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升职记丨人间

源济

官二代升职记丨人间

原创： 北落师门 人间theLivings 2019-04-10

心情郁闷的时候，我真希望上级行专门为我出个红头文件：“何大伟从今往后不再有参加副处级干部选拔的资格！”

配图 |《我们的家族》剧照

2018年6月中旬，我陪何大伟借酒浇愁。何大伟是我在新城支行的同事，年长我5岁，入行时间、资历也比我老得多。不久前，40岁的他再一次折戟副处级竞聘，还是“不战而败”。

“科长不挺好的嘛？”我挠挠头说。

“科长算个屁！”何大伟仰头闷了大半瓶啤酒，一串气泡咕嘟嘟升至瓶底，潮红色涌上了脖子。

“这我知道，副处级不就是副行长了嘛！”我应道。我2006年入职，期间业务虽有调整，但在副科位置上也挂了快10年了。

他微微一笑：“我算过，咱们行每十五六人出一个正科级干部，每五六十人出一个副处级。你小学当过班长没？聘不上副处级，就等于混得还不如小学班长！”

我没接茬，何大伟拿起我的杯子，倒满了一杯酒，开始说起他近10年冲击处长之位的历程：

2000年，我提副科级时刚满22岁，作为分管文秘的办公室副主任，当时牛X得不行。有人看我从“平头百姓”中冒了头，就劝我趁着热乎劲赶紧往上挠持。不过，我那时玩心太重，加上工作也不太着调，屁股在副科位置上焐了6年，才混上个正科级。

我原本以为继续升迁不过是时间问题，可直到过了30岁，我才有点急了：一则天上并未掉下个“副处”给我，二则儿子逐渐长大，花销成倍增加，每个月的工资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才三四千元，儿子每月的补课费都是我工资的两倍，靠吃老本过活，我在媳妇面前脸往哪搁？

再看看身边的同龄人，一个个都混得风生水起：发小成了县公路管理局的副局长，中专同学在某地方银行当了行长，聚会的时候，人家底气十足，掏起腰包买单甚为爽利，张口闭口都是管理、项目这些高大上的话题。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行评判人有了一个标准：35岁之前，混上个副处级的才是人中龙凤。

很明显，我落后了，这对我的自尊打击很大。我们行是一等一的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在北京，各省设置分行，下面是市行，再往下还有支行和分理处，垂直管理，一级压一级。国有银行明文规定，员工既不允许兼职，也不能做生意，想改变生活水平，便只剩下华山一条路——升职。

2011年，我决定报名参加市行下达的公开选拔副处级干部竞聘，没想到这是一个大坑，从此之后我就像是慢慢滑进了泥潭，奋力挣扎，却无济于事。

按照规则，当时全市200家网点、市行机关和十几家支行本部的正科级干部，几乎都有报名竞聘的资格。公开遴选分为4个步骤：资格审核（学历、任职年限、是否正在被处分期等）、笔试、演讲和答辩。连闯过这几关，写着你名字的红头公示文件才会贴在墙上，7个工作日没人检举揭发，你就走上了“人生巅峰”，摇身变为银行高管，只干动口不动手的活，收入增长到科级的5倍。

这种鲤鱼跳龙门式的跃升，对众多科级干部极具吸引力，那年，光我们新城支行参加竞聘的人就有3个：沈开，分理处主任，是位女士，68年出生，头脑聪明，业务精熟；赵强，客户部经理，70年的人，业绩很好，口才一流，信贷条款像印在脑袋里似的；我那时33岁，是计财科长，执掌财务大权，在支行200多员工中被称为“大才子”，键盘一敲，不敢说文采飞扬，两个小时码出一篇八股文似的行长讲话像玩一样，历经几任领导，见了我的稿子就没有不满意的。

既然是同一个战壕中的兵，我们仨索性凑在一起写竞聘稿子，复习考试范围。距离上场考试只差两天时，连续5年担任支行新年联欢晚会主持人的赵强也不免紧张，正色问我们：“你们说这竞聘真的是看成绩定人选？”

“当然！”埋头苦读的沈开瞪大了眼睛，“要不然岳行长为啥亲自出题、亲自批卷？”

“成绩不佳，就算是有大官打过招呼或者表示过心意的也聘不上？”赵强右手拇指和食指肚贴合在一起，轻轻摩擦了几下。我们都会心一笑，大家都从苦练“单指单张”和“扇面”的柜员做起来的，知道那是外行人才用的数钱姿势。

竞聘不是高考，桌面上的事情要干，桌子下的“工作”做不做呢？赵强和沈开“运作”没有，我不清楚，作为竞争伙伴，关系再好，人家也不可能向你交底。

我那时不是没有信心——家里的老爷子是市里有牌面的领导，交际广泛，上到市行副行长下到好几个处长都熟识，当初我一分钱没花迈进X行的门槛，就是靠的这种人脉，更何况，那几年市行的副处级选拔似乎已经成为了每年的“规定动作”。

我把参加竞聘的想法和老爷子说了，希望他和有关领导打打招呼，谁知这倔老头眼睛一瞪道：“打什么招呼？你爹我当年在县里起来，一没请客，二没送礼，靠得是啥？人品、能力！你还年轻，路还长，一开始就想着找关系、送礼，以后我退休了你靠谁？”

我想想，也是，无论拼文化、业绩还是支持率，自己都不输任何人；划定的考试范围我背得烂熟；民主测评支持率100%，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投出来的——即便是有人后门硬，10个名额里，怎么也得选2个有工作能力的人干活吧？

考试和答辩后只隔了一天，竞聘的结果就揭晓了，我们新城支行的3人全部落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打击，没过多久，笃信以成绩论英雄的沈开心灰意冷，辞去了正科级职务，甘做一名普通员工，数年后以50岁“高龄”通过了许多会计学硕士都头痛不已的注册会计师考试。

我也有些憋闷：论考试成绩，我的90分肯定排在上游；论讲演答辩，选手都摆在台面上，比我强的超不过半个巴掌；论工作经验，我从机关干部到网点主任轮了个遍。可竞聘流程里无论是笔试还是讲演答辩，分数都不公开，墙上只贴出一个综合名次。

“好事多磨，走上人生巅峰怎能一蹴而就？”我安慰自己，“苍天不负苦心人，反正竞聘来得勤。”

当时的新城支行行长和我关系不错，他拍着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别灰心，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走仕途这东西，有道是：‘猪往前拱，鸡向后挠，各有绝招。’”我的哥们大张那时候才刚刚爬上正科级的位置，熬到聘副处还得等满3年的工作经历，和我没有竞争关系。他对我的失败总结就是三个字：“没托人！”

“不和市行一把手打招呼，你咋想的？不是上不上钱的问题，关键是尊重，人家大领导起码得了解你这么个人吧？”大张教育我道。

我信了大张的话，隔年新一届副处竞聘开始之前，缠住了老爷子，死活让他拉拉关系。

可老爷子压根就没瞧得起这个银行内部职级，还是老妈比较心疼我，帮我递话：“这可是终身大事，趁你还在位子上，赶紧帮孩子一把啊……”最后也不知是哪句话点中了老头的“穴道”，他终于不再吭声，根据我对他的了解，这就算是同意了。

当年把我送进X行的就是老爷子，那年头国有银行真是风光到不行，工资奖金远远高于其他单位。别人问“在哪上班啊？”“X行”两字一出，对方保证伸出大拇指，倍儿有面子。可自从民营银行、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瓜分蛋糕，X行就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当初我们风风光光的银行白领，竟然十几年不涨工资。老妈时常埋怨老爸让我入错了行：“凭你当年的权力，儿子进哪个衙门不成？”

所以老妈对老爸说：“弥补过失的时候来了，副处级到手，年收入起码说出去不丢人。”

“找你肖叔吧，他和你们市行一把手岳行长搭过班子，凭咱的老关系，准成！”也许是去年的失败刺激了老头，证明了他那一套“凭本事”的思路行不通。

老爷子一个电话过去，肖叔一口应下，要张罗一场饭局。肖叔和我家是老关系了，不是我亲叔胜似亲叔，人在X行手眼通天。岳行长答应得痛快，但有个原则：“第一次吃饭，几个老哥们聚一下，孩子就先别参与了，传出去影响不好。”

肖叔当时也是正处奔副厅的干部，办这事轻车熟路。他自掏腰包，定了酒店，岳行长果真履约前往，本应私密的聚餐，还带着人事处长这个电灯泡。肖叔和我家老爷子都是领导身份，说话自有分寸，点到即止：“大伟这孩子年轻，有上进心，最近还在职读了研究生，工作业绩也相当不错，但想要进步，最重要的还是领导的关爱啊……”

岳行长一看这阵仗，早明白了八九分，回答得更直率：“年轻有为，很有希望，我一定帮大哥这个忙。”

“年龄、履历、工作业绩，领导都十分满意。”老爷子回家后这样对我转述，“好好工作，静待机遇。”

2013年6月，机遇来了，于是老爷子、肖叔和岳行长又有了第二次饭局。待到酒过三巡，按照计划，我不宣而至，恰到好处地连敬三杯酒，表了一下决心。岳行长非常高兴，酒局结束时他已经显出醉态，我自告奋勇将他扶到车上，挥手告别。

有了这次接触，我信心爆棚，征询老爷子的意见：“万事皆备，好像只欠……”

“过后也赶趟，我看人家未必能要，没看见每次赴约都是领着人事处长出席吗？就是挡着这一招，这说明人家岳行长提拔你是属于光明正大！再说，一把手在这种组织竞聘期间都是躲着人的，不然的话，拟提拔10人，有100人求你关照，怎么办？哪位不是头头脸脸的人物？不如干脆玩消失，不是不给你面子，联系不上，总好过得罪你吧？”老爷子信手拿起手机，摁下岳行长的号码，那边果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女声：“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赵强也参加这次竞聘，相对于上一次，他显得更加紧张，总是不停来回在办公室里踱步。

“我早上问我媳妇，你老公要是聘不上，跳槽一家民营银行，混得不好被解雇了，能不能养我？你猜这个败家娘们儿说什么？”他问我。

“什么？”

“‘不养！’唉，干脆又利落啊！”赵强一拳打在铁皮柜上——我知道那里面装着他想要给领导表示的“心意”，两捆，静静地躺在平时不锁的格子里。他方才给市行二把手打电话，同样是关机。

一套竞聘流程走完，我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熬过两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的日子，终于等到了宣布的日子，我早早来到单位，却无心干活。

通知一般以接到市行人事处的电话为准，也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会在此之前先打电话祝贺——X行干部几年一轮岗，指不定谁落在谁手里，借机拉近与未来副处级干部的关系，何乐而不为？

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次竞聘里被视作“冷门”的赵强接到电话通知了，并且就留在新城支行做副行长。那时我们正在开行务会议，一个电话打过来，他接起后，脸猛地红了，右手不停地按自动笔，发出“咔哒、咔哒”的响声，像是在发泄，也像是在抑制自己的情绪。

我有了一丝不详的预感，挺到午休吃饭，按捺不住，主动打给市行一位人事主管。

“何哥，让我通知的名单里没有你呢。”人事主管说话都特别委婉，讲究分寸，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说出“不、没”这样的否定词。

我撂下电话，悲从中来，难受极了。

“大哥，不好意思啊，孩子笔试成绩没过，就差2分，可惜！”拟任职人选公布四五个小时后，岳行长一个电话打到我家老爷子的手机上，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鬼才相信是因为2分呢！”后来大张冷笑着说道，“我看呐，是你找的人不对！你想啊，你肖叔不过是个正处级，岳行长是市行一把手，副厅级，X行系统之内还能求得着谁？你看人家北城支行林主任这次不是上去了嘛？他姐姐是一县之长，现在不是讲求‘业绩为先’嘛，岳行长就不求上进了吗？这可是个潜在的‘大项目客户’啊！”

“所以，就算是笔试最后几道论述题都答错了，也能得高分？”我愤懑地说，“林主任一出考场对题时候自己说的呀，他一连几道题答案都不对，脸色都变了！”

“幼稚！对什么题？又不是高考，即便是没答上，也要装作发挥不错的样子。无论谁问，都说必能考得高分！反正分数也不公开，聘上了，理所应当，聘不上，谁还会关注一个失败者啊。”大张说得似乎很有道理。

后来我曾经厚着脸皮，私下里特意向赵强副行长请教成功的秘诀。

“努力工作，认真复习，好好考试！”这是他给我的答案。

也对，竞聘成功的人都忌讳谈个中因由，都说自己是凭能力。

我两次竞聘副处铩羽而归，让老爷子的自尊心大大受挫，对这个他之前完全瞧不起的“副处”较上了劲——毕竟，眼瞅着后年他就要退休了。

“这样吧，我亲自去求汪副市长出面吧。”他叹道。

我心中一振：汪副市长是一个绝对重量级的人物，这个级别的领导跺一跺脚，全市都要颤两颤。老爷子这张王牌，不到关键时刻还真是不用！

据说后来汪副市长亲自给岳行长打了电话，效果立竿见影：2014年7月，岳行长来到新城支行调研，听取经营汇报之后，竟然就在会议上点名表扬了我，用词热情洋溢，以前从未有过。参会的各级领导大为惊讶，皆认为他在为我“造势”，我的名字立即成为了干部选拔的大热门。

如此看来，下次竞聘我是十拿九稳，但“那一件事”没办，我还是放不下心来。我几次单独求见岳行长，都碰了软钉子，只好起了大早，去到市行门口守株待兔，果然一过早上8点，他准时出现在市行门口。

“你来干什么？”岳行长看我直奔过来，先有三分警惕，目光落在我手里提着的沉重的提包上，正色道，“赶紧回去上班，不要动歪心思！”

不容我答话，他便大踏步往楼内走去，眼见他已经进入了环境摄像探头的范围，我拉住他显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只好悻悻放弃，不甘心地补了一句：“大伟绝不会让领导白帮忙的……”

那年竞聘，我将讲演稿背得滚瓜乱熟，在评委面前脱稿而谈，大出风头。那时新城支行原来的行长已经晋升到了市行副行长，他坐在评委席上偷偷冲着我竖起了大拇指，竞聘一结束，他便亲自给我打电话：“非常好！讲演、答辩冠绝群雄！没给我这个老领导丢脸！”

“今天晚上就出结果！”他继续说道，“一会儿加班开会确定人选，我帮你盯着。”

有这样一个大领导主动护航，真是天助我也。我感激涕零，当天下午6点半，我完全咽不下晚饭，坐立不安，直到手机响起，便蚂蚱一样扑过去接听。

“没什么大问题，基本上成了，你就等着请吃饭吧！”老领导兴奋地说。

我不由得长长吐出一口气，心中涌出一阵激动——这几年来工作的拼搏和人情上的维护没有白费，即将提升的社会地位，5倍的收入，朋友同事羡慕、尊敬的眼神，这回他们再叫我“何处、何行长”，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只是不知是留任支行当副行长好、还是去市行当副总经理好呢？

可我的高兴并没有持续几个小时。

当天夜里11点多，我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了（中层干部要求必须24小时开机），一看是老领导的电话，我顿时睡意全消。

“不妙啊，他们刚才贪黑在10点又开了一次小会，竟然没叫我参加！”老领导语气变了，忧心忡忡地说道。

我闻言如坠冰窖。

我做过好几年的支行行长秘书，这样重要的会议，岂有班子成员缺席的道理——十有八九是横生枝节，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我给顶掉了。估计是“拟任职”名单有变，怕我得到消息受打击太大，先给我吹吹风降降温。

放下电话，我心里虚了，完全没了底。要知道，X行从前闹出过副行长带着竞聘成功的干部在去宣布消息的路上被上层的电话“火速召回”的大笑话。

“别多想了，开会不一定研究的是你的事，汪副的面子不可能不给！”媳妇安慰我说。

可只要结果没有揭晓，就一切都有可能。我再也睡不着了，撑到天蒙蒙亮，就跑去上班。在和沈开干活时，手机屏幕一亮，是老领导。我心中一阵紧缩，瞬间产生了一种逃避的想法，就像是“薛定谔的猫”的实验即将揭开盒盖——按下接听键，结果立见分晓，我的心紧张得咚咚直跳，连手也有点发抖。

“X他妈的，这帮玩意儿……”耳边传来了一向文质彬彬的老行长的粗口。作为一个东北汉子，我承认这是自己这辈子最为丢脸的时候，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着同事们的面，眼泪簌簌落落掉下来，把所有的同事都吓了一跳。

“沈姐，麻烦你帮我弄完……”我逃也似的冲出了银行大门，躲进自己的车里，才放任泪如泉涌：“再一再二不再三，以后再参加竞聘我他妈就是狗！”

2014年年底新城支行的年终述职大会，是由另一位市行副行长出席的。在做会议总结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新城支行干部队伍不错，素质很高，上次竞聘就有一位中层干部，表现得十分优秀！人生难免挫折，不要灰心，再接再厉！”

我知道他说的是我，可奇怪的是，我与他素不熟识，难道他知道什么内幕，替我感到不平和遗憾？

我儿子上了全市第二好的初中，同学的家长们都非富即贵，小孩子们比完吃的穿的就是拼爹。“我爸爸是处长”，“我爸爸是局长”，只有我儿子一声不吭——他爹是一个小科长，哪好意思说出口啊？

眼看自己已经奔着40岁大关而去，晋升这道门坎迈不过去，就在一棵树上吊死了。我开始动了跳槽的心思。身边跳槽到民营银行的同事一抓一大把，不少都是赚了钱、升了官的。在民营银行里，往上升的方式是确定的，那就是凭业绩说话，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将自己的简历发给有门路的朋友，得到的回复是：“有希望带领一个团队，或是任一个支行的副行长”。我那时候还有一番干事业的心气，可没想到，父母和媳妇一致举双手反对，理由是民营银行不稳定，业绩不好工作难保。之前赵强副行长学他老婆的话开始回响在我耳边——到了我这个岁数，身不由己，什么事情都要顾及家里，要放手一搏，谈何容易！

2015年，新城支行行长轮换，新任行长与我相熟。他甫一到任，便直截了当私下问我：“大伟，听说你连续三年都竞聘无果啊，按照你的条件不应该啊，到底差在哪呢？” 

“领导，我要是知道了，不就能聘上了嘛！”我苦笑着回答。

“这么大的事，你家老爷子没找汪副？”

“找了啊，不管用！”

“啥？这么大的官都不管用，那你还聘个屁啊！”

“后来岳行长和我家老头承诺了，说上次有点不方便说的意外情况，下次‘保成’！”

我并没等到“保成”的那一天。

2015年9月，岳行长突然平调外省一家系统内审计分局，老爷子说他走后的第一个春节，竟然如同老友一般打来了电话，除了拜年，还主动抱歉，说没把我提起来。

“没问问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哪点比那个就会天天给他擦办公桌的王科长差？”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愤怒地说道。

“有什么用呢？即便是他说出了理由，又有多少真实性呢？”老爷子一句话呛得我哑口无言，“他已经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说什么都于事无补喽！”

接替岳行长位置的是外地市来的刘行长，市行如同换了天。肖叔很快刘行长取得了联系，拍着胸脯和老爷子保证：“老刘我熟，大侄子这事包在我的身上！”

我又蠢蠢欲动起来。

谁知刘行长与岳行长“打法”不同，并不热衷提拔干部，全市X行系统副处级岗位空职20多个，他却足足拖了两年，没搞一次竞聘。

直至2017年4月，市行机关才开始隐隐传出竞聘的风声，我赶紧给肖叔打电话。

“这事不用说，我早就替你规划好了，你的基本情况和简历已经给刘行长发过去了，他非常认可，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肖叔照旧跟我打包票。

“叔啊，这些年来超过43的科长就没有聘上过的，你说我这么多次整不上，马上40的人了，这是倒计时了，经不起失败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也实话实说。

“你放心，这次不光是我的老关系，我还找了司法系统的老曾，他和刘行长是铁哥们，保准没问题——但有一件事，老曾说为了稳妥起见，‘心意’要先到位。”

“得多少？”

“30个。”

我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合着症结就在这里啊！以前不成，就是因为“心意”不到位，领导说不要，你就缩回去，关系再铁，能有真金白银来得实在？

不过30万的数额相当于我当时5年的工资，比我之前准备的要多不少。这近乎是一场豪赌，最后，肖叔安排我将东挪西凑的“心意”交给老曾，老曾赌咒发誓说全都包在他身上。

照理说肖叔与老曾熟识，我应该能信得过他，但一提及这数额不菲的“心意”到底会落在老曾口袋里还是刘行长口袋里时，他俩就闪烁其词，刻意移开话题。我隐隐感觉有些担心，决定当一回小人，单枪匹马闯一趟市行，一方面探探口风，一方面毛遂自荐。

这次我掌握了技巧，先打电话给行长秘书，得到一把手就在办公室的准确消息后才直捣龙门。刘行长身材清瘦，穿着一身合体的深灰色西装，见我进来，自然是一愣。

我赶紧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开始自我介绍：“刘行长您好，我是新城支行何大伟，曾叔跟你提到过的那个科长！”

“哦？”刘行长的声调是向上提的，毫不客气地问道，“谁？”

“曾……”我小心翼翼地说了老曾的大名，他听得清楚，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不接茬，将话题转移到业务上。临走时，我拿出准备好的一个信封，刘行长说什么也不接，我只好将信封丢在他的办公桌上，他也没再阻拦。

这次见面让我又喜又忧，刘行长没承认老曾找过他，难道老曾是在说谎、想要黑下我的“心意”？但好在我的“小心意”刘行长收下了，这又给了我想象的空间。

我给肖叔说了这次见面的事情，他笑道：“人家刘行长怎么可能承认打招呼和收‘心意’的事？领导也需要‘交人’，既然你的‘表示’他收了，就说明没问题，潜在意思，就是提拔你的人是他老刘，想栽培你成为他的嫡系，为他干事，这不是好事嘛？”

谁知没过几天，风云再次突变，不仅原定的副处级干部选拔竞聘取消了，刘行长也拍屁股走人调到省行任副行长，市行行长的宝座由卢行长接替。

我几乎要爆炸了——那“30个”可不是大风刮来的，就这么打了水漂？

“大侄儿，别急嘛，是这么回事：刘行长和省行一把手有些不合，省行批复给市行的副处级名额本来只有9个（超过10人需要北京总行审批），还暗示了一些人是必须要提拔的，就给了老刘2个说了算的名额，老刘一怒之下，索性一拍两散，取消了竞聘……”肖叔说。

“那我那‘30个’怎么办？”

“哎呀大侄子！你还不知道呢吧？市行新来的卢行长是我以前的副手，老曾也熟，这几天就帮你联系！”肖叔安抚我道。

作为市行一把手、副厅级干部，卢行长才刚过40岁，相当年轻。他履新1个月，就走遍了X行在本市城区加乡镇的200家网点，表达了对经营的重视，几次公开场合提及了他选拔干部的原则：“重业绩，重成绩，重学历。” 

我很庆幸自己想办法事先调到了经营部门——按照卢行长的“打法”，新城支行已经连续3年业绩排名全省第一了，主要就是我带队的客户部的功劳，几十亿存款，几十亿贷款，超过了好几家二级分行的份额。而且，论考试那一套流程，我不输任何人。

可我也有自己的担忧：我的第一学历是中专，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短板，尽管我在职读了本科甚至硕士，但如果选拔干部时硬杠划在第一学历上，全都白费。

“今年一共举行两次竞聘，”肖叔未卜先知地说，“我和老曾已经与卢行长聚2次了，每次都是4瓶白酒啊！他透露给我们的计划是今年先举行一次不要求学历的（选拔），明年再举行一次要求学历的。”

老实说，肖叔这几次办事已经让我有点不放心了，但说他会硬生生不顾老爷子的面子撒谎，我想还是不至于。

竞聘之前，X行全市城区支行副行长进行了一次轮换，新城支行、红阳支行两位副行长被“轮走”，卢行长却没有安排接任者，基层十几家支行，只有我们两家副处级空岗。卢行长是肖叔老部下的事，是X行高层都知道的事情，流言逐渐开始传播，说是这两个岗位是卢行长为我和红阳支行营业室主任预留的，这让我信心重燃。

可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2018年6月初，公开选拔副处级干部的方案下发，向来先有内部消息的我，竟然是最后一个得到通知的人——不过无所谓，因为方案上“报名资格”的第二条上赫然写着：“第一学历大专或以上……”

经过连续7年的努力，我终于连报名参加竞聘的资格都没有了。好似有一柄利斧狠狠砍在我心坎之上，被欺骗、被戏弄的感觉如鲜血迸流一般灌满了胸腔。

愤怒之下，我直接拨打了老曾的手机：“不是说第一次（选拔）没学历的要求吗？你怎么问的？！”

“哎呀，这次怎么要求学历了？这卢行长！”老曾似乎对这事一无所知，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轻描淡写地说道，“没事，那肯定下次竞聘是不要求学历的！”

我只好作罢，咽下怒火，侥幸地等待下次“不要学历的竞聘”。

卢行长此前反复在大会上讲，要提拔业绩好、有营销成果的人才，搞得一帮有竞聘野心的科长们不分节假日、24小时在全市的营销微信群里信息轰炸，为的就是刷存在感、让一把手看见自己有多专业、多敬业、多努力。

谁想到这次选拔名单公布，擢升的9名副处级，全部是在银行里负责后台、不参与营销的干部，之前没日没夜加班的热门人选全部落榜。这让他们大叫不公平，后来有人一纸匿名信丢进省行纪委举报箱，不但大谈干部选拔黑箱操作，还抖出了卢行长与本部年轻女员工的绯闻——但此人似乎忘了，卢行长同时兼任省行副行长职务。

改变领导意志是天方夜谭，想要往上爬还得投其所好、自我调整。新的一轮竞聘到来之前，科长们都开始拨弄起自己的小算盘，有人选择往后台部门运作，有人选择再赌一把下次会轮到前台的干部。

我也不怕人笑话，这小8年来，不靠谱的办法我也折腾过，有大师说我住的房子风水不好，我换了；办公室里风水阵也摆过；算命先生说我命里还是有的，可拜佛烧香无数次，神仙佛祖也没管用啊！

我妈一见我斗败公鸡的样子，就愁得偷偷抹眼泪。老爷子退休后，“这老肖不够意思，真他妈不够意思！”成了他的口头禅，两家世交几乎反目。

我已经信心全失，跟肖叔和老曾挑明了好几次，不准备再参加什么竞聘，只想要把那份沉甸甸的“心意”拿回来，都是工薪阶层，“30个”够我儿子读到大学毕业了。可两个老油条不但都装糊涂，反而还倒打一耙，向老爷子告状说我“变得不上进”了。

参加竞聘的次数多了，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一逮到机会，便拿这事跟我逗闷子。更恶心的是，“竞聘副处级干部”还成了我被支行行长抓住的命门。新城支行有几位科长，都是属于竞聘副处级毫无希望的，工作一多就半真半假地闹辞职。但支行人才梯队断档，无人接任，所以必须哄着他们，多出来的苦差事，行长便一股脑地丢给我。我承担的分外工作越堆越多，跨科室、跨分工，有人还不满地奚落我为支行的“四把手”（一正两副三位行长），气得我差点和他动手。

我找行长理论，就得到一句话：“你和他们不一样，想进步，就要比别人多努力。”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其实没有希望升职的人才是幸福的。

我和老婆是中专的同班同学，结婚17年了，自从我最后一次竞聘被“大专线”卡下来之后，她也开始嫌弃起我的学历来，督促儿子上补习班时，不止一次说：“要好好学习，上名牌大学，别像你爸，被文凭压一辈子……”损友一见面也问我：“大伟，有生之年还能整上副处吗？”关系一般的人则说：“放心，你这么努力，下次竞聘肯定能上！”

是揶揄还是鼓励，是安慰还是嘲笑，我已经分不清楚了。都说“有求皆苦，无欲则刚”，道理我懂，可关乎“票子、房子、位子、面子”，又有几人能够逃出欲望的牢笼呢？心情郁闷的时候，我真希望上级分行能专门为我出个红头文件：“何大伟从今往后不再有参加副处级干部选拔的资格！”

断了念想，我也就安生了。

后记

那晚喝完大酒后，“下一次不要求学历的竞聘”并没有到来，倒是从2018年6月末开始，我们行启动了“重点城市行改革”，3家城区支行被撤销并入邻近支行，省行大规模下派本部机关干部到支行任副行长“挂职锻炼”，副处级的空缺是一天比一天少了。

2019年年初，领导们说一季度结束之后就会开展新一轮副处级干部选拔，可“人算不如天算”，4月初卢行长接到通知，要去北京总行培训3个月。一把手不在，竞聘肯定是搞不起来的，起码上半年又是无望了。还有传言说，卢行长正在运作总行机关的一个位置，如果他调走的话，又得从头开始和新来的领导“联络感情”。

何大伟已然对“副处级”死心了，眼下他已经和媳妇分居5个月，只差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他家老爷子打电话告诉他说，他妹夫马上要跳槽到一个南方的大学，得知本地的国有银行也正在招中层，年龄放宽到45岁。

家里研究了一下想让他去应聘试试，又开始一边思想斗争，一边撰写简历。

去年下半年那场10年不遇的“重点城市行改革”，也波及了我主持工作的网点，网点被划走，我的岗位没有了，再想竞聘，还得重新“运作”。何大伟给我讲的这些“竞聘副处”的经验，也不知何年何月能用上了。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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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落 师 门

拿起笔就有如

点燃灵性火焰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