,这个,嗯……这个写得不行啊,老韩啊,你……”

老韩一听就明白了,赶紧从包里掏出购物卡,起身跟领导握手:“是是是,您批评的是,我下次肯定会注意的!”

领导眼皮一翻:“哎呀,算了,算了,你们也都是老同志了,下次注意啊!”

老韩说,这种事已经好几回了,每一次至少都在500块钱以上,想想她都觉得心疼。




热度过后,老韩的小院又恢复了平静。

这几年,村里人口走了一半去外出打工。老韩经常在卫生所待上一整天也没人来,即便有人来,多半也是找她闲聊的。以前,老韩很少能吃个囫囵饭,现在吃得倒是规律,但心里却又空落落的。

其他村的卫生所大抵也是这个情形。渐渐地,乡医们都开始琢磨一些副业,有人偷偷收起了快递,有人开了个小卖铺。老韩却依然走中医道路,将她的浮针技术练习得更加到位。老韩说:“我是个大夫,即使开创副业,也得是和医学相关,毕竟门口挂着的是卫生所的招牌。”

考虑到这样的现实情况,上级为了安抚乡医们的情绪,提出按各村村民人数给村医发放一定的补助,命名为“公共卫生服务费”。我们这样的小村,村民在册人数500来人,每人20元,一年补助1万多点,而隔壁村2000人,给乡医的一年补助就是4万元。

面对这个结果,老韩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

我劝老韩:“要不你就听我舅的,去城里开诊所吧,别在这里守着了。”

顺着我的话头,有好几次她都说要辞了这份工作,可每一次临了了,就又舍不得了:“我走了,咱们村的人上哪看病去?”

老韩说的是“实话”,也是“大话”:我们村现在的确没有更合适的年轻医生来接卫生所,但如果老韩不干,村民们折腾一点去邻村卫生所或者去30里外的镇上,也能看病。

我问老韩,她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份工作,她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习惯了,离不开。”

我以前总认为是这份工作将老韩困在这里,让她没有时间去看更大的世界,但现在看来,或许老韩是心甘情愿的。再打电话回家,问起她近况,她说:“谁的工作没有喜乐悲愁?抱怨归抱怨,该干还得干。”

对啊,老韩干了一辈子乡医,虽然有悲愁、有委屈,但这份工作带给她的喜乐、温暖和荣誉,或许是她一直不愿离开的原因吧。想起几年前的冬天,老韩半夜被人叫起来去看一个发烧的孩子。回来时下雪,路面湿滑,老韩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腰部磕在地上,躺在那里半天没起来。好在下夜班的村民把她扶回了家。老韩在家里养伤的日子,村子里的人几乎都来看她了,甚至还有人专门从外地打来电话问候,还寄来营养品,老韩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可真留下来,困难还是摆在那里。

政府的确也多次提出要优化乡医体制改革,然而,乡村医生这个职业却太过特殊。论年纪,很多人已经年过花甲;论专业,不少人的技术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论待遇,有的还不如一个普通打工仔的收入;论前途,“不敢退”是老年村医普遍的状态,因为缺少完善的养老保障。

2018年年末,听老韩讲,政府提出,65岁以上的乡医必须交出从医资格证,以后每月发300元,是“生活补助”,而不是“退休金”。今年4月份,刚满65岁外婆的资料也通过了上级的审核,外婆一直小心保存的乡村医生资格证(5年前,鉴于我外婆是第一代乡医,资历老,政府直接发了资格证书给她)也被收走了。这意味着,她的职业生涯正式画上了句号。

300元着实不多,老韩笑笑,感叹,“有总比没有好吧”。

现在的老韩依旧守在她那个水墨丹青的小院,还在院子里养了好多盆花。

她最近又要开始忙了,要准备考药师资格证,资料都已经买好了。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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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鱼

最不像摩羯座的摩羯座,

热爱生活,向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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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1 10:5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卖菜这十年,我想要的也都挣到了丨寻业中国

 齐文远 人间theLivings 2019-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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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了这么多年,我终于把儿子供出来了,也帮着把房子首付攒出来了。待儿子结了婚,我就领着他和儿媳妇一起回趟老家,去看看老李,给他烧点纸,把这些好事都说给他听听,也让他高兴高兴……”



配图 | VCG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14




2009年12月的一个周末下午,我与妻子一起去超市买菜。小区门口正有一位约莫40岁的男子奋力推着三轮车,旁边一位女人高声叫卖着:“冻柿子!好吃的冻柿子啊!”

朔风正烈,漫天飞雪,两人的头上和衣服上落了厚厚一层雪白,脸色皆是青紫,行路也十分艰难。女人一边叫卖,一边急急地用布将冻柿子上的雪扫开,以便让路过的人能看到柿子黄澄澄的本色。

我与妻子上前去买了六七个柿子,正准备交钱时,远处突然驶来一辆城管执法的小车。车里的人并未下来,只是急促地按了几声喇叭。卖冻柿子的两人听到了声音,大惊失色。男人更卖力地蹬起了车,不顾一切地就向前冲去,女人怀里抱着一杆大秤,也慌里慌张地追了上去。没一会儿就走远了。

我和妻子拿着还没给出的钱和一大袋冻柿子,想着两人肯定会绕上一圈,待城管车走远后再回来,便决定在原地等等。可直到夜色如墨,仍未见人回来,这才回了家。

后来,我和妻子每天都会留意着那两位卖货人,可他们却再也没有出现。


直到2010年3月中旬,小区门口的小巷里新开了一家蔬果店。

开业促销那天,我一推门就觉得女老板的叫卖声有些熟悉,甫一抬头,正是年前卖冻柿子的两人。我忙将冻柿子的钱还给了他们,本想多聊两句,奈何当时人流汹涌,只得买了点菜、匆匆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

很快,这家小店就成了最受小区住户欢迎的一家店面——不仅卖的菜比旁边小超市的便宜新鲜,而且最重要的是,女老板的服务态度非常好,见谁都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

平日里,夫妻俩都在小店里经营,两人均姓李。李姐热情爽朗,有一副大嗓门。丈夫老李却又黑又瘦,眼神略有些浑浊,沉默寡言。李姐说,他们两人原本都在老家种地,去年独生儿子考上了本地一所三本院校,学费生活费一年要两三万,靠种地完全无法负担,便决定千里迢迢来到儿子所在的城市,做点小生意供儿子读书。

起初只是和同乡一起,贩些蔬菜水果沿街叫卖,后来天冷了,就卖起了冻柿子。那日,两人被城管几声喇叭吓坏了,担心被扣了货,再加上天色已晚,便径直回了租住的城中村。第二天又因老家出了急事,便匆匆买票回家了。

过完年后,两人又提心吊胆地沿街卖了几天菜,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小店在招租——21平米,年租12000元,不算贵——小店隔壁是一家小诊所,每天熬的中药汤味常常不请自来,也因此便宜不少。两人商量后,决定将小店盘下来。

店里常年摆着3排货架,架子上有豆角、鲜藕、西红柿、苹果等几十种果蔬。另外,寄卖的产品也不少,鲜豆腐、豆腐皮、土鸡蛋、咸鸭蛋一应俱全。等到节令时分,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也都不落下,深秋时节,甚至有人将一大筐张牙舞爪的大螃蟹也放在了店里,引得一众小孩子欣喜不已。连小区居民们平日里的快递包裹,也都是在这里代收。

除此之外,李姐还开辟了新业务:小区里住着很多七八十岁的独居老人,盛夏时节想吃西瓜,又怕买多了浪费,加上年岁已高,也抱不动哪怕是半个西瓜。李姐见状,便将老人们选中的西瓜切成一个个小块,买几块都可以。有时,放学的小孩子也会请她把西瓜切块,再用零花钱互相请客,每人站在门口啃上两小块,再心满意足地回家去。

在小区居民的连声称赞中,小店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红火了。




平日的小店里,买菜的、送货的、收发快递的人络绎不绝。尤其是临近中午,想买菜还得排队进。李姐在前台称重、装袋、收费、找钱,忙得如一个陀螺。而彼时的老李,却常常躺在菜架后的行军床上休息。若是声音太过嘈杂,被吵醒的老李就会顶着一头乱发,睡眼惺忪地探出头来。

常有爱开玩笑的人就会和李姐说:“想不到啊,你这么老实的人还会金屋藏娇!”“你累得嗓子都哑了,怎么就不让老李搭把手呢?”

李姐听了,也会跟着大家笑起来,说老李那是在补觉呢,“他每天三四点钟就得起床,然后蹬着三轮车去批发市场进货。那时人少、菜新鲜,价钱还好商量。再说他的脑子不好使,没我聪明,人一多,收钱找钱也常出错,是我不用他。”

“既然老李在店里帮不上忙,你为啥不让他出去打点零工,多挣点钱呢?”大家又问。

李姐压低声音答:“老李爱喝酒,在老家时,见了酒就走不动路。喝的吐过血,把身体都喝坏了。我不想让他出去打工,一方面是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另一方面也怕他再结交些酒鬼,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的,能把儿子大学供出来,我们两口子就算完成任务了……”

李姐心疼归心疼,成天在后面床上休息的老李,偶尔也会走到前台来。

每天中午过了,买菜的人少了,李姐便开始用电磁炉炒菜做饭——她用的菜大多是大家挑剩下的、临近变质的。这时,若有三三两两下班晚了、前来买菜的人,老李就会上前招呼。我也遇到过好几次,每次老李都会先向李姐问好菜价,称完重,再拿着计算器细细算起来。当然,往往他数字还没打完,一旁吃饭的李姐就会准确报出价格和找零来。

下午,老李也会值班,好让妻子休息一会儿,直到傍晚买菜高峰期再次到来,李姐才会精神饱满地走向前台。小店通常要营业到晚上9点多,盛夏时节就更晚了。大家笑着和她打趣说,谁家这么晚也不开火了,李姐就笑呵呵地说:“咱这条小巷子里有十几家小饭馆呢,他们早上也去批发市场进菜,但到了晚上,客人点的菜如果正好没有了,也能来我这里补点。他们能多挣点饭钱,我也能赚个菜钱。辛苦点没关系,多赚1毛也是好的,儿子读大学花销大啊……”

说到最后,还是落在了儿子身上。

转眼到了年关,看着老顾客们大捆大捆地囤菜,李姐就劝大家,别买那么多,“放在家里容易烂”,再说,自己的小店过年时也开张,“到时候菜价也不会涨多少”。没见过这么做生意的,大家都不太信。

等大年初一上午10点,小店果真开了门——这可是这么多年来,这条小街上除了礼品店外,过年期间唯一开张的一家店面——相互拜了年后,大家都问李姐,累了一年,过年怎么也不回趟老家?李姐就一边整理着菜,一边叹着气应道:“我们也想回家、看看爹娘啊。可是这边孩子上学的费用、菜店房租,加上我们住的城中村的房租,到处都需要钱啊……况且春运火车票也难买,即便买上了,我们3口人哪怕是站着来回,也需要2000块钱呢!”

“多攒点钱,争取明年全家体体面面地回去一趟……”




春华秋实,倏忽又是一年。

2011年初冬,李姐夫妇俩终于买了一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放在店门口,大家就开玩笑说:“你们家这是一夜跨到了电气化时代啊!”李姐又笑:“早该买了!老李之前蹬三轮车,进一趟货来回就得3个小时,其他季节还好,冬天零下20多度,把人冻得够呛,真是遭大罪啊……”

等邻近春节的一天清晨,跳完广场舞的大妈们准时来买菜时,却发现小店竟然还关着门——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等到了中午,噩耗就传了出来,说是老李的远方亲戚来此地办事,前一天晚上,李姐两口子特意请对方吃饭,席间也没多喝酒,3个人总共才喝了不到一瓶,可是半夜,老李竟停止了呼吸。好端端的一个人,就这么说走就走了。

10多天后,满面泪痕的李姐才回来。

小店重新开张,可李姐却和以前大不同了。她总是一边卖菜,一边絮絮地自言自语,每过一会儿,总要下意识一般地走到货架后的行军床前,呆呆地看上一会儿。大家看着她神思恍惚的样子,都劝她节哀顺变,李姐也就是嘴上应着。那段时候,很多买菜的熟客都将找回的余钱再偷偷塞回抽屉里。

人走了,生活还得继续。每天早上天不亮,李姐就独自骑着那辆崭新的三轮车去批发市场进货,然后搬菜上架,迎接第一批顾客。到了中午,一边做饭,一边照应着三三两两来买菜的顾客。有好几次,菜都烧糊了。后来,索性也不做了,买几个馒头或焙子充饥。到了晚上,她仍然是坚持到9点多钟才关门。

经此一劫,李姐整个人都明显消瘦了,性格也变了好多,原本爽朗爱笑的她渐渐变得沉默寡言。空闲时分,便一脸茫然地坐在凳子上,有时也偷偷抹一把眼泪。

天气渐渐热了起来。等8月的一天,一个熟客姑娘突然发现李姐手上竟戴了双银白色的手套,笑着说:“李阿姨您这个手套可真漂亮。”李姐听了,难得露出了笑容,旁边一个平素爱开玩笑的大姐也一边抓起李姐的手、一边笑道:“小李,你大夏天的还戴手套,是想把手保养得白白嫩嫩,好迎接第二春么?”李姐听了却猛地甩手,勃然变色道:“老李才走半年多,咱们别开这样的玩笑……”话一落地,小店里的空气一下凝固住了。

一旁买菜的妻子忙说:“哎呀,别看钱是好东西,可它上面细菌最多,李姐戴上手套也是对的,要不还总得洗手。”

李姐这才接话道:“你们不知道,这几年进菜卖菜,每天收钱找钱,很多时候碰到的都是嘎嘎新的票子。一不留神,手上总被割得全都是小口子,天一热,就钻心地疼……老李心疼我,在世时就给我买了这双手套,可我当时总嫌颜色不好看,又觉得大夏天戴手套矫情,就一直拖着。这几天晚上,老梦到老李,想起来就把它戴上了……哎,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在一起,比什么都强啊。”

话未落地,大家都红了眼眶。

第二天傍晚,趁着李姐去卫生间的空当,妻子想把一管护手霜偷偷放到菜店的抽屉里。拉开抽屉,里面赫然已有两三管大大小小的护手霜了。




2014年秋,李姐的儿子大学毕业已一年有余。小李在一家公司做技工,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

儿子能自力更生了,李姐身上的担子仿佛也一下轻了许多,有热心大妈想着她一个女人每天清早进货、夜半收工,辛苦不说,每天连个热乎饭也吃不上,况且老李已去世两年多了,就寻思着给她介绍个男人,李姐也点头同意了。

那是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姓刘,个子中等,长相普通,话也不多,是本地郊区的一个菜农,妻子前年因病去世了。

老刘很能吃苦,有一次李姐的电三轮坏了,早晨进不了货,很着急,老刘听了,二话不说半夜3点就蹬着三轮从家里出发了。那时正是冬储白菜时候,一麻袋白菜100多斤,老刘扛在肩上,走起路来竟没有大喘气。

后来又赶上小巷道路改造,老刘就帮李姐把小菜店重新规划了一下,自己动手做了新菜架,还重新排列规整了一遍,一番折腾,小店竟焕然一新。

李姐脸上的笑容终于越来越多了,只是小李与老刘关系一直不睦。听说有一回,老刘请李姐和小李在饭店吃饭,席间,小李全程黑脸,一句话也没有说。饭后,才恨恨地对李姐说:“谁让他把我爸的那张行军床给搬走了?”李姐听了,才知道儿子恨的不仅仅是老刘。

想不到,李姐和老刘处了没多久,就出事了。

2015年4月底的一个周末中午,如同以往,菜店里挤满了人。李姐忙得不亦乐乎。一个20多岁的年轻姑娘挑了一把金针菇,问李姐,自己很少做饭,一会想做个汤,两个人喝,不知道够不够?正在数钱的李姐还未来得及回答,本因醉酒在后面沙发床上休息的老刘竟走过来,笑嘻嘻地搭话:“一把金针菇,要是烧汤两人喝足够了。可是要用来洗澡,那就不够了……”

半晌,反应过来的姑娘羞红了脸,一边骂着:“臭流氓!”一边用手去抓老刘的脸。老刘似乎一瞬间也酒醒了,忙捂着脸夺门而逃,只剩下呆若木鸡的李姐和一屋子议论纷纷的顾客。

不一会,姑娘的男朋友就来了。暴怒的他将一腔怒气全发泄在了蔬菜水果上,看着一地狼藉的小店,李姐颓然坐在地上。后来,还是闻讯赶来的小李和相熟的几个大妈一起将小店整理打扫了一遍。

从那以后,老刘再也没来过小店。李姐也很受伤,但凡有人给她介绍对象,都是一口回绝。再后来,就和儿子一起,将原先那张行军床重新放到了店里。


平淡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深秋的一个上午,小店里忽然传出浓浓的炖牛肉香味,大家都觉得稀奇。因为自从老李去世后,每天忙忙碌碌的李姐再没做过这样的饭菜。

等到了中午12点,她又和左邻右舍打了声招呼,只说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时间也不长,就一个小时,门就不关了。如果有来买菜的顾客,就请他们自己在电子秤上称重计费。走之前,李姐还在墙上贴了张大纸,上面写了10多种常用菜的售价,另外抽屉里也留了些许零钱,“都是多年照应我的老顾客,没啥信不过的。”

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每天上午,小店里都弥漫着浓浓的饭菜香味。随后,李姐就提着饭菜出去了。有爱开玩笑的大姐打趣她:“是不是又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你看中人家了,想给人家露一手?”

李姐一脸嗔怒,这才告诉大家,原来这几日,她公公的二弟来城里做手术,住在医院里。老人术后需要恢复身体,她得知后,就主动炖了牛肉、鸡汤,每天中午准时送过去。

“老李在世时,常说起他二叔对他的好。我们俩结婚时,他二叔还亲手给我们打了一个木柜,现在还在老屋呢。老李虽然不在了,但我还在,这个家就没散。该尽的孝,照常尽,该有的礼数,一样也不能少。”李姐讲得很是坚定。




2016年中秋,小李领着一个面容清秀的姑娘来到小店,说那是他的大学同学,也是他的女朋友,今天来帮妈妈一起卖菜。众人听了,都替李姐开心,有几个老太太一边兴奋地拍着李姐的肩一边说:“你看你,儿子多孝顺,再过两年,等他结了婚,你就不用这么忙了,该享福啦!”

李姐听了,却不多言,只是忙着干活。到了中午,儿子说有事,便和女友一道先出去了。整个下午,李姐都木然地坐在店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相熟大姐问她怎么了,她犹豫了好久,方才讲出来。

原来前一日晚上,儿子便同女友来到李姐租住的出租屋里。女孩说她很喜欢小李,两人在一起很开心,也想早一点结婚,可是之前给父母提时,父母却坚持让小李先买一套房子。“人家说,也不苛求多大,100平左右,在市区就行。”可小李一直无力购房,也给不出购房的确切时间。这几日,父母便逼着她和小李分手,说她也26岁了,再耗几年就老了。女孩现在也很为难,不知该如何是好。

李姐转过头,问儿子的态度,儿子低着头不说话,不一会儿就红了眼眶。李姐看着心里难受,想如果老李还在,肯定也见不得这场面。“老李虽走了,但家还在”,李姐说她也想让儿子早点结婚,早点添丁进口,“我们这个小家才能慢慢变成大家”。

细细盘算了一下,李姐将女孩叫到跟前,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最迟两年后,肯定能凑够房子的首付,让他俩顺利结婚。她说话算话。

这一日,李姐一边卖着菜,一边反反复复地核算着自己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她生怕到时攒不够钱,误了儿子的终生大事,“如果那样,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从那以后,李姐就更是起早贪黑地忙碌着。

到了盛夏时节,小巷里的10多家大排档都营业到深夜,李姐也跟着延长了工作时间,而且又开辟了一个新业务:每天店里人不多的时候,她就坐在门前,一心一意地剥花生、剥毛豆。到了晚上7点后,就一锅一锅地煮,不消多长时间,香味便四散开来。小李也会在晚上8点下班后准时赶过来,帮李姐把煮好的花生、毛豆及玉米,连同水果送到几家大排档里。两人一直忙到深夜,儿子再开着三轮车,把李姐送回出租房。

过去那些年,顾客们买完菜结账后,总会顺手捎上两三棵香菜或小葱,抑或是两瓣大蒜。可现在却不行了,李姐会在人们付款扫码前,迅速看一眼手中的东西,然后再在菜价上加个一毛两毛钱,有相熟的大姐就笑着“批评”她:“你可真钻到钱眼里去了,连两棵香菜都要钱了!”

李姐听了,多少还有些尴尬:“理解理解吧,别小瞧了这些大蒜、香菜,有时进价比鸡蛋还贵呢。这一毛两毛的,虽说是小钱,可我压力大,孩子要买房啊……”

大概也是因为生活的压力,李姐的性格慢慢变得暴躁了。有时,不相熟的年轻人来到店里,常因找不到所买的菜转来转去,店小人多,外面就堵着好些人,李姐见状,就会粗声大气地抱怨起来。而大多数年轻人听了,常常悻悻然地空手离开。老邻居们见状,便语重心长地劝解她,“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啊。”李姐听了也会后悔,可没多久,就又故态复萌。

2018年盛夏的一天下午,菜店里来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很面生。他先是想买西瓜,可巧,那天西瓜卖得快。等他挑时,只剩下两个了。他用指头弹了半天,都不太满意。转了一圈,就拿出手机自顾自地拍了起来。最后还走到了店后面,探头探脑地盯上了那张行军床。

李姐盯了半天,实在看不下去了,粗声大嗓地嚷嚷起来:“不买菜的就出去吧。外面人还等着进来呢。”中年人听了,看着满脸不耐烦的李姐,本想说些什么,最后只是叹了口气,径直走了。

五六天后,相熟的郝老太走进店内,向李姐说起之前那个不买菜只拍照的中年人。原来,那是董老太太的儿子。董老太太的老伴去世的早,她怕麻烦孩子,一直一个人住在菜店后面的小区。自打李姐这间小店开张,董老太太就是店里的常客了,她每天都会准时来店里两次,甚少迟到。来了也不光是买菜,主要还是和李姐两口子以及相熟的老姐妹们一起歇歇脚、叙叙旧,盛夏时节,再吃上一瓣西瓜。

2011年底,董老太太下楼时不慎摔断了腿,只得搬到城西的儿子家,儿子家在6楼,没有电梯。再往后即便腿好了,董老太太也甚少下楼了。

前段时间,老太太病重住进了医院,有天上午突然想吃西瓜,点名说,就想吃李姐菜店里的西瓜。儿子去买前,她还特意嘱咐,让他把小店里里外外多拍几张照片,如果睡在店后行军床上的老李醒了,就给他们两口子也拍张照片。

可当儿子去了后,不但没看到老李,反而被李姐呛了一顿,回去给董老太太说了,老太太光叹气,说原先两口子可都是非常热情的啊。

前两日,董老太太觉得身体好些了,就打电话给那些多年的老朋友老邻居,想聊聊天。郝老太也去了,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李姐听了,当天晚上早早关了店门,想去看看董老太太。谁知到了医院才知道,董老太太前几天就已经走了。

李姐心里懊悔万分,回来也抹了几回眼泪。往后的日子里,脾气小了许多。

大家熟悉的李姐又回来了。




夏去冬来,2018年12月的一天清晨,大妈们发现小店大门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有事歇业”——这可是继老李去世后、近7年来菜店第一次关门——没了老李,李姐这些年也再没回过老家过年。

到了第3天,小店仍然没有开。几个平素要好的大姐纷纷给她打电话。可电话一接通,里面就传来了一片嘈杂声,过了好几秒,李姐方低沉地说道:“在医院呢,以后再说吧。”随即就挂断了电话。

大家这才知道,李姐病了。可怎么就病了呢?一群人站在小店门口,七嘴八舌:

“今年暖气烧得热,她怕屋里的菜坏了,隔一会就得开门透气。偏偏她又坐在门口,冷风正对着吹,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啊。”

“她一个人中午既要做饭,还得招呼顾客。冷一口,热一口的,身体肯定受不了,毕竟也是50多岁的人了。”

“听说从明年开始,她这小屋房租都要涨到3万2呢!再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她得卖多少菜才能回本啊?况且她还要给儿子攒房子首付钱,这段时间,她都睡不好觉啊,愁得头发都白了。”

“就是,前些年为了供儿子上大学,这几年又为给儿子买房子,这么多年,一年365天,她一天都没有好好休息过。大年初一都开门营业,就算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了啊……”

后来,10多个忧心忡忡的老太太还兵分多路,去了市里的几家综合医院找人,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10天后的一个早上,李姐突然出现在了菜店里。整个人瘦了一圈,满脸憔悴。大妈们见了她,一个个兴奋地过去和她拥抱,还仔细地上看下看,都问她到底是得了什么病?

“我没得病,谁说我得病了啊?”李姐反倒一头雾水了。

原来那日她在店里,突然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说她80多岁的婆婆得了病,住进了医院。老人想见一见自己的儿媳妇和大孙子,还说婆媳一场,临了了,她有些心里话想说给她听。

李姐听罢,忙关了店,和儿子站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回了老家。在医院伺候了一周后,老人竟奇迹般地好转了。后来,她又匆匆回了娘家,陪自己的老母亲待了几天,这才又赶回来。

大家都舒了口气。


又是一年春节,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去买菜。

那日朔风正烈,漫天飞雪。店里人很少,我们便和李姐聊了很长时间。临到最后,李姐眯着眼睛,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若有所思地说道:“你记不记得10多年前,我们刚认识时,也是这样一个大雪天。那时我和老李蹬着三轮车,沿街卖冻柿子呢!那时可真苦啊,可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在一起,也开心啊……”大概是触景生情,李姐说着说着,竟有些哽咽。

“不过,苦了这么多年,我终于把儿子供出来了,也帮着把房子首付攒出来了。待儿子结了婚,我就领着他和儿媳妇一起回趟老家,去看看老李,给他烧点纸,把这些好事都说给他听听,也让他高兴高兴……”

说着,李姐看着窗外,如释重负般地笑了。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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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3 01:2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真实的小贷催收,不光是去讨债的丨寻业中国

 章杉 人间theLivings 2019-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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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还款有困难的客户都会给工作人员讲明原因,并积极配合解决。

公司同事为了帮客户解决困难,有帮客户找工作的,有帮客户产品找销路的,更多的,则是帮客户向公司申请延长还款期限。客户们也大都知恩图报,宁愿自己出去打工也会坚持还欠款,着实让人感动。



配图 |《暗金丑岛君》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15




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催收”,还是在1999年,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天,同学阿豪央我陪他去茶楼找他亲戚,一走进烟雾缭绕的包间,就看见3个衣着整齐的男子正坐在沙发上低声谈事,阿豪的亲戚坐在中间,身边的人都叫他“四哥”,阿豪打了声招呼就在一旁静候着,我也小心地站在一旁。

四哥大概40岁左右,头发不多,微胖,矮而壮实,给人一种相当威严的感觉。旁边相隔不远的麻将桌旁,还有两个赤膊的男子和一个身材瘦削、满脸倦容的女子,女子一身黑衣、皮肤灰暗,像是刚刚熬过夜。女子正低声哀求着,隐约听着像是“宽限几日”、“不要扣车”、“会四处筹钱的”等等,一个赤膊男子抱着臂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另一人则坐在对面皱着眉盯着她。

“要你自己手痒,跑去赌!”四哥开口了。旋即,又回头招呼我们:“阿豪,以后在这片有啥事尽管找我,遇事报我名字,没人敢欺负你。”

阿豪点点头应道:“好的好的,谢谢四哥。”

包间里的氛围实在让人紧张,没说两句,我俩就从茶楼走了出来。阿豪告诉我,自己的这个亲戚是专门在外面负责帮人收账的,手底下有一大帮人在茶馆“放水”。

自此,我对“打牌”和“贷款”两件事就有了阴影。


作为川人的异类,我一直不大会打牌,更不敢尝试带有赌注的牌局。那时候,只觉得自己离这种场面越远越好。

等到2011年春节后,一天朋友聚会,忽然有个电话打来,一位自称是小贷公司的HR邀我面试“市场营销策划经理”的职位。

当时,我已在公司做了好几年营销策划工作,也确实有换工作的打算,一直在四处看机会。彼时,小额贷款公司还算是新兴产物,而且我一下想起十几年前见到四哥时的场景,便匆匆挂了电话。后和朋友说起,朋友反而劝我,说如今小贷行业正蓬勃发展,那公司正规,也是个不错的平台,可以去试试。

几轮面试,费时近1个月,我顺利入职了。




从进公司开始,我就想象着,自己会不会见到那些“大金链子大光头、胳膊膀子大纹身”的“催收人”,可到头来也未能如愿。

公司的客户都是客户经理负责维护的,遇到有客户拖欠,也是电话联系居多。很多客户都是由于疏忽而错过了还款时间,及时补上后便也相安无事。只有电话一直联系不上的,客户经理才会约上一两个同事一起上门——所谓上门,也只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陈述“征信黑名单”之类的利害关系,若还是不行,就只能找到法务部,若法务部也沟通无效,再诉至法院,这实属下下策——因为有时候即便法院判了,但由于客户没有可执行财产,也只能等到6个月后再进行剥离。因此大部分拖欠,公司都会争取在诉讼前把问题解决掉。

法务部的工作也分为两块,除了给拖欠客户发律师函,以及到法院递交起诉申请书之外,还有一部分工作由风控主管负责:将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拖欠风险,通过谈判和沟通,争取在诉讼前把问题解决掉。

公司风控部的主管叫浩哥,我一进公司就听说,他是一位颇为传奇的人物。

初见浩哥,大眼睛,圆圆脸,配上浓密的眉毛,笑起来像一尊小号的弥勒佛,看着十分亲切友善。浩哥的身体壮实而灵活,举手投足也得体。渐渐熟悉后,有天我开玩笑问他:“你们催收需要打架吗?”

浩哥笑了笑说:“催收是门技术活,打架斗狠那是最低级的做法。我们目的是让客户还款,不是让客户害怕。”

他见我比较狐疑,便给我讲了个例子。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浩哥接到了客户经理春燕的求助电话。春燕称,一位女客户借了8万,每期还款7000多,已经正常还了4期,可这个月却没存钱。春燕打电话提醒客户,大概是因为语气不够温和,被客户在电话里骂了,春燕忍不住回呛,便和客户在电话里一通对骂,很快客户挂了电话就不接了。

第二天就是星期五,如果不存上,周六周天银行休息不能代扣,将会拖到第二个月,造成跨月拖欠,那春燕这个月的奖金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她这才来找浩哥帮忙。

浩哥翻阅了客户资料,这是一位单身女性,工作稳定,亲弟弟还是某国企的高管,只要客户有意愿还款,筹钱是没问题的。浩哥想了想,便试着给客户打了个电话,提醒征信污点可能会给她的生活工作带来负面影响,除此之外什么也没说。

客户表示自己不会赖账,但目前经济的确困难,更重要的是,春燕的服务态度太不好了。

浩哥先是代表春燕给客户道歉,表示一定严肃批评处理,继而又给客户解释:“虽然7000块的还款对于您来说是个小数字,但对于我们小贷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说,却是大数字啊。春燕会因为这个被扣工资的,所以她才心急了,请您多多谅解。”

通话近1个小时,才终于把客户安抚下来,并约定好第二天存钱到账户。

第二天一早,心急的春燕又给浩哥打电话:“浩哥,李姐的钱存没?要不要我打电话催一下?”

浩哥立即制止:“你和客户昨天已经闹僵了,这个事我来处理,你别管了。”考虑到客户休息较晚的习惯,浩哥担心打扰客户,并未直接打电话,只是发了个短信。

临近中午,客户打来电话,说一早就存了,因睡懒觉没有看到信息,表示抱歉。浩哥立马安排工作人员代扣,完美解除了这次风险警报。

“那后来一直就没出过问题了?”毕竟还有几期,我经不住好奇地问。

“后来还了两期,终究还是没能撑住,破产失联了,剩下的款项由其弟弟帮忙偿还了。当然,这是后话。所以,你还觉得这个是靠打架收回的欠款吗?有时候气得你想打架都找不到人打,哈哈,这真的是一门技术活。”浩哥笑眯眯地说。




当然,浩哥的催收也不是每一次都这么顺利。

客户刘老板是外地人,最早来到成都荷花池做服装批发生意,经过多年的积累,流水大、铺货多,生意一直顺风顺水。刘老板对自己的投资眼光很是自信,便决定多搞几项“来钱快”的生意。

投资占用了大量资金,刘老板开始四处借钱,也在我们公司借了12万。可没多久,投资就失败了,刘老板承受不了压力,跑路失联了。

“失联了?那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人没找到,但钱收回来了。”浩哥一脸骄傲,“其实这个案子最初交到我手里,我也觉得没希望——找不到人,我也没办法啊。”

按照流程对客户资料进行梳理后,浩哥发现资料里有一页记录了刘老板有个共同借款人(一般俗称担保人),他问管护客户经理共借人情况,管护经理回复说,早就找过,但对方态度强硬,“钱又不是我用,凭什么找我要?”

浩哥还是决定从这里入手,死马当活马医。“共同借款人姓陈,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喊了一声陈哥,确认了他的身份。一开始,陈哥确实态度强硬,只说不关他的事。我就给他说,‘你把刘老板当兄弟,却没想到他不是个东西,把你坑了就躲起来。我给你来电话也不是找你要钱的,我就是想找你了解下情况,看看是否能找到他,好还你一个清白。’” 

浩哥顿了顿,继续说:“这种情况,还是要先打感情牌,和客户站在同一条线上,取得他的信任后,才能有机会进一步谈判。”果然,陈哥同意见面谈,于是浩哥把见面地点约到了陈哥的铺面里。

“你为什么不喊他来公司谈呢?”我不解地问。

“约到他做生意的地方,我知道了经营地,如果他不配合才好知道在哪找他啊!”浩哥说道,我这才恍然大悟。

到了约定时间,陈哥却变了主意,将碰面地点改到了附近的茶楼。“陈哥其实人不错,看起来成熟稳重,蓄着颇有个性的八字胡。”浩哥眯着眼回忆道:“他不让我到铺面,我估计是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这事。”

陪着陈哥骂了一通“刘老板不是人”后,浩哥就离开了。离开前,他还给陈哥普及了一下什么叫“共同借款人”:“顾名思义,共同借款,也就意味着共同承担还款义务。”浩哥让陈哥做好思想准备,“据我们调查,你在新都有一套刚购买不久的房子,小心被冻结啊。你挣钱不容易,不能因为几万块钱而损失几十万的房子啊!”

浩哥回到公司后,通过其他同事给陈哥送去了律师函和还款通知书。这招很快见效,陈哥忍不住主动给浩哥打来电话:“可是浩经理,让我来还这个钱,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浩哥顺着陈哥的意思回答道:“是啊,你一分钱没用到,现在却要你来还钱,换我也想不通。”继而,浩哥又话锋一转:“我给公司也讲过,实际资金使用人并不是你,但是法律不支持啊,借款合同上也有你签字的。”

最后,浩哥还不忘提醒:“陈哥,这事不能让嫂子知道啊,会影响家庭和睦的。”这句看似关心,实际上却暗含着威胁,如果找上门去,家里人势必都会知道,这也是绝大多数借款人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陈哥不说话了,浩哥赶紧补上一句:“不过你放心,我们可以帮你出代偿证明的,一但找到老刘,一定帮你追偿回来。老刘太不是东西了,我都看不下去了。”

就这样,陈哥终于还了一期。


但一个月后,又出问题了。

先前,陈哥是瞒着家人帮刘老板签字还款的。这一下掏出近万元的还款,又没钱来填这个窟窿,家里人还是知道了,陈哥的爱人在家闹翻了天。

浩哥找到陈哥的爱人交流,陈哥爱人一见到浩哥等人,就破口大骂,好不容易等她骂完了,浩哥才说:“你不想还也可以,但法律是讲证据的,借款是陈哥签的,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你如果能证明陈哥借的钱没有用于你们夫妻共同生活,那也可以不还。”听完这话,陈哥被爱人臭骂一顿。浩哥看到这一幕,心里一喜,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知道这事解决了。

陈哥和爱人商量了一下,告诉浩哥必须提供还款证明。浩哥欲擒故纵,说需要向公司请示一下,装模作样地打了一个电话后,同意了要求。

就这样还了两期,陈哥也撑不下去了。浩哥担心拖下去夜长梦多,几经磋商,最终决定为陈哥申请减免部分逾期费用做出让步,一次结清欠款。事情这才算妥善解决。

听完浩哥的讲述,我深深觉得,这种“有话好好说”的催收模式,实在让人很安心。




然而,我自己第一次在公司接触催收工作,却是因为两名工作人员被打了。

我所在的公司在四川开设有很多分部,形式上有点类似于各大银行的分行支行。因为数据都是按月计算,一旦跨月,就会显示为“不良”,所以每到月末,都是催收最紧张的时候。

月末的一天,临近下班不到10分钟,分部经理接到电话,说外出催收的同事出事了。经理马上召集了分部所有员工,并通知了附近分部的同事赶往出事点支援。我也在其中。

当时,同事一行3人,2男1女,上门处理欠款,其中许梁驾车在楼下等候,钱威和永霞则拿着客户的借贷资料上了楼。

最初承办这位客户的经理当时已经离职,所以上门的同事与客户并不认识。敲开地址上的大门后,住户矢口否认自己借过贷。

这其实也是催收常遇到的情况,钱威见状就多说了两句,没想到住户一下就怒了,很快,双方言语上就有冲突。钱威指责对方耍无赖,对方暴怒,立刻动手卡住了钱威的脖子,对方人高马大,钱威毫无还手之力。永霞见状,冲上去拉扯,没想到对方又伸手将永霞推倒在地。

眼见女同事被推倒,自己又被卡住脖子动弹不得,钱威使劲用脚踢对方,对方气急,一拳打在钱威脸上。这时候,住户门又开了,里面冲出来五六人,个个拿着刀叉棍棒,钱威见状吓坏了,猛地挣脱开冲下楼去,一行人跟着追下了楼。

看着钱威惊慌地跑下楼来,等在车里的许梁正想开车门,但钱威却并没有朝车的方向过来,而是绕过车跑远了,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

一行人挥舞着棍棒朝钱威追去,见势不妙的许梁故作镇静,如路人甲般关上车窗,立马给分部经理打了电话。

在分部经理提醒下,许梁报了警,等我们到达的时候,双方都已被带到了派出所,透过调解室的玻璃窗,钱威满脸憔悴中又饱含着委屈,肿着半边脸接受着警察的询问。

我们一行人从夕阳斜照等到华灯初上,再到街边的店铺纷纷熄灯打烊,事情才算处理好了:对方的确不是欠款人,我们找错人了;钱威挨了一拳,门牙被打断了一颗,后经法务经理和对方谈判协调,对方赔了几千块。

我们理亏在先,这个处理结果也算得当。


就因为这件事,后来公司针对工作流程进行了一次大的改进,增加了一个环节:离职客户经理移交客户,必须和接收客户经理一起到客户处进行交接签字确认。一来可以确认贷款客户本人,二来客户也知道工作人员有了变化,后续工作才能更好的配合。

但即便如此,催收工作仍然是一个复杂而危险的工作。




钱威的事情刚过去不到3个月,分公司一个平日里见人就满脸笑意的同事,竟在上门催收时被人砍了。

被砍伤的同事叫老郁,那天,他和一个同事到拖欠客户家做工作。这位客户养了几十头猪,此前在公司借了3万块用做扩大养殖规模,分1年期,每月还款,开始半年一直都很准时,从未拖欠。可是,客户家的小儿子却不省心,20好几了还游手好闲,偷拿了家里卖猪的几千块去赌博,亏得底朝天,公司的贷款也还不上了。等老郁上门的时候,已经欠了两个多月了。

这是老郁第二次上门,得知客户还是没有办法还时,不由得多说了两句:“我也知道你们目前经济困难,但欠账还钱,自古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们自己知道,按当初的条件,你们找银行能借到钱吗?”

“当时为了帮你们申请资格,你们知道我找领导做了多少工作吗?我给领导保证:虽然你们没有什么资产,但忠厚淳朴,是踏实做事的人,值得信赖。现在你们还不上,这是砸我饭碗害我啊!”

老郁没有撒谎,按照公司的要求,一旦客户出现拖欠,客户经理的整个收入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老夫妻满脸歉意地给老郁赔不是,男主人叹了口气,哽咽着说:“实在对不住啊,这都是那个不争气的瘟丧……现在我们连饲料钱都欠了2个月没结账了,人家都不愿意继续供饲料给我们。”

女主人也红着眼眶嗫嚅道:“圈里的猪还卖不起价,之前已在亲戚中借过一轮,眼下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而且现在还要想办法把饲料续上,那么多张嘴等着吃呢。”

老郁见老夫妻除了低头垂泪别无他法,心里也是又气又怜,“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啊?明知道孩子好打牌赌钱,你们也不管,还敢把钱交给他!”

“咋管得了嘛,前天他妈多说了几句都差点挨打。”男主人气愤地回答。

老郁只得安慰道:“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还好窟窿不是太大。我们一起想想办法看怎么解决吧。” 

大家一起又讨论了一番,老郁决定把自己另一位做屠宰生意的客户介绍给这对老夫妻。临起身准备离开时,恰巧客户儿子从外面回来,喝得满脸通红,知道老郁是来催收的,也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老郁看着满面沧桑的老夫妻,又想着就因为这个人,自己才背上PAR(贷款术语:放款出现逾期风险)被扣了奖金,不由得开口训斥了他几句,无非也就是让小伙子多替父母考虑,踏踏实实帮家里做点事。没想到,小伙子一点就炸,不仅不领情,还说老郁多管闲事,没说两句,居然趁着酒劲跑厨房操起菜刀,挥向了老郁。

老郁和同事大惊失色,急忙向外跑,结果半天都没打开防盗门,被客户儿子在室内追着砍了十几刀,背部和手臂中刀最多,好在都不深,但还是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才下床。

此事一出,公司立即组织全体培训,着重强调和客户沟通时如何避免发生冲突。我们私下也打趣,更应该来一场“学会如何从室内开启各种防盗门锁”的培训。




类似的事故见多了,我才发现,真正的催收,和电影里那些黑帮催收的场面完全不同。

之前,有对小夫妻在公司借了2万做小生意,还了还剩不到1万,结果生意失败,直接关掉手机玩起了消失。同事小徐多次联系无果,只能按照客户此前提供的紧急联系人资料,往女方父母的住址寻了去。

第一次上门,小徐还在路上买了些水果,想客客气气地把事情解决了。无奈一直敲门没人应,便在楼下车里等候,晚上9点过,才见房间里有了灯光。小徐揉揉眼睛确认了楼层和房号,激动地拍醒了身边的同事,上楼敲开门,双手递上水果,落座后表明来意,却绝口不提要钱的事,只说了些“诚信和征信对客户的重要性、以及对客户前途的影响”等等,又说自己担心是不是小两口出什么事了,看看能否帮忙联系上。

还好,老人明事理,立即联系上女儿女婿,臭骂一顿,埋怨这么大的事都隐瞒不给家里讲,要他们回来和工作人员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小徐从老人家告辞出来,虽已快晚上11点,却感觉浑身轻松。没过几天,这个客户在父母的帮助下,终于把剩余的欠款全部结清。

当然,也有些事情的发展并不是按照客户和我们的意愿来的。

有一位曾经的优质客户,是理发师,曾在沿海大城市赚了些钱,打算回来自己开店,在我们公司借了12万用于装修。为了省钱,找来的装修队并没有施工资质,包工头也没为工人买保险。没想到,装修过程中一个装修工人从梯子上摔下来身亡。见出了人命,包工头一跑了之,死者家属找不到包工头,就将遗体放到工地闹事。

这下可苦了客户,只好找到我们公司,请求公司法务帮忙协助他处理好各项事务。

公司特事特办,将客户的还款期限延长,以便将每月还款额度控制在他能承受的范围内。还好,客户有一身好手艺,也感激公司对他的帮助,每期还款都准时存进账户,从未拖欠。

以此为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还款有困难的客户都会给工作人员讲明原因,并积极配合解决——理解和尊重是相互的。

公司同事为了帮客户解决困难,有帮客户找工作的,有帮客户产品找销路的,还有将自己房子低价租给客户的,更多的,则是帮客户向公司申请延长还款期限,如从当初的6个月延长到12个月,以减轻客户的还款压力,专业术语叫做“展期”。

客户也大都知恩图报,偶有客户生意失败,宁愿自己出去打工也会坚持还欠款,着实很让人感动。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催收工作都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2012年夏天,一位同事结婚,婚礼当天几乎所有公司同事都到场祝贺。饭局中,女同事项蒂忽然过来问我是否喝了酒,听我说没喝后,便转头拉我就走,还丢给我一把钥匙让我去开车。

我拉着一车同事紧跟着项蒂的车,途中从同事们的讲述中得知:午餐后,法务经理约了分部经理,带了几个男同事,准备到附近一位“老赖”客户那催收。这位客户是做酒店生意的,借了20万,已正常还款一半,还剩10万不知何故就一直拖着没还。可能对于银行和大贷款公司而言,10万元是有些微不足道,但对于我们这种平均额度在3-4万的小微贷款公司,影响还是很大的。

根据公司的观察分析,这位客户的生意其实很正常,酒店也一直在营业,但就是不还钱,客户经理上门找了几次,依然无果。法务经理亲自带人去问,客户却一直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钱反正是没有,解决办法也没有——这就是典型的耍赖。

而对付无赖,也只能用非正常手段。

这一天,法务经理从酒店出来的时候经过前台,偶然发现前台有个颇为隐蔽的监控视频屏幕,仔细一看,屏幕上居然是几台“老虎机”。原来,酒店还暗藏有赌博窝点。

刚一离开酒店大门,法务经理就给110打了举报电话。挂断电话还没走远,就见对面冲出一伙人,手持刀叉棍棒追过来。同事们见势不妙开车就跑,再次报警的同时,也给婚礼现场打了求救电话。

法务经理一行人开着的两辆车中,其中一辆没有公司标志,被忽略了,另一辆印有公司标志和名称的车跑了好几条街,因为街窄人多速度慢被拦住了。等我们赶到的时候,车子前挡风玻璃的副驾驶被砸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凹洞,碎玻璃还没散,裂纹向四周延展开去,像一只巨大蜘蛛躺在网中央。同事们都还在车内,说那伙人砸完车围着叫骂了一阵便一哄而散了。

等警察赶到现场,砸车的歹徒早已不知去向,酒店的“老虎机”也已被转移。

我们这才知道,报警后,有人给酒店老板通风报信,他便叫人砸了我们的车,以便拖延时间为“老虎机”转移打掩护。后来经过当地派出所调解,客户赔偿了车辆维修费,欠款也得以妥善解决。一个月后,客户便转让了酒店。

而公司也只能一再要求,希望大家都能在回款过程中做到“不要激怒客户”,以保证自身的安全。




随着互联网的一路高歌猛进,各种依附于互联网的小额贷款金融创新模式攻城略地,迅速抢占了市场。

2016年,在小额贷款公司工作了整整5年的我,跟随团队在一家即将上市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任职。终于不用再走街串巷营销宣传地找客户,而是等客户在互联网上申请,审批中心通过大数据筛选后自动审批。虽然这样大大节约了时间、提升了效率,但同时,由于前期没有实地走访客户、无法准确核实客户提交资料的真实性,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风险。

等到2017年底,小贷拖欠在全国大面积爆发,我所在的公司也未能幸免。于是,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上工作,“全民催收”的时代到了——那段日子里,办公室里人人都手握电话,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或劝说恳求,或以法律后果恫吓,一切都只为了要对方还钱。

那时候,公司给每个员工都“派发”了催收对象——最少每天也要打十几通电话。其实,公司里面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接触电话催收,虽然接受过统一培训,却往往打通了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当然,能打通电话已经很幸运了,能打通还有人接,就更幸运了——偶尔遇上忘记还款的,电话提醒后立马就去还了,就是最幸运最有成就感的了。

更多的,则是电话停机,或者根本联系不上本人。有些借款人虽然提供了紧急联系人或家人的联系方式,但我们联系上他们时,大多都表示失望和放弃。更有甚者,是借遍了亲人和朋友的钱然后消失不见的,众叛亲离。

随着拖欠范围逐渐扩大,公司每天分配给员工的催收对象也越来越多,往往打几十个电话都丝毫没有效果,整个公司弥漫着沮丧的情绪。


其中,有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女生,在我们公司借了800元,还了300元后人就消失了。她的电话早就停机了,打通家人电话,刚刚表明身份,一位女士就在电话里对我大吼:“你们明明知道她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经济能力,你们还借钱给她?我没找你就算不错了,你们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

我只好告诉她:“首先,她有困难来找我们借钱,我们也是按照国家的规定收取利息,何来害她?第二,她大学已毕业,说明已成年,应该对自己行为有清楚的认识。我并不要求你帮她还钱,只是你要转告她,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背负征信污点会对她以后人生造成影响就可以了。”

可是,那位女士还在电话里激动地咒骂我,我不想继续纠缠,便挂断了电话。在系统里备注上“联系不上本人,家里人不配合还款”。按照惯例,再过3个月,这笔借款将会被注销,公司又将多一笔损失。

打完电话间隙,我们才发现,很多人的欠款数额都不大,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青壮年人——甚至有人借200元不还或还不上的。如今,市面上依旧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不至于拿不出200元钱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都感觉十分遗憾。

我曾给一位小伙子打电话,电话打不通,只好联系了他的姐姐。他姐姐告诉我,远不止我们一家电话打到了她这里,因为我态度诚恳礼貌,她就多和我聊了一会儿。

“实话告诉你吧,我也想帮弟弟还掉,但我实在不知道他到底在外欠了多少。我也曾帮他还过一部分,但总会有新冒出来的借款,很多还是高利贷,这简直就是个无底洞。现在人也联系不上了,这样吧,只要能找到他本人,他承认在你们那借过钱,我就愿意帮忙还。”姐姐话语间满是无奈和痛心。

我只得在系统里如实备注:“家人有意愿协助还款,但联系不上本人。”


在那段整天打电话催收的日子里,我听过很多生意失败却仍然在想办法筹款东山再起的故事,他们直面债务并不躲避,让我们除了心酸和同情,更多的是敬佩。

而遇到那些为了购买一部新手机,或者其他远超自己收入能力的奢侈品而到处借钱的,为了几百元还不上、还与家人失联的借款人,我也实在无法理解。

还好,几个月后,拖欠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所有工作恢复正常,我们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后记


如今,我已离开了公司。

听同事说,受大环境影响,很多客户听信“只要是中介平台的借款都不用还”的传言,让拖欠风险再次有所抬头,为此,风控部的同事不得不整日都全身戒备。

再加上每个行业都有少部分投机分子,他们不按规矩出牌,到最后虽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对于更大的一批合规合法的从业者而言,留下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困扰和不可逆转的伤害。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群合规小额贷款机构真实的催收工作。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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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杉

蹩脚的设计师,笨拙的

策划师,业余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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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3 01:2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领导,求你让我加班吧丨寻业中国

 餐条鱼 人间theLivings 20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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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加班,能有几个钱?上个月,制造一部的张耀加了200小时的班,身体还不是好好的。未来还要给儿子买房买车娶媳妇,现在不努力赚钱,以后怎么办?”



配图 | 《未生》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16



2018年4月的一个早晨,部门刚刚开完例会,科长俞永就把我喊到一间小会议室内,开门见山地问我有没有在上班时间偷偷上网。我自知否认无用,便主动承认了,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公司虽然明令禁止员工这样做,但是大家对此都心照不宣,包括领导,也会偷偷上网。

但俞永接下来的话将我一下子打入冰窖:“从这个月开始,连续3个月不安排你加班。”

不加班,也就意味着我每月的工资只有2000元左右。




2014年,我跳槽来到这里工作。这是一家专门生产汽车马达铁芯的日资公司,产品远销海内外。公司实行计时工资制,也就是说,“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就是每月实发的工资。

在这儿混得好不好,单看加班时间就一目了然。同事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段子:“双休8小时是乞丐,全勤8小时能温饱,全勤12小时奔小康。”显然,加班时间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收入。

前几年公司效益好,一年到头订单不断,员工们自然不愁加班。如果每月加上150小时的班,扣完社保,工资就能有5000元左右。有些外地小夫妻在这里工作几年后,靠着加班加点和省吃俭用,凑齐了房子的首付,之后每月还完房贷后,还可以剩个几百元,一点生活压力都没有。更多的员工也靠着收入买了车,公司大门口两旁的道路上,渐渐被私家车塞得满满当当。

入职后,我被安排在了物流科。每天主要负责产品的发货、运输车辆的调度、运输人员的安排以及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物流科的科长俞永,50岁的样子,听说已经在这里干了20年。除我外,科里还有两个同事,一个叫陆振平,膀大腰圆,体重足有200斤,他说自己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后,就成了这个样子;另外一个小个子的叫张荣,络腮胡长了一脸,头发却没有几根。几天接触下来,我就和他们渐渐熟悉起来,下班后经常聚在一起喝酒吹牛。

我的业务水平也得到了俞永的认可,有时候他还会在早会上表扬我业务熟悉进度快,掌握能力强。但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两个多月过去了,我还是双休8小时工作制,每月拿着2000元的工资,突然有种辞职的冲动:“再这样下去,我打算不做了。”

“再熬个1个月就好了。3个月试用期都没有加班,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陆振平安慰我。

果然,试用期过后,俞永在一次早会上对我宣布:下个月开始安排你加班,希望你能更加努力,遵守公司规则,提高业务水平。当然,如果有违反相关制度、业务上发生重大失误的情况,仍然会被打回原形——停止加班,甚至解雇。

在“享受”到加班待遇后,我的月工资直接翻了一番,拿到了4000多元。虽然这多出来的工资都是靠时间堆出来的,但这也是想要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

之后的工作中,我时刻记着俞永的那番劝诫,不敢怠慢。




2015年,公司人事结构调整,按规定,被取消的“内保”(公司内部保安)可以自由选择公司内的任何一个部门继续工作。当时,已经做了10多年内保的周庆果断选择了我们物流科。事后他说起原由:“俞永是我初中同班同学,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嘛。”

3月的一天,俞永带着周庆找到我,说让我先带带他,熟悉熟悉业务知识。

刚开始,周庆学习还很卖力,不懂的地方会主动向我请教。可仅仅过了3天,周庆的态度就急转而下:他总以自己“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为由,这也不学、那也不会,一整天就捧着手机在那里刷,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还会发出肆无忌惮的笑声,惹得同事们甚是不满。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并称自己“就是来养老的”。

“大家以后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尽量保持安静,不要影响到其他部门的同事。”一次早会上,俞永要求我们遵守上班纪律,没有指名道姓。

“你不就是在说我吗?”周庆情绪激动,“读书的时候,你拿我当朋友。想不到现在当了个芝麻官,就以为这公司是自己开得一样,到处摆架子、刷存在感!”

俞永没有接话,匆匆结束了早会。

其实,周庆这样发泄是有迹可循的。他觉得有同班同学这层关系,俞永就会对他格外照顾一点。没想到才刚到岗3天,俞永就对周庆讲明:前3个月是学习阶段,没有加班。之后周庆又去找过俞永几次,得到的答复也总是:“这是公司的规定。”

“可我们是同学啊!”

“同学也一样。”俞永不为所动。

从此周庆的态度变了,上班就是玩手机,什么事也不干,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俞永告诫周庆:“你这样下去,3个月以后都不会有加班,还有可能会被开除。”

一听到可能会被开除,周庆急了——他现在已经50岁了,如果真被开除,还能去哪里找工作?于是他赶紧跟俞永表明态度,并在俞永的要求下写了这辈子的第一张保证书。

办公室突然没了周庆的笑声,同事们反而有点不习惯了:“老周,最近怎么变了?”

“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同学又怎么样?同学还叫你写保证书呢,同学还威胁你要被公司开除呢!人家现在是大领导,高攀不起了。”周庆显然还有情绪。同事们怕惹火上身,便低头忙工作,不再理他。

好在3个月后,周庆终于可以加班了。

按照俞永的安排,周庆的工作时间变成每天早8点到晚8点,每周工作6天,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加班110个小时。但他还是嫌少,嚷嚷着说,自己家里条件差,负担重,要求再多安排点加班。但俞永一直没有同意。




2016年8月刚结束,我们这里的房价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节节攀升起来,普遍都翻了一倍。周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最终在儿子“不买房就不工作”的威胁下,花费近120万买下一套98平的小户型,用做儿子未来的婚房。房是买到了,可80万的贷款让他压力倍增。

就在这时,一次偶然的打卡失误让他发现了增加收入的捷径。

一天晚上8点下班后,由于走得匆忙,周庆忘记了打卡。直到晚上10点多,他才突然想起这事,匆匆跑回公司补打了一次。等到发工资的那天,他惊讶地发现,工资加班时间明细里居然多出了2个小时,而他的工资也随之增加了几十元。

周庆立刻明白了多出的2个小时是怎么来的,乐坏了——原来还可以这样。

从此,他每天下班都故意不打卡,等到晚上10点再来,到后来,就索性晚上12点再来。虽然辛苦点,但工资着实提高了不少,更可喜的是,没有被人发现。

但周庆的窃喜只持续了2个月。一天晚上他故伎重演时被保安逮了个正着,第二天就被告到了人事部,人事部又迅速把问题反馈给了俞永。

“你能不能消停点?这样下去你迟早会被公司开除的。你现在都50岁的人了,谁还会要你?”俞永将周庆叫到一间会议室里,怒斥道。

“加班那么少,你叫我怎么活?这还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那也不能弄虚作假啊。现在全公司都知道了,人事部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张警告处分是少不了的,还会3个月不安排你加班。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别怪同学不帮你。”

处理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俞永没有说错。一张人事部的处分单被张贴在公司食堂的布告栏里,吸引着公司里无数的目光:“物流科员工周庆于2016年10月至11月间,采用虚假考勤非法获得加班工资,违反了公司的相关规定,给予警告处分,非法所得的加班工资将于下月一并扣除。”

“平日里看起来挺老实巴交的一个人,居然会做出这种事。”

“这下好了,3个月都不让加班,啧啧。”

……

俞永还是心疼老同学的,在他的走动下,周庆不仅没有被停止加班,每月加班时间反而增加了22个小时,这样工资差不多就有5400多元。俞永劝周庆:“以后安分点,工作努力点,大家都是来赚钱养家的。”

这次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周庆像变了个人似的,工作起来如同拼命三郎,一下子变成了业务熟手。他负责还贷,妻子负责养家,日子虽然辛苦,但至少儿子的婚房有了着落。




不过即便周庆每月加上这22个小时的加班,也比不过我们物流科加班最多的人——陆振平——他每月加班都不会少于150小时。

很多时候,大家都劝陆振平少加点班,钱是挣不完的。他听后总是不屑一顾:“不加班吃什么?我每月要还房贷、要养车,以后还要娶媳妇生孩子。我才30岁不到,有什么好怕的。”

结果还就真出事了。

2017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天气闷热难耐。大家正在办公室里加班,突然听到“咣当”一声巨响,顺着声音望去,只见陆振平摔倒在地,正仰面朝天地喘着粗气,椅子也翻了个底朝天。

大家急忙上前试图将他扶起来,无奈陆振平实在太胖,拉了好几把都纹丝不动。好在其他部门的同事们闻讯赶到,这才齐心协力把他抬上担架,送往医院救治。

各项检查后,医生诊断为心梗。当日陆振平就入住了重症监护室,打了2支1万余元的进口药,才算稳住了病情。“幸好及时送医,否则你儿子性命难保。他那么胖,很危险的。”医生对匆匆赶来的陆振平的父母说。

两位老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平日里就在家里种着几亩薄田维持温饱。他们在病房外一边不住地掉眼泪,一边跟我们说儿子如何的懂事:大专毕业以后就去上班了,平时也不抽烟不喝酒,去年底又买了房买了车,现在就差个媳妇了……

几天后,我们去看望陆振平。一进病房,就见他正靠着病床上,一边输液一边玩着手机,脸色看起来还不错。见到俞永,陆振平第一句就是:“俞科长,我感觉已经好了,可以去上班了吗?”

俞永登时愣住了:“这个你还是问医生吧。我也希望你早点回来上班。”

“可是我不上班,收入就会减少,这还要还房贷呢。”他拿出手机指着一处道:“你们看,扣完社保还完房贷就剩1200元了。”

我们都只能劝他还是安心养病,不要胡思乱想。




陆振平请病假后,俞永要求张荣接手陆振平的工作。张荣工作能力特别强,深受俞永的器重,虽有抱怨,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工作上张荣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只是他心中一直有个结——结婚多年,他至今膝下无子。有时候同事们谈及孩子这个话题,他也总是刻意回避。直到2017年10月中旬,在他37岁的生日聚会上,才酒后吐了真言。

那天张荣在市区某家餐馆预定了一个包间,请了他的几个好友,我们物流科除了俞永因为有事,其余也都到场了。大家围在一起喝着小酒,拉着家常,1个小时不到,1箱啤酒就都成了空瓶子。“服务员,再来一箱!”张荣挥手喊着。

张荣的一位朋友就坐我旁边,我搭话道:“前几天我好像看见你和你女儿在公交站等车。你女儿长得好高啊。”

“我女儿身高随她妈妈。”那位朋友呷了一口酒,“我和张荣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我结婚早,女儿今年都13岁了。”

“张荣结婚也不晚呀。”周庆突然插了一句。

气氛瞬间凝固了。周庆自知说漏了嘴,开始蒙头吃菜。

“我结婚已经有9年了。”张荣拿着啤酒接话,他脸颊有点红,看起来有些醉了。“朋友的女儿都上初中了,可我呢,连个孩子还没有。”

“现在医疗科技这么发达,放心,一定会有的。”大家忍不住劝道。

张荣将手中的啤酒一饮而尽,长叹了一口气。平时不抽烟的他问朋友要了一支烟,猛吸了几口,就被呛得咳个不停。但他还是坚持将香烟放进嘴里,讲起自己这么多年的苦楚来。


张荣上高中的时候,母亲不幸患上白血病。给母亲治病不仅掏空了他家的家底,还欠了10多万的外债。但即便如此,张荣的母亲还是在发病一年后离开了。那段时间里,他的父亲一直郁郁寡欢,他也无心再读书。为了帮家里还债,张荣1998年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了。那些年里,他送过邮件,跑过外卖,摆过地摊,但是最后都没赚到什么钱。

2007年春节时,张荣听朋友说我们这家日资企业的工资待遇是整个工业区里数一数二的,于是年后就报名入职了。但入职后他才发现,所谓的高工资其实就是靠加班,每天工作12小时,基本上全年无休。最忙的时候,春节假期只放了半天假,时间只够晚上回家吃顿年夜饭。不过为了还债,这点辛苦对张荣来说并不算什么。

2007年年底,张荣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同在我们公司上班的女员工,相处半年后,他们就结婚了。张荣的妻子温柔贤惠,还用自己的收入帮他一起还债。

平时他们夫妻俩都是每天12小时工作,极少休息。下班回到家,人已经累得手脚抽筋。有时候张荣也想少加点班,可是企业订单多、工期紧,俞永根本不答应,还威胁“你要是请假,以后都不安排你加班了”。

不加班也就2000元,怎么生活?

结婚一年后,张荣妻子的肚子还没有动静。面对左邻右舍的指指点点、张荣父亲的明示暗示,他们两口子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说,张荣因为长期超负荷的工作、长时间的久坐,导致精子质量差、活力低,这才不孕。后来他们跑了不少医院,吃了好多药,可还是老样子。

张荣说罢,又闷了一口酒:“有人提议让我们抱养一个算了,可我说服不了自己。”

聚会散场后,大家各自回家,周庆和我同路。10月的夜晚,天上星星闪烁,一阵阵凉风迎面吹来,身上的酒精味消了大半,人也清醒了不少。

“张荣生不出孩子居然是加班造成的,”回想起张荣的话,我不禁背脊发凉,“看来以后要少加点班了,健康最重要。”

“少加班能有几个钱?再说俞永会同意吗?”周庆点燃一根烟,望着星空叹了一口气,“像我们这种没多少文化的人,只能靠力气吃饭。上个月,制造一部的张耀加了200小时,还不是好好的?我以后还要给儿子买房买车娶媳妇,现在不努力赚钱,以后怎么办?”

我听着似乎又有点道理。




2018年初,公司新一届总经理上任。大家满怀期待,盼着他可以多体恤体恤员工,提高一下福利待遇。

结果天不遂人愿。新总经理上任不久,公司就出现了经营困难,客户订单大量减少,一半机器处于停工状态,每日出荷量从400吨下降到了200吨。

总经理在全公司职工大会上说:“受到经济不景气和贸易摩擦的影响,预计2018年我们公司经营会比较困难,请大家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将从调整员工配置、提高机器自动化入手,优化产业结构,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并积极开拓业务市场等,实现盈利。”

一场浩浩荡荡的改革立刻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是员工福利。从夏天的饮料费到冬天的洗澡劵,从每季度的劳保费到每年度的安全奖,全部取消。

元宵节那天,公司突然发布通知:“因公司效益不佳,今年元宵节不发放汤圆。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通知刚一发布,就激起了公司员工的集体抗议。大家嚷嚷着今晚集体不加班,5点就回家买汤圆过元宵。这可把各部门领导逼急了,马不停蹄地报告给总经理。总经理无奈只得撤销通知,并通知采购部立即去购买汤圆发放给全体员工,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就在大家庆祝胜利时,麻烦也随之而来。次日,人事部将“汤圆风波”的几名主要发起人给予警告处分,并停止加班3个月。

更夸张的是,公司开始架设监控探头了,数量多达500个。在公司里眼睛随便一瞟,就能看到几个。不仅如此,厕所的门也全部拆除,只留下一个没有任何遮挡的门框,门框正对面连续安装了3个监控探头,直直地对准厕所门口。里面的蹲位隔断门也由木板换成了透明玻璃,如厕风景一览无余。

就在大家嚷嚷着这种做法严重侵犯隐私时,公司人事部发布通知:“有个别员工工作消极,上班时间玩手机,长时间上厕所,严重违反了公司的相关规则。安装监控探头,目的是为了约束员工行为,让大家更好地投入工作。人事部会不定期查看监控记录,同时加强保安巡逻,对于问题员工给予警告处分,并停止加班的处罚,警告累计超过3次者一律开除。”

紧接着,公司为减少劳务成本,开始控制员工的加班时间——这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几年前,公司效益好的时候,很多员工都贷款买了房,买了车。如今加班缩紧,工资减半,顶着几十万的房贷,压力确实不小。很多人只好做起啃老族,就连年过半百的周庆也未能幸免。

周庆的父亲78岁,母亲75岁,都是原国营棉纺厂的退休工人。退休快30年,两个老人的月退休工资已经涨到了8000元左右,看着儿子还贷压力大,就把每月余下的退休工资全部给了他。

“我算是全公司年纪最大的啃老一族了。”每次讲到这个话题,周庆总是自嘲,“也幸好有父母帮忙,不然就只能卖房了。”

“你可以找找俞永,老同学嘛,让他帮你多安排点加班。”有人出主意。

“如果是上任总经理,或许还行得通。但这新上任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要是被他知道了,估计俞永也吃不了兜着走。”顿了顿,周庆感慨道,“其实公司里买房的,绝大部分都是按揭贷款的,特别是2016年下半年、房价高涨时买房的,基本贷款都在80万左右,有的甚至贷了100万。以前算上加班,每月可以拿个5000多元,夫妻俩就有1万元左右,还完房贷,日子还能勉强过。现在可不一样了,控制加班后,每月只有3000元,还完贷款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2018年3月初,休了大半年病假的陆振平回来上班了。

俞永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只是让他帮忙打杂:打印文件,收发邮件,部门包干区的卫生工作等等。工作虽然清闲,却毫无价值——生病前,陆振平也算是物流科的主力,如今却变得像个保洁大妈,最主要的是还没有被安排加班,这让陆振平无法接受。

只干了1星期,陆振平就找到俞永,问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复正常工作,安排加班。俞永解释道:“按公司的规定,对于因病请假超过3个月的,1年内不安排加班。”

陆振平没有争取到加班福利,整个人开始变得郁郁寡欢。每月17号还款短信的准时提醒,逼着他开始琢磨起别的出路。

他在网上投了几次求职简历,全部石沉大海。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根本没有能力供他啃老。思来想去,陆振平决定把原本买来做婚房的新房随便刷个“大白”然后出租。刷墙只用了3天,完工后陆振平就把房子挂到了房屋中介,租金每月1500元。

几天后,新房成功出租。在双方签订租房协议时,陆振平特别要求,租客一律不准在房内悬挂结婚照,男女合影照也不行——这是他父母特意嘱咐的——自己未来的婚房被别人挂上结婚照不吉利。

后来,他开始利用双休日跑滴滴。早上6点半出门,晚上10点多才收工,有时候工作日下班后也会溜达一圈,好的时候能挣个几百元。结果不巧在一次接客过程中,因没有“网约车资格证”被罚了5000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跑滴滴了——赚的钱还不够罚款呢。他又开始干起了兼职骑手,工作虽然辛苦,但至少生活有了点保证。

“1年不安排加班,每月就这点工资,还干个屁啊,不如辞了换份工作,随便到哪里不比在这强?”有同事好心劝道。

“工作不好找啊。最主要的是有房贷压着,不敢裸辞,这里至少还有公积金,可以抵扣大半的贷款。我打算先挂着,工作继续找,兼职继续干,等有方向了再辞。”陆振平回答。

像陆振平这样在做“后手准备”的人,我们科里并不只有他一个。

一次早间工休,我们物流科的4人聚在一起闲聊,各自吐槽着被压缩加班时间后生活的不易。

“还是你潇洒,至少没有贷款压力。”陆振平瞅了一眼身旁的张荣。

“可别挖苦我了,整个物流科就我没房,连还贷的资格都没有。”张荣叹了一口气。

接着张荣说起,自己的堂哥在市区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没有加班的时候他就会过去学修车。“现在公司控制加班,趁着这个机会学点技术,以后打算也开个店”。



后记


2018年4月份,俞永开始控制我加班后,我的工资瞬间降到了2000元。好在我平日还有些摄影稿费补贴,还完房贷后生活还不算那么糟。

今年3月,陆振平终于恢复了加班,但显然他加班起来已不像发病前那么猛了,除了做些兼职外,每周还会去健身一两次,毕竟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没多久,陆振平谈恋爱了,小姑娘25岁,长得水灵,双方父母已见了面,打算今年年底办喜酒。

周庆不加班的时候会去钓钓鱼,也因此而结交了不少钓友,最近还在一场钓鱼比赛中拿了个优秀奖。

张荣依旧在堂哥那里学修车,技术一天比一天好,最重要的是,他最近抱养了一个女娃,视如掌上明珠,有空就会抱着孩子去公园玩。“以前总是无法说服自己,如今一切都释怀了。那天,我和妻子第一次见到这个孩子时,她就一直冲着我们笑,让我们抱。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而我,不加班的时候依旧背着摄像机到处跑,也许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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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3 01:2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给报纸投稿供出一套房的时代,过去了丨寻业中国

 老歌 人间theLivings 201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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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5月到2015年10月,整整15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我的眼睛近视了,头发稀疏了,也心灰意冷了。我切身体会到了这份职业的酸甜苦辣,也见证了纸媒从辉煌走向末路的全过程。



配图 |《荒地之恋》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17




2000年5月21日,在33岁生日当天,我走进厂长李明的办公室,将辞职报告递到了他手中。

高中毕业后,我进入这家已经有24年历史的国营棉纺织厂工作,一转眼已满10年。棉纺织厂有1300多名职工,是我们这个小县城最大的一家企业。我在织布车间做保全工,带出过十几位徒弟。半年前,李明曾暗示,说等干部调整时提拔我当车间副主任。车间副主任的奖金系数要比普通职工高出0.2,很多人都盯着这个位置。

李明把我的辞职报告仔细地看了一遍,拧开钢笔,又抬起头看着我说:“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吧,以后可别后悔。”

我豪情满怀地说:“不用考虑了,我决定的事情,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李明又问:“辞职后你准备干嘛?”

我底气十足:“当自由撰稿人,就是靠写文章拿稿费混饭吃。”

听到这儿,李明二话没说,刷刷刷地签下了字。


决定丢掉铁饭碗,并不是我的一时冲动——从1995年起,我就开始写作了。

那一年,厂团委办了一份油印的刊物《经纬》,上面除了刊登一些厂里的动态、工作经验、先进人物的文章外,还开辟了一个文学栏目。团委书记、也就是《经纬》的主编钱江龙是我的好朋友,一天找到我,希望我帮忙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文学稿,不然,刊物就要开天窗。于是我花了一个晚上,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散文《雨夜》。

文章在油印刊发后,好多同事都说写得不错。我心里得意——既然大家都说好,文章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我干脆把稿子誊抄了一遍,装进信封,寄给了市报的文学副刊。

半个月后,《雨夜》变成了铅字——既然市里的报纸能发表,省里的报纸似乎也可以试试,于是我又把稿子寄给了《浙江日报》的文学副刊“钱塘江”,只过了一星期,文章也见报了。

市报的20元稿费和省报的40元稿费是同一天汇来的。纺织厂的收发室就在大门口,全厂职工上下班都要经过那里,桌子上两张浅绿色的邮政汇款单相当显眼,让我很出了点风头——在我们厂里,之前还从没有人赚到过稿费。


写文章不仅能出名,而且还有稿费,我来劲了,晚上也不太出去玩了,全用来码字。

我运气不错,写出来的文章没有一篇是废稿,全都能够发表出来。一个月下来,多的时候能发表20多篇,少的时候也有10多篇见报。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396元,在当地已经算高的,但我每个月的稿费,平均起来差不多有500元。

经常去收发室拿汇款单,我心里爽了,有些同事心里就不爽了,到车间、厂部告状,说我不务正业,把精力用在搞“私有制”上面。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持有这种观念,再说,我写文章用的全是业余时间,他们如果不嫌累,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纺织厂里女职工多,自从我有了稿费收入,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工经常来找我借书看——借书是幌子,目的是想跟我套近乎,我还能不知道她们的心思?

1998年春天,我跟纺纱车间的质量员周韵确定了恋爱关系。周韵长得漂亮,厂里厂外追求者不少,能看上我,这跟我会写作、能赚稿费有很大关系。

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我对周韵夸下海口:“现在我一个人赚的比双职工还多,你干脆辞职算了,我养你。”

周韵笑笑:“我们厂效益还是不错的,真要把这份工作扔掉,我还有点舍不得。”

到了2000年,我的工资已经涨到720元,每个月的稿费收入也已经达到了1500元左右,已经是工资的一倍多。我想,如果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写作上面,赚的稿费肯定翻番。而且当时“自由撰稿人”已经成了一个新兴的时髦职业,我了解到有几位知名的自由撰稿人,在多家报刊上写专栏,每个月稿费轻松过万,这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我选择在生日那天辞职,就是想寓意着未来将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从厂长办公室里出来,我抬头看了看天,是那么的宽广,我相信,自己会成为那只在天空中自由快乐飞翔的小小鸟。




张重是我们县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他也十分喜爱文学创作,但发表的不多。在了解到我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各级报刊上后,他常上门来和我交流探讨写作心得。时间一长,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那天,张重得知我辞职要当自由撰稿人的消息后,认为我太草率,不仅失去了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还要自己缴纳,压力可不小。我拍着他的肩膀让他放心,说等一个月后,我把稿费收入统计出来,保证让他吃上一惊。

张重说:“写作毕竟不是流水线作业,万一到了才思枯竭的时候,没有稿费进项,吃饭穿衣又照样要花钱,你怎么办?”

“我相信自己不可能混到那一步。”

张重摇摇头:“你也别太自信了。这样吧,我们电视台新闻栏目最近要扩版,需要招聘几名采编人员,你先进来干着,把业务熟悉起来,再做出点成绩,到时候我跟领导说说,争取半年之内把你的身份问题解决了。我们电视台是事业编制,财政兜底,旱涝保收。再说,在新闻单位从事采编工作,接触的人和事会特别多,这对你以后的写作大有帮助。”

事业编制算个啥?即使是行政编制的公务员,跟我们企业的工资也差不多。我谢绝了张重:“你是我的好兄弟,不过,我真的不想再过朝八晚五的生活了,我现在就想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赚更多更高的稿费。”


以前写作是爱好,现在为了生存而写作,性质已经完全不同,我得好好规划一下。

我觉得要想长久地干下去,就得给自己立几条规矩:一是每篇文章都必须追求质量;二是坚决不写有违法律法规、有违良心的文字;三是坚决不抄袭、不洗稿。

以前我写作用的是钢笔和方格文稿纸,写一篇稿子,经常涂涂改改,有时候连自己都认不出。誊清时,担心编辑老师看不清楚,影响采用,只好一笔一划地认真抄写,1000字的稿子,差不多要抄上半个小时,时间一长,手指也结了厚厚的老茧。我一咬牙,拿出6000多元钱,买了一台联想电脑和一台打印机,鸟枪换炮,开始了电脑写作。

用电脑写出的第一篇文章,是篇叫做《微笑如花》的随笔,850字。当我看到稿子从打印机里吐出来的时候,就认定它会给我带来不错的收益。我将它一共投寄给了22家大大小小的报社,见报16家。等稿费陆续汇来,我一统计,这篇稿子给我带来了快800元的进账。

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我每天写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发表10个地方,每篇稿费算它40元,一个月下来我也能赚1万多元,比在工厂里累死累活干一年还多,太振奋人心了。

我写作的主要方向是散文、随笔、小品、杂文、评论,供给各地日报、晚报的副刊。虽然杂志的稿费要高出不少,但我很少去写——杂志要求的稿子,篇幅较长,故事奇特,一般要3个月才知道是否采用,文章发表出来,又要等一个周期,稿费来得就更慢了。若是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写出来的杂志稿子不被采用,损失可不小。

自由撰稿的头一个月,虽然没有拿到想象中的1万元稿费,但也赚了7000多元,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但很快,就有读者开始陆续投诉我一稿多投了。

一次,我在天津一家党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隔了10天,我又把稿子投给了天津一家著名的晚报。几位读者看到后,打电话给报社编辑。编辑立即给我写了一封信,指责我一稿多投的行为,并告知要停发稿费,并把我列入报社“黑名单”。

其实,很多像我一样的自由撰稿人,对一稿多投是持保留态度的。毕竟有的报社开出的稿费实在太低,作者辛辛苦苦写出的一篇千字文,才给5元的稿费。连一些编辑对作者一稿多投也是睁一只闭一只眼,退而求其次,只是要求同一个省份或者同一个城市不要再投。

东方不亮西方亮,当时全国有报纸近2000份,只要有好稿子,不愁没有发表的地方。




2000年前后是纸质媒体的黄金时期,新创办的都市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每份报纸都是越出越厚,需要大量的稿子填充版面,我如鱼得水,用自己的稿子在全国各地报纸上“攻城掠地”。

那段时间,我每个月的稿费收入都在7000到10000元之间。在给自己缴纳了养老、医疗保险后,还买了3份商业保险。

到2000年12月份,我已经攒下了4万元稿费。当时,我们县城的房价每平方米900元左右,我贷了9万元,买下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写文章写出一套房子,一时之间,我几乎成了县城里的“风云人物”。

2001年的3月,我和周韵结婚了。有了家庭,背着贷款,我写作更努力了,也渐渐养成一种独有的作息:

我一般在夜里10点之后开始写稿,再修改几次,然后打印装信封,等第二天睡醒后到邮局投寄。后来有了电子邮件,投稿就更方便了,凌晨就可以把稿子全部发出去。然后再看两个小时的书,便安心地歇下。第二天上午10点起床后,我或去公园散步,或找朋友聊天。

别人很是羡慕我的生活状态,其实,白天不懂夜的黑,写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正如张重所言,写作不是流水线作业,有灵感时还好,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篇千字文就能完成;也有些时候,对着电脑屏幕,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是把头发揪下好几绺,也写不出一个字来。

靠写稿为生,自然对稿费尤为关注。按1999年4月国家版权局颁布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原创作品的基本稿酬标准为每千字30元到100元。但从我的经验来看,一般报社给普通作者的稿费,基本上都是按最低标准支付。像内陆、西北等地区稿费更低,每千字在5到15元之间。不过,沿海发达地区的报纸每千字能够达到100元,有的甚至更高。

所以,我一般专攻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地以及我们浙江省的报纸。特别是深圳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的报纸,编辑专业,不惟名家,开出的稿费也是业内最高标准,只要写出新的文章,我都会第一时间投给他们,每个月我都能在深圳的报纸上发上十几篇文章。每一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报社给我寄样报、汇稿费,每过十天半月,周韵就会将自己上下打扮一新,拿着厚厚一沓汇款单,兴高采烈地去邮政局领一次稿费,再逛逛商场,请几个小姐妹去饭店吃上一顿,那种得意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2003年2月,当初买房子的9万元贷款已全部还清。晚上,周韵专门炒了几个我喜欢吃的菜,还开了一瓶红酒,给我满满倒上一杯。

她笑着说:“这几年你辛苦了,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你用一年的时间,给我们写出一台10万元左右的小车,我已经去驾校报名了。有了车以后,你写作累了,我们就驾车外出旅游,寻找更多的灵感,然后更有精神赚稿费。”

我喝下杯中的酒,说:“好吧。”

对于周韵给我下的这个任务,我是很有信心的。当时,我在3家报纸上都开了个人专栏,每星期发一篇,每篇稿费200到300元不等,再加上其他报纸的用稿,每个月的稿费已接近万元,一年下来,买台10万元的汽车不会是大问题。




我们当地还有不少写作爱好者,有的是企业员工,有的是乡镇部门的公务员,都希望通过写作出一点小名,或者赚一点稿费贴补家用。他们知道我靠自由撰稿为生,又活得如此滋润,经常向我讨教独门秘诀,更希望我“提携”一下。

当时,我隔三差五就会接到报社编辑的约稿,多的时候,我一个人根本就写不过来。于是,我从写作爱好者中筛选出5位有一定写作基础的,成立一个“写作联盟”,每天由我定选题,让他们具体写作,最后由我把关、润色、投稿,发表后稿费五五分成。

小李那年29岁,是一家机械厂的门卫,工资不高,6年前开始写作,希望通过发表文章引起领导的重视,把他调到厂办工作。可这些年仅在市报发了6篇文章。他对写作联盟充满了期待:“兄弟们,哥要带我们吃肉了,加油干。”

大家的写作热情十分高涨,经常深更半夜还打电话讨论:

“我突然有了灵感,这篇文章肯定能火。”

“我想到了一个好题材,你觉得应该从什么角度去写?”

……

但说句实在话,他们的写作水平参差不齐,与报社的要求存在一定的距离,有时候改他们的东西甚至比自己写还累。

这个写作联盟仅仅两个月就散伙了。

第一个月,大家冲劲十足,每天都熬到凌晨,一共写了53篇文章,向外投稿552次,但只发表了33次,总共收到稿费1520元,按五五分成,我拿了一半,他们每个人才分到100多元。

第二个月,稿费更少了,只有1000多元,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大家都有些垂头丧气。这笔稿费我们没有分,6个人来到一家酒店,叫了一桌子酒菜。没一会儿,大家都喝高了,小李搂着我的肩膀说:“哥,我现在一点也不羡慕你了,自由撰稿这碗饭,不好吃,你不容易。”

也许是真的觉得这几年自己写得够累够苦,也许是酒精的作用,我也狠狠地哭了一鼻子。


2004年8月的一天,周韵下班回来跟我说,这几年棉纺厂效益直线下滑,企业要改制。改制后,一部分职工可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置换职工身份;一部分职工则要下岗分流。

“我到底是留是走?”周韵让我拿主意。

“走。企业成了民营企业,就没国营企业好混日子了。你累死累活干一个月,我多写几篇就什么都有了。再说,我们也该有个孩子了。”我说。

周韵办理好离职手续,按工龄拿到一笔一次性的工资补偿后,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偶尔帮我签收一下信件和汇款单,登记一下投稿情况。

周韵的舅舅是我们县一家银行的行长,得知周韵也放弃工作,专门来家里,语重心长地劝道:“你们两个都脱离了单位,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万一以后有个什么情况,连一点儿保障都没有,日子怎么往下过?”

舅舅建议周韵先去他银行做临时工,有机会就办理正式聘用手续。当时银行职工的收入一点也不比公务员差,周韵有点心动,可我死活不同意。

两个月后,周韵怀孕了,这事情也就放在了一边。

2006年9月,女儿当当出生了,我激动得不行,决心要给她最好的生活。




当初周韵给我定下的用稿费买一台小车的目标,到当当3岁时都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家里的存款也始终停留在5万元左右。我分析了一下原因才发现,物价在上涨,家里又添了人丁,我所赚的稿费只能维持开销,几乎没有结余。

周韵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起来,跟我说话也没有以前那样好声好气了。其实,我心里也十分焦急,赚不来钱,不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作为一个男人,确实直不起腰抬不起头。

除了正常途径投稿,我开始尝试些其它方法。

我在QQ上的一个“文学写作交流群”里,看到有人在推荐一款投稿软件,上面大约有7000到10000个邮箱,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报刊的副刊和专刊。

我眼睛一亮,心想只要有了这个“投稿神器”,一稿千投万投,即使采用率低得只有1%,一个月下来,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于是我花280元买下了软件,开始了天女散花式的投稿——管它稿费多少,只要有就行。

刚开始,发稿量确实有了一定的提升,汇款单也如雪片似地飞来,但两个月后,这种情况就结束了。而且,越来越多的邮件被拒收,甚至被编辑拉入黑名单。几位熟悉的报社编辑打电话提醒我:“兄弟,你多少也算有一定知名度的作者,用投稿软件,没意思,也不值得。”

这句话让我很羞愧,从此我便弃用了投稿软件。


当当3岁半了,周韵决定把她送入一家收费较高的民办幼儿园。那天,周韵问我要3000元钱交学费,我说:“你前天不是刚去邮局领了稿费吗?怎么又要钱?”

“前天领的那3000多稿费,交了我们两个的养老保险,再买一些日常用品,你说能剩多少?”周韵语气不善,“赚不来钱,一个大男人好意思吗?”

我有点生气,大声地说:“我天天绞尽脑汁地爬格子,不全是为了这个家?”

“我现在真的后悔当初从棉纺织厂出来,更后悔没有听我舅舅的话,不然,我现在至少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天天伸手问你要钱。”周韵舅舅因年龄的关系,一年前已经从行长的位置退下来,再让他给周韵在银行里找一个工作已经不可能了。

周韵委屈地哭了起来,当当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我长长叹了一口气,转身进了书房。

周围羡慕我的人开始慢慢变少了。到了2010年,我们当地的月平均工资已达到了4000多元,我的那点儿稿费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很多以前写作的人现在已经不写了,当初参加写作联盟的那几个家伙,就只剩1人在心情好的时候偶尔会写个一两篇,发在自己的QQ空间里自娱自乐一下。小李4年前从机械厂辞职出来办了个装饰公司,一年下来收入30多万。

一天我在公园里散步,碰到了去公园管理处谈装修业务的小李。他问我:“哥,现在一个月的稿费收入肯定突破两万了吧?”

我只好跟他打了个哈哈:“正在努力中。”


2011年年初,当年县棉纺织厂的团委书记钱江龙找到我,问我想不想挣笔外快。

原来,在棉纺厂改制那年,他通过亲戚关系调到了行政部门的宣传教育科工作。每年单位都会给他下达宣传任务,要求展示本部门工作业绩的宣传报道,得上国家、省级、市级多少多少条,并且制定了奖惩制度:如果稿件上国家级党报,给予稿费20倍的奖励;如果上省级党报,给予稿费10倍的奖励;上市级党报也能给3倍的奖励——相反,如果完成不了任务,年终考核不合格,并扣除年终奖金。

县级行政部门常规性的宣传报道,要想上上级党报,确实有难度,于是钱江龙想到了我。他专门找到我家,开门见山,希望我替他操刀写宣传报道,然后利用我跟报社编辑的关系让报道见报,报社发的稿费和单位里给的奖励全部归我。“这件事情能够让我们双赢。比你实打实写文章要‘有利可图’吧?”

如果在以前,我是不会答应写这类程式化的宣传报道的,但现在,我不得不说,这高额的奖励实在太有吸引力了。

钱江龙当即给我提供了一些素材,不出半小时,一篇报道就出炉了。我把稿件发给一家国家级党报熟悉的编辑,央求他帮助。第三天,稿件见报了,虽然编辑删删减减,只剩豆腐干那么点,但钱江龙十分激动——这是他们单位第一次上国家级党报。

一个月后,钱江龙把稿费连同奖励金、一共2100元钱交到我手中。尝到甜头的他希望和我继续合作,很快,第二篇稿件就出炉了,在给编辑发稿件的同时,我还附寄了几斤茶叶。

在我的翘首等待中,我收到了编辑的邮件:“这种稿件给你用一次,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如果再用,你会让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职业,有些事,无需我点破,请好自为之。”隔了几天,茶叶也被原封不动地寄了回来。

从此,我连别的文章也不敢投给这位编辑了。




一天,我收到一份样报,打开副刊版,发现我的新作旁边的那篇文章,几乎是一字不差抄袭我两个月前发在另一份报纸上的稿子。

自从我写稿以来,被抄袭、洗稿已是常事,本不想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精力,编辑们也大多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我总抓住抄袭的事情不放,可能会惹恼编辑,毕竟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可那天,我想动动真格为自己维一次权。我软缠硬磨,终于从编辑那里要来了抄袭者的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通过侧面了解,他是江西省某县一个乡镇的文化员,抄袭文章发表是为了得到领导的赏识,把他调到党政办当文秘,以求更大的发展。

我多次与他在电话中交涉,但他拒不承认自己的抄袭行为,还一副“你爱咋咋地”的无赖相。我被惹怒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抄袭我文章的相应资料备齐,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书,寄给了他所在乡镇的党委书记,同时委托律师把他告上了法庭。

这一套组合拳终于令他慌了手脚,打电话来要求私了,不仅承认了抄袭行为,还愿意赔偿10倍的稿费,第二天,他就往我账户上打了1000元钱。


一些报社也不是很尊重作者的劳动,常常拖欠稿费。

广州有家报社,3个月时间一共发了我14篇稿子。可半年过去了,稿费迟迟不来。我先是联系编辑,编辑说:“这是财务的事情,我给你一个号码,你联系他们好了。”我打通财务的电话,那边说:“我跟编辑核对一下。”

核对来核对去,又3个月时间过去了。期间我多次打电话去催讨,报社财务烦了,很不客气地说:“又没多少钱,干嘛天天催个不停?不烦吗?”

我无言以对,只好自打退堂鼓:“好吧,这点小钱我不要了,留着给你们发奖金吧。”

每年,各类选刊、网站摘编我的文章都有上百篇(),除了像《读者》《青年文摘》等少数几家知名报刊会汇来转摘稿费外,其他的不要说主动联系我了,即使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话、发邮件去要转摘稿费,也基本没有任何下文。

有次我们当地一位语文老师去外地参加一个教学研讨会,回来见到我说:“兄弟,你太牛了,你的文章上了语文教材。”原来,“苏教版”语文课本五年级下册27课,收录了一篇我前几年发表的文章。

文章能够被语文课本收录,这让我很高兴,但高兴之余,我也有不痛快的地方:两年时间过去了,出版社从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我立即给出版社打去电话,希望能给个说法。不久,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一本样书,以及一份“版权授权协议书”,并一次性支付给我了300元稿费。




2012年以后,新媒体崛起,纸媒广告收入少了,都开始压缩版面,用稿量也大幅度下降。

报社效益不好,工资待遇受到影响,人员流动就快,一些熟悉的编辑纷纷转行,这样一来,我发稿就更难了。有编辑曾跟我说,每天他邮箱收到的投稿都在100至300件之间,根本看不过来,而报纸每个星期只有一个副刊版面,最多用4篇文章。为了保证文章质量,基本上都是向名家和老作者约稿,自由来稿几乎没有采用的机会。

同时,稿费也在缩水。原来我在一家都市报发表一篇文章,稿费是200元,现在直接砍半,甚至更少。一个月下来,我的稿费到手只有5000元左右了。

我明显感觉到了寒冬的来临。

那年,一家北京的出版社里的徐姓编辑联系我,说看到我发表的作品挺不错的,他们想为我出一本12万字左右的散文随笔专集,计划定价每本30元,首印2万册,给我8%的版税。我一算,能拿到将近5万元的版税,于是,我天天加班加点,用了1个月时间,将书稿整理好寄给了他。

两个月过去了,出版社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厚着脸皮打通了编辑的电话:“徐老师,书稿的事情怎么样了?”

徐编辑先是云里雾里,我解释了老半天,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说:“真不好意思,书稿在二审时被打下来了,主任说,书出出来可能在市场上不太走得动,就先不出了,你可以把书稿寄到别的出版社看看。不过,如果你自费出版,我们可以再谈一下。”

我本来是希望通过出书增加一笔收入的,如果要自己出钱就算了。接着,我又把书稿寄了10多家出版社,但全部被退了回来。


张重那时已经是我们县电视台的常务副台长了,知道我出书受阻后,一天晚上专门把我叫到家里喝酒。他说:“书稿既然已经整理出来了,就出吧。写了这么多年,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待,缺钱的话,我可以帮你拉一点赞助。你打听一下,到底需要多少钱?”

“你说,我都混到什么份上了?”我仰脖喝下了一大杯酒,泪水溢出了眼眶。

我又联系了那个徐编辑,问他自费出书要多少钱。徐编辑说:“编审费、书号费、设计排版费和印刷费加起来,给你一个优惠,3万元,到时候给你印1000册。”

张重帮我到一家企业拉了1万元赞助,我自己又拿出2万元积蓄,凑足了出书费。2013年8月,书出版了,一大堆书运过来,我不知如何处置,张重提议:“我帮你联系一下新华书店,办个新书签售会吧。”

新书签售会那天,几位朋友专门在新华书店门口给我搞了一条横幅,上书“作家XXX新书签售会”。张重还特地叫来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报道。虽然前来看热闹的人很多,但买书的几乎没有。1个小时下来,只售出了10多本书,我羞愧难当。

这批书毕竟花了3万钱,怎么也得处理出去。最后还是张重出面,帮我联系了一些部门乡镇和企业,这里10本、那里20本,我到处陪笑脸说好话,最终卖掉了800多本,连本钱都没拿回来。




2013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书房里写作,周韵走了进来,说:“明天我要去一家私营纺织厂做出纳了,每月工资2100元。以后当当上下学你接送一下,家务事也多担待些。”我点点头,没了以前的底气。

2014年10月,在新公布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中,虽然对稿酬标准进行了调整(原创作品每千字80到300元),但真正执行到位的报社却很少。

也是在这一年,新一轮的报纸休刊潮开始了。像我经常供稿的《新闻晚报》《东方早报》《天天新报》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每停一家报纸,我的心就痛一次——发表文章的阵地又少一处,稿费收入又被割去一块。

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深圳商报》文化时评版的下线。2015年10月19日,编辑给我发了一封电邮:“纸媒式微,奉旨减版。深圳商报文化时评版自10月19日起正式下线。在此道一声珍重,说一声感谢。所有稿费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发放,请兄注意查收。”

长期以来我都给这个版面供稿,每个月发稿4到8篇,稿费每篇300元,仅在这里,我一个月就可以拿到1800元左右。它的下线,意味着我本就缩水的稿费收入又被拦腰斩去一半,每个月到手只有3000元上下了,如果除去要缴纳的养老、医疗等保险金,已所剩无几。

别人的收入是水涨船高,而我则是水落石出。稿费收入不仅不能让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甚至连维持基本的生存都捉襟见肘。

这期间,也有朋友建议我开个人微信公众号,靠写爆款文章吸引粉丝,同样可以赚钱。我清楚我自己,由于长期依附于传统纸质媒体,思维和笔法已经固化,根本就写不出什么“10万+”的文章。


从2000年5月到2015年10月,整整15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我的眼睛近视了,头发稀疏了,心力交瘁了。我切身体会到了这行的酸甜苦辣,也见证了纸媒从辉煌走向末路的全过程。

我真的应该和这个职业说一声“再见”了。

2015年10月20日上午,我走进张重的办公室。他见我垂头丧气,给我倒了一杯水,说:“我知道你想什么。你先休息调整一下,11月1日,你来电视台当编辑,不过,是聘用的,没有正式编制。台里帮你交五险一金,发到手工资3000元。唉,没办法,按规定聘用工只能拿这么多。”

后来我私下了解到,电视台的正式在编员工,除去缴纳的五险一金,全年的收入已经突破了10万元。

我谢过张重,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抬头看了看天,天还是那么的蔚蓝,但我一点不觉得它有多宽广。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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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0 12:0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年前,他们就因为太舒服而离职了丨寻业中国

 文思杰 人间theLivings 201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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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续待在这种虽然看上去挺气派的、但却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的公司里,熬到中年能当个主管什么的就很不错了,不过混吃等死而已,哪有什么前途可言。



配图 |《何者》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18




2008年春,我从外地出差回到公司,发现部门里多了一个皮肤黝黑、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年轻人。

同事包子给我们彼此做了介绍:“这是总公司派来实习的大周。”

“你好,大杰,久仰大名啦。”这个叫大周的年轻人笑着站起身来主动跟我握手。

“你好!”我赶紧握住那只力道十足的手。

在随后的午餐聊天中,我得知大周是当时总公司“销售培训生”项目中的一员,84年生人,毕业于赫赫有名的交通大学,属于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听着他的言谈,不禁让我这个虚长3岁、却只能在合资公司最苦的工程部做个普通工程师的“某丝”心生羡慕。

我是在两年前意外地进入这家名为“S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工程”)的合资企业的。之所以说“意外”,是因为S公司的名头实在太响了——这家著名的世界500强德资企业是工业控制行业的龙头老大,我没想到自己这个三流工科院校毕业的普通本科生,居然能参加工作不到3年后就进入这家仰慕许久的名企。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在S公司庞大的组织体系里,“S工程”只是一个“边缘”的存在,真正的核心是“S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中国”),S公司在中国的所有业务都是通过“S中国”来运营,而我所在的“S工程”,则只相当于“S中国”指挥下的“工程队”。这一来,就有了“嫡庶”之分。每当有“S中国”——也就是包子口称的“总公司”——派来的人员,无论级别如何,我们这些“工程队”的普通员工都将其奉为“上差”相待。

现在,大周就享受着这种“上差”待遇。

“来,尝尝这家的水煮鱼做得如何?”包子指着服务员端上来的那盆漂着红色辣椒、香气扑鼻的大菜,对大周说道,“看合不合你这四川人的胃口。”

我们几个人很识趣地等待大周用漏勺捞起一块白花花的鱼肉,才开始举箸。

待一盆水煮鱼只剩几根孤零零的豆芽时,我问大周:“‘销售培训生’项目到底是什么?”

听我这么一问,其他几个人——除了包子,他作为大周的“实习指导员”,和大周相处有些时日了——也都停下筷子,直瞅着大周。

吃得满面红光的大周用略带得意的语调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堪称“大手笔”的项目:

该项目招收的都是名牌大学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硕士研究生,待这些尖子生入职后,先集中到“S中国”北京总部培训1年,学习产品知识和销售技巧;然后再到各个区域部门或合资公司轮岗锻炼1年。2年的系统培训后,再被正式分派到各个区域担任销售代表,而这些经过如此精心培养的生力军,自然也就成了公司未来高管的后备军。

难怪大家私下里都称这个项目是“S中国”的“黄埔军校”,大周就是“黄埔三期学生”。

“所以说,大家可要早早巴结大周,也许没几年他就会被派到我们这来做领导了!”包子笑着说道。




可惜,我没能在“S工程”熬到大周飞黄腾达的那天。第二年夏天,厌倦了做工程师的我,跳槽去了一家比“S中国”规模小得多的德资企业,转岗做了销售。

然而,很快我就为这个有些草率的决定后悔了。虽然这家小型德资企业每月给我开的薪水比我在“S工程”时多了千把块钱,但是各项福利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无论是出差的住宿标准(先前可以每天住四、五星级酒店,现在只能住快捷酒店),还是年终的奖金、过节的福利等等,都差了一大截。

更重要的是,那种身为名企职员的优越感没有了。以前挂着醒目的“S”标识的员工牌走在路上都觉得扬眉吐气,现在出去见客户,得先费老半天口舌介绍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

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在我准备报考MBA时被拉到最大——瞅着我要考的学校招生简章中赫然写着“世界500强企业员工优先录取”等字样时,我简直要抓狂了。

在这种心态下,我只能暗自期盼能够重新成为名企职员。

机会还真就来了,2010年冬,我在“S工程”的老上司联系我,说现在“S中国”要在上海地区招个销售,问我愿不愿意过去试试。

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如果现在让我回“S工程”我都会忙不迭地点头同意,更何况是去我一直仰视的总公司“S中国”。

于是,在经过一次波澜不惊的面试和一段并不算漫长的等待后,我于2011年1月底来到“S中国”上海分公司那如水晶般晶莹剔透的办公大楼里上班了。

“啊,伟大的S公司,我又回来了!”


在这里,我见到的第一个老熟人自然就是已在此正式工作了两年多的大周——我俩在同一个部门,不同业务组。几年不见,他已经从当年那个初入职场、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步伐沉稳、举止端庄的成熟商务人员了。

“嗨,大杰,好久不见啦!”他那黝黑的脸上浮现出让我感到熟悉和亲切的笑容,不过他握手的力道却明显没有两年前那么足了。

他领我走到办公楼的一个较为僻静的角落里,低声直接问道:“怎么样?给你开的薪资多少?”

我一愣,也不好撒谎,就如实告诉了他。

他听完后,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悲切,叹着气,摇了摇头:“我比你每年少5万多,还是你们跳槽的好啊,工资可以往上猛涨。”

我有些愕然,没想到他会这么说,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笑着安慰他说:“哪里啊,我这不过是沾了比你早工作几年的光。等过几年你开始腾飞了,我可能每个月都少你5万了。”

他苦笑了一下,依旧眉头紧皱——看来,他在这里过得并不如意。我粗略一算,年薪10万上下的大周,以他的学历和能力,这工资的确不算高。

办公室里,一群老员工在一起聊起各自的业绩,个个都神采飞扬,俨然是整个团队的顶梁柱。而旁边的大周却显得相对沉默,这和我记忆中的那个踌躇满志的他很不一样。

“哎,你去年做了多少业绩?”我悄悄地问他。

不过我在话刚出口的那一刹那就后悔了——大周原本就不白的脸变得更黑了。

“一堆烂客户,能做多少?”他忿忿地说道,“优质资源都分给那些人了……”他朝着那群正眉飞色舞地夸耀“战绩”的“顶梁柱”们撇了撇嘴。

我看着他愤然离去的背影,心想这就是“怀才不遇”的愤懑吧。

而同事们对大周的评价也证明了他有这种资格:“非常积极活跃”、“是个做销售的好材料”……看来大周的才能还是被大多数同事认可的,我觉得他那种才能无法施展的压抑也只是暂时的——像他这种几乎公认的“人才”肯定会有一展抱负的机会的。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才回来还没过几个月,大周居然提出辞职了!

说实话,我一直很羡慕走起路来气宇轩昂、说起事来有条有理的他,认为他必然会在公司里步步高升。可没想到,这个公司“嫡系”居然走了。

迷惑不解的我把他拉到一个川菜馆里,想好好问个明白。

“有这么好的前景,干嘛要走?”我点好菜,刚把菜单递还给服务员,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什么好的前景,”他眼一翻,以一种戏谑的口吻说道,“你觉得我在这里能出头?”

“那当然了!”我心想,你不是“黄埔三期”的吗?

“得了吧,”他一撇嘴,指了指头顶的天花板,“你不看看,上面有多少人压着。”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掰着手指给我数着:“咱们上面有主管,他们还都是刚提拔的,最起码还要在这位子上坐个3年多才有机会往上爬或调走;就算他们让出位子了,还有一群在此工作了10多年的老家伙们眼巴巴地瞅着呢;就算不提拔这些老员工,也还有那些想从别的部门调过来混资历的,想在这地方混出头,我看概率跟中六合彩差不多。”

经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想往上升一级似乎都难得像爬华山一样。不过,我还是有点不甘心:“也不完全是吧,你看人家姚经理,不就是破格提拔的吗——他好像主管都没做两年。”

我说的是实话,姚经理的晋升速度的确算是非常快的。只比我大3岁的他,原来只在江苏的一个办事处做了两年不到的经理(主管级),突然就被调到上海当一个大部门的经理了,“简直是坐直升机上来的”。

大周摇了摇头:“那也得有机会跟对人,他要不是以前做过黄总的助理,能上来这么快吗?有几个人在大领导还没上位的时候恰好就能有伺候他的机会?我不怀疑姚经理的能力,但关键是,能力和他差不多甚至比他还强的人大多都没有他这样的机会啊。”

“唔,还真是。”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所以啊,”大周夹了块已经端上来的沸腾鱼片,深沉地说道,“这种大公司水太深了,想往上爬,没人罩着怎么可能?还是去个小点的地方,机会多点。”

“那你打算去哪呢?”我看着他将那块油滋滋的鱼片塞进口中,不禁有些伤感——毕竟才进公司就有熟人要走,总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去个美资企业,”他狡黠地冲我一笑,“不说你恐怕也知道是哪家了。”

我确实知道,毕竟能和S公司竞争的企业,全球也就那么几家。

“职位还是销售?”我试探地问道。

“嗯,不过那边薪资比这高很多,而且升职机会也多。”他倒是毫不含糊,“肯定比在这混吃等死强。”

“混吃等死?”我看着仿佛是逃出牢笼的他又兴冲冲地夹起一块蘸着黑色豆瓣的回锅肉,心中不禁有些担心:难道我现在正在进入他说的那种可怕的状态?




大周的离开确实给我带来一些触动,不过并未持续多久,毕竟我在“S中国”过得还算舒坦。

我第一年的业绩很轻松就完成了,这并不是我多么厉害,而是因为当年公司整体业绩都不错。我们那个组里的老员工们更是“神勇”,每人几千万的业绩指标统统超额完成,他们随便拨一点“数”支援我这个新来的“困难户”,是小菜一碟。

之所以大家都乐意支援“困难户”,是因为S公司当时对销售的考核是按照“吃大锅饭”的原则来的,只要团队整体业绩达标,各人贡献多少与收入并无太大关系,没有什么提成,只是和其它岗位一样以年终奖的形式来稍微“意思”下。所以,大家对多做业绩没太大兴趣,反正多做了也不过奖金多发几千到万把块,还可能给自己在明年“挖坑”——领导看到原有的销售指标居然能超额完成,那自然会在新财年多加指标任务——那可真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就这样,我在这轻松自在的氛围中度过了在“S中国”的第一年。

而就在这一年进入尾声时,又有一个青年才俊阿波要走了。

由于组里其余人不是领导就是女同事,阿波是我在组里唯一关系密切的哥们,他比我小四岁,江苏南通人,和大周一样,交大毕业后进入S公司的“黄埔军校第三期”。

听说他要走,我更觉得奇怪了,怎么这些“嫡系”待到与公司合同期(他们培训2年之后要在公司服务3年)将近结束之时都纷纷要走?

在公司旁边的咖啡店里,阿波告诉我,他要去一个小的国内公司做上海区域经理,而这公司的名字我之前听都没听过。

“这种公司的业绩好做吗?”我有些担心地问。

“肯定没有这里好做啊,”阿波淡淡一笑,“你也知道,国内的电气自动化产品还是刚起步阶段。”

随后,他突然话锋一转:“不过这也正是机会所在啊,加入正在发展的公司,还有希望能‘水涨船高’、和公司一起往上走;如果继续待在这种虽然看上去挺气派的、但却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的大公司里,熬到中年能当个主管什么的就很不错了,不过混吃等死而已,哪有什么前途可言。”

我一惊,猛吸了一口气,但随着这个动作钻入鼻腔中的咖啡香味却并未让我沉醉。

“怎么你也这么说?”我脱口而出。

“哦,还有谁说过吗?”他一边搅动咖啡,一边笑着问道。

“大周啊。”我回答。

“他啊,”阿波抿一小口咖啡,砸吧了一下嘴,“都是想改变的人啊!没办法,也许我们不适合这里吧。”

他自嘲地撇了撇嘴。我有点黯然了,这些本来是按照公司后备干部来培养的精英们,居然都说不适合这里,那我这个“野路子”杀出来的,岂不是……

就这样,原先分到上海销售部的4个“黄埔三期生”,已经走了3个——其中有一个,在我重回公司之前就走了。“黄埔三期”剩下的“独苗”叫阿瑞,也是交大毕业的,上海人。他长得人高马大、帅气俊朗,在男人堆里非常显眼,很多老同事还时常津津有味地回忆当年他担任公司年会主持人时的样子。

阿瑞也非常优秀,他工作努力,与客户和同事们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再加上不错的机遇,所以,他在2010年底就被提拔为预备主管,是大家公认的“未来之星”,在公司前途无量。

不过,我在后来才听老同事们说,阿波如果留在这里,也是和阿瑞一样是有“盼头”的——由于他努力开拓客户、“白手起家”打拼出一片天地,到辞职的时候业绩其实已经相当可观了,大领导们也在考虑将他提为预备主管了。

听了,我还挺替阿波惋惜的。




工业博览会是我们行业一年一度的盛会,2012年会上,我遇到了阿波。本来又高又瘦像根竹竿似的他,变得魁梧多了,身着一身笔挺的西服,神采奕奕。

寒暄了一番后,我悄悄跟他说:“你知道吗?如果去年你不走的话,你也会有机会上去的。”

他眼睛盯着我指向天花板的食指,莞尔一笑:“我知道。”

“什么?你知道?”我下巴都快惊讶得掉下来了,“那你还走?”

“不走干嘛?就为了升个主管?”他晃动了一下正在变得粗壮的胳膊,“我上次都跟你说过了,在S公司那样的大外企没啥好折腾了,外企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拉着我走到博览会大厅中央,挥手划了一圈:“倒退几年,这里来展出的都是德国、美国、日本的品牌;现在你看,国产品牌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了。我相信,再过个3到5年……最多10年吧,外资品牌将失去大半的市场份额——那时候,工业控制行业将是国产品牌的天下。与此相应的,在外企混的人也没啥意思了。像S公司那样的大外企组织架构已经基本固定了,高层管理的位子就那么多,就算幸运地当上主管,又该混到哪年才能出头?估计当上经理都要40多岁了……再说工资,每年就5%上下像蜗牛爬一样慢吞吞地涨,别说房价了,就是物价也追不上啊。”

我看着“指点江山”、激情澎湃的他,心中五味杂陈。

阿波说得没错,在我2004年刚入行那会,像S公司这样的外资大品牌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那时候,光听到这个名头都会让人肃然起敬,在里面工作的人都被看成是拿着高薪的精英。而到了这时,国内品牌的薪资已悄悄赶上来了,而且还有股权激励等在外企根本无法奢望的“诱惑”,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外企人才都在朝以前根本不屑一顾的国内企业跳了。

一边是夕阳西沉,一边是旭日东升。可惜,我跟随的是前者。

随后,我也见到了大周。

一年多不见,他变得更加精神了,精心梳理的头发油光锃亮,身上披着一件考究的深黑色大衣,派头十足。

和他握手的时候,我又感受到他那久违的力道了,笑道:“看来在美资过得很不错啊!”

“嗨,那是自然。”他倒也不客气,非常干脆地说道,“我现在才找到真正的销售的感觉。以前在S公司是吃大锅饭,现在我们这不但薪资诱人,还有提成,有些业绩做得好的一年能赚个大几十万!”

“哦,这么多?”我很吃惊,因为这收入水平和我们的部门经理差不多了。

“当然,”他更得意了,扬了扬满头乌亮头发的脑袋,“不仅这样,这边升职机会又多又公平,只要你业绩出众,差不多3年就可以升一级。我们有个早去的,跟你差不多大,都快升部门经理了。总之,一切看业绩,只要业绩好,发财升官样样可以……唉,我只恨来这边晚了。”

我看着踌躇满志的他,心中很是羡慕,看来他和阿波都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大道了。

见到阿波和大周后,我也想趁着还能“动弹”的时候跳出去看看,不过投递的简历要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要么就是去面试后畏惧压力不敢应承。

这时候,我才发现,就算大外企有千般不是、万般不好,它也有一样东西让人无法割舍——舒适。就像公司的招聘广告上说的那样:“我们能让您的工作和生活得到完美的平衡。”

此言真是不虚,我们上班不用打卡、业务不用汇报、爱在哪混没人管……这样的工作上哪去找?而且,我还在同济攻读MBA,如果做了个忙得飞起的工作,哪还能让我在下班后气定神闲地去上课呢。当时的我,自认学历是自己的短板,补上去,对往后的升职都是不小的帮助,上好MBA是我当时最重要的考虑之一。

于是,极具讽刺的现象出现了:思想上,我意识到待在这样的环境里只会越来越落后——我的简历几乎无人问津就是证明——再过几年,恐怕就完全失去职场竞争力了;但在行动上,真要我和大外企说“再见”,还真缺乏那种“纵身一跃”的勇气和魄力。

我安慰自己:要走,起码先等我把短板补上吧,现在,也就只能这样混着吧。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S公司的“销售培训生”项目来说也是如此。

在送走了大周和阿波那批“黄埔三期”之后,我们部门又迎来了好几拨后继的青年才俊。不过,他们头上的光环已经显然不如他们前几期的师兄师姐那么耀眼夺目了。

在这些后来者中,我最熟悉的是小章和小肖。他们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加入项目,又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到我们部门。

小章是在“销售培训生”中属于少数派的女生,86年的上海姑娘,但性格却像北方大妞一样活泼开朗。她工作认真努力,极力想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也是他们这些“销售培训生”的共同特点,S公司的人事部门在选人上还的确是有一套的。

在一次有大区总经理等高层领导参加的销售会议上,大家竞相用精心制作的PPT展出各自的客户情况,努力在大老板面前表现出自己高超的专业水平。

轮到小章的时候,她不紧不慢地将自己电脑连上大屏幕投影,我们眼前立即展现出一幅幅载着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分析工具的PPT页面,什么SWOT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的业务分析工具)、波特竞争力模型、跨位营销策略……让人目不暇接。

小章有条不紊地介绍着,我看到大老板脸上也露出赞赏的笑容。

会后,小章得意地对我说:“怎么样,我就是不去读MBA也比你专业吧?”我虽然有些不服气,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姑娘的确有两把刷子的。

不过,她对未来充满忧虑。一次在下班回去的地铁上,她突然问我:“你觉得我们这样下去,到了中年会不会什么都干不了?”

我吃惊地望着她:“怎么,你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唉,”她叹了口气说,“其实你肯定比我更了解,咱们公司就像一台硕大的机器,而我们就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颗颗‘螺丝钉’,多了少了都没什么关系。”

她说得很对,别说我们这些基层员工了,就是换了总经理、副总裁级别的高管,感觉对公司的运营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就经常看到有领导岗位空缺,大家的日子也正常过。

见我不吭声,她继续哀叹道:“公司品牌这么强,换了谁都能把东西卖出去,我们在这里做久了,也就只能继续在里面混了,出去很难适应的。”

这个我更有感触了,毕竟我也是想过走、最后还是留下的人。S公司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屋子,在这里待舒服了,真要推门出去到外面的世界栉风沐雨地闯荡,还真的很难下这个决心。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吧。

“那你想怎样呢?”我笑着问她。

“我想换个环境,这里一切都这么成熟,实在没有个人发挥的空间了。我一个同学去了家小公司,都做总裁助理了,每天考虑的都是什么战略规划的事;而我呢,说到底不过就是替公司看摊子的。我也有做番大事的抱负啊,在学校我的成绩比她还好呢……”她忿忿不平地说着。

我又看到了当年大周和阿波的影子了。

不过,小章却没有她的师兄们那么果决,虽然心又不甘,但是也只是嘴上说说,迟迟没有行动。反倒是比她晚来1年的小肖,做出了更为惊人的举动。


小肖85年生人,读了研究生,所以比小他1岁的小章还晚来公司。也许是正是因为他是名校研究生毕业的,视野也更为开阔,甚至想到换个行业了。

“工业控制行业真的不行了,看看我们这收入。我同学进能源行业的,做了没几年就年薪50多万了,还有各种奖金……”

从2013年和他渐渐熟悉开始,我就一直听他说着类似的话。而到了2015年,他转行的想法越来越明确坚定了,我看他经常捧着金融类的书籍仔细阅读。

终于有一天,在我们例行的午饭后散步途中,他告诉我,他准备转去做融资租赁了。

“你考虑清楚了吗?转行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我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真听到他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时候,还是感到有些吃惊。

“嗯,我想过了,咱们这X丝行当在上海肯定是没搞头了,金融是这个城市未来的方向,既然如此,不如趁早投身正确的方向!”他托了下鼻梁上的眼睛,语气坚决地说道。

在不远处的卷烟厂飘过来的阵阵诱人的烟草香气中,他耐心地向我讲解什么是“融资租赁”,我听得懵懵懂懂的,最后只能祝他好运。




到了2015年5月,我MBA毕业也已经一年了,却并未如预期般给我事业带来实际的帮助,反而让我陷入了彷徨迷茫。我被一种深深的自责所折磨,原本的一手好牌,怎么就给我打成今天这副残局了呢?

在参加“MBA毕业一周年”同学聚会时,这种自责心理达到了痛苦的极点。

眼瞅着曾经一起学习的同学们大多走上了自己理想的职业道路,只有自己像艘不知道航向何方的海船一样在茫然漂泊,这种心理落差极大地刺激了我。我意识到,无论如何,我得换个环境了。

就这样,我终于痛下决心,“纵身一跃”:在那年的9月份,34岁的我像当年的大周一样跳去了一个“小点”的外企。

我真正开始接受工作的挑战,重新变得积极起来。然而,逝去的时光毕竟难以追回。时至今日,虽然我还能凭借较为丰富的经验和那个曾寄托我诸多希望的MBA学位,在一家国内企业谋得一份薪水不错的差事,但面对像大潮一样汹涌而来的年轻后生们,年近不惑的我在职场上已经越来越居于下风。

而那群曾经朝气蓬勃、充满梦想的优秀青年们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阿瑞和小章这两个上海人是其中为数不多的留在S公司的,阿瑞被提拔为主管,算是混得相当不错的了。小章作为女生,虽有过一些想法,但很快就向现实妥协了,她结婚生子,注意力都转到相夫教子上了,也不再提什么抱负之类的了。

小肖则先是转到S公司的销售租赁部门,后来干脆跳到一家专门从事该项业务的国内企业,正式告别大外企和他一直不看好的工业控制行业,做上了让人羡慕的“金融人”。在最近的聚会碰面中,他还是挺怀念S公司的轻松氛围,说在金融公司里面做得挺累——这算是有得有失吧——不过,即使S公司的领导曾经召唤他回去过,他还是坚持走自己的“金融之路”,这也表明他对自己的选择还是比较满意的。

受到过老上司召唤的还有阿波,和小肖一样,他也谢绝了。这倒不是他在那个小企业的上海区经理岗位上干得有多热火,而是他出人意料地辞职做起了自由投资人,启动资金就是他从那家企业离职时出手股票兑换的期权收入。他笑着对我说,现在他一晚上的盈亏额就抵得上先前一年的工资,回去打工自然就不入他的法眼了。

可惜的是,我最先认识和熟悉的大周却渐渐失去了联系——甚至连他同期的阿波也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做什么——只是传闻说他也离开了那个美资企业,好像在谋划创业什么的。

不过,对于S公司这样的大外企来说,他们的“留人”策略也在不断发展和进步,出台了不少激励性的措施(比如打破原先销售吃“大锅饭”的格局)。但是,受制于其本身所处的行业和大环境,10年前最能吸引优秀人才的金字招牌现在也不过尔尔了——这从先前几期都是交大毕业生居多、而后面则很少有交大毕业生来应聘就能看出。

也许正像阿波当年说的那样,大外企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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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思 杰

工科男,历史小说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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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10:5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7-20 08:22 PM 编辑

入职交易所不到一年,比特币楼塌了丨寻业中国

 何渡苇 人间theLivings 2019-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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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年初的这段平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币价的暴跌和央行更加严厉的管控,让我们都以为这又是一段漫长的低潮的开始。但那时我们实际所面对的,却是中国数字货币市场最后一次疯狂的暴风雨前的宁静。



配图 |《钱》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19



2018年10月,我偶然收到安老师的微信。她告诉我,我们曾一起供职的公司被收购了,拿到补偿金离职后,她正好进入了一段职业空窗期,想找我聊聊之后的工作方向。

我们曾一起在一家数字货币公司供职。2017年9月,央行、银保监会等国家部委突然决定,禁止中国境内的一切数字货币交易行为,并且关闭国内营运的所有交易所,市场一片兵荒马乱。许多人都在那时匆忙选择了离职,而安老师仍然留了下来,负责交易所的清退工作,直到公司最终被收购。

那天的饭吃得有点沉闷,安老师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公司被收购以后,大部分人都选择拿遣散金走人,我随口问了几个相熟前同事的消息,得到的回答大同小异——虽然都没有留在被收购后的公司,但兜兜转转,还在数字货币的圈子里。

“这圈子的人不大容易走,虽然如今的形势确实不是很好。”她说,“但其实现在的市场还算野蛮,机会倒也不少。”




2016年秋天,在游戏行业摸爬滚打了一年多一无所获的我决定转行。在确定了自己其实也并没有其他一技之长后,我决定还是试试自己的老本行——数据分析师。

在网上贴了简历后没几天,我就接到了电话。对方开门见山地说他们是一家比特币公司,急需一个数据分析师,让我第二天就去面试。

那时候距离比特币被发明已经有7年了,但在中国,它还远远算不上知名,我自己对此的了解也是寥寥,只知道这是一种号称能“成为未来世界通用货币的虚拟币”。

但我对它却颇有好感,可能是因为它的“科技感”,也可能是因为曾经喜欢的一位作家在比特币行业“吃螃蟹”,从而达成了财务自由。

总而言之,那时候我确实是相信的,比特币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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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比特币的价格不到1美分,仅仅过了7年,其价格就涨到近2万美金(图/MarketWatch)

第二天到了公司,负责面试的就是安老师。

她告诉我,现在公司正在准备上线新的比特币交易所界面,为了“让数据驱动运营决策”,因此从获客到引流、验证、转化,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数据分析,确保能让尽可能多的客户顺利完成注册程序,进入到交易所中来——这也是我最初的工作任务。

分析引流数据远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只需要在每个流程点埋好检测代码,然后每天看一下各个环节检测到的数据。如果有哪个环节的数据低得不正常,就用鼠标热力图之类的辅助工具检查一下网页设计,如果能发现不合理的地方,直接提交给UI设计师就行了。

“引流需要这么注重用户体验吗?”我问安老师,“如果币一直涨的话,用户怎么样都会来交易的吧。”

“早些年确实不需要这么注意,”安老师摇摇头,“我们交易所起步早,所以那时候用户体验差一点也没关系——甚至用户还会帮我们做注册流程的教学视频。但是现在同行多了,用户的选择也多,也算是逼我们做改进吧。”

“那我们的用户多吗?”

“从数量上看其实不是很多,但是占的比例也不算少了。最近的新客户增长量很大,这也是我们在抓紧推新交易所界面的原因。”安老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至于新交易所效果如何,就全靠你的数据来做评判了。”

“就这些?”

“你先把这事情做好再说其他的吧,”安老师笑笑,“另外,送你个入职的小纪念品。”

安老师交到我手上的是一个小小的橙色塑料圆牌,比一元钱的硬币整整大了两三圈,粗看有点像赌场的筹码,正面印着公司的LOGO和“1K Bits”的字样,背面有一条长长的镭射不干胶。

“公司铸的‘mint’ (实体比特币),把后面的不干胶揭开,然后把下面的码输进线上钱包就行了。你这个是1000bits(0.001个比特币)的,不多。”

我向安老师道了谢,仔细地把它收了起来。后来的几个月里,我又陆陆续续收到过几个不同面值的mint,大部分被我在交易所卖掉了。只有入职时发给我的这个,一直未曾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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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发行的几种mint之一(网络图)

入职第一天安老师交代完任务,已经中午11点过了。我从会议室回到办公室,整个房间里吵吵嚷嚷的,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正在叽叽喳喳地分一大堆肯德基。

“你是今天新入职的同事吗?这个给你。”一个女孩子跑到我面前,递给我一袋炸鸡翅。

我有些受宠若惊地接过来,她大概看出我的疑惑,又补充了一句:“吃吧,没事,客户给的。”

原来,自从2013年底开始,央行就发文禁止第三方支付对接比特币机构。为了解决客户充值买币的问题,交易所便以其他皮包公司的名义,开设了几个企业账户作为资金接驳——也就是说,客户先把炒币的资金转入接驳账户,再由客服部的同事按照记录,一笔一笔地打进交易所的对应账户里。

这种间接充值的方法虽然名义上避开了监管,却也让用户的到账时间变得非常慢。

安老师说,客户的一笔充值平均要两天才能到账,如果中间安全验证环节出了问题,甚至会延长到六七天。在币价涨得快的时候,有的客户是等不起这么几天的。而今天,就有一个客户专程从苏州赶过来,还给客服部的同事们买了肯德基,只为了能让他刚刚充值的人民币立刻进入交易所的账户里。

我抬头看了看门外,发现走廊里确实有个男人在徘徊,时不时往我们的办公室张望。从苏州到上海虽然不远,但专程为了这个跑一趟确实有些罕见。很快,客服部的同事做完了流程,他便转身匆匆离去了。

“应该是大户。”看到我探究的表情,安老师说,“小散不会为了两天的时间这么大费周章。”

安老师说,比特币市场是小盘子,只要持币几百个就可以算大户,像我们整个交易所一天也就千把个币转手。也正因此,大户格外容易撬动市场的走势。这些大户都是币圈沉浮好几年的老油子,消息灵通,一掷千金,不但交易所要把他们奉为上宾,小散户买进卖出,往往也跟着他们的操作。

“玩多了你就明白了,比特币市场现在就是少数人的游戏,跟紧他们才有汤喝。”她最后总结说。




新人入职三把火,那几天我加班加点,3天就完成了原计划一周半的任务。安老师非常满意,却也没有再安排更多的任务给我,只是让我“多熟悉业务结构,为日后的工作做些准备”。

大概半个月后,我总算弄懂了公司的业务构成:业务主要分成两块,分别是“矿池”和“交易所”。矿池是矿场的联盟——因为全球的挖矿算力不断上升,单个的矿场仅凭借自己手上的一点算力已经很难挖到币了。因此小矿场们往往会联合起来,依附在企业运营的矿池下,以期能享受到固定的交易分成,比如我们公司矿池的各个小矿场,都是靠着商务部的同事,从四川到内蒙一家一家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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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7年11月,全球约70%的算力都集中在中国矿工手中(网络图)

而比特币交易所是公司的核心业务,由“期货”和“现货”两个市场组成,每个市场又有人民币和美元两个交易入口,分别面向来自国内和海外的用户。由于比特币价格涨跌幅度巨大,又是7*24全年无休的交易,因此大多数用户都会选择风险较小的现货市场,以期赚一个相对而言的“安稳钱”。

期货市场则完全是另一个景象,除了币价的波动之外,允许客户动用高达20倍杠杆的设置,这也令整个比特币期货看起来像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豪赌。“如果风险承受能力不行的话,最好不要赌期货。”在第一天向我介绍业务的时候,安老师就这么说。

“是因为——很容易亏吗?”我问。

“一般来说看你的杠杆起得有多高了,反正越高越容易爆。技术部那边的小杰曾经有一次,赚了超过10万,结果一时疏忽,半小时没盯盘,一波急跌的时候没加住仓,直接就爆了。”安老师耸耸肩,“反正我是不太炒期货的,我建议你暂时也别做这个。”


2016年底的时候,整个中国币市都在经历着一场狂热的前奏,币价飞涨的市场就像漩涡,将尚且懵懂的新人客户源源不断地吸纳进来。运营部的数据后台上每天都会记录下五六百个新用户,安老师后来告诉我,她来这里已经两年多了,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疯长的用户数据。

我们的用户分成好几种类型,除了大户和业余炒一两个币的小散户之外,造访我们交易所最多的,其实是“自动炒币机器人”。在这之中,又属做“高频交易”的机器人最为显眼。

2017年前,中国的比特币交易所都不收取交易手续费,这给了高频机器人极大的便利。而我们交易所里,也挂着好几个高频机器人日夜不断地执行交易程序。多的时候,一个机器人一天三五万笔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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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虚拟货币投资者的“高频策略”核心逻辑函数,高频机器人的赚钱与否大多取决于“策略”写得如何(来源:发明者量化FMZ.com)

另外,“搬砖”是机器人的另一种较受欢迎的玩法。那时候,全国像我们这样的比特币交易所统共有六七家,但是不同交易所的币价却不尽相同。“搬砖”玩家会在每一家交易所里开好账号,当其中一家的币价先因为大笔的买进而上涨的时候,他们的机器人会马上在这家交易所里卖出一些比特币,再趁着价差短暂存在的时候,立刻从其他交易所买进相同数额的比特币;而下跌的时候则采取相反的先买后卖操作。这样,无论涨跌,都能在保证手里的比特币始终不变,还能通过这种套利方式挣出额外的钱来。

相比起纯考验交易算法的高频机器人,“搬砖”更加旱涝保收,只要币价不是横盘(指比特币价格在一段时间内波动幅度小,无明显的上涨或下降趋势),就总有的赚。

最后一种用户被我们称为“三妹”,这是最特殊的一群客户,他们每个月买进大笔的比特币,却从不在意涨跌,只关心自己刚买的比特币能不能马上转账到其他账户上去。后来,在带新员工熟悉业务的时候,客服部的经理老贾告诉我,“三妹”们其实并不炒币,他们都是一个被称为“MMM金融互助平台”(以下简称“3M”)的金融骗局的参与者。

根据3M的规则,入局的玩家要先向别人“提供帮助”。也就是要在规定时间内,把一笔钱打到一个指定的账户上。然后在下一个月,他就能收到别人的“帮助”,数额是之前“提供帮助”的130%,如此反复下去,一直到整个系统拉不到足够的新人加入,整个游戏崩溃为止。

这实质上是个经典的庞氏骗局,想来操盘手是为了逃避资金流向的监管,因此选择了用比特币作为“帮助”的手段,而大批入局的“三妹”,也变成了我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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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在俄罗斯兴起的庞氏骗局机构,2015年进入中国,宣称MMM是“金融互助”,后被中国银监会认定为“非法机构”(网络图)

“你们怎么知道客户是不是‘三妹’?”后来有一天我问老贾。

“他们有一套特殊的话术,一听就知道。”老贾说,“2015年国庆一过就开始了,张口就是‘老师,请问我们买的比特币什么时候能转到xxx的钱包地址?’那时候我们都挺惊讶的,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有礼貌的客户。后来和他们熟了,问了才知道是做这个的。”

“既然是庞骗,那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拦在外面呢?”我问。

“我们之前确实想过要不要禁止他们进场,最后讨论下来还是算了。毕竟国内好几家交易所,我们不放别人也会放。而且,让他们进来的话,我们交易所的数据还能好看一些。”

我点点头,却又想起了新闻里金融骗局的受害者拉横幅维权的场面,“那等到他们发现被骗了以后,会不会打电话来骂我们啊。”

“从来没有过。”老贾想了想,又说,“其实从2015年到现在,3M的盘子我知道的都崩了几个了,但是还是有新‘三妹’的电话不断打进来。一开始客服还会好心提醒一下注意金融风险,后来也就不劝了。人太多,没意思。”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个工作其实还是挺轻松的,只要每周能交出一份看上去还可以的数据报告就行。所以大多数时候会和同事们聊聊天,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如何炒币。

公司并不禁止员工上班炒币,因此,大家工作的时候开着电脑看币价走势是常有的事,领导即使看见,一般也不会干涉。技术部的同事对交易引擎这一套驾轻就熟,一上班就一口气开上好几个自己写的机器人,高频的高频、“搬砖”的“搬砖”,玩得不亦乐乎。而我们运营部大多数人都不太会编程,所以只好做个小散户,每隔一两个小时手工盯一下盘,估着价格做几个买入卖出的挂单而已。

“我们这么手动买卖,效率可比技术部那边低多了。”看着安老师手动往交易所上挂单,我忍不住说。

“真追求效率那只能靠期货市场了,你去找阿迪取取经呗。”

阿迪是我们部门玩期货的唯一一个人,他的交易风格非常独特,每天只投入小几千,一旦盈亏到300块,就立刻抽身走人。但阿迪令人注意的地方在于,他亏300块的时候非常少;更多的时候,连半天都不用,都会300进账,然后清仓退场,开始安心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阿迪炒期货其实也没什么技巧,唯一的策略就是“跟”:因为负责联络大客户,他知道我们交易所很多大客户的账号。每天一上班,阿迪就会习惯性地看看几个大户的交易情况,大户做多,他就跟着做多;反之亦然。

相比起依靠大户做晴雨表的阿迪,安老师则表现得更像一个理论派,全靠自己盯盘,看K线和走势。有一天午休的时候,我问安老师现在入场还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还可以买。”安老师的回答毫不犹豫,“现在这个势头,估计还在第三浪(股市波段理论中,第三浪往往是持续时间最长,上涨最强的一个波段)上,只要有闲钱就买。”


看着同事们买的币每天一个劲儿地往上涨,我终于也有点忍不住了,权衡再三,从卡里拿了500多块钱,准备自己也去“搏杀”一把。但买什么好呢?那时候比特币的价格已经从我入职时候一个币3000多块人民币,涨到了6000出头。思来想去,我另外找了一家交易所,以76元一个的价格,把500多块钱全部换成了以太坊(市值第二高的加密货币,仅次于比特币)。

说来也是奇怪,这500多块一投进去,我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每过5分钟就忍不住去看一下当前的币价,尽管数额变化不大,但币价板上每一次的红绿转换都让我心惊胆战。两天之后,我终于难以忍受这种每天提心吊胆的感觉,趁以太坊涨到85块的时候一把全部抛了个干净,才终于松了口气。

没想到,过了两个星期不到,我随手再打开那家交易所的时候,发现以太坊已经涨破110元了。

后来我把这事情告诉安老师,出乎意料的,安老师没有像想象中一样安慰我,只是平淡地说:“落袋为安就好,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能涨到什么时候。”

“但之前你不是说还在第三浪吗?”

“那是放任它自己涨价,但是如果涨得太快,变成了金融风险,那就不一样了。前几年也有过这么一次,是什么结果你知道的。”

安老师说的“前几年”指的是2013年的年末。那是中国比特币市场的第一个高潮。

那个冬天,高歌猛进的中国玩家曾经把比特币的价格炒到1200美元的顶峰。但很快就引起了政府的关注,随即央行牵头国家五部委发布通知,表明“比特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通知发布之后,比特币的下跌幅度甚至超过了60%。

而这时候,币价已经突破8000元了。我们都清楚,这样的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但什么时候币价会开始转跌,跌的时候会跌多狠,谁也说不准。我们自己开玩笑说,现在所有人都像笑话里讲的那个失眠的人,在等着楼上的邻居把第二只鞋子重重地丢下来。




很快,新年如约而至。我们谁都没想到的是,第二只鞋子是和2017年的钟声一起来的。

2017年1月6日那天,公司组织外出看电影。电影还没散场,我的手机就开始猛震,我悄悄打开来看了一眼,好几个比特币群里都在反复发着相同的一条新闻:“为规范金融秩序,提示可能出现的法律和政策风险,央行等部门在京、沪约谈了主要交易所负责人。”在新闻随后指明的几家平台中,我司赫然在列。

等我们回到公司的时候,最大的会议室早已人走茶凉。只有公司大显示屏上红色的币价(数字货币交易所的币价表示方式一般和美股相同,即绿色为涨,红色为跌)在不断地下滑。不过一场电影、短短3个小时,已经从8600滑落到了6800。

我看了看办公室,同事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应该是在讨论这次突然的约谈。但坐在电脑前或拿着手机紧急卖币的人却不多——大概是两三天前的最后一轮暴涨让大多人留了一个心眼,没有把大半身家留在币市里同归于尽。

到了晚上,突发的震惊过后,炒币群里的声音慢慢地杂了起来:有重仓的客户哭诉说自己炒币的钱大多是借的,“裤子都快输没了”;有念叨着“听说OKCoin(中国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有个人一下爆了3000个仓,我这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安慰自己的;有炒币多年的老油条说着“2013年比这跌得还狠,不也涨上去了吗”,在群里拼命给群友打气;还有一些损失特别大的客户,认定这次大跌是“黑交易所搞的鬼”,怒气冲冲地要来“讨个说法”……

至于我自己,倒是一半轻松一半担忧:轻松的是,在那次以太坊之后,我再也没炒过币;担忧则在于,我实在难以预料,这次事件会给我的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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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初比特币市场的两次震荡(网络图)

而属于我们公司的麻烦几乎是立刻就开始了。

客服部的同事说,第二天就有一个客户连哭带骂地打来电话,先是说自己炒币亏掉了100多万准备买房的钱,跟着就骂我们是操纵币价的黑心交易所,还说马上就要“揭发”上电视,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那时候我们也很紧张,但部门老大却很镇定,“我们本来就没有操盘,就算告上天去也没用。”

“网上怎么说,你们不用管,只要在监管部门面前交代好就行。”

尽管如此,为这件事我们还是忙碌了一段时间,我们特意从后台调了那位客户全部的交易记录,公司还在这份记录上专门出了一份报告,特别强调了交易所从来没有操盘行为,用户的损失纯粹是因为不顾交易所的风险提示,盲目提高杠杆的结果。报告交上去之后的几周,我们都没有等到监管部门对这份报告的进一步征询,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了下来。


暴跌之后,交易所随即下线了期货市场和美元交易,为了填补因为关闭期货市场而减少的收入,公司决定,对于现货市场的比特币交易,每笔双向收取2‰的手续费。除此之外,对于新注册的用户,还要实行时间更长、尺度把控更加严格的身份审核。

那段时间,虽然我们的工作一切如常。但整个交易所的交易量,却在肉眼可见地一天天萎缩下去。最先逃跑的是“高频”和“搬砖”用户,炒币机器人迅速衰减,原来一天能跑5万多笔交易的账户,现在每天只能做2000-3000单。大多数小散户们在之前的暴跌中损失惨重,只好选择黯然离场。即使是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客户,大多也被长达7天的身份审核流程折腾得耐心丧尽。一来二去,竟然还是只有既不关心涨跌,也不在意手续费的“三妹”们还坚持留在交易所里。

交易量暴跌之后,我们的工作也随即变得清闲了很多。币价虽然好过我们的想象,一番跌跌撞撞之后还是勉强稳在了7000出头的价位上,但随之而来的是漫长而毫无希望的横盘。尽管在年会上,老板仍旧一如既往地鼓励我们“明年将会有更多的机遇”,还发出了前所未有的丰厚的“阳光普照奖”——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足足0.1个比特币,但大多数人私下里都悄悄地认定,币市的又一个寒冬应该已经来临了。

然而事实证明,2017年年初的这段平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币价的暴跌和央行更加严厉的管控,让我们都以为这是3年前的历史重演,是又一段漫长低潮的开始。但那时我们实际所面对的,其实是中国数字货币市场最后一次疯狂的暴风雨前的宁静。




转眼便翻过农历的新年,比特币的价格还是毫无起色,等到2017年2月下旬的时候,公司的人事主管突然找到我,开门见山地表示:“由于公司业务调整,很抱歉运营部需要砍掉数据分析师这个职位。”

离职通知虽然有些突然,但我却并没有太过意外。因为从去年12月底开始,公司就已经开始裁员了,从研发到运营,陆陆续续有同事拿着离职交接单从我身边经过。

“可能这个行业真的不行了吧。”办完离职手续,离开公司大楼的我这么想着。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很快,同为主流数字货币的以太坊和莱特币,竟开始按下葫芦浮起瓢。而随之一同走进人们视野的,还有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其他数字货币,这些被称作“山寨币”的,很多刚刚发行就开始暴涨,有的竟然在短短几天里就能翻上将近20倍。

那段时间,只要随手点开一个支持“山寨币”的交易所,首页上都是一片绿色,令人目眩。其中一家甚至别出心裁,在交易页面上开了一个聊天窗口,供“币民”们匿名聊天。无数的口号滚滚而来,令人心情浮动:“不要看,就是一把梭!”“一币一嫩模,输了再干活!”

后来我悄悄问了以前技术部炒币资格最老的杨哲,他告诉我,相当一部分的山寨币都是骗钱的。

杨哲说,大爆发的一批山寨币里,好些都有问题。有些币的开源代码纯粹就是抄比特币、以太坊这种成熟数字货币的开源代码;有些币的代码里还有恶性BUG,在“挖矿”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会被卡死;还有的币甚至连开源代码都不完整,ICO白皮书(区块链项目首次发行代币,描述项目技术内容的文件)也没有,就先在官网上开始了“初次众筹”。至于交易所,自然也不会为山寨币的信用背书,他们只提供交易平台,盈亏都是用户自己的事。

在那一段时间里,热钱从比特币资金池里快速抽离,纷纷涌向山寨币的交易盘口。而以公司为代表的头部交易所向来比较持重,不太愿意冒险上新的山寨币,因此那段时间,整个业务交易量都比较低迷。

禁不住各路数字币涨得让人眼红,我决定再进一次场,趁着山寨币价格虚高的时候捞一把快钱。于是,我买了好几种山寨币,结果只用了短短几天就翻了一倍。我原本想见好就收,但每次卖出之后,看到继续上涨的币价,又难免心旌摇动,终于忍不住咬咬牙继续往里加。幸而那时候我刚刚工作不久,经济能力有限,前前后后,也就只放了几千块钱在币市里。


2017年的6月,公司决定开始在交易所上线一种叫“ICOcoin”的新币。

安老师后来告诉我,这个决定让当时公司的不少人都有些吃惊。毕竟在头部交易所里,我们公司也是以交易决策谨慎和保守出名的。

币圈有句说法,叫“金比特,银莱特”,是指比特币和莱特币这两种数字货币因为相对技术成熟、生态完善,更值得信赖,公司交易所长久以来也一直只支持这两种币的交易。可此时突然要上一个从未听闻的新币种,大家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后来他们才知道的,这个“ICOcoin”的发行方,其实就是我们公司原来的老创始人离职后二次创业的团队,因此这次令人意外的决策,多少也有这层关系的原因。

和其他的新币类似,ICOcoin以2.3元左右的发行价上线之后,只经历了为时不长的下跌和横盘,很快价格就开始节节走高,到了8月底,币价已经翻了5倍不止。听说那段时间,公司收取到的交易手续费,一度比从比特币和莱特币市场获得的还要多。

然而好景不长,2017年9月前后,政府监管的第二记重拳就来了。

2017年9月4日,央行等国家七部委再次下发了禁令,完全禁止数字货币在中国境内的交易行为,同时定性数字货币初次发行前的代币众筹为非法集资。一时间整个币圈风声鹤唳,山寨币的瀑布当场一泻千里,而那些原本就是为骗钱而生的“空气币”,则纷纷乘机卷款跑路。仅仅只过了几天,我曾经花几千元买下的山寨币,价格就已经跌到了不到300元。

不久前刚刚上市交易的ICOcoin也在劫难逃。尽管为了提示风险和防止市场瀑布,交易所在9月2日就发布了通知,中止ICOcoin的充值和交易业务,同时提醒ICOcoin的投资者抓紧时间退出和提现。但根据“9.4”国家七部委的精神,“已完成ICO融资和发行的新币要进行清退”,因此,大多数的ICOcoin终究还是没有逃脱被清退的命运。

安老师说,她从公司离职前的最后几个月,每天几乎只有一件事,就是一个一个地给客户打电话,把他们遗留在交易所里的数字货币按照市价折算成人民币、退到客户的银行账户里。比特币和莱特币的清退工作并不困难,客户一般很爽快就把货币转进海外交易所,问题还是出在了ICOcoin身上。

因为ICOcoin官方决定,ICOcoin会按照0.9元/个的私募价格进行清退,而这个价位远远低于用户的预期,因此客户对于清退十分抵触。“你知道,很多用户其实是在8块、9块这样的高位接的盘,现在清退下来只给9毛钱。很多客户就直接在电话里……就是情绪很不稳定,说这种价格根本没法向家人交代。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一个多月都在网上骂,连着我们交易所一起,直接说我们是骗子。还有客户直接找上公司来,那时候专门招了几个保安,每天办公时间就守在公司门口,我们甚至出门上个厕所都要叫他们护送。”她补充说。




那天吃饭,我们又聊起了阿迪和小杰,安老师说阿迪已经离开上海回广州了。公司被收购后,作为老员工,他拿到了不少遣散费,再加上之前工作时候跟着大户赚的钱,应该够自由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而心思更活络的小杰则转身开始了创业:他拉了一些之前认识的同事和朋友,组成了一个开发数字货币钱包的小团队,听说运营得还不错。在最近上海的几次区块链会议上,还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而消息更加灵通的杨哲则离开得更早,早在政府出台禁令之前便离开了公司。对于早年留日,在东京颇有些人脉的他而言,早已承认比特币合法的日本无疑是个更好的选择。离开之前,他还请我吃了个饭,“公司早就不行了”,席间他说。

杨哲说,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公司的管理层就已经无心运营了,只想快点卖掉公司拿钱走人。2017年前半年,他曾经为公司牵过一次线。那时候比特币的合法地位刚在日本确立不久,DMM18(日本最大的成人线上销售商)的业务代表就通过杨哲找到公司,希望能买下公司的矿池冠名权。但那次会议上,公司CEO却提出了一个日方完全无法接受的提案。

“他们说他们已经不想再运营下去了,只要72亿日元,整个公司全部拿走。”杨哲向我这么复述,半是不屑,半是无奈。

后来,我也把这件事讲给安老师听,安老师先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片刻之后才说:“其实他们的这个想法,从2016年就开始了,所以——谁会感到吃惊呢?”

“这几年公司一直不赚钱——不管是之前收持仓费的时候还是后来收交易费之后。公司的开销挺大的,一直是靠风投的钱在撑着,也确实找不到盈利的办法。”安老师不无感慨,“所以他们不想做下去了,之前的几年确实挺怀念的,但是现在怀念又有什么用呢?”

这时候我才明白,有许多在我离开之后,才慢慢变成公开的秘密的事情,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伏笔。不知怎么的,我又想起了入职的时候,安老师送给我的那枚橘色“mint”——听说作为老东家的绝版纪念,已经在小圈子里炒出了远远高于它所包含币价的价格,但我想我大概再也不会打开它了。



尾声


被收购之后,之前的同事大多都离开了公司。再后来,又听说老创始人重新将公司收购了回来,带着整个团队搬去了杭州,除了主营境外交易所外,同时也兼做“数字货币托管、贷款等创新交易”。

后来,安老师又在微信上找我,拉我进了一个微信群。那是她入职的新公司,我翻了翻公司简介,是一家“提供区块链科技金融解决方案、输出区块链技术”的服务商,毫无疑问,还算是币圈公司的一员。

“这圈子的人不大容易走。”我又想起安老师之前跟我说过的话。这么说来,相熟的人里,最后真正离开币圈的,我应该就是唯一一个了。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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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渡苇

一条会写字的金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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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2 10:5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油田人捧了三代的铁饭碗,说碎就碎了丨寻业中国

 文州 人间theLivings 2019-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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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起我爹刚来油田的时候,他师傅说的一句话:“好好干吧,就咱地下这些油,抽到你退休,绝对没问题!”可时至今日,我爹还没退休,油田就已经在改革和低油价的浪潮中日趋没落了。

而我们这些“油二代”“油三代”的未来又在哪呢?



配图 | VCG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20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

为了振奋起在油价持续走低形势下职工们的士气,这一个月来,采油厂已经召开了3场“誓师大会”。会上的保留节目就是采油厂领导带着几百号职工合唱《石油工人之歌》,嘹亮的歌声在刚9点就一片漆黑的城市里飘荡。

我和发小胖子站在天台上吹风,眼前整个油区安静得如同一片废墟,只有会场上的条幅,被4月的晚风吹得呼呼啦啦响。

“曾经有多么辉煌,现在就有多么死寂。你说这石油人的铁饭碗,怎么到咱这儿就不好使了?”胖子无力地趴在栏杆上说。

“胖子,你后悔回油田吗?”

“你看里面那些人,”胖子吐了一个不成型的烟圈,说道,“他们来油田,后悔吗?”

我一时无语,望着远处十字路口一闪一闪的孤灯,突然想起我爹刚来油田的时候,他师傅对他说的一句话:“好好干吧,就咱地下这些油,抽到你退休,绝对没有问题!”

时至今日,我爹还没退休,油田这个庞然大物就已经日趋没落了,不管誓师大会上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未来这数万人的生计依然是个未知数。




我作为一个毕业多年的“伪油二代”,现供职于某知名老油田。

之所以说自己是“伪油二代”,是因为当初我爹妈并不在油田内部生产单位工作。我虽然和一帮“油二代”、“油三代”一起长大,但对石油开采行业的内情一无所知。当然,最直接的区别就是——我从小只能看着别人家发东西。

八九十年代的油田和过去计划经济之下的那些大型国企一样,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医疗、教育、农场,一应俱全。那时北方的物资还比较匮乏,但油田的福利却让人眼馋:节庆分东西,四季有补贴,过年时更是一车一车的东西拉到单位大院里,热火朝天地分上半天。而我爹作为油服单位的“轮换工”,很少能享受到这个待遇。

当时,油田上的工种特别多,正式工、劳务工、大集体工还有季节轮换工、临时工等。那时候,我爹已经来油田十余年了,依然没有成为一名正式工。


在我5岁那年的一个冬夜,我妈带着非要跟着她加班的我,从职工大院里捡到了一个跌落在雪地里的纸箱,里面装着冻鲅鱼和猪腿。此时,楼上各家的厨房外,只有3楼的窗户上没有挂着纸箱。我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抱着箱子就上楼了。

那之后我时常想,如果那天我没有跟着妈,她会不会就把纸箱带回家、我家是不是也可以吃上一顿鲅鱼饺子了?为此,我后来总是一个人偷偷地穿梭在漆黑的冬夜里,寄希望于可以再次捡到一个从楼上掉落而不为人知的箱子。

掉东西的那家,就是胖子的家。因为我妈还了那箱东西,凭着这莫名的缘分,我们两家人后来就慢慢地熟识了。胖子的姥爷当时是采油厂的副指挥(相当于现在的副厂长),他妈妈在供应站工作,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单位分的各种东西。

我在他家吃了人生第一顿鲅鱼饺子、第一块巧克力,还第一次喝了咖啡。而最让我眼馋的,是他家成沓的冰糕票和游戏票。自从看到这些,我就成了胖子最忠实的狗腿。




1998年,我爹突然接到通知——他们单位要外派人去青海干活,并承诺干满3年就可以转成正式工。为了一家人以后的生计,也为了我的学业,我爹决定带着我离开油城。

临行前,胖子提了一大包好吃的给我:“你好好学习,等你爸转成正式工,回来后咱们一起考油田一中,我还罩着你。”

青海的工作远比油城艰辛,我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沧桑起来,以至于我妈第一次过来探亲,就几乎要认不出面前这个小老头了。

“怎么能弄成这个样子?要不回去算了。”几经犹豫,我妈还是忍不住劝道。

“那怎么行,眼见就可以转正式工了,辛苦几年不算什么。以后咱家就可以跟那些油田人家一样了,文州回去上学也能上油田一中。”我爹急忙摆手拒绝。

已经懂事的我此时无比痛恨油田——凭什么有些人一出生就可以打上油田子弟的烙印,而我爹却要付出百倍的艰辛,才能跟他们站在一个起跑线上?

2005年,带着对油田的不满,我第一次高考志愿并没有填报任何一所石油院校,可惜高考失利,只能再复读一年。2006年,第二次高考结束,已经回油城工作的我爹专门来青海看我,虽说名义上是来看看老同事,可到达青海的第一天,我爹就跟我透了底儿:“现在油田的政策特别好,只要是对口专业,毕业就是正式干部!你还选什么学校,直接报石油大学就行!”

“你一辈子都在跟油田较劲儿,好不容易熬成正式工,可现在正式工也不值钱了。就油田发的那3000块钱工资,够干什么?你为啥还非要让我回去!” 

说到油田,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爹在青海吃了5年沙子后,终于以正式工的身份回到油城。可此时,油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人民生活水平稳步上升,油田发的那些福利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不仅如此,油田各单位已经近十年没有涨过工资,连我远在老家的亲戚都看不上油田了,“现在在哪一个月挣不了3000块钱?还用得着跑那野地里去吃污染”。

看着横眉冷对的我,我爹突然泄了气:“文州,你还小,不懂这个社会有多么复杂。油田再不好,有爸爸妈妈在,你可以少奋斗很多年。”

晚上,我又接到了我妈的电话:“闺女,你要体谅我们一下。你爸爸因为身份的问题,半辈子都在单位干苦力,现在刚刚好起来。妈妈的大集体工,到现在也才成了家属。爸爸妈妈都希望你可以回油田工作,一是在我们身边,二是油田虽然挣得不多,但旱涝保收,是个铁饭碗。我听胖子他妈说,胖子去年就去上石油大学了,他那个专业特别好找工作。”

这些年我跟我爹在青海,胖子一家对我妈多有照顾,所以胖子他妈在我妈心里,一直是主心骨一般的存在。

最后,也说不清是为什么,看着被生活磨练成老头老太太的爹妈,我最后还是以超出录取线近100分的成绩,去了石油大学。

当我踏入石油大学校门的时候,胖子已经是学生会副主席了。晚上胖子给我接风,他一边打着酒嗝一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在学校里跟着我混,保证吃香喝辣。出了学校,包你找到好工作。”

可惜,这张包票最后连胖子自己的工作都没包住。


2009年胖子考研失败,他爹花钱给他买了一个国外某大学和石油大学合办的研究生名额,前两年在国内学语言,后两年出国读研究生。

这年10月,各大油田和石油公司开始校招,打算考研的我为了“保底”,还是参加了我家所在油田的校招。

当时,油田上的工种只剩下了正式工和劳务派遣工两种。对应的招工也不一样:一种是正式干部,工作关系隶属于油田,是从各大石油院校、重点高校招募的对口专业大学生;另一种是劳务工,也叫子女工,就是油田职工的子女,不管什么专业,统一参加岗前培训一年,通过考试后就可以上岗,只是关系挂靠在皮包公司里。

校招的时候,面试官没有问一句与专业有关的问题,只是大体打听了一下我父母所在单位和官职后,就直接说:“你家这个情况对油田也不了解啊,你想去哪个单位?”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最讨厌别人拿我爹妈单位说事,直接回怼:“‘四大院’我都能接受。”

这个“四大院”指的是油田内部的4个大型研究院。果然,面试官嗤笑一声后说“那你等着吧”,就结束了我短暂的面试。

2010年寒假,考研成绩出来,我以英语2分之差无缘研究生A线。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后,开门对我爹说:“我准备上班了。”

当晚,我爹就在油城里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设宴款待了胖子一家,热烈庆祝我“考研失败”。在他们心中,大学只是块敲门砖,趁着油田政策好,抓紧回油田工作才是正事。至于学历,等有了官职,再读个在职研究生、博士生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酒足饭饱后,胖子他爹问我想去哪个单位,我赶紧表示我想去研究型单位。胖子他爹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难办啊文州,你学历太低了,这几大院都不要本科生。”

“那就跟着您鞍前马后吧。”我爹趁我还没说出其他要求之前,赶紧说出了这句他准备了一晚上的话。




入职第一个月是安全培训。整个本部的开发单位都在招待所里培训,只有我们几个偏远的采油厂在郊区的一个大院里,环境跟大学野外地质实习的情况差不多。一溜臭气熏天的旱厕顶风能臭出二里地去。

第一天开课仪式结束后,老师要求大家第二天正式开课时必须统一穿工服。这时,一个叫大木的同事立刻举手问:“我可以穿我妈的工服吗?我妈有短袖。”

在油田生产中,为了操作安全,所有的工服都是长袖长裤,只有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发过一批短袖工服,如果不是老油田子弟估计都没见过。能有那批短袖工服的,不是领导,就是不需要上井的机关文职人员。在我印象里,我爹也曾憧憬过那套短袖工服:“白帽子,红短袖,一看就是领导。”

在大家诧异的目光中,老师轻轻笑了一下说:“室内课程没问题,但是操作课程还是穿长袖比较安全。”

大木一边用手扇风一边说:“这么热的天还非要穿工服,也太难为人了。一天下来,肯定一身的臭汗。”说完,她身边一群人也跟着起哄。

看着他们哄笑的样子,我一下子就想到我爹这一辈子都被一套大红工服套着,突然怒从中来,狠拍了一下桌子:“愿意穿什么就穿什么,别耽误大家下课!”班上百十号人立马鸦雀无声,老师赶紧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都记得穿工服啊,可以回宿舍了。”

出了教室,同事小白追上我:“行啊你文州,一战成名了。”


经过安全培训和入职教育,我正式成为了一名一直被我爹羡慕的“油田正式干部”。可这个头衔还没捂热,我就被分入距离机关最远的采油八矿实习。

穿越一片半人高的野草之后,一个大院,三栋小楼,这就到了采油八矿矿部。

虽然早就听说在采油厂干活不分专业只分男女,但入职之后,男的全去作业大队抬油管,女的全去采油队干小工,这样的分配方案还是让我这个“外来户”大吃一惊。等看到薪酬通知的时候,我更无语了:头3个月试用期没有工资,3个月结束后,一次性发5000块钱。

骂娘的话已经到嘴边了,但看着旁边的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只好撇撇嘴跟着一起入职的同事们去领了宿舍钥匙。

单位的宿舍楼估计比我年纪都大了,外墙剥落得一塌糊涂,内里也充斥着一股奇怪的味道。顶楼4楼是我们这些刚入职的宿舍,一间3人,共用洗漱间,没有空调。在7月的骄阳下,顶楼被晒得透透的,室内温度一点也不比室外低。

跟我住同一间的是大刘和笑笑,他们都不是油田子女,大刘家里还有2个弟弟,笑笑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她们当年上石油大学,完全是听说这个行业挣钱多,想贴补家里。

“都说石油行业挣钱,可我现在怎么这么心虚呢?”大刘感叹。

晚上,几个分到八矿的同事一起出来吃饭。看着这一桌从全国各个省市出来的同事,我突然心生悲凉:如果他们发现石油行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曾经憧憬的高收入,他们该将如何面对家里、面对自己这些年的努力?

吃到一半我出来结账,小白也跟了出来,看着小白一脸轻松,我指指周围一望无际的旷野和上下翻飞的抽油机:“小白,上学的时候你有想过油田会是这样的吗?你看咱们这个环境,来油田你不后悔吗?”

“后悔啥,我就等着挣了钱回老家,拿钱堵死那帮嘲笑我爸妈供我读大学读研究生的亲戚们呢,让他们看看啥叫知识就是力量!”

小白的乐观一下感染了我:“干他娘,都这样了,不干个出人头地怎么对得起爸妈这些年的付出!”




等正式开始实习了,我才发现自己跟小白一样天真。

不知道是不是点背,我被分入了距离八矿矿部最远的采油35队,矿部到35队有20多里地的路,矿上的人事干事带着我在一条破路上坐车颠了半个多小时才到。

在队部上,干事在传达完领导对今年毕业大学生在基层实习的要求后,拍着35队王队长的膀子说:“这个女生你先用着,等男生在作业大队实习完,一定给你弄俩干活的主力来。”

接着,王队长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之后叫来一个大姐:“给你个徒弟带着,别出啥事儿。”说完就带着干事进屋喝茶去了。

作为一个既没有压力容器操作证、也没有HSE证(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简称为HSE管理体系)的新人,我跟着师傅王姐去了水井班组。

油田不仅有抽油井,还有注水井,这些井主要是为了维持地层压力,保证油井可以抽出油来。

班组的师傅都是浸淫油田多年的老员工,粗略打听了一下我父母的工作情况就直接断定我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技术员,所以连基本的客气都没有,上班第一天就直接安排我进站。油田注的水都是超过50度的热水,站房就跟桑拿房一样。这要是冬天还好,可在室外温度都超过35度的7月,站房简直就是噩梦。

在蒸了一天“桑拿”回到宿舍后,我跟大刘打听她们都分到哪了,大刘气呼呼地说:“我跟笑笑还有隔壁的那几个都在油井班,只有那个大木,做了资料员。”

大木家就是这个采油厂的,打个招呼进个比较轻松的岗位,也可以理解。在听到我去了35队水井班后,大刘私下跟我说:“别是那天你得罪了大木,她给你使的绊子。”


大木有没有使绊子我不知道,但是上班不到2个月,老天就浇灭了我的热情。

那天中午天上飘了几个小雨点,我心想不是大事,就骑着自行车上岗了。到岗后,王姐说:“今天天不好,我对象下班正好能接着我,我就先走了,下午你在这盯着吧。”

对于这种情况,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是谁想到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快4点的时候,已经有转暴雨的趋势了,这时王姐给我打电话说,下班点名的时候替她答到,而且自行车千万不能放在站房里,“这要是被管安全的抓到了,咱们班这半年的奖金就没了”。

望着外面的大雨,我只好举着一把破伞,骑着车子冲进大雨中。没骑几步大风就把伞刮折了,我只好收了伞猛蹬车子,希望能快点到队部。

可天不遂人愿,大雨淋过的路面极其泥泞,自行车挡泥板和车轱辘之间的空隙很快就被烂泥填满,自行车卡在那里动弹不得,我只好下来用手抠出泥巴继续骑。但是没走两步,泥巴再次填满了车子。我只好咬牙扛起车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队部走。

为了快点到队部,半路上我决定横穿一片半人多高的野草地。但真当我站在一片齐腰深的野草丛里的时候,巨大的恐惧和悲伤将我淹没,我扔掉自行车蹲着草丛里大哭起来——压垮骆驼的从来不仅仅是这最后一根稻草,还有队上技术员的刁难,老师傅们的奚落,和队长骂人时喷到我脸上的口水。

等我哭完,天上还是下着瓢泼大雨,我只好再次抬起自行车,走出了这片草地。穿过草地就有了水泥路。等清理好车子,骑着回到队部的时候,正赶上大家下班往外走,队上的每一个人都跟看傻X一样看着浑身湿透的我。

从那以后就常常有人在背后笑话我:

“还是大学生呢,彪呼呼的,自己扛着车子回来的。”

“下那么大的雨,怎么会有人来检查安全?把车子扔站上不就行了,一点脑子也没有。”

……

听到风声的队长气急败坏地把我叫到办公室,骂道:“你说你怎么这么彪,草地里说不好哪里就有坑,就是平时也没人敢走,下那么大雨你从里面走,不要命了?你要是折里面,全队都得跟着你这个瘪犊子完蛋!”

看着他气到扭曲的脸,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好没有意思。我窜回家说我不想干了,要辞职专心考研。我爹顿时火冒三丈,抄起扫把就要揍我:“为了能让你回来,老子操了多少心?这是多少人想端都端不上的铁饭碗,咋地?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在这之后,我对工作的态度就随意多了。在先后经历了零下十几度野外迷路、被5条野狗在旷野追赶、取油样时被呲了一身原油等事之后,我逐渐习惯了油田的工作。




在油田基层单位待的时间越久,我就越不能理解这些职工。

如果你说他们没有上进心,在转正、考高级工和技师的时候,他们比谁都努力;但如果说他们很上进,大部分的人只要评上了技师,每天打卡上下班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

“班长,你咋不报名考个高级技师啊?”一次,我和水井班毛班长闲聊时问道。

“这么大年纪了还去背题,我给自己找事啊。”毛班长一边擦着自行车一边说道,“你们年轻人脑子好使,背背就能考过,我这一把年纪,再过几年就退休了,不折腾了。”

“那我看你也不大操心孩子啊,天天晚上在外面喝酒。”看不惯他才40来岁就放弃努力,我故意拿他孩子学习成绩说事。

“你懂个屁,上大学能怎么样,你上了大学还不是回来在老子手下干活?”毛班长把擦车布子扔在地上,“我早就想好了,让我家小毛去当兵,两年后回来就是正式职工,比你们还多两年工龄呢。”

看着他们自得其乐的样子,我突然有些无语。


两个月后,我的实习生涯正式结束。带着对野外工作的深恶痛绝,我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专业,通过家里找关系,回到本部机关做了一名机要秘书。

这份工作轻松了很多,但一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就彻底买断了我“5+2”的全部时间。为此,我一直不明白那些“油二代”、“油三代”们怎么会对这种低收入的工作甘之如饴。

“稳定,稳定你懂不懂?在外面挣得再多,人说不要你了你就得打包滚蛋,油田敢吗?”办公室的胡主任轻蔑地说,“那么多人考公务员,是因为公务员挣得多吗?是旱涝保收!”

胡主任的父亲是第一代石油人,到胡主任的儿子,已经是三代石油人了:“那个混小子当年不想回来招工,还是他妈上吊逼他回来的。你看现在他的那些同学,天天苦哈哈地在外面,也不见谁比他混得好。”




可是,谁也想不到,转折来得如此迅速。

2013年,多家油田突然宣布停止招工,已在校招环节签订协议的也全部作废。由于此时校招已全部结束,这一决定在让无数毕业生一夜失业的同时,还让他们丧失了跟其他单位签约的机会,一时间各个石油大学的就业率跌破新低。

与此同时,油田结束了连续10年的子女招工和转业军人安置工作,毛班长的儿子复员回来后立马成了待业青年。

胖子就是这年研究生毕的业,一辈子求人的我爹,终于在这件事上自我满足了一回:“幸亏当时你没考上研究生啊,你看胖子这回怎么办?”

为了能回油田工作,胖子选择延迟一年毕业,等待油田的新政策:“妈的,我爹一辈子都在帮别人家孩子安排工作,到我这儿了,竟成了这个熊样!”

如果现在回头看,这已经是油田要面临困境的信号了,但在当时,一直沉浸在“铁饭碗”中的人们还是选择相信,油田是一块巨大的蛋糕,一定得把孩子塞进来。

2014年,油田恢复校招,但政策变了,需要“通过考试”。消息一出,备考人数之多,备考之努力,远超考研。胖子这次总算如愿进了油田。

有一次年度考核前,我在办公室帮胖子缩印小抄,调侃他:“你能通过油田招考,怎么连这几个破题都要抄?”

胖子嘿嘿一笑:“你真当我是考进来的?我爹当时花了不下这个数。”说着,他伸出一只手在我面前晃了一下。

此时胖子他爹已经退居二线,胖子却还只是个普通干事。


就在我爹还沉浸在“我孩子也是油田正式干部”的美梦中时,国际油价突然断崖式下跌。

从2014年6月下旬开始到2016年初,油价从每桶100多美元一路狂跌到20多美元,而油田的盈亏平衡点远在每桶40美元以上。面对“开采就是亏、不开采设备可能就要全部报废”的困局,不少单位采取了“丢车保帅”的策略:产量低的小油田先后停产,产量高的大油田则大量压缩用工。

各个单位不仅全部辞退了临时工和季节性用工,还开始鼓励职工外出创业,让“油田职工走出油田”。虽然基层骂声一片,但想要保住饭碗,就只能服从安排。最终,油田的改革在骂声中完成了上半场:一半人维持生产,一半人“外闯市场”。

所谓“外闯市场”,就是组织油田职工去其他单位干活。此时,有技能傍身的职工立马成了“香饽饽”,电焊工、测试工这些以往在油田生产中不被重视的工种,成了“外闯”的主力;而常年进行油水井操作的普通职工,“外闯”时只能从头再来,组成队伍承揽油田乃至整个城市的各项低技能工作——超市上货、社区环卫、医院送饭以及危险品押运,等等,这些曾经不屑一顾的活计,都成了油田职工的“新饭碗”。

大刘和笑笑那时已是采油矿技术骨干,虽然免于外出干活,但工资已跌破3000元。“我一个月房贷2100,车贷1300,要不是有公积金垫着,我真得抱着孩子要饭去。”大刘给我发信息吐槽,“笑笑还好,她老公买了房子。像我和小白这样的,日子真快过不下去了。”

受到家庭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年近而立之年的小白,依旧没能成家立业,至于那个“回老家光宗耀祖”的梦想也变得遥遥无期。为了尽快挣到钱,小白决定带队远赴新疆“外闯”。给小白饯行的时候,我俩都喝多了,散场后,我和小白趴在八中围墙外看里面正在军训的学生。

“你还记得35队那个王队吗?”小白点了一根烟递给我,“有次我带朋友去油城宾馆住宿,在电梯里遇到他了,穿着宾馆统一的制服,推着打扫卫生的小车准备进来。我说中午请他吃饭,他赶紧摆摆手,说宾馆管得严,只有30分钟的用餐时间,就不出去了。”

火光电石之间,我突然想起王队以前喷到我脸上的那些口水,没有接话。

“你说学校里这帮小孩,得算是‘油四代’了吧,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回油田上班。”小白又说。

“来个屁,我们领导都说了,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让他孩子念了石油大学。”我叹了口气,“这是个夕阳产业了,你抓紧挣钱吧,将来开公司了我给你打工。”




2017年,改革的浪潮终于拍到了我所在的单位,已经拿到专利代理人资格证的我主动要求“离岗”(自谋生路,但关系仍在油田,油田缴纳五险一金,油田让回来的时候必须回来)。这两年,油城大力发展知识产权相关业务,专利代理工作也跟着水涨船高。在油田单位里看不到希望的我,从2016年起就开始着手准备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了。

我爹听闻这个消息,连夜跑到我家,大骂我没有政治觉悟,眼见就要到手的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就这么飞了。

看着这个一辈子都在跟“油田正式职工”较劲的老头,我突然悲从中来:“爸,你看现在连胖子这种‘油三代’都要出去外闯市场了,这个铁饭碗早就碎了啊,干嘛还非要抓着它呢?”

这个时候,胖子被单位派到一家广告公司干活,工作轻松,就是挣的不多。“现在养家太难了,好在这个工作可以偷偷干点私活挣外快——以后你家要是想看什么书,直接拿电子版来我,我给你印。”都这时候了,胖子还改不了在我面前吹嘘的毛病。

可没多久,胖子的私活也做不下去了。一天半夜,胖子一如既往地偷偷打开广告公司的机器,准备印点东西。不知道是瞌睡了还是走神了,一个不留神就把手给挤伤了。由于这是私自开机干活,广告公司说不追究胖子的责任就不错了,给了他5000块营养费后再不出面。胖子只好回到原单位,开始了一场“是否算工伤”的拉锯战。

其实大家都清楚,胖子这种情况是不可能被认定为工伤的。但是胖子却执意要在这件事上争口气:“要是我姥爷,不,我爹还没退,看谁敢不给我批工伤?”

递了大半年的材料,各种找人、上访后,胖子的工伤认定不但没批下来,他反而还被发配至会场看大门了,一个月工资2000多,连孩子上幼儿园的钱都不够。

看着日趋颓废的胖子,我劝他,与其这样在油田高不成低不就地混着,不如跟我一起离岗创业,开个小型代理公司,抢占油城石油、橡胶行业的专利申请业务市场。

“不去啦,你们脑子好使,还能考个证啥的。像我这样的,既不能写也不会算,现在手又残疾了,出了这个门就是死路一条——这里才是我这种残废的归宿啊!”胖子端起手把壶嘬了一口,继续说道,“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的,提前享受退休生活了。每天啥也不用想,大门一开一关,一天就过去了。”


2018年,久不联系的胡主任突然联系我,想让我联名一起抵制“外闯市场”,在听闻我已经在代理公司站稳脚后,感叹了一句“还是你命好啊”就挂了电话。

一头雾水的我向胖子打听,原来,胡主任的儿子“外闯”时被安排去外地化工厂干活。胖子说:“这件事彻底击毁了老胡‘油田领导’的自信,他先是假装基层老职工给领导写信,抨击这种不顾员工自身安全的‘外闯’行为,又去厂长那里哭诉他家三代人为油田做出的奉献。没结果之后,这不,老胡现在又到处联系人联名抵制‘外闯’呢。”

至此,这个已经端了三代人的“石油铁饭碗”,彻底碎了。



后记


这次单位搞“誓师大会”,采油厂要求“外闯”和“离岗”的职工都务必参加,我也被叫回来作报告。在我看来,与其说是“誓师大会”,不如说是“动员大会”——油田继续给各个单位下达指标,人员必须再压减一半。采油厂要我们给大家现身说法,例证外出创业的优势。

“你知道吗?老胡他儿还是出事了。”胖子在地上搓了搓烟头,“老胡觉得化工厂环境太差,又危险,给他儿找了一个大学食堂的活,逢人就说他儿子在大学上班。结果他儿骑电动车上班遇到车祸,人直接没了。你有空去他家看看吧,挺可怜的。”

胡主任的家事我也有所耳闻,只是不知道上门了能说啥。

沉默良久,天台上突然传来会场里讲演者高昂的一声“我无悔于今日的选择!”我和胖子一下笑出了声。

“估计是要结束了,这都开始喊口号了。”胖子理了理头发,“我得回去收拾会场了。”

望着会场里开始向外涌出的人流,我问道:“胖子,你觉得油田还能坚持多久?”

胖子轻笑一声:“应该能坚持到我退休吧。”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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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州

拖延症十级患者,

三线小城的淘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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