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德芳刚安排完哥哥一家的住宿之后就犯了愁——那是1996年,“城镇户口”早已贬值,就连她——堂堂一个供电局工人的妻子,都还没找到一个“正式工”工作——何况刚从农村过来的哥哥嫂子。
好在两个侄女均已初中毕业,德芳就和哥哥商量了一下,决定让大女儿先找一份工作,小女儿还小,就帮她报一个电脑培训班,学好了,再相互教一教,这样以后两姐妹找工作都容易。
而对于哥嫂俩人,德芳就直说了:“想吃商品粮拿国家工资,就不要指望了——我都不指望。你们买的那个户口,根本没用了。要是放得开,还是能找到事做的,要是放不开,就只能在家坐着了。”
德文忙说:“现在不在村里了,也没人认识我,我不挑事的。”
“卫华(德芳丈夫)他们单位,正好在招两个搞清洁的,你愿意去的话,明天就过去看看。”
就这样,德文进了供电局。
虽然一开始对妹妹讲自己不挑事,但等到真正上班了,穿上公司专门的保洁服,拿着一把扫帚,在每个楼道里弯腰打扫的时候,公司里每一个过往的人,要么就视他如空气,要么就对他吆三喝四——这与他之前当村主任时处处感受到的优越相比,落差实在太大。但确实已别无选择了。
好在几个月之后,小女儿培训班学完,顺利找到了工作。生活压力稍一减轻,德文就说,想换份工作。
虽然德芳说那个城镇户口已经没什么用了,但德文还是不死心。在辞掉工作后,他经常买来一摞报纸,研究上面刊登的招工启事,只期望能找到一份对口“城镇户口”的正式工工作。但看得多了,德文终于还是失望了。报纸上那些他梦寐以求的工作,随便一个什么文凭、技术要求,都会把他挡在门外——他这才发现,那个花了几千块买来的户口,真的一点用也没有了。
再往后,德文送过报、送过牛奶,还蹬过三轮车、摆过地摊、卖过水果……但大部分他没有超过一年。当然,他也不是只做过这些零工,1999年,他在街上碰到一个老朋友——当年邻村的李主任,俩人相见都颇为惊喜,老朋友问他的近况,德文就说,想找个事做。
邻村主任一拍巴掌:“哎呀你当年多有本事一个人,不能委屈了。走,到我儿子那去,让他给你安排个差事。”这时德文才知道,李主任早不当村官了,目前在儿子家养老。他的儿子李福在市里开了一家综合商场。
见了德文,李福马上就答应了:“刚好商场缺个保安,最近日用品区经常丢东西。叔,你就每天在日用品区转转就行,这事可以吧?”
刚开始,德文还是蛮尽心的,上班一刻也不敢放松,生怕有商品丢失。后来,李主任就时不时来找他,一起抽上两支烟,这让商场里的其他员工也对德文刮目相看起来,时间一长,德文就飘飘然起来。
没过多久,日用品区连丢了好几次东西,李福说了他几句,李主任也不再找他抽烟了。于是,在领完当月工资之后,德文也识趣地辞职不干了。
除了继续打零工,德文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了——他是个把面子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人,回农村这事儿他实在做不到。
直到2010年,靠着已结婚多年的两个女儿的支持,德文夫妇终于在市区买了一套六七十平米的两居室,才结束了长达15年的租房生涯。
在此之前,德文曾打听到城镇的贫困户可以向政府申请廉租房的事,特地跑去打听。工作人员在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告诉他,需要分户才能申请——可当时他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如何分户?最终还是只能买房。
2015年,德文患上胃癌,一场手术下来,苍老了很多。更令他郁闷的是,因为他是城镇户口,却从没上过城市医保,而农村的新农合又不能办理。所以,医疗费只能全部由自己负担。
如今的德文,虽然身板骨还在那儿,形态气势还有当年做主任时的些许风釆,但满脸的皱纹和苍苍的白发,还是昭告了他已垂垂老矣。我想,如果不是这次村里强行推倒所有的老房子,他应该是不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