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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第二届非虚构写作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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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1 12:07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4-21 12:09 AM 编辑

穿婚纱的杀人少女

 夏龙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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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春天,垃圾场周边的太阳菊刚冒出来,我指挥几个新犯蹲那儿薅草。一旁的管教朝我招手,老秦老秦。我跨出极长的两条腿,奔到管教面前,问有什么差遣。管教说,亏你是老犯,不知道让他们穿马甲?

狱内零星劳作要穿一件红色的警戒马甲,我赶紧回岗台取。

管教说算了,将我拉到一旁,塞我一包红双喜。我双手接过来,说谢谢干部。管教说,明天我休假,后天你都出去了,我也送不着你。抽的时候注意点,千万别在监房抽。

我猛点点头。管教又说,你待会儿把头刮干净。我小声问,不是让留一月头发吗?管教说,这里面没镜子,你这地中海还是刮干净好看,而且两鬓全白,不精神。我笑笑,说还是留着吧,几十年没留过头发,长着好玩。管教说,你太夸张,哪几十年了,你这趟死缓官司吃得顺当,实坐十七年。我说,还有上一回嘛,两趟加起来三十三年四个月。

刑满前,管教送老秦一包红双喜,这事发生在2016年3月24日,被他完整记录下来。他的日记本起先写满伤心事,记下许多吃过的苦,后来慢慢改了,只写开心事。

我认识老秦始于那堆日记本,一位狱警朋友给我送来时说是老秦刑满前被扣下的,为了让我写出老秦的故事才调来给我参考,但不能保留,要归还到违禁物品收管室。

老秦是1963年生人,20岁吃了第一趟死缓官司。案子很简单,老秦帮村里挖鱼塘时跟工友抬杠、打架,将对方摁在淤泥里呛死了。他刚进看守所,听狱友说起朱老总孙子“吃花生米(枪毙)”的新闻,严打开始了,他惶惶不可终日,料定自己逃不过一死。老秦最终被判死缓,是村长找人保他。据他自己分析,挖鱼塘是公家活,村长不愿看着闹一场矛盾死两个劳动力。

第一回死缓官司,老秦实坐十六年四个月。1999年,母亲重病卧床,老秦刑满后头天进家门就为治病钱发愁。他在“里面”和一个卖白粉的贵州人关系很铁,为了搞快钱,去帮那人带一包海洛因,194克,被缉毒警当场逮住。这天距他刑满之日不过一周,等于放了个小长假。

按道理,这回老秦必死无疑,首先运毒的重量远超死刑判决底线,其次老秦是累犯,极可能被严惩。关在看守所期间,老秦托亲戚捎来寿衣寿鞋,只等开庭宣判,认认真真伏法上路。

有天夜里,老秦处于一种将睡未睡的浅梦状态,梦境里全是劳改农场的画面:一群管教站在金黄麦浪中说笑,他满头大汗,弯着腰割麦,周围一个同改都没有。他跑去问管教,同改们呢。管教说,大赦天下了,但你不能走,得割完这些麦子。他放眼望去……被无边无际的麦田吓醒了。

老秦醒来后要上厕所,过道里原本该有犯人站岗,他抬头没见着,猜想那人可能在如厕,就等了一会儿才起床。走近厕所门口,老秦嗅到血腥味,伸头一看,值日的小岗用厕坑里的毛边石割了脖颈,血流得满地都是,像踩翻了一个油漆桶。老秦赶忙呼救,管教开门,犯人也一起帮忙,最终送医及时,把小岗抢救了过来。

老秦因救人立功,第二次被判死缓。领到判决书那一刻,他想起那个麦田之梦,认定自己就是劳改命。

老秦第二次刑满释放前一天,老家的三任村长突然入监探视,随行还有两位穿西装的女士。老秦很惊喜,坐牢这些年没去过会见室,来不及揣测这些人的来意,就立刻跟管教去了。

和老家人照面,老秦很激动,尤其重逢当年救自己一命的老村长,他险些落泪。老村长已80岁,耳朵不好,老秦喊七八遍,老人才会意地点点头。一番寒暄后,两位女士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文件,新任村长向老秦展示,说带来两个好消息:“首先,老秦家的宅子拆迁了,今天过来补签一下程序上的事,签完字,你就是百万富翁了。”

老秦一听,懵了,问:“那我以后住哪儿?”

对面人都笑,有钱了,还愁没地方住?天天洗桑拿去。新任村长补充道:“安置房早就分完了,当时考虑你没这么快出来,而且你也没有直系亲属……当然了,也怪我们做事怕跑腿,没及时跟你落实,是该来商量的。但现在来,其实对你更好,补得更多嘛,都是我们替你争取的。你虽没落到安置房,但全村补偿款属你最多。”

老秦急得跳脚,嚷嚷道:“那我家里的东西呢?我老爹老娘的遗照呢?”

新任村长转而问上任村长:“扒房子时,有没有上他家里收拾一番?”

上任村长一拍脑额,皱着眉头回话:“屋里几乎是家徒四壁,也怪当时事情急,没考虑周全。”话音未落,他赶紧回补一句:“补偿款已经算尽所有损失,老秦你放心,不亏呀。”

老秦大脑一片空白,许久说不出话。管教站在身旁,他想发火却不敢。

新任村长接着说:“老秦,你这是在里面太久,还不明白自己摊上好事了。我让老村长跟你再说两桩不好不坏的事,当年他救过你的命,你听不明白可不许拿他老人家发火。”

老村长拿出一纸发言稿捧在手里,照着读,先说了一桩不好的事。古林岗属征地范围,老秦爹娘的坟墓在那儿,别家补贴2000元迁坟费用,老秦家没人料理,况且村里人以为他被判死缓得终生在劳改队,于是直接把那两座坟铲平。老村长继续讲不坏的事,虽然坟被铲平,但眼下会按一座坟1万元补偿老秦,拆迁费加坟墓补偿费,一共102万元。

老秦一听,血压上去了,身体一晃从椅子上栽倒而下。管教扶他起来,问他能不能行,不行就等出去,核查无误再签这些文件。新任村长听了不乐意,朝里头喊话:“老秦,你有今天的命,还不是老村长搭救的?老村长的面子你都不给,以后没脸回村里。”

老秦静心想了想,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便将一堆文件全签了。摁手印时他扫一眼日期,发现那是五年前的日子。

回到监区,老秦将事情讲给同改们听,不消五分钟其他监舍的同改也都知道他成了百万富翁。那正是饭点,大家端着饭碗跑来,挤在门口跟他套近乎。有人问,老秦老秦,你手头抓着这些钱,出去准备怎么潇洒?老秦唉声叹气地说,那钱都是爹娘宅子和尸骨换来的,哪有功夫潇洒,一门心思想成家对他们有个交代。

大伙儿笑他:“都多大岁数了,你这个老处男还有办事能力吗?”老秦没心情陪大伙儿逗乐子,他认命,深信这突如其来的一笔钱是父母的冥嘱。

大伙儿出谋划策,传授他泡妞技法。有刚“进来”的同改提议老秦走精致大叔路线,说眼下女人喜欢大叔、爸爸,只要老秦舍得花钱、使劲疼人,不是搞不来女人。其他人把这提议否了,认为老秦官司吃得太长,脑子锈了,比不过“外头人”精明,会被女人骗光了钱。100万虽够成个普普通通的家,但经不住这种玩法。

另有人提议,老秦干脆买个女人,4万元钱,只要有本事看得住,性价比超高。提议者是个人贩子,立刻被众人轰了出去。

最后所有人都赞同,让老秦踏踏实实靠相亲碰缘分。但老秦吃了两趟死缓官司,肯定会把女人吓走,一般人不能理解这种经历。最适合老秦的相亲方案,是去女监门口碰运气:蹲守跟他情况相同,出狱后无亲无故,但又极其渴望回归生活的女劳改犯。

“你别管她以前什么经历,她也不管你经历过什么,两人齐心往前看,使劲往前走。”

今晚是劳改最后一晚,我记下这句同改们叮嘱的话,心里酸溜溜的。都是朝夕相处的狱友,以后到了外面,再见不见是一回事,人心再齐不齐又是另一回事。

今晚我一分钟没睡,明早就出狱了,这些年如同梦过一场。

今晚这一页翻过去,日子是张什么新面孔,我心里头没数,后怕。

这是老秦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凌晨2点写的。

早晨7点40分,当班狱警交接班后送他去办理出狱手续。门口来了辆接他的面包车,新任村长坐里头,给他带了身新衣服。监狱门口有条野河,里面尽是被抛弃的衣服和鞋子,老秦在车里换上新衣服,将旧衣服一件件抛入河中。

回到老家,那地方的变化翻天覆地,老秦连东南西北都认不清。在招待宾馆住了一阵,落户、身份、账务各种手续搞定,老秦去城里买西装,修头发,而后去女监门口碰缘分。

这是老秦头一回去那儿,考虑得不周全,时间和日子都不巧,一个刑满的女犯也没撞着。一年只有四次减假(减刑假释)大释放,平常零星释放的犯人较少,日均不足一人,而且都在早晨8点前放人。老秦觉得既然奔着找对象的目的,就不能瞎找,条件要挑明,得重点布置几天后的一季度释放日的事宜。到时他会举一块牌子,写明自身、理想对象的条件,中意他的人自然会过来。平常他不一定每天都来,只能偶尔撞运气,主要希望都寄托在一年四次的大释放日。老秦想,这事必须坚持,一定要碰对为止。

一季度释放日这天,老秦起早,拿着预先做好的牌子,上面印着两行醒目的艺术字:男征女,男53,身体健康,有购房条件,觅35至45女,独身,有再生育想法。

到达女监门口,那儿已经围着一堆人,都是来接人的亲属。6点多钟的春晨,天色尚没亮透,老秦蹲在门口吃下两个包子,候着。接人的车陆续又驶来几辆,他左挪右腾给车子让位置,脸颊发烫,心里七上八下,把牌子藏于身后。

将近7点,女监大铁门上的一道小门打开,先走出两名女警,而后是排成队列的女犯。女警喊到“原地踏步”的口令,女犯们则回应“一二三四,洗心革面,重塑新生,一二三四”。亲属们被五米开外的警戒圈拦住,很多人正用手机拍视频。其中一名女警喊“立定”,然后致辞,祝贺大家获得新生,随即喊“解散”,女犯逐一与女警拥抱,然后招手呼唤各自的家人。接下来,其他列队的女犯陆续出来,一批批喊着不同的口号,每个监区的刑满仪式各不相同。

老秦被这股鼎沸的人声逼到一处角落,打起了退堂鼓。但他忽然想到,多年前被押到公审大会的场景,那当口他被五花大绑,拇指粗的麻绳将他双臂吊高在背身,几乎是被警察提溜着安置到公审台。

“那场面我都见识过,眼下这点小儿科,至于怕吗?”历经这么一番自我鼓舞,老秦举起牌子挤到人群正中央。结果,女犯们忙着拥抱亲属,他的牌子根本没能引起几个人的注意。

女人们一波波被亲属接走,太阳逐渐高升,监狱的铁门“嘭”一声关紧。老秦略略失落,收拾牌子准备撤离。马路左侧的行道树后头有人喊:“老头,过来。”老秦扭身没瞅见人,况且周围还有两三个路人,不确定那喊的是自己,未加理会。

那声音又喊:“秃顶老头,来来来。”这次树后头伸出半截脑袋,是个留着短发的年轻女孩。他凑近看了看,女孩穿一身粉色睡衣,胸口和后背缝着一条白布,那是犯人的私服标记。刑满之日,犯人都会将这身私服脱掉扔了,驱除晦气。女孩还穿着这一身,想必是没亲属送来新衣。

女孩倚在树干上,指了一下老秦的牌子,问他几个意思。老秦瞅瞅女孩的样貌,胖是胖了点,但肤色细腻,眉眼有神,就是太年轻。

老秦回答:“你不行,过25岁了吗?”她“切”了一句,问他认不认识刘晓庆、赵雅芝和许晴。老秦说头两个熟悉,看她们电视剧有好些年了,但许晴不熟。

女孩又指一下他的牌子,说:“那上面条件我都满足,你赶紧表个态,能不能相中我。”

老秦乐了,说:“少古灵精怪,你能有35岁?”

“你太不懂礼貌了,女人年纪不能瞎打听,再说年纪越小,你越占便宜。”

老秦问她哪里人,怎么没人来接,犯什么事进去的。女孩不耐烦,跺跺脚,说饿了,让老秦先请她吃饭。

老秦暂住县郊宾馆,正准备租套房。女孩吃饭时听说这状况,一边嚼着东西一边指点他,先租套二居室,把家电什么的全部配齐。老秦笑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常娟。

“常娟啊,你吃完饭赶紧回家,要缺路费,我可以支援两个。”老秦说。

常娟摆摆手:“我俩先试婚,试一阵子,各方面合拍,就该办什么事办什么事。”

老秦盯着她笑:“你这小姑娘家家,胆怎么这么大,认识个陌生人就敢试婚?”

“你知道我犯什么事进去的吗?”不等老秦猜一下,她自己回答,“杀人。你怕不怕,介意不介意?”

“胡扯。”老秦分析了一番,试图拆穿她,“算你18岁杀人,作案情节较轻,主观恶意较弱,起码也得给你判个十几年。你这岁数明摆着不过25岁,你不是胡扯是什么。”

常娟略微吃惊,问老秦是不是搞法律的。老秦说书只读到初二。女孩会意,说:“这世上除律师那类人能搞懂刑法外,肯定是老改造,类似于除了医生能搞懂毛病外,肯定是久病的患者。你是不是牢饭吃多了,耽误了娶妻生子,到这把年纪才在监狱门口守女劳改犯。”

老秦让她别把话题岔远,说:“跟你个小姑娘家家差着辈分,不许再瞎逗乐子,吃完饭赶紧回家。”他起身去前台买单,回来时往饭桌放下200元钱,正要离开,常娟突然夺走他的征婚牌,夹紧在双腿间,埋头哭起来。饭馆的客人都盯着老秦,老秦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只好赶紧坐下,拍拍常娟的背让她收声。她很快端正坐好,说,加菜。

一顿中饭吃完,常娟拎着老秦的征婚牌,率先从饭馆走出。老秦补了单,随后跟上。两人站在门口,老秦点了根烟,常娟伸手讨要,老秦递她一根,她想对火,老秦递她打火机,她非要对火,老秦只好把烟递去。她点着烟后,说老秦没情趣。老秦让她别再胡搅蛮缠,伸手抢征婚牌,她突然将牌子撅了,扔到地上。

老秦火了,骂她:“你怎么这么不识相?”

常娟从口袋里掏一张纸递老秦,上面盖满了大红印章,是刑满释放证明。老秦一看,惊到了。常娟朝他脸颊喷了一大口烟,说:“没骗你吧,是不是杀人?就是作案时年纪太小,才16岁,在少管所待了两年,监狱待了八年,一共判刑十五年,减刑五年,我今年26岁了。

老秦把纸还她,说:“那你这年龄还是差太远,我比你老爹老娘都要大。”

常娟很不屑,说:“老少配,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多得是,我乐意,你还怕什么?”

“我不至于怕,只是你家里人能同意?”

“你放一万个心,我没亲人。你以后真心待我,你就是我亲人。你要还有那能力,等有了孩子,孩子也是我亲人。”

老秦神情严肃起来,看出常娟不是逗乐子,有些事他要问清楚,首先要把双方情况讲明。常娟回答:“该知道的情况已经摆明面上了,不该知道的都是没必要再回顾的,我们都进去过,往事说多了不好,重要的是向前走。”

“你年纪轻轻,为何相中我这老头子。”

“我有点儿恋父,喜欢你这个年纪的,然后我不想找活儿干,在里面劳改了十年,天天是两头黑的苦日子,过怕了,你以后得养我。还有,虽然我没爸没妈,但彩礼钱你不能省,按当地平均水平给。这笔钱我得存住,有安全感。”

老秦说:“你倒是很真诚,但我还是不敢相信,有点懵。没敢想能和你这么年轻的女孩过日子,这辈子没交过好运,我心里慌。”

“所以我叫你租一套两居室,我们先处处看,各方面合拍,什么事都不急。当务之急,你得先给我买衣服,带我理发,还要买一部手机以及化妆品。”

“那是那是,都照你喜欢的牌子买去吧。”

老秦和常娟租住在市区的高档小区,精装修。他们分住两室,常娟睡主卧,那儿有阳台。老秦计划先租一年,一年间慢慢挑个像样的房子,买下来再安家,这一年的房租是3万。老秦遵照常娟的要求,花7万元钱重新布置家具。这笔钱花得他太心疼,但他也同意常娟的说法,这些家具以后肯定带走,羊毛出在羊身上。

住宿的事落定,老秦掏出记账本,加上杂七杂八的购物和生活开销,102万赔偿款花去了14万。他在银行签了两张大额存单,30万一张;接着买了20万理财,一年后旱涝保收能有3.5万元钱的利息。

当地房产均价1.1万一平米,老秦想着买个60平米的两居室,那两张大额存单加利息钱管够,手头余钱二十几万一半作结婚的礼金和开销,另一半作生活应急资金。

老秦准备去搬家公司应聘,虽年纪偏大,但体力还是有的,靠力气搞定生计不是问题。等常娟生下一儿半女,给她开个小店,卖什么都行,日子能过下去他就知足了,对得起死去的爹娘。

这是老秦的如意算盘,太一厢情愿了。同居第二天,他账上立刻少了1万元。常娟学会了摆弄网购,要买鞋,运动鞋要买2000元钱一双的AJ,趁着打折活动加紧买两双;她还相中一双马丁靴,一双高跟鞋,三双色彩不一的帆布鞋。统共七双鞋,一天一换,抵扣完一堆新人优惠券,刚好1万。

老秦极为心疼,但心想一年后可以有3.5万利息钱,咬咬牙给她买了,不能在这最初的当口显得自己小气。

之后一个月时间里,老秦几乎都处在这种咬紧牙关的状态下,3.5万的利息钱早早超支。老秦头一回跟常娟板脸,那天两人冷战到凌晨,他无法入睡。不久常娟摸到了他床上,常娟推门进来,他嗅到一股香水味,很紧张,立即假装熟睡。常娟钻进被窝时,他还是不敢动弹。

“别装了,烟灰缸还冒烟呢。”

“你进屋干嘛?”

“你为我花这些钱,总该让你得逞一次,来吧。”

老秦坐起身,斥责常娟,让她别闹。

“别假正经,快来。”

春风漫进屋内,老秦站去窗边,心口酥酥痒痒,嘴上却说:“等领证那天吧。”

常娟也坐起来,说:“老秦,想不到你挺正人君子。我没看错你,明天咱俩领证吧。”

老秦有些吃惊,问:“怎么突然就要领证,试婚不试了?”

常娟从床上下来,从身后抱住他,说:“不试了,踏实了。”

老秦没敢表态。常娟问:“嫌弃我乱花钱?”

老秦仍不吱声。常娟松开他,说:“花这些钱其实是考验你稀罕我不。”

“稀罕,就是太稀罕。快领证了,我后怕,怕以后不知道咋样疼你,万一疼不来,耽误了你。”老秦赶忙回应。

常娟笑笑,说:“还行,不是个傻老头,会说两句嘴甜的话。”然后又交代他:“怎么也不能在婚礼方面小家子气,虽然我俩没亲戚没朋友,可是该花的钱该买的东西都不要少。”

“一定的,必须的,按好的来。”

婚纱是买的。常娟表示,自己没被人疼过,想要婚纱留个终身纪念。老秦认可,心想“人家这么年轻嫁给我糟老头,这点要求也在情理”,于是花59999元钱买了一套。

“三金”也不能少,花去2万。接着,常娟又买了一枚钻戒,1.8万元钱。老秦提前支取一张大额存单,买西服、皮鞋和价值3000元钱的男款金戒指。

老秦计划拍一套婚纱照,预算5000元钱,常娟却说免了,自己不喜欢拍照,有婚纱穿就行。他说,哪有结婚不拍照的,这跟拍遗照是一个道理。常娟态度坚决:“不拍就是不拍。”她举起手机和老秦拍一张合影:“妥了,婚纱照的钱留着给我买鞋买包。”老秦只好作罢。

搞妥这些事宜,老秦说立刻去民政局领证。常娟却不肯:“你还没求婚,你得给我办张卡,把礼金钱存卡上,一共是十八万四千四百块钱,一分不少一分不多。”

“这什么钱数,为什么一定要这些?”

常娟不回答,接着自己的话说:“钻戒、婚纱、三金加那张卡,一起捧在手心,单膝跪地,而后再说几句甜嘴的真心话。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买一张王力宏的海报,将头像剪下来贴到脸上。”

“王力宏是谁?”

“梦中情人。”

“我求婚贴他的头像干什么?”

“叫你贴你就贴。他吧,是我初恋情人,死了。我以前发誓非他不嫁,你呢,就委屈一下,我就走个形式。”

“你这还挺痴情,行吧,死者为大。”

最重要的事也已稳妥,两人便去领了证,办事员将钢印戳上,两个本本递过来。老秦梦一场似的,仰头喊一声“老爹老娘”,吓了办事员一大跳。

狱警朋友和我联系上老秦,先是在电话沟通了一个半小时,而后约在茶餐厅面聊。老秦骑着一辆女款电动车,人又瘦又高,头顶秃得厉害。他跟我不熟,有时不搭我的腔,只专注和狱警朋友说话。

“领证日期是2016年5月20日。5月23日那天,周末,下着雨,她提着婚纱,打伞出门。说左胳膊长太多肉,晚上试婚纱,胳肢窝那儿的线崩开了,找家店去修一修。但再没回来。”

聊天过程中,他容易出神,不时伸头出去查看那辆电动车。狱警朋友三番五次提醒他,让他重点讲讲和常娟的后续事情。他不太乐意:“讲完这堆事有什么意思?上报纸也好,卖书也好,拍电影也好,一来解决不了什么现实问题,二来和我也没半毛钱关系。”

狱警朋友继续给他做工作,说:“老秦你人既然来了,能讲的就多讲讲。”

老秦把头从窗外缩回来,忽然说:“我去她老家找了一阵子。”

终于,老秦渐渐打开话匣子。

常娟的户籍地远在2000多公里的外省,他年过半百头回坐飞机,竟因为是一场寻妻的苦熬之旅,但没能找到人。他怀疑第一次找得不够仔细,又飞了一趟,仍旧被准确的路线信息指引着,站在了一条三省通衢的高速公路旁。

正午烈日炙烤着路面,一股难闻的柏油味升起。道路上车流滚滚,老秦满头大汗地站在那儿,太阳晒得他恍惚不已,一堆寻找妻子以外的事在脑中盘桓:为什么坟墓会被推平盖起高楼,为什么户籍地会在证件的有效期内成为一条公路?他无法理解这个高速变迁的时代,更不明白人和故土的决裂怎会瞬间发生。

热浪从行道树的枝丫间向老秦扑去,知了叫嚷起来,春天过了。老秦昨日的喜庆一眨眼变成破碎的肥皂泡,梦幻而又残酷。

2016年6月末,天气极热。从常娟老家回来之后,老秦在出租房憋了很多天,吃吃睡睡,每晚灌下一瓶牛栏山。有天早上,他躺在床上被一股臭味熏醒,迷糊间发现垃圾桶内爬出来一群米粒般大小的胖蛆,正在地板上蠕动。

坐牢时,老秦每天5点半起床洗漱,过后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内务。首先将被子叠成方正的豆腐块,然后掀开床板擦洗床架;脸盆牙具要整齐排列,摆出一条直线;毛巾拧干对折,平整地挂起来,不得滴水;擦地要双手撑住,以专用的毛巾来回推上两遍,直到水磨石地砖干净得能映出人影。管教开封后要检查卫生,带着一只白手套,进监舍后随处摸。老秦的监舍很难挑出卫生瑕疵,他因此月月评上卫生标兵。

在那个被臭味熏醒的早晨,老秦突然醒悟似的,迅速起床,收拾屋子,擦亮每一件物品。脑中似乎有个声音告诉他,常娟不过是个贪玩的孩子,玩够了没钱了就会回来,结婚证是真的,什么都是真的。

老秦片刻不能停,因为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在他静心时嘲笑他,别一把年纪还这么幼稚,你就是被人骗了。最终,嘲笑的声音胜出,他累得瘫在地板上,天花板在眼里旋转,他则老泪纵横。

夏天拖着长长的尾巴过去,老秦才渐渐从郁闷的心境中走出来,他变卖部分家具,换到了一居室。他没去搬家公司,应聘一家后厨保洁公司,每晚9点去各个饭店进行后厨保洁,钻进巨大的管道内,将油垢细致地清除,擦亮油迹斑斑的不锈钢灶台。这活儿是他的强项,整个清洗过程能令他产生快感,好像自己陷在污垢中的人生,也获得了一种仪式上的清洁。

有天出工前,老秦接到一个未知号码的来电。之前找房子给一些人留过号码,总有售楼处的来电骚扰,他掐掉一遍,对方又打了过来,他只好接听。对方是个女人,问常娟在不在。他吃了一惊,慌忙查问女人的身份。女人自称常娟以前的管教,常娟出狱那天,用这个号码跟她通过电话。听到这儿,老秦想起来了,那天常娟刚买手机,但没来得及办卡。

女管教查问老秦的身份。老秦想了一下,称自己是常娟的丈夫。女管教之所以回拨这个电话,是想告知常娟一件事,于是问老秦是否方便提供常娟的号码。

老秦表示,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讲。女管教说:“常娟出狱前查问补交民事赔偿的程序,当时我很忙,没及时回复。最近监狱开展‘服刑人员退赃认赔思想动员会’,我才想起这事,想跟她说一下。”

“她的案子还附带民事赔偿?”老秦问。

“有二十三万四千四百,她奶奶履行了五万,还剩十八万四千四百。”

老秦听到这个数字,立刻想到常娟索取的彩礼钱数,兴许常娟的出走和这案子有关,便对女管教讲述了他和常娟之间发生的事。女管教听完之后,说:“糟了,可能情况不好。”两人相约当晚面聊。

两人约在商业街一家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女管教带着教改科同事一道前来,老秦已早早在那儿候着。三人碰面后,女管教先开口:“常娟可能又做了傻事。”老秦询问具体情况,女管教让同事递上一份表格,上面详细记录着常娟的改造表现。

2007年4月9日,少管所女收押区303常娟吞针34枚,给予严管两周,进学习班一周。事件过程:该犯趁工间休息,从车间捡了几十枚废弃缝纫针,返回监舍后吞针自残。原因分析:悔罪情绪严重。

2008年1月12日,少管所女收押区303常娟割腕,给予严管四周,进学习班两周。事件过程:该犯趁收封时机,将犯号牌磨成刃器,企图割腕自杀。原因分析:悔罪情绪严重。

2010年11月19日,4监区202监舍服刑人员常娟有自杀情绪,严管三周,通知心理咨询科室进行危机干预。

……

满满一张纸,记录了常娟的八起自杀自残事件。老秦将表格放下,问:“她到底犯了什么案子,为何这么想死?”

女管教回答:“我们针对常娟开过多次顽危犯攻坚会,她的心理原因还是在于缺失家庭温暖,犯罪原因也在于此。”

从管教口中,老秦得知了常娟案件的始末。

常娟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双双丧生,她是被奶奶带大的。父母死后并没有获得赔偿,肇事者是个开拖拉机卖西瓜的贩子,毫无履行赔偿的经济能力。此人被入狱几年后,相关的民事赔偿一直拖到不了了之。

肇事者家在相隔常娟家3公里的村镇,常娟16岁时,镇上的初中合并,常娟和肇事者的女儿进了同一所中学。那年奶奶心疼学费,决定不让她继续上学,辍学后她尾随一个女孩,将其杀害。那女孩回家要绕过一条200米长的田埂,旁边有一个野塘,常娟把她推下池塘,眼睁睁看她淹死。常娟还找来竹竿,将死者的鞋子勾到岸上,穿走了。

警察根据往返脚印确定是他杀案件,并迅速破案,逮捕常娟。审讯过程中,常娟才知道自己杀错了人,撞死父母的肇事者的女儿叫黄芳,而她杀害的女孩叫王芳,她在学校打听时弄混了人名。而常娟穿走死者的鞋子,是因为作案当天是她生日,被害人穿着名牌运动鞋,她想用来当做自己的生日礼物。

奶奶卖掉常娟父母的宅子,凑了5万元钱赔偿受害者家属,表达积极悔错的态度。常娟因犯案时尚未成年,最终获刑十五年,附带民事赔偿23.44万元,剩余18.44万元一直未予履行。

常娟是2006年11月份被送进少管所的,奶奶去探视过一次,给她带了5斤香肠、一沓手工缝制的鞋垫。

本来约定一年看常娟一次,谁知奶奶回家后不久便在门口摔了一跤,一直卧床不起。直到奶奶去世,常娟两个叔伯没有送她就医。

管教民警去家访时也听村民说过这事,村民们认为:当年那地方要修高速公路,已划进征地范围,常娟叔伯盼着奶奶尽快咽气,老人也赌气,躺在床上拖到离世。

老秦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狱警朋友给老秦续水,我在一旁问:“那么常娟找到了没?”

“管教查了5月23日到10月份的死亡证明,里面没有常娟的名字。她还调取了常娟的银行卡转账记录,发现有一笔十八万四千四百块钱的款项汇入当年审理她案子的法院,财产刑履行完毕的证明都已经帮她取好了。”

这时,老秦不讲了,准备去一家饭馆做后厨油烟管道的保洁,他独自包了几家店的生意,苦是苦点,但钱挣得多。我和狱警朋友送他去楼下,目送他骑着电动车迅速离开,那瘦削的背影很像电影《木乃伊》里的骷髅兵。

狱警朋友派给我一支烟,说:“他还是不肯讲。”

“什么?”我不明所以。

“常娟在老家酒店住了一阵,穿着婚纱从酒店楼顶往下跳,人没死,但后脑勺被揭掉一块骨头,并发癫痫和半身瘫痪。警方根据她录在档案里的婚姻状况,查到老秦,现在人被老秦接手照顾了,两人名义上是夫妻。常娟的管教倪队长,还为他们组织过一些捐款。这些事儿,才是他不愿再讲的。”

我很震惊,狱警朋友转而又说:“知道常娟为什么非要领完结婚证再办这些事吗?”

不等我回应,他便继续说:“一个狱友教她的,那人专搞婚骗。领了证,那十八万四千四百块钱就是合法的了,不领证,整件事肯定被定性为诈骗,钱还会被追回来。”

常娟想在自杀前把钱偿清、赎罪,却没想到后续这些煎熬的事情不得不由老秦承受。两趟死缓官司熬了过来,而这段婚姻,老秦怕是熬不过去了。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ND-

作者丨夏龙


夏 龙

青年作家,曾因事入狱七年

 楼主| 发表于 2019-4-22 07:3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家丑

 杨诚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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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那年,我在妈妈的绣花篮里发现一件警服样式的童装,如获至宝。自打穿上这件衣服后,我就再也不肯脱下。数天后,爸爸在我的腰间佩了一把玩具手枪。我披着这身行头在巷子里招摇过市,见人就说:“站住,不许动,再动我开枪了。

我的志向是做一名公安。因此,我总盼着亲属中有人是公安,这样我就能见识一下真正的公安,摸一回真枪。

这个愿望是三年后一个叫王公的狱警帮我实现的。

我家与王公结缘于1996年春末。我四姨作为贩卖妇女的嫌疑犯,被关押在县城的看守所里。母亲为四姨的官司奔走呼号,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求助,倾尽财物,整日以泪洗面。幸得王公提供的“内部消息”,让母亲多少看到了几分希望。

在母亲满怀敬意的叙述中,王公仿佛是神一样的存在,位高权重,纵横捭阖,左右逢源,无所不能,救我家于水火中。即便在抱怨家长里短时,母亲也不忘把王公拉上,“怕什么,有王公在,看他们还敢说什么。

我妈告诉我,他是公安,在看守所里当官,让我叫他王公。

当年夏天,王公第一次造访我家。他穿着被汗渍浸黄了的老头衫,沾了泥的皮鞋有些变形,身子单薄而佝偻,发际线几乎后移到了脑壳顶,与我想象中的伟岸身姿和英俊相貌大相凿枘。他比我爸还矮半个头,肩膀也没我爸的宽厚。

“那么,你有枪吗?”8岁的我不解地问道。跟他谈话时,我都是用汉话,没想到,这一不经意的举动,竟为日后他当着我的面出言亵渎我妈埋下了引信。

“嗬——”他的鼻子发出一声叹息,不置可否。

他整个下午都板着脸,沉默寡言,只在我妈哭诉的过程中,偶尔用苗语不苟言笑地插上几句话:

“你别担心,我们都有眼睛看的,这案子的主犯不是你妹。

“这事呀,公安都站在你们这边。

“你妹是被她的老师教坏的。查办案子的人和我熟,我已经把情况告诉他们了。

……

说完这些后,他又给我妈出谋划策:

“尽量把罪名都推到你妹的老师身上。

“我会动用关系,给你介绍个厉害的律师。

“不要心疼钱。不方便的地方,可以由我出面。

……

我妈信以为真,频频点头致谢,感激涕零。为了便于王公“疏通关系”,我家节衣缩食,经常给王公送去名烟贵茶。

当日,王公还替我妈写了一封家书,谴责在老家的叔叔。早年,爷爷嫌弃我妈家贫,我爸和我妈私奔到另一个县城,无钱买房,一直在外租房住,也未曾回老家。那阵子,叔叔在老家卖掉了属于我爸的房子,意味着我家彻底没了根。

写好后,王公用洪亮正派的声音读了一遍,文中“不知好歹”“作威作福”等措辞,让我妈连连惊呼王公的魄力和才华。此前,我爸已经不下十遍草拟这封家书,都未能使我妈满意。

因为不是本地人,我们家在本县社交很窄,要倚靠王公。为表答谢,爸爸挽留王公吃晚饭,他没吃。王公前脚刚走,我妈就批评我爸不长眼睛,“看到王公来也不炒几个好菜。这白汤白水的,他咋个肯吃嘛?下回长点记性。

这年初秋,王公第二次造访我家。天气有些阴凉,很多人仍穿着夏日短袖,王公穿一身笔挺的长袖警服,梳了油亮的大背头,皮鞋也擦得锃亮。

家里来了不少串门的三姑六婆。我坐在院子里看爸爸劈柴火。爸爸赤着膊子,露出筋肉虬结的双臂,每一斧头下去都把粗壮的木柴劈成两半。汗液沿着他身上的腱子肉成股成股地淌下来。

“你过来。”王公神秘兮兮地把我叫进屋里,从腰间取出枪, “你不是想看真枪吗?喏。

我接过枪,沉得几乎抬不动手,心想:这可是真枪啊,能杀人的玩意。众人抢着看稀奇,枪在大伙之间传递着。爸爸抱着柴火进进出出,未置一词,也未驻足观望,似乎对枪支早已见惯不怪。

当枪回到王公手里时,王公指着枪柄旁的保险说:“关掉这个,枪就能正常使用了。”说毕,他关掉保险,举枪瞄了瞄头上方的灯泡,又将枪口移向在座的人,不慌不忙地说:“信不信?现在我只要一扣扳机,子弹就会射出来,打穿你们的头。嘙——”不少人被吓得面如土色。

“这玩笑开不得。”我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还是把枪收好吧。

王公笑盈盈地取出弹夹,一颗一颗地拨出子弹,又逐一塞进弹夹里,似乎想通过这一动作来表明自己对枪械的熟悉。我瞬间对这位其貌不扬的老头燃起敬仰之情,到处追着他跑,问这问那。“如何才能当上公安?”“公安会开飞机坦克吗?”“会哪些武功?”“下次能带把机关枪来吗?

王公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扮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把我带到院子里没人的地方,一一答复刚才我的问题,“开飞机坦克是我们公安的基本功。我们每周都要集中闭关练习轻功和气功……”

“教我两招。”我乞求道。

“这些功夫可是国家机密,除了公安,外人不能练。”说毕,他捡起地上的一截木柴,竖立在木桩上,吃力地举起我爸的斧头劈下去,木柴未被劈开,反倒是斧子的刃口被卡在柴缝里,他费了好大劲才拔出来。

“好久没碰斧子了”,他扔下斧头,有板有眼地说,“我们练功时,哪怕再怎么胀尿,都不能中途跑厕所,只能通过发功,把尿变成汗,从毛孔逼出来。

“要是胀屎呢?

“屎也能变成气体从毛孔里排出来。气功很厉害的。

我让他演示一下气功。他一本正经地半蹲下身子,伸展双手,做出准备发功的姿势,然后立马打住,收掌抱臂,以一副世外高人的作派说道,“不行,一旦发功,这附近的房子、墙壁可能会被震破。国家有规定,这些绝密的功夫只能在抓捕坏人时使用,平时不能随意展示。

我恳求他表演一段轻功,同样被他拒绝了,“展示不当,伤及无辜。李连杰就是因为偷学了我们的轻功,才在电影圈里闯出名堂的。

听了这些,我兴冲冲地跑回屋里,把王公能徒手劈石、飞檐走壁的消息告诉屋里的人们。王公支吾了片刻,眉飞色舞地说起他在火车里与歹徒搏斗的经历。在他的讲述中,他凭着一身武功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比他高两个头、身藏十多柄短刀的飞贼制服了。整个打斗过程,犹如一部警匪剧的搏斗高潮。他还提到曾发生在县里的骇人听闻的杀人案,几乎每桩案件的侦破,都有他的一份功劳。

三姑六婆们屏息敛气地听后,面面相觑,交口称赞,言语间流露出对他的万分仰慕。王公就这样在巷子里成了名人,每次途经巷子,热情的招呼声总是一路尾随着他。

此后,我父母多次邀请王公来家里吃饭,他均未答应,倒是巷子的住家户周奶的数次约饭,他一场不落。

我妈有时醋意大发,忿恨地念叨道:“搭赖我们家认识王公,现在,这些外人跟王公的关系反倒胜过我们家了。

周奶虽比王公稍长两岁,但保养得当,风韵犹存,轮廓分明的脸庞昭示着她年轻时是个美人胚子。

她的老公早年前获强奸罪入狱,儿女都外出打拼了,只剩下她和傻儿子在家相依为命。每次邀王公去她家吃饭时,她总会把四岁的外孙送到我家,让我带外孙玩耍,自己则和王公对饮。有时候喝到一半,门就关上了。任凭外孙我俩如何捶门,门就是不开,但分明听见门后有王公和周奶的谈话声。

当众人散尽后,我妈反思起王公不愿留下来吃晚饭的原因。“都怪你这闷葫芦,半天也没和人家讲句话。”我爸辩解道,他不知道聊啥。我们再问时,他一笔带过地说,“枪没什么好玩的”。便缄口不言。

多年后,我从衣柜里翻到爸爸曾在部队里获得的证书——技术能手。才知道爸爸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熟悉各种枪械,能迅速将一把完整的手枪分解再组装,完成瞄准射击打靶这一套动作的耗时在整个炮兵连里是最短的。战争结束后,连长曾挽留我爸当贴身警卫员,被我爸拒绝。后来这位连长当上了某军区的司令。难怪我爸对王公带来的枪不感兴趣。

四姨的官司在这年中秋后盖棺定论,被判了六年。二十出头的四姨成了主犯,而年过四旬的老师成了从犯,与王公的乐观判断截然相反。就在四姨被转监前夕,王公让我家安排一桌饭菜为四姨饯行。

“最后一餐,菜要尽量像样些。”王公特意叮嘱我爸,他将与我们共进午餐。这是他第一次与我们家人一起吃饭。

为了这顿饭,父母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个上午。大姨从乡下带来的几道菜品因为看相不佳,被舍弃了。连陪同吃饭的人员名单,我妈都斟酌了好些天。最后只是我们一家陪同吃饭,外公外婆都没能参加。为了出席这场午宴,我们全家换上浆洗干净的衣服,并购买了一瓶上好的鸭溪酒。母亲用纱布和报纸层层盖住饭菜,让父亲用箩篼一路挑着走去监狱。

午餐在王公的办公室里进行。饭菜摆好后,王公只顾着批阅文件,边涂涂写写边发牢骚,“连写个材料都不像样,这些年轻人是吃干饭的……不用心工作,哪天捉他们来批一顿……”这些随口而出的训斥,在我们看来却是领导权威的象征,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饭菜变冷和上课时间逼近,却大气不敢出一声。因为这顿饭,我和妹妹那天下午旷了课。

仅有的两只鸡腿,被分给了王公和四姨。父母忙着给王公倒酒夹菜。王公吃得很高兴。离别时,他有些飘飘然地对我们说,他会托那边监狱的朋友,好生照顾我四姨。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公不再来我家。他偶尔会造访周奶家。周奶的孙子经常拿着王公送的警徽在我面前炫耀,声称王公才是他的外公。

1998年夏天,母亲因为我升学的事求助王公。班主任曾在期末考试前夕向全班学生定下规矩:谁只要有一科成绩不及格就留级。我各科成绩均高于65分,却因为跟班主任的儿子有过节,被强制留级了。

在开学报名的第一天上午,学校大字报上公布的留级名单里面没有我的名字。下午我去报名时,班主任在名单上涂了个叉,将一位女生(成绩在我之后)的名字换成我的名字。王公为此亲自去找班主任理论,结果气急败坏地跑回来,“你就再读一个四年级吧。我懒得和你的班主任争了。她那张嘴太厉害了,那妆化得跟社会上的鸡婆一样。”次日,我去学校报名,班主任故意跑到我面前说风凉话,“不就是看守所的一个小小科长么?来这里耍什么威风嘛。”这事我一直埋在心底,不敢告诉大人。

这年,周奶的丈夫出狱归家,王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巷子里。



1998年冬天,王公突然造访我家。

他带来了一板津威乳酸菌饮品和两筒奥利奥饼干。那阵子,电视正铺天盖地地播放着奥利奥广告,其“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的吃法让人垂涎欲滴,我和妹妹都馋得不行。当我拿起饼干正准备撕开塑料包装时,被爸爸叫停了。

“这是王公送你妈的。”爸爸说着,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食品收好,放在我够不着的碗柜最顶层。因为王公的到来,爸爸上街买了酒肉,还专程向工厂请了一下午的假。母亲由于重感冒,茶饭不思,卧床不起,一直没露面。

原以为吃罢午饭,王公就会离开。没想到,他却赖着不走,一会儿沾沾自喜地讲述起他的从警经历,一会儿又背着手在院子里踱步,消磨时间。爸爸只好再次上街购买酒肉,置办晚饭。

趁我爸上街时,王公把头伸进房间里,用苗语对我妈嘘寒问暖,“今早在街上撞见友(我父亲),听他讲你生病了,就赶忙来看你。

“哟,这么说来,我就太金贵了,劳你亲自大驾。”病恹恹的妈妈从房间里走出来,苍白的脸上带着笑容。

妈妈仿佛病愈,虽不上桌吃饭,但却坐在一旁一边陪王公有说有笑,一边吃着王公送来的食品。爸爸闷声不倒气的,只在劝酒劝菜时零星冒出一两句话:“来,喝”“夹菜吃,别客气”……王公跟我爸没有多少交谈,反倒和我妈聊得起劲。说到意兴阑珊时,妈妈突然变得很不自在,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复王公的话,还不时察看父亲的脸色。

王公从我妈的脸上察觉到异样,转而用自己的事例来勉励我和妹妹好好学习,“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改变贫穷的生活。我能有今天,全靠勤奋读书”。

他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乡村语文教师,后来不甘平庸,发愤图强,考上了公安。说到他年轻时的生活,他更是春风得意,“出门有车送,进屋有空调,一年到头不在家吃两回饭。”谈及当前半退休的生活,他也颇为满意,“你们说我还图个哪样,儿女都已长大,打工的打工,嫁人的嫁人,我想上班就上,不想上就在家睡觉”。

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王公说话开始犯浑。他提到自家的致富经——开黑店,“这年头,正规的门市挣不到钱。

“还是你们会搞,我们平头百姓哪敢。”我妈说。

“这好办,认到人,几顿饭就摆平了。

送走王公后,爸爸眉头紧锁地坐在电视机前,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妈妈跟他说话,他不理不睬。妈妈见势不妙,赶忙用言语消除爸爸的醋意:“这王老崽呀,脸上长猴子毛了,吃了上顿又还吃下顿,真是的,我是看白了他。”爸爸依然没回应。

我伸手去拿妈妈吃剩的奥利奥饼干,被爸爸暴跳如雷地训斥一顿,“放回去!谁要敢吃,我撕烂他的嘴!”我和妹妹被吓得怔住,半天不敢吱声。

爸爸这晚的表现一反既往。他性格温和,从小到大,他说重话的次数,我一只手都能数得完。那筒吃剩的奥利奥饼干就这样原封不动地歇在茶几上,数天无人敢动,直到被潮气濡湿,才被我爸连同剩菜残羹一道扔掉。

此后,王公来过我家几回,爸爸故意以粗茶淡饭招待,王公没吃,跟我妈寒暄几句就离开了。爸爸虽然面色不悦,却没有责怪妈妈。

2000年,由于工厂倒闭,爸爸赴外地打工,母亲在家照顾妹妹我俩。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在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拌灰浆的活。

雨季时节,暴雨冲垮了邻居家的泥埂。在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时,我妈与周奶发生摩擦。我妈找到王公居中调解,双方迅速和解。此时的周奶因为家庭琐事,人苍老了许多,衣着也不那么讲究了。她邀王公吃饭,王公以各种理由推脱。

久未见面的王公开始频繁造访我家。遇不见我妈时,他会不厌其烦地向妹妹我俩说起他的辉煌历史。

他说他曾拿枪崩过卖国贼,曾用螺丝肉钓到娃娃鱼,曾吃过每斤价格100元的糖,曾作为某湖南企业的法律顾问随访过澳大利亚,“那里大街上随处可见袋鼠,一蹦一跳的,很可爱。我和老外讲英语。”说着,他摆手飚出一句蹩脚的“哈罗,我吃哟冷”。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是“见面好”的意思。他还说他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不少企业修改合同,帮助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样的话,他还会当着我的面,用苗语复述给我妈听。

妹妹听得目不转睛,而我开始对此有所怀疑。毕竟此时的我已经读初中了,阅历和见识较以往开阔了不少。

遇见我妈时,哪怕伙食再差,他都主动要求留下来吃饭。他说他看完中央一台的焦点访谈就走,但却一拖再拖,直到黄金剧场的电视连续剧结束了仍没有离去的意向。我和妹妹被瞌睡虫折磨得死去活来,母亲却不让我们入睡,非得叫我们陪她在客厅里傻坐着,直到送走王公。

偶尔,王公会带些酒肉来我家,我妈不敢喝酒,只好叫她的女性朋友来作陪。王公每次都喝到夜深才离开,朋友体谅我妈的难处,坚持陪到底。

经常来帮我妈解围的闺蜜中,有一位叫欧姨的女人。有时我妈会躲到她家,或佯装要跟她外出办事。她跟我父母一样,都是外来务工的租客。欧姨早年丧夫,独自拉扯着一对儿女四处打零工为生。有一段时间,刚丧偶不久、年过六旬的房东老是在晚上打着催租的幌子来找欧姨。欧姨躲着他。由于担心遭到老家伙窥视,欧姨经常借用我家卫生间冲澡。

论家境,老家伙在巷子里的住家户中排最末。他一年四季总是披着件脏兮兮的粗布衣,脚踩解放鞋,抽自卷旱烟,所到之处留下一股难闻的气味。一天晚上,老家伙当着我的面夺门而入,冲进我家厨房,缠住正在帮我妈喂猪的欧姨“表白”,“我也一个人过,只要你有意,在我家住一辈子都行。房租不是问题。

我妈掏出钱替欧姨付清拖欠的租金,顺带含沙射影地奚落了老家伙一番。“大晚上的跑来我家,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关系特殊。

老家伙面色讪讪,离开了。欧姨感激不尽。

我妈的女伴不在时,王公有时苦劝我妈喝酒,我妈要么抱病称恙,要么找借口出门吐了。后来担心败露,每次王公携酒而来,我妈就穿上那件带兔毛V领的外套,趁王公不注意时低头把酒吐到衣领上,然后用手一掸兔毛领子,酒就被挥得一干二净。一次,我妈的伎俩败露,王公硬是罚我妈酒。两人争执间,我径直走到饭桌前,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你还真喝了?”王公问。

我默不作声地亮出舌头给他看。

他讪笑着摇了摇头。我妈因此被免掉一碗酒。

“你真笨啊,崽!”我妈面露愧色。酒意上头,恍惚中,我看见妈妈的眼眶红润了。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喝醉酒,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头痛欲裂。母亲以此为戒,告诫妹妹我俩儿童不宜饮酒的同时,不断叮嘱我们千万别将王公来我家的事告诉我爸。

这晚之后,母亲拒不见王公,让我以各种理由谎称她不在家。她知道我爸不在家时,王公的到来只会给我家带来流言蜚语。

每次他一来,母亲便和我里应外合,以各种借口搪塞他。好几回,我妈从窗户瞥见王公朝我家走来,便赶忙躲进房间里,由我出去谎称她不在家。

王公依然找各种理由来,有时说办案顺道路过,有时说来辅导我的功课。而在解二元一次方程时,他反而没我在行。

有一阵子,我妈积劳成疾,经常做噩梦,没去工地干活。王公从妈妈的工友那里打听到消息后,专程来看我妈。这是他第二次穿警服来我家,腰间佩着枪,手上拿着一根钢锯条。王公从枪套里取出枪,认真地向我们介绍起枪械的组合。我觉得尤显多余,因为四年前他曾向我们介绍过了。而他似乎忘记了这档事。

他说着,拔出弹夹,取出一颗子弹,然后掰断锯条,用锯条断口的尖头在弹壳两侧各钻了一个孔,抖净里面的火药,用线穿住子弹,递给我妈,“把这个戴在身上可以辟邪消灾,走到夜路不怕鬼,晚上睡觉也不会做噩梦。

“不需要。我身体好得很。”我妈强颜欢笑。

王公把子弹递给我。

“别要,还给王公。”我妈命令道。

我极不情愿地将其退给王公。

王公先是掏出身上的老黄历来为我们算命,然后又用苗语说了一些荤段子逗我妈,不时朝我妈挤眉弄眼。我妈的脸色由晴转阴,愈加沉重。见我妈在一旁吹胡子瞪眼,他便自讨没趣地离开了。妹妹我俩为大人间的较量而感到心惊胆颤,始终大气不敢出一声。

我瞒着我妈在院子里跟王公要回了那颗子弹,悄悄藏在妈妈的枕头下面床垫里。此后王公少来我家了,却常以电话的形式向我妈嘘寒问暖。我妈不堪其扰,但又敢怒不敢言,经常把电话的听筒搁在座机旁,待他讲完话后,才拿起听筒敷衍几句,结束通话。

母亲曾一度受失眠困扰,一睡着就做噩梦,不是梦到怪力乱神,就是梦到父亲出事故。我自认为那颗子弹因埋在枕头底下而功力大减,于是将其翻出来,公然钉在母亲的床头板上。母亲发现后,对着子弹发了一阵呆,没有拔掉它,也没有责备我。

2002年,我四姨出狱,跟县城的一位离婚男士来往。王公经常带着一些“内部信息”来找我妈。王公一定以为我听不懂苗语,所以说得愈加肆无忌惮。“隔壁邻居告诉我,那男的床上功夫了得,她被弄得五迷三道……”

“我是管不了她了,更何况你一个外人呢。闲事管多了,人累。”我妈红着脸气咻咻地走开了,丢下我和王公在家。王公待了片刻,便自讨没趣地离开了。

我们就这么忍气吞声过着,不敢将这件事对外人漏半句。整个初中一年级,我都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脑子里整天想着如何应对王公频繁骚扰,如何保护好家人,但却无计可施。我的学习成绩从入校时的年级第一落到下游。

逼着我寻求突破的是母亲的一席话。

那天母亲邀请欧姨来家里吃饭,我因感冒没有去上晚自习,吃罢晚饭后,我上楼休息,隐约听见母亲和欧姨的聊天。

“我们这些租房子住的,独苗苗插在洋葱堆里,哪敢得罪本地这些地头蛇。我想过要搬家,但能搬到哪里,住哪儿都一个样,穷了别人就会欺负你。等过几年崽长大了,有出息了,我们有房子了,才会好过……”母亲压低声音说出下面这段她不为人知的遭遇。

早在我家刚搬到这条巷子之初,我妈就受到过邻居周公的骚扰。当时周公是林业局的一名领导,是巷子里最体面的人。一天,妈妈打猪草回到家,推开房间门,发现周公站在床边。我妈刚喊出声,他慌张地往窗户上跳去,胖墩墩的身子被狭小的窗框卡住,怎么挣扎都翻不出去。过路的邻居刚好从窗户前经过,进退两难的周公只好灰头土脸地缩回来,边喘着粗气边擦拭脖子褶子肉上的汗水。

“快出去,求你别乱来。”我妈说。

周公灰溜溜从我家大门走出去。事后,我妈选择沉默,却引出更为出格的事。一天晚上,周公趁我爸去帮周奶干活时,悄悄跑来我家敲门。当时没有电话,夜已深,我妈把妹妹和我转移到木房的阁楼上,然后把楼梯收到楼上,等候我爸归来救场。周公在门外守了一个多钟头,用尽各种好话诓骗我妈开门。

“开门吧,我带糖给两个孙孙吃……不要怕,我坐坐就走,没别的意思……”央求最后演变成肉麻的表白,“我想你……你家那位没钱,我有钱给你……”

周公快要把门闩推断时,我妈将一盆烫水朝楼下浇去。自那以后,周公再也没骚扰过我妈。不多久,他把欲望发泄在他家另一位租客身上,因此入狱,晚节不保。

再不采取强硬措施,或许王公也会步周公的后尘来欺负我妈。容忍只会助长罪恶。我势必要和王公来一场恶战,我必须强大起来,强大到足以应战。

我开始逼自己在凌晨五点的闹铃声中起床,沿河跑上一个钟头,冲个冷水澡后,才去上早读。我把欧姨的儿子也带上。他没钱买闹钟,他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我的窗户,我起床的灯光就成了他晨练的信号。有几回,我被他的喊声叫醒,揉开眼睛才发现时间是凌晨三点。原来我前一天看书太晚,忘了关灯,他误以为晨练的时间到了。

初二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成绩一跃成了班上第二,也练出六块腹肌。我趁着与一位同学发生龃龉时,试着让这身腱子肉发生功效,刚露出膀子喊干,对方就认输了。

但不到一年,欧姨的老房东擅自抬高租金,欧姨一家搬离了巷子。

2002年春节,在外打工的爸爸回家过年,整个人大变样,曾经孔武有力的他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未老先衰、连说话都显得费劲的中年男人,人瘦得出奇,头上冒出了不少白发,反应也变得很迟钝。有时妈妈叫他搭把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和妹妹已经把活干完了。爸爸说这都是被工厂的机器害的。他在工厂里当钢板切割工,连天连夜与机器为伴,即使闲下来,脑子里仍惯性地回荡着刺耳的钢板切割声。

他发现了床头的那颗子弹,问我子弹的来历,我如实奉告。他皱了皱眉,不语。当他问及饭桌下的那几瓶酒的来历时,我紧张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支吾道,“是、是妈妈的朋友来、来打平伙留下的。”他脸一沉,鼻翼贲张,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似乎早已预料到这是王公喝剩的。我妈平日极少沾酒,也不喜欢组织饭局。

眼看着生活把爸爸剥削得一文不值,我感到很难过。更让我感到不齿的是,整个假期,一向反对封建迷信的他,竟然任由那颗子弹挂在母亲的床头,还有滋有味地喝起了王公喝剩的那些酒。对母亲的各种吆喝,他也是逆来顺受,没有半句怨言。如果说过去他是个多少还有些脾性的窝里横,那么现在的他,则是个活脱脱的怂货。

我似乎能理解他的这种无奈——早年前身强力壮,面对王公的调戏,选择了沉默,而今身单力薄、下岗失业,自然连耍嘴上威风的资本都没了。同样,面对王公的淫威,我除了忍气吞声,又做了什么呢?如今我因此鄙视我爸,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大年初四的晚上,王公的电话再次打到我家。当时家里只有我和爸爸。王公本想找我妈聊天的,却因为我妈没在家,电话被我爸接了。由这通电话、那颗子弹及那些酒,父亲应该很容易联想到他不在家的期间,王公曾多次造访我家。这事妈妈并未知晓。爸爸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也只字不提。一家人一如既往地和和气气,吃吃喝喝,走亲访友。

父子间的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让我感到自惭形愧,心中的苦闷与日俱增。

大年初七的下午,家里只有我和爸爸。爸爸一个人吃饭,脸色凝重,一言不发,只有响亮的咀嚼声在堂屋里回荡。吃完这顿饭,他就得赴外地打工了,要到下个春节才能回来。

干掉几瓶啤酒后,心事重重的爸爸背起胀鼓鼓的旅行包,重一脚轻一脚地朝门口走去,刚跨出门,他转过身来叫住我,声若洪钟地说:“你都上初中了,该懂事了。我不在的时候,作为家里的唯一男人,你要挺起,有些事再难也要学着去处理。还有……”他顿了顿,声调减弱,语带顾虑地说:“下次王公再打电话来,你就操他一顿。大晚上的找你妈,肯定没什么好事。

话音刚落,他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竟一时语塞。我不敢回答他,自觉没有勇气如他说的那般去做。我也知道,要是没有那几瓶啤酒打底,爸爸绝不会说出刚才这番大义凛然的话。

从母亲感冒,王公来看望她的那日算起,这番话,爸爸憋在心里好几年了。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啊!

爸爸走后,我呆在家里,脑中不时浮现他离去时的佝偻背影,越发觉得自己胆小窝囊。新愁旧恨骤袭,“屁眼小”三个字像锥子一样戳着我的头皮。我抓狂般地挠着头发,恨不得地皮裂缝钻进去。小时候,每当巷子里的大人怂恿我和同龄孩子打架时,我总是最先开溜,因而得了个“屁眼小”的绰号。

我歇斯底里地冲进母亲的房间里,拽下床头的那颗子弹,一口气跑到院子里,奋力朝菜园里扔掉子弹。

整个晚上,我哪儿也没去,心里七上八下的。我看不进书,爸爸的话不时在我的耳边回响。我感到有些反胃,总觉得即将要经历的是一场血肉横飞的战役。

当晚10点左右,我家的座机终于响了,我抢在我妈之前接了电话。

对方先用苗语唤我妈,没收到回应后,改用汉语说话,“杨成呀,我是王公,你妈在吗?让她来接电话。

“我妈在,我也在,你有种就来我家找呀,我磨刀等你。”我用苗语说出这番话后,赶忙挂断电话,心脏简直要跳出胸膛。

我妈的脸“唰”的白了,看着我,半晌无语。

自那以后,王公再也没打电话到我家。有时候我在街上撞见他,他总是不好意思地别过脸,假装没看见我。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ND-

作者丨杨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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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5 09:3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越海余生

 杨友鹏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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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煦的阳光洒在公园草地上,孙女冉冉坐在新买的电动汽车里玩得很开心。远处,许多年纪与我相仿的人跳着广场舞。

人到老年,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折腾,那就跳吧。妻子凤英也加入广场舞的行列,年根儿底下,各种文艺汇演忙得她不亦乐乎。

电影《芳华》热映,怀旧风在五六十岁的人群中间流行起来,广场舞配乐从最初的网络口水歌曲,改为《中国范儿》《中国梦》,现在又成了《绒花》《沂蒙颂》。

凤英问我:“《芳华》演的是不是你战场上的经历?

我看着电视上滚动的新闻资讯,随口回答:“算是,也不全是。

“战争太残酷,人还年纪轻轻的,不是死掉,就是残废,太不值。

“你懂什么,值不值是你说了算的?”我关掉电视站起来,扭头走进卧室。

“老了脾气还长了。”凤英笑着说。确实,我俩恋爱、结婚几十年来,这样斗气的情况极少。

我与凤英恋爱那个年代,人人都崇拜军人。那时凤英在纺织厂上班,我每次要去接她下班,便得按照嘱咐先穿上军装、戴好勋章。

走在路上,别人看了会羡慕:“凤英,你男朋友居然是解放军!

“当然了,还立过功呢。”凤英每每昂起头,自豪地回应对方。

凤英知道我立过战功,却对战场上的事情知之甚少,经常缠着我讲些给她听。我告诉她:“当年在战场上,热得要死,汗水不住地流。不仅如此,丛林茂密,偶尔有毒蛇出没,咬上一口,人就没命了。

“这么可怕。”梳着双马尾辫的凤英紧紧挽住我胳膊,那油光明亮的头发衬得她的鹅蛋脸愈发小巧玲珑。

多年过去,我忙着讨生活,忙着过日子,忙着把孩子拉扯长大,于喘息间隙,才惊觉自己不再是那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这些年,我一直不太敢回到那个南方边境小城,我们出发的地方。


我冲锋上去,用枪指着战壕里的敌军士兵,吼道:“诺松空叶(缴枪不杀)!宗堆宽洪毒兵(我们优待俘虏)!”他们灰溜溜把枪举过头顶。

总攻结束后,我和张跃进押送十几名敌军俘虏到后方。途中,俘虏们说着我俩听不懂的话,把捆在手上牛皮绳挣来挣去。

跃进急了,横枪对他们喊:“再不老实,全都把你们突突了。

我劝他:“他们又听不懂,只听得懂‘宗堆宽洪毒兵’。

我是副班长,他是我班里的战士。那时跃进19岁,我长他两岁,从同一个省去参军,他算是我小老乡。

后来转业,跃进去县化肥厂当工人。他开玩笑说,自己是山区来的孩子,小学没毕业,所以坐不了办公室。而我则在七八年后成为计生委的小科长,很风光。

转业后再次见到跃进,是有一年他提着两只母鸡和一筐鸡蛋,进省城寻我。他变化很大,身子黝黑粗壮,脸上皱纹密布,看起来像个年已不惑的农人。

跃进说话扭扭捏捏,许久才讲到点上,原来他违反了计划生育规定,那次来寻我是想求助。妻子头胎生下一个女儿,28岁法定二胎年龄时生的也是女儿,跃进母亲一直催夫妻俩生儿子。

这年跃进的妻子终于生了儿子。跃进把儿子挂在弟弟名下,计生干部罚弟弟的款,他代缴了。那一千元钱与两年的工资相当,可他觉得这样换回来一个儿子接续香火,还是值的。原本这事掩盖得挺好,没多少人得知跃进偷生了儿子,直到有人去告发他,县计生委一纸公文下来,跃进所在化肥厂将其辞退。

跃进希望得到我的帮助重返岗位,我心知这事不易,只好如实相告,答应想想办法。这时凤英煮好了水饺,我招呼他:“多吃些,吃饱了,我们再想辙儿。”跃进也不客气,凤英做的六七十个水饺,他吃下一大半。

夜间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凤英察觉,问我:“是不是为了跃进的事情犯愁?

“是,现在规定很严,查得也很紧。” 我回答凤英,“你先睡吧。

漆黑的夜里,当年一起押送俘虏时,跃进救我的场景不断浮现在眼前。

押送俘虏那天夜里,我和跃进轮流守夜。我当班时打了盹,两名敌军俘虏用脚把我的枪拨过去,之后夹着枪杆,想用刺刀偷袭。我命大,跃进忽然醒来,一把将我推开,刺刀扎到我身旁树干上。跃进站起身,对那两名俘虏拳打脚踢,打得他们鼻青脸肿。

我赶忙把他拉开,告诉他:“打死了我们不好交差。

跃进这才停手,骂道:“他娘的!

事后,跃进告诉我,他睡得浅,双眼没有紧闭,朦胧中听见周遭有什么东西窸窣作响,接着看见俘虏挤来弄去,想把我的枪弄去。起初他以为是白天过于疲乏,现在正做恶梦,刺刀就要捅过来那一瞬,他才意识到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硬撑起来推开我。

把俘虏押送到收容所,我和跃进被认定立功了。半个月后,连指导员来找到我俩核实情况,因为俘虏跟翻译告状说遭到虐待。我和跃进把前因后果告知指导员。两天后,指导员再次出现:“上级经过慎重考虑,为大局着想,决定把授予张跃进的三等功收回。

我上前争辩:“难道要我们活活被俘虏杀死?跃进在战场上击杀那么多敌人、冲锋炸掉一座碉堡,都不算数了吗?

指导员安抚我:“希望你们不要闹情绪。

为此,我一直觉得亏欠跃进。他转业时因为没有勋章,被安排到老家工厂上班,我则进了省城计生委。临别之际,跃进安慰我:“回老家挺好的,老娘指望我养老送终,再者说我是个粗人,不像你文化人懂得舞文弄墨。

分别一年,跃进来信,他即将结婚,希望我去参加。那时我工作忙,回信恭喜他,但没法前去,我便在信中承诺,等生孩子一定到场祝贺。随信寄去两包大前门香烟。次年,他再次来信,他妻子生下一个女儿,邀我喝满月酒。可我仍旧走不开,只因正与凤英谈恋爱,回信说工作太忙,并且给他寄去六盒饼干和一罐奶粉。

从往事中回过神来,已经深夜。次日上班,我拿了两条中华烟,带着跃进去见计生委领导。我询问领导,跃进是老兵,为共和国拼过命、流过血,比较特殊,能不能放宽。领导说,法律面前没有私情。

“我从未因私事求过领导,只希望领导这次能通融。

领导回复:“如果是这样,你把烟带回去。

旁边的办公室秘书说:“领导都发话了,你是老计生委人员,怎么能不懂这个理?

我火冒三丈,斥责他:“老子流血的时候,你小子在哪里?刚来工作就教训起我来了!

三天后,我因为徇私被记大过处分,调到缝纫机厂。不仅没能没帮跃进解决问题,还牵连了自己。凤英听闻此事,开始摔打家什,边摔边骂:“战友,战友,坑起人来没商量。你做老好人,连工作都保不住了。

当时我们住筒子楼,她越喊越大声,邻居都闻讯跑到门外围观。我忍无可忍,冲她吼:“你还有完没完!”顺势打她一巴掌。这一巴掌落下去我就后悔了,结婚六年,我俩从未赤脸相对、争吵打闹,是人们眼中的模范夫妻。我还曾与凤英说,要做一辈子模范夫妻。

凤英摔烂跃进送来的鸡蛋,踏上几脚,说:“王大成,这个家没法过了,没法过了,离婚。”我气得夺门而出,钻出人群。凤英也负气离开,回到娘家。

我们没有离婚。那个年代不比现在包容,离婚等于给人生判了重刑。我去到岳父母家给凤英赔不是,保证什么都听她的,再也不吵架。我讲恋爱时的趣事哄她,加上娘家人好言相劝,凤英才破涕为笑,愿意跟我回家。

我到缝纫机厂当文员,正赶上缝纫机厂改制,收入同工作量划等号,文员成了工资最低的一类岗位。为养家糊口,我狠下心离开办公室,去跑业务。

我生性木讷,跑业务对我来说很困难。眼看其他跑业务的人,腰里已经别上“大哥大”,自己却还骑着自行车到处打探门路。整个夏天跑下来,人晒黑不少,不过收入提高了一倍。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把厂里生产的最新式缝纫机装入一只大纸箱,南下深圳,想着那里既然是制衣厂王国,肯定少不了购进缝纫机的需求。我带着那大纸箱,在绿皮火车上站了一天一夜,才抵达深圳。

走出车站,只见深圳街头人潮涌动,不论男女都装扮时尚,和内陆地区截然不同,只觉土里土气的自己,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

我满头大汗拉着缝纫机样品到纺织厂,他们却告诉我,当地类似的制衣车间用上了自动化缝纫机,我这种“老式的”已经被淘汰。南下之旅,原来早已注定会无功而返。

这趟生意没做成,倒是在深圳见了熟人,当年隔壁班的“跑病号”李建军。建军身子孱弱,在部队里出了名,每次五公里越野集训都吃不消,总要到医务室挂盐水,一来二去,“跑病号”成了他的外号。

建军在部队大院里长大,赶上当时上山下乡,他回不了城,只好换个路子——先到基层部队当兵,再从部队调到城里。可惜这如意算盘打得不是时候,1979年1月,我们军区部队被抽调到广西集结,他就这么上了前线。

据说李母得知消息后,哭得死去活来。建军不赖,在战场上没有退缩,不过也因此负伤,复员后被安排到粮食局。

当年我们并肩上阵攻打敌营山头,建军被弹片割伤肌腱,深圳再见,他的腿依旧一瘸一拐。他开桑塔纳轿车载我去一个气派的饭店吃饭,在我们那儿,这是厂长才有的待遇。席间,他说吃罢饭带我到他公司坐坐,我问工厂和公司的区别,他讲了一大通,我还是不大明白。

建军把妻子和女儿叫来,说要介绍给我认识。我仔细一看,才察觉他妻子是白晓雯,当年军区文工团的战士,经常出演《白毛女》中的喜儿。二人的女儿Jenny和我儿子乐乐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乐乐没学过英文,Jenny已经能流利地用英文与白晓雯交谈。

“下个礼拜母女俩要去英国。”建军说,“让Jenny接受英国贵族教育,学钢琴、马术、歌剧、贵族礼仪,以后混国际圈子。

酒过三巡,白晓雯和Jenny提前离开,建军跟我讲起他的致富之路:倒卖海外商品,一年下来赚了二十万,随后就离开粮食局,到深圳开公司,还在香港炒股票、炒期货,一本万利……他越讲越起劲,当年他是落后分子,现在是使劲跟我这个“连级先进”显摆呢。

不久,建军从西装内口袋里掏出一叠照片,接着说出四五个名字,问我还记不记得。我点了点头,那都是他们班牺牲的战友。

我接过那些照片,逐张翻阅,只见片中之人尽是10岁上下的模样,身穿校服,背后想是他们的学校。我从建军口中得知,这些孩子是他们班的烈士后代。前几年他手头宽裕了,挨个联系上这些孩子,看到有些家里穷得饭都吃不饱,他决定负担孩子们的上学费用、替战友对他们的父母尽孝。建军说着,开始哽咽:“烈士流血,家属不能再流泪。

我安抚他:“如果还在部队,我就把‘学雷锋标兵’的旗子插在你床头上。”随即有点自惭形秽,我们班“上去”的时候有十人,牺牲八人,我和跃进活了下来,自己混到现在却连妻儿都养不起,更别谈关照战友家人。

临别,建军一定要给我安排住处,嘱咐我:“老战友,不要客套。”我推辞不掉,只好在离开深圳前把身上的粮票换成一百多元钱,连同一封写给建军的感谢信,交给他公司的员工代为转交。虽然灰头土脸带着缝纫机回了老家,但这次深圳之行让我大开眼界。外面的世界果然是“天翻地覆慨而慷”,而我还在一成不变的世界里打转。

我预知时代的急速变化迟早会冲击我所在的省城,但没料到这天来得如此快。从深圳回来两年后,缝纫机厂因效益不佳被总经理以个人名义收购。总经理名片上的头衔,换成了董事长,我们统统得卷铺盖走人。

这时儿子乐乐在上初中,成绩不理想。老师建议我每个月交补习费,把他送到补习班。我生活不顺心,总觉得是没有大学文凭的缘故,所以咬着牙交了钱,无论如何都要让乐乐考上重点高中。也许这样一来,儿子就算一只脚迈进大学校门了。日子因此过得拮据,凤英开始不断打零工,上个月还是销售员,这个月就成了清洁工。

从缝纫机厂下岗,我寻思着开一家修车摊,因为在部队时我学过维修军用吉普车。可那年街上汽车不多,就修起了自行车。每天清晨,我推着平板车,到路口的树下支摊儿。难免碰见老同事,起初我把脸别过去,后来风吹日晒、脸皮也厚了,我主动与他们攀谈,还拜托他们帮着介绍生意。

不久,赶上自行车换摩托车的风潮,我学着修起摩托车。那段时间摊位旁的树下每天会停上二十几辆车,等着我修理。家境好转,乐乐也考上重点高中,凤英便不去打零工,到修车摊帮忙。她原本生性羞涩,与人打交道多了才变得泼实,嗓门变大了,时常咋咋呼呼的。

这一年,城里新成立一个部门,他们的职员时常沿街驱赶摆地摊的商贩。一旦被逮住就得缴两百元罚款,不走的话,对方就会把摊子没收。所以远远地看见他们来了,我们不得不跑。

有一天,我摊上停着三辆摩托车,还没来得及跑他们就站在我们眼前了。凤英上前递烟,他们告诉她,摊子可以晚点撤,罚单不能免。

凤英气急了,骂他们是吸血虫。他们一听这话,把凤英推倒在地。我上去护住她,呛他们一句:“你们也要文明执法吧。”结果,他们动手打砸,顾客的摩托车也未能幸免。

我气不过,上去给了为首之人一拳,换来一番拳打脚踢。追究起来,我这算妨碍执法,得拘留半个月。那时候赶上一次严打,凤英带着儿子在困苦中度过一年,我才得以重获自由。

回到家里,环堵萧然。一年前摩托车主找上门来,要妻子赔偿,她把家里值些钱的物件出卖才还上。但我那个老旧的木盒还在,里面装着退伍证、铜底镀金的勋章和一面破旧的军旗。

那是满大街弥漫着刘欢《从头再来》的年代,我借着歌词安抚凤英:“大不了,我们也从头再来。

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我找了份汽车修理店的工作,一个月能赚一千多元钱。凤英很高兴,觉得终于能攒下乐乐上大学的费用了。

跃进也到城里来了,在一处工地当农民工,脸上干掉的水泥疙瘩抹也不抹掉。前几年,跃进家里人口多,三个孩子都还小,跃进夫妻俩整日里打穷仗。农闲之余,跃进跟着泥瓦匠给人盖房子,妻子则到县城给人做保姆、看孩子,最后跟着外地人跑了。我问跃进有没有去寻,他手一挥:“懒得去找了。

进城时,跃进带着十二三岁的儿子虎子,两个女儿都去上海打工了。先前为供长女上学,跃进欠下大量债务,可长女最后还是没有端上“铁饭碗”,跃进很在意,便让二女儿和儿子早早辍学,打工赚钱。跃进认定,吃不上公家饭是老张家的命。

跃进上下打量我一番,说我黑了许多。我说:“可不是嘛,和你一样也被开了。

“你也超生了?

“那倒没有,我是被调到工厂之后下的岗,现在在汽车修理店工作,还不赖。

“今后有什么打算。

“想自己开修理店,但手头差五万块,乐乐又要上大学,得预备好大学的开支。没办法,日子就这么混过去吧。

跃进似是心生内疚,埋怨自己:“如果不是当年托你摆平超生的事情,兴许你现在已经是计生委的大领导了。

我安慰他两句,便把话题扯到建军身上。跃进听过建军的状况,就说:“当年李建军是全连最没出息的,现在却混成人上人了。

次日,跃进带虎子到汽修店找我,虎子将一个军绿色单肩包塞给我,父子俩撒丫子就跑。等我追出去,已经看不见人影。我打开包一看,里面用塑料袋包着一大叠现金。

我忐忑地继续上班,把包捆在肚皮上,老板揶揄我:“大成,你这是要去当公交车收费员呀。”我笑了笑,告诉他我胃病复发,包里装着热水杯,暖胃。

下班后,我到工地上寻找跃进父子,包工头告诉我:“他们一早就说回家收麦子了,交代如果有战友来找,就告诉不要找了。

我内心五味杂陈,跃进这是要躲着了。回到家,凤英看到钱也很愧疚,说多年前因为我丢了工作没给跃进好脸色,不成想人家这么实心实意地帮忙,“你一定不能忘了这份战友情”。

有了跃进的帮忙,我的汽修店顺利开张。眼下遍地是下岗工人,招工不成问题。以前厂里的上层大都成了私营企业家,开上宝马、奥迪、奔驰,生意也不愁。

我一边开厂,一边倒卖二手汽车。第二年年关,和凤英一算,扣掉各种开销,足足挣下三十几万元。我拿出五万打算还给跃进,决定年底去他家里走一遭。之前每次打电话去村委会询问跃进的踪迹,都只得到回复说他外出务工年底才会返乡。

柏油路贴着大山蜿蜒而上,望不见尽头。行驶在这路上,我想起跃进刚入伍时曾说,他为参军,打赤脚在崇山峻岭里的羊肠小径上走了一整天才赶到县城,行至道路最窄之处遭遇对面来人,只能擦肩而过。

三十年过去,这条路的变化翻天覆地,羊肠小径变成村村通的柏油马路,两边刷满“计划生育人人有责”“要致富先修路”这些红字白框的标语。

见面时,跃进敲着我的二手汽车的引擎盖说:“还真不赖。”看得出他这些年也过得不错,家里盖了五间大平房,宽敞明亮,水泥地面一尘不染。

跃进拉我进屋,笑得合不拢嘴。年前他长女花花结了婚,女婿是邻镇的孩子,两人大学时相识,婚后女婿做销售代理。二女儿梅梅则在省城当美容美发师。他念叨着,这是长女买的电冰箱,那是二女儿买的诺基亚手机,山下的二层小楼是给虎子盖的,“过几年等虎子结婚,我就算是把差事都安排妥当了”。

花花和梅梅都是城里年轻人的打扮,一头黄发、浓施脂粉,穿着高脚马靴。虎子一副杀马特打扮,那年头流行F4,乐乐也是这造型。

跃进谈起,看不惯孩子们的打扮。我劝他,我们都四十好几了,时代也不同了,要懂得变通。这时,在厨房里忙活的一个爽利中年妇人出来,招呼我们:“饭菜都烧好了,可以上桌吃饭了。

“这谁,是不是又娶媳妇了?”我问跃进。

跃进从烟盒里敲出一根烟,小声说这是之前跑掉的妻子。外地男人溜了,把她扔在出租屋里,房东扣着她要房租和水电费。她无奈地打电话寻找跃进,跃进带着儿子去解救,结算好了费用、把人领回。

跃进掐灭烟头,继续说:“回来就好,虎子找对象就没有人说他没有妈了。

我掏出五万元钱,告诉跃进:“信封里的五万块钱是你借我的,隔一年多才还,利息我就不算了。

接着又掏出另外几个信封,告诉跃进:“其中一份是给花花的份子钱,孩子结婚你也不通知我,还是不是战友?明年要生一个胖小子,这是给外孙的。一份钱是给梅梅的,她就在省城,我作为伯伯没有照顾到,这算是补上的生活费。最后一份给虎子,你给孩子盖新房,我也要添一点。

钱摆在桌子上,三个孩子很规矩,都没有接,瞧着跃进。跃进问我:“班长,你这是?

“没有你帮我,我现在还是个破修车的。婆婆妈妈的干什么?快收下,有时间多去我那里坐坐。

乐乐上了高三,成绩和我的收入成反比,一路往下掉。我给他请了城里最有名的高考名师补习功课,一课时三百元,一年下来花了几万……又给他班主任、任课老师送礼,希望他们多辅导。

可乐乐的心思全然没在学习上,每天回到家,雷打不变玩上两小时电脑游戏。有一次我气得把电脑砸了,他反而赌气说,不让玩游戏他就不参加高考。最终,乐乐考上一所三本院校,多花一倍的学费。以前知识就是财富,现在知识也可以用财富买到。

孩子在外读书,家里顿时冷清许多。我关掉汽修店,在郊区开了一家汽车销售公司,雇佣一些年轻人,每日忙得晕头转向。

生意越做越好,凤英当起了全职太太,饭菜却做得越来越没味道,更多的心思花在与新结识的女友们出去旅游、买各种奢侈品上,时常不见人影。以前没钱,她一个劲儿地省,精打细算就怕多花一元钱,后来有钱了,便挥金如土。

我的朋友也多起来,每日胡吃海喝,打麻将、甩老K,有时一圈麻将下来赚个七八千,也有一口输掉近万的时候。

有一次,公司保卫处逮住几个偷东西的小混混,都愣头愣脑的。我从赌局中抽身去处理此事,发现其中一个混混竟是朱兴邦的遗腹子朱一南。朱兴邦牺牲时,妻子才20岁,生下孩子后,娘家把她接走、安排改嫁。朱一南跟着爷爷四处讨生活,13岁时爷爷去世,他到处流浪,干些偷鸡摸狗的营生。后来他通过父亲家乡战友知道我的住处,一路找了过来,没想到最终与我相逢,竟是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给他钱,让他安顿好,次日到我这里上班。一南表现不赖,凤英给他介绍对象,他去相了几个女孩,对方都嫌他穷。最后,凤英通过纺织厂的老同事介绍了一个女孩,她相貌平平,父母离异,在一家教育机构做老师,人却很贤惠,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塞给一南一千元钱,让他好好把握机会,带人家看看电影,逛逛游乐场。

见过几次面,俩孩子正式交往了。三个月后他们决定结婚,我隆重操办他们的婚礼,算是对朱兴邦有交代了。朱兴邦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哪怕是凤英,只因怕她无法理解兴邦的牺牲。

当年在越南,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连得在天亮前夺取一座高地。出发前,班长董新华给我们每人斟了满满一碗酒。

班长说:“喝了这碗酒,我们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死了的人为国尽忠,活着的人要给死了的人尽孝。”大家把酒喝得见底,纷纷把碗摔碎在地。

董班长的生命定格在1979年。攻下那座高地后,我被排长任命为代理班长,带战士往谅山方向打穿插,迷惑敌人,伺机寻找最佳主攻方向。

当时班里有个叫胡国庆的战友,16岁,班上最年轻的战士,且是家中独苗。我下命令,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胡国庆,又让国庆背着医药箱、负责包扎伤员。国庆执意要擎军旗,我不肯。

班上的“黑旋风”朱兴邦,东北人,人高马大,扛着重机枪也能健步如飞,我主张让兴邦来擎军旗。国庆不同意,认为兴邦目标大、容易暴露,还是他合适,短小精悍,敌人很难瞄准。于是我被说服。

这里地势山川相间,沟壑纵横,热带雨林里处处埋藏杀机,无数法国兵、日本兵和美国兵曾丧命于此。当地正处雨季,午后两点左右都会下一阵雨。我们在河谷的丛林穿行,天上下起大雨。被雨淋湿的滋味真不好受,衣服贴在身上粘乎乎的,穿久了身上会起一大片疹子,却不敢脱,蚊虫太毒。

雨下了大概半个小时,天空放晴,高大的树木罅隙里透下一股股光束。我们从高地出发历经三个小时,离目标还有一些距离,我遂安排战友们修整、吃饭。大家扑扑身下的草丛,坐下来吃压缩饼干。

突然,战士史卫红“哎呀”一声,说:“班长,我受伤了。”一条蛇赫然出现在他前方。

“都别动。”我说。然后慢慢靠近那蛇,用刺刀将其斩为两截。我让胡国庆准备消毒水和绷带,迅速掏出折叠刀,在史卫红伤口处划一道口子,挤出大量鲜血。

包扎好后,战士孙保中扯来一些藤条,给史卫红削了一根拐杖。我们继续沿山路前行,路越来越陡。又走了一公里,我们到达一片开阔平地,这里茅草有一人多高。突然,南方火起,朝我们这边蔓延。

敌人料到我军会潜入茅草,开始进行坚壁清野。我命令大家先点火,把周围的草烧掉,隔绝火势。可火势蔓延得很快,我们只点了一小片茅草,大火便呼啸而来,大家就地趴在黑漆漆的草木灰里,头发被烤焦不断发出“滋滋”声。很快,迫击炮弹不断落在这片土地上。

冯胜利问我:“班长,我们是不是暴露了,要不要吹冲锋号?

落炮点漫无目的,我估计敌人并未发现我们的踪迹,我探出头看了看,便悄声回复:“等敌人靠近些再吹冲锋号,要出其不意。

夜色渐浓,火势稍弱,远处窸窸窣窣,几十名敌军开始拉网式搜查这片遍布余烬的草地,手电筒的灯光不停扫来扫去。我们准备趁着夜色撤退,腿脚不便的卫红却强硬地留了下来,他不想连累大家。

“大家快往山脚下撤。”我对大家说。

躲到隐蔽处,我用无线报话机同排长联系,告诉他敌人据点的方位。按计划,后天发起总攻,此时我们尚未对谅山进行全盘侦察。

天亮以后,我们继续在热带雨林中穿行,打算从城东绕道,往城后去。这次我们与小股敌军正面交锋。子弹不停从丛林里四处窜出,我们分散合围,把这一小股敌军的火力压制住。

不曾想,兴邦掉进了一方极深的陷阱。敌军在陷阱里插满削尖的竹子,又倒上发酵的粪便。兴邦掉进去,右腹被竹子穿透,疼得他不时发出低沉的哀嚎。

方援朝想下去搭救,兴邦摆手拒绝,哀求战友们给他一个痛快。可大家怎么下得了手,可眼睁睁看着朱兴邦的血顺竹竿往下流,众人心如刀割。

2008年后,中国汽车销售量突飞猛进,我在周边几个城市开了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

乐乐大三去新加坡做交换生,凤英跟去陪读。临毕业,乐乐到香港一家外国投资公司实习,最后留在那里工作。凤英催乐乐完成终身大事,我倒觉得该随缘,别拿老一套婚姻的概念箍在孩子头上。

国庆假期,乐乐带回来一个女孩,叫阮苏雪,是他在新加坡留学时认识的同学,在香港的一家中越合资公司工作。凤英很高兴,拉着苏雪问长问短。很快,两个孩子的婚事就提上了日程。

办完儿子的婚事,我因故到深圳出差,顺便和建军小聚。他的公司名字矗立在一处三百米高的大楼顶端,现在他已是一家房地产企业老总。

建军还像上次那样热情招待我,我发现他写字桌上摆的,是他和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小婴儿的照片,我问他是不是做了外公,又夸他女儿越长越漂亮。建军否认了,说那是现任妻子。

十年前,因他同白晓雯聚少离多,两人婚姻名存实亡。后来,建军发现女儿不大会说中文,和女儿的沟通出现问题,母女俩也不爱与他交流,发展到后来她们同他打电话,唯一的事情就是要钱。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晓雯让女儿入了美国籍,建军无法接受,两人大吵一架,索性离了婚,此后双方再无联系。建军后悔当初让女儿出国,认为这个决定弄得他妻女离散,临老无依无靠。七八年都没缓过劲儿来。

前年,建军鼓起勇气,同一个20岁出头的乡下姑娘再婚。去年,两人生了个男孩。建军坚决地说,必须让儿子在中国接受教育,做一个正经八百的中国人。

年岁日长,我经营公司开始力不从心,便让乐乐和苏雪回老家接手公司。公司被乐乐经营的有声有色,我退到幕后,照看孙女冉冉,颐养天年。凤英也老了,出去旅游的冲动少了,拉起一帮子人跳广场舞。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国家开放二孩政策,我和凤英催乐乐和儿媳妇再生一个,他们却推托工作太忙,又说抚养好一个孩子就够了。

“当年你跃进叔叔宁愿被单位开除,也要生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凤英在家庭会议上劝说乐乐,“你可倒好,国家鼓励你们年轻人生,反倒不生了。你不生儿子,将来谁继承家产?

乐乐辩解:“妈,您脑筋怎么转不过弯来,我小时候国家就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传宗接代真是很老旧的思想了。

凤英不依不饶,家庭会议不欢而散。退休的日子,事情反倒多如乱麻。

有一天,派出所打电话到家里,通知我去领人,警方在ktv逮住一个违法的女孩,跃进的二女儿梅梅。梅梅怕家人难以接受自己从事的营生,无奈之下联系了我。

我把梅梅领回家,从她口中得知张家这些年过得不好:跃进欠了钱,去打工被机器砸伤腰,躺在家里已有大半年,跃进的妻子因不堪债主逼迫喝药自杀。

我通知公司人事经理,安排梅梅进公司当客服,便再次踏上去往跃进家的路。时隔六七年,重走这条路,我心情沉重。依照我脑海中的印象,跃进还是个生龙活虎的青年,不想他已经被迫服老。

跃进邋里邋遢地躺在床上,见我来了,放下手卷的纸烟,招呼外孙沏茶招待我。那卷烟纸上留有铅笔字,该是外孙写过作业的废纸。

“跃进,你怎么这样子了?有困难为什么不找我?”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凄然泪下。

跃进上身扑进我怀中,哭诉起来:“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我本想,房子盖好了,就可以儿娶女嫁享清福。哪知道虎子的对象非要在县城买楼房,我只能再去工地,干两个月就这样子了。包工头没结工钱,还说我耽误了他的工期。医药费交不起,只能在家里……”

我余光瞥见穿衣镜边上摆着两根拐杖,跃进注意到了,收声擦泪,对我说:“当年战场上孙保中也削了一根,我跟着学的,还不赖吧。” 跃进支撑着下地时,我分明看见腿上肌肉萎缩了,像街头贩卖的风干鸡肉。

我递给跃进一张银行卡,卡里有十五万元钱:“先把债还了,不够再找我要。梅梅现在在我家住着,我把她安排在我公司上班,凤英说就当也是我们的女儿。

不容跃进拒绝,我便载着他上省城就医。当年,我们一起坐在拥挤的闷罐列车里,花两天三夜奔赴前线,此时,我们俩已经成为五十多岁的老头。

省人民医院的医生诊断后告诉我们,跃进的腰椎错位耽搁太久,虽然现在复位了,但病痛很难根除。至于他腿部的肌肉坏死,情况严重,需要截肢,否则可能上扩散,危及生命。

跃进宁死不愿截肢,把病床周边的所有东西推倒在地,挣扎着要起来,像发疯一般。医生见状退到病房外。我跟出去向医生道歉。医生告诉我,如果不截肢,跃进顶多可以再活一年。

我决定再劝劝他。轻轻地推开病房门,只见跃进扭过头来,一脸恐惧地说:“章明华的腿……我死了也要留下全尸。

年老记性也差了许多,听闻这句话,我一时未能反应过来,慢慢才想起:当年朱兴邦牺牲后,一颗炮弹落在我们附近,我被气浪掀飞,重重地摔倒在地,耳朵里一阵轰鸣,视线模糊不清,之后便失去意识。所以,我并不清楚,章明华是如何牺牲的。

平复情绪后,跃进开始讲当年战场上我昏迷后的事。

枪林弹雨中,方援朝和冯胜利中弹牺牲。敌军一路追打,余下众人且战且退,章明华断后,跃进背起我就跑。

敌军最终被击退,可章明华没能再走几步,脸色变了,说:“不好,踩着地雷了。”国庆想过去帮他拆弹,章明华不让,他不想再多一个人作无谓牺牲。

跃进至今记得,“轰”的一巨响过后,章明华的一条腿掉在他面前,章明华则血肉模糊。几秒之前,他还是一个击退敌人的勇猛战士,几秒后,他只剩一具没有生命的躯体。多年过去,跃进坐在病床上回忆起这一幕,依旧止不住颤抖。

告别章明华,跃进背着我,胡国庆背着物资,前进至一处悬崖峭壁之上才停下。底下是湍急奔腾的河流,敌军在山下的布局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孙保中把敌人的情况标记好后,推测敌军在山上有暗堡,便决定去吸引敌人注意力,让胡国庆接替他做标记。

孙保中交代完,开始在悬崖峭壁上快速攀爬,敌人的子弹跟着他的步伐迅速扫射。突然,他手没抓稳,坠往崖下。跃进见状十分惊恐,不敢呼喊,只能拼命地抓着我的胳膊,我在疼痛之中醒了过来。

我记得醒来时头痛欲裂,四下一看,只剩下跃进和国庆。稍作调整,我照着胡保中他们标出的敌人防御工事,通过无线通话器向上级汇报了相关信息。然后,我们悄悄地滑到山麓躲进一处猫耳洞里,等待发起总攻。

国庆鼓着腮帮子,像是在练习吹冲锋号。壶里剩最后一口水,虽然大家一整天都没进水,但我和跃进都不喝,给了国庆。

敌军封锁了周边的河道,我们只能祈求上天保佑,降场甘霖。可那天偏就没有下雨,晴空万里,白云轻飘地浮在天空中,与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杀戮、死亡……形成鲜明对比,仿佛上天的恶作剧。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本能驱使着我们分吃了最后一片压缩饼干。饼干驱除了我们的饿意,却不断吸收着嘴里的水分,我们越发口干舌燥,意识变得恍惚,跃进昏了过去。

国庆说前面五十米大约有一处水塘,要带着军用水壶去取水。我怕中埋伏,想劝他忍住,可根本发不出声音。国庆匍匐在地,缓慢向水塘挪动,一盏茶的功夫就到了水塘边,捧起水来牛饮了几口。

心满意足后,他灌了水,折身往回爬。临近洞口,我看见他脸上兴奋的笑容,就在这时,他面目突然扭曲,口吐白沫。我慌了,过去摇晃他的身体,但为时已晚,他脸色渐渐从苍白变得乌青,必定是敌人在池塘里投了毒。

第二天中午,大雨倾盆而下,洗刷了地上的血污,跃进的情况也有所好转。

总攻发起了,炮弹密集轰炸谅山城区和周围的山上据点,暴雨般降落在这片血与火的土地上。

接着,我们听到大军的冲锋号。

我决定尊重跃进的选择,不截肢,陪他一起等待死神降临。

跃进念叨着:“2019年就四十年了,我不一定能撑到那时候,想趁还有力气,到凭祥的烈士陵园祭奠战友。

我答应跃进带他南下。出发南下前两天,他去世了。

*本文根据当事人口述撰写,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ND-

作者丨杨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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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7 11:1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刺杀

 皮诺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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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兵失踪一周后,很多警察来到公司,涌进老总的办公室。随后把我叫过去问话。

警察仔细询问那场冲突的细节以及平时的工作情况之后,取走了大兵的所有相关资料。大兵的衣服、背包和茶杯,也都被戴着白手套的警察小心装进袋子,一一带走。

听说大兵犯了事,其他部门的同事凑在一起议论,唯独我们部门的同事一言不发埋头工作。

这是2004年,我大学毕业刚满一年,是一家名牌车4S店的SA(维修接待)。由于工作努力,前不久刚刚升职,当上了主管,下属四人。店里生意不错,车卖得多,来修车的自然也多,人手很快不够用了,公司便给我添进一名新人。

新人秦达兵,年龄比我长几岁,以前从事摩托车销售。他是本地人,个子高,面相老实,皮肤黝黑,很有亲和力,给人第一印象是“好说话”。身材健壮的大兵,却是一副“傻大个”“好欺负”的模样。

入职以后,我们都称他大兵。在为期一个月的新人试用期中,我负责带他,让他跟着看看学学,同时兼做助理,帮做一些整理档案、端茶送水的杂事。

大兵懂事,每天第一个到公司,先把SA区域的卫生处理好。公司规定,自己的办公区域自己负责打扫,每天上班之前必须完成。大兵把搞卫生这事承包了。可以看得出,他很珍惜这份工作,想方设法讨好大家,只为顺利通过试用期。

不过大兵的 “懂事”被其他同事认为是“怂”,我有时也会有这种错觉。他对我惟命是从,从不反驳我的话语,也从不拒绝我的要求。

见我经常随意使唤大兵,老员工们也跟着指挥他干活。为此,我指责他们:“大兵是我带的新人,还在试用期,别把他当佣人使。”他们只略微收敛了几天。但大兵从未投诉,我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我在公司的资历也不算深。

大兵也很好学,试用期刚过就被允许转正。我是第一个在转正申请上签字的人,为此他特意请我到海鲜酒楼吃了一顿。那顿饭不便宜,花了一千多元钱。

大兵经济条件不宽裕,从平日的打扮就能看出。试用期间,他没有工装,上班只得穿自己的衣服,看起来质地很差的地摊货。此外,他每日骑着来上班的那辆自行车,已经破旧到了小偷都会嫌弃的程度。

席间,我们喝了点酒,谈话仅止于同事之间的简单寒暄,没有太深入的话题,他对我说的最多的话无非是“谢谢”“我会好好干的”。我有些惭愧,之前使唤他干活,还任由其他同事对他呼三喝四。

转正以后,公司给大兵定制高档的西服和衬衫,还有上千元钱一双的皮鞋。他穿上这些标配工装,整个人是精神了不少,却无法改变他的处境。试用期间大兵主动提出,每天中午留守在前台值班,等到其他同事吃完午饭回来才去食堂。转正后,他依旧不得不如此。运气好能赶去吃一些残羹冷炙,有时则饿着肚子上班。

好在大兵总算能自己签单,收入比之前高,虽然有时会被老员工抢单。有一次大兵卖出一个价值一千多元钱的车模,按照规定,SA卖出车模这种精品能提成10%。老员工程芳硬生生把这单生意打到自己名下,这个泼辣的女人常为点蝇头小利吵闹。她业务能力不错,比我早入职几天,一直对我当上主管这事心怀不满。

程芳坚称客人原本找她买车模,被大兵抢了单,继而破口大骂他不懂规矩。大兵委屈,但依旧不争辩,继续隐忍。这些事我看在眼里,可为了团队团结稳定,只要别太过分我便不会过多干涉,毕竟哪里都有论资排辈、新人忍让老员工的情况。

为了报答大兵那顿海鲜大餐,弥补他受到的不公对待,我安排他接待我的熟客,有的油水足、好说话,有的则难缠些。

难缠的客户也得有人接,否则他们会去投诉,我的位置可能不保。虽然有私心,但我确实希望他多挣些绩效。

我并未意识到,这会将他推入深渊。

我们这个汽车品牌的车主相对富有,素质有高有低,大气的,计较的,彬彬有礼的,嚣张跋扈的。

这天,来了一个嚣张跋扈的车主。他叫周永生,老家东北,长得人高马大,是个“社会哥”。他在本地名声很响,据说许多夜场、歌舞厅、游戏室由他罩着,人称生哥。

或许生哥是有些能耐的,有次来店里修车,一家煤矿的老板恰巧也在,煤老板主动上前向生哥问好,举手投足间却显示出对他的敬畏。

生哥脖颈上总是挂着一条拇指粗的金色链子,身穿一件健身用的黑背心。身后跟着两名小弟,他则走在前面,有意无意地展示自己满身的刺青,生怕旁人不知他是“社会哥”。

在我们眼中,生哥是个装模作样的无赖。

一年前,生哥来店里提了一款新上市的轿车,当时排场很大,他招来十几个小弟,在公司门口围着车子放了半小时的炮仗。

半个小时后,生哥忽然发现车门和引擎盖有几个小坑,损坏并不严重。可那几个小坑,成了他敲诈我们的口实。提车之前,同事没多想一步对车子做全面检查,让生哥确认“车子完好无损”并签字为证。尽管我们都知道,必定是炮仗对车造成了损坏,但肉眼无法辨明,检测也难以自证清白。

生哥把车子横在店门口,非说是车子本身就有问题,要求换一辆。其余十几人一字排开,宣称换车之前,不许任何车辆进出。公司不可能为他换新车,可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没报警处理。一番谈判过后,公司领导同意免费给车子受损的部位做漆,并送生哥两次保养和一块本品牌原装手表,这才算平息了事态。

事后,每次公司开员工大会,领导都得拿这事出来说一说,提醒我们:要严格按照流程交接车辆,严格检查外观和内饰,做好登记,免得又被讹诈。

大兵入职后不久,公司召开过一次大会,他便对生哥有了些了解。

会后,大兵问我:“真有那么无赖的人?”

“当然。”我回答。

大兵觉得不可思议,继续追问:“那么大的公司居然会怕一个流氓混混?”

“不是怕,是不想把事情搞大,要求不过分的话答应就好。做生意嘛,和气生财,闹下去吃亏的是我们。”事实上,不过是因为公司老板是外地人,不敢随意招惹地头蛇。

大兵没再言语,呆立一会儿,又倒垃圾去了。

同事们都厌恶、害怕生哥,我也不例外,可每次我还是得硬着头皮接待他,因为我是主管,关键时刻不能不上。现在有大兵,这正是磨练他的好机会。

这天,其他几名SA下车间提车,只有我和大兵留守前台。我隔着玻璃就认出那是生哥的车,于是对大兵说:“去接一下。”

大兵没有丝毫犹豫,放下手中的工作,拿起接车单小跑出去。此时,其他同事回前台值守,我便跑去厕所抽烟,并非烟瘾到了难耐的地步,只是想去躲一躲,免得生哥又揪着跟我胡侃。我得不时称赞几句,否则他会不高兴。

在他故事里,不是前天输赢多少钱,就是昨天砍了谁。据我一名朋友亲眼所见,生哥确实是个狠角色,曾在健身房把一名无意中占用他器材的男子打得脸变形。

上次来生哥做保养,坐在我面前和侃了一下午,只怪我一时多嘴。当时见他手缠纱布,没法签字,我假装关心随口一问:“生哥,手怎么了?”他一开口便不可收拾,给我上了一堂搏击课。

据生哥自己说,前一天狠狠揍了一个人。从伤人的拳法到自我保护的技巧,他一边比划一边讲述,声音洪亮,动作浮夸。每比划完一个动作,都要问我观感如何。不过,显然那次他大意了,否则手不会受伤。

我估摸着时间,料想大兵已经把事情安排妥当,生哥应该去休息区了,便从厕所出来。我一出来就听见展厅里大吵大闹的,声音最大的人正是生哥。

远远望去,大兵被生哥和两个小弟围在车旁,他显然已经挨了一顿殴打,正在擦拭着脸上的鼻血。

我赶紧跑去过询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他这个本来就是坏的,我翻开就掉下来了,他非说我弄坏的,要我赔。”大兵手里拿着一块米色的塑料片。

那是遮阳板上化妆镜的小盖板。翻下遮阳板,再翻开小盖板就会露出化妆镜,同时伴有灯光亮起,正好照在脸上,设计巧妙也显得高档。不知是设计还是材料的原因,这小盖板容易损坏,很多客户反应过这个问题了。

我交代过手下几名SA,接车时一定仔细登记外观和内饰,特别是这块小盖板,否则出厂时可能被讹上。这块小盖板一旦损坏便无法修理,只有换,必须连着整块遮阳板一起换,贵的要一万多,便宜的也要三千多,生哥这属于便宜的款。

我拿着小盖板,钻进车内仔细查看,是副驾这边的……我笑着钻出车子,尽量以客气的态度跟生哥解释:“生哥,这看起来是被掰断的,而且你看这个断口,不像是刚断的啊。”

生哥瞥了我一眼,指着大兵的鼻子骂道:“现在说的是这个事吗?你刚才什么态度?你骂我什么?我CNM,老子长那么大,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呢……”

此时,四周已经围满了同事和客人。

“我没说什么啊,就说你这个东西是坏的。”大兵回道。

“我CNM,还不承认?你他妈的活腻了是不是?”生哥骂着,给了大兵一巴掌。

我急忙站到他和大兵中间,笑着说:“生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这时,我们老总来了,一群公司的保安也已赶到。

见保安来了,生哥的怒火烧得更旺,当即质问我们:“怎么了?想打架是不是?”

“有话好说,别动手,别动手。”老总在一旁劝阻生哥,他和生哥因为上次那事是打过交道。

“动手又怎么了?是不是动手你们就要打我?是不是?来啊,打一下试试。”老总的劝阻适得其反,生哥说着,又给了大兵一巴掌。大兵和生哥个子都挺高,我隔在中间如同虚设。

大兵看着生哥说:“你不要打人嘛,有什么好好说。这里有监控,我们的监控是可以录音的,可以查到我做错什么、说错什么,实在不行就报警来处理。”

“报警?你跟老子说报警?”生哥说着,又试图伸手打大兵,但被保安拦住,继而把我、大兵与生哥隔开。

“怎么着?人多是不是?信不信今天我喊人来把你们这里砸了?”说话的是生哥其中一个小弟,不知何时从何处摸出一根甩棍,正拿在手里比划着。

事实上,老总是不会报警的。为了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他吩咐围观的同事回到各自岗位,也把围观的客人和保安也驱走,打算私下谈谈。

“你看这样,我先让他给你道个歉,这事算了了。”老总说着指了指大兵,又指了指生哥。

出人意料的是,生哥都没说话,一旁的大兵先开了口:“我凭什么道歉?我又没做错什么。”

生哥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往大兵脸上砸了一拳,大兵往后踉跄几步,重重地撞在展厅的玻璃墙上,刚擦干净的鼻子又流出血来。

老总劝说大兵:“你道个歉不就完了嘛。”

这种局面是我未曾想到的。大兵看看我和老总,又看看生哥,眼中透露着绝望,随后突然提高声线,冲着生哥吼道:“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凭什么道歉。”

“想死是不是?”生哥吼得更大声,他示意两名小弟动手,“干废他。”

话音刚落,一人抡起甩棍朝大兵砸过去。这次大兵没有站着挨打,本能地用手挡了一下。刚挡开棍子,另一人的拳头袭来,大兵挨了几下。

我和老总被吓蒙,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甚至害怕自己也卷进事端。而大兵正弓着身子,双手抱头,防御左右袭来的击打。

“干什么?干什么?住手……”大兵被二人狠狠殴打几下过后,保安们回到现场,制止了他们。几乎在二人停手的同一瞬间,大兵头也不回地朝大门外面跑了。

大兵逃离现场,生哥招来十几个混混坐在店里,要求我们把人交出去。我打电话寻找大兵,发现他已经关了机。

一连几天,生哥每日带一群小弟来店里闹腾:“他是这儿的员工,你们必须要把他交出来。”期间,我继续尝试联系大兵,翻看他简历备份时却发现,除去一个电话号码,没有其他联系方式或者地址。几天过去,大兵始终没再出现,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一直被撇在员工停车区。

公司调取过事发那天的监控录像,无法判断是否真如生哥所说大兵辱骂了他,不过从画面中大兵憨厚的举止来看,他冒犯生哥的可能性不大。生哥则坚称大兵骂他“叫花子”,谁也不知道哪一面才是真相。

骂没骂已经不重要,生哥的意图很明显,这又将是一次敲诈的大好机会,而且不止是赔一块遮阳板那么简单。老总和生哥在办公室里谈判,似乎并不顺利,据说生哥狮子大开口,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生哥还来问我有否联系到大兵,我摇摇头,然后他就说了一句:“找到弄死他。”

生哥没能弄死大兵,大兵却先弄死了他。他凌晨独自回家,在地下停车场被大兵捅死。尸检报告表明,大兵一共捅了生哥十七刀。警察根据现场侦查以及监控视频,确定凶手是大兵,并在第三天将其抓获。他当时正准备去报复生哥那两个小弟。

大兵在单亲家庭长大,父母离异后他跟着酒鬼父亲生活。父亲每次酒后都教他,受了别人的欺负一定要还手。可据说大兵这辈子一直很懦弱,只报复过一个人,那就是生哥。

当时,身中数刀的生哥跪在地上求饶,大兵还是一刀捅进了他的脖子。

*本文根据当事人口述撰写,文中人名为化名


-END-

作者丨皮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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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5 11:3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5-5 11:59 AM 编辑

当一个抑郁症患者决定去说脱口秀

 罗丹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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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下午五点,蔡师傅送完当天最后一单外卖,在手机上点了停止接单,骑车前往位于成都建设路附近的一家酒吧。每周六晚,蔡师傅不接单不送货,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他在台上讲段子,黄色的工作服有时会透过领口露出一截来。

这场开放麦是“过载”俱乐部2019年的开箱演出。俱乐部位于成都东二环一个矗立着巨大高架的路边。现场摆放着三四十张椅子,舞台被惨白的灯光打着,一支麦克风孤零零竖在那,一副绝不讨好观众的样子。前三位演员状态不佳,现场冷得可怕。

蔡师傅排在第四个。他一副提不起劲的样子,银灰色长发随意扎在脑后,一两缕披散下来,他伸手一捋,懒懒道:“其实,我是一个骑士,你们都知道骑士代表着什么地位吧。比如在英国,就代表是贵族,女王亲自授予的。”

观众发出嘘声。女观众们则有轻微的躁动。蔡师傅高鼻深目,长发披肩,瘦削忧郁,有别于俱乐部其他五大三粗的脱口秀演员,常引得女观众们脸红惊叫。

“我呢,也是一个骑士。美团授予的。”台下一阵稀碎笑声,现场开始回暖。

蔡师傅接着说:“是的,我是个美团骑士,送外卖的。为什么干这行呢?前几年不是流行大众创业嘛。我也下海了,也创业,做电商,做自媒体,刚开始一个月能有一万,后来到两万。一年时间啊,真是越欠越多。”

观众大笑,将吸管从嘴中吐出,带着咬痕的吸管在杯中乱晃。

“经常听到有人说送外卖这行很心酸,被人瞧不起。我送外卖之后,倒是经历了一些温暖的场景。我经常去送餐的那个小区,物业管理很严。一次我没带身份证被拦下,我很生气,质问保安,‘你看我穿了外卖服才拦我,那些进去发传单贴小广告的你们从来不拦!’保安说,‘我不是针对你啊,这是公司制度,被监控拍到我会被罚款的。’我见他语气缓和,也表示理解。”

“第二次去这个小区送餐,还是这个保安,查完我身份证后,他好心劝道,‘你们最好把身份证复印件塑封一下,就带复印件就行了,外省人身份证掉了不好办。’自家大哥般的关心。”

蔡师傅往前移动一两步,“我正感动。保安大哥上前一步,低声道,‘如果身份证掉了,要办证可以找我,我的号码是138……’”

他模仿中学门口卖黄色光碟的小贩“同学,欧美、日本动作片了解下?”的语气,台下再次笑作一团。刚才一脸冷漠的观众此刻面带柔情。

连着几个段子都响了,场子热了。

前三位冷场的演员中,其中一个就是我。我内心不爽,但更多是疑惑:“妈的,蔡师傅啥时候变这么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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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蔡师傅在脱口秀现场

我第一次见到蔡师傅,是在一个脱口秀爱好者建立的微信群。

他是为数不多用自拍做头像的人之一。我点开看大头像,此人有星相。那时他的群昵称叫“JC”—英文名Joe和中文姓Cai的首字母缩写。群里还有一个妹子叫“Jc的粉丝”,我很惊奇,粉丝和偶像在同一个群里,简直是行业乱象。我记住了JC。

这个群举办的第一次线下脱口秀活动上,我第一次上台讲段子,就调侃了蔡师傅。

“今天的演员中好像有个叫Jc的人气挺高,我刚坐在台下一直在想,Jc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他的表演,以及跟台下女朋友的互动,那副春情荡漾的样子,我想问你,Jc,就是叫春的意思嘛?”

段子效果不错,蔡师傅笑得也很开心。蔡师傅讲了什么,我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不好笑。我下台后,我俩加了微信,他提前走了,我看完整场演出,对成都的喜剧市场感到绝望。

之后脱口秀演出停滞了一年多时间,直到一个新的俱乐部重新支起摊子张罗这事,我才又重新见到蔡师傅。那时他还没开始送外卖,但是已经在熟悉附近送餐路线了。

蔡师傅的段子一度很不好笑。观众坐在台下,全程升旗仪式般严肃。演出完,他直接退出了演员群,有人问:“他怎么了?”没人回应。不知道他是气观众,还是气自己。

脱口秀段子多取材于现实生活,用段子消解真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往往能取得好的舞台效果。蔡师傅姿态高,他从前不讲送外卖的段子,最引以为傲的是他十岁那年离家出走的事。

蔡师傅来自广西北海,很适合地域黑的地方。十岁那年,他看厌故乡千篇一律的街道,认为广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一心要去看看。他往广东方向骑行了20公里,怀里还揣着一条狗。这是在模仿塔罗牌上的愚人,蔡师傅当时很喜欢这个人物,一副不管不顾昂首往前走的模样,脚边还有一只狗忠诚的跟着。

这是蔡师傅人生中首个具有仪式感的事件。刚开始认识世界,蔡师傅最常思考的一个问题竟是:我凭什么这么幸福?他的小脑袋无法适应家庭和睦带来的这份圆满,也不愿接受毫无冲突的生活,索性选择逃离。

“我要强调一下,在本次离家出走中,没有任何小动物受到伤害。”蔡师傅通常会补充一句。

离家出走一般会在意识到没钱时被终止。从资金链到自行车链都断掉的蔡师傅,推着车灰溜溜地回到了家中。

蔡师傅心里一直装着对于远方的幻想。高中时期,正值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他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记者们跟着士兵从运输机中走出,士兵手中扛着机枪火炮,记者手中扛着话筒摄像机。报道现场同演播室相比有信号延迟,主持人在呼唤记者姓名后,常会陷入漫长停顿。这几秒钟的沉默似乎包含了人生的瞬息万变, 蔡师傅暗下决心,自己也要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2003年,蔡师傅发挥超常,考上了武汉大学的新闻专业,朝理想大大迈进了一步。大学的专业课老师认为蔡师傅是做新闻的好苗子,劝他利用假期多去各个媒体机构见习。

大二暑假尾声,蔡师傅准备跟一个师兄秘密去阿富汗。师兄有熟人在那边办公司,他们以劳务派遣的方式拿到了签证。他激动万分,还买了一条万宝路,他听说这烟在那边通关好使。

出发那天在上海机场,师兄父母风急火燎地赶来,师兄妈妈大闹机场,对安检人员说:“你们敢放他们走我就一把火把机场烧了!”师兄爸在一旁低声提醒:“打火机刚进来的时候就被收了。”

争执引发不少人围观,师兄见妈妈情绪激动,终究还是狠不下这个心,决定放弃。师兄妈也劝蔡师傅:“现在这些年轻人太自私了,完全不考虑自己父母!阿富汗是什么地方,你们想装在盒子里被寄回来吗?”蔡师傅猛拍大腿:“我就说该只买单程票的!”

国外去不了还有国内。蔡师傅也跑过一些突发现场,山西、河北的一些小型矿难、帮菜场拆迁的菜农打官司……后来,他再没回过学校,成了武大的肄业生。

我问他:“这么好的大学,怎么就不读了呢?”

蔡师傅掐灭手中的烟,不愿多提。只说:“我身边所有做社会新闻的,都去写《超级女声》了。”

那两年国内大学生刚开始流行起间隔年,即中途休学,不工作到处游历一段时间再回到校园。 身边不少朋友去西藏朝圣,洗涤心灵,弄脏衣裤。蔡师傅也从了这个势,类似于上世纪美国“垮掉的一代”,他们把这叫做“自我放逐”。

蔡师傅回到家乡北海,当地正在打造文化产业街。在朋友介绍下,他成了餐饮酒吧的文化代理。因为模样讨喜,话术了得,成了酒吧街的人气小生,到处串场主持活动,偶有尔上台唱两句。他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室,白天偶尔象征性坐坐班,保温杯上插一把小雨伞。

那年十月的一天晚上,他跟几个老板喝酒。席间一个酒量豪爽的成都姑娘是第一次见,长得小家碧玉,喝起酒来却有大杀四方的气质。几个北海爷们都争着给女孩献殷勤,女孩的眼神却只在看向蔡师傅的时候有所区别。她当着众人面给蔡师傅说:“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周渝民哦?”

蔡师傅咬着酒杯,强装镇定:“没有啊。”一边转过头,将更像周渝民的那半张脸对着她。

临海潮湿,容易滋生湿疹和恋情,蔡师傅跟成都女孩很快走到了一起。成都女生精致美丽中又夹带三分泼辣的感觉,就像鸳鸯火锅的白汤不小心滴进了两滴红油般,他觉得别有滋味。

女孩酒量很好,蔡师傅喝不过她,有时躲进厕所吐到天亮,脸上枕出马桶圈别致的形状。他们同时面试了一家广告公司,双双被录取,将恋爱维度从酒吧拓展到了职场。实习期间工作轻松,二人下班后在夜场释放青春。

有天晚上蔡师傅正跟成都女孩喝着酒,另一家酒吧的老板过来拉走蔡师傅,说他那边的主唱今晚来不了,叫蔡师傅帮忙上去顶一会。

蔡师傅上台唱了不到一个小时,成都女孩摇摇晃晃地走进来,上台抢走话筒,大声道:“老蔡,我们回去做爱吧。”

蔡师傅愣了两秒,二话不说陪她走了出去,台上乐队则在原地愣了更长时间。

那晚他们俩情绪到位,将出租屋本就年久失修的床板,往报废时限那一头再使劲推了推。

那是蔡师傅人生最放浪形骸的三个月,他整个人活在一种被荷尔蒙腌制的状态之中。每当想到往后漫长的人生很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感觉了,蔡师傅就泄气不已,不愿意去到未来。

但是未来终究会来,现实必须得正面面对,哪怕你侧脸更像周渝民。

开年不久,女孩说:“我春节回成都,就不来北海了。父母要我回去,该收心工作了。”

察觉女孩并不是很留恋,蔡师傅也没有挽留。似乎只有戛然而止,才配得上过去三个月的过度纵情。女孩飞回成都,蔡师傅游回北海,二人甚至没有提到分手两个字,就各自退出了对方的人生轨迹。

蔡师傅保留了最后一点浪漫,想问女生:“如果我追来成都,我们会不会还继续在一起?”没问出口。

过年前几天,他翻玩手机,出于好奇,查看了北海到成都的距离:一千四百公里。他对这个数字并没有具体概念,但手机上无意弹出的机票价格引起了他的注意:大年初二这天,北海飞往成都,全年最低价。

他告诉自己:“我只是不想在家里面过年而已。”随后买了北海到成都的机票。抵达后,女孩来机场接机,两人酷劲十足,都没有再提关于感情的事,仿佛那段被阳光和沙滩见证过的激情,绝对不可以受到阴冷潮湿的四川盆地半点拖累似的。

吃完饭后两人告别,蔡师傅目送女孩上车。他一个人在成都玩了几天,从玉林到九眼桥,成都的闲适吸引了他。他想:“干脆找个工作,多待一段时间算了。”

他这一待,就在成都待了十年。

几乎每一场脱口秀的演出上,蔡师傅都会这样介绍自己:“我老家在广西北海,我是被一姑娘骗来成都的。”

接下来的五年,起初蔡师傅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他把这段经历也写成了段子。

“你们知道成都广告圈的规矩吗?要想从甲方手上拿到钱,必须走完一条龙服务。光请吃饭唱歌不行,完了还要去按摩,做最神秘的消费。我在这行做的最后一个单子,那晚甲方爸爸兴致高。他进去之后,我假装就在他隔壁,其实我身上没钱,早早溜了出去。他在里面翻云覆雨,出来之后,看到我站在门口抽烟,第一句话,‘唷,小伙子,你这么快就出来了,身体不行哦!’ 我赔笑道,‘是、是。’然后把这笔消费记录发给了他老婆。”

蔡师傅在台上讲到这,会扶着腰,装作一脸遗憾的样子,可能是真的身体不行。

受不了广告圈甲方的处事规则,很快,他告别了这个行业。

这期间,蔡师傅曾有过一段近两年的恋情,女孩工作稳定,还有房。年近三十,她向男友试探结婚意向。蔡师傅第一次感受到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海啸般矗立在自己面前,他思考一阵,决定放弃。

分手那晚,两人吵了一架,蔡师傅扮演了女方角色,利落地收拾好衣服,拖着两大箱行李夺门而出。快出单元楼时,想起自己无处可去,在单元楼的门厅沙发坐了一晚,又赶在第二天女孩出门时间之前离去。

他不确定自己能否担起婚姻的责任。担子太重,压出高低肩人就不美了。

蔡师傅把精力转移到工作上,开始跟人做电商,卖运动鞋。之前身在广告行业,他积累了不少策划和营销经验,在电商领域,蔡师傅如鱼得水。半年后,他晋升为团队负责人,最多时管理着21个员工。

一家知名电商品牌运营部派人来和蔡师傅谈合作,认为在成都,电商的线上业务做到两个亿轻而易举。公司决定在电商平台上放两千万的货,蔡师傅第一次有了手握重兵的感觉。

一次他查看出货记录时,发现公司经常将货卖给一家批发商,那家批发商又在其他市场做着实体和线上零售。蔡师傅去跟上司反映:“这不是自家提供弹药打自己吗?”

老板表示:“我们也得消耗库存是吧。你做好自己的事就是了。”

回去之后,手下的人围上来:“蔡哥,你好敢讲哦。”他们赞赏蔡师傅冒犯上司的态度,不知道的是,那时候蔡师傅已心生退意。

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再这么干下去,晋升之路很明朗,蔡师傅骨子里最惧怕的一帆风顺又要出现了。

事实上,蔡师傅的生活一直在不断转场,外界的作用力很小,他选择做什么多是从心。多数人希望一路上好的大学,找到稳定的工作,恋爱、结婚、生子,按部班走向归途。蔡师傅拒绝稳定,中断学业去间隔年、一份工作做久了就害怕陷入一成不变。

我们常聚的酒吧的桌子上,有个装着各种棋牌桌游的盒子。我找到塔罗牌中的愚人,果然如蔡师傅所说,上面是一个骄傲的昂着头走路的人,面前就是悬崖,脚边的狗在拼命提醒主人看路。我上网查看愚人的含义,愚人并没有编号,是所有塔罗牌的开始,亦是所有塔罗牌的结束,代表着无限可能。 

2013年底,微信公众号逐渐成为主流,蔡师傅关注了一个叫“罗辑思维”的知识频道。创始人罗振宇提出“霸王餐”的玩法,如果各社群会员能动员当地餐馆免费请他吃一顿饭,他就会去那座城市同会员亲切交流。

成都的会员们最终说服了东城根街附近的一家芭夯兔提供这顿免费午餐。2014年春节后不久举行活动,社群一共来了200多人,罗振宇也兑现承诺来到成都。

蔡师傅形容罗振宇脸盘子大,在饭店的舞台上显得格外油光,像放了盏反光镜在那。他在台上讲了四十来分钟,用最新奇酷炫的概念为听众们勾勒出了一副全民创业的大好蓝图。下台之后他挨个向会员们敬酒,蔡师傅拉过他说道:“你还欠我顿饭。”

罗胖睁大眼睛说:“有这事?”

蔡师傅说:“当时在微博上私信过你,你说要请最早成为你会员的那帮人吃饭。”

罗振宇拉住蔡师傅的手上下晃荡:“是是是,衣食父母啊!”

蔡师傅介绍自己是新闻学出身,擅长做推广写文案,说:“我也想做社群,做自媒体。”

罗振宇大加赞赏:“出来做,一定要出来做!”

饭局最后,人们带着备受鼓舞的决心满意离开。蔡师傅跟社群里大多数人再无联系。

蔡师傅曾在脱口秀表演中这样总结他的创业冲动:

“那家芭夯兔不久之后就倒闭了。我不清楚那200号人中有多少自己出来干了,有多少人活了下来,又有多少人在创业中死掉。我唯一清楚的是,那家店是被我们活生生吃垮的。罗胖更过分,他空腹来的成都。”

蔡师傅辞职创业,遵循罗胖建议,同一个网站的知名宠物版版主合作,做猫社群,研究猫的领养和养护。

2014年,蔡师傅开始接触到脱口秀。创业不易,看脱口秀解压。后来,他发现好的脱口秀演员都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都在表达自己的鲜明立场,正契合当年他未遂的新闻抱负。

他最喜欢的脱口秀演员是香港的黄子华,粤语里面管脱口秀叫“栋笃笑”,黄子华是这个领域的第一号人物。他十几岁时,和同学一起偷船出海,被捕后被判了两年刑。

黄子华在台上讲起这段经历时,会自嘲道:“我比周润发更有资格演《监狱风云》呐!”蔡师傅内心翻滚:“这可真是比我当年离家出走酷多了!”

蔡师傅和人合伙录制一些短视频,以脱口秀的形式介绍做猫舍的日常。那阵子几大视频网站对原创视频的扶持力度很大,每月还能拿到补贴。

他们录的视频没什么人看,偶尔屏幕上闪过花花绿绿的东西,蔡师傅满心欢喜,以为有人刷弹幕,定睛细看,是身后跳来跳去的猫。效果最好的时候,视频端一个月也只能帮他增加十几瓶的销量,大部分销量还是靠线下在附近小区推广。

2017年,快手、抖音等媒介开始大火,几大网站流量分割完毕,停止了对短视频的补贴。猫社群电商常常一个季度也回不了款,蔡师傅入不敷出,开始只能吃猫砂度日。

7月的一天,他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网贷app,试着借出第一个1000块。经过简单审核认证之后,平台马上就打了800块。他没想到这么容易,几天后,谨慎地还了这笔借款。

两周之后,蔡师傅又下载了另外两个app,再次轻松借出了钱。这次还得没那么容易,蔡师傅步入了网贷的常见循环:拆东墙补西墙,用下一个平台的钱,还上一笔贷款。前后四个月时间,蔡师傅借过款的网贷平台高达49个。

我曾收过他的群发短信:“我是蔡师傅,如果收到催我款的电话,就说不认识我。”

当时,我并未存下蔡师傅的电话号码。看到短信,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是不认识你啊,你谁?

借贷人都有自欺欺人的心理,刻意忽视越滚越大的雪球。直到网贷遭到严控,无法再循环借款,蔡师傅合计欠款数目,算上利息,一共46万。他合上手机,彻底懵掉。

他像一只不断下潜的深海鱼,压力越来越大。12月的一天,蔡师傅下楼时,经过一楼楼梯间转角,那里有一户人家正在装修,堆砌了一个沙坡。蔡师傅晕晕乎乎,突然心生一念:“人脑袋着地,是不是很容易死?”

他呆呆望着楼下,纵身从六层台阶一跃而下,脑袋向下撞向那个沙坡。

“我确定了一件事。”蔡师傅后来对我说:“脑袋着地的确很容易致死。”

他形容那一下的感觉是,四肢电闪雷鸣般的麻痹。一时间,整个人蜷在地上,像一团破布。缓了好一会,蔡师傅才站起来。可能是高度造成的冲击不够,也可能是着地角度问题,他逃过一劫。

第二天,蔡师傅去医院精神科检查,做完脑电图和一系列心理测试,被医生确诊为抑郁及焦虑。

11月严打之后,不少网贷平台因为违规,债主爆雷就直接爆掉十八个。剩下被摘牌的、债权不明的,请了律师朋友帮忙协商,大多数都免去了利息,只用还本金,算下来就只有15、6万了,依然不是个小数目。

2017年底,蔡师傅开始送外卖还债。他的配送区域位于成都双流,离机场不过五六公里。由于距离太近,飞机在头顶遮天蔽日,投下的影子比蔡师傅人生阴影面积还大。有时他领完任务从店家出发,伴随着飞机起飞的巨大轰鸣声,像是英雄出场的背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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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蔡师傅在路上

我告诉蔡师傅:“又欠债又得抑郁症,你距离成为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只差幽默感了。为什么不拿抑郁症写写段子呢,正常人不方便说这个事,但你可以呀。”

蔡师傅说:“抑郁症可不好笑。写过一条,真事。有次我去医院拿药,排我前面那人也是看抑郁症的,我看到他病历卡,好几个人名,都是一个姓。我才反应过来,抑郁症有家族遗传,这是一家子病人了。命运待人就是这样不公,有人看病竟然可以拿团购价。”

“是不太好笑。”我说。

“是吧。”蔡师傅点头。

 

蔡师傅开始送外卖时,俱乐部的演出也逐渐稳定下来。2017年,《吐槽大会》热播,脱口秀引发全民关注,很多新人试图上台表演。

蔡师傅性格散漫,对待脱口秀却坚持自己的态度。一次在网咖表演,他听到几个组织者在台上讲了不少抄来的网络段子,活动结束后直接退出了演员群。

那段时间,他刚开始送外卖还债,忙得面相凶恶,也无暇顾及演出。

因为动力强大,蔡师傅送单异常凶狠。第一周就送了超过200单,第二周开始,后台调高优先级,蔡师傅接到更多单子,曾一天换超过四次电瓶,在周评比中获得钻石骑士称号。连续两个月,蔡师傅收入过万,成为了同行眼中“别人家的外卖小哥”。

外卖这一行卧虎藏龙。当时他们外卖圈子有个排行榜,成都有一位单王,媒体都报道过,每天骑烧油的机车,送超过一百单。蔡师傅一天送50单,已经是钻石骑士,这位骑士送单数超过100,应该可以直接睡公主。

这位单王曾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后来公司倒闭,欠了200多万。送外卖还债杯水车薪,重要的是让自己每天劳累,忘记债务忧愁。

除了辛苦、被嘲笑,蔡师傅还经历了意料之外的事件。他到一小区送餐,刚进大门,看到墙边围了一大群人,透过人群缝隙,他看见地上躺了个人,身边一地鲜血。

蔡师傅送餐出来,一辆黑色殡仪车驶进小区。他听到围观的人议论:“听说之前欠了一屁股债,前段时间下重金赌球,指望扳回一点,结果赔了更多。”其他人说:“欠钱也不至于跳楼啊。”

蔡师傅心中一凛,别过头去,不敢再多看地上那个人一眼。他们相同处境,地上的人示范的这种摆脱方式,他也不是没有想过,现在面前有人做到了,这份示范让他恐惧。蔡师傅快步离开了现场。

外卖经历也有愉快的时候。蔡师傅模样姣好,又是长头发,取下头盔时头发甩甩,常让接货的女性顾客丧失仪态。有几次,他收到女顾客额外的红包打赏,有时对方甚至会追出来递上饮料,蔡师傅一边说不要一边拧开瓶盖。听商家说有人在留言区评论:“我还要上次那位长得像周渝民的小哥送餐,不然就差评。”

商家问蔡师傅:“是不是说的你?”

蔡师傅说:“哪里哪里。”然后习惯性别过脸,把更像周渝民的那半边对着他。

2018年初,俱乐部方老板需要人帮忙运营,又找到许久不在演出上露面的蔡师傅。在成都脱口秀圈子,方老板是为数不多坚持原创、提倡西方喜剧吐槽精神的人。蔡师傅跟他臭味相投,再加上的确放不下对单口喜剧的热爱,还是决定过来帮忙。

脱口秀演出没有收入,为了兼顾演出运营,蔡师傅开始做兼职骑手。少了平台约束,蔡师傅性格中的散漫又上来了,演出上对接演员、联系场地也很忙碌,有时一天只能象征性送几单外卖。

体力上的消耗减轻之后,抑郁跟焦虑会偶尔发作。有一次演出海报出晚了,方老板在群里催了下,蔡师傅又退了群。

那个周末,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窗帘拉得严实,两天几乎全是躺尸状态,只有五六只猫不时在身边逡巡。

抑郁症发作时,眼前的世界会以更大画幅呈现,蔡师傅没有办法睁眼,因为眼睛装着费力。躺到第三天,实在饿得不行了,手机余额显示还剩几块钱。蔡师傅强打精神打开美团接单,跑了半天挣了个百八十块,解决了当天的伙食。

开春之后,蔡师傅重新上台演出,段子内容还是之前那些:广西传销地域黑、跟姑娘在北海海边纵情风月以及创业失败的经历,台下观众的反应依旧不瘟不火。蔡师傅觉得百无聊赖,对方老板说:“我好像的确不适合在台上,我再帮你做一段时间运营,看看有不有新的人来。”

那天回去,他又跑了几单,晚上十一点半,成都下起大雨,他接到个单子,去一家网吧送宵夜。刚骑出一公里,电瓶车坏了,他不想被扣钱,把电瓶车放路边,扫了辆共享单车赶剩下的两公里。

雨太大,蔡师傅在网吧门口脱下雨衣,整个人都在往下淌水。客人专注打游戏,只抬头看了蔡师傅一眼,全然不顾他淋成啥样,冷冷道:“怎么这么慢。”

那人典型的废柴青年模样,蔡师傅看看手机,还有五分钟时间才到,顿时有点起火。还好身上够湿,火也没有燃起来。回去之后蔡师傅把这晚的经历写成了段子,末尾加了一句:“都是生活中的loser,谁瞧不起谁呢。出去的时候,我走到前台给网管说,38号机那位,好像是个通缉犯。”

他第一次想到送外卖那么多奇葩事,或许可以写成段子。

在重温了黄子华几个专场后,蔡师傅发现他效果最炸的演出,都是在讲自己的血泪奋斗史。1992年,黄子华写了一个剧本,制片公司定了他来主演,临开拍又将主角换成了颜值更高的黎明,黄子华沦为配角。他的段子很多都是 吐槽自己因为相貌平平,在娱乐圈始终只能做龙套的小人物故事。

蔡师傅一直放不下身段,不愿意在台上直面生活的惨淡。重温黄子华后,又想到说不定讲的是最后几场,让观众知道自己是送外卖的又何妨。

他开始把外卖经历编成段子:

“你们可能都想不到,我送餐碰到过好几次,穿着bra就出来取餐的女顾客。身材非常之差,我看着她们肚子上的赘肉,大概能猜出这单送的是啥。有一次还是那位女顾客,我上楼之前好心的把饭盒里的油倒了些出来。然后就接到了投诉,她说你们这个外卖员,喜欢揩油啊!”

“有一次送餐路上,接到顾客电话,女生的声音,问我是不是外卖员,我心想废话,不然你从哪找到我电话的,电线杆子上吗?女生又说,我看地图上,你怎么离我越来越远啊?声音还有点委屈。我一下慌了,我前女友分手也是这样说的,你好像离我越来越远了。”

 

开始讲外卖段子之后,蔡师傅的反响一下就起来了。

喜剧的核心不是悲剧,但喜剧观众好像很喜欢看别人的悲剧。方老板在台下看着蔡师傅有起色,常露出慈父般的笑容。

2018年5月中旬,俱乐部请了上海一位知名演员过来办专场,方老板动了私心,决定让蔡师傅作为开场演员。那是蔡师傅第一次上商演,讲的都是平时磨得比较好的一些段子,其中那些外卖经历讲出来更是炸场。

下场后,方老板说:“老蔡,你刚在台上有那么一下容光焕发的,我都没见过的表情。你是不是找着感觉了?”

蔡师傅嘴硬:“有吗?我觉得一般般喃。”

蔡师傅的演出越来越顺利,上海头部公司组织脱口秀冬令营,蔡师傅作为成都地区代表去参加训练。每天训练之后,公司会拉全员到市中心俱乐部演出。上海有着全国最挑剔的观众,第一天表演完,蔡师傅再难装深沉,在群里面又是传照片又是发信息:“哥们今晚炸场了!”

我呛他:“下次上台不要再捆炸药在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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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蔡师傅讲段子渐入佳境

脱口秀对于成都是新东西,俱乐部做出起色后,有自媒体来报道过。但他们不清楚这拨搞脱口秀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绝大多数时候不好笑,所有时候都不挣钱。

这晚,蔡师傅、方老板和我在酒吧外场卡座喝酒,蔡师傅烟一根接一根抽,我一只手拿啤酒,另一只手用来扇飘来的二手烟。

方老板问:“蔡师傅,我有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不知会不会冒犯?”

蔡师傅说:“你瞄准我灵魂的时候,麻烦先告诉我它在哪。”

方老板继续道:“你怎么看待你现在,三十四岁了,没车没房没老婆,一事无成的状态?”

蔡师傅把烟使劲在烟灰缸里面按了按:“怪我咯。我们80后那一代,上大学时刚流行起gap year,我身边不少人去西藏朝圣,洗涤心灵,要自我放逐。我也跟着自我放逐,酷了几年。我来到成都,互联网浪潮又来了,我也跟着创业,身边朋友有融资几大百万的,一下成人生赢家了,我一直在温饱线挣扎着。突然来到三十岁了,啥都没搞清楚呢,房子啊车子啊婚姻啊,一下端到你面前。我站在台上讲那些自以为很骄傲的东西,台下的小朋友没有一点反应。”

“我一事无成,我偶尔也慌,理解不好时代这个东西。我们那时,所有人都玩热血传奇,多牛逼的网游,现在看呢,原始人的东西了。时代不带我玩,我能怎么样。反正每天都挺忙的,我不想这些事呗。”

我问他,脱口秀对于他意味着什么。蔡师傅往椅背一躺:

“如果我没办法面对自己的一事无成,就不可能把它们编成段子讲出来。脱口秀是个宣泄的出口,有点破罐破摔的意思。既然自己loser的一面可以逗人笑,就把这一面展示出来呗。这不也是一种自我放逐吗?生活这么操蛋,我没有一点办法,开它玩笑总可以吧。”

“讲脱口秀一年多,你最难忘的场景是什么?”我模仿倪萍。 

我以为他会说某次跟台下妖艳女观众的互动,结果不是,而是2018年6月底的一个早晨场景,前一个月,他第一次登上商演舞台,找到了表演的感觉

那天再早一点,蔡师傅头盔上别着gopro,记录了他从成都双流到东二环俱乐部酒吧的骑行全程,取名“穿过大半个成都去笑你”。 

旁白是他一向语气敷衍的吐槽,配上品味很差的音乐,让武汉大学庆幸错过这个学生的那种视频作品。途经八益家具城的时候,蔡师傅旁白道:“这是成都最傻逼的建筑,一面长得像天安门,一面像白宫。” 

视频最后一个镜头是当晚演出现场,主咖是北京演员周奇墨。蔡师傅在这段视频下配文:“每周六,都骑车跑三十公里去脱口秀,有时冷场而归,有时候见到大神。”这是他说的那位大神。 

我才反应过来为何蔡师傅会如此煞有介事,为了这次见面,他铺垫了一路,还有一段画外音,跟其他演员闲聊时说:“我今晚不会上啊。”多少有点失望。 

演出结束,演员们一起喝大酒到凌晨四点,蔡师傅骑行一个半小时回家。从市中心到城郊,越走星星越明显,最后星宿漫天。抵达家时,正赶上日出,他体会到一种壮阔的交替,如同多次跟随内心选择时一样,他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定可以去完成。

-END-

作者丨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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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5 11:3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5-5 12:01 PM 编辑

孩子重疾,一个中产家庭的自救之旅

 曾畹莹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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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喧哗的爱

“你是哪里人?”

每次我开口说话,就有陌生人好奇地问道。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启齿。

我调慢自己讲话的速度说:“我是来自日本的。”

他们恍然大悟,然后又补充说:“汉语讲得很好啊!只是觉得你口音不太像是本地人而已。”类似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回,虽然我早已习惯,但心中总是有一丝无奈感。

事实上,我是在中国“留学”的中国人。

这天下午,我坐校车到达医院,跟着同学来到耳鼻喉科室。诊室里,男女老幼的患者进进出出,我穿上白大褂,站在医生旁边,看他们与患者们交流,基本以视触诊为主。

我开始心神恍惚——这场景让我想起21年前,在妈妈怀里极配合医生检查的我。

医生的头上戴着圆形的反面镜,他靠近我的脸,发现光线不好,把侧面的黄色灯光靠近我,光线刺眼,我缩身眯起眼睛。灯光聚焦到我耳朵上,医生将他头上的反面镜调整到最佳角度,从我的耳轮到耳洞,一一检查。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医院都很少有听力检查的设备,如脑干诱发电位等。更何况县城的小医院,医生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测试我的听力。检查了一段时间后,医生挠着头喃喃自语,我看见爸爸妈妈一脸绝望。

同学们进入门诊室,我回过神,意识到小组见习的交换时间到了。我接着来到听力室,发现听力室对面,门口写着“人工耳蜗调机室”, 我又开始恍惚,这种环境实在是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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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在医院见习

狭窄的听力室里,挤满了大学生和护士,还有一位小患者。我们一群医学生隔着玻璃窗观察护士如何操作。被测的小孩戴上耳机,手里握着小按钮,腼腆而紧张地接受听力测试。

测试的步骤很简单,听到声音按下按钮即可。护士坐在电脑前操作,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条折线。小患者折线的位置,比我小时候看过的自己的折线还要高。

我好奇地问护士,听力多少分贝算是正常?护士说,正常听力一般都是在25分贝及以下,这位孩子在20分贝前后,是比较正常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耳聋分级标准:正常听力是在25分贝及以下;轻度耳聋是26~40分贝;中度耳聋是41~55分贝;中重度耳聋是56~70分贝;重度耳聋是71~90分贝,也就是说听力测试时分贝数越大,折线的位置越低,听力越差。

我突然意识到,生活这么多年,做了那么多次听力测试,还不知道自己的听力是多少分贝。晚上问爸妈,我才知道,自己当时左右耳的听力都是102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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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障碍者手册

耳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40分贝左右的传导性耳聋相当于把无名指伸进外耳道,堵死,外界的声音明显听不清了,如果仔细听,还有那么一点“轰隆隆”的噪声——这是人体内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时发出的声音。60分贝的聋人,相当于站在电话座机旁,却听不到铃声响。

100多分贝,则是当你闭上眼睛,会感到除了自己以外,仿佛世界上毫无生命存在,任何声音都是多余的。

我的父母出生于60年代。奶奶是一名小学校长,父亲作为家里的大儿子,奶奶对他要求很严格。父亲从小成绩优异,跳了很多级,19岁时,父亲已从重点大学电子系毕业,此后去一所大学当了教授。

我母亲是家中的二女儿。当年,外公和外婆认为读书是多余的事情,更希望孩子们多分担家务,去田里做农活。母亲一放学就要帮家里做农活直做到晚上,才有自己的时间去学习。

母亲坚持认为读书才是真正的出路。她偷偷看书被外婆发现,总挨打,但母亲性格执拗,最终考上了大学。

母亲所上的正是父亲任教的大学。母亲向我简单地介绍了当年的情况:年轻的父亲教书之余,还担任班主任,我母亲则在另外一个班。母亲回忆道,当时大家的印象中,父亲的性格非常古怪——戴着笨拙的黑框眼镜,总一个人抱着书吃饭,不爱和人交流,但对精通各种知识。只是大家怎么都没想到,少言寡语的父亲竟然会给我母亲写一封情书,还委托我母亲的班主任递给她,他们走到了一起。

母亲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父亲则离开大学的教职去了国家电网,同时还和朋友合伙开了个电脑公司。工作几年后,经济上安顿下来,他们打算生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我。 

在县城的一家医院里,母亲正承受着她有生以来最难以承受的疼痛,因为我就要出生了。

也许是我太顽皮,预产期我还在她的肚子里闹天宫。听母亲说,每隔几分钟她就会感受到一次激烈的阵痛。来看望我母亲的朋友们,把儿童节的礼物送过来,以盼望我的到来。可儿童节过后,我依然顽固地待在她肚子里不肯出来,母亲已经筋疲力尽了。

几天后的凌晨时分,我终于来到了人间。

在产房门外等待多时的爸爸,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生下来后,和其他孩子不一样,我总是笑,不爱哭。大家都喜欢逗着我玩,开玩笑说你家女儿真好养。

有一次,表姐表哥带我去公园玩儿,想拍张照。我总是天真烂漫地一脸笑意,母亲突然想到个点子,拍张“哭”的照片吧。

拍照时,前方有一台相机,周围大人们看着我。趁我不注意,妈妈狠狠地拍我屁股。也许是因为受到惊吓,我表情渐渐僵硬,最后终于大哭起来,大人们都哈哈大笑。几年后,亲戚们还笑着说,这张纪录那一瞬间的照片非常难得。

妈妈说,那时候她过的正是理想中的生活,她非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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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图|我小时候

 

我一岁那年,妈妈的幸福生活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刚出生的我很少哭,是个安安静静的婴儿。有一次,我突然发起高烧,烧到四十多度,哭闹很严重,爸妈都吓坏了,赶紧把我抱到附近的门诊部,打了庆大霉素。

几天后,高烧总算是退了。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我依然还是爱笑的乖女孩,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99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家里招待亲戚一起欢腾。当时我被舅舅们抱得高高的,我哈哈大笑。

随后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我走路不太稳,慢慢走到鞭炮源头旁边,大人们正要点火,才发现我离他们太近了。有人赶紧跑过来尝试捂住我的小耳朵,怕我被响亮的鞭炮声惊吓到。但响声已起,还是没来得及捂住我的耳朵。

大家都认为我会大哭,但我没有,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眼睛好奇地盯着未灭的火花。

我对鞭炮声毫无反应,这让爸妈开始觉得不对劲,决定带我到医院。

在医院里,为了确认我的听力是否有问题,医生在我的背后拼命地摇铃铛,在我耳边使劲地拍巴掌,可我依旧是自顾自地盯着前方,毫不理会。

世界好像睡着了一样寂静。不管是谁喊我、声音再大,都没有作用,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们的嘴巴在空气中动来动去。幼年的我还不知道,原来人们是通过声音交流的。

医生说我听力很差,病情非常严重。妈妈听了后,觉得整个世界要塌了。

长大后,父母说起小时候带我求医问药的艰辛事。他们到处借钱、寻医问药,亲戚们帮我打听能治好耳朵的医生。爸妈带我去了福州、北京、上海、大连、哈尔滨,拜访了一遍人们口中说的最好的医生。

然而,所有为我看诊的医生都说我的耳朵无药可救。有的医生无奈地看着我爸妈说,还是找其他更好的医生吧,我们这边解决不了,便把诊断单丢给我们。有的医生会随便开个药,叫我们赶紧拿药离开。

有一次,妈妈带我去大连看病。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天,妈妈披着大衣,把厚毯子一层一层地围在我身上。她紧紧抱着我,走在大雪飘落的路上。大雪挡住了视线,她不小心地在雪地上摔一跤,被厚毯子攘着的我在雪路上滑了好几米。

妈妈着急地站起来,跑过来看看我有没有受伤,看着我依然睡得很香,抱头大哭:“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父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

经过精密检查,医生写了个权威的诊断书——神经传导性耳聋,双耳重度耳聋。

爸妈依旧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半天才鼓起勇气问:“孩子的耳朵还有治好的希望吗?” 

那位医生耐心而诚恳地说:“目前来说,国内最好的医生也解决不了耳聋。近年来国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但那个是第一次成功的,总体来说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小。她以后只能上聋哑学校了,让她学手语吧。我们真的救不了你们。”

医生的话好像一把无情的剑刺中爸妈的心,他们来不及思考就痛彻心扉。

然而,妈妈怀抱中的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嘻嘻”笑了起来。

母亲不愿就此放弃。她得知被称为“中国海伦·凯勒”的聋哑人周婷婷,不但上了大学,还顺利毕业后,觉得自己的孩子也是有希望的。

爸爸则用电脑疯狂地查资料,得知人工耳蜗能使重度耳聋重获声音,但需要做过精密的手术后才可以佩戴。在1997年,只有在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能做使重聋患者获得听觉的手术。

于是,父母重新定制了人生计划——辞掉工作,一起去日本留学,让我做手术,戴上人工耳蜗,把我培养成正常的孩子。

2岁的我先被寄放在外婆家,我还不会说话,只能用幼小的手比划一下想要的东西,比如柜子上的饼干。如果对方拿的是旁边的玩具,我会暴躁起来,哭闹、摔东西。

3岁时,母亲从日本回来看望我,给我配上了人生第一个助听器。

突然,我听到了声音。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一切都是噪音。就像出生后的婴儿,注定被关在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的笼子里,生活了1000多天后,突然出现一道光线,对于长期待在黑暗的人会产生极大的刺激。

人的瞳孔有自动调节能力,或许还可以马上适应,但耳朵不像瞳孔有自动调节能力。如果助听器没有塞好,它会自动发出刺耳高音:“哔、哔、哔——”,仿佛它会刺破鼓膜。

“好吵啊!好吵啊!”

我无声地咆哮,抓自己的耳朵,粗鲁地摘掉母亲辛苦挣来的助听器。我不肯戴,宁愿一直待在安静的无音环境下。

为了让我适应,妈妈带我离开了家乡,安排我住进福州聋哑寄宿学校。

有了助听器后,我便开始学习说话。第一次跟老师学发音,说数字1、2、3。有一天,老师问我,你几岁了。我便拿出三根手指做出OK的手势,慢慢地说出“san”。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会用语言交流。知道我能说出话以后,父母都乐坏了。过了不久,我又学会说出“爸爸、妈妈”。父母听到我说话后看到希望,他们更不愿放弃了。

寄宿生涯中,我不记得自己能说多少单词。我会的词语不多,发音不清晰,也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


1999年,4岁的我第一次坐飞机来到日本,爸爸在机场接我,还把我高高抱起来。

在我来之前,父亲住在日本福井县,没有任何熟人,他边学专业课边学日语。90年代,日本的物价比中国贵很多,他只得用奖学金租个矮小的旧房间。

为了省钱,他一年两件衬衣交换着穿,皮鞋都穿出皱纹,每天只花100日元来应付饮食,都是吃些毫无营养的素面。

福井是一座小城市,靠近日本海,冬天的气温非常低,零下十几度的冬天晚上,父亲仅靠一层毯子和小电炉取暖,睡觉的时候由于太冷,父亲像哆啦A梦一样钻进储柜里睡觉。

长大后,我看到家里的毯子有一块烧焦的痕迹,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留着。母亲低声细语地告诉我一切。父亲独自一人在日本过的那些苦日子,都浓缩在那一块焦痕中。

不久后,母亲成功申请到父亲同样的大学读硕士。但他们并未住在一起,而是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合租。她省吃俭用,白天啃日语书,晚上就在便当工厂打工。工作到深夜,还可以得到一些快过期的便当,这样她就不用为吃的愁眉苦脸。

为了我能在日本生活得好一些,父母攒下奖学金、打工的钱和省下的钱,从小房间搬了出去,租了一间有厨房有客厅的公寓。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三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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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图|日本褔井国际机场,一家团聚

在公寓旁边,有一所聋哑学校附属的幼儿园,大多数同学是轻度聋儿。恰好,我来日本的年纪,4岁,是日本小孩刚刚开始正式学单词的时期。

我第一个会说的日语是“まって”,意思是“等等我”。我已不记得当时如何学习到的,或许,我只是不想被人们落下不管。

有时候,幼儿园外的聋人中学生会过来陪我们一起玩,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手语——这也是她们唯一的交流方式。其中,有两位姐姐对我非常好,经常带我去超市里的小乐园玩游戏、吃饭、买零食。还贴心地写了纸条说明如何做日本客家菜——日式汉堡肉饼和天妇罗给我母亲看。

日本的幼儿园会安排野餐活动,这时需要母亲做便当。大多数时候,母亲在日本还是选择做中国菜。但为了让我融入进去,母亲开始认真向二位姐姐学习做便当。

日本女性做家务往往比较细心,比如做汉堡肉饼就需要复杂的前期准备,但妈妈常常忽视那些对她来说不重要的部分,几乎没有做过像样的汉堡肉饼。妈妈自嘲,说她不像其他日本妈妈做那么可爱的便当,常常对幼年的我道歉。

“だいじょうぶ!(没关系),妈妈,您做的菜什么都好吃。”

当时我还不能这么表达,因为我还不会说。 

不久后,父亲博士毕业,他导师介绍他去一家医用电子株式会社工作,总部在600多千米之外的神户兵库县。

有一天,爸爸租了辆车,说要带我们去旅行。当时的我不知道去哪,但就是很兴奋。坐上车的后座,我看路边的风景,就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外面已经天暗了。

我们到了神户。父亲开了两天一夜,把车停在公安局门口的停车场。父亲带着我下车,路过公安局的门口,走进一座5层的小公寓。

我们爬到最高层,用钥匙打开门,“咔嚓”一声。父亲跟我说:“这就是我们的新家,我们以后住这里。”

我的瞳孔一瞬间放大了,惊讶地抬头看着爸爸,他会心一笑。要知道,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中,父亲是寡言少语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阳台看明石海峡大桥在远处闪闪发光,是彩色的。

来到神户后,我迅速适应了新生活。每天坐妈妈自行车的后座——小孩的专属座位,去3公里之外的普通幼儿园。刚从大学院毕业的母亲也有了新工作,和父亲同一个公司。为了能早点回来煮饭教子,她拒绝了上司的邀请——升级正社员。

为了让我更好地学习中文,母亲注册了收费的中文电视台,每天坚持把节目录到盒式录音磁带里。妈妈下班一回家,就会陪我把录下来的节目一起看完,翻开从中国买回来的拼音书,一个一个教我发音。

她从百元店买了白黑板回来挂在客厅墙壁上,客厅中间有一座椅子让我座在椅子上,客厅秒变小教室。

妈妈站在白黑板前:“che。”

“se。”

“不对,仔细听我的,che。” 

“se。”

妈妈靠近我的脸,拿起我的手靠近她嘴边,无声地说:“che”。我的手可以感受到从她嘴中吐出了气体,她是想教我要发出这个效果。

不管我有没有讲对,妈妈一直没有放弃,一定要教到我完全掌握怎么正确的发音为止。

比如说“r”需要卷舌头,妈妈会给我做个动作给我看。母亲让我通过看和接触的方式,使我慢慢理解如何发声。

我不认真,妈妈会打我手,我想放弃,妈妈也会打我屁股。只有我说对了,妈妈才会开心地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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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20岁成人礼和妈妈一起度过

母亲教育我特别严厉,犹如虎妈,但没有她,可能我说话现在还是不三不四的。

高一的时候,妈妈曾经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其实她打我一顿,妈妈心里就会心疼一次。骂我打我都是希望我能讲好,希望以后我不会被受到欺负、过痛苦的一生。

“不要依靠政府来养你,而是要学会自己养活自己。”

“即使以后在日本生活,但绝对不能忘记母语,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一天,妈妈收到了电话,开始讲起中文,那是来自中国的长途电话。突然,妈妈在我眼前崩溃下来。我跑过去发现妈妈的脸,已是泪流满面。

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等她挂完电话后,我带着哭腔问:“妈妈,妈妈,到底怎么啦?”

“小孩不要懂大人的事情。”

我一无所知,只是不忍心我妈妈哭得那么伤心。扑在她怀里,我急坏了,跟着妈妈大哭起来。

“是谁打的电话害我妈妈那么伤心?到底发生了什么?爸爸呢?爸爸在哪里?爸爸快点回来!”

跑去客厅的窗口打开窗户,我往外面嘶喊:“爸爸!爸爸你在哪里!爸爸你回来!” 

窗外下面是车水马龙的国道,我也不知道我的声音会不会有人听见。妈妈赶紧抱着我,往屋里走。

2000年,父母在日本生下了妹妹。以当时他们的经济情况和精力上来讲,养不了两个孩子。妹妹生下不久后,母亲带着她回到中国,由外婆来带。他们打算等到父亲工作稳定后,再把妹妹接回来。

刚过完周岁的妹妹,很喜欢到处乱摸,一摸到东西就往嘴里放。一次,妹妹抓住桌上的花生米往嘴里塞,不小心呛了一下卡在喉咙里。尽管叫了救护车,但没有抢救过来。

母亲当初是为此而泣不成声。

我只知道,那天我嘶喊哭泣的行为一直留在心里无法忘却。的确,那时从我小小的心中萌出英雄主义,是来发自内心中的喊声——想知道情况,想保护妈妈,但我什么都听不懂、听不见——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假如当时我能听懂电话中的内容,我就会懂得安慰我母亲,而不是随便对外乱喊乱叫,不会更加让母亲悲痛欲绝。

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地一遍一遍地跟着妈妈读,读到正确为止。

一次傍晚从幼儿园门口出来,看到妈妈推着着自行车过来,我爬上后座。从幼儿园到家需要上个小坡,坐在后座看着妈妈背后,却能感觉她骑得气喘吁吁。

终于骑到桥上,再经过一座桥和小坡路,会看到明石西公园。妈妈停了下来,望着桥下的小河,我依然坐在座位上。然后,我看到妈妈用手指着什么。

妈妈调整了车的位置,把后座靠近了桥的栏杆,好让坐在“王座”的我能看到妈妈指的地方,那里有一只乌龟慢吞吞地划水。

不久后,一只白鹭飞了过来,我激动地指着远方说:“哇,妈妈,那个!”

这一次,妈妈没有修正我的发音,我看着妈妈,她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仔细一看,妈妈的眼角出现了不少皱纹,沧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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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从福井搬到神户



过完5岁生日后,父母带上我去西宫市的兵库医科大学,看了几次门诊、做完听力检查后,我的人工耳蜗手术定在2001年10月。

每一次做重大决定,父母都非常慎重:哪个医院可以做人工耳蜗,日本的医疗制度、手术经费、保险问题等。留学时期,他们已经了解得很透彻。

手术前,医生叫父母签手术同意书,并提示,这次手术含有很大的风险:很有可能伤到面神经导致面瘫。即使在科技发达的日本,人工耳蜗手术的成功率还未能达到70%。

面对医生的忠告,母亲忧心忡忡,签字时,她的手无法控制地颤抖。

为了我的医疗费和以后的学费,父母平时过得非常简朴。尤其是我父亲,几乎不为自己花多余的钱,骑行15公里去公司上班,午餐吃自己做的便当,一年四季轮换着穿三套西装,除书籍之外,他很少为自己消费。

但为了让我开心,他们会慷慨地买下我喜欢的东西。比如为我买了《プリキュア(光之美少女)》的图绘本和剪纸本。即使反对快速餐,但为了满足我的小心灵,他们还是常带我去吃。一看到我获得玩具时的喜眉笑眼,父母都拿我没办法。

住院期间,同一个房间有六个人,其中只有我是小孩。即使有母亲的陪同,但大多数时间依旧很无聊。我很牵挂九楼——每次坐电梯停在九楼时,从电梯里能看到门口有个小游乐场,里面有很多同年龄的小孩子在玩——后来才知道九楼是儿科。

幼年的我天真地以为,那层是医院唯一的游乐场。好几次坐电梯,我想直接去九楼,但大人们牵着我的手说不要乱跑。因此每当护士来确认点滴情况时,我都抓着护士姐姐的手,多次求她带我去九楼找小朋友玩。

她笑着说:“下次哦,下次带你下去玩。”

恳求了几次后,终于有机会来到了九楼,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那天下午,在护士姐姐的引导下,母亲牵着我来到九楼的游乐场。护士跟我妈说了一些注意事项:能让我玩到几点,要记得及时回病房做术前检查等等。

母亲点点头。护士姐姐蹲下来跟我说:“要玩得开心哦。”说完后便离开了。我小心翼翼地进去,看到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玩具和儿童书,甚至还有两台任天堂的游戏机。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小孩,不久后,终于来了个小朋友。一个戴着针织帽的白皮肤小男孩走进来,他母亲还冲我们打招呼。我心花怒放,拿起游戏机看着小男孩,他领会到我的意思。他妈妈教我怎么操作游戏机后,我和小男孩一起玩马里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子游戏,我觉得很刺激。

玩得正欢快的时候,屏幕里的伙伴没有跟上来,往身边一看,小男孩放下游戏机,脸色有点苍白。她母亲跟我们道歉说,到了要回病房的时间了。

离开前,小男孩笑着跟我说:“楽しかった、また遊ぼうね(玩得很开心,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哦)。”

我大概在游乐场里待了十几分钟。看到小男孩离开,我跟妈妈说,我们也回病房吧。

九楼,好像也不是一个我曾以为任何小朋友都可以去玩的地方。这时候我意识到,跟疾病斗争的孩子,不是只有我一个。

手术前,我打完麻药,动弹不得,但被推进手术室前还保留着模糊的意识。我在病室躺着,主治医生、护士和爸妈都站在我面前,和我说“要加油”。我手上紧紧握着《光之美少女》图绘本,然后交给爸妈,冲他们点点头。

不久后,我被推进手术台专用的电梯,我使劲睁着眼睛,模糊地看到爸妈站在电梯门口,爸爸抱着妈妈的肩膀,妈妈用手帕捂着自己的脸。电梯门要关起来那一刻,妈妈还是没忍住,哭了出来。脑袋的朦胧状态使我有个错觉——我可能会死掉。

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我不恐惧,而是茫茫的未知。

离开电梯后,依然能感受到车轮在动,车轮的震动传导到我后背。我曾经想象过,手术室门是自动门,但实际是一条一条的帘子门。经过淡蓝色的帘子后,我被推进手术室,一道刺眼的光照进我的眼睛,应该是手术灯。灯光太闪,我眯起了眼,感受到医生戴着的塑料手套碰到我的耳朵,最后我彻底失去意识,进入了梦乡。

我醒来时,人已经在病室里,头部一阵阵痛,身体还不听使唤。我慢慢抬起手腕,摸着头部,发现有一层一层纱布围着。

经过一周的休养后,母亲带我去人工耳蜗调机室,心之向往的一刻要到来了。

经过听力测试——测最小、最低、最高的声音后,人工耳蜗就配好了。

开开关的那一刻——仿佛在死寂的湖边,突然一群鱼在湖中跳来跳去,湖上的水面出现了各种半圆形的波动。

2001年秋天,我人生中出现了新的“生命力”。

看着我表面上没有反应,医生暂停了跟我母亲的谈话,担心地问道:“怎么样?”

空调吹风的声音、医生桌子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声、走廊的走路声。

“聴こえる!どうしよう、なんでも聴こえる!(我能听到!怎么办?我什么都能听到!)”

似乎一切都很不真实。没想到“声音”原来这么好听,没想到“音乐”这么动听。

医生看到我的反应,大笑起来。


2018年4月,由于紧张,外科手术基本操作这门考试我没有考好。想到平时练了那么久,我心情很低落。

那天晚上开班会,同学一起看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视频。作为去往哪里,都缺乏身份认同感的“国际人”,我常常感到和班里同学格格不入,悲伤的情绪突然涌入心头。

这时,我心中萌生出了一个想法:打开微信和爸爸说,今晚我们可以视频吗?

虽然母亲和我最亲密,但那天晚上我不敢面对母亲。父亲一直都很理解我,起码他不会说很难听的话。

我离开座位,穿过后门走出教室,站在教学楼昏暗的走廊里,呼叫我父亲。

“喂,宝贝畹莹。” 

我慢慢和爸爸聊起最近发生的事情,包括聊到上午考试可能考砸的事。

说到这里,眼泪已经在我眼睛中打滚,为了不哭出来,我昂头看着月明星稀的夜空。

我甚至说出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不适合当医生,和普通孩子比起来我真的就是个学渣。” 

父亲说:“你仔细想想,你小时候为什么那么想当医生呢?”

过了两天,妈妈知道了我的困惑,在微信里给我发来一段话:

“任何人要想做成一件事情都是不容易的。就拿你的父母作例子,为了给你治病,放弃了在中国优异的工作条件,来到日本。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虽然我们来日本比在中国工作辛苦,但是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你培养成跟正常人差不多。我每次跟你提这些,是想要告诉你,你付出多少就能收获多少,第一次医院查出你耳聋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听到你会叫一声爸爸、妈妈,哪里敢奢望你能上大学,所以人的潜力很大,只要你努力了。”

2018年5月27号,我第一次见习外科,有幸进入手术室,学习的是麻醉。

看到一位不到两岁的小患者被抱进来,又从护士那里听到,他做的是人工耳蜗手术时,我心里特别震惊。没想到仅仅16年后,我能作为医学生亲眼看到自己曾做过的手术。

我心里默默为小男孩加油。

路上我在校车上,默默连上蓝牙耳机,听SEKAI NO OWARI的《sasanqua》:

夢を追う君へ,想告诉追梦的你,

思い出して,つまずいたなら,いつだって,处境艰难的时候,记得想起来,不管什么时候,

……

僕は知ってるよ,我一直都知道,

誰よりも君が,你比谁都要耀眼的,

一番輝いてる瞬間を,那个瞬间。

-END-

作者丨曾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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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6 07:5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喀什朋友

 陈年喜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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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真正吃羊肉,是农历正月中旬,在南疆喀什莎车县的路边摊。

刮着风,万物萧瑟,阳光无力地照耀着我们,很冷。我们一行六十人,从喀什乘坐大巴车过来。车停靠在公路边,路边摊零乱摆于两旁。

其实那连摊也算不上,类似内地后来时兴的烧烤车,顶着彩条塑料布遮阳伞,伞下支一张简单小桌,几个马扎,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大块羊骨和汤汁在锅里沸滚,汤汁把几块小些的羊杂顶撞起来,如同水面漂木。锅底胡杨木的柴火很硬,充满力量。

正月初五离开家乡,经过西安、喀什,抵达莎车县,才五六天,但我们都觉得似乎过去了很久。一路陌生风尘、颠簸,肚子都饿透了,我们就近在路边摊觅食。但我们不懂维语,摊主们也没人能说全一句汉语。

双方胡乱比划、会意,羊肉和饼终于上了桌。我就餐的摊子紧靠西边尽头位置,旁边有一棵枝丫八杈的杏树,枝干乌黑,还没醒来,再往前是一片杏树林。

后来,杏花繁盛妖娆的时节。我又一次回到这儿,在一处摊子坐下。摊主是个小伙子,腮边胡子很密,但不至于太黑,这是年轻的体征。他的汉语像他的羊肉一样纯熟,他叫哈拉汗,可能是周边唯一会汉语的人。

哈拉汗的大锅羊肉不贵,五元钱一碗,绘着一圈维吾尔族特有纹饰的阔口碗。碗中羊肉很紧,几乎无法从骨头上啃下。哈拉汗从屁股后的刀鞘里拔出他的刀,递给我使用。这是一把英吉沙小刀,三四寸长,削骨如泥。我把羊肉与骨粘连的膜一层层削下来,味道不错。

哈拉汗的羊肉没有一点膻腥味,非常紧实,肉里的纤维感,密实、紧凑,纤维一层层叠压着、交织着,它们之间浸润汤汁,仿佛织物间夹杂了五彩纬线,丰富而厚实。

“哈拉汗,这里的羊肉为什么这么好吃?”

“这个嘛,就是秘密啦。”哈拉汗有几份得意,给我加一勺汤,说:“他们都没有我做得好吃,你真是吃对地方了。”

我俩相对一阵笑。我心里说,你这张嘴真能吹。嘴里却夸着他:“巴郎子,好好做羊肉,将来把羊肉做到北京去。”

哈拉汗突然有些生气,说:“我不是巴郎子啦,我都二十一岁了。”

大巴车发动,司机按住喇叭,催大伙上车。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库斯拉甫镇的某座矿山,地处喀喇昆仑山的一支余脉,叶尔羌河自那里流过。

哈拉汗突然跑过来,把那把英吉沙刀连同牛皮刀鞘递给我,说:“我们是好朋友啦,以后来我家吃羊肉。”我有些发愣,又有些感动。听说刀是维吾尔族人的吃饭筷子,不会随便送人的。

车子开动起来,我仔细看这把刀,刀柄上嵌着牛骨,异常莹白光润,骨柄面上细细的纹饰,勾连缠绕。固定骨柄的是三颗黄灿灿的铜钉。而纯牛皮鞘经历长久汗渍和油脂的浸润,柔软、泛光。 

库斯拉甫是一个纯维族镇子,只有一条曲里拐弯的主街道,约一公里长。街上没有高层建筑,所以从东头一眼可以看到西头。所有的房子都是石头结构,墙上和屋顶抹了泥巴,显然这里的生活与水泥、方砖还十分遥远。

叶尔羌河从喀喇昆仑山的一条峡谷奔泻而下,在街后面呼啸而过,最后不知道去往何方。河水两岸的平缓地带密布高高的杨树林,树干的表皮一律呈青灰色,树干笔直向上,密实又疏朗。树下,夹种着杏树、桑树。以外,有一些土地,从发黑的茬子看来,是麦田。

悠闲的居民们无所事事,在杨树下呆坐或聊闲话似乎是他们主要的生活和娱乐。女人们裏着头巾,身材高挑,她们的裙子哪怕裙摆沾满灰土,也漂亮极了。双语学校的孩子们见到陌生人,会远远问一声“你好”。商店里的卫星座机电话,花四元钱可以打一分钟。

铅锌矿在离库斯拉甫街十里远的一条沟里,没有人烟,没有地名,我们叫它一号矿。矿洞在山腰,因为寸草不生、陡若壁挂,远看像暗堡的机枪射击孔,又像画上去的。看不到山上有房子和帐篷,那里也的确没它们落脚的地方。

盘旋的小路连接着山下与矿洞。山实在是太陡峭了,身边就是深壑,不管是上山或是下山都令人十分胆寒。

老板决定在崖壁上打膨胀勾拴防护绳。于是,安排一拔人打勾拴绳,另外,一条高空索道也同步进行架设。矿山工程,交通保障是基础中的基础。

二月初,春气开始萌动。在沟底我们居住的帐篷边,草冒出细细的叶芽,沟底有一条涓涓小河,据说沿着河谷往上走可以到达塔吉克斯坦。河水异常清冽,但发苦发涩,既无法饮用也不能洗衣,用这水洗过的衣物晾干后可以站立不倒。所以,我们吃水要用罐车到叶尔羌河去取。

在叶尔羌河边,我又碰到了哈拉汗。

那天早晨,我和强子开着水罐车去叶尔羌河,碰到几个人,哈拉汗在人群里,他们几个人从莎车县一路沿着河流寻找玉石。这里距莎车县约三百公里,他们开一辆黑色越野车。

在库斯拉甫街上的小商店里,我见过这种叫昆仑玉的石头,基本分为墨玉、白玉和翠玉,有脸盆大的,也有指头小的。店里卖得很便宜,二百到三百元一块,拿到喀什的市场可能会身价百倍。据说它们“生长”在喀喇昆仑山的岩石里,随岩石被风化而脱落,被流水冲刷下来。这个时节,叶尔羌河沿岸的人们已经开始拣玉了。

我和强子每天的任务是,拉一罐车水供应工队的生活使用。强子发动水泵抽水,一罐车抽满得两三个小时。强子看着车,我则跟着哈拉汗去拣玉。

拣玉是个枯燥耗力的活儿。河水勃发的时节,新的玉石被带下来,旧的河床被水流冲洗翻动。此时太冷,弄不好会把人冻死,所以拣玉人并不多,周遭空无人烟。

有的拣玉人会讲些汉语,但说不大明白,结结巴巴,依旧是哈拉汗汉语最好。

玉石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在河滩上明摆着,而大部分隐藏在石头里,当然也有摆在明面上的,浅浅埋在沙子里,那是极少一部分,需要眼力和运气。

隐藏了玉的石头和普通的石头并无区别,鉴定的方法是用手去掂量,也有在石头的某一处露头的,但露头的地方极不明显。

整整一个上午,我们翻找了差不多十公里河滩,什么也没找到,大伙都很沮丧,开始吃馕饼。大伙从四面八方拣来树枝败草,河滩上烧起一堆火。边烤着馕,边吹牛。

这是一群年轻的人,哈拉汗不是其中年龄最大的,显然也不是最小的。哈拉汗读过高中,后来不想读书就没高考。他的很多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有的在新疆,有的考去了内地。

我这次得知,“哈拉汗”是出身贵族或世家子弟才能取的名,有点贵气。

我问哈拉汗:“你家祖上出过汗王?”

哈拉汗回答:“谁知道,我只知道爷爷辈就是杀羊卖肉的。”

这些年轻人都有一口白生生的好牙,把烤得焦香的馕嚼得嘎嘣响。他们一直在商量一个计划,问我要不要参加。

哈拉汗翻译给我,原来计划是这样的:

在叶尔羌源头的克什米尔某座山上,有个玉石矿,那里的玉石应有尽有,价值连城。这不是传说,早几年有牧人到达过那地方,并带回了玉石,上好的墨玉。后来年年有人去寻找,有人回来了说并没有找到那座矿,而有的人则再没回来过。他们计划开越野车带上帐篷、吃的、水,车上不去了,改用骡子驮运物资,回来时扔掉物资,骡子正好驮玉石。现在首先是买骡子,这需要一笔钱,可大家都没有钱。

我想参加,这是多有诱惑力的行动呀,但细想又觉得有些冒险。我手上戴着一只野外用的电子表,带指南针,多少年从没怠过工。我将其摘下,说:“我没有勇气去做这样的事,这只表给大家,希望到时候用得上。”

矿山生产终于迈入正轨,我们忙碌了起来。

这年三月,工人们整月都在安装新设备,拆除旧设备。一次可以承运三吨重物的高空索道已经架设完毕,除了人,所有的物资运输都可以通过它来完成。矿斗在钢索上来来去去。柴动机器发动起来,声震峡谷,惊起一只仓皇的兔子,或者把细碎的砾石从崖檐抖落下来,像一道雨帘。

山腰上共有三个矿坑,中间那口打到了三百米深,上边那口一百多米,最下面那口五六十米,未成形的还有十几口。当初也不知道是谁在这里发现了铅锌矿,后来又是谁在这里开采,效益怎么样,有没有死伤过人?这些事老板肯定知道,但他不会让我们知道。

山上共有三台小型空压机,两台发电机,杂七杂八的设备一堆。这么简单的设备,干了这么大的工程,显然不是一两年能成功的。从洞内的情形看,上一波人肯定没挣到钱,因为只有主巷道,没有形成采矿的采场。采场都没有,哪里采矿去?

那些不是很深的矿坑,相距也不远,显然是当时试探性掘进寻矿的结果。我们选了几个,作为住宿生活的地方。先是把地上石块拣平,铺上塑料布,摊开被褥就是床。厨房安排在叉道里。

我所在的工队规模最大,有三十人,宿舍也最大,从进洞到最深处有五十米长,成一个U字形。尽头的地方与外面山体打穿了,下面是万丈深渊。晚上大家不停地从那扇窗口往下撒尿,尿一直飘往谷底,形成一阵阵细雨。

开矿的行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里的粮草,说的是炸药器材,岩石坚硬,只服炸药。工人们在谷底按工程要求建炸药库,我和强子被安排去喀什接受培训,考取爆破资格证。有了资格证,才能使用炸药。

三月未尽,喀什街上的人们已经穿起裙子、短袖,天真的暖和起来了。城边的杨树林绿了,叶子肥绿得像涂了羊脂。街巷人流如织,门店、街摊上的生意好得没法形容。人沐春风精神好,有钱没钱都想买点东西,消费消费,大方一把,把冬天节省下来的力量和激情释放出来。缩手缩脚怎么配得上这慷慨的春光?

培训班在市公安局礼堂举办,男男女女有三百人。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南疆有那么丰富的矿产,有那么多的矿山企业。按培训课程要求,两周学习,一天考试,合格者发证,不合格的得从头再来。下课后,大家分散住到礼堂附近的宾馆里。

在爆破这个行业,我和强子已做了七八年,经历过无数回培训、考试,算是老油条了。我们知道,不论怎么考,内容都大同小异。所以下午下课后,别人都去背答案、抄题纲,我和强子则出去逛街市。

这座风雨如幻、有着近三千年历史记载的异域城市,每一条街的格局、细节都不重复,每一种吃食的色、香、味都努力显出差别。每一次出去,我都会在街上流连到很晚。 

有一天夜晚,我在一家烤肉摊上又碰到了哈拉汗。当时我和强子刚坐下来,有一个声音喊我,扭过头,是哈拉汗,和一群朋友坐在离我们不远处。灯光不是很明亮,人多又嘈杂,我进来时没有看见他。

哈拉汗意气风发,一下抱住我,把我抱了起来,到底是吃羊肉长大的,瘦弱的胳膊竟那么有力,腕上戴着我送的那块电子表。他提议他的朋友们,为老朋友的相见干一杯,大家满上啤酒,举起来。

哈拉汗高兴地告诉我,去寻找玉矿的钱已经凑够,马上就可以出发了。这次来喀什,是挑选最后几匹骡子和帐篷。

那个晚上,我们一直喝到很晚,吃了三百串烤肉,喝下五打啤酒。乌苏啤酒真有劲,喝得每个人都晕头转向。

分别时,哈拉汗发出邀请:“明天我们一块去看香妃墓。”

香妃墓正好位于喀什市东北角。我和强子早晨起来请了假去往香妃墓,与哈拉汗和他的朋友们汇合。强子迫不及待,说:“这女人到底长啥样,为啥嫁了皇帝又回来了,放着穿金戴银的日子不过,这回一定要搞清楚。”关于香妃的传说很多,我不知道强子是听了哪个版本。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该不该明亮的地方都明亮了,那些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和楼层的遮挡处,比起阳光直照的地方毫不逊色。新疆的光线无比奇异,似乎每一块地方,每一个角落,距离阳光都是相等的。我们远远看到一片杏花如海,在一处伊斯兰建筑群中央,哈拉汗他们夹在人群中间,早到了。

“对不起,让你们等了这么长时间。”我说。

“我们也才到的啦,昨晚你俩个就应该和我们同住,一块过来。”哈拉汗好像还没从醉酒中醒过来,有些含糊不清。他带着女朋友来的,一个大眼高额的漂亮姑娘。

香妃陵墓占地很大,由门楼、大小礼拜寺、教经堂和主墓室等部分组成。正门门楼精美华丽,两侧有高大的砖砌圆柱和门墙,表面镶着蓝底白花硫璃砖。与门楼西墙紧连的是一座小清真寺,前有彩绘天棚覆顶的高台,后有祈祷室。陵园内西面是一座大清真寺,正北是一座穹窿顶的教经堂。主墓室在陵园东部,是整个建筑群的主体建筑,主墓屋顶呈圆形,无任何梁柱,外面全部是用绿色琉璃砖贴面,并夹杂一些绘有各色图案和花纹的黄色或蓝色瓷砖,显得格外富丽堂皇、庄严肃穆。墓室内部筑有半人高的平台,平台上整齐地排布着大小不等的数十个墓丘,墓均砌以白底蓝花的琉璃砖,看上去晶洁素雅。

至于香妃的身世和故事,没有看到经得起细思的介绍文字或图画。据说,她真正的葬身地在河北,总之,这是一个不幸的苦命女人。我想起多年以前凭着想象写的一首《在秋天的喀什看香妃》的片段: 

赶六千里路 来看你

我是安静的

我看山看水看尘埃的眼睛

几年前已经锈了

我要赶在它还没有盲瞎之前

看看不多的女子

诗中情境与眼前的相去甚远,整个游览过程中的心境倒是相同的。我看见哈拉汗自始至终抓着女朋友的手,仿佛害怕她会变成传说中的香妃,被人掠走。

哈拉汗和强子吵了一架,是在回城的车上。起因是强子说了一句:“这女人攀上皇家富贵,又享不了福,后悔了,天下女人从本质上都是一路货色。”

坐在后排的哈拉汗,突然脸色愠怒,直直盯着强子,厉声说:“你再说一遍。”

强子有些胆怯,嘴上却不甘示弱:“没说你,又不是你的女人。”

哈拉汗站起来,逼向强子,喊:“你再说一遍。”哈拉汗个子瘦高,面包车空间狭小,他只能蜷着腰。

大伙赶紧拉住了哈拉汗。

强子一脸不解,不知道哈拉汗为什么发怒。

我也不知道。 

炸药库建成了。炸药库应该修建在偏僻的地方,但本地安全情况复杂,距国界线又那么近,为了方便照应,我们将其建在距离工队大本营工程部的地方,不隔山也不隔水,一眼就可以望见。

炸药库主体由水泥钢筋浇铸,墙体差不多有一米厚,四周用沙石埋压了厚厚一层,只留出一道铁门。内部还有两道铁门,指头厚的铁板门扇,拳头大的铁锁,身处其中让人有点瘆得慌。规格是按照五吨炸药的储量来修建的,其实空间存放十吨也绰绰有余。四周拉上了铁丝网,门头安装了摄像头和报警器,守库员双人双岗,再配一条凶恶的狼狗,真正达到了人防、技防、犬防的三防要求标准。

罗罗和荣成是库房管理员,他俩都是光棍,无牵无挂,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心无旁鹜地尽职。按要求,矿上不能存放炸药,随用随领,当天用不完,要回库。我每天都要在矿山与药库之间往返一两次,每次都要和罗罗下几盘棋,这是他唯一的娱乐。开始时,我死活下不赢他,慢慢的,他死活下不赢我了。

哈拉汗在去寻找玉矿前几天,来找过我。那天也巧,我和罗罗激战正酣,大狼狗突然疯狂扑咬起来。我顺着狼狗耍狠的方向望去,几十米外,哈拉汗和他的两个同伴各骑一匹矮小的驴子,他们骑在驴背上,两条腿拖到地面,像驴子长了六条腿。南疆驴子是荒野戈壁上有效的交通工具,关于它们,有许多传奇故事,故事之一是,解放西藏时,它们被征用为运输队,有两万多匹死在了翻越大板的山上,也从此成名。

无从得知他们怎么寻到这里。整个矿区不通信号,我们的手机都成了聋子的耳朵,打电话要到库斯拉甫镇上。

哈拉汗是来给我送玉石的。一块真正的、上好的墨玉,它有一尺长,像一只扁形的冬瓜,很重,两只手抱着拽胳膊。浑身黑得没有一点杂色,细若羊脂。

“你拔一根头发,按在上面。”哈拉汗说。

我拔下一根头发用两手指紧紧按在玉石上。哈拉汗的同伴点燃打火机,火舌舔着那根头发,头发却始终完好。

“你看,这就是真玉。”

哈拉汗拥抱了我,打驴西去。驴声嘚嘚,在曲曲折折的河谷里消逝。我把玉石装在矿斗里,运回矿上宿舍。从此,它成为了我的枕头。夜夜枕着它入睡,像枕着一个人,又像枕着一个梦。后来离开匆忙,这片玉石被永远留在了矿洞里。

叶尔羌河发大水了。

库斯拉甫镇上的麦熟了。

库斯拉甫镇上的甜杏黄了。

这些消息是从取水的司机那里得到的。我们每天从矿上往四下里望,天地茫茫,不见一棵树,不见一个活物,不知道季节走到了哪里。对面远处的山巅上,早上一片白茫茫,下午一片光秃秃。日子周而复始,生活循环往复。

活干得异常艰难,上下的矿洞也掘进了三百米,一滴矿也没有打到。中间那孔,是我所在的矿口,上下左右开了多个叉道,除一星半点的铅花子,始终没见到矿脉层。十几个工人看不到希望,趁早逃走了。

老板也慌了神,找工程师来勘测。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小四川,把山翻了个遍,皮尺拉断了几根,勘锤敲坏了几个,也找不出结果。最后,他说,往东打。东边山上打出了富矿,那是一个河南人买下的矿区,与我们相距好几公里。于是我们调转钻机方向。

一天晚上,我起来撒尿,天上一轮清辉从石洞门照进来,洞内如同白昼。月亮又圆了,它那么近,那么安静。借着月光望向对面,那山上有一条半脚宽的小路,曲折盘绕,据说是野狐的路,但谁也没见过它。

一阵风吹来,虽然还没有力量,但已经凉了,并且分明夹含了复杂的成分。秋天大概快到了。我打了个颤,赶紧跑回被窝。

天没亮,我就开始发烧,舌焦唇干,浑身不自在。勉强起来吃了半个馒头,去上班。

按照测算,至少要打两千米才能打到东山下,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洞里使用不了三轮车这样的机械运输,全靠人工架子车一趟一趟把石渣拉出来,进度非常缓慢。为加快进度,炮工、渣工都实行了三班倒制。

两台风钻同时开动,消音罩喷出的白气又冷又有力,它冲击在洞壁上,又返弹回来,整个工作面白雾腾腾,像一个冰库,我浑身凉透了,不住地咳嗽。三天下来,我再也坚持不住了。

在病中,我做了个梦:

梦见哈拉汗和他的朋友终于找到那座玉石矿,满山满谷的玉,白的、翠的、墨的,有羊脂玉、玛瑙玉……他们十匹驴子驮满了玉。可回来的路上,突然遭到一群不明身份者的袭击,他们全被打死了。哈拉汗拼命奔逃,被子弹打碎了半个脸……

我惊醒过来,洞内漆黑,无比安静,工友们都在熟睡。天光从洞门上透过来,投在地上、睡熟的人脸上。远处“哗”一声响,是渣工卸下了一车石渣。

秋天说到就到了。

远处山峰上的雪线提示我们,秋天正在逐渐加深。

先是夜里落雪,白天融化。

后来是,早晨起来,山头白皑皑一层,雪线还很高,只有山峰高处才有;到了中午,雪线慢慢收起来,收着收着只剩下光秃秃的峰头。

再过一段时间,早晨雪线铺展下来,渐渐扩张;中午时分,虽然雪线在回收,但速度减慢;后来,雪线干脆就不收了。

像一个秃顶的人,慢慢蓄起头发,头发逐日长长,渐渐垂肩。

这天早晨,我起得特别早,整个矿山还在沉睡。做早饭的师傅倒是起来了,叼着烟斗,在捅炉火。炉火腾起一股煤味儿,冲得他不住咳嗽。夜班的渣工估计马上快下班了,倒渣的节奏明显快起来,这一车刚倒下渣坡,后一车就接上,石块们争先恐后奔向谷底,腾起一股股烟尘。接茬的炮工班正好排到我,炸药用完了,我拿起一只馒头,啃着,急忙往山下赶,去领炸药。

谷底负责后勤的人睡得像已经死去一样安静。机器熄了火,天地无声。帐篷的四周结上一层白白的碱霜,篷顶上落了一层灰尘,有人在上面写下一行字:我日他妈。字很漂亮,不知谁写的,不知道他到底碰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

炸药库区也静悄悄的,一只苍鹰停在天空,好长时间才挪一下地方。太阳还未冒出山尖,一道霞光从山后击出,打在苍鹰的翅膀上,像是鹰把太阳引出来的。罗罗和荣成估计还在沉睡,这两个家伙工资不高,可以睡早觉。可从来都凶神恶煞的狼狗怎么静悄无声,难道也睡着了?

这时候,我看见地上倒着一个人,离炸药库不远。近看,是哈拉汗。他肚子上插着一把刀,刀柄华美,血正透过外衣往外沁。我惊恐地用手探了探他的鼻息,还活着。路边有一些杂乱的脚印,点点血迹洒向远处。

我拼命喊叫起来,整个矿区的人都听到了我撕破天空的声音。罗罗和荣成提着裤子奔出来,也喊叫起来:“欢欢!”那狼狗也死了。

哈拉汗在医院昏迷了一天一夜,我在他左右,看着药液进入他的身体。医生说,没多大事,只是失血过多。

半年没见,哈拉汗的胡子浓黑了许多,倒显得更加英俊。这半年里,他一定经历了很多事。听说在国境线那边天天都有战争、绑架、爆炸、暗杀,政府军,反对势力,基地组织,乱成了一锅粥。

哈拉汗醒过来,拉住我的手,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对不起朋友!”说完,又睡了过去。那只失血过多的手,依然有力、温暖。

两天后,我听到一个消息,有几个人被抓住,是他们毒死了狼狗。他们交待了那一晚上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人满腔遗恨地说,事情差一点就成功了。

差一点成功了什么?我有点懵,又隐约猜到了几分。

-END-

作者丨陈年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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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6 07:5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5-26 08:01 PM 编辑

被唾弃的男人的一生

 李进才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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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前,父亲去世,我把他葬在老家邯郸市索井村的祖茔。原打算母亲百年后与父亲合葬,给二老的一生画上完整的句号。

两年后,母亲因高血压住进彭城卫生院。在简陋病房的昏暗灯光下,母亲打着吊瓶,一遍又一遍地嘱托我:“我死后丧事从简,别把我往你老家埋,更不能跟你爹合葬。”

早几年,母亲就曾多次与我们子女五人提过这个想法。她一生坎坷,我不该继续固执己见,只能点头应允。

母亲如此怨恨父亲,甚至不愿死后再与他相见。

1923年,母亲出生在邯郸市固义乡韦武庄村,十七岁时被迎娶到彭城镇霍姓家中,婚后有了大哥。这位霍先生,生前曾在八路军中,与日伪军作战时牺牲,逝于壮年。

母亲第一次丧夫时年仅二十。她带着大哥改嫁彭城瓷厂工人赵先生,生下姐姐和二哥。母亲与赵先生感情笃深,二人相敬如宾,之后十几年生活美满、幸福。可好景不长,母亲三十余岁时,赵先生因病早逝。母亲为此悲痛欲绝,即便人到晚年仍在痛惜。

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重担,母亲难以承受。于是在1954年经人撮合,招赘我父亲,先后生下我和妹妹。父亲比母亲小一岁,1924年出生在邯郸市贾壁乡索井村一个农民家庭,在三个兄弟中排行老二。

据本家的叔伯大娘讲起,我的祖上在清中期开过票号“文聚昌”,票号汇通全国,曾富甲一方。但到了爷爷那一代,家业衰败,一贫如洗了。因家贫,父亲没上过学。五六岁在家乡的山地里拾柴禾、务农,十五岁到峰峰矿区当瓷窑学徒,十九岁回乡当兵。

1943年至1947年,父亲曾在八路军某部的一个电台部门担任保卫工作。1947年大军南下,父亲因身体不适离开部队,辗转至彭城的瓷窑,当窑工、拌炭工,继而遇上了母亲。

父母的结合,组建了一个大家庭,全家足有七口人。大伯在1959年的饥荒年景跳井自尽,老家的爷爷奶奶也靠父亲抚养。大伯当年想与人结伴到峰峰和村镇买些南瓜给家人充饥,却遭队长训斥,气愤不过,选择了末路。

父亲一个人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母亲是个很贤惠的女人,圆脸庞,中等个头,整日不得闲,我幼年记忆中的她总是忙碌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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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母亲

那时家里虽穷,但一家人相亲相爱,其乐融融。母亲知道父亲在陶瓷厂上班,活重,劳动强度大,食物跟不上,所以把家里的食物都紧着父亲吃。我年幼不懂事,见她给父亲拿干粮吃,我就拽着父亲的衣角喊着:“我要吃馍!我要吃馍!”母亲见状,总会大声喝斥。

1960年,父亲在彭城五八缸厂干的是包工活,每天用独轮车运送五、六吨煤,还要扒马眼(瓷窑顶部的通风口)。那一年,物资极度匮乏。尽管母亲精心照顾,一米八大个子的父亲,依旧每日食难果腹,常常饿得头晕脑胀。

5月25日,父亲连续干了两天两夜活儿,刚和衣躺下入睡不久,窑工就把父亲喊起来扒北窑的马眼。父亲迷迷糊糊爬到窑顶,却扒了南窑的马眼。

窑工在下面大喊:“扒错了!扒错了!”

父亲恍然大悟,立即堵回去,接着又下来和泥,把马眼封住。南窑的产品出窑后报废了,造成5400元损失。父亲于1960年7月5日被捕入狱,被判反革命罪。

父亲入狱后,家里失去顶梁柱,母亲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

那时彭城人吃水得用轱辘从深井里取,母亲每天取水,用纤细的双肩挑着,走街串巷往人家里送,换取生活费。母亲早年挑水的那口井,每到冬天,井台的四周积满冰块,稍不留心就会滑倒。

之后,母亲去彭城公社搬运站找活干,推独轮车,拉板车,这两种车都是铁板焊成的,分量很重。母亲运着陶瓷,从陶瓷厂前往彭城火车站,途中要经过一段漫长的上坡路。母亲驾着板车,十二三岁的二哥在旁拉着帮套,艰难如骡马上坡一样,一步一摇。

母亲一生没有过正式工作,只是游走于各个单位当临时工。母亲在给我们解释此事时,说:“当时并非没有机会当正式工人,但是我不能啊。要当正式工,得先学徒三年,学徒工资每月十八元,根本养活不了你们啊。”

父亲入狱后,我随母亲乘邯郸的环形列车,去探视父亲。

下火车后,母亲拉着我,在黄土道上徒步很远才能抵达监狱。监狱处于一片空旷的平原上,老远就看见铁丝网高墙,还有高高的岗楼。

我和母亲站在监狱一个空旷的院子里,父亲由一个被称呼为队长的人陪同,走到母亲身边。母亲在父亲面前,一改平日里坚强作风,抽泣着诉说生活的艰难。父亲站在原地,搓着手,显得很焦躁、无奈。

母亲每一次去狱中探视,父亲便把自己省下来的津贴,偷偷塞给母亲,他每个月有两元钱津贴,逐月攒成十几二十元。站在身旁的队长,常常把头扭开,装做没看见。

回到家后,母亲时常召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开会,让我们重燃生活希望。散场后,母亲会把大哥、二哥叫到一旁,向他们解释她当初和我父亲结婚的原因,想化解他们对我父亲的怨恨。那时我并不理解他们为何怨恨我父亲。

如此过了两年,老家来信说,爷爷因为父亲的事积郁已久,终于气绝身亡,让母亲回去奔丧。考虑再三,母亲凑出30元钱给我,让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回去奔丧。临行前,母亲再三嘱我要走哪条道,见了长辈该如何解释。

彭城距离索井二十多公里,早年交通不便,来往全靠步行。我从彭城火车站出发,沿着铁路线一直走。累了,坐在铁道旁歇息;饿了,啃口母亲给的棒子面窝头。边走边打听,临近黄昏才灰头土脸地回到老家。

爷爷家门口搭着灵棚。叔叔一两年前因病去世,灵棚内跪着的都是尚未成年孙辈,三个堂哥,一个堂弟。

在灵棚外几盏油灯下,大娘愠怒,问我:“你娘呢?咋就让你一个小孩回来了!”

我见大娘的凶巴巴的样子,一时情急,把母亲教我说的话忘得干干净净,随即“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奶奶见状,搀我进门。

母亲并非对爷爷奶奶没有感情,只是她不能耽误打工,并且再无余力承受族人的指责,因为在爷爷病重期间她没有替夫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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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井村全貌

以往家里有什么要处理,母亲都会托邻居写信,向父亲征求意见,父亲则托狱友回信。对于自己没有回家奔丧的事儿,母亲也去信向父亲说明,希望得到他的谅解。

不过,父母这种鸿雁传书的亲密关系,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濒于破裂。

1969年,十四岁的我,时隔数年再次见到父亲。那年大哥结婚,父亲听说了,挺高兴,托我和母亲带一个搪瓷脸盆送给大哥,作为新婚礼物。

回到家以后,我继续上学。一次中午放学后,班主任临时召集班务会,莫名其妙把我叫到讲台上,厉声斥责:“告诉你!你要和你父亲划清界线,否则你一生都没有翻身的希望……”

我不知所措,立正听训,泪如雨下,事后哭着回家。我把经受老师无端指责的事,告诉母亲。她匆匆回家做饭给我们吃,一边忙活一边听着,却一句话也没说、一口饭也没吃,便去上班了。

母亲那时在彭城耐火厂工作,用草绳包装耐火砖。耐火砖大多是异型砖,个儿大且重,包装工作非常吃力。头一天需先用水浸泡草绳,使之柔软。冬天时节,浸泡过的草绳会结冰,冰碴子又冷又扎人。

我时常放学后去帮母亲做事。在母亲的五个子女中,我最爱读书,母亲一心供我读书,想让我出人头地。初中时学习成绩好,尤其受语文老师青睐,语文老师鼓励我继续读高中。

初中毕业,我未能如愿升学。那个年代没有升学考试,全由班主任说了算。班主任因为父亲的事,不准我升学。语文老师为此奔走,多次找班主任求情均以失败告终。

母亲得知我没能升学,多年的劳累也涌上心头,她渐渐对父亲心生怨恨。

1970年,父亲转至河北唐山的监狱服刑,来信说路途遥远,不让家人再去探望。往后数年,我们家历经磨难,母亲没再给父亲去信,也没再去过监狱。

五年后,我下乡满两年了,按劳动表现被推荐、分配到邯郸地区交通局,一个事业单位。可在政审时,再次栽了跟头。

母亲听说此事,转身回房把门插上,开始嚎啕大哭。我们全家一直被父亲的事扼住咽喉,难以喘息。

1978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那时我在一家偏僻的集体小企业当工人,得知政策消息后,赶紧回家把这一消息转达给母亲。

母亲将信将疑。我把形势和政策一一讲给母亲听,她才喜出望外,似乎有一种逐渐能顺畅呼吸的快感。

我给父亲写信,让他在狱中向上申诉。父亲回信时,应我的要求附上了判决书,并在信中再三申明:“六零年发生的事故,不是故意所为;不是反革命性质;不是军工产品。”我极度渴望摆脱“劳改犯儿子”“坏分子家庭”的帽子,便开启漫长的查明真相之路。

二哥单位有个热情的潘师傅,多年前和父亲同一个单位,常带我去找父亲的工友了解当年的情况。我去了解情况时买来二斤点心,那算是贵礼了。

一些工友说,父亲当年爱讲些“吃饭不吃饭,旦等牛叫唤”之类的俏皮话,“现在说没事,当年可不行”。他们还表示,我父亲当年被判得有些重了。

有的人则透露,父亲当年不知因何得罪了孔厂长。我向父亲求证,父亲回信说,他的案子与孔厂长私仇有关。可这位孔姓厂长彼时已经去世。

我根据走访所得,以及父亲描述的情况,写了申诉状。1979年6月,复查办开始复查父亲的案子。

案子移交到父亲原单位陶瓷五厂复查,负责复查工作的是该厂保卫科。保卫科科长告诉我,在父亲案卷中,当时的副厂长刘勇曾证明:1960年父亲扒错马眼的窑里的产品,是一种耐酸性极强的工业用品,属试制节段,并非军用品。此产品试生产过一次,没有成功。

多数参与复查的人证明,父亲当年所为并非有意。最终,复查结论是:量刑过重;定性不准;建议减刑。

这时,父亲距刑满释放只差几个月。母亲认为父亲没能完全恢复名誉,对此大失所望。

1979年,五十五岁的父亲提前几个月出狱。他没有给家里写信,回来得很突然。

我正在市里一家企业工作,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午后下班回家。一个瘦削驼背、胡子拉碴、穿着印有“劳改”字样号服的老汉,出现在我的面前。

见到父亲,并没有想象中得那种欣慰与喜悦。阔别多年,我和妹妹早已习惯没有他的生活,无法开口叫他“爸爸”。曾蒙受他养育之恩的哥哥们,都未登门看望。

我和父母、妹妹一家四口,吃了个便饭。席间,父亲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要恢复自己的名誉。”母亲听后,为之兴奋不已,我也信心满满。

母亲把她居住的三间房子截出一间供我居住,母亲和妹妹住着另外两间。父亲回来后,母亲没有和父亲同房生活,妹妹一度暂居在朋友家让出房间,直到我婚后外出租房,妹妹才得以搬回家。

往后两年间,我和父亲奔走在各级法院之间。父亲没文化,出门不认路,我时常得请假陪同。没有好消息,一般不告诉母亲,她有时询问,我也是尽往好的方面说,怕她失望。

不管是哪一级法院,都有大量案子要复核、审理,进展缓慢。父亲母亲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母亲还把仅剩的单位遣散费四百多元钱,用在了我的结婚上。家里入不敷出,父亲只好先停止奔走,去谋生。

父亲停止奔走后,母亲便催父亲外出找工作,可他因年龄大和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份,一直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母亲因而常和我抱怨,嫌弃父亲无能。

无奈之下,父亲挎着两个冰棍壶沿街叫卖。晚间回到家,父亲把五分、一毛的硬币以及毛票堆在桌上,数来数去也数不清楚。母亲不去帮忙,反而对他冷嘲热讽。父亲愈发迷糊,索性不数了。

后来,父亲换过很多谋生手段。他和我说,想去学修鞋修拉链,理由是可以有优待。我告诉他:“优待是针对残疾人的,你要干不见得不收你的费。”他神色暗淡,就此作罢。

父亲生前从事的最后一个活计,是在陶瓷二级站套缸。那时父亲已是六十几岁的人,那些笨重的陶器在他手上翻来转去,十分吃力。这笨重的体力活,出力不小,挣钱却不多,尽管父亲极其节俭,一个月的收入还是仅能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所需,连母亲都养不起,只能靠我们帮扶。

因父亲出狱后没有全面平反、得到安置,母亲对他心存芥蒂,夫妻常因生活琐事吵闹。母亲让父亲分摊电费,父亲不给,母亲便把通往他房间的电线掐断,父亲不甘示弱,干脆把整个房子的电都掐断。

二哥查出断电原因以后,手持菜刀要去报复,后来被邻居劝住才没酿成大祸。为此,我把父亲带走,随我同住。母亲拦住,不肯放行,她生怕我把父亲带走以后对她不管不顾。

我放下行李,细细对母亲解释:“父亲搬出去以后,你俩不会再因琐事纠缠,彼此相安无事。我向你保证,父亲搬出去后,我仍会一如既往孝敬你。”得到这保证以后,母亲才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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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父亲

出狱后第十个年头,父亲患上胃癌。一天上午,我从办公室出来,发现父亲蹲在我办公室外,要知道他从未到单位找过我。他面色煞白,痛苦万分,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等我出来。

我问父亲:“怎么了?”

“肚子疼。”

我带着父亲去河南安阳内黄寻医问药。这次求医之旅,不仅没有给父亲减轻痛苦,反而给他带来了委屈。父亲方便时走进了女厕,被人破口大骂,我赶紧上前解释父亲不识字,才息事宁人。

返回彭城卫生院,医生做钡餐造影,最终诊断结果是,父亲得了胃癌。我无法接受现实,又带父亲到区中心医院、峰峰矿务局总医院……确诊为胃癌晚期。

我把父亲安置在我的租房里。房东见父亲病入膏肓,怕人死在他房子里,不吉利,一直催我把父亲带到别处。二哥听说这事,心软了,放下以往的嫌隙,帮忙劝服母亲,父亲才得以回老屋居住。

到了后期,父亲疼痛加剧,每天要靠杜冷丁减少痛苦。我定期去医院拿药,回来后让单位的保健医生给父亲注射。后来医生在父亲臀部划了个十字,告诉我往十字上方的两个部位打都没事,久而久之我也学会了注射。

父亲临终前一个星期住在医院里,我和妻子不分昼夜照顾他。父亲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去,拿出的全部存款四百多元钱给我。这钱少得可怜,连他住院看病、丧葬费用的零头都不够。

父亲让我带他出院。出院时那天,骄阳似火,室外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我和妻子把父亲抬到板车上,让八岁的儿子坐在他身旁打伞,艰难把他拉回彭城的家中。

当天夜晚,父亲走了。

两年后,母亲因脑干出血溘然长逝,大哥决定把母亲安葬在彭城,他的责任田里。

2018年7月,大哥病故。大嫂与我们商量:再做一个棺椁,把母亲的赵姓前夫移葬到彭城,与母亲合葬,把大哥葬在母亲脚下。

母亲在世时,常说:“我一生中,只在赵姓前夫那里过了些好日子,和他有感情。”

那便随了母亲的愿吧。

-END-

作者丨李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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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9 08:4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绑架

 穆希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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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我被分配到豫南某县矿区担任教师。百余年前,人们就开始在此地开山取石,煅烧石灰。

我所在的石灰厂厂办子弟小学,同时也接收周边居民的孩子。学校只有两栋房子,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四周是一圈刚过成人腰部的石砌围墙。

石灰厂于1992年破产,学校陷入财务危机:八名教师当中,包括校长在内的六名女职工原是厂里职工,只有我和本地人尹壮是公办教师。厂子倒了,女教师们只好用学杂费冲抵工资,聊胜于无。

我履职以后教的是四年级语文课,发现学校里只有我备课、写教案。校长刘文兰也从不备课,仅仅是把学校事务当作副业。她经营着一家浴池,在满是灰尘的矿区,全年都是浴池的旺季。

校长的妹妹刘文秀,是我班上的数学老师,长脸,个子偏高,比较壮实,整天笑呵呵的样子,看起来热情和善。可学校里其他人背地里劝我离她远一些,有个老师偷偷跟我讲:“刘文秀就是个笑面虎,她往她姐饭锅里都下过老鼠药。”

我没向刘校长求证过,但能看出她们姊妹俩关系不和,要么互不搭理,要么拍着大腿争吵。刘文秀的丈夫小国,是个货车司机,常年在外跑车,据说为人老实,挣不到钱。刘文秀时常形容自己的丈夫:“有智吃智,无智吃力,我家里小国是两不沾,废物一个。”

由于校园坐落于山脚下,院子里的白杨树,教室里的破烂课桌,甚至摞在办公室的作业本,都被灰尘覆盖。这些灰尘,在阳光的照耀下轻盈飘扬,整个矿区灰蒙蒙的。我想,总有一天自己的肺会像石头一样坚硬。

山上每天至少有四五十处开山爆破,本地居民从来不给窗户装上玻璃,因为会被震碎。学校附近的水泥厂日夜生产,大大小小的石灰窑、碎石机从不停歇,巨大的噪音甚至可以传到县城。

那时,我不喜欢矿区的脏乱破败之景,却对孩子很有激情。孩子们外表脏兮兮的,可充满着活力。环境恶劣,他们却总能找到乐子。

班里的小家伙张猛,一下课就跑到白杨树下去掏未脱壳的知了。有一次,他送来烤熟的知了要我品尝,他盯着我,舌头舔着上嘴唇,说:“老师,你尝尝,香死了。” 

我笑了笑,礼貌婉拒,他便坐在我身边,吃着。

课余时间,我经常和尹壮趁爆破间隙去爬山,看山顶上的寺庙。

尹壮个子很高,却又黑又瘦,和名字极不相符。尹壮沉默寡言,我觉得他心里藏着什么事情。

这座山并不高,主峰海拔149米左右。我们找不到上山的路,主峰已经被人们蚕食了一半,留下一挂陡峭的山崖,像极了一张巨大的狰狞的嘴巴。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里的山都还是完整的,那时开山很少用炸药。实行承包制以后,现代的爆破技术为矿主们赋予了加速开采的能力。

我在尹壮的带领下抵达山顶。寺庙还在,那张巨嘴的“上唇”离庙已经很近了。

庙里唯一的和尚,嘟囔着:“这个小庙迟早有一天也会被炸飞的。”他很无奈,坐在门槛上挠着新刮的头皮,有时双眼迷茫,有时定睛看着一个伏在菩萨前祈祷的老婆婆。

我与这个老婆婆素不相识,但经常能在上班途中碰见她。她在大路上晃悠,一边走一边把从卡车上掉落下来的石头扔到路旁。即便夜幕降临,她仍在路上游逛,不断重复着,捡石头,扔石头。像是着了魔。

不久后,我发现家长们对于孩子的学业很不重视,在他们看来,读书只是为了识字、算帐。

孩子们更热衷于捡石头。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孩子们就沿大路走着,等待刚开采的石头从过往卡车上掉落,将之捡起,带回去堆在自家门前。

可以煅烧石灰的白石头,是孩子们最希望得到的“战利品”,然而一块石头的价值,甚至达不到一毛钱。他们时常为了争抢石头大打出手,有时双方家长也会加入混战。

很多家长从事山体爆破这个危险的工作,他们戏称自己为“炮手”。炮手们先是在山上打眼,往里塞进炸药和雷管,最后到安全的地方引爆。1995年,炮手一天可以挣80元,而我一个月工资才275元钱。

我班里的调皮学生李乐,其父便是一名炮手。

有一次,李父遇上了哑炮,去查看时哑炮却突然爆炸。他登时被气浪掀翻,从山崖上摔落,昏厥过去。李父清醒过来,天已经黑了,他的腿被石头压住,不能动弹,鲜血仍在流淌。

李父即将再次昏迷过去时,听到拖拉机的“突突”声。他用尽力气大声求救,并掏出打火机、打着,努力高举。搜救者循着亮光,找到了他。

李乐曾在作文里提到父亲的遭遇:“当我和妈妈到医院时,爸爸的腿已经不见了。我看着爸爸,哭了。半夜里,爸爸疼得大喊起来,我又哭了。爸爸,我再也不吵着要肉吃,也不要新衣服了。爸爸,我只要你活着,没有腿,也要活着。”

我把李乐的作文拿去给尹壮看,他随意翻了翻,递回给我,平静地说:“这里发生过很多这类事情。时间久了,你就会知道,不管是打工的还是矿主,几乎每家都为石头流过血,几乎每一块石头也都沾着血。1991年,山上塌方,山下十几人被埋,三四天后还能听见人在底下呼救。李乐的父亲捡回一条命算是好的,家里人还有个盼头。人死了,家就完了。”

我们两人沉默许久之后,尹壮点起一根烟,说:“我准备走了,换个地方。走之前,请你吃顿饭吧。” 

尹壮家的房子在学校附近,与别家灰矮的房屋别无二致。我跟随尹壮走进院子,看见那个经常在路上捡石头的老婆婆,正从屋里出来。

尹壮说:“这是我妈。” 

老婆婆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招呼道:“到屋里坐。” 

“我母亲这里,”尹壮指指自己的脑袋,“有时候神志不清,但人很好。”

老婆婆朝院子外走了。

“我妈信佛,不动荤腥,也不爱在屋里呆。”尹壮找来一把椅子让我坐下,自己便忙碌起来,“你坐会儿,我做饭。”

房内有些昏暗,门上挂着塑料珠子串成、已经附着着很多灰尘的帘子。我环顾一圈,没见到其他人,问尹壮:“你家没其他人了吗?” 

“就我和我妈。我父母很早就离婚了,是她一个人把我带大的。”尹壮一边费力切着猪肉一边说,“我妈以前去石窝里打石头,别人还不太愿意要,干活工资也比别人少。她很苦,就这样一直熬到我大学毕业。”

尹壮的母亲曾打算,儿子毕业后就去出家,但尹壮不同意。尹壮不想让母亲继续受苦,想去外面工作,因为当乡村教师工资太低。

“在这里,一切都向钱看。像我这么穷,连老婆都不一定能找得到。”尹壮用刀指了指砧板上的猪肉,“你看,街上猪肉架子特别多,并且肉卖得特别快。为什么?因为山上的日子有今天没明天,用命换来的钱,能吃就吃。炮手们一天挣80块,就一定要花完这80块。”

那时,每到傍晚,街上总会聚集很多港田三轮车,从矿区前往县城,单程5元钱。车费很贵,但去县城的人络绎不绝。用命换钱的人要趁着夜色去吃喝,光顾歌厅、洗头房。这些场所里的很多姑娘,来自本地。

据尹壮说,靠着开山采石,有钱的矿主富有得可以整栋买下城里的楼房,而贫穷的采石工人辛苦一天仅能挣到伙食费,哪怕有一天不上山干活,也得靠借钱维持生活。先前大家都很穷,人们的关系相对平和。但后来……人心变得难以捉摸,生出很多事端。

尹壮从未开口说过那么多话,似乎因为临近离别,他才与我讲了本地的这些情况。

吃饭的时候,尹壮的母亲没回家,尹壮也不出门去寻。他像是习惯了,把两碟青菜小心地用碗盖起来,放在炉子边,而炉子上热着米饭。

尹壮离开以后,他母亲消失了,可尹壮说母亲不会和她一起离开。我去向刘校长打听尹母的行踪,刘校长说,似乎真的出家去了。

空闲时间,我依旧爬山去看那座寺庙,从此只能独自一人。巨嘴距离寺庙越发近了,小庙的后墙已经开裂。我走进寺庙时,和尚一边收拾从囊一边喃喃自语:“走了,走了。他们迟早要遭报应,报应已经来了。”我环顾四周,只见到和尚,却不见尹母的踪影,不过我没放在心上,兴许尹壮终究还是把母亲接走了。

下山的时候,刚到半山腰,不远山脊上蹿出一个男人,迎面向我跑来,焦急地打着手势,高声呼喊:“快躲起来!要爆破了!”

我没经历这阵势,愣愣杵在原地。男人冲到面前,一把薅着我的手腕转身就跑。我机械地跟着跑出十几步,刚钻进大石头后面一个地窝子,就听“砰”的一声巨响,整座山剧烈颤抖起来,石块从我们头顶“呼啦啦”滚落下去。

若非这个男人及时相救,我恐怕已经被滚石砸成肉酱。我极度恐惧,甚至感觉自己灵肉分离,意识随着石块下坠,下坠……最后瘫倒在地。

男人从兜里掏出卷烟,点着,乜斜着眼睛训斥我:“没事到山上转什么转?有什么好看的!你转悠也看看时间呐,要不要命!”

接着,男人狠狠吸了一口烟,抽出一根新的递给我,说:“幸好我眼尖,你命大。待会还有一茬炮,放完了再走。”

我接过烟,闷声抽完,缓过劲来,这才想起自己也带有烟,赶紧掏出来连盒子回敬他,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

男人先是摆摆手,可看看我的烟,伸手接了过去,他命令道:“现在别出去!”然后起身走出地窝子。

我拖着打软的双腿走到山下,天已经快黑了。好不容易挪到学校,正要推摩托车回住处,忽然听见刘文秀站在院子里喊:“张老师,咱班赵猛出事了。你要不要去看看?”

“出什么事了?”我神经再次紧绷起来。

“有个孩子说,张猛被山上落下来的石子打了头,这会儿在前面诊所。”刘文秀微笑着说,“你要去我就不去了,还得回家做饭呢。”

“严重不严重?”我一边朝院子外走,一边问。

“听说当场就断气了,”刘文秀依然笑吟吟的,“你去看看吧。”

我赶到诊所,张猛已经被放在地上,有人用一件皱巴巴的衣服蒙住了他上半身。

张猛母亲一手捏着儿子的小手,一手使劲拍打地面,痛苦地哭喊着:“谁叫你生在这里呦!”她的袖套沾满碎石粉屑,似乎刚从采石的地方下来。

诊所的医生站在一旁,无奈地搓着沾满血迹的双手,他说:“打中后脑勺了,砸出一个血窟窿。”

我捏着双拳头盯着张猛的遗体,想起下午那阵炮响,我幸运获救,张猛却没能免于意外,眼泪止不住下掉。

我用袖子抹了一把脸,留下一张钞票,像是被人追赶一样跳上摩托车,疯狂拧紧油门,落荒而逃。

张猛意外身亡后,我很伤心,极少再到院子里休息,多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呆。

办公室里,刘文秀翘着二郎腿,坐在工位上,依旧面带微笑,说:“死了一个孩子,期末分钱又少几十块啊。”

我听到这句话,正想发脾气,然而对面的刘校长先和她发生了剧烈争吵。其他老师上前劝解,我从她们的对话听出了个大概:刘文秀的丈夫,前两天开车运送水泥撞了人,作为姐姐的刘校长却摆出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由此激怒了刘文秀。

刘文秀狠声狠气地说:“我家有事,你也不会好过。” 

刘校长不予理会,刘文秀则开始自说自话:“哼,想要钱,我早打定主意了,一个子儿不赔!大不了让他(小国)进班房喝稀饭,又不会判死刑。” 

争吵之后,一直到来年春天过去,我都没再听到这件事的后续。

夏天渐渐走进,山里的温度却还是很低。这个时节,本地人常来学校掏粪水。有一天,本地人从粪池里扒拉出一具尸体。尸体被捆扎得很紧,坠着石头。

我去到现场,把趴在矮墙上围观的学生赶回教室,看见尸体已被盖上白布,脚露着在外面,沾满了粪渍。

法医用一根棍子挑开白布。死者应该是一名老年女性,穿的是家里自己做的棉袄,看样子是冬天被害的。这样一想,尸体已经在粪池里泡了几个月,不过由于天气冷,尸体还很完整。

随后,法医从死者身上找到一张卡片,经过清水一遍遍冲洗,法医发现那是尹壮的临时身份证。

难道死者是尹壮的母亲?怪不得那么久没再见到她,谁也想不到她遇害了。没人会在意一个神志不清的老婆子。

我回到办公室,听见女老师们正在议论,揣测。

“她没钱,又没仇家,谁会图害她?”刘老师拍着裤子上的灰,笑嘻嘻地说,“还不是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了。”

其他人觉得很有道理。

尹壮回来处理丧事。自从离开矿区,他只回来过这一次。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即便出殡那天,他扶着母亲的棺材,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

两个月后,尹壮母亲被害的案件尚未侦破,学校又发生了一件事,学前班的女孩小彭,失踪了。小彭家与刘校长家只有一墙之隔,彭家在开了两座石灰窑在山上,算是很有钱的人家。

学校的老师们配合警察的调查,但侦破进展不是很顺利。

小彭失踪的第四天,有人朝彭家扔了一个石块,石块外面包裹着一张作业纸,大致内容是:彭家人将一万元钱放到某处,小彭就会被释放。

这是一起绑架案件。

纸条上内容用词老道,但字迹很幼稚,书写者明显是个孩子。警察通过对照孩子们的作业笔迹,最后确定这张纸条出自高年级的朱雨。我把朱雨带出教室时,她正穿着家里哥哥的大号衣服,全身上下脏兮兮的,遍布灰尘。

下午,警察冲进学校,带走刘文秀。朱雨指认,纸条是刘文秀让她写的。案件由此告破。

小彭已经被害。刘文秀带着警察去指认藏尸地点,所有人为之震惊,刘文秀把小彭的尸体,投到了刘校长浴池的取水井中。

刘文秀把小彭诱骗到自己家中,担心孩子吵闹被人发现,于是将其掐死。藏好尸体以后,刘文秀诱骗朱雨帮她写勒索纸条,向彭家索要赎金。

刘校长家的浴池受抛尸事件影响,经营不下去了。谈及此事,她时常感慨:“她受不了别人过得比她好。”真的应验了刘文秀那句“我家有事,你也不会好过”。

刘文秀被捕以后,供述自己曾经还杀害过一个男孩,最终被判处死刑。

2003年,这所学校被取缔,原厂职工遣散,我通过考试进入一所中学。

可直到我离开矿区,杀害尹母的凶手也能没抓到。

2007年的某一天,我领着儿子在街头散步。走到十字街口,看见几个姑娘正在卖气球。气球很多,聚拢在姑娘头上,像五彩祥云。

我在挑选气球时,蓦然发现眼前一个姑娘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张老师。”姑娘叫起来。

我回想起来了,这个干干净净的姑娘是朱雨。

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阳光洒在朱雨脸上,连脸上的绒毛都纤毫毕现,透出青春的健康气息。

朱雨挑出一个粉红色的气球,弯下腰递给我儿子。儿子没拿住,气球轻盈地越过我们的头顶,向高高的天空飘去。

-END-

作者丨穆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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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2 09:1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6-12 09:21 PM 编辑

让人艳羡的穷人家庭,都藏着什么秘密

 秦湘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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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家

“老表啊,今年批不起去年的价了,你出去打听打听。实话和你讲,你们这地方不好跑,总不能让我赔着油本做买卖吧。”

“再高点,价格合适这好几十担都批给你。你也省得到处凑批了。”

桔子商贩精明算计,批发价一年比一年低。父亲不愿妥协,双方僵持不下,价格始终谈不拢。最后父亲说:“老表,今年先不批了,再看看吧。”

1995年冬天那个早上,我们目送桔子商贩的东风大卡绝尘而去。父亲蹲在家门口,一句话不说,不停地抽烟。母亲站在他身旁,手里拿着吃了一半的桔子喃喃自语:越卖越贱,越卖越贱,这是为什么呀……

父亲说:“在我们这穷乡僻壤,桔子还算稀罕物,可是在外面它就像水稻。比咱家椪柑个儿大水甜卖相好的品种多的是。赶上这两年风调雨顺,桔子遍地开花,一年比一年多。这东西多了,就不稀罕了,也就不值钱了。再加上我们这地方偏僻,路不好走。商贩就是抓死了这点,笃定我们不批只能烂掉。”

父亲在小镇汽修厂上班,也是村里栽种果园第一人。乡邻都佩服他,提起他要竖大拇指。这些人并不知道,父亲身体羸弱,常年受胃病折磨,干不了什么重活,担挑不了,肩扛不起。有时候他犯了病,母亲就拿着碗,不停给他刮背拍打,喂糖水。

就算这样,父亲还是每天骑车七公里到汽修厂上班,下班回家照顾孩子,打理牲畜、鱼塘和桔子园。而耕犁担扛、粗活重活都落在母亲肩上。

“算了,咱们自己卖!”父亲说。

“六七十担桔子,将近六千多斤,要卖到什么时候?”母亲问。

“按桔子贩的价钱批了,一年辛苦和肥料都不够,咱们散卖兴许还能挣点。”父亲叹了口气说:“就是散卖的话,以后你要辛苦点了。”

母亲没念过一天书,对父亲向来言听计从。她明白父亲的无奈和愧疚,没有责怪父亲,只是隐隐担忧,不知道这六千多斤桔子要卖到什么时候。

就这样,六千多斤桔子,全担在母亲身上了。

“妮子利索点,再晚点连摆摊的位都没有了。”

天还没亮,母亲便催促我起床,同她一起赶村集,卖桔子。母亲右肩挑一担沉甸甸的箩筐,右手紧拽着前面的绳子,左手伸到后面稳住另一只箩筐。担子随着母亲的脚步摆动,发出吱吱的响声,不到十分钟便走到了村集市。

母亲拿出两个小木凳,一扎红色的塑料袋和一杆铁秤。

“好了,就这里吧,等会有人经过咱们摊了,嘴巴甜点,知道不?眼睛盯紧,别让人顺手摸鱼了。可要注意了!桔子喊一块八,有人要还价,就一块七,十斤以上最低还到一块六,记死了给我啊!”母亲说。

“还有,称的时候杆不能压得太低,但也别翘得太高了,小便宜咱不占,赔本的买卖咱也不做,账一时算不下来别急,实在不行拿笔算,记住了!”

听见母亲的唠叨叮嘱,我忐忑紧张起来。

“妈,万一我算错钱,说错话把顾客吓走了呢?”

“你看你怂的,就这点胆。念书都念得缩回去了,多说两次,多算两次不就好啦。”说着,我们迎来了当天的第一位顾客。

“桔子怎么卖?表嫂。”一位提着菜篮子的中年大叔走到摊前。

“好甜的桔子咧,不贵,一块八一斤。自家种的东西。”母亲一脸微笑地回复道。

“一块八还不贵?人家都卖一块五。”

“看你说的老表,一分价钱一分货是不是,人家的我不知道,我这桔子自产自销,绝对好吃,果园就离这五六里地,附近乡邻没有不知道的。你剥一个尝尝就知道了。”说完,母亲把剥开皮的桔子递了出去。

大叔不好意思拒绝,拿了一瓣放入了口中。

“不蒙你吧,我们家的桔子又甜水份又足。你随便选。”母亲随手将塑料袋递给他。大叔边接过塑料袋边往外吐了几粒桔籽,然后蹲下来,往箩筐里挑捡起来。母亲叮嘱我准备上秤,自己亮起嗓子,对着行人招呼起来。我暗自佩服母亲的胆色和伶俐,逼着自己学会上秤、算钱,找零。

赶村集早市的人不多,加上有三四家在竞争。我们多的时候卖七八十斤,少的时候一早上都不开秤。为了多卖点,母亲经常双脚冻得僵硬,等到人散得差不多了,才撤摊回家。

母亲并不气馁,为了多卖桔子,她开始变着花样。

前来赶集的乡邻,菜篮子里都会或多或少地拿一小撮葱、蒜和香菜。母亲动了心思,把家里种的葱花和香菜摘三五斤,洗得干干净净,分成小撮掰扯开。

遇到桔子买得多,或者讨价还价的,母亲便搭赠几撮小葱和香菜,到后来又送芹菜、两三截甘蔗。很多顾客自然欢喜,也不便再僵持。他们既省去单独买小菜的劳什,又觉得捞了个划算。慢慢地回头客、带客率也多了起来。

这种卖大菜赠小料的方法,很快受到同行跟风模仿。

在村集市卖了一段时间后,母亲觉得售卖量太小,决定要去赶每隔两天一圩的乡镇集市。那里人流量大,肯定要好卖得多。她把这个想法告知父亲,父亲沉默了许久说了一句:“只是那样你会更辛苦。”

从家通往镇上的七里路,坑洼不平。拖拉机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可是通常很难搭得上。大多数时候,母亲走走歇歇,挑着百来斤的担子,要花三个小时才能赶到。我单独背一个洗净的化肥袋,帮助母亲分担桔子的重量。母亲总怕压着我,每次在家分装完毕后,都会亲自掂了又掂,“重不重,重不重?”反复地问,让我背着走两步,才会放心捆袋。

路途中,我们往往来不及避让前后来车,被糊一脸灰土泥沫星子。这时母亲就会抬起衣袖,往脸上狠狠地抹上几道,边嘀咕着:“这杂破车不长眼,呸呸呸。”边往外吐好几下。

下雨天更惨。溅一身泥是常有的事,脚一打滑就摔跤,后仰摔、跪地摔、俯卧撑式摔、脸贴地式摔……几次摔倒后,我干脆一屁股坐地上,放肆地对母亲置气哭喊:“我不要走了,不要走了。”每当这时,母亲就挑一块有碎石的地方把担子放稳,长叹一口气责骂起来:“死妮子,不做哪来的吃?”边骂边搀扶我从泥泞中爬起。

“妈,我们就在村集卖吧,或者以后下雨天别赶乡集了好不好。”我近乎哀求地哭着对母亲喊。

母亲颇为无奈地回答我:“好,以后下雨,妈自己去赶。”

我只能憋着委屈和懊恼,不敢再任性。

母亲脚下也不是那么稳当。因为打滑,有两次箩筐直接翻进路边的溪沟。自那以后,她会在布袋里备上一两套干净的衣裳,总是说:“做买卖要穿得清爽干净,不是叫花子讨饭。”

后来读书念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时,我总是不以为然。因为这世上最难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

镇上确实人多繁华,但卖桔子的也多,十里八乡的果农都挤过来赶场。

母亲安顿完摊点,嘱咐我看好,到周围转了一圈,十多分钟后回来吩咐我:“你听着,今天喊不起一块八,会把人吓跑的。我问了一圈,也尝过,个头比咱家大,甜味也不比咱家差的,才喊一块五,卖相次的都喊到一块二去了。咱家起价一块五好了,留一毛钱的还价余地。”

我佩服母亲脑子的灵泛,不由脱口而出:“妈,你可真行。”

“买卖可不能瞎来,价不能乱喊,不了解行价,不晓得别人卖况,那哪成。”母亲一本正经地回答我。

因为人流量大,问价试吃的顾客比村集市多出好几倍。亏着母亲能言会道,我们的摊点总是围满了人。不管看似多忙乱的情景,母亲总能在关键节点给我丢来任务和叮嘱:

“找五块给穿红衣服的婶娘。”“收这位高个帅哥十五块。”“给这位年纪大的阿婆挑几个最甜的。”“再多捡一个送这位姑娘,不用找钱了。”“妮子,钱袋子收紧了,别漏风了……”有时卖完桔子,时间还早,母亲会让我拿出几块钱,去街头买两串糖葫芦,我们挑着空箩筐,咬着糖葫芦往家走。为了赶回家忙田间的农活,母亲总是脚下生风般跨着大步,而我要断断续续小跑着才能跟上。

听到母亲“嘶嘶嘶”地从牙齿间发出的声音,我便跑上前,看见母亲被糖葫芦酸出了眼泪,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母亲也笑:“好酸,好酸,过瘾,不困不困了。”

我笑出了眼泪,也听出了母亲笑语中无尽的疲惫。

有一次,我们遇到一对下乡吃喜酒的夫妻,两人足足买了二十斤,一个劲地与母亲说:“表嫂啊,在市里这么便宜又甜的桔子真难遇到,还死贵死贵,差了足足一块钱咧。”母亲把这话听了进去。当天晚上,她和父亲商量,要不要把桔子拉到城里卖。

父亲满口不答应:“你一不识字,二不认路,我上班抽不得空,别折腾了。”

第二天,母亲却悄悄挑着一百多斤桔子搭上了去往市里的客班车。

那天她回来得特别晚,没等父亲责怪唠叨,便兴奋地与我们说起在市里见到的各种新鲜好玩的东西。尤其是那碗一块钱的桂林米粉,母亲频频夸赞,却又心疼不已。她说:“大半斤桔子才换一碗米粉,明明桔子更金贵。”

后来母亲又去了两次,一次为了赶上回镇的末班客车不得不便宜批发,一次被执法人员查到未交摊位税,罚了18元。母亲回来算了一笔账。算上搭车、交税和赶车的仓促,始终是划不当,便决定不再往市里跑。更重要的是,她一个人扛着百来斤的桔子,上下车着实不易。

那时我特别好奇,大字不识的母亲如何有这般能耐,一个人往市里跑,又能找到贩卖水果的市场。母亲嗤笑我:“傻妮崽,有嘴走遍四方,念书要开口,做生意要张嘴。”

我又问母亲:“怕不怕?”

母亲说,她最害怕的是桔子卖不出去,卖不出一个好价钱。

那段日子全家最开心的,莫过于母亲撤摊回家后,一家人围着她数钱。看着母亲翻遍衣兜和裤兜,掏出钱的瞬间,颇有数大奖的感觉。

可惜这样幸福的感觉并不时常有。一次数钞票的过程中,父亲拿着一张百元钞不停摩挲,正反面看了又看,再举起来,背光辨认了几秒告诉我们:收了一张假票。

母亲接过父亲手里的假票,“确定是假的啊?”

父亲认真点头:“是。”

母亲拍打着膝盖骂咧:“这天杀的骗子。”

“以后找大面钱的时候谨慎点,实在拿不准咱不卖了。”

“算了,没准是别人也不知道是假的,假票害人。”

她轻易释怀,原谅了前一秒还恨得咬牙切齿的骗子,随后把钞撕了个粉碎,丢进烧着火的灶头。

长年不堪负荷的劳作,让母亲的腿落下了关节病。每天晚上,我都在手上涂抹药水,拍打母亲的双腿。她咬着牙闭眼说:“不够力,再重点,打得重,通得快好得快。”

此后,父亲不准许母亲再独自挑担赶集,除非能搭载上拉货车,不过这样的运气很少碰得到。家里卖桔子的进度越来越慢了。那段休养的日子,母亲总是一瘸一拐走到桔子屋,嘴里念叨:“剩下这一堆还要卖到啥时候?你们啊可真是不争气。”说着不停拍打双腿。

年后,我们几个姐妹都顺利地注册上了学,没有拖欠任何一分学杂费,让村里许多年年欠着学费上学的小伙伴们羡慕不已。屋里还堆着两千来斤的桔子,有的已经泛绿发霉。为了不让好桔子受到影响,母亲每天都会挑捡上好一会儿。

每天走出桔子屋,母亲都会提着一个装满烂桔子的红桶,在堂屋坐上一会,从桶里捡出一堆半坏半好的桔子,一个接着一个剥开,坏的一半瓤掰开随手丢进红桶,嘴里吃着没坏的瓤,边吃边说:“真甜,真甜。”

桔子一直卖到五月中下旬。卖完那天,父亲去镇上买了一个很大的猪蹄膀和几斤酸笋,烧了母亲最爱吃的红烧猪蹄和酸辣鱼汤。饭间,父亲一脸愧疚地对母亲说:“今年桔子批发价就算再贱也要卖掉,不能让人这么遭罪了。”

母亲笑说:“人活着哪有不遭罪的。”

我插嘴说:“还是做猪好,不遭罪,吃饱了睡睡饱了吃。”

母亲拿着筷子狠敲了我,一本正经地说:“真是个傻娃崽,做人遭了罪,但能享富。猪享了福,却要遭大罪啊。”

全家子忍不住大笑起来,一口酸辣汤如梗在喉,呛得我泪流满面。

我还记得,那年,我11岁,小学六年级。

-END-

作者丨秦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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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4 08:5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7-5 04:29 PM 编辑

一个30岁深夜闲逛的男人,在想什么

 纪永生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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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般人

晚上八点,店里如往常一样人流不息,我习惯了,不会因为生意好而兴奋,反而盼着阴天下雨或人少一些。

我在人如流水的夜市开着两家杂货铺,经营的商品近万种。年过三十的我,还是单身,心里容易长草。嘈杂的叫卖声和各家店铺的摇滚乐,滋养着我的草原。我想要改变。

朋友李二走进店里,一屁股坐在沙发椅上“讲新闻”。明天寺庙的佛塔开光,阵势相当大。据说有各地高僧前来,周边的信徒和游客也来凑热闹,挤满了县里大小宾馆。已有大量人马趁着夜色冲上山,只因担心明天挤不上去。

我很平静,直到李二掏出一个让我忽然起兴的主意:“你也可以上山去放松放松,看看热闹。”仿佛一辆割草机开进草原,我有一个想法,去山上叫卖不久前拉回来的一挂车库存衣服。这时昼夜温差大,白天穿短袖,晚上很凉,不扛冻的人一定有这需求。

李二怂了,我只好去忽悠三姐一家与我同行。还真成功了,三姐、三姐夫和外甥,备足酒菜,载着我和一堆衣服,来到山脚停车场。山脚停车场已经停着很多车辆,场面确实和传说的一样壮观,我为此更加兴奋。

我们在停车场找到位置,放音乐,喝酒撸串。由于身处佛脚之下,三姐一家越喝越消极,总觉得不妥,即便我们都不信佛。

三姐催促我去卖衣服。我背起一袋衣服,一遍又一遍叫着:“有需要衣服的吗?后半夜更冷啊。”我沿着山路往一公里外的山顶走,寺庙在那儿。穿着短袖的一男一女,从车里探出头来要了两件抓绒的,一件五十元。

我独自一人继续艰难向上爬,途中遇到一个乞丐。他很敬业,似乎为了一个好的位置,早早开始爬山,现在还没到达目的地。他在休息,跟我借火,抽了根烟。离开前,我给他加油。

临近凌晨,山路上人很少,蛙叫、虫鸣、落叶和流水声很好,久违的清宁,也是我来的主要目的。

到了山顶停车场,我叫喊着,威胁睡梦中的人后半夜更冷。一个中年女人抱着肩膀招呼我过去,但最终没有买任何一件衣服。她的手势和语气,让我觉得自己像条狗。

后半夜,庙里仍然一派盛世,灯火辉煌,人流不息。还有很多人没睡,他们的情绪处于至高点。几个人正议论着即将开光的佛塔,一个女孩特意让我看她拍的佛塔照片,愣说灯光是灵光。

为了融入人群,推销自己的衣服,我假装跟着一起惊叹。可我在山顶一件衣服也没卖出去,他们只顾着惊叹,看来情绪高涨的人感受不到寒冷。我背着袋子在庙里转了一圈,准备下山。

凌晨一点多,下山的路更加安静。我又遇到那个乞丐,他蜷缩着,浑身发抖。我走向他,从袋子里掏出一件棉服,说:“给你,穿上吧。看把你冻的。”

乞丐很感激,慌忙把衣服穿上。他的腿很细,似乎根本无法支撑他行走起来。他跪在水泥路上,不知道多久,还有多久。我又掏出一件棉袄,打断他止不住的“谢谢”,让他垫在膝盖下。

“用不着谢,卖不出去。也不值钱。”

我决定不走了,给自己和乞丐各点一根烟。周遭静静的,只有我们俩,他跪着,我坐着。

我说:“咱俩唠会儿呗。我无聊,你也没事儿。”

乞丐很听话,表情里只有顺从,问什么他就答什么。乞丐四十七岁,看起来却像六十七岁,乞讨生涯一年多。先天性小儿麻痹,使他和他七十多岁的父母一样,没有劳动能力。

 “我没有文化,也没怎么上过学。从小靠爹妈养着,他们种地的。我就是一个废人,啥也干不了。”

“怎么能说啥也干不了呢?你这不是也开始工作了么?”乞讨,在我眼里也是工作。我对顾客的假笑,不比他高级。换句话说,有些主播不就是新式乞丐吗?

“这算啥工作,好人谁愿意干这个?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我曾经也以为自己是个废人,啥也干不了。我一残疾人,视力三级,有证,一种黄斑病变造成的,不但治不了还会逐渐恶化。我因病被辞退,很绝望,觉得这辈子完了。”

那是一个雨夜,我泪如雨下,一宿没睡。我一朋友说,你必须得接受不能改变的现实。可谁能理解我视力一点点变差,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每一次去医院复诊都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父亲让我回家,说饿不死我,我没回。慢慢的,我发现也没什么难的,就是看不清而已,有越来越多能做的事儿,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我本意是想鼓励乞丐,却最终意识到,这好像孩子给长者讲道理一样滑稽。他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感受到他无人能懂的孤独感。

“你是个好人,好人会有好报。”乞丐说。

我回应他:“我可算不上好人。今天是时间、环境、心情都很特别,平时我不会在乎你。”

“这是命里的安排,人改不了命,我是个苦命的人。”

“身体健康、衣食无忧的人可能内心绝望,有些全身瘫痪的人却很乐观啊。”

“你说的对,我就是没有文化,说不出来。能活着就已经不容易了。”

我被这句话击中,许久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中,我喝了口水,意识到他可能也渴,只是他没有水。

“你连水也没带吗?要是不嫌弃,就喝我这个吧。我没有传染病。”

“不嫌弃,不嫌弃,你……好人,真是好人。”

“你饿吗?我山下有吃的,要不给你拿点。”

“不饿不饿,晚上吃饭了。”乞丐急急忙忙喝着水。

我们一样,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也不一样,我不安于现状,他适应了,活下去就行。

天色蒙蒙放亮了,陆续有人往山顶奔去。

我望着行人的背影,问他:“有人路过,你怎么不要钱呢?咱干啥来了?”

“呃……”

 “你们好,帮帮他呗,挺可怜的。一块钱也是安慰呀。”我对着游客和信徒喊叫起来,比卖衣服时更卖力气。

过去几伙人都没有施舍,有的人看我们的目光很奇怪,有的人故意不看我们,躲着走。我曾经像他们一样逃离乞丐,所以能理解。

“你得自己要啊,别光磕头,有些人不看你。喊出来。”我催促他。

“大慈大悲,帮帮我吧。阿弥陀佛。”他一边磕头一边念着,重复又重复,根本不在乎哪个是潜在客户。

“我就不信一分钱都要不来。”最终,我得到了两元钱,一元钱来自一对年轻情侣,另外一元钱是用手电筒作为纪念品换来的。

我知道,我在旁边,他不好意思开口,因为我们相互熟悉了,他不想在朋友面前做自己觉得丢脸的事。于是我决定离开:“好了,我要下山了。”

我站起来,伸展因久坐而僵的腿脚。他猛然抬头,重复感谢的话,我很庆幸他没磕头。我伸手进腰包时突然被他阻止。他上身前倾试图抓住我的手,差点趴到地上。

“别别,你可别,给的已经够多了。我不能要你的钱。”

我掏出这一晚卖衣服的钱,连同一打零钱扔到地上,因为我不想和他斗太极推手。钱哗啦散落在地时,我心里很不好受。

 “你快拿回去,你也不容易。”

“我比你容易。”我把他弄哭了。赶紧扛起袋子,扭头走了。

回到三姐车里,看到他们一家三口还在熟睡。天完全亮了,我忽然看到,很多残疾人陆续从一辆档次不低的汽车下来,分散到周边,通过高音喇叭大声讲述着惨兮兮的故事,截住人群。

秋天过去,寒冬季节时我开始经历失败。距离过年还有一个月,我突然决定在周边县城开一家店,二百九十平米,月租一万元钱,处于一个商业区的二楼。赔得很干脆,很少有人光顾。

商业区白天热闹,晚上没人,整栋楼只有我一个人,比凌晨山里更安宁。这晚外面特别冷,风很大。风从窗缝挤进来时发出女人的哭声,卷帘门跟着风的节奏噼啪作响,楼道里似乎还有脚步声。我不会因此害怕,一丝不挂躺在简易单人床上,认真听着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这比做爱和暴富更让人心安。

上午十点。外面乱糟糟的,我醒了,但不起床。没必要欺骗自己,年前剩下的半个月不再挣扎,不管怎么算最差赔两万元,权当买个假期,不做金钱的奴隶,躺够再说。我一边躺一边琢磨今天吃什么,然后再打开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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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店内商品

吴叔中午时分披着貂皮进门时,我正在刷牙。他是我爸的老铁,几年前来到这个县城,我过来开分店后他经常上门关切。我的状况越惨,他的抬头纹越深。

“来了,吴叔。”我从卫生间探出头说。

“刚才咋没开门呢?”

“刚起。”

吴叔没说什么,也不看我,皱着眉头在空无顾客的店里转悠。我劝他别上火,一本正经把宣传成本和收入不成正比的道理讲给他听,他听懂了,可依旧笑不出来。跟我父母一样,听得懂我说什么,却还是不开心。所以我赔的不只是两万元,还有关心我的人的精神成本。这事把我爸折磨得不行,我越安慰,他越讨厌我。

我不了解这县城,开店之前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我花钱买来答案,还获得一段假期,很划算,但关心我的人不这么认为。相反,吴叔花两万元买貂儿、披身上,他觉得划算,我却不这么认为。他成了衣服的服务员,精心打理,担心貂儿受伤,担心别人不知那是大商场的货。他觉得“能行”和“虚荣心”是有必要的,给人带来满足感。

其实,三姐的闺蜜刘姐,才是我开店失败最大的受害者。她待我像亲弟一样,每天中午送完孩子上学就来店里,怕我打发走所有店员,一个人忙不过来。事实上,她总站在窗前发愁……我们一起试过很多方法,都没能招来客人。

下午,二十二岁的胖丫头毛毛,鬼鬼祟祟把头探进店里,等我和刘姐看到,她才肯进屋。毛毛是刚被我解雇的员工。她妈妈是对门保险公司的一把手,不图女儿挣钱,只是让我帮忙带一带。相互照应是应该的,毕竟二楼就我们两家。

“哥,姐,你们干啥呢?”毛毛小心翼翼关上门,周围太安静,她怕门响吓着我们。毛毛穿一身粉色,像个大布娃娃,目光在我和刘姐之间来回游移,似乎在等我们回答她的询问,至少说点什么。刘姐面生喜色,因为毛毛很讨人喜欢,那种可爱不是装的。刘姐每天询问毛毛前一晚的进食情况,但答案都只有“撑”。

因为被滥用激素,毛毛的智力停止发育,并且开始发胖。她没有成年人的烦恼,会因为一点小满足而感到开心。这个二十二岁还活在童话里的女孩,连放屁都丝毫不遮掩,我和刘姐提醒她不应该这样,她迅速羞红着脸,说不知道应该遮掩。

开始时,因为她笨拙,我生过不少气。其实她工作很认真,想做好,尽力按照她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可我生意太惨淡,就把她炒了。她没有因为失去工作有半点郁闷,六百六十六块六毛工资,第一次靠自己赚来的钱,让她足足兴奋了两天。

我妈第一次来店里,毛毛把我们都惊了。毛毛听说来人是我妈,异常殷勤地挽着她胳膊说话,直勾勾盯着她,像是在期待一个好评。

妈妈表情僵硬地看着我,勉强笑了笑,直到听说那不是她未来儿媳妇,表情才放松下来。

我把妈妈的胳膊从毛毛手里抢过来,笑着呵斥道:“干活去!”

毛毛“哦”了一句,转身走开。

妈妈还是有点担心,跟我挤眉弄眼。我趴在她耳边,小声地说:“咋样,妈?这个行不行?年轻。”

“去你妈的。”妈妈骂了我一句。

毛毛很幸运,她快乐、幸福,她自己也这么认为。很多人容易变得复杂,很多人又疲于复杂。

妈妈就很复杂,每天都要询问销售额。她和父亲接受了我的失败,把我之前的话复述一遍来安慰我。我喜欢听她的声音,尽管她一直想我结婚。

我有过几段情感经历,曾经被同一个人甩过七次。第七次以后,我还想继续被这个人甩来甩去。

我们俩都有点不正常,说不定哪一天又好上了,但那不代表要结婚。爱情这玩意儿,我喜欢。

转眼,我把新店处理掉,回家过年。

我去二舅家拜年。二舅是个老酒鬼,每天醉生梦死,头顶就是大酒缸,醒了就得整一口。还好,这天他清醒着,谁都认识。看我来了,他很高兴,从炕上坐起来。

“二舅。”我坐在他不远的炕沿上,得大点声喊,怕他听不见。

“啊?”

“一天喝多少酒啊?”

“我哪知道喝多少啊?想起来就喝一口呗。”二舅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他清楚喝酒不是个好习惯,但就是上瘾。

“二舅喝酒上瘾是啥感觉啊?”

“就是想喝呗。”

“那你觉得,酒好喝在哪儿呢?”

“酒有啥好喝的,辣呗。”

“辣?”我相当惊讶。

二舅笑着抹了一把嘴边的口水,说:“那不辣还香咋的?”

“我能喝出香来,不然喝它干嘛呢?你得用所有的味蕾去感受。”

“香?我这喝了一辈子酒还头一回听说酒香。我咋不信呢?你是咋喝出的香来呢?”二舅相当震惊,嗓门很高,不服气。

 “二舅你这酒别喝了,没意思。都喝不出香,你还喝它干啥?”我问他。

“不喝不行。你能喝出香来?那儿有两瓶好酒,我大孙子买的,让你大嫂炒两个菜,咱给它喝了,告诉告诉我怎么喝出香。”

“我可不跟你喝,你不会喝酒。”

最后,我没跟二舅喝酒。

过了几天,老舅的外孙结婚。我比他大两岁。去了被催婚,不去妈妈不高兴,只能去。

人多时,我喜欢找个角落立着,这跟视力有很大关系。谁的脸我都看不太清,不说话显得傲,主动开口又怕叫错人。躲在角落最好。

一个即将结婚的外甥,走到角落找我聊他装修婚房的事。亲戚们都知道我很能开店,装修过很多房子。

这时,我的肩膀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是二姐。“大兄弟。你能来二姐可真高兴啊!你可是个大忙人儿,真没想到你也来了。”

二姐是新郎的妈妈,头上别着小红花,精神头好得很。

我看着她头上的小花,说:“二姐。这小花太好看了。”

二姐高兴,有点害羞又很骄傲,哈哈大笑地说:“大兄弟啊,俺家你大外甥都结婚了,你这还挑啥呢?可别让我老姑跟你操心了哦,赶紧的。”

意料中的催婚。我想好了战术,今天二姐很忙,敷衍即可。老舅就不一样了,他很闲,在角落里抓住我。刚才他已经说了我一阵儿,我的答复是有女朋友,并形容成他心目中该有的样子。针对不同的人,我有不同版本的女朋友。目的是让他们暂时安心,反正过后各忙各的。

从老舅的神情里,我猜到爸妈出卖了我,他们揭穿过我多次了。不过,爸妈如今揭穿我之后总要给对方一些安慰,劝他们别为我操心。

爸妈能这样说,代表这些年我的思想工作没白做。父母要的是子女幸福,不是一定要结婚。我证明了自己有性格和能力,一个人也可以幸福,父母也就安心了。

思想工作对于老舅没起作用,他使出杀手锏,突然拔掉假牙举到我眼前,说:“你看!老舅馋你喜酒馋的,牙都馋掉了。“

我大声呵斥他:“你咋那么馋呢?”我们在大笑中结束这个话题,他知道我这样的人不喜欢谈论婚姻。

年初,两家义乌供货商联系我,各自发来一批对口又便宜的货。我急忙赶赴义乌谈合作。

作为东北人的我,很难适应南方的湿冷,尤其是室内。我租房的空调坏了,取暖器就是照亮我生命的太阳。

联系我的两家供货商都不靠谱,但我不能白来,每天顶着寒风阴雨在国际商贸城徘徊,选货。

第四天,还是雨天。我撑着伞路过一座天桥,很冷,每一阵风都在赶我回被窝。周边行人不多,前面有一个乞丐,天桥上只有我俩。他没有双臂,跪在风雨中,头顶在桥面上,瑟瑟发抖。

走近时,我看见他毛衣湿透了。事情进展不顺利,寒风使我情绪更加糟糕,我心里没有一丝怜悯,反而觉得他受冻是自作自受。

又一阵风让我感到痛苦。我突然停在通向地面的台阶上,快步走回到乞丐身边,把包里所有的硬币扔在他头顶的塑料盆里。我被他的敬业打动,为他振奋我的精神而付费。叮当作响的声音,驱使他对我连连磕头,什么也没说,头也没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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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天桥上的乞丐

通过一些老关系的介绍,我收了几家不错的货,自己也找了一些,把家里库房堆得满满的。我以为要开始忙了,没想到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事情,王总突然联系我。

王总和我去年相识,他是省城一家网络公司的老总。我欣赏他,他有能力和见识,还有钱。这次他和周边市县操作一个电商项目,需要我陪着激活线下几十家服务站。他的节奏之快,快到我放下电话就要马上收拾行李跟他出差。大概三天。

王总的公司跟三个县有合作。他先驱车四个半小时到我县接上我,下午经过三个半小时赶到B县,途中不停给我介绍B县的合作项目。他有些疲惫,可是没办法,我眼神不好,不能开车。

晚饭时,王总在酒桌上精神焕发,跟来时判若两人,我暗自佩服,演技真好。领导很满意,使我们喝了不少酒。我们送走领导,回到宾馆,彼此确定都没喝多。他通知我明天起早赶往C县。那边的领导已经约好中午见面,路程六七个小时。

次日在车上,王总像一天前那样讲起C县的具体情况。三个小时后,我说:“王哥。先别说了,休息一会儿,我大脑不行了。”我闭上眼睛,深呼一口气。

“别急。慢慢来。你睡一会吧。”王总笑着说。

去C县目的是参加一个线上线下平台的启动典礼,市里领导也来了。王总的团队已经在这儿忙了几天。大家各有分工,我也跟着干点体力活儿,中午吃过简单的盒饭,晚上十点才吃第二顿,是火锅。火锅店成了会场,大家一边吃一边开会,直到凌晨才各自散去。

回到房间,我先睡了,王总则抽烟、写发言稿,次日四点半就把我拽起来奔向会场。C县的负责人像打了鸡血,在现场四处指挥,眼睛里布满恐怖的血丝。大家个个西装革履,跟前一天干活儿时截然不同。他们上台前,我给他们每人配了一罐功能饮料。

典礼结束,台上开始文艺表演,紧绷的工作人员都可以放松了。C县负责人下台立刻去找地方睡觉。王总则带着我去参观后面的展位,他还没垮,因为待会儿还有领导要来,可他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到。但他的精神枯萎得很快,我的功能饮料也不起作用了。之后,他去车里给三岁的儿子发视频,那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中午和领导摆庆功宴,晚上跟经销商吃答谢宴。王总没休息,从一桌喝到另一桌。事先说好,我在必要时上前挡酒,他确实有点招架不住了。结果上了酒桌,他愣是扛到最后,我倒酒少了他还不干,觉得那么做不对。不过他没有喝醉。

王总团队的所有骨干如卸重负,他们安排我去别的房间睡,原因是王总有鼻炎,今晚喝了酒,必鼾声如雷。他们告诉我可以睡个好觉,事实上次日八点吃过早餐,我又跟着王总赶往市里。这次是去大学,完成他延迟多年的研究生论文答辩。

晚上又是一个酒局,王总孤身前往。回到宾馆,他醉得找不到房间。一个项目负责人搀着王总,他跌跌撞撞,情绪非常激动,批评酒负责人在酒桌上的过失和工作中迟迟未能攻破的问题。

这是出差第三天,王总终于垮掉,失去以往的教养和冷静。

一位项目经理临走时,小声嘱咐我:“把你的闹铃取消,明天我坐动车先回公司,千万别叫醒他,让他睡到自然醒。这几天你辛苦了。”

王总喝完酒鼾声可真响亮,横扫我的所有睡意。我思考着,也许像我们这个年纪的青年人就该像王总一样,这才是做事的状态。

鼾声断断续续,大概停了十几秒,王总突然坐起来,大口喘气,随后又躺下,他还在睡梦中,可表情十分痛苦。没过一会儿,他又来一次……呼吸很困难。

我迅速打开门窗,让空气灌进来。观察了一会儿,他的恐怖行为有所平息,痛苦表情也逐渐舒展。我更无法入睡了,生怕他出意外,仔细地观察他的呼吸节奏。一个小时后,他稳定下来,而我也撑不住了。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按理说,他拥有的,都是我追求的,但现在反而是我来怜悯他。他听说这个想法后,解释说,他是为了家人、更高的追求、公司几十号人,才不得不逼自己变强。他成了别人眼中的榜样,也成了一个奴隶。

我想,王总的极限应该是死亡吧。听说,有一年,他在市区开车途中突发心衰,半路把同事赶下车,硬是撑着独自开车到医院,“任何人都帮不上忙,只有医生能救我,所以没必要让别人知道。”

出差结束后,我回到家先把自己的初步想法与各方沟通,落实到细节,最后才开始动笔,写一套完整激活服务站的计划书。

我写计划书期间,店里的事都甩给了三姐,她还得兼着照顾孩子,也很累。最终,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全情投入这项工作,于是放弃。虽然这样一来,等同放弃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但我生活终于回到了舒服的状态。

晚上关上店门,结束忙碌的一天。我在吧台的电脑前,一口茶水配一口烟,看《荒野求生》,心想再进一趟原始森林。去年,我跟家人去过一次,感觉很好。现在,我想进去住几天。

三姐准备去医院,临走前瞥了我一眼。她怪我没长心,三姐夫住院,我都没去看一眼。三姐夫是一名肥胖的货车司机,工作高危又辛苦,寝食不定的生活使他越来越胖,他早就不想养车了,却不得不为他的小家熬着。每一次他身边的司机发生事故,三姐都劝他收手,可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大多数老司机的难题。

终于,三姐夫的五脏六腑疼了一夜后,住进地方医院。医生诊断,称其疑似患有胰腺炎、脂肪肝、高血脂、糖尿病……三姐的世界轰然倒塌,三姐夫的父亲就是因为胰腺癌去世的。

其实我也担心过一阵,可三姐夫转到省里医院后,医生先排除了胰腺癌,那还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连胰腺炎和糖尿病也是疑似。住院并不说明问题严重,三姐夫现在能跑能跳玩手机,只是多打几针而已。

晚上,二姐带着我去看望三姐夫。二姐进了病房立马情绪上头,各种关切和慰问。我仔细一看,三姐夫状态好着呢。我绕过一些障碍,孩子、凳子和我的姐姐们,挤到三姐夫旁边,笑着说:“你把手给我,我给你把把脉。“

“你给我滚犊子。”三姐夫下意识用胳膊拦住我的手。我们经常闹着玩儿,所以下意识防备是有道理的。更多的时候是他挑衅我,总跟二姐夫合谋整我。大姐夫就从来不欺负我,只好玩游戏。

我开始瞎编,忽悠他:“你让我摸摸,涨涨经验,我现在只会摸喜脉和死人的脉。胰腺炎和脂肪肝啥的,我还没摸过呢?”

三姐夫把手伸过来:“给你摸吧。”

我很认真,但是啥也没摸出来,说:“你这肉太厚了,脉搏很虚弱。等你能吃的时候,我给你炖一锅大骨头汤补补。”

听三姐夫说,吃了药不能随意吃喝。我就劝他们夫妻俩,就当花钱减肥了,要不还真难狠下这个心。果然,八天后出院他瘦了十几斤。胰腺炎和糖尿病都被排除。

这是一个好消息,三姐夫失而复得的健康让全家欢喜。三姐夫顿悟了,健康成了生活重心,他决定暂时先减肥。

如果是最坏的结果呢?我们身边都发生过,少逛一次街,转而去肿瘤医院逛一圈,就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人们很少预防灾难,只是满心期待好事发生,或者坏事不要发生。

我不一样。我会刻意练习灾难发生后的生活,比如失明,因为这是我很可能要面对的问题。三姐夫出院后,我忽然想练习别的,比如下肢瘫痪。

可是好好的人,练这个似乎不太正常,旁人会有什么反应?我脑一热,当即上网买了双拐。轮椅太贵,没必要,也没地方放。后来,练习与否不再重要,我只是找到了一个好玩的事儿。

双拐寄到时,我正坐在从外地开往家里的大巴上,三姐看到双拐就懵了。三姐先和家住省城的大姐通气,大姐来试探几句,我感觉不对,让她有话直说。突如其来的双拐,让家人多出很多不好的猜想,毕竟那不是“好人”用的东西。

回到家,我问三姐双拐在哪儿,她嫌弃,好像我带回了瘟疫。她还扬言要怂恿爸妈把双拐踹弯喽。爸妈得知,果然给我一通骂,正常人谁玩这个?

一个拄过双拐的朋友得知,声嘶力竭让我赶紧撇了:“同病房的好几个病友,就是因为先有了拐,后来真的拄上了。”我不认这迷信,说他胡说八道,他则咬定我脑子不正常。或许,我们都有病。

习惯固有的生活,人就容易忽略掉它的可贵存在。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身体健全、衣食无忧的人处于焦虑与痛苦之中。我身边有很多这样“不幸的”人,他们抱怨自己不幸,却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

几位“不幸的”好朋友邀我去喝酒,一男三女。我们有些日子不见了,这次邀请方式有些别致,把手机立在大酒杯前,展示着我的照片,用另一台手机拍视频呼唤我。旁边有几个女人在笑谈:“大叔,来喝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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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朋友发来的邀请

我觉得好玩,打算赴约。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好玩,我带上双拐。我拎着双拐飞奔向一辆出租车,下车后我开始进入状态,关车门时听见司机惊叹了一句“我操”。

我架着双拐,拖着双腿,往饭店屋里挪。头一次正式用,不太熟练,门口珠帘挂在身上,可我不能用手去拨弄。服务员过来帮忙,询问来意,我告诉她们来这儿赴约。前往包间路过大厅,很多人注视着我,可能刚刚的动静有点大,或者架双拐来吃饭的人不多,所以惹眼。我内心有点不自在,表情却保持淡定。

服务员推开包间的门,我出现在朋友面前,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惊愕地盯着我,反复问我遭遇了什么。我面带笑容,娴熟地坐在固定的靠椅上,摆顺自己拧在一起的瘫痪的双腿。

朋友们依旧盯着我,肉也不吃,酒也不喝了,焦急等待我的答案。我知道他们很着急,不慌不忙地倒满酒,想笑却竭力克制。他们开始质疑,我索性站起来原地踏步几下,证明自己没事。

腿是没事了,他们却又认为我精神出了问题。这事给他们的冲击力挺大,本以为他们会爆笑,结果没有,反而显出一些陌生感,陷入“该笑又笑不出”的尴尬情绪。

我笑着说:“我就是想看看你们什么反应,看完了,咱们喝酒吧。”

用了几杯酒,大家才回到以往喝酒的状态,嘎嘎大笑。几位女性朋友酒后各诉各的苦,期望大家能解决她们困惑,钱不够花、爱她们的人不尽人意,抑或她们爱的人让她们不满意。那位男性朋友,什么也不想说,也许还和以前一样,不知道该爱谁,不知道谁爱他,在不同女人的床上迷失方向,钱也不够花。所以,他们喝酒的目的,是发泄痛苦,释放压抑情绪。

酒喝完了,大家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每次喝完都意犹未尽,大家都是单身而自由,酒精催生情绪,让我们总想像二十几岁时一样充满活力。想当初,我们半夜去寺庙敲和尚的门,上山放烟花,去水库等日出。

近两年我们每次纵情宣泄情绪后的第二天,几乎个个都精神萎靡,浑身虚软。这几具三十岁出头的懒惰肉体,哪经得起闹到后半夜的折腾。

这一回,凌晨了,大家却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我们的去向,跟他们的生活一样没有方向。我想回家,他们还想和从前一样狂欢。醉酒的神奇之处,就是让人生出常态没有的想法。

五个人在车里思考着去向,情绪很快就落了下来。三个女人在后排相互依偎,我和那个想跟后排女人上床的男人坐在前排。五人中,只有我和其中一个女人没结过婚。

 “要不咱们去火葬场吧。现在,那里一定很安静,能让你们静下心,感悟一下人生。”我提议说。

“有病。”

于是,我们纷纷各回各家。

到这时候,我已经做足准备,自学大量野外生存技能,购进很多野营装备,要进原始森林住几天。让人意外的是,家里竟然没人反对我的决定。

出发前,大姐在家人群里发了一个视频:一个男孩在斑马线上摔倒,很快头部位置出现大片血迹,男孩抽搐几下就静止了。意外无处不在,生活处处是危机。所以我买了几份意外险,目的不是让家人发财,我当然不想死。但万一,那也是一点安慰吧。

二姐夫决定与我同行。一是他很想去,二是家人不放心。我想一个人,想要寂寞。这没法跟家人开口,他们不理解有人想要寂寞。后来我没坚持,我也有点怕。

开车进山六十公里,心情随海拔上升而上升。无路可走,我们把车停在一户养蜂人的家里,开始徒步。我爱大自然,说不清爱它什么。二姐夫进入无人区后似乎不再喜欢原始森林,从逐渐低落和紧张的状态能察觉出,他后悔了。

沿着小河一直走,比想象中艰难,到处是荆棘,到处是沟壑。这对我的视力是一种挑战,但也不过是多挨几下枝条抽打,或者多绊几回脚而已。

几个小时后,我们踏上一个小山脊,眼前豁然开朗。前方一片平坦空地,左边是篮球场大小的池塘,清澈见底,卵石铺底;右边是潺潺溪流,青山作衬。

我决定不走了。安营扎寨,洗米做饭,撑网捕鱼,忙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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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在森林里做饭

天色渐暗,气温骤降,帐篷被一层水珠笼罩,比预想的要冷很多。我坐在梦境般的河边独自喝酒,仔细品尝着一切,响河卷走所有精神疲惫。

气温越来越低,口中的水汽夹着酒味,喷涌而出。我醉了,索性躺在砂石地上仰望星空,唱歌。酒精让我感到温暖,若是独自一人,想必会冻死在此地。

二姐夫躲在帐篷里,嚷嚷着,不让我唱歌。他害怕歌声招来野兽,但其实我正以此驱赶野兽。

衣服终于无法抵抗低温。我带着酒瓶钻进帐篷,一口只喝一点点,大概喝了一斤六十度白酒。越来越冷……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发现自己睡在姐夫的帐篷里,他不在。阳光烘得帐篷暖暖的,暖让我无比幸福,我便继续睡。

好像有人赶着羊群从我们营地经过,一个中年男声跟二姐夫说:“来这儿住干啥?多冷啊。”

“没啥事儿,来玩。”二姐夫回答。

羊群从我后背经过,那人脚步声清晰可闻。

当我钻出帐篷伸懒腰时,二姐夫愁眉苦脸坐在石头堆顶上,整个人看起来很不好。

“弟呀,咱们走吧。这有啥意思?这晚上太冷,太遭罪了。”

“我都料到了,不让你来,非来。不过你走了更好,我正想一个人在这儿享受。我可以给你送出去,反正不远。”

“你可拉倒吧,我能把你一个人扔这儿吗?”

“算帮我忙,走了我更好,你挺扫兴。”

“你不走,我就不走。”

“我给你送出去还不行么?知道你害怕自己走,完蛋玩意。”

二姐夫不说话了,继续无奈坐在石头堆上。

后来,据他说,昨晚整宿没睡,前半夜我耍酒疯,他不得安宁;后半夜安静得可怕,他反而渴望我闹腾起来。我问他,牧羊人和羊群去往何处了。他说根本没有牧羊人和羊群,我不信,却到处找不到羊粪,说明确实没有。而我下意识转移到二姐夫的帐篷,说明半夜确实很冷。不过这些事,我毫无印象。

第二天,二姐夫只顾蹲在石头堆上发愁和瞭望。我捕鱼、做饭,用绳子在树上做了吊床,乐此不疲。我离开营地,他就跟着,寸步不离。我赤条条在池塘里游泳,他蹲在岸边瞅,水深最多不过一米五,他竟用绳子拴着个棒子,握在手上,准备随时救我。

一天中二姐夫多次提出离开这鬼地方,他情绪越来越差。面对我精心烹饪的饭食,他都没有胃口。这个中年男人,有时候像保镖,有时候却像是初次离家的孩子。

夜幕降临,我们静坐在河边。

“明天早上吃完早饭就走。”我说。

“啊?那太行了,我听你的,你说咋的就咋的。”二姐夫忽然兴奋起来,“你说这有啥意思?今晚你不喝酒就知道有多遭罪了。”

晚上的确很冷。我让他用气炉取暖,他却坚持搂着开水锅。次日,二姐夫早早醒来,收拾完帐篷和行装,等待我从帐篷里出来。

这个等待过程,肯定焦急又漫长,但二姐夫没有打扰我,一直等待。

我们走出山林。二姐夫看到车那一刻,头上阴云终于消散,有信号的第一时间给二姐打电话,听到了他最渴望的声音。他真的被吓坏了。

回家途中,路过农村的父母家。妈妈让我去一趟,我有点怕爸爸骂我胡闹。见面时,爸爸却什么也没说。他很憔悴。

爸妈正在装修一处房子。我从工人口中得知爸妈这几天很痛苦。失联后,妈妈拖着受伤的腿脚,时不时到大门外张望,流泪。他们打定主意,如果今天还没有消息,就带人到森林里进行搜救。我意识到,让他们受苦了。

这事儿过去以后,我再次回归原来的生活,开店,做生意。而不久以后,妈妈用上了我的双拐。

有一天晚上,我让外甥和外甥女拿一些闪灯去夜市人流中叫卖,钱一半归我,一半任意他们处置。

两个孩子许久未归,我有点担心,便出门寻找。两个孩子全身挂满闪灯,看得出他们很开心。

他们围到我身边,每人上缴十几元钱,又合资给我买来一碗臭豆腐。我们带着他们,他们捧着小吃,在人流中穿行,往回走。

人流中,有一个乞丐,他没有双腿,身子有些肮脏,身下是一个带轱辘的板车,正缓缓前行。

我随着人流,绕过了他。

-END-

作者丨纪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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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4 09:0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7-5 04:30 PM 编辑

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后来会长成什么样子

 陈玉梅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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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兔子一起长大的女孩

我叫程喜喜,今年23岁了,出生就患有怪病。照医生的话,我活不到十岁,可是我又多活了十三年。我在胶东半岛外婆的老家长大,除了外公和外婆,二十多年来陪伴我的,是一只小白兔和它的孩子们。

我一出生,样子就特别吓人,浑身如海蜇般没有筋骨,抱也抱不住、提也提不起,据说护士吓得一直惊叫不已。妈妈用被子将自己严严实实捂起来,离我远远的,爸爸惊慌失措,吓得直往后退。

他们认为我是丧门星,不祥之物,两人不给我起名字,不准我随爸爸的姓,甚至要将我留给医院做实验用。我连妈妈的一口奶都没喝到,他们就逃命似的,跑回城里了。

幸好外婆和外公救了我一命。两个老人赶到产房,轻轻将我端起来,柔声地哄着我,将我带回家,给我取名“喜喜”。

外婆牵回一头哺乳期的母羊,挤奶给我吃。外公抱来一只小白兔和我作伴,它有红红的眼睛,通身洁白细腻的毛。外婆给它取名“小白”。她将小白抱到炕上,用它的体温,暖着我冰凉的手脚。

小白是我唯一的伙伴,它陪我一点点长大。当我的手有抓、握能力时,我先抓住的是小白的大耳朵。

外婆的老家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缺医少药,老两口是抱着治好我的心愿回去的,可是最近的医院,也在三十里外的乡里。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不辞辛劳,轮流带我跑医院,抓些中草药偏方治疗。

有医院给出诊断说我是软骨病,也有诊断为先天性瘫痪的,既不能确诊又非常笼统。但他们统一的口径都说,胎里带来的先天性疾病,治愈率是很小的。而我严重缺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最好多吃有钙质的食物。

幸好外婆家就在海边,新鲜鱼虾有的是,鱼肉虾肉我总吃不够。每天,我被外公抱出来,在院子里晒太阳,小白也一蹦一跳地跟出来,陪我晒太阳。我在躺椅上,摊着身体盖着毯子,毯子一角垂下来,被小白啃去了。外婆生气地拍它的小屁股,我嘎嘎笑得乐不可支,小白一蹦一跳躲到我躺椅下面。

四岁时,我可以坐起来了。虽然身体有一些支撑力,神经触觉还很迟钝。外婆将盐水擦在我的脚丫和手指上,小白天天都舔我的手指和脚丫。手指和脚丫上的淡淡咸味,小白似乎很喜欢,天天都舔不够。味道被它舔淡了,外婆再给我擦上,它又乐滋滋地舔着……粉色的小舌头,一闪一闪地在我的脚丫上,如同火苗跳跃。

外公外婆的精心照顾,竟让我的病情有了好转。渐渐地,我的手指尖和脚丫尖,有了痒痒的奇怪感觉。一丝丝热流,就随着阵阵痒痒的感觉,往胳膊上和腿上涌来。那里好像有一条条小虫在蠕动爬行,直到后来它们有了疼痛感。

那天,外婆上炕拴蚊帐杆,杆子不小心落到我腿上。我“哎呦”一声喊疼,外婆愣住了,突然,她哭着抱紧我:“我的小喜喜哟,你活过来喽,活过来喽!”

有了疼痛感后,我的身体慢慢恢复弹性,松垮垮的皮肤紧致了,骨骼也坚实起来。外婆将我抱到小母羊身上,我抓紧它的耳朵,居然也能稳妥妥地坐住了,没有摔下来。就这样,我一天天好起来,也一天天成长起来。

外婆常常对我说:“我的小喜喜呀,你活着有命是福分,你不傻还聪明是福分,你的小模样招人疼爱和喜欢,也是福分!”我对外婆说,“姥妈妈,我有您,才是最大的福分!”“哎呦,一声姥妈妈,我比吃蜜都甜啊!”

外婆说,我很早开始学说话,七八个月时就要叫“姥姥”了。因为有难度,后来叫着叫着,就叫成“姥妈妈”了,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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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家里的轮椅

外公说,喜喜这孩子虽有残疾,却心智健全,不读书可惜了。于是,我开始跟着外公学写字,书本是外公在邻居家的孩子那里借来的。

一开始学写字,我手腕的力量极其微小。手里的笔常常滑落,外婆将铅笔绑在我手指上。外公说,这样不行,写出来的字不标准,不能用这个办法。为了捡起掉落的笔,我还训练过小白,却始终没有训练成功。

外公将我抱到院子里,找来树枝,在土上练习写字。一横一撇划拉着树枝,这样既可以锻炼手腕,也使手掌的握力渐渐增强。之后,外公又给我买来小黑板和粉笔,他监督我分别用左右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我用右手写时,还好一点,用左手时竖写成横、横又写成竖。

我不得不反反复复练习,粉笔总是掉落,外公在旁监视,令我既气又怕。为早日摆脱外公,我下大力气,咬牙坚持。捏笔的手指被磨得生疼,硬生生磨掉一块细嫩的指皮。直到后来我的左右手,都可以流利地在黑板上写字了,再拿笔书写时就自然得多了。

有一天,我趴在被垛上一遍遍地写字。突然回头看,天哪,小白在啃咬书本。我大喊外公:“小白把人家的书吃了,怎么办啊?”外公从它嘴里夺过书,哈哈笑着打趣说:“瞧瞧我们家小白,向喜喜学习,啃书本学知识呢,哈哈哈……”

小白是为了磨牙才啃书本的。它啃的是书本的装订部分,那里是最硬的。被小白啃过的、有牙印的书,邻居的孩子不要了 ,我保存了好久。识了不少字后,外公叫我将小白啃书的故事写下来。于是,我断断续续写完我的处女作《小白啃书的故事》,外公很满意。

七岁半的我,听着窗外门外,孩子们上学的脚步声,再也坐不住了。起初我叫外公抱我下地,学着小白的样子,四爪着地练习爬行。我的双膝跪在地上,双手拖着身体前行,两个膝盖磨得生疼生疼的。但我硬是不吭声,天天练习,手掌上磨起一层厚厚的老茧。

一年之后,我已经爬得很顺溜了。外公用木板,再加上四个小轮子,给我做了个简易小车。我将身体放在小车上,用双手在地上滑动,从小心翼翼到想多快就多快地向前滑动。我滑着小滑车,随外公去村小学报名,老师和校长都出来看我,询问我一些问题,我都对答如流。他们问我能坚持天天来上学吗,我响亮地回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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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现在的四肢

小学一年级寒假,父母带着我的弟弟,来外婆家看望我们。我很怯生,无法面对他们。看我长得这么好,我爸妈有愧疚之色,和我假惺惺地打着招呼、问着好。他们一包包往外拿礼物,给我买的新衣服,一件件朝我身上比划着。比我小一岁的弟弟,调皮地在外婆家院子里跑来跑去。

妈妈试图伸手抱我,我不由自主地往后躲,怀里小白的眼神也是怯生生的。妈妈说:“它太脏了,快放下它,别弄细菌在身上。”弟弟跑进屋时,猛然打小白一下,我喝问:“你干什么打小白?”“哼,怎么了,我就打、就打!”说着又伸手过来,我当即用手给他挡回去,他哭起来:“妈妈,这个残疾人打我!”外婆不高兴了:“这个孩子怎么说话?”妈妈和外婆吵起来,母女俩一人护着一个孩子,互不相让。

妈妈嫌弃小白,弟弟欺负小白,我很难过。可是最刺痛我的,是弟弟不叫我“姐姐”,反而叫我“残疾人”。据说,爸爸在城里的家中就是这样称呼我的,于是弟弟有意无意的“残疾人”就这样说出了口。而妈妈也没有劝阻的意思。我能感觉得到,她很欣赏、喜欢她的儿子,对我是一种俯视的眼光,可怜我,居高临下离我很遥远。

他们不来还好,每次一来,就更生分隔阂。每次一走,外婆就安慰我一番,我还要抚慰小白。村里好多人都知道,我是一个被爸妈不要的孩子,没办法才长在外婆家。

我从来都没进过那个所谓的家。有一次父母提出,想带我回城里读书,可是我和外公外婆都不愿意,他们立刻就应允,头也不回地走掉了。那时,我分明看见两人的眼神中,闪烁着侥幸和喜悦。外婆说:“姥妈妈活一天,就不能与你分开一天,喜喜懂。”

外公为我买了两副拐杖,他希望我再进一步,站起来直立身躯,拄拐行走。那时我的身高已经有1.5米,从地上一下子直立起来,非常不适应。我感觉眩晕、飘忽,脚下无根,害怕一头栽下去。我一步步撑拐挪动,小白跟在我周围撒欢,似乎对我喊着:“快走,往前大步走吧!”

有一次,我掌握不好平衡,挪步时栽倒了,头部不偏不倚地砸在小白身上。在我耳边,有惊心动魄的声音“咔嚓”响起。那是小白骨头断裂的声音。我的头部和面部,只有轻微的擦伤,是小白挡住我。它的大腿骨骨折了,我的左腿腓骨骨折了,我抱着小白一起住院。

我做接骨手术,外公给小白找兽医,也做接骨手术。这是我强烈要求的,兽医鄙夷地说:“切,一只兔子,至于吗?正好炖一锅肉,小姑娘补补。”我大声呵斥他:“你不是兽医吗?你不是为了挣钱吗?我给你钱的。”

病床上我的腿部打着石膏,缠着绷带,小白也用绷带缠着小夹板。它安静地躺在我怀里养伤,偶尔会因为疼痛,身体抽搐。我流着泪对它说:“小白,对不起,你快快好起来吧!等我好了,我要好好练习拄拐走路,不能辜负你对我的付出。”养伤的它,也只能吃草吃菜,但吃得很少,我心疼死了。

腿伤痊愈后,我经过三个多月的锻炼,应验了外公的“再进一步”。我终于可以拄拐走路了,而小白也能蹦蹦跳跳了,它不会说不会笑,却仰着脸用红红的眼睛,紧紧盯着我。拐杖上的我,身高也在疯长着,亭亭玉立了。总觉得小白还与小时候一样,一点都没有变。

六年级寒假的那个小年夜,外婆包了白菜猪肉馅饺子,外公炒了好几个菜。小白甩着长长的耳朵,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自从它骨折后,腿部行动迟缓,表达快乐的方式改成甩耳朵了。等外婆的饺子端上来,一直吃草吃菜的小白,使劲耸动着鼻子,它闻到饺子香了。外婆说:“过年了,让小白也吃个饺子吧!”

外婆喂它一个,它吃完后,又竖着耳朵伸长脖子,我顺手又喂给它一个。第二天一早,小白竟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永远闭上了那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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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小白埋在这颗槐树下

小白走后,我久久陷入悲伤。大约有好多年,我不敢再吃饺子,尤其猪肉白菜馅的。每到小年前后,我都会跑到埋葬小白的大槐树下,伫立很久。

外婆先后抱回几只与小白一模一样的白兔,但那只是皮囊相似,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小白。看到我不理它们,外婆将它们抱走,送还给主人家。我唯一可以排遣对小白思念的做法,就是不停地书写,记录下我和小白的往事。

上中学后,我写小白和童年的故事,屡屡荣获写作大奖。班里有一个同学,家里是养兔大户。他叫奇胜。他说读我和小白的文章很感动,如果我喜欢可以送我很多白兔。我不禁想到外婆抱来的几只白兔,摇摇头,向他表示感谢,他说不是送给我,而是让我去他家养殖场自选。他这么一说,我还真动了心,拄着拐杖跟奇胜去了。

他家的确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养殖场。一排排宽敞明亮的兔舍,干净整洁。我在标有“美国獭兔”区停下了。每一只兔子都越看越像小白,小白小时候、小白长大时……有一只卧在角落,一下子勾起我的伤感。这不是受伤后的小白吗?我要伸手抱起它,奇胜告诉我这不是小白,这是一只老年獭兔。它没有病,仅仅是年老体弱,不愿意动弹了。

我问它多大年龄了,奇胜说它12岁了。他问我:“你家小白多大年龄走的?”我说:“小白在我家生活11年。”奇胜用一个字“走”,而不是说“死”,我差点落泪。

之后,奇胜常常带我来这里。在众多的“小白”面前,我踏实又欣慰。它们不会说话,没有一点声音,但我看着它们的眼睛,脑海中就浮现出小白过去的一幕幕。奇胜递上纸巾,拍拍我的肩以示安慰。

奇胜与我探讨,说我家外公外婆年纪大了,种地太辛苦了,不如叫两位老人饲养兔子。我回去将奇胜的事情告诉外公外婆。外婆说:“我们可以试试。”外公也表示同意,两位老人决定先养几只种兔,看看结果如何。

星期天,奇胜将八只种兔送到外婆家,我们招待他吃午饭。下午,奇胜给外公外婆讲解养兔的注意事项。我捧着种兔们爱不释手。我高兴地喊着:“他们都是小白的孩子,小白是它们的爸爸,小白还会有子孙万代的。”奇胜问:“那你是谁呀?”“我是小白的姐姐哟!”“哦,那你是小白子孙后代的祖奶奶了!”

学校里传出我和奇胜早恋的风声,我告诉外婆,外婆含笑说:“怕什么呀?我和你外公还早早恋呢,娃娃亲七八岁就开始喽!两个人有缘分,越早越好、越早越亲。”

尽管我在学校的成绩很好,还是有不少人在怪怪地看着我。甚至有人认为,我不该来上学,更不该成绩拔尖。尤其那些成绩和我不相上下的人,见我考好了,就背后说我坏话。慢慢地,我有了“女怪胎”的绰号,谁一不高兴了,就会找几个人喊“女怪胎”。我哭过、找过老师,老师都以“我批评他们”,打着哈哈糊弄过去了。

现在,我和奇胜关系好,更是惹怒了这些人。有关我们的风言风语很多,“健康帅哥爱上一个残疾女孩子,脑子进水了吧?”“她程喜喜有什么好?连她父母都不要她了,奇胜还像捡个宝似的,不知图什么?”

事情很快传到奇胜父母那里,他父母提出要见见我。奇胜告诉我,他父母是通情达理的人,鼓励我要坦然面对。我很害怕,和他商议,能否先别说男女朋友关系,仅仅是同学和养殖户的业务关系。他答应了,有了这个底线,我觉得轻松些了,拄着双拐去见面。结果,奇胜妈妈当场说喜欢我。

他父母告诉我,奇胜将我的事儿,早就讲给他们听了,对我早有好印象了。他们还说,因为有我,奇胜改变了很多。

后来,我和奇胜都考上了山东某大学的畜牧专业,他的父母包了我大学期间的学费。

2017年,我和奇胜订婚。奇胜家为我购买了昂贵的双腿支架。我终于扔掉双拐。支架穿在裤子里面,行走自如,谁也看不出我曾经是个瘫痪女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ND-

口述 | 程喜喜

作者丨陈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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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7 10:3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7-5 04:31 PM 编辑

冲喜

 马朝虎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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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硬朗并且嗓门洪亮的刘木匠,突然病倒了。

这是1981年夏天,浙江西部小县一条小巷中,聚居着一群手艺人,木匠、篾匠、泥水匠,还有杀猪和打猎的。

我家和刘家仅有三十步距离。刘家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小成,他面目清秀,性格执拗但胆子很小,我们关系很好。他姐姐小美,年长两岁,长相漂亮。

爷爷刘木匠病倒时,小成刚满十二岁。技艺高超的刘木匠,以打造棺材为生,谁家有人过世,都得找他打上一口结实的棺材。他的木器铺里堆满棺材,终日不见光,甚是吓人。

刘木匠彼时六十一岁,平时喜欢喝酒,得病前每顿饭都能喝下八两白酒。这天早晨,他起床后正要吃早饭,突然感觉到头有点晕,还流了一点鼻血。他摸着自己的头,告诉家里人,这些日子太累,可能得休息一下。

刘木匠总是昏睡在床,旁人怎么叫唤,他也不回应。家人带他去医院做检查、打点滴,或是用“壁虎熬冰糖”等土法,都没能让他恢复精神。旁人认定,刘木匠气数已尽。

不久后,刘家人开始为刘木匠操办丧事。刘家客堂中央摆放着一口黑色的棺材,是刘木匠一年前替自己打下的,油光锃亮的黑漆,画满鹤、鹿、松、柏等图案。棺材边上立着五六个花圈,前面的案桌上点着两支白蜡烛,供着扎起黑纱的遗像——刘木匠笑眯眯的样子。

刘木匠的家人和亲戚,个个披麻戴孝。小成跪在棺材前,折着纸钱,沉默不语。次日,人们磕头、烧香、祭酒……在鞭炮声中,八名精壮汉子喊了一声号子,抬起棺材。一名道士把小成抱起来,让他叉开两腿骑在棺材背上。根据家乡风俗,家中老者去世出殡时,必须要有孙子“骑棺相送”,寓意后人会当大官。

小成高高地仰起头,东张西望。小美也想坐在棺材背上,她父亲刘贤民,狠狠瞪了一眼,呵斥她:“去去去,女孩子凑什么热闹?”引得看热闹的人一阵哄笑。

丧事结束一段时间后,我在刘家门前碰见刘木匠,他恢复了以往的神采。原来那次丧事是假的,只是在道士陈大师指示下举行的“欺骗索命小鬼”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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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家乡小巷

往后几年,小成读书不怎么上心,但由于机灵聪慧,他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

小成被县城一所重点高中的快班录取,而我只考进乡下的一所普通高中。我就读的学校离县城有六十多里路,两星期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得找小成说说话。

一个星期六,我刚回到家,小成就满脸喜气地上门来,轻声告诉我:“我和一个女生好上了。”

这个女孩是他同桌小欣,成绩优秀。他们二人一起讨论难题、背诵课文,时间一久,萌生了爱意。

次日,小成学校开运动会,他把我也叫上。我们站在操场一角,他偷偷指着远处一名准备参加跳高比赛的女生,说:“她就是小欣。”小欣五官清秀,个子修长,很出挑。

两人暗暗发誓,要考进同一所重点大学的同一个专业。可就在距离高考还有三个月的时候,小欣出事了。

小成和小欣约好,一起骑车去乡下郊游,缓解紧张情绪。两人各骑一辆自行车,沿着乡间公路,骑车,唱歌,有时你追我赶。在一个转弯处,小欣被一辆大货车卷到车轮下,还没送到医院,人就已经断了气。

我去探望小成。小成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躺在床上,枕边放着一张小欣的照片,已经被泪水打湿。他一病不起,终日躺在床上,没再返学。高考前,小成已经瘦弱得不成样子,正值炎热夏天,他身上却覆盖着厚厚的棉被。

父母刘贤民和顾水花,背着脸色苍白、眼神空洞的小成,远赴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大医院求医,也曾寻访土郎中,但小成都没有好转。

这时,村中出现不好的传言。有人说,死去的小欣独自一人很寂寞,天天夜里托梦给小成,让他去陪她。有人说,当年刘木匠夺走了孙子的寿命。

小美根本不信这些传言,天天嚷着要带弟弟外出治病。长辈们坚决不同意,因为他们再次想起了陈大师。 

陈大师再次被请进刘家。他看过小成,埋头狠狠抽着香烟,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刘贤民递上几张钞票,陈大师把钱推回去,说:“这事实在有些难办。”

“大师,你救小成一命吧,他毕竟还年轻。”刘贤民哭着说。

陈大师犹豫一会儿,才开口:“地下有一女鬼天天缠着刘小成呢。刘小成是年方十九的青头小伙,应该置办红事冲喜。赶紧找个女娃子来拜堂成亲,冲冲邪气,也好让女鬼死心,放过他。”

刘家人对陈大师这番话深信不疑,但他们都犯难:凭自家条件,如果小成身体健康,找个姑娘结婚不是难事,现在他成了“药渣子”,谁会愿意呢?

于是,刘家人打起了小美的主意,打算用她给小成换亲。过去,很多人家的儿子娶不上媳妇,儿女双全的人家,会用自家女儿换来别家女儿,作为儿媳妇。

顾水花不忍心,刘贤民咬着牙,劝说妻子:“小成如果没了,我刘家就断后了。”随即,刘贤民放出风声。没过几天,城西一户罗姓人家上门提亲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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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家乡道路

 罗家有一儿一女,女儿罗晶,时年二十岁,在一家化肥厂工作,长相甜美清秀,有很多追求者。

儿子罗炎,时年三十岁,精神不正常,大家都叫他“罗花癫”。罗炎前些年喜欢上县越剧团的一名女主角,只要有女主角的戏,他每场都看。

那女孩看不上罗炎,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罗炎不管不顾,对女孩穷追不舍。对方很害怕,申请调到市里工作,避开罗炎。罗炎爱而不得,落下病根,精神变得不正常。

每年春天,罗炎会发作一次。他身穿一件花衣服,在街道上游来荡去,看到漂亮女人就笑嘻嘻,有时甚至裸露私处,经常因此被人打得鼻青脸肿。春天过去,他便恢复正常。    

罗家听闻城东刘家要换亲,很快和对方达成协议:罗晶嫁给小成,小美嫁给罗炎。 事情在双方家长谋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小成和罗炎,无感无知,任由父母摆布。小美和罗晶,却不肯听从安排。

顾水花原本不愿将女儿嫁给罗炎,但既然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只好进行下去。她手拿一瓶农药,走到小美的床边,说:“小美,你看我手中拿的是什么?”

“妈,你想干什么?”

“求求你,救救你弟弟。如果你不答应,我也不活了,反正你弟弟死了也需要有人照顾。”顾水花说,“再想想,如果你嫁给罗炎,他说不定就被治好了,你不是也能过上好日子吗?你救下的是三条命啊。”

母亲以死相逼,原本冷静理智的小美只好接受安排。    

罗家父母则通过“绑架”来劝说罗晶:“你的命是你哥救下的,现在你应该回报,何况又不要你的命。”年幼时,罗晶在河边抓知了,失足落入湍急河水中,是罗炎救起了她。

家人反反复复说着这件往事的细节。罗晶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答应了这门亲事。    

刘罗两家商定,于1989年10月1日,举办两场婚礼。

当时我身在外地,听到这个消息后,启程回家。

我问小成:“这是迷信,这是愚昧,你哪里还经得起折腾,看病应该到医院,冲喜有什么用?”

“我这样子,能作主吗?由他们去吧。”小成气若游丝,苦笑一下,说,“有件事,我想求求你。偷偷带我去看一下小欣吧。”

次日下午,趁着刘家人午休,我把小成接出来,买一些鲜花和蜡烛香纸,用自行车载小成朝小欣的墓地去。

小欣的坟墓位于一处朝南的山坡上,前面是一大片开阔的田野。秋风吹过,能嗅到空气中的阵阵稻香。

小成周身没有一点气力,我背着他去到墓前。他费力地点燃蜡烛香纸,献上鲜花,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对不起,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的……” 

沉默地待了两个多小时,小成才招呼我送他回去。

10月1日,我来到刘家,陪着小成。大红的喜字,飘荡的灯笼,成串的鞭炮,喜庆的唢呐……小成被人摆布,从头到脚装扮一新,苍白的脸上抹了厚厚的胭脂,黑薄的嘴唇也涂上了口红,胸口还佩着一朵绢花。一眼看去,确实有一些喜气。

陈大师在大堂吆喝结婚彩辞:“立得香火在厅堂,好事成双福寿全。今日洞房花烛夜,恰好龙凤配成双。一拜天来二拜地,三拜祖先父母亲。夫妻对面来朝拜,金童玉女一起来。一对红烛两边摆,八仙寿星下凡来。大红喜字送新郎,新郎新娘入洞房。”

亲友们将小成和罗晶拥进洞房以后,忙着去吃宴席。经历过饥荒与绝望的人们,热衷于冲喜这种事,毕竟是难得的热闹。

经过这一番折腾,小成精疲力竭,躺在床上休息。罗晶低头独自坐着,脸上妆容被泪水弄得一塌糊涂。 

我从亲人和邻里口中得知,小成和罗晶的婚姻生活很寡淡。小成不愿面对罗晶,大部分时间在睡觉,几乎没说过话。他眼神空洞,越发消瘦了。罗晶知道小成的遭遇,觉得他可怜。同时,她内心满是怨恨,若非被家人逼着给小成冲喜,她会有更好的未来。

1990年的2月底,结婚五个月后,小成去世了。没人能说出小成的真实死因。传言说是重感冒,抑郁症,或者自杀。

小成死后,罗晶仍住在刘家。她的漂亮面容逐渐凋零,脑袋低垂并且目光躲闪,像受惊的猫一样喜欢贴着墙根走,从不跟人打招呼,也不跟人打交道。

有一次半夜加班回家路上,罗晶被一名男子拖到路边,欲行不轨。男子仔细一看,发现罗晶仿佛一个橡皮人,毫无表情任其摆布。男子被吓得不轻,赶紧跑掉。虽然罗晶没有被强暴,但街里邻居还是有闲言碎语,明里暗里排斥她,并说她克夫。

这些不幸,并没有影响罗晶对公公婆婆的孝顺之心。她勤快,烧饭、洗衣、搞卫生,都挑在自己肩上。刘贤民和顾水花夫妻俩,不在意旁人的风言风语,护着自己的儿媳妇。

嫁入刘家十年后,罗晶三十二岁生日那天,刘贤民和顾水花做了一桌好菜,给罗晶倒上半杯酒。

吃过几口菜,夫妻俩对罗晶说:“孩子,你为小成守了十年,够了。委屈你了,现在我们想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风风光光嫁出去。”罗晶听完这席话,马上哭嚎起来,像是要把多年的心酸和委屈一并发泄出来。

经人介绍,罗晶结识了一位姓张的中学语文老师。张老师比罗晶年长一岁,经过一段时间接触,罗晶觉得张老师老实厚道,是可以一起过日子的人。张老师后来得知罗晶的过往,他明白罗晶吃了太多的苦,自己应该好好待她。

2000年5月1日,刘罗两家再次聚到一起,为罗晶和张老师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二人生活美满,一年后生下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儿。今年,罗晶的女儿刚刚参加完高考。

至于另一对因换亲而结合的夫妻,多年来生活还算稳当。

罗炎娶了小美以后,没再犯过病。罗炎无事可做,在小美和父母的劝说下,做起了百货生意。

生意越做越大。结婚两年后,罗炎在县城中心地段盘下几间店面,从零售过渡为批发。罗炎发了财,小美生下一个男孩。 

前些日子,母亲身体不太好,我回老家去看望。我从母亲口中得知,现在冲喜的人少了,也几乎没再有换亲的悲剧。仿佛往事如烟,什么也没发生过。

这次回乡,我又看见了刘木匠。小成死后,他变得有些木木呆呆。现年九十九岁的他,瘫痪在床,没法再打棺材了。

而他为自己打造的那副精致棺材,已经在二十九年前给了小成。

-END-

作者丨马朝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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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 11:3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7-5 04:34 PM 编辑

他17岁,偷摩托车养我

 邓华晨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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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到的婚事

“分别两个月,我每时每刻都在思念你,但出了这样的事,我没有脸再去见你。无论以后你身处何方,请永远记得,曾有一个喜欢海子的男孩子,不惜一切地爱过你。遗憾的是,我没能像海子一样,写出让后人传颂的诗句。”

1995年中秋节过后,我最后一次收到张长江的来信。信封鼓鼓囊囊,贴了两张邮票,盖着济南的邮戳。满满八页信纸,随处可见斑斑泪痕。他写下这些文字时,正打着手电筒,趴在一个废弃的下水管道里。

我震惊,悲痛,忍不住落下泪来。那个本该阖家团圆的中秋夜晚,他是怀着怎样萧索的心情握起笔杆,用绝笔的口吻写下这些字句?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沦为阶下囚。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1995年4月中旬,我收到湖北《楚南文学》杂志社寄来的笔会邀请函,彼时,我正在深圳一家韩资毛绒玩具厂的车缝部做女工。自1992年,18岁的我离开老家陕西汉中,就一直在这里打工。

那时深圳遍地是黄金,无数和我一样的农村女孩从全国各地涌来,企图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梦工厂。

车缝部有400位年轻女工,大多来自四川、湖南等出美女的地方,整个车间寻不见太丑的女孩。我个头矮,一身赘肉,唯一算得上特点的,是嘴角边两个小酒窝。工友们整天“胖妹”“阿胖”地唤我,我深感自卑,每晚回到宿舍,迅速拉上床帘,坐在小床上看书、写日记,填补内心。

当时深圳盛行“打工文学”。本地的打工杂志有《大鹏湾》《打工之友》,周边城市的《佛山文艺》《江门文艺》,每期刊载打工生活的文章。我几乎每期都会买,还试着写些小说和散文,记录每日见闻,投向几家内陆刊物,陆续在《当代青年》《窗》等杂志发表了几篇豆腐块文章。

和窝在农村无所事事的同龄人相比,我们在工厂谋得工作已是不错的出路。可乡人不会知道,在车间,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只有发薪日才会放假一天,如同鸟入囚笼。

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是难得的休闲时光,工厂举行盛大的运动会:所有工人两个一排,身穿红黄粉绿青蓝紫七种颜色的厂服,从黄田工业区走到深圳黄田国际机场附近的后瑞小学,喊着激昂的口号……彩旗飘飘,队伍延绵几公里,成为黄田的独特风景。

流水线上的日子繁复而漫长。同宿舍的女孩喜欢织毛衣、聊八卦,没人和我讨论文学。打工三年多,我无数次想要逃离工厂。

杂志社寄来的邀请函,打破了我长期自我依靠的僵局。我幻想,这或许是一个机遇。

按照邀请函里的会程安排,我至少需要请七天假。自开厂以来,还没有批给普通员工事假的先例,各级领导逐一传看邀请函,假却没批下来。我只好辞工。

1995年4月29日,我背着全部行李,踏上开往蒲圻(现湖北赤壁)的火车。我拿着邀请函走出蒲圻火车站出站口,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子抬手招呼我:“参加笔会的吗?”他穿着警察制服,身后停着一辆中巴车,车身挂着醒目的横幅:热烈欢迎参加首届中国赤壁笔会的同志。我连忙点头,他便帮我把行李包卸下。

中巴车载着笔会成员开往招待所,车上闲谈时,帮我卸行李包的男孩子介绍自己叫张长江,年方十七,是笔会年龄最小的成员,父母在煤矿上工作,家中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张长江崇拜诗人海子,中学在市报发表过几首小诗,梦想有朝一日也能写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绝美诗句。但因为偏科严重,他没能考上高中或者技校。母亲提前办理病退,托关系让他顶班到矿上的经警支队工作。

晚上,大家各自整理好床铺就相互串门了。张长江年纪虽小,却很善谈,像老熟人一样,笑嘻嘻地要看我带了些什么书。

笔会第一天下午,大家拿着各自的作品交流。张长江拿走我两篇小说、一篇散文,一边读,一边时不时抬头看我,突然,他大声说:“你笑起来非常好看,两个酒窝深深的,怎么还会自卑嘛。”我羞红了脸,低下头去。他读到我那篇自我剖析的散文了。

“说真的,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有这么深酒窝的女孩子呢,你干嘛还要自卑呀。”这句话掷地有声,会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坐在近处的笔友纷纷争抢我那篇散文传阅,轮番盯着我嘴角的酒窝看。他们对我的作品及打工妹的身份感叹不已,同时,对深圳这个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经济特区充满好奇。

我是这次笔会中唯一的农村打工妹,原本很不自信,可看到大家对我肃然起敬的样子,我心底偷偷泛起一丝丝得意。张长江偶尔与我四目相对,眼里是我至今无法忘怀的炙热。

时隔多年,我依然能回忆起笔会七日的细枝末节,那是我二十几岁的青春里,寥寥可数的,最飞扬的日子。

我和笔友们一同去了三国赤壁古战场,坐游艇游览千岛湖,那几日,张长江始终影子似的跟在我身旁。有笔友打趣说我们俩般配,张长江坏笑着回应:“是吗?我也觉得挺般配的。” 

哄笑声中,我红着脸急切辩驳,心里却开始长草,比起回农村随意嫁掉,张长江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我是张长江认识的第一个厂妹,而他每天只需工作八小时,还能享受双休日,我们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一切都是未曾涉足的领地。他出于觉得新奇,才对我这个年长五岁的农村女孩感兴趣。长大成熟之后,他或许不会如此。

第六天,笔友们一同登上了岳阳楼。眼前是八百里洞庭湖的浩瀚烟波,微风抚过湖面,倏忽闪过的涟漪像酒窝,想想伙伴们明天就要分别四方,我有些感伤。

张长江轻声耳语:“晨姐,我想和你一起看遍世间美景。”我不知该作何回应,讪笑着低头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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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赤壁笔会

当晚,结下友谊种子的笔友们三三两两走出招待所,用自己的方式话别。张长江约我出去走走,临近分别,我没理由拒绝,同他散步到附近的小公园。刚在花坛边坐下,他便不由分说地把我搂进怀中。朦胧月光中,张长江眼里波光粼粼,滴滴热泪落在我的脖颈。 

张长江哽咽着,喃喃道:“我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想到明天过后,就再也见不到你,我实在是忍不住。你是我认识的所有女孩子当中,最特别、最吃苦耐劳的。从你背着沉重的大包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不一般。你总因为胖而自卑,在我眼里,这恰恰是最可爱的地方。虽然我们只接触了短短七天,但我并不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年龄差距不算什么,你最崇拜的偶像三毛,不也嫁给了小她八岁的荷西吗?”

最后这句话让我有些动摇。要说一点不喜欢张长江,那是假的。工厂里,男工都在裁床、充棉、钉眼和包装这几个需要力气的部门,加起来也没有一百个。由于男女比例失调,长得再丑的男孩都有人爱,帅气潇洒的男孩子更是少女们的香饽饽。我对外貌不自信,从未主动和异性接触,但也偷偷渴望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我开始迎合张长江吻上来的嘴唇,刚开始只是蜻蜓点水般的互相试探,两三次过后,我们就深深地吻在一起了。我们头抵着头,像两只俏皮的小鹿,对视一阵后,我们再次不由自主地亲吻对方。

原来初吻真的像书里描写的那样甜彻心扉。只是,明天我就要回陕南秦巴山区老家,也许此生都不会与他再见面。

片刻甜蜜换来长久的尴尬,我装作举重若轻,擦去他的眼泪,结束了这场公园幽会。

次日上午,楚南文学杂志社在蒲圻宾馆举行笔会颁奖仪式。我写的打工题材小说《爱情是只狼》《明天罢工》分别获得了小说类一等奖和二等奖,张长江的诗也获了诗歌类鼓励奖。奖品只有一本大红的硬皮证书,但我们都非常满足。

午饭后,杂志社把我们送到武昌火车站,笔友们就此四散各方。等车的间隙,张长江拉着我,与跟他同住一间房的浙江笔友鲁营,在火车站前的广场铺上报纸习地而坐。初夏日光中,两个大男孩畅谈各自的理想抱负,我在一旁笑眯眯地听着。

张长江的目光不时停留在我身上,鲁营看不过去,朝我身旁挪了挪,凑到我耳边说:“张长江这小子是动真感情了,这人不错,挺有上进心的,你也别在年龄问题上再纠结了,一辈子能碰上真心爱你的男子不容易。”

这些天我们朝夕相处,交流文学理想,探讨诗词歌赋,虽美好,却不是能支撑我们交往的木梁。我是个农村打工妹,没有稳定工作,也没有城市户口,而他尚未成年,现实之下,诗和远方一片虚无。

我站起身,别过脸逃避。二十二年来,我头一回这么恐惧作答,恨不得火车即刻出发。

终于临近发车了,我忍住不看张长江眼里的哀婉,告别时也没上前拥抱他。

离开工厂的第二站是回家。父母很高兴,村里同龄的女孩早已结婚生子,他们经常写信催促我回家相亲。

到家没几天,介绍相亲的人陆续上门。前三个相亲对象都是建筑工人,见面无一例外,都盯着我的胸看。第四位相亲对象是个杀猪匠,我一听,立马拒绝。

并非看不起这些职业,只是我不甘心这就是自己的归宿。村里有人背后议论,说我出去闯荡几年,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长得不咋地,眼光倒挺高。

张长江隔三岔五的来信成了我唯一的抚慰。他希望尽快多赚些钱,盘下了一个小卖部,让妹妹帮忙看店,他下班后骑三轮车去进货,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我也向他倾诉回家后被逼着相亲的烦心事。农村生活比流水线上还寂寞,一个比一个不靠谱的相亲对象,更让我觉得未来跌宕无着。

张长江在信里说,他有一个在威海大学当老师的舅舅,可以帮我在学校里找一份管宿舍的差事,每天工作8小时,有充足的时间看书、写作,舅舅还能帮忙找专业老师指点。

在大学校园里工作,听起来是相当荣耀的事,还能请专业老师指导写作,这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我马上和父母商量,但他们觉得这莽撞又危险,坚决反对,后来听说是个警察介绍的工作,才松口应允。我们在信中约定,我先去他的家乡兖州,他会到火车站接我,随后再陪我一起去威海。

几天后,我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动身了。这是我犹犹豫豫的人生中,最不犹豫的决定,可没想到,张长江骗了我。

两个月不见,张长江瘦了一圈。他拖着我走进家门,开口就是道歉,说他没有在威海大学当老师的舅舅,只是害怕我在老家相亲成功,心急如焚,只好把我骗来。

我没想到张长江会骗我,顿时不知所措。想想,当下正值7月,学校即将放暑假,怎会需要宿管人员呢,我真是蠢。张长江见我呆愣地站着,突然跪在我面前,不断诉说对我的思念,祈求我原谅。

张长江的爱来得那么突兀又顺其自然,仿佛生下来就长在心里似的。虽没办法理解他的自私,但这一刻,我想接受这份爱。他帅气又上进,除了年龄,符合我对爱情的一切幻想。

当晚,我们彻夜未眠,一直聊到天光大亮。他承诺会想办法帮我在矿上找一份差事,但我暗自决定,过两天就回深圳打工。

坐了两天火车,我身上早已脏兮兮,衣服也被汗湿了。张长江让我擦擦澡,端来一大盆清水,却迟疑着不肯出去,最后小声说:“姐,我帮你擦擦澡吧。”

我思索了下,既然无法回报他的深情厚意,就让他看看我的胸吧。我脱掉上衣,解开胸罩扣子。瞬间,张长江手里的毛巾掉进盆里,眼睛瞪得老大。

通过镜子的映照,我看到自己雪白的皮肤和圆润丰满的双乳。在厂里,整个工业区美女如云,女孩们都比我苗条,现在没有对比,我才惊觉,其实自己也不差。

我羞红了脸,双臂捂住胸口蹲下,嚷着让张长江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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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当年的作者

次日清晨,我催促张长江去上班,半开玩笑地说:“再这么玩下去,你用什么来养我啊。”待他出门后,我立马收拾行李,给他写了一封简单的告别信,趁他妈妈还在昏睡,轻手轻脚地离开。

谁知,我刚买好去深圳的火车票,还没走出售票厅,抬头就看到了张长江。他察觉到我要走,离开家后,一直在这里候着。

 “晨姐,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我是真心实意的。”张长江再次情以泪寄。从初识到现在,他于我,最多的便是哀求。

我也哭了:“长江,我相信你,但我们要面对现实啊,你的工作是妈妈提前病退才换来的,能说不要就不要吗?你现在还太小,我会等你,但今天必须得走。”见我去意已绝,他便不再劝我。上车前,他塞给我一百多块钱,嘱咐我找到工作后立马写信告诉他。

火车缓缓开动,张长江跟着火车跑了很远,从模糊的影子,到完全看不清。我在车窗内泣不成声,未曾想到这就是永别。 

由于是熟手,到深圳没两天,我就在一家新开的毛绒玩具厂找到了工作,开始和张长江频繁地书信往来。

张长江觉得是因为自己的无能和穷困的家境,才没有留住我。他来信透露自己焦虑不堪,希望尽快攒够和我成家的钱。为了多赚几块钱,他骑三轮车去很远的地方找进价便宜的货,还去汽车站载客,帮人拉货。

我从未和他提起过钱财的要求,每次都在信中劝他,好好工作,不要急于求成。我承诺等他三年。三年以后,如果他还像现在这样爱我,我就和他结婚。

三年约期还未到,我却等来了他的诀别信。信纸皱皱巴巴,几处字迹模糊不清,落款处的日期正是中秋节。

我努力辨识出事情的脉络。张长江有几个初中同学,毕业后无所事事,合谋盗窃摩托车去外地卖。人在极度的贫穷和困窘中,很容易失去理智,张长江一直计划着攒够两万块钱来深圳找我,没禁得住他们的怂恿,六人分工合作,共盗窃了六辆摩托车。

目标即将达成,张长江决定再干最后一票就金盆洗手,没曾想,第七辆摩托车主人是当地派出所长的相识,马上查到了他们。张长江逃到了济南,其余五个人,据说已相继落网。

紧接着,我收到张长江妹妹的来信。公安局找上了他们家门,说如有张长江的消息要及时汇报,妹妹猜测他可能会来找我,请我帮忙说服他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但张长江没有来找我,我给和他关系交好的浙江笔友鲁营也寄去一封信询问。几天后收到鲁营回信,张长江也没找过他,他分析,张长江很有可能已经被抓了,他们是团伙作案,正撞在严打的枪口上。张长江还是个警察,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说不定会被判个十年八年的。

我自责又担忧,连着给张长江的妹妹寄去三封信,请她有了哥哥的消息一定告诉我,如果被判刑,告诉我监狱地址,我会写信鼓励他好好改造,争取减刑。

想起张长江说起过,他弟弟在矿区子弟小学上五年级,名叫张长海,我又写了封信给他弟弟。

但所有信件都杳无回音。1996年元旦,好友的车间在招收发文员,她向主管推荐了我。做文员比在流水线上轻松得多,我第二天就办理了辞工手续。

背着行李走出工厂,我不住地回头,望了又望。只要离开这家工厂,张长江就再也找不到我。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失去音信是最容易的事情。

最后一次获知可能与张长江有关的消息,是在1997年7月1日。这天,香港和深圳都下了瓢泼大雨。所有工厂都放假了,福永镇的万福广场聚集身着雨衣的人们,一同欢庆香港的回归。

人群中,我瞄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以前的室友阿莲。她惊喜地奔向我,拉着我的手说:“你走后没多久,就有好多信寄来,大概有二三十封呢,一直打听不到你的地址,只能让门卫原址退回了。”

“有没有从山东寄来的?”

“好像有几封。”

-END-

作者丨邓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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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 11:4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7-5 04:37 PM 编辑

陪伴我高考的女孩,和别人结婚了

 侯铁叶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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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悲喜剧


讲台上那位上蹿下跳的老师,是班主任龙哥。他教我们政治课,边讲课边把黑板砸得摇摇欲坠。我被震慑,不敢打瞌睡。

四十五分钟后,下课,吃午饭。我和朱飞打来四份米饭,拌了一个豇豆炒肉盖饭,挨到食堂空无一人,去食堂后面抽烟,商量之后去哪里学画。

下午,专业老师老丁去开会,嘱咐班长盯着大家好好画画,放学后交作业。朱飞没来,在宿舍看刚借来的黄色小说。他把书撕成两半,递来后半部分,让我也别去上课。

这是2005年夏天,十八岁的我在山东一所民办学校待了几年,周边几座城市考不上高中的孩子都聚集到这里来了。大家经常拉帮结派,打架斗殴,我也是。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有画画的天赋。如今,老丁形容我是“八大美院的苗子”,更不能轻易逃课。

班长把四个石膏模特放在教室四角。我坐在金超和王新中间。上课前,金超女朋友用红黄蓝绿四色钉子,帮他钉上了干净的画纸。王新没有女朋友,纸钉得皱皱巴巴,像卫生纸。

这哥俩推测,老丁是去参与讨论带我们去哪里学画。他们欣喜若狂,冲我两只耳朵胡说了一个小时,才开始琢磨眼下的事儿。

王新每看一眼石膏,就在空气里虚画一笔,却不在卫生纸上留下一丝痕迹。

“你这是做法呢?”我问。

王新笑一下,抿着嘴继续。

老丁回来了,所有人从画板后面偷看他,等他宣布带我们去北京或济南的消息。他不说话,草草转一圈教室,托着腮帮子坐到凳子上,嘟着两片厚嘴唇。他被领导骂了才会这样。

刚开完会的老丁,垂头丧气,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他一直主张去济南,看来是领导决定让他带我们去北京。我立时哈哈大笑。

老丁站起来,宣布提前下课,半小时后去小礼堂开会。

金超的高级钉子拔得最快,但他没去交作业,坐在凳子上不动。他对自己的画心里没底,在等待时机趁乱交画。王新也把卫生纸拆了下来,镇定自若翻过纸面,一幅画好的伏尔泰出现在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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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作者的画

我想赶紧去开会,便先上去交画。老丁看了,说:“你这个样子考美院还是有点悬,一定稳下来,不要骄傲,不要浮躁。”

然后接过小婷的画,点评她画的更没细节。小婷没给老丁继续说下去的机会,抓起铅笔和橡皮跑了。

金超把画往老丁身边一塞也要跑。

“回来。”老丁喊着,“你这画的哪个?”大家都凑过来。

“斯大林。”金超笑,说,“啊,不是,是高尔基,丁老师。”

老丁把画扔在一边,没再理他。这是他表达“小型愤怒”的方式。

最后,他接过王新的画,问:“这又是哪个?”

王新抿着嘴,说:“伏尔泰,丁老师。”

老丁指着周围说:“来,你给我找找伏尔泰。”

这时我们才发现——伏尔泰今天没上班,四个石膏像分别是高尔基、海盗、罗马青年和小卫。

“你们这帮孩子,还有半年就考试了,知道公立学校的学生多努力吗?他们天天画到晚上十一二点,一个顶你们八个。”

“但是我们的老师厉害呀。”小婷跑回来说。

老丁看她一眼,边走边说:“别在这儿瞎扯,把画改改再去开会。你们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原来,学校规定,这年的美术生不能外出学画。

晚上,四五十个美术生聚到我们宿舍,筹划着怎么对抗或者出逃,但最终只以第二天上午不去上课的方式,表达了不满和困意。所有老师都未追究此事。

那天以后,专业老师疯了一样为我们传业授道,通宵看画,做学术交流。按当时状态,他们恨不能扒开我们的脑子,把绘画技法一一塞进去。

我们私下讨论,也许学校承诺给难以抵抗的诱惑,才使他们如此用心。多年后我们才明白,当时的他们,三十来岁,正是试图向世界证明、给自己交代的年纪。

极少有人再提出去学画的事情。我们也渐渐得知关于学校实施“禁锢政策”的原因:外面画室良莠不齐,耽误学习文化课,去年有高三学生在外面嫖娼被抓或者出意外死了。

夏日到冬天似乎很漫长,事实上不过只有二百张画的距离。

我和小婷趴在四楼的窗台上撕纸。凛冽的寒风带着鞭炮香味、雪花、纸片,雪花飘落的样子,就像全校一百五十名艺术生的素描和水彩,被撕碎,落向地面。

自从半年前在小礼堂开完会,除了晚自习上文化课,其它时间我都在画画。从前一周开始,晚自习也改成了素描。老丁每天嘟着嘴,捏着三支三角柱形的铅笔在教室转来转去改画,骂人。传言那三支铅笔是德国进口货,一支就要10块钱。

学校给发放了统一的迷彩画板包和工具箱。老丁更加忙碌,不仅要教画,还给每个人规划艺考路线。

老丁把我和朱飞叫到脏兮兮的办公室,说:“你俩考这十一个学校,完全一样啊?”

“嗯。”我们一起点头。

“为什么要去石家庄考中国美院?青岛不是有考点吗?”

“青岛考点那边,中国美院跟云南艺术学院同一天,调不开啊。”

“那为什么还要去郑州考西安美院?也冲突?”

“嗯。”

“郑州这个点考试时间太晚,耽误你们回学校学文化课。”

“没事儿,我们出去考试的时候带着课本,在宾馆看。”

“去年提档线是300分,考不上300分别说美院,什么学校都去不了,你俩想过没?”

“我们带着课本。”

老丁不再说话,继续看行程。不久,他说考这么多没用,不如少考两个,早点回来准备文化课。我和朱飞的心思已经飘走,随口敷衍他。

出发前夜,老丁没让大家画画。他搬来一开大画板,上面用毛笔写着诸如“五官的技巧”“整体观念”等老生常谈的注意事项。我没认真听。

最后,老丁从脚下登山包里掏出几个铁盒,挨个分发,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给你们点儿硬货考试时用,练习还是用自己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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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作者的画

老丁把一个铁盒发到我手里:“你画画放得开收不住,带个手表,每十五分钟看看整体效果,一定沉下心来。”我接过铁盒,里面是八支三角柱形的铅笔。

乍暖还寒的时节,我和朱飞按照自己的规划考了十所大学。老丁猜中了一半学校的考题,我轻车熟路,信手拈来,每次不到两个小时就交卷。有的考生瞪着眼睛看我,露出敬佩的神情;有的依然低着头,认真地一笔一划操作。这让我兴奋不已,信心倍增。

事实上,考试并不是这次行程的主题,“玩”才是。我和朱飞试图走遍每一个城市的角落,搜寻小吃,邂逅美女,在廉价宾馆里喝酒打牌,享受成人礼般的自由,不考虑自己的未来也不在意家人的希望。有一天夜里,我们试探宾馆的报警器,淋湿所有的床铺被褥去要求换房,因此弄丢了朱飞的英语书。

从石家庄《我爱摇滚乐》编辑部到青岛八大关,看过杭州的断桥并且吃了西湖醋鱼,在济南酒吧遇见一个比体育班最能打的壮汉还皮实八倍的保安,还吃了三个潍坊朝天锅……

我们决定上火车离开潍坊前,吃点清淡的。

“那边有个烧烤!”朱飞兴冲冲拽了拽我。

我没戴眼镜,走近才发现不是烧烤,白色木牌上用红漆抹着“火烧”俩字儿。

“这哪儿是烧烤,闻着味儿就不对。”我大声说。

朱飞的家乡似乎没有火烧这种食物。他往里瞅着,问:“哎,叔,你们这儿能用火烧什么?”

老板是个大胖子,没法更脏的棉袄外边,套了件同样肮脏的红白方格围裙。他看都不看我们,说:“火烧什么?火烧就是火烧,能烧什么?”

“怎么着也得烧东西啊,光烧柴火啊?”朱飞还是不明白。

老板拿一个钢铁玩意“哐当”砸一下炉子,恶狠狠看着朱飞。

“你拿啥卖钱?还火烧就是火烧,火烧红莲寺吗?”朱飞不依不饶地追问。

老板怒目圆睁,拿手里的玩意,指着我们:“小崽子你说啥?找死是不是?”

旁边的老板娘不再揉面,骂骂咧咧去拉丈夫的胳膊,不知道骂的是他,还是我们。虽然她也圆乎乎的,但老板一甩手差点把她甩到炉里去。接着,老板要去揍朱飞。朱飞反应很快,蹦起来踹老板肚子,踹不动,反而自己往后趔趄了好几下。

“叔,别打别打,捣鼓错了。”我在一旁说。

老板没空理我,拽过朱飞胳膊没头没脑砸去一拳。朱飞低头闪躲,大拳头“咔嚓”落在画包上。

“我的画板。”朱飞哀嚎一声。

“跑啊。”我冲朱飞大喊。

老板娘拉住老板,冲朱飞连爹带娘高声叫骂。我一脚踹翻眼前的大筐,二三十个金黄酥软的火烧满乱窜。那夫妻俩飞快奔向我,朱飞趁机跑开,在不远处停下,狂笑不止。他们追了我一条街。但我背着画板,觉得自己像忍者神龟,一点儿也不害怕。

各自躲了一个小时,我和朱飞在火车站会面。他的画板被老板锤出个洞来,他说:“你不是掀了他摊子,算报仇了。”

我们买了两盒大碗面,登上最后一趟赶考的火车,前往郑州。没吃上任何火烧的东西。

天色微明,我和朱飞在郑州等着晚到半天的王新和金超。

在火车站,我们努力让会面声势再浩大一些,扯着嗓子探讨早就在电话里讲过数十遍的话题,诸如:考了多少学校,有没有去玩儿。像苍蝇馆子里西装革履却吃着最便宜饭菜的男人,冲着电话高声说着动辄几亿的项目。

我们住进一个标准间,两人一床。

朱飞拿出新画板看了看,再装进去,而后去研究宾馆里的每一个物件。他忽然兴奋起来:“这儿有服务,咱试试吧。”

王新阻止他:“打个屁,咱来考大学,不是来弄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很扫兴,朱飞也是,但我们都感谢王新解了围。谁打这电话是个问题,接通下一步该怎么说也是个问题。像以往一样,我们对骂半天,满足地睡去。

第二天,王新跟金超去考试。我和朱飞呆在宾馆,用口水在舌头上挤出泡泡,然后伸出舌头去吹。吹了一会儿,朱飞提议骗王新体验一下服务,我立刻表示赞同。

中午,朱飞给王新发短信:我们叫服务了,上天了,赶紧回来体验一下。

王新马上回电话,问:“你们真叫了?”

“嗯,真爽。”

“哈哈,好,我考完试就回去。”

王新背着画板,拎着工具箱和水桶,回到宾馆。他嘿嘿傻笑,说:“你俩要是没骗我,我可打了啊。”王新哆哆嗦嗦比着墙上的小便签摁号码。

“是服务吧?对对对,一个就行。嗯,就是这个房间。”

挂了电话,王新又问我们:“一会儿上来……直接脱裤子吗?”

我笑得热泪盈眶,肚子生疼,腮帮子发酸。朱飞躺在另一张床上,哈哈大笑地“练习仰泳”。王新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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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作者与同学们

门响了。

我去开门,说:“姐姐好。”

姐姐不理会有礼貌的弟弟,惊呼:“三个人啊?”

我指着王新,说:“不是不是,就我大哥。”王新正僵直地躺在床上。

姐姐进屋,坐在床上跟王新说:“你看可以吗?不行可以换。”

“大哥你忙吧,我们走了。”朱飞说着把我拖出房间。

很快,门重新打开。我们进房问王新怎么回事,他说:“不行,太丑,我让她换一个。”

敲门声起,三人同时去开,一张兴奋的四方大脸。金超回来了。

等了好一会儿,终于又有人敲门。

依旧不好看,继续换。换了好几位之后,上来一个光头、纹身、穿着拖鞋睡衣的男人。他问谁要服务,我们被吓坏了,三只手一起指向王新。

光头男人目光凶悍,从门后拽出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儿,问:“这个怎么样?”女孩儿的大红羽绒服脏兮兮,马尾辫油油腻腻,认真看着地板砖。

“我看看。”王新回答。

“看什么看,问你怎么样,做不做?”光头男人很不耐烦。

“行啊,做。”王新被镇住了。

事情谈完,光头男人转身出去,我们跟着出去。

这次等待比之前长了几分钟。女孩儿出来,我们慌忙拥进房间问王新:“怎么样?”

王新啥也没干,多给了女孩儿一百块钱,说看她挺可怜的。因此,他身上一分钱也没了,得问我们借钱买火车票。

王新开始收拾画包和工具箱,嘴里嘟囔着,觉得自己像个男人了。

我们考完最后一所大学,启程返校。王新在火车上威胁我们,谁要是敢把这事说出去,他就跟谁同归于尽。他说晚了,我们早已告诉了电话本上一半的人。

回到学校,我们听到谣传:侯铁叶、朱飞、金超和王新都叫了服务,其中王新表现最突出。

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尽管不断解释只有王新体验了新世界,谣言依然肆虐。为此,金超的女友闹分手。他在教室哭着解释。对方真正原谅他时,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

朱飞收到三封考试通过的通知,金超有两封。王新过了西安美院,郑州真是他的福地。

作为美院苗子的我,却一个通知都没有,老师同学们告诉我,越好的学校通知来得越晚。

直到临近五月,才有两封通知寄到学校。我拆信不得要领。金超蹲在面前,王新抱着我的膀子,朱飞一条腿撑地一条腿跪桌子上,三人把我围得密不透风,我手哆嗦得更厉害。

第一封来自北京的一所大学,只有两句话:你对绘画技法的掌握较为全面,差强人意。希望继续努力,来年继续报考我校。

大家发出一些单字的感叹词,催我拆第二封信。这封通知敷衍了事,话更少:恭喜你通过我校艺术考试,综合成绩196名。

落款是一所艺术院校的分院。设立分院是为了满足学生上大学和大学多挣钱两种需求,而即使这样一所学校,这年也只招收100名学生。

我的196名,属于100名开外的无效名次,朱飞前一天收到了这所学校的通知,有效名次。对于我,前100名里得有96人上不去,我才有资格。但这封信使我长吁一口气,起码有个理由继续坐在教室里。

“八大美院的苗子”考成这样,不管对我还是“册封者”老丁,都够沮丧的。此时,老丁已经转战下一届艺术班。我怕见到他,怕他突然回到高三,问我怎么考的,有没有用他给的铅笔……那盒铅笔在考试前一天被我遗忘在宿舍,甚至毕业离校都忘了拿。

日子并无不同,只是愈发漫长。

妈妈每天打电话让我好好学习。我已经无数次告诉她,那是一个无效名次。她反问,那你就不学了?我心里念叨,那还学什么?随即挂掉电话。

我开始在龙哥的政治课上睡觉,他再未管我。我把这当作尊重。我昏昏沉沉的,时而在教室,时而在宿舍。

天气也越发炎热,这天我被热醒。朱飞坐在对面的床上,正在吃一根硕大的香蕉。

我睡眼惺忪,点了一根烟,对他说:“大早晨吃香蕉。”

朱飞吧唧着嘴,说着什么。我没理他。得不到我的回应,他继续自顾自说话,还哼哼唧唧起来。

“你有病吧。”我把手里烟头撇过去。

朱飞捡起烟头,说:“吃香蕉应该从头上扒,但我都是从把儿下手,你呢?从头上下手费劲,还把手弄得黏糊糊,从把儿开始,吃完就撇了。你吃不,还有一半。”

“抓住头一挤就能开,肯定是从头上扒啊。”

“那不挤烂了?”

“你试试不就行了,老问什么?”

“肯定不行,你出都是些傻缺点子,那次你让我……”

“那你也是个傻缺,考上个垃圾学校。”我说。

香蕉飞过来,半截瓤子砸在我脸上,那是从把儿开始扒的。朱飞跳过来踹我,他瘦得像个成精的火腿肠。我一把抓住他的裆,他惊慌失措,抡拳捶我脑袋。我加了力。

舍友们终于醒来,过来拉架,劝说香蕉从哪头扒都行。朱飞停手,我也就放过了他。手上黏糊糊的,像刚扒完香蕉。

后来他们去上课,我继续躺着。

中午,朱飞给我捎饭。我让朱飞带根香蕉,好给他演示我扒香蕉的方式。但这天水果是一片西瓜,不好带,他把两份都吃了。

吃饭时,舍长凑过来说:“今年没发挥好没关系,没必要把气撒在同学身上,你画画这么好,来年肯定能考更好的大学。”

我和朱飞听完,一起对舍长说:“滚蛋。”

高考前一天,老丁终于还是出现了,他告诉我先好好考试,考完再想别的。其实我什么也没想。

离校前一晚,大家不知自己将被命运如何安排,却没有丝毫忐忑。我们不再避讳老师和保安的目光,买回很多酒和零食。高三宿舍的楼层,欢声笑语,好像根本不会有人落榜。没人重视高考这个事儿。

下半夜,小婷带着女孩大笑着,冲进我们宿舍,说是那边酒买少了。把看门大爷吓得瑟瑟发抖。后来男寝的酒也喝没了,我们就坐在一起聊天,没什么可聊的时候索性唱起歌来,拿脸盆当鼓,一通乱敲。我们卖力地给女孩们表演从未练习过的节目,鲤鱼打挺,酒瓶砸头……每把吉他都断了至少两根弦。

当时的我,讨厌应试、计划、虚情假意,讨厌每个套着模板生活的成年人。小婷一直坐在我旁边,中途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打算什么,你怎么也跟大人一样啰嗦起来了。她不再说话,笑眯眯看我。

这几年,我都在想什么呢?姑娘,抽烟,画画,摇滚乐,盖浇饭……唯独没有未来。从夜色如墨到东方微明,身边的每个人都沉浸在告别的欣喜和悲伤中,自以为长大了。

半个月后,我在家吃西瓜,朱飞打电话催促我查成绩。

朱飞被一所学校录取,他跟学长打听过,那学校一点用没有,面积还不如高中大。小婷上了个洛阳的什么大学。金超和女友上了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王新英语只有25分,没考上西安美院。

而我,文化课考了260分,没过提档线。

暑假里,我天天在家听朋克音乐。妈妈每日安慰我,大不了从头再来。她看多了小道新闻,怕我和别的落榜生一样自杀。她多想了,我其实无所谓,和以前打架时的心态区别不大。

九月,我去公立学校报名复读。穿过高三班级的走廊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抬头。其中一个教室的黑板上写着:“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来到教师办公室。我靠着门柱子等新班主任,看墙。阳光打在地板上,陌生,刻板,却让我心安。

报完名,我启程前往北京。姑姑告诉妈妈,亲戚的侄子从清华大学雕塑系毕业后开了一个画室,我可以去学专业。我约王新同去,他说家里已经在济南找好画室。我们都实现了一年前的想法。

这期间,朱飞打电话询问我往后打算,还有我家地址,并抱怨那边如何如何不好。这让我舒坦了些。一周后,我收到快递,是三个避孕套和一张字条:“北京加油!”我把三个“小红帽”揣进裤兜,像拥有三个锦囊妙计的赵子龙。

妈妈执意送我。火车徐徐前进,把树木、河流、房屋、我的山东老家甩在身后。妈妈一直看着窗外,心事重重。我把手放在裤兜里,一言不发。

早晨六点下车,天凉。妈妈看着我的脑袋,说:“头发怎么又弄乱了?上车前不是刚洗过?”

“洗了才容易乱啊,有静电。”

“第一次见老师不能这形象。”我妈叹了口气。

妈妈在火车站乱窜,寻求解决办法。她停在卖百货的小车前,招手喊我:“快过来,这儿能洗。”车头上挂着一个奶箱纸壳,写着:免费冲面。

妈妈拉着我,走到老板面前:“你好,能不能给他冲冲头?他来北京学习第一次见老师,最好是形象好点儿。”

老板是个黑胖女人,歪嘴斜眼看着我,无论如何也不像能让人免费洗脸的阿姨。她说:“上理发店啊,哪有挨这儿洗头的?”

妈妈笑着说:“不是写着免费冲面?冲冲头也行吧。”

黑胖女人不再理她,忙着清点碗面。

这时,一个秃顶男人走到摊前,要买碗面。

“十块。”黑胖女人说。

“这么贵?”

“要不要?要就接着。”

秃顶男人接过碗面,拆开,放在车前石头上,黑胖女人从车里掏出暖瓶给他倒水。

“再添一些嘛,调料都没没过。”男人指着面说。

“你们这些人,连免费水的便宜都占。”黑胖女人忿忿不平,赌气似的往他面里注水,将近溢出。

妈妈终于明白过来,笑着说:“原来是免费泡面啊,我还以为……”她用手比划了个洗脸的动作。

最后,妈妈用保温杯里仅有的半杯水给我“免费冲头”,效果很差。她终于放弃跟我的头发较劲,带我去搭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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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作者在北京

我们在五道口下车,饿了。在距离画室百米之处,妈妈给我买了个黑面的煎饼果子,说黑色食品可以明目。但她自己没吃。

吃着煎饼果子,我想到,难道见老师时揣着一个煎饼果子不是更不礼貌吗?但我没说出口,因为妈妈一直这么没有原则。

妈妈拎着我的工具箱,我则背着画板、吃着煎饼上楼,穿过一个小天台来到画室门前。画室名字写得规矩,黑底白字,一点也不艺术。

一个瘦小精致的女孩开门,把我们领到办公室。女孩穿着帆布鞋,裙子刚好包住屁股,腿又白又直,上身却裹得很严实。她脸极小,眼睛很大,金发垂到胸前,洗发水的香味渐渐弥漫开来。

我看着这个女孩,寻思着为什么金发能让脸如此显白。

“还要再看一会儿吗?”女孩笑着说。

“没有没有,”我被吓了一跳,说,“你也是来画画的吗?”

女孩让我们歇会儿,倒来两杯水,让我慢慢吃煎饼果子。她伸出白皙瘦长的右手,介绍自己:“我是你的老师,我叫施青。你叫什么名字?”

妈妈接过施青的手,说:“你好你好,你原来是这儿的老师啊,看着真年轻。”

施青斜着身子,歪头笑着看我。我把煎饼果子往身边桌子上一扔,火腿肠被摔了出来……挺直腰板伸出手,说:“老师你好,我叫侯铁叶。”她的手又软又凉,而我手上全是油和汗。

这时,画室老板薛老师走进来。微胖,光头,三十岁的面容,二十岁的气质,不苟言笑。他的故事很励志,好几年才考上清华。他先跟妈妈握手,接着讲这半年的教学计划,边说边用卫生纸把煎饼果子推进垃圾桶。

又来了一位老师,姓苏,脸、眼睛和肚子都是圆的,总是不停地砸吧嘴。苏老师和施青是薛老师的同学,代课拿工资。

妈妈想请他们吃饭,他们婉拒。于是我们母子俩面对面坐在一家饭店里,点了两份盖浇饭。她要回了,留下1000元钱和一张银行卡,还有“记得吃饭,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考个好大学”。

我打算把妈妈送到地铁口,她不允许,让我回去休息,下午上课时好好表现。她挤进混乱的人潮,我第一次觉得她个子并不高,很快不见人影了。

我左裤兜揣着“小红帽”,右裤兜揣着钱和银行卡,晃荡着往画室走。途中,我对着路边的车窗压了压头发,没成功。往手上哈口气继续压,还是徒劳。

我找凳子坐下,削铅笔。无所适从的我,把八根铅笔全都削了,并且削得跟盒子包装上一样又尖又整齐。实在无法继续,我准备切割橡皮。

陆陆续续,学生们来到画室。没有北京人,大多是山东和江苏的。三位老师也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位脸庞棱角分明的老人。这是我第一次原创画老年人,以前的模特都是同学。不过我临摹过许多老人,技法还算娴熟。

“这儿有人吗?”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指着我身边空位问。他个子很高,长发,胡子拉碴,面无表情。他眼镜度数很高,看起来三十多岁,像个老艺术家。

“没人,老师。”我说。

“老艺术家”十分钟起完大型,把铅笔沫削在纸上用手抹几下,画沙画似的。画中人头发和脸庞泾渭分明,他没有放过模特脸上任何一块肌肉,形没法更准。我似乎见识到了一流美院的水平。

“看我干嘛?不自己画。”他头也没抬。

“我看看范画。”

“什么范画?我又不是老师。”

施青走来,对他说:“画油了。”然后拍下我肩膀,说:“想怎么画怎么画,别怕丢人。”再转头跟老艺术家分析,不要注重效果,效果只是提神用的,真正的东西是型准、结构,先把脸上的点连起来。

我听不懂施青的话,只是拿笔往纸上砍。

半个小时后,施青转回到我面前。“停,停吧,侯铁叶,成机器人了。”她要去画板,“先把型画准,大型才是画的基础。”

“我型还行啊。”

“还行哈?”她抬头看我一眼,开始擦我画的还不错的画,“为什么画画?”

“考大学啊。”

“我是问你的画……你觉得应该传达给别人什么信息?”

“传达我画的好啊。”

有人在笑。

施青几乎把我的画擦没了,橡皮也擦成了圆的,跟苏老师似的。她为什么不直接换张新纸?

“怎么算画得好?起码标准是,无论谁看,得看着舒服。拿今天的人像来说,第一点是要画得像人。”

这跟以前学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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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作者的画

老丁没让我把人画得像人,我也觉得把人画成人不算本事,我的素描全是桃精柳鬼。别人问我画的人为什么都疙疙瘩瘩、黑不溜秋,我说是艺术。

施青开笔五分钟,我就确定旁边那位“老艺术家”不是老师了。最后,她把画拆下,挂在墙上,拿着一个头骨给大家讲结构。我听了半个小时,寻思了半个小时,不光什么没学到,还把以前会的也忘了。

不到半年就要再次艺考,我却什么也不会了。

两周后,我们被分成三组,分别跟着三位老师。我被分到老薛组,老薛把这看作是对我的照顾。晚上,所有学生聚在一起画速写。我坐在门口,左边是青岛的刘波,右边是海拉尔的民人。

模特是第一天来时坐我旁边的“老艺术家”。听说他姓李,年纪跟老薛差不多,家是山区的,爸爸死了,困难得很,不用交学费。同学们叫他“大师”“大叔”,但不管叫什么,他都不理人。他数次过了名校艺考,却年年因为文化课成绩败北。

半个月后,老薛因为我在画画时哼歌而大发雷霆,说我底子差还不认真。于是,我想调去施青那一组,和石光、民人和“大师”一起。

“你这样会让我得罪校长哟。”施青看我刚画完的静物,说,“其实你进步很大,色彩感不错,而且整幅画下来是一个整体了。”

施青认认真真地看着我速写本,一边看一边传授技法。后来她看见我速写本上后几页写满“薛建国大傻逼”,噗嗤笑了,说:“薛老师年纪大,可能跟你们有代沟,其实人挺好。”

我觉得,她说的越多,拒绝我的可能性越大。真想把颜料盒掀翻了给她画室的地板上上色。我说:“那什么,随便吧,我哪儿都行。”

“那以后我得罪了你,不许在速写本上骂人啊。”

这算是答应了。我鼻子一酸,赶紧点头。

入学一月后这天,像往常一样,大家都下课走了,我还在练习。施青走到身边看着,问我考虑过考哪所学校。我文化课成绩不好,只能告诉她有的上就成。

“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天天画到这个点儿,随便上个大学的话,是跟谁较劲呢?来北京一个月学费四五千,半年两三万。妈妈把你送来北京,不是为了随便吧?”施青开始拾掇我的速写本,接着提出,我得考清华。我想笑,紧闭双唇,气从鼻子出来差点把鼻涕带出。

“别笑,你严肃点。”施青确实没笑,“我以前是江苏专业第一名,学画不到两年。你比我更有天赋,只要努力,没问题。”

“我去年就过了一所二级分院。”

“那时候方向不对,也没太努力吧。我有信心,妈妈也是相信你才把你送到北京的吧?”

妈妈肯定觉得傻儿子能继续上学就不错了。我本着尊重老师和妇女的原则,忍住笑意,一本正经地说:“我不太喜欢清华,不太喜欢。”朱飞要是听到我说这话肯定会笑死。

“那就去央美。”

“不不不,央美也白搭。”

“那我不教你了……”施青把速写本扔在地上。

“北服吧,北服北服,行不行。”同样遥不可及的学校。我举起双手,掌心向前投降,说完双手合十拜她。

“OK,那你就上北服。学什么专业?”施青打开一个看起来价值不菲的本子,工整写上:侯铁叶,北京服装学院。我想制止她,觉得她要去北服给我走后门。

施青没理会,站起来,把本子扔到身后的椅子上,给我改画:“人叉腰站着时会把重心放在一条腿上,手在骨盆与肋骨中间,你去那儿站着自己体会一下。”她分析着身体结构,拿着笔在我身上指指点点。从头到腰,从裆到脚,告诉我,要透过衣服看身体,透过身体看骨骼。

那时已经很晚,施青身上很香,衣服也是最好闻的皮子味。窗外人声嘈杂,大部分是路人谈笑和汽车轰鸣。

我知道靠这几个月画到北服,是痴人说梦。但从那夜开始,我把文化课成绩和老薛的指责抛于脑后,更专注于学画。像儿时夏日的深夜,妈妈带我去游乐场,告诉我,今天周末,玩够了再回家。

去网吧查过北服的专业,我在民人和石光的建议下选了服装设计专业,施青得知后认真将之写上本子。我在电话里笑着跟妈妈说要考北服,妈妈说不要好高骛远,听老师话,认真学习。挂了电话,我向施青表达专业肯定过不了北服,她一上午没理我。

我认真研究北服的历年考题,抱着骷髅头研究脑袋瓜子是怎么长的。除了吃喝拉撒睡,其它时间都在画画。在饭店等菜,若是地铁有座,只要双手得空就得练习。凌晨一点放下画笔,早晨七点睁开小眼,挂上眼镜又继续。

2006年除夕前,老薛建议我们在北京过年,别耽误了画画,但施青和苏老师要求我们回家,说“换换脑子”,指不定回来能有飞跃。我们各自回家,老师们在留守北京制定年后方案。

年三十中午,我坐上回家的火车。施青给买的坐票,我去车厢连接处抽完烟,举目四望全是人头和编织袋,被四位回乡的大叔挤在厕所门上动弹不得。

其中一位大叔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在北京画画。他艰难剥开一个橘子,分成五份,递过来两瓣,说他们刷外体墙,所以和我算是同行。我们一起大笑。

远处,我的座位被一位满头白发的大爷占据,他腿上坐着个瘦小老太太,老太太腿上坐着个光头小孩,老太太两手紧箍着小孩,他一直哼哼唧唧,挣扎着。我决定不回座位了。

车窗外,山东大雪,夜色茫茫。

走出火车站,看见爸爸妈妈。妈妈说我头发长了,瘦了黑了,问我画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

到家时正值夜间十二点,赶上祭祀。家人买了十多包黄色火纸,还有金色和银色的纸元宝,说今年多给神仙们送点,祈求全家顺顺利利。奶奶是操作人,她把火纸摆成易燃的圆圈,让父亲用长长的木棍摁住,点燃四角。

“棍子不是别人用过的吧?”奶奶又问了一遍。

“不是。”爸爸说。

火势渐起,人们的脸庞被照得通红。黑色蝴蝶跟随金色火焰腾空而起,星星点点。

“今年烧得太好了,看这火旺的,铁叶能考个好大学。”奶奶认真地说。

不再有人说话,他们表情肃穆,一丝不苟盯着火焰。直到燃烧殆尽。邻居们也下来放火,不知道他们今年最期待的是什么。我以前把这些人间希望都看作是庸人自扰的笑话。

不管是否努力,他们都在大年三十寒冷的夜里认真祈求,透过火焰展望下一年的理想生活。至此,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也有了希望,不由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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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作者的画

正月初二,雪停了。

我接到朱飞电话,他开了五个小时车来到我家。

“路况太差了。”朱飞的语气像跑了十年客车的长途司机。

爸妈对朱飞的到来感到诧异、害怕。妈妈换着花样把“一定小心开车,不行就让你叔叔送你回临沂”这句话说了不下十遍。

我和朱飞用尽浑身解数,违背爸妈在家吃饭的命令,开着红色小夏力在冰上打滑转圈找饭店。满目苍莽,街上没车,也没有饭店开门。

 朱飞问我:“给你的‘小红帽’用上了吗?”

“我的天。”我这才想起把那三个玩意压在枕头下面了。临走时,施青说天气好的时候会帮我们晒被子。

恍惚中,朱飞问我有没有画裸体,没有;有没有去看圆明园、爬长城,没有;北京的女孩儿有没有很开放,没处过……他一脸沮丧,认为我什么也没干。

我们找到一个极小的饭店,小两口是东北人。我们问是否还炒菜。瘦瘦的老板娘抱着个小娃娃,问老板。老板说,材料不全,炒不好,但能做火烧。

我和朱飞一人喝了三瓶啤酒,他把手插在胳肢窝里,说火烧真好吃,并认为去年在潍坊打架时应该偷两个。

“你好好学画,我那大学也不是多有意思,幸好你没考上。”朱飞鼓励我,“考个北京的大学,肯定比那好得多。”

吃完饭,朱飞执意要回临沂,我藏住他的车钥匙。他找饭店时展示的技术,让我明白他能活着到我家已经是个奇迹。他是偷着把车开出来的,他父母到奶奶家去了,“寻思还不如来找你玩,这么久没见了,给你打打气。”

我把车撂在饭店门口,让爸爸给朱爸爸打电话。朱飞把这看作我最严重的一次背叛,气得吃了一下午香蕉。

香蕉吃完,朱飞叔叔的绿色吉普车带着朱飞的爸爸到了,带着些特产。两位长辈的脸庞和身材比朱飞还要瘦削。

朱飞不再生气,跟我说:“你就是想吃临沂煎饼,才把我爸喊来的吧?”

三人开着两辆车走了,大红大绿两辆车在满是冰雪的路上渐行渐远,还挺好看。

凛冽的寒风捎来鞭炮的硝烟。来去匆匆的朱飞,使我感到失落,忽而却有些庆幸去年没考上那所大学。

返回北京,我又不会画画了。画的过程中找不到问题,画完却发现毛病多得很。施青给我私人定制了方案,套不上,找不出问题所在。

届时的北京,安静许多,很多商铺关门,卖煎饼果子的小车也没有了。马上要艺考,施青叫来北服的朋友教设计基础,一个高高胖胖的北京女孩儿。

我听得懂,画不出。不过依然在画室呆到深夜,施青几乎每晚陪着我。夜里躺在床上,我能感受到被子有阳光的味道。不过,枕头底下三个“小红帽”不见了。

石光和民人越画越好,每节课得分都比我高。我刻意避开施青,拿画去问老薛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看着画,问我想考什么学校,我结结巴巴的说北服,他笑笑,走了。

“你画的不错,快进步了,别听他的。”“大师”甩开长发,看了看我的画,笑一下,说,“真的。”也走了。

入夜,我坐在空无一人的画室,不知道当下的意义何在。我回不去那种混混度日的状态,满脑子都是考大学。

半小时了,我抱着画板,对着剥皮人石膏,一笔未动。它瞪着眼睛张着嘴,像将死的鱼,像我的兄弟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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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作者的画

“下神呢?快画啊。”施青吃完饭回来了。

“算了吧。”我说。

“累了今天就歇会儿,去睡觉吧。”

“不是,老师。”我把画板往旁边凳子上一靠,“太难了。”

“什么?”

“要不,不去北服了吧。”

“去睡吧,明天继续,马上大功告成了。”施青站起来摸摸我脑袋。

我顶开她的手,说:“不继续了,我都不知道天天干的什么,没啥意思。”

“大进步前都会有小退步,你觉得画不好,是因为就要看出以前看不出的问题了。你今天累了,明天我教你点儿北服的应试技巧。”施青坐我对面,冲我眨眨眼睛,“不许有这种想法了,要继续努力呀。”

我想,你觉得自己很可爱吗,你觉得你了解我吗?但没有说出口。我用一只手捏断铅笔,说:“努力努力,我这半年,每天晚上,从白到黑都他妈在努力啊。可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厉害吗?别用这观那观来要求我。”

我泄了气,眼前的剥皮人变得模糊不清。懒得再说什么,捏着两节断笔回屋睡觉。

此时距离考试还有半个月,次日是最后一个休息日。我躺在床上瞪眼,电话响了,施青让我去清华大学。

天暖了,下着小雨,我钻进施青的伞底。我们看了很多名家的画,吴冠中、陈逸飞、潘天寿、张大千,还有清华美院历届的优秀作品。有的看得懂,有的看不懂,她会告诉我作者的意图和表现方式。

施青带着我在学校里转圈,告诉我眼前楼房的用途,食堂的饭菜好吃又便宜,甚至到她以前的宿舍楼下看看。我走累了,她却说一半还没逛完。清华一定比朱飞的学校大得多。

我们坐在一个湖边,雨越下越大,淋湿了施青的牛仔裤。她停止说话,笑着看我,这感觉很熟悉,像朱飞要搞恶作剧的前兆。果然,她从裤兜里掏出几个小玩意,“啪”一声拍到石头上,是“小红帽”。

我大惊失色,用手去捂,好像那是我裸照。施青大笑,雨水在她金发上蹦跳。我把“小红帽”的来历和朱飞的故事讲给她听,她乐不可支,说:“你的生活太多彩了,都是很机灵的小孩儿啊,只是方向有点儿不太一样。”施青也给我讲她的故事,我一边听一边拆出一只“小红帽”,吹成一个气球。

施青和“大师”没有骗我。连续通宵琢磨三天后,我“飞升”了,看得出画里的毛病了。

北服的考试就要到了。

这晚,施青提前下课,嘱咐我们早点休息。她收拾停当,打开天台的铁门下楼,并且给我发来短信:“下楼。”

我凝神屏息,观察四周,若无其事走出画室。她藏在一楼楼梯底下等我,神色兴奋,像我最漂亮的妹妹或最熟悉的姐姐。

“快过来!”

我低着头钻进去,面红耳赤,呼吸急促。

“你看。”

施青打开手机,用屏幕微光照亮一个小小的玩具,是个蓝色衣服的大头小孩儿,背着书包,胳肢窝夹着本书。塑料的,看着挺便宜。

“像你吧,哈哈!”施青笑着说,“送你啦,明天考试带着。”

我仔细观察,转过去,看见书包上写着“逢考必过”,我大笑起来:“这小孩儿一看就学习不行。倒真挺像我。”

“什么呀,”施青抢过去,“它跟我在一起好多年啦,每次考试我都带着他。还是在苏州,高三时妈妈给买的呢。”

“这可了不得,那我不要。”我往后退了一步。

“哎,掉地上了啊。”施青塞到我手里,“带着吧。”

这大头小孩儿的名字是“进步”,施青说自己文化课成绩也很差,后来带着它去考试,成绩高出模拟测试一百多分。我越看越像自己,就犹犹豫豫地接过来。施青让我考上北服、来北京报到再物归原主。

“我能……”有点儿喘不上气,“抱抱老师?”我以为会尴尬,但没有,我攥着“进步”,小心翼翼抱了她。她娇小,脑门顶着我下巴。

天台上有声音,我们赶紧撒开,一起偷偷往上瞧,像我小时候跟邻居小孩儿去建筑工地偷铁。

确定没人,我们钻出来。施青说:“那我回去啦,明天加油啊。”她走路很快,迅速消失在闪闪发光的北京街头。

几个看起来比我年长的孩子从身边经过,他们喝多了,抽着中南海唱歌。他们走路的姿势难看,歌声却很入我耳。

我快步走回宿舍,把“进步”压在枕头下,睡觉。次日去考场路上,我把手塞进兜里,紧紧攥着“进步”。

素描考题是“四分之三中年女子头像默写”,我放松心情,想着施青的样子,画出她二十年后的容颜。另外三门发挥正常。画色彩时我把“进步”摆在颜料盒边上,监考老师抓起来塞回给我。也许他也有过自己的“进步”吧。

离京前夜,施青请石光、民人和我去后海酒吧。施青开玩笑让大家不要想她,我们哈哈大笑说不会不会。笑完石光就哭了,民人去安慰她。

“我们在一起的片段,几年后你们会忘记,但我不会忘记你们。我改变了你们些许,你们也改变了我,这些都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施青说。

我回到山东,考了爸妈很喜欢的一所青岛的大学,接着又考了两所保底的,最后回公立学校复习文化课。

十一

风风火火的三月,过考通知抵得上一切。我无时无刻不期盼着北服的通知。

我依然坐在最后一排,班上的同学陆续来通知,闯关似的往前排突进。那两所保底学校给我来了通知,都是无效名次。我沮丧,想到前一年的经历。

班主任在台上讲课,正讲得兴起时,施青给我打来电话。

“老师,我肚子疼。”没等班主任答话,我攥着手机跑出教室。

“你过啦,北服过了。”施青的声音像刚吃饱饭的孩子。

“啊?”

“刚打听到的消息,通知书在路上了。怎么样?‘进步’厉害吧?”施青很得意。

若是在平时,我会说“谢谢”“你激动个什么”,或者骂几句脏话。但当时,我竟不知该说什么,只感觉身体里有东西在乱窜。我杵在教室门口,摁着肚子,别让那东西窜出来。

施青继续说着,是有效名次,一定要好好学习。我泪眼朦胧,“嗯嗯嗯”地回应。

“你现在应该是在上课吧?下课打给我。再见。”施青挂了电话。

班主任突然出现在前门,把书卷成鸡肉卷,质问我:“你干啥呢?”

“老师我过了。”

“你肚子怎么了?”

“我北服来证了!”

“北京服装学院?”

“是啊,老师。”

班主任从裤腰里拽出白色衬衣的下摆,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好!好!挺好。”他也很高兴,以至于忘了没收我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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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作者的画

三天后,北服和青岛那所大学的通知一起抵达。班主任把我座位调到教室第一排,这是求学生涯中从未受过的待遇。

相对艺考,文化课的压力更大。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建议放弃英语和数学,玩命学历史和政治。他抓过纸笔,分析着:按照最坏的打算,语文考90分,文综考180分,英语加数学蒙个60分,综合技能20分不成问题吧?这样最少能得370分,能上北服固然最好,不过青岛那所大学也是不错的选择。

班主任双手“啪叽”击掌合十,问我:“有信心吗?”我不忍扫他兴致,笑着点头。但在他的计划里,我只对“英语加数学蒙个60分”有信心。

班主任给我申请宿舍,之前一直走读。我让妈妈买个黄金矿工的头盔送来,想在晚上用头灯照明背书。妈妈第二天送来两个充电的小猪台灯,她说那种帽子会捂出汗,认真学习出汗更厉害,别捂傻了。

虽然不如我的创意酷,但是妈妈说的在理。可惜俩台灯一上手就坏了一个。我把“进步”挂在小猪脖子上,让它监督我。施青很少联系我,只是偶尔发条短信。朱飞倒是勤快得很,每天给我加油。以往他不会这样。

高考越来越近,我紧张,不管几点睡,早晨绝对六点醒。高考那天,我多睡了半个小时。

 “加油,考出个好成绩。” 爸爸看出我有点不自信,对我说,“别怕,你今年进步很大。绝对没有问题。”

“进步”呢?我兜里只有笔、表、准考证……我冲爸爸点点头,走进考场。

后几场考试,我都带着“进步”。走出考场,施青和朱飞分别打电话询问情况,我说还行。他们都不满意,但我也解释不了“还行”是什么程度。

在一个热得不透气的午后,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客厅查高考成绩,我摁了三回才对上号码。紧张得像王新去年在郑州宾馆里的样子。

439分。爸妈像自己考上了大学,拥抱,呐喊。我看着他们,不明白,这一次次考试承载的希望,是父母的多,还是孩子的多。爸爸去切西瓜,妈妈则给每个关心或不关心我的亲戚打电话。

我回到房间,坐在床上,忽然失落得很。画板包和工具箱放在床尾,“进步”和台灯被扔在写字台上。

十二

我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有时险些忘记过往。但每次我独自坐在青岛海边,看着轮渡带起水花,就会再次想起施青。

施青从到了苏州,说是跟老薛闹掰了,回苏州建设家乡,争取教出几个比我有出息的孩子,考清华。

“第一场没有带着‘进步’,把它的本事浪费了。”我向施青表达歉意时,眼前海浪拍打石头,而她的城市在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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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作者的毕业证

大三这年,听石光说施青要结婚,问我去不去。接到这个电话时,我在学校做生意赔了本,正在宿舍抽烟、生气,为下个月的生活费发愁,说不去。

挂了电话,我赶紧打开电脑登上QQ看施青的动态。她换了真人头像,穿着婚纱,戴一脑袋亮片,笑着,很熟悉的表情。石光说那些亮片是钻石,施青的丈夫是富二代。

据说,施青走后,苏老师也离开了。老薛的画室留不住人,学生来几天就走,画室马上要关门了。“大师”仍旧没考上。民人毕业后去做生意,在县城买上房了。至于我,在一个小城市上班,不那么喜欢的工作,但在努力生活,最近刚当上爸爸。

我们长大,父母老去,孩子成长。儿子长大以后也会收获,朱飞一样的兄弟,施青一样的姐姐,值得废寝忘食的理想,铭心刻骨的爱情,深藏心底的善良。


-END-

作者丨侯铁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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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 11:4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7-5 04:38 PM 编辑

无聊时,对自己开枪的人

 李楠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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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自己一颗子弹

“小高,小高……”李贵发站在楼梯狭窄的转处呼喊。无人应答,只有地下金库传来的回声。李贵发顺着楼梯走下去,推开虚掩的铁栅门,看见小高趴在折叠桌上,手里握着枪,脑袋裂开了。

空气里弥漫着腥味,满地都是鲜红色的浓稠液体,墙上也是。

2007年,我进入银行的营业室做储蓄柜员。

北方城市冬季天黑得早,漫天大雪从漆黑的天幕中降落,不一会儿便给大门口的两尊石狮子披上了银白色的大氅。

“李哥,核库。”目送最后一位客户离开,我喊了一嗓子。

勾挑员李贵发笑嘻嘻地端着算盘过来,他四十岁出头,身材瘦削,平头理得干净利落,笑起来脸上会有两个长条形的酒窝。

李贵发扒拉一下成捆的钞票,瞥一眼凭条,把钱塞进帆布袋,用手一划拉,眼前的物件都随之跳进铁皮款箱。

其他四个窗口当班的同事溜得比鱼还快,我只好独自把五个款箱挪到地下室。

李贵发用铁夹子夹住厚厚一叠传票扔到桌上说:“就放那儿吧,出纳员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还是帮他们放在库门口吧。”那时我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小伙子,既有干劲又有一膀子力气,说着就拎起两只沉重的款箱走向地下金库。

我爬上来的时候,以为李贵发会来帮我,没想到他只是站起身,迟疑了一下,又坐回椅子。我再跑完一趟,正喘着粗气,发现他还在愣神,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金库入口。

等我归置完最后一只款箱,李贵发也捋完了最后一本传票。他弯着腰在最底层的铁皮柜里摸了好一阵,摸出两罐啤酒,顺手递给我一个。

“你哥偷了点懒,让兄弟受累了。我有毛病,一下金库就头晕恶心。”李贵发狠狠灌了一大口啤酒。

李贵发原来不是金库的警卫员吗?怎么可能有这毛病。我以为他只是找借口偷懒,心中有些不悦。

李贵发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叹口气,坐到我对面,低声说:“你还不知道咱行金库死过人的事吧?”

我顿时一愣,觉得背后有一阵凉风吹过。

“其实守库和蹲监狱的感觉差不多,憋在屁大点的地方难受着呢,不然咋会出了那么大祸事。”

1995年4月,保卫科闫科长领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小伙子留着短发,浓眉大眼,瘦瘦高高,有点怯生生的书生气。

闫科长向李贵发介绍:“贵发啊,这是新来的转业兵小高,留在行里当警卫,你领他去熟悉熟悉环境。”

李贵发见到年龄相仿的小高,心里挺高兴,让搭班的同事守岗,自己领着小高在一楼大厅转了一圈,将其介绍给营业室的几位领导。小高不爱吱声,见人只腼腆地笑笑。

熟悉完基本情况,李贵发领着小高在食堂打完饭菜,走向地下金库。

支行的地下金库分为三部分,外侧是营业厅通往金库的楼梯;内侧是存放上千万现金的金库,五面都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墙壁,一面是两米多高的库门。警卫值班的地方,挤在库门与楼梯之间,斜对着一道带锁的铁栅门,不到两米宽的空间里灯光昏暗,只能放下一张简易床铺、一张折叠桌和两把小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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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警卫值班的地方

“警卫不能进入金库内部”,李贵发指着两三寸厚的金属门说,“咱们的工作是守在外面。无聊的话,床底有一摞小说,还有随身听和磁带。记住,行长每月会下金库检查一次,睡觉、喝酒、打扑克被抓现行是要吃苦头的。”

李贵发三言两语交代完工作内容,打开折叠桌招呼小高吃饭。

小高盯着李贵发腰间皮套上露出的枪柄,突然说:“是77式吧?”

“嚯,哥们儿挺识货啊。”李贵发取出枪来,抽掉弹夹,将枪递过去。

小高撂下筷子,接过手枪,脸上的拘谨表情一扫而光。他先是转动手腕欣赏了一阵,再将食指套在“扳机护弓”里,学着西部牛仔出枪的动作潇洒地转了几圈,摆出射击的姿势。

“威风吧?等你自己领了枪,就知道这东西的烦恼喽。”李贵发说。

“没事儿,这小家伙我玩得多了。”小高话中带着炫耀的意味。

李贵发觉得小高和自己最对脾气,从此主动和他搭档值班。

银行里没有比金库警卫更枯燥的工作了。地下室除去一道狭小的铁栅门,没有别的通风口,呆久了会觉得憋闷得厉害。有时,警卫轮流到营业区透气、聊天,打发枯燥难耐的时间,但更多时候还是在地下干耗着。

按规定警卫人员被分成三个班次,两人一组,每班工作一天一夜可以休息两天两夜。不过,大家经常私底下约好每班守卫三天三夜,好连着休息六天。

为了打发时间,有的警卫玩掌上游戏机,有的听随身听,有的看小说,实在困倦就瘫在铁床上眯一觉。最刺激的娱乐,是拉个闲人下来打扑克。当时警卫月薪七八百,五毛一局的小赌,一次输上一二百元也不鲜见。

小高有些特立独行,很少上到地面溜达,偶尔看看武侠小说,随便翻翻就扔到一边。小高也不像其他警卫似的,戴上随身听的耳机吼两嗓子,更不掺和打扑克的事。好像,他总是心事重重。

据说,那时守金库的警卫都会配备手枪,一个拥有二百多名职员的支行,会配备有十几支枪,每年还会举行春秋两次打靶比赛。

警卫人员换班,最重要的事是交接手枪。头天上班的两名警卫将手枪的弹夹退掉,拉动几下套筒,证明膛内没有子弹,核对好子弹数,确定没问题后才能将手枪交给接班的同事。接班者将手枪插进皮革枪套,挂在腰间露出枪柄,显得威风凛凛。

守押枪支有一套严格的管理措施。然而,枪是死的,人是活的。晚上人都走光了,有些不靠谱的警卫便脱岗出去野,借口买盒烟的工夫,一拐弯就钻到酒吧、舞厅或台球室。以前银行警卫的着装和警察区别不大,腰间明晃晃的手枪成了吸引姑娘、震慑小混混的利器。

听闻,六七十年代,大量枪支散落民间,经常能听到“砰砰砰”打鸟的枪响。有人扛着长枪穿街过巷,其他人也不以为意。直到1996年国家施行《枪支管理法》,各地公安机关限期收缴民间枪支,情况才有所改善。

而小高的悲剧,就发生在这年冬天。  

头天晚上,李贵发拉着小高喝了酒。李贵发酒量不行,头疼得厉害,就上去营业室透气,趴在柜边和柜员孙丽梅拉开了话匣子,把小高留在地下。孙丽梅一边办业务一边和李贵发闲扯,正说在兴头上,突然传来“呯”的一声响。

“怎么形容呢?”李贵发拧着眉毛努力地回想,“像是贼沉的款箱从高处砸到水泥地上,还带点回响。”

李贵发没当回事,接着和孙丽梅侃大山,两分钟后才觉得不对劲。金库铁架子上码的都是成捆的钞票,砸落地面绝不会有如此脆响。铁皮款箱是摆在地上的,即使倒了也不会有这么大动静,毕竟隔着一道门。

李贵发慌慌张张转身走下楼梯,一边走一边喊着“小高”,无人应答。他推开铁栅门 ,被眼前的画面吓傻了:小高趴在支起来的折叠桌上,握着手枪,脑浆伴着鲜血向外流着。李贵发耳边嗡嗡直响,大脑一片空白,瘫坐在地,“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手脚并用摸着台阶往上爬,汗珠啪啪往下掉都顾不上擦。”

跌跌撞撞跑到闫科长的办公室,李贵发却许久没能捋顺舌头。闫科长听他颠三倒四地说完,将信将疑下到金库,他一打开铁闸门就转身往回跑……不到十分钟,几位正副行长、办公室主任都到了场。

李贵发躲在主任身后,伸头又看了一眼小高的惨状。“该是一颗子弹从小高太阳穴贯穿而过,在脑袋的另一侧开了个鸡蛋大小的窟窿。”

对面的墙有一大片殷红血迹,空气里弥漫着浓重血腥味。

储户和柜员都被清出去,银行大门被贴上了“网络故障,暂停办理业务”的告示。

公安局的人迅速抵达。他们勘察完现场,拍了照片,在墙角找到那颗子弹头,调看监控录像,折腾好一阵子才离开。小高的尸体,也被抬上救护车拉走。

姜行长铁青着脸说:“贵发啊,收拾一下现场吧。”

李贵发被吓得不轻,手一个劲儿地颤抖,知道这次事故自己也有责任。他从一楼卫生间接来一大桶水,把拖布和扫帚沾湿,用力洗刷地面。他扫了好几遍那张沾满脑浆、鲜血的桌子,最终决定将其丢到支行后街的垃圾堆里。

可是,墙上那一大片血迹,无论如何也无法清洗干净。李贵发脑子乱得很,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找来几瓶红墨水,泼到墙上,再用扫帚一顿乱扫,像是在掩饰自己的杀人痕迹。

……

听到这里,我有些疑惑,问李贵发:“看起来像是自杀?”

李贵发咬着下嘴唇,说:“公安局的鉴定结果,不是我这普通员工能看到的。不过我从闫科长那里听说是自杀,他还特意叮嘱大伙千万别对外瞎说。”

可李贵发不认为小高是自杀而亡,他认为小高是闲着无聊就用枪指着太阳穴玩耍,结果不慎走了火。

往前几年,这把77式手枪曾出过走火的事故。

当年那班警卫里,大杨最爱摆弄手枪,持枪者最忌讳用枪口瞄人,大杨偏爱这么干。

大杨和同事老罗值班,天刚擦黑,老罗坐在会计科椅子上翘着二郎腿煲电话粥,大杨闲得慌,拿出那只手枪瞎瞄。

老罗这边聊得正欢,瞥见大杨总用枪对着自己,破口大骂:“妈的,我还没活够呢,别拿枪对着我!”

“又没子弹,你怕个屁!”大杨根本不听。

老罗把听筒撂在一边,劈手夺过枪来,拔出弹夹一看,是空的。这才放心重新坐回椅子上,继续打电话。

“呯”的一声巨响,两人都呆住了。

“我靠,这枪还真他妈能响,把我脚都震麻了。”老罗骂了一句。直到血滴滴答答落在地面,他才发现自己翘起的右脚上出现一个大洞,血正呼呼啦啦地往外冒。

老罗踩了弹簧一般跳起来,打开后门,撒腿就跑。省医院距离支行大楼大约有1.4公里,老罗拖着被子弹贯穿的脚,一口气跑了过去。

后来,警卫们才知道这支手枪有个毛病。枪膛有子弹时,外部没有任何活动部件提示。老罗检查过弹夹,却没料到已经有一颗子弹上了膛,大杨也根本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弄的。

几年后,再次出现事故,小高因此殒命。保卫科停用那把邪门的手枪,把它封存在枪库里。支行最终赔偿小高家属6万元钱了事。

小高死后,李贵发干不了警卫的工作了,他一下到金库眼前就会浮现小高手里握着枪趴在桌子上的样子,还有那面溅满鲜血的墙。领导也理解,很快将他调离警卫岗。

2002年,专业押运公司正式入驻新城支行,银行员工担任警卫和守押员成为历史。交接那天下午,闫科长带着三名保卫干部向市行上缴三把54式手枪、三把64式手枪、2支微型冲锋枪和500余发子弹,还有那把77式手枪。

自从听李贵发讲完小高的事故,我每次下库都感受到一种怪异的氛围。尽管那的墙壁早已被粉刷过,完全看不出那些痕迹。2009年,银行金库撤并,那里彻底成了堆杂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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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地下金库

2011年,我因工作调动搬到了文秘办公室和罗妍一起办公。我和罗妍挺有共同话题,工作不忙时就东拉西扯。

罗妍也和我谈起了小高的事故。我把枪走火的分析跟她一说,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不不不,我觉得他是自杀。这小伙子诸事不顺,一时想不开就……”

“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能有啥想不开的,至于去寻死?”我不认为是自杀。

罗妍一听,连连摆手,说:“小高年纪轻,心思却挺重。去别人办公室敲门,声儿小得跟蚊子似的,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他都不敢伸头看看有没有人。”

后来,罗妍和小高关系熟络了,小高会跟她扯些家常。据说,小高的父亲有酗酒的毛病,喝高了就殴打小高的母亲。小高从小在母亲撕心裂肺的惨叫中长大。母亲隐忍多年,最终选择离婚,法院把小高判给他父亲。

“估计,小高也没少挨打。”罗妍说,“再加上出事前,他刚被交往几年的女朋友甩了,兴许是一时想不开,开枪自杀了。”

这番说法似乎也很合理,不过仍然有一些疑云。

不久后,我被安排去分管支行安全保卫工作,有权限去支行大楼的任何地方。我心血来潮,让人打开两层防尾随门,下到库区。

我坐在破旧的铁床上,盯着面前的白色墙壁,枯坐十几分钟后,一种令人难受的烦躁突然涌上心头。我几乎本能地站起身,逃离那里,一路跑到地面,看见阳光,听到人声交谈,心里才舒缓了些。

难想象,当年那些警卫如何能够在逼仄的金库里一待就是三天。

小高的事故一直堵在心里,我总想着找机会继续探听“真相”。很快,我对此事有了新的认识。

这年除夕,我和柜员大白搭档值班。我买来几斤羊肉和蔬菜,去食堂翻出一个电饭锅,烧上热水,扔进两把海米,和大白涮火锅。

“原则上,值班期间不能喝酒,但今天是大年三十,咱们走个例外。跟谁也别说啊。”我边说边从值班室床底拖出一箱罐装啤酒。

“嚯,这点啤酒都不算啥事,当年俺们警卫晚上值班,喝得比这猛多了。”大白打开一罐啤酒,一口饮下一半,接着笑嘻嘻地说。

大白告诉我,当年他们值班一晚上能喝干净一塑料桶小烧。酒劲儿一上头,带班干部立马缴警卫的枪,塞到枕头底下用屁股坐住,生怕走火出事。

“就说小高那事,什么自杀,如果不是喝了一顿大酒,咋会惹出那么大的祸?”大白回忆说,李贵发请假的时候,总是他和小高搭班。两三回下来,他就看出来了,小高年纪不大,酒瘾不小,经常早上带着一身酒气来上班。

后来大白才知道,小高每次上班途中就买一瓶“二两半”,先喝一半,把剩下的揣在口袋里,没事就掏出来嘬一口。不光早上喝,晚上也落不下,支行值班室老陈有个塑料桶,里面常年装着白酒,小高和老陈关系好,瞅准机会就去灌满自己的瓶子,晚上再过一把瘾。

大白认为,那场事故纯属酒壮怂人胆,以前小高可是个被耗子吓得满地跑的人,要不是喝了酒,怎么有胆量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

出事前夜,带班干部王伟、科员赵德、警卫李贵发和小高一起喝酒,李贵发酒量不行,喝到一半就尿遁了,剩下三人一直喝到凌晨,“肯定是都高了。”

“别人都说小高有不顺心的事,可咋偏偏是那天想不开?我看还是喝大了,搞不好人都断了片儿,给了自己一枪都不知道,死得稀里糊涂。”

说着,大白“哧”的一声又打开一罐啤酒。

那批和小高同龄的同事,大多退休了,很少有人再谈及此事。直到2018年底,马上要退休的孙丽梅请客吃饭,席间又聊到这个话题。

“小高没了以后,我总感觉咱行金库有点邪性。有段时间我下库送款箱,总觉得颈后凉风飕飕。有一天下班后,我特意买一沓烧纸,在支行大楼一拐弯的马路边烧了,嘴里叨念好一阵子。说来也怪,那种感觉就再没有出现过。”孙丽梅说。

“净扯,我可不信什么灵异事件。”我笑孙丽梅迷信。

孙丽梅拽了拽我的衣服,小声嘀咕:“你可别这么说,我觉得小高他走得不甘心啊。”

据孙丽梅说,小高的父亲是派出所所长,经常带枪回家。小高趁父亲喝多了偷偷玩枪,父亲酒醒以后就揍他一顿。

“小高说他最喜欢在枪里装一发子弹,把枪口抵在太阳穴上,慢慢扣动扳机,快要击发的时候,突然将枪口往上滑。‘呯’的一声枪响,子弹打空。最险的一次,子弹贴着头皮冲出去,把头发都烤焦了。”

孙丽梅劝过小高好几次,别这么玩了。小高哼哼地答应着,后来干脆不再跟孙丽梅说这件事,她也就没再留意。

“没想到最后,小高还是死在了自己枪下。”

-END-

作者丨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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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 11:5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7-5 04:40 PM 编辑

20岁,和你私奔去北京

 张安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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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上的莎士比亚

我去信阳最大的书店,在一排排书架间来回寻找莎士比亚的书。一个女店员警惕地看着我,大概把我当小偷了。我干脆走到她面前,说想买一本莎士比亚的书。她看我,眼神中明显透露出一个意思:你这个鬼样子也不像读莎士比亚的人呀。那天,我穿着在厂里磨旧的夹克,一条破牛仔裤。

最后,她走到一个书架前,抽出一本很厚的书递给我,说:“是这本吗?”

我接过来,是一本《莎士比亚悲剧喜剧集》,封面有莎士比亚的头像,我高兴地指着头像对女店员说:

“是他,是他,我昨天在网上看过这个头像。”

结过账,我拉开夹克的拉链,把书塞到胳肢窝下,用左胳膊夹住,再拉好拉链。别人都奇怪地看着我,仿佛我不是在买书,而是在偷书。我已经有十多年没和书本打过交道了,无法自在地拿着一本书走在大街上,生怕别人投过来异样目光,就像看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扎着一条崭新的领带。

上一次买的书,是关于炒股。那会,我梦想着靠股票发财。辍学后,我在新疆当过包身工,还在建筑工地干过几年,最后在北京的服装厂里安定下来,一干就是七年。每天早上八点上班,午夜十二点下班,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只在月底休息一天。我想辞职,又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服装厂两个月的工资,赶得上父亲种田一年的收入。

2007年11月的一天,我正在缝衣服,六十多岁的老板背着双手,慢慢踱进车间里来。听工友们说,他至少有两千万资产。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我忽然想到,假如他把两千万都给我,买我四十年的时光。也就是说,我拥有了两千万,却一下子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变成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我愿意不愿意?毫不犹豫,我就肯定地告诉自己,我不愿意!我突然明白,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青春时光,应该在美好年华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在服装厂里熬过一年又一年。

离开服装厂,我在信阳开了一家小店。没两年,小店经营惨淡也关门了。女朋友坐在炉子边,抱着一本言情小说看,我跟她说:

“活着真的好累呀,要是有什么工作能坐在家里挣钱就好了。”

我女朋友举举手中的书,说:“当作家,坐在家里写一本书就能挣好多钱。”

“不是有名的大人物才能写书吗?”

“人家是因为会写书,才慢慢变成大人物的,谁也不是一生出来就是大人物。”

“那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也能写吗?”

“你这辈子就别想了!你连普通人都算不上。”

在我短暂的学生生涯中,数学能轻松考第一名,语文经常不及格,尤其讨厌写作文。在新疆当包身工的时候,我被迫给家里写了一封信。邮递员把信送到小学校。表哥是小学老师,见是我的信,拆开坐在办公桌前读了起来。我写得语句不通,满篇错别字。刚读两句,表哥就哈哈大笑。其他老师不解地看着他。表哥笑着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大家听听我表弟写的这封信哈。”

据表哥讲,那封信给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欢乐。表嫂张老师笑花枝乱颤;郭老师本来嘴巴就歪,再使劲一咧,嘴都快歪到耳门子上去了;孟老师也跟着拍手跺脚,狂笑不止;正在喝水的李校长噗嗤一声,茶水喷满桌,咳嗽着说:

“哈哈哈……这是哪个语文老师教出来的高徒吔?”

听到这一句,教过我三年语文的孟老师止住笑容,借口上厕所溜了出去。

女朋友并没有因为我是文盲而跟我分手。2009年年底,我们还准备结婚。她的父母知道我是个小学毕业的穷光蛋,极力反对她嫁给我。

2010年春天,我们在她父母的强烈反对下分手了。分手后,我去信阳的服装厂。我28岁,家里穷,买不起房子。而我们当地结婚,男方必须要买房子的。打工多年,虽说吃了不少苦,却没有攒到什么钱。那一段时间我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还活着干什么。

有一天夜里,我梦到前女友。梦中我回到我们的小店,饭做好了,摆在桌子上,可她不见了。我推开每一间房门,都找不见她。我跑到镇子上,对着漆黑的街道大声呼喊她的名字,难受得醒了过来,发现自己满脸泪水,枕头湿了一大块。我抑制不住地抽泣,呼哧呼哧喘了好一会儿,回想起我们之间的一些事,想起她告诉我的,坐在家里写字就能挣钱。

当作家很难吗?我在网上搜索作家是怎么回事,看看最厉害的作家是谁。很多人说是莎士比亚。我打定主意,买一本莎士比亚的书,看看究竟有多厉害。

我从书店买回莎士比亚。下班,我躺在床上,迫不及待地拿出书。结果非常失望,这本书和我印象中的小说不一样,是对话体,还有好多不认识的字,我根本读不下去,还没看几句我就把它扔一边儿了。我责怪自己,买的时候为什么不翻开看看?只要看上一眼,我就不会再买它,白白浪费二十几块钱,还不如买一本武打小说。

书已经买来了,就摆在床头,扔掉又舍不得。我硬着头皮,强迫自己坚持看完了一篇。为对付不认识的字,我又买了字典和铅笔。每晚下班后,我坐在床头翻这本书。慢慢地,竟然读出些味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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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莎士比亚悲剧喜剧集

在服装厂,我负责教工人做衣服和修理缝纫机。九月的一天,贾老板走进车间,后面跟着四个姑娘。贾老板对我说:

“张师傅,给她们安排一下机位。”

她们各选了一台缝纫机,我帮她们调试好。很快我们就熟悉了,最漂亮的那个姑娘叫莫小雨,她坐在我斜对面。

小雨长着一张娃娃脸,剪着学生头,很显小,其实她已经二十岁了。她的脸圆圆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小鼻子微翘,无论怎么看,都特别像一只猫的脸。她高兴的时候,喜欢吹自己的刘海。从右到左,刘海吹得飘起来。她无论说什么,我都觉得很可爱,就嘿嘿傻乐。

十月的一天下午,小雨问我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说有个震雷山,山脚下有公园,山上还有个新修的塔。她们来这里上班一个多月了,觉得很烦闷,听我这样说,立刻就要去玩。小雨拍着手说,走呀走呀。小雨的姐姐也要去,她站在我的后面,用脚轻踢我的凳子腿,催我快走。

我们打车到山下,顺着新修的大理石台阶往上爬,一口气爬到平山塔。我们站在塔下的栏杆旁,俯瞰山脚下的浉河,眺望河对岸高高低低的建筑群。天气很好,可以看很远,桥上来往的车辆像受到惊吓的甲壳虫,在快速奔跑。河面上有两个捕鱼人在划动着一条如柳叶般的小船。我们在塔下合影留念,之后去河对岸的平桥公园。

天已经黑了,路灯都点亮了。我们在公园的廊亭里坐着聊天,聊以前的打工生活。虽然只有二十岁,小雨已经在服装厂打了五年工。

“我都打够啦!明年不想做服装了。”小雨无奈地说。

我说:“我也不想做服装了。我……我想在家看看书。”

“准备考大学呀?”

“不不不,我初中都没毕业,哪考得上大学。我就是想一个人闲居下来看看书……我很喜欢读莎士比亚……”

她们没笑,也没有吭声,静静地看着像傻瓜一样的我,恐怕没想到我会忽然来这么一句,不知道怎么接话。月亮从震雷山后升起来了,又圆又亮,就像山顶上挂了一盏巨大的灯笼。阵阵微风送来桂花的幽香,我忽然很想跟她们讲讲我看过的书。

“我昨天刚看完的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好看极了。”

“哦,快给我们讲讲。”

“他的喜剧不像故事会,单坐在这里讲不见得好听,得演出来才好看。”

“那你给我们演演。”

环卫工在廊亭的角落里放了几把大扫把,我跑过去一手一个拿过来,站在转角处的高台上,用扫把代替剧中的人物,跟她们表演起《仲夏夜之梦》。我拿着扫把在廊亭外的灌木丛间穿行,模仿剧中人物在森林中私奔。再讲到仙王,讲到精灵,讲到那朵神奇的可以使人相爱的仙花, 我从旁边的木槿丛上摘下一朵木槿花,说:

“现在就用这朵花代替那朵拥有神奇魔力的仙花吧。”我仰着脸,闭上眼睛,右手拿着木槿花在左眼皮上擦擦,右眼皮上擦擦,说,“呐,就像这样,我已经睡着了,滴上花蜜,如果我睁开眼,我就会永远爱上第一个看到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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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公园里的廊亭

一个多小时,我竟然把《仲夏夜之梦》大概的意思讲了出来。好在廊亭中的灯光不亮,观众也只有她们两个。谁能想到,在偏僻小城的滨河公园里,一个厚连一封信都写不好的文盲和两个同样没什么文化的女孩子,谈论的竟然是莎士比亚,简直不可思议。


天气越来越凉了,我得去买件衣服。一天下午,我对大家说:

“我等会儿得去步行街一趟,你们有什么事儿提前说呀。”

过了一会儿,小雨说:

 “我等会儿想回家一趟,也是坐七路车。”

我很高兴,说:

“那很好呀,我们一起走吧?”

小雨很高兴地答应了。她回宿舍换衣服。我站在厂门口等了十多分钟。穿上新衣服的小雨变得更漂亮了。我们一起去坐七路车。车厢后部都是空的,小雨已经坐下了,我想坐在小雨身边,怕她觉得我无礼,便和她隔一个位置坐下了。过了两站地,上来一大群人。她趁那群人过来之前,忙站起身挪到我旁边坐下,抬头看了我一眼,很羞涩地笑了。车到了小雨家所在的路口,小雨说:

“我……我不想下去了,和你一起去玩好不好?”

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我是傻子也能看出来了,小雨也喜欢我。我马上高兴地说:

“好啊,我带你去浉河公园玩。”

下了公交车我们一起步行去浉河公园。经过一条长长的水泥坡道,坡道的风有点大。我扭头看着她,风拂起她的齐肩短发,露出轮廓柔美的耳朵。

“漂亮啵?”她发觉我在盯着她看,小声问。

“漂亮。”她转过头,脸颊泛出淡淡的红晕。

我们先租了一只双人脚踏鸭船。她好调皮,要么猛蹬一阵,要么停住不蹬,小船在湖中扭来扭去。她好开心呀,不停地笑着。

动物园里最好玩的就是猴子了,我买了一袋花生和一盒饼干,让小雨去投喂猴子,猴群见有吃的,都活跃起来,在蒙着铁丝网的猴园里又跑又跳,还有两只小猴子跑到小雨的跟前,从铁网格里把细胳膊长长地伸出来,把小手张开,手心朝上,看着小雨,吱吱叫着,像是在说:快给我快给我。看到这一切,小雨咯咯地笑个不停,把花生和饼干丢过去,猴子伸手就接住了。

天快黑了,我告诉小雨,我今天出来是打算买衣服的。她抱歉地说:

“你咋不早说呀!走,我陪你一起去买。”

我们一起去步行街,我买了一条裤子。我想给小雨也买件衣服,可她说什么也不要。看得出来,她这时还没打算做我女朋友。

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往回走,经过她家所在的路口时,她下了车,跟我挥手告别,看她走了,我控制不住自己也跑了下去。

“你怎么也下来了?”

“我想送你回家。”

她笑了,也没往她家走,大概是怕她爸妈看到吧。她就陪我等在站牌下,直到下一辆公交车来,我才离去。

圣诞节那天,服装厂放假,工人都回家了。我离家远,没有回家。那天小雨来找我玩,说她还想去爬震雷山。这次我们顺着山脊走,翻越了整座山。

打车回到市里,我主张晚饭在小馆子里吃,可小雨却说我背了她一路,她要做饭给我吃。我也很想吃她做的菜。我们一起去超市里买了些菜,回到我的宿舍,我给小雨帮忙择菜,炒了三盘菜。我们就像夫妻一样,围着小桌子吃起来。虽然条件简陋,可她炒的菜还挺好吃。

吃过饭,我们打开电脑看电影。我想看韩剧或美国大片,小雨要看恐怖片,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小雨侧坐在我的双腿上,我用双手揽着她,脸挨着脸看电影。看到恐怖的地方,她就扭过脸来往我怀里钻。我轻拍着她的背。过了这一段,她才把脸转过来接着看。我笑她:

“你胆子这么小,还看恐怖片,何苦来?”

她笑着不说话,应该是很享受被呵护的感觉吧。

看完电影,已经很晚了,小雨说:

“我得回去了。”

我凑近她的耳朵,小声说,“要不……要不留下来一起睡吧?两个人睡暖和。”

“不行,我得回去。”

我只得起身送她。我们下楼,穿过院子,来到后面的女工宿舍。整个服装厂大院黑洞洞的,老板一家人也不知道哪里去了。看她把床铺好,我准备回去。她又追出来说:“我一个人害怕。”

“那咋办?还是跟我一起睡吧?”

她考虑了一下,说:“我去了你什么也不许做,你要答应了我就跟你过去。”

我答应她。她跑过来抓着我的手,我们又一起回到我的宿舍。我打来半桶热水,伸手进去试试水温,把桶里的水放到她的脚旁,她穿着我的棉拖鞋,大得像船一样。我脱掉她的袜子,把她的双脚放进水桶,给她洗脚。我坐在凳子上,俯下身,用双手轻轻按摩她的脚。小雨低着头,两手撑床沿,静静地看着我,很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一下。我把她的脚擦干净,她的脚长得很好看,走了一天路也没有一点臭味儿,我忍不住抬起她的脚放在唇边吻了一下。她忙把脚往后缩:

“哎——脏!”

小雨把风衣脱下来,连牛仔裤都不肯脱了。我也只把外面的衣服脱了。高低床只有九十厘米宽,我们面对面躺着聊天,讲起小时候的经历。

小雨的爷爷奶奶重男轻女。她姐姐出生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很不高兴。两年后,小雨的妈妈又怀孕了。全家都盼望出生的是个儿子,可谁知道又是个女儿。小雨的爸爸整天黑着脸,小雨的爷爷奶奶甚至想把小雨送人,好腾出一个计划生育指标,让小雨的母亲再生一个。可小雨的母亲舍不得,说,以后的计划生育罚款由她打工来偿还,这才把小雨留下来。再两年之后,小雨的母亲终于生了一个儿子,自然是无限欢喜。全家上下都把关爱投向这个男娃。

俗话说,老大娇,老末娇,就是别生半中腰。小雨不但是半中腰,还是不讨人欢喜的女儿,在家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她本来学习挺好,可刚读到初二就被迫辍学出门打工了。

我有两个姐姐,正好处在小雨弟弟的位置,我的小名叫“安”,我问我妈,为什么给我取这个名字。我妈说,因为当初怀我的时候,她天天在外面躲计划生育,还跟我爸一起要过饭,我爸背着被子,我妈大着肚子跟在后面。走到无人的地方,我爸蹲在地上两手捂着脸号啕大哭,受了多少苦,就为了要一个男孩儿。生下我,一看是个男孩儿,好了,妈爸都松了口气,觉得从此心安,再也不用跑计划生育了,就给我取名叫“安”。

可他们渐渐发现,这个历尽千辛万苦跑来的儿子智商有问题:整天鼻涕兮兮,不是抱猫就是骑狗,还喜欢莫明其妙傻笑。不但他们看出来我傻了,连两个不到十岁的姐姐也看出来了。她们不再叫我小安,或者叫我弟弟,而是叫我“傻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听到我爸妈商议,说小安长大了肯定娶不上媳妇,得再要一个儿子,不然将来抱不上孙子。聪明漂亮的弟弟出生之后,我在家中的地位就一落到底了。

对小雨的经历,我能感同身受。我一个男人,皮实,天性乐观,整天嘻嘻哈哈,尚觉童年悲苦,真不知她一个纤弱的姑娘是怎么过来的。

我用胳膊揽住她:“好了好了,别难过了,以后我心疼你。”

小雨没脱衣服,,像只小猫儿一样在我怀里拱来拱去。我说,要不你把外面的衣服脱掉,只要你不答应,我保证什么也不做。她嘿嘿一笑说:“我不干!不上你的当。”

“以后如果我跟人说,我跟一个漂亮姑娘睡一个被窝儿,却啥也没做,会不会被人骂成傻瓜?”

“不会的不会的,快点睡,我哄哄你。”

她伸出小手慢慢拍着我,跟哄孩子似的,结果没把我拍睡着,她自己却睡着了。我把手揽在她腰上,又觉得可能会压得她不舒服。我毫无睡意,把她的一绺秀发撩到耳后,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她身上有淡淡的香味,很好闻。尽管我不愿意睡着,想睁着眼睛,看着这美好的夜晚是怎么过去的,可由于爬山太累了,最后还是睡着了。

早上,小雨用食指轻刮我的鼻子,我睁开眼,看到她在我脸前笑眯眯地看着我。夜里睡的时间太短,上班时我老打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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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宿舍

腊月初,厂里放假了,小雨和她的姐妹们都回家了。我不想回农村老家,仍旧住在宿舍里。小雨家在市里买了房子,离宿舍很近。我和小雨经常约会,我们一起去爬贤山,逛贤隐寺,游南湾湖,看博物馆。

有一天,我们坐在电脑前看电影。我们想看搞笑的,可挑来挑去也没有合适的。我们就看动画片《猫和老鼠》,第四集是《忧郁的猫》:一只穷猫去追一只小白猫,被另一只有钱猫完虐。我有一种预感,这就是我的结局。理性又占了上风,我想,我们之间根本不可能的,不如就此结束吧。

正月一天上午,我打开门,突然发现小雨坐在我的扶手椅上。我又惊又喜,冲过去给她来个公主抱:

“咦,小猫儿来了,快拿绳子,别让小猫儿跑了!”

她说:“我本来准备吓你一跳的,可你这房子实在太小了,我没地方藏。”

小雨说,她们全家准备去德清打工,她爸妈让她一起去。小雨流露出想跟我一起去打工的意思,我倒也很想去。可前女友爸妈阻挠我们结婚的一幕幕又浮上我的心头。现在若想跟小雨结婚,将要受到的阻挠将会更大。最终,我还是劝小雨跟她家里人一起去德清打工了。他们家人以前一直在德清打工,去年是因为买房子才回来的。

小雨一走,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了。我原以为,她走了我就会慢慢忘掉她,可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说很想念我。而我也非常想念她。人活一辈子,找一个自己喜欢又喜欢自己的人多不容易,这也许是我这辈子仅有的机会了。尽管跟小雨结婚面临着很多困难,我应该把选择的权利留给她。只要她愿意跟我结婚,我就不会放弃。直到哪一天她放手了,我再和书做伴也不迟,若是当了光棍儿,有的是时间。

第二天上午,我跟小雨聊QQ,把我的想法跟她说了。她很高兴,说:

“那你买的书咋办?不没用了吗?”

“可以给咱们的孩子读呀。”

她发过来一个害羞的表情,说:“谁给你生小孩呀,我才不生呢。”

为了跟小雨结婚,我买了一套旧房,钱不够,还借了一部分钱。为了还债,我只好再去北京的服装厂打工,这是我能找到工资最高的工作。以往打工我只带自己的衣服,这次我的行李里多了一本《莎士比亚悲剧喜剧集》。

服装厂早上八点上班,中间除了吃饭停十几分钟,一直做到深夜十二点。我虽然带来了《莎士比亚悲剧喜剧集》,却根本没时间读。每晚临睡之前把书摸出来,刚看几句就睡着了。

我和小雨几乎没有时间联系。我下夜班的时候她已经睡了,而白天我们都要上班,连接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到了月底放假那天,我们就相约好去网吧视频聊天。我们这一带有几十家服装厂,放假这天上网的人太多了,我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抢到一台电脑。四周都是嘈杂的人群,根本没法聊。

2011年4月25日深夜,我们厂附近的一家服装加工厂发生了火灾,造成重大伤亡,全北京震动。几天之后,北京所有的服装厂都被勒令停工,我所在的服装厂当然也不能例外。接着就是消防大检查,服装厂被要求加装消防管道。楼道里安装消防管道的工人用电钻打洞的嗒嗒声不绝于耳,吵得人心烦。我突然想到,何不利用这段时间去浙江看看小雨。我打电话给小雨,说我想去德清看她,她很高兴,说:

“好啊好啊,你快来。”

为了省钱,我只能买最便宜的火车票。我在车厢过道里站了近二十个小时到达杭州,再转车去德清。我找好一家旅馆,洗了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才给小雨打电话。小雨很高兴,说她半个小时之后到旅馆来看我。

我等了二十几分钟,下楼买了两支冰淇淋,边吃边等着小雨的到来。等了好大一会儿,第二支冰淇淋都开始融化了,小雨终于来了。两个多月不见,她变白了,更漂亮了。她穿着黑色的长款灯笼裤,脚蹬坡跟凉鞋,显得腿好长。站到我面前比了比,都到我眉毛了。她高兴又委曲地说:

“我听说你到了,马上就换衣服赶过来。也许是我太激动了,刚走出宿舍,我就流鼻血了,怎么也止不住,衣服都弄脏了,我只得转回去换衣服。”

仔细看,她的鼻翼还有淡淡的血迹,心疼死我了。牵着她的手回到旅馆,把她抱起来,吻她。为了这一个拥抱,站一夜也值了。

没给她买礼物,我觉得非常抱歉,就请她吃饭,之后去买衣服。她身材长得好,穿什么衣服都好看,试这一件,我说好,试那一件,我也说好,结果一下子买了好几件。

我到德清的第二天是星期天,厂里放假了,小雨陪我在德清玩。德清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小城,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两岸是精致的公园,隔不远就有一座造型别致的小桥连接两岸。现在正是初夏,树叶都油亮亮的。空气洁净,天空碧蓝如洗,白云飘飘。身边又牵着一个美丽的姑娘,我的心情好得快飞起来了。

“阿门,阿门!可是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悲哀的后果,都抵不过我在看见她这短短一分钟内的欢乐。” 

我和小雨手牵着手,顺着河边的公园往东走,一直走到春晖公园。我们在公园里拍了好多照片,小雨不会摆姿势,她最常用的就是打V字手势。我戏称那是她的招牌动作。

北京的服装厂仍没有开工,我也不急,就在这里玩了一个星期。几天的亲密接触,又加深了我们的感情,小雨说她想跟我去北京。可在德清这边,想辞职得提前一个月提出来。小雨让我在德清干一个月,下个月跟她一起走。我在北京一个月五千多,而德清这边一个月只有三千多。再说,只干一个月也没办法结账。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先回北京,下个月再来接她。小雨要去火车站送我,我没让她送,怕不安全。于是送她回厂,一个人坐车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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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买的二手楼房

一个月后我再去德清。小雨去火车站接我,这次她穿着一身浅蓝色的荷叶袖连衣裙,高跟凉鞋,亭亭玉立在站前广场上。和我一起出站的人都忍不住看她一眼。她漂亮得我都有点不敢相认了,天哪,这是我的女朋友吗?我都不敢主动去牵她的手了,倒是小雨忙跑过来牵起了我的手。

第二天上午,小雨来旅馆看我。我因为急着还账,几乎没给自己买过衣服,仍穿着上个月来时穿的衣服。小雨牵着我的手到楼下的一家服装店,说要给我买衣服。她给我挑一件短袖,一条牛仔裤。我自己买的牛仔裤都是宽松版的直筒裤,小雨给我选是修身版的小脚裤。我有些为难,说穿这样的会不会显得太小?小雨说,你本来就不老呀,穿上试试。服装店的老板也说:

“听你女朋友的,换上这件保证比你身上那件好看多了。”

我就接过来穿上,还挺合身的,去试衣镜前扭扭看,确实比我自己选的衣服好看多了,人也显得年轻几岁。服装店的老板说:

“你的女朋友真好呀,不但长得漂亮,还会挑衣服,你真有福气。”

穿着小雨给我买的衣服,和她一起走在街上,我跟个傻子似的,看到谁都嘿嘿傻笑几声。有好几个人已经走过去了,还频频回过头来奇怪而不解地看着我们俩,他们想不通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为什么要牵着一个智障。我好想告诉每一个路人,你们知道吗?我的衣服是身旁这个漂亮姑娘给我买的,是她亲手从几百件衣服当中挑选出来的,我好幸福呀,你们知道吗?

 “一个恋爱中的人,可以踏在随风飘荡的蛛网上而不会跌下,幻妄的灵魂飘然轻举。” 

我问小雨,什么时候可以走?我打算提前订两张卧铺,可不想让小雨跟我一样在过道里站二十多个小时。

这一天,我和小雨商量了好久,一直商量到晚上七点多。看别人私奔觉得很轻巧,不管不顾一走了之,临到自己才发现并不容易。主要是我觉得这样偷偷地带走小雨,很对不起她的爸妈,很缺德。将心比心,如果是我自己的女儿私自跟一个男人跑了,我自己还不得气死了。我问小雨:

“要不,我买些礼物去见见你爸你妈?”

小雨愁容满面地说:

“你以为我不想让你见见?我爸妈要是知道你来了,就不会让我出门了。你的情况我姐都跟我爸妈说了,他们知道你家穷得很,根本不会同意我跟你走的。”

“那怎么办哪?”

“能怎么办,只能偷偷地走了。等到了北京,我再打电话给我爸妈说。”

商量定了,我送小雨回厂。我们计划好了,明天早上她只拿一小部分行李,来旅馆跟我汇合。因为把行李都拿走目标太大,怕被她姐看见。所有的东西等去北京之后再买新的。

小雨走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继续想着私奔的事。北京的服装厂虽然工资高些,但极其辛苦,我们就这样一起在服装厂里打一辈子工吗?如果小雨嫁给我了,我情愿做一辈子苦工。只要能挣钱,做什么苦工我都愿意。可是这对小雨公平吗?她嫁给我是想过得好一些,而不是陪我做一辈苦工。再说,做苦工能挣几个钱?我能让她幸福吗?可如果我们不让她跟我一起走,那我们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分手,我又舍不得她。

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我想着,要是在这里有一套房子就好了,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见小雨的爸妈了。每一座城市的楼房都像蜂巢一样,密密麻麻一大片,却没有一间窗口是我的。勤劳致富根本就是一个笑话,我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几乎已经达到人类的极限,还不够勤劳吗?可挣的钱在哪儿?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小雨姐姐的号码。我接了,却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是小雨她妈妈。

“我跟你说哈,你不要在小雨跟前花言巧语搞欺骗,小雨跟你是不可能的!你也不看看自己啥样子,三十岁了,要啥没啥,你哪儿配得上我们小雨吔?你赶紧走,别来祸害小雨了……”

没等她接着说下去,我默默地挂断了电话。她又不停地打过来,我也没接。连拨了七次,我把手机关掉了。我无力的仰躺在床上,脑子里嗡嗡直响。肯定是小雨走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小雨不会再来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有人敲门,我打开,竟然是小雨,她闪身进来关上门。我抱着她说:“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我姐抓到我了,差一点儿都来不了了。她抓着我的包不让我走,我松开包跑了,她没追上我。我的手机还在包里,也没法给他们打电话,现在他们肯定在街上到处找我呢。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小雨呜呜地哭起来。

我轻轻拍拍她的后背,说:

“别哭别哭,我们再想想办法。要不……你现在赶紧给你姐打个电话。”

“打电话怎么说呀?”

我这时难住了,不知道怎么说。说让小雨留下来差不多就意味着分手,可现在她的家人都在街上心急如焚地找她,就这样走了也不行。我问小雨:

“你还愿意跟我走吗?”

“你要让我跟你走我就跟你走。”

我们商量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决定让小雨留下来,等过年回家了再谈。

上午十一点多,我把行李都收拾好了。说好了来接她,可最后仍是我一个人回北京。她站在我对面,我最后一次拥抱她。她把小脑袋抵在我肩膀上,很抱歉地说:

“你打我一顿吧。”

我抱着她,用手在她的屁股上轻拍了两下。她说:

“再打呀,打狠些。”

“不打啰,舍不得打。再说了,这也不怪你,要怪只能怪我太穷了。”

“那我送你一个礼物吧。你自己挑,只要是我能送得起的。”

“那你送我一本书吧。”

我们一起去新华书店,看了会儿书,我挑了一本《罗生门》。有一支骨头造型的笔很可爱,只要两块钱。我说再送我这一支笔好不好,小雨说好。我们俩分别叼住那支笔拍了几张照片。

坐到火车上,我掏出《罗生门》,发现书口处沾了好多芒果汁,提兜里的一只芒果破了。每当翻看这本书时,看到书口处那片灰黑色痕迹,我还是会回想起她送别我的那天下午。

在火车上,我总觉得很冷,下了火车就发现自己感冒了,坐在公交车上昏昏沉沉,老是打瞌睡,勉强撑到宿舍里,吐得一塌糊涂。吃了感冒药,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才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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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眺望震雷山和平山塔


不久,小雨和家人一起回了老家。刚回北京的那段时间我非常难过,好在每天都忙得像陀螺一样,两眼一睁就忙,忙到半夜再像死尸一样睡去,根本没时间伤心。那时我和她还不是完全没希望,还是男女朋友,仍会打电话。

我已经分裂成了两个我,两个我每天都在交战。感性的我简直想不顾一切回家,回去看看我的小雨,问问她还愿不愿嫁给我;理性的我又知道自己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大部分的借款必须在年前还掉。

服装厂的宿舍在二楼,窗户外有一家小机械厂。据工友们说,神州号飞船中的一个小零件还是在这里加工的。机械厂外面是一条东西向的马路,马路两边种着碗口粗的小杨树。透过机械厂蓝色的铁皮屋顶,可以看到那一排杨树的树梢。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会从窗口看一眼那排树梢,盼望着树叶赶快变黄,落尽,那样我就可以回家了。

秋天,小雨打电话给我,说有亲戚给她介绍了一个人。我说,你想去见就去见见吧。她说她不想去见,可家里人都催她。她家里人怕我过年回家再去找小雨,抓紧时间托亲戚给小雨找人家。小雨见了,说她不喜欢那人。家里人都劝她同意,因为那人家里条件不错,在市区有一幢二层小楼,有轿车,有稳定的收入。

回到信阳的第三天,小雨跟她姐姐一起来看我。她已经跟那人定婚了。小雨终于见到了我买来要跟她结婚的破房子。阳台上的玻璃掉了一块,小雨背着两只手,把上半身从那里伸出去,左看看,右看看,笑了:

“嘿嘿……这就是你买的房子呀。”

我揶揄道:“是呀,比不上你的花园洋房。”

又过了十几天,小雨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出车祸了。她骑电动车驮着她妈,被一辆三轮车撞倒了。她没事,她妈摔伤了她一个人在医院照顾妈妈,希望我去看看她。我买了一箱苹果提着去了。小雨妈妈还挺面善的,长年操劳,五十岁头发就已经白了很多。她见我来了,笑着从床头坐起来招呼我,让小雨拿香蕉给我吃。如果说此前我还有一点儿恨她,见到她的那一刻我已经完全理解了她,她只是做了一个母亲该做的,阻止女儿嫁给一个毫无前途的穷光蛋有什么错呢?

没多久,小雨结婚了。当我意识到,这一辈子永远失去了她,悲伤像海啸一样淹没了我。尽管早有准备,我还是感到心脏仿佛要碎裂掉。我早已经把小雨当成了亲人。怀抱中没有她,我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心里空荡荡的。我找出小雨给我买的牛仔裤和短袖换上,缩在冰凉的被窝里,哭得跟个孩子似的。我一遍又一遍回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点点滴滴:

“小猫儿咱俩好。”

“咱俩不好。”

“咋不好吔?咱俩好的很,你挑拨咱俩的关系,该打。”我把她拉到身边:“来,让我打你一顿儿。”

“不让你打。”她噘着小嘴巴,很委屈地说。

“打一小顿儿嘛。”

“一小顿儿也不可以。”

……

我试图用入睡暂时忘掉这一切,脑子里却异常清醒。我失眠了,无论怎样想让自己睡过去,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安慰自己:当初不是打算好的吗?她同意嫁我就娶,并且一辈子好好对她。她若不嫁,我也不怨她,余生就安心跟跟莎士比亚为伴。现在小雨找到了她的幸福,而我也能安心与莎士比亚为伴,再也不用夹在两者之间左右为难了,这样的结局不是很好吗?

我把我们之间的恋爱过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开始,我以为自己已经使尽了全力,后来,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我以为那本《莎士比亚悲剧喜剧集》不过是一本廉价的盗版书,随手就能丢开。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莎士比亚在我心中的份量比我自以为的要大的多,他潜入了我的内心并牢牢地控制住了我。我爱小雨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和她一辈子在一起。可在她和莎士比亚之间,我只能选择一个。

楼下传来鸡鸣声,天已经快亮了,我依旧毫无睡意,索性穿衣起床。我把那本《莎士比亚悲剧喜剧集》塞到羽绒服里,用胳膊夹着,下楼,往平桥公园走去。下了一夜的大雪,路面上已经积了很厚的雪。往常人来车往的大马路上空荡荡的,即没有车,也没有一个人影子,静悄悄的。我跳到马路上,像孩子一样在雪地撒起欢来,放肆地往左边跑跑,往右边跑跑,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为我一个人准备的,我突然想起杨方的一句诗:

“就此别过吧,就当前路江山如画”。

-END-

作者丨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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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4 12:2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7-5 04:41 PM 编辑

刑满出狱的父亲,如何得到子女的原谅

 刘言蹊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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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父亲曾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猪肉贩,梳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典中分发型,留着陆小凤般的八字胡,身穿一件大风衣。

据老家人说,父亲年轻时高大帅气,幽默开朗,在村里知名度很高,人送外号“半天云”。我老家在万州一个紧邻长江的渔村,多数人以打鱼为生,父亲也是。

我长到上幼儿园的年纪,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去往湖北宜昌,贩卖猪肉。爷爷曾是村里的杀猪匠,父亲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宰猪也算得上是咱家的“家学”。

初到宜昌,一家三口住在一个逼仄、又黑又潮的房间里。摆下一张床垫,只剩一条窄窄的过道,没有地方搁桌子和衣柜。安顿好我们、找到摊位以后,父亲每天两三点起床,去屠宰场杀猪,以此省去请人杀猪的费用。一直忙到傍晚,他才会收摊回家。

当时生活拮据而艰辛,我却上着周边水平最高的幼儿园,还报了学费较贵的英语兴趣班。父母常教导我要努力、好好读书,四岁的孩子自然不会懂父母的良苦用心,直到长大成人才理解,父母原本不需背井离乡也能过活,他们出去闯,是为了给我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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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作者与父亲

父亲脑子活,肯吃苦,生意渐渐步入正轨,我们搬进了大一些的房子。父亲迅速购进全套家庭影院,大彩电、音响、影碟、功放,配得齐齐全全,都是当时价格不菲的物件儿。

夜间回到家,父亲往头上抹一把摩丝,拿起无线麦克风,跑到楼道唱歌,嘚瑟时像一只求偶的孔雀,天真时却像一个还没有入世的孩子。这个踌躇满志的青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一点小目标,怎么能不开心呢?

不过,父亲似乎很想念老家,我记得他出去吃饭总会点一盘爆炒小虾米,以前在渔村,他也时常做这道菜,又香又脆。

我家的摊位左边,是老冯的摊位。老冯有个乖巧的女儿,妻子怀着二胎,那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

下午生意冷清的时候,菜市场的几个猪肉贩常常围在一起打扑克。据父亲说,老冯经常在牌桌上怼他,使他难堪。

父亲原本不认识老冯,现在摊位紧紧挨着,所以关系很微妙,可能双方都会觉得对方抢了自己的生意。

老冯和父亲互不待见,但在老冯跟我开那个恶意玩笑之前,双方都谈不上有什么仇怨。

六岁那年一个周末,我到父亲的摊位玩儿。老冯从别处骑摩托车过来,把我叫过去,说:“你摸一下摩托车的排气筒,我就给你买雪糕。”

我毫不犹豫,把手贴了上去。排气筒很烫,我的手立刻变红,没过一会儿,整个手掌满是水泡。母亲听到我的惨叫,吓得不轻,父亲比较冷静,没多说话。

老冯心生愧疚,立刻载我去诊所拿药,连连道歉,事后给父亲买了一条烟赔罪。或许他也没有想到会把我烫得那么严重。

从此,父亲对老冯心怀芥蒂。

1998年7月14日清晨,天空微微发亮,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家摊位右边的猪肉贩老温要回河南老家探亲,父亲提前和老温打过招呼,在他探亲期间会占用那个空出来的摊位。二人的摊位本就连在一起,老温爽快地答应了。

老冯也想把肉挂到老温的摊位上。我母亲态度强硬,不让他挂过来,老冯把肉挂上去,母亲给他摘下来,两人孩子气地来回拉扯。几个回合后,两人激烈地对骂起来。父亲把母亲拖回来,旁人过来帮忙,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他们劝开。

过了一会儿,老冯又把猪肉挂到老温的摊位上,母亲气不过,提起猪肉扔了回去。老冯怒火中烧,拿起磨刀棒,一把抓住母亲,往她头上猛砸了四下。母亲当场晕倒。

父亲反应过来时,母亲已经躺在血泊之中。父亲催促老冯帮忙,一起送母亲去医院。此时老冯还没冷静下来,他拖起剁大骨的砍刀,挥向父亲的头颅,父亲把头一埋,竟然躲过。老冯自知敌不过父亲,转身就跑。

父亲抄起尖刀,紧追不舍。大概追出五十米,眼看就要追上,父亲想刺老冯屁股一刀,给他个教训。没想到他突然转过身来,父亲的尖刀鬼使神差刺中了他的股动脉,鲜血瞬间汩汩而出。

雨水从房檐滴下,溅起地上的鲜血和泥水。刀光剑影过后,菜市场陷入与往日不同的混乱、嘈杂。救护车赶到时,已经太迟,老冯死了。

父亲一位朋友见势不妙,塞给他一些钱,让他赶紧跑路,父亲没有跑。后来,母亲被救了回来,父亲则因为没有对老冯实施必要的救治,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

父亲入狱改造。我对他的记忆极少,我试图去思恋他,却想不起小时候他对我说过什么,我们一起做过什么。

母亲出院后去外地打工,我则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寄居在各个亲戚家,没有说“不愿意”的余地,只能接受安排。

我和父亲的交流,主要依靠信件这样古典而浪漫的方式。我住到大舅家后不久,收到了父亲的第一封狱中来信,无非是一些让我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孝敬长辈的话。父亲的信像是小学生作文,他总会在文章末尾写一个金句: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我很珍视那封信,用一个一年级学生能够做到的极致工整程度,一笔一画地誊抄了一遍。

小学期间,我转了5次学。不管在哪里,我都不愿谈起父亲,有同学说到父亲的话题,我就主动躲开,唯恐他们窥见我的秘密。我经常转学,总是外来者,忍受着本地孩子的欺负。要是再让他们知道父亲的事情,说不定会指着我的鼻子,嘲笑我:“他爸爸是杀人犯。”

母亲在深圳打工,她看见有人穿一种白色厚底显得与众不同的旅游鞋,其实只是厚实一点的运动鞋。母亲心疼我,买了一双寄到大舅家。那时周围穿这种鞋的人很少,任凭大舅如何劝说,我也不肯穿。那时,任何能引起别人注意的事都会让我不自在,我是一个卑微的人。于是,我打赤脚,踩着铺满碎石的马路,淋着初冬的阴雨跑去学校。

不久后,父亲来信说希望看看我的照片。我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乖巧懂事,很不情愿去拍照。不过我拗不过大人们,只好去了。我没有细心打扮,穿着一身很破旧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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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幼时的作者

后来,我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看到那张照片伤心了许久,他觉得自己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对不起我。其实,我从未怪过父亲,即便在受人欺负、最无助的时候也没有。我对父亲的记忆和情感,就像那信笺纸上的墨迹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淡。

考上初中以后,我常常会想:父亲一个人在里面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和别人打架,潮湿的环境会不会让突出的椎间盘更加疼痛,多年的胃痛有没有好一点,受不受得了里面的劳改任务。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流泪,但那眼泪代表的不是爱,而是同情。

有一年寒假,橘子熟透的季节,大江两岸,漫山红遍。父亲来信说想看家乡的橘子树。我拍了一些橘子树的照片寄过去。父亲很满意,回信说拍得很好,尽管很多照片都是糊的。

父亲减刑三次,总共减刑三年,服刑十一年,于我读高二那年出狱。

一个中午,六月已至,骄阳似火,远远能看到柏油马路上腾起的水蒸气。父亲回来了,在一个饭店庆祝,我即将迎来与父亲分别十一年后的重逢。

我走到饭店门口,父亲跑到马路上迎接我。他年老色衰,但我一下认出他来,他一定想不到我已经长得比他还高了。他一直笑,夸张的笑容挤出沟壑般的鱼尾纹和法令纹。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进去。

那见面的场景,父亲也许反复练习过了。我却不知道用什么动作和表情,来面对这一刻,只是淡淡地笑笑,像在类似红白喜事的场合应付陌生亲戚。

这场阔别重逢并不温馨,反而略显尴尬,没有迎面扑来的拥抱,没有声嘶力竭的苦情戏,更没有喜极而泣的泪水,一切都在平静中草草结束。我吃过午饭便返回学校。

我甚至没有叫一声爸爸。多少次话到嘴边,却如鲠在喉,叫不出口。刚开始,我对父亲没有称呼,说话也极少。后来才叫他“老汉儿”,比“爸爸”这个称呼粗犷一些,不过顺口多了。我同样也感受到父亲在称呼我时的手足无措,只是犹豫不决地叫着我的大名。

那时,我快高三了,每日早上六点多出门,晚上十点才回家。我敲门,父亲把门打开,艰难地弯下患有椎间盘突出的老腰,把拖鞋整齐地放到我脚边。每每这个时候,我会很不自在。父亲对我太客气了。

父亲做了很多饭菜,其中有不少需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大菜”。父亲已经有十余年不曾下厨,我看着那些饭菜,明知他很用心却完全吃不了,每次都让他做简单些。

回家后,父亲迎来四十三岁生日,他邀请了一些朋友到家里。在饭局上,我端起酒杯,想对他说些什么。一桌人都看着,我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喝下那一杯酒便回屋写作业了。

为了缓和尴尬气氛,父亲赶紧招呼朋友们:“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吃,我们吃。”

客人散去,父亲睡下,我在父亲的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写着“生日快乐”。父亲看到那张纸条后很伤心,与母亲说,自己很失败,亲儿子有话都不跟他说。

我与父亲,十几年来不曾为人子、为人父,有些不熟练,想真正走进对方的生活,却找不到门在何处。

我外出念大学,经常给父亲打电话,主要目的是要钱,也会聊聊天。我惊讶地发现,我们俩在电话里聊上一小时仍觉得意犹未尽。

春节,一家三口坐在一起看电视。

母亲对我说:“你不能老是不开腔,要多说话,人既要有口才,又要有嘴才。”

我问母亲:“嘴才是干什么的?”

父亲突然插话:“口才是用来说话的,嘴才是用来吃饭的。”

真当着面,父子俩却只能尬聊。

2018年7月,我刚刚研究生毕业。有一天忽然感觉臀部有些不适,到医院检查,普外科的医生说是肛周脓肿,不能自愈,需要做手术。同时,我的血常规有些异常,血液科的医生建议我做一个血象分层检查。天色不早,我打算次日再去做血象的检查。

得知我要做手术,父亲不放心,连夜跨越几百公里前往重庆,来到我面前。当晚,我和父亲分别躺在标间的两张床上。

“老汉儿,不是吓你哟,可能是白血病。”我忽然开口对父亲说。

“卵咯(不可能吧)。”父亲说。

我生平第一次与父亲开玩笑。那时我坚信生活的主要矛盾,只是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肛周脓肿带来的剧烈疼痛之间的矛盾。

第二天,我去做血象分层检查。两小时后,我拿着结果出来,走到父亲跟前,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说:“哎呀,还真是白血病。”父亲显得有些懵,好像在说“卵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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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作者在医院

我们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也都清楚必须尽快振作起来。我被肛周脓肿困扰,好几天没有睡觉,身体虚弱,血红蛋白很低,贫血严重。急性白血病发病非常凶猛,如果不及时住院,有可能还没来得及治疗就已丧命。好的医疗资源总是稀缺,父亲带着我在重庆几所大医院来回跑了好几趟,都没有找到床位。

初步确诊后的次日夜间,我和父亲想去一家医院的急诊科争取一个床位,然后转去血液科,但还是没有成功。我缩在医院的椅子上,疼得咬牙切齿,束手无策。父亲上厕所回来,我发现他眼睛是红的,显然流过泪。

在医院的椅子上坐了许久,父亲直接冲上血液科医生的办公室。很庆幸,他找到一个医生,给我安排了一个床位。我得以开始接受治疗。父亲表现出的冷静克制和积极争取,令我敬佩。

父亲在里面呆了十余年,出来以后却能迅速适应社会、找到工作。这几年,他从老行当猪肉贩转变成超市的生鲜采购人员,生活很积极。我最终确诊患上白血病以后,父亲不得不来回奔忙于重庆、万州和贵州三地之间,照顾我、照顾家里还要兼顾工作。

2018年11月,我感染得很重,无法动弹,插上了呼吸机,医院给父母下达病危通知。父母细心照顾着我,清除排泄物,连续数日无法安眠。

我迷迷糊糊的,有时会想到:在这场被命运主宰的游戏里,我们不过只是任由摆布的小丑,不过总会有人扮演着英雄的角色,父亲就是我的英雄啊。

度过那次危机后,我病情有所好转。

前段时间,我情绪不太好,夜间独自一人出门,在一个仓库门口坐下,没有接父母的电话。不知父亲是如何找到我的,他在我旁边坐下。我转着手里的矿泉水瓶,他时不时看我一眼。

很久以后,父亲点燃一支烟,又迅速掐灭。他说:“都会过去的,你看老汉儿,那么多的困难都克服了。”语气好温柔,或许就像儿时哄我入睡一样温柔。

父亲见我不回话,接着说:“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句话用在此时此刻,似乎不那么土了,显得恰到好处。二十八岁的我与五十三岁的父亲并排坐着,那是我的心靠得最近的一次。

上一次住院治疗,我躺在床上,父亲在一旁给我削苹果,他让我帮忙网购几条内裤。

“三角,还是四角的?”我问。

“三角的。”

“为啥穿三角的内裤,不勒吗?”

“也许是被生活磨去了一个棱角吧。”

我笑一笑,换了个话题:“老汉儿,你把烟戒了噻,你以后要是得癌症,我可不会给你削苹果。”

父亲也笑一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

-END-

作者丨刘言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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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7 11:3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7-15 07:10 PM 编辑

一个被家庭嫌弃的中年女人决定乞讨

 陈榕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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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魆魆的夜晚,突然刮起了风。起初是有气无力的呜咽,随后是肆意咆哮。角落里的鼠辈异常活跃,不时弄出尖锐的声响。

我又冷又怕,紧紧裹住被子。这样糟糕的日子刚刚到来,也许是往后的常态。但比起昨天,情况好出很多,起码我有了安身之所。无须再和那些男性乞丐们争抢宿营地。

2017年农历三月初一,46岁的我简单收拾好行李,一身换洗衣服、一只口琴和一把葫芦丝,打算去卖艺乞讨。出门时,天空下起小雨,因为早就计划好了行程,我拄着一双拐杖,冒雨出发。

从暂住地坐车抵达莆田,乘轮渡出海。船体激起汹涌的波涛,海水不时席卷上来,引起众人惊呼。我久久倚靠在船舷旁,任凭海水打湿脸颊。

不远处,一只海鸥在苍茫海面上滑翔。如同海鸥一样,我这些年已经习惯漂泊。跟着丈夫四处谋生,2011年终于在莆田安定下来。丈夫做生意,需要拉客户、找人脉,经常涉足娱乐场所。他嘴上强硬,却是一个善良的人。事业越来越忙,他脾气渐长,说我是“黄脸婆”,没有外面的小姑娘温柔。

丈夫做生意被骗,损失了钱。我怪他不够谨慎,他冲我吼:“你有什么用!成天只会唠叨。”是啊,我有什么用呢?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除了做好家务为他担忧,什么忙也帮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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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作者本人

我想逃离现实的一切。这次的目的地,是台湾海峡中部的湄洲岛,隶属福建省莆田市,著名的妈祖祖庙坐落于此。每年三月二十三,那里会举行妈祖诞辰祭祀大典,很多善男信女前去祈福,适合卖艺乞讨。

下船时已临近徬晚,雨水仍未停歇,寒意袭来。我从码头坐一站公交车,来到妈祖祖庙。眼前是庄严的大牌坊,庙的第一道门。山上烟雾缭绕,庙宇依山而建,气势恢宏,妈祖神像矗立在山顶。庙前场地上停放着几辆旅游车,游客、香客寥寥无几。

穿过第一道门,我看见台阶两旁分布着缀有飞檐翘角的凉亭,还有生意人设立的小木屋。橱窗和货架上摆放着纪念品、小百货。最富地域特色的是海鲜干货,一位老板热情介绍着龙头鱼、目条鱼、白鳗鱼等做成的鱼丝,说是很美味的零食。

我买下一件雨衣披在上身,继续拾级而上,很快来到第二道门。两位头戴斗笠的妇人,在那儿兜售香烛、黄纸。我向她们打听这里有否乞丐,其中一人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大门口有保安,不准乞讨。计划受阻,我心情沮丧,极度疲惫,坐到凉亭里歇息。

天色灰暗下来,路灯开启。橘黄的光晕和朦胧的雨雾交错重叠,制造出迷离虚幻的境界。我有些恍惚,也许人总要回归现实。我转身下山。

下山途中,我遇到老李。他是专业乞丐,住在后山,正下山去买酒。简单聊了聊,我感觉他很和气。应我的恳求,他把我带进圈子。我随他从庙堂的左侧穿过一片尚未完工的建筑群,走一段磕磕绊绊的小路,辗转进入一座毛坯房。

房中有两个人见到我和老李进门,起哄说我俩是老相好。老李一再解释:“我们是半路上遇到的,一个女人不容易,就当帮忙吧。咱们可不能趁人之危……”老李上了年纪,看起来稳重踏实,我信任他。

屋里的人都喝了酒,借此御寒,他们酒后闲话更多。毛坯房没有门窗,风灌进来,凉飕飕的,外面雨势一阵紧一阵慢。我心里慌乱不安。

次日,天朗气清。老李向一位女老板要来开水,给我泡了一桶面。他对我很照顾。

女老板想知道老李是给什么样的女人送吃的,跟过来看个究竟。她高个头,皮肤白皙,气质不俗,福建南平人,我因此称她南平姐。据说她多年来专做旅游项目规划。

听说我昨夜和老李他们待了一夜,南平姐很为我担心。她给我买一床被子,并向旁边卖海鲜面的老板说情,让我夜间留宿在他们帐篷里。卖面的老板住在山下,白天上来营业,晚上收摊回去,我正好夜间可以帮忙看护家什。

南平姐说这山上装有监控,让我不要害怕,有事就高声呼唤她。我住的帐篷与她管理的“潮音洞”之间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直通码头连接妈祖祖庙,不过百米远。

早晨八点过后,陆续有人上山来。我鼓起勇气,坐到小路边,用葫芦丝反复吹奏《送别》《映山红》。我不会吹其他曲子。偶尔有几个人将零钱投进我的盆里,一天下来只有十几元钱。

头两天,我表演很用心,给钱的人少之又少。我感到疲乏、困倦,常常忘记谱子。老李他们只是反复说着那句“妈祖保佑你,平安发财”,却比我讨的多。我索性把葫芦丝装起来,学着说:“妈祖保佑你,平安发财!

很快,有人投钱了。

周边乞讨的人不多,老李、一个斗鸡眼男人、一个留长胡子的老头。我们一字排开,各占一个路段。老李坐在我下方的斜坡处,他把左腿的假肢卸下搁在一旁,用随身听播放着佛歌。

一个胖子背着铺盖卷,晃晃悠悠走来,在离我一米不到的地方停下,把被子摊开,坐在上面。

“老板,妈祖保佑你,平安发财,大吉大利。”胖子对路人说着,声音洪亮高亢,持续不断。来往路人被他吸引过去,一波接一波给钱。胖子稍稍停顿下来,找我搭讪:“妹子,不经常出门吧?你怎么不主动要,干坐着谁会给你钱呀。”可我拉不下脸来。

又有香客上山,胖子脱掉长裤,只穿着大裤衩,他腿上长着一个小肉瘤子。这天,他讨到了一百多元钱。

没人给钱的时候,胖子会找我聊天,说:“正月初一到十六最好讨钱,一些发了财的老板都是给大票,我半个月能要到一万多块。”胖子平时在晋江安海镇一带装扮出家人,用假证件去化缘。做法事时,他念的经连自己都听不懂,纯粹是糊弄人,不过月收入也能过万。

胖子讲解着自己的人生哲学:“干我们这一行,住酒店、大吃海喝是常事,给我再好的工作也不换呦。在这个社会,有钱就是好汉,只要不犯法,人家不管你的钱是怎么来的,只注重结果。”

看到有香客走来,胖子把自己的盆抖得叮当响,又多讨了几元钱。我看着自己的空盆,不由得气馁了:“怎么就没人给我钱?我真的不能劳动啊。

胖子给我出主意:“妹子,你的脸很白,穿得又干净,不像讨饭的。哎,这旁边有草木灰,你抹点到脸上吧。

“真的?这样能行吗?”我犹豫。

胖子忽然笑了。

“死胖子,你在戏弄我。”我这才反应过来。

“呵呵,傻女人!咋这么好骗呢。

我把脸转向一边不理他,也没心情向别人乞讨。随后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以后别跟我开玩笑。

胖子晃着一脸横肉,说:“妹子呀,一看你就没见过世面。其实你占了我的位置,我都没好意思说你。

“我怎么知道是你的,反正我就坐在这里了,哪里也不去。

胖子只是爱寻开心,并没有为难我。

这天下午六点,我和老李一起吃泡面。老李近两天的收益不错,我占着胖子的地方却要不到什么钱。

“香客给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放钱,每人都给一点,不过没有多少大票,再有就是随意,谁可怜就给谁,三十五十都有。”老李随后说他朋友即将“出山”,那人能唱歌,最会要钱。据说那人老家在山东,来湄洲岛十多年,有个女人跟他生活过一段时间,钱花得差不多却突然走掉。

次日,我见到了“山东”。他年龄大概50岁,脸膛黝黑,目光炯亮,架着拐、背着音响缓慢走过来,似乎有一条腿不好使。他扫我一眼,顺着台阶走下去。下面有一个小拱门,是上山的必经之处,他的固定地盘。

“山东”就位以后,有船舶停靠在码头,鞭炮声、锣鼓声响起,一只来自泉州妈祖宫的队伍走了上来。锣鼓队有节奏地演奏,穿着盛装的信众们款款行走,很有排场。“山东”拿起话筒开唱了。

这边不远处,南平姐也拿出扩音器,大声吆喝:“欢迎参观潮音洞,大人二十,小孩免费。

这批人过去,有一个旅游团抵达,他们统一着装、戴着小黄帽,领队挑着小旗。我也忙活起来,争取别人的施舍,重复说着:“妈祖保佑你,平安发财。”

偶尔有人给我几个零钱,他们脸上带着不同的情绪,同情、不屑或轻蔑。我不敢接触他们的目光,总是游离到别处,陷入沉思

年幼时,我得了小儿麻痹症,依靠拐杖才能行走,没有劳动能力。安徽老家的父母怕我嫁出去受气,为我招赘了现任丈夫。一双儿女长大成人后,我随着丈夫外出打工,曾经尝试进电子厂工作,最终因行动不便被解雇。丈夫的事业越发明朗,在莆田从事废铁收购,挣下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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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年轻时的丈夫

我不想当废人,开始写些文章,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出书。2015年,我有一篇文章登上了《福建文学》,儿女都支持我继续写作,以我为榜样,用心活着。唯独丈夫认为我痴人说梦,不支持我去北京找出版社出书的筹划。

来湄洲岛乞讨,不仅仅出于赌气,还因为我按捺不住内心的不甘与躁动。我让父母去到莆田,帮忙照看家中事务,父亲帮着丈夫干活,母亲在家里做饭洗衣。安排好这一切,我才出门,希望攒够前往北京的路费,不想用丈夫的钱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思绪游离时,老李走过来对我说:“‘山东’让我转告你,要用开水泡面就到他住处去,那儿还有厕所。

“山东”的租房孤立在小土坡上,四周是茂密的植被,顺着踩出的小路不难找到。我第一次去那儿时,“山东”与老李正在门前喝茶,旁边摆着几盆吐露芬芳的花卉。

此时的“山东”穿一身灰色休闲装,手腕有一串沉香佛珠,与乞讨时的他判若两人。他起身招呼我,原来此人离了拐杖也能行走,只是有点跛而已。那深邃的目光似乎能洞察一切,微微上撇的嘴角,有几分玩世不恭的意味。

站在房前,抬眼就能看到码头。夕阳的余晖中,湛蓝辽阔的大海荡漾着波纹。我不禁感叹:“真是个好地方,我都不想走了。

“喜欢就留下来,把这里当成家好了。”“山东”很豪爽。他递过两个煮鸡蛋给我,说天天吃泡面没有营养,身体会垮。我不好拒绝,接了过来。

离开前,我加了“山东”的QQ号,晚上回到住所上网,看到他空间里的文字,写得模模糊糊,可能与个人感情生活有关。

后来有一次,我和老李闲聊,南平姐凑过来提起“山东”,说到一些往事。“山东”对前女友宠爱有加。荔枝刚上市、价格很高的时节,他每天都买给她吃。女友要什么款式的衣服、首饰,他从不含糊,尽量满足。

南平姐还说,“山东”天气热时不出门,总是窝在屋里品茶、上网。由于他是最先来岛上乞讨的人,所以不希望出现太多竞争对手,曾经找人把与胖子一伙的阿三打跑。阿三回头来报复,差点把他的房子点了。

我笑着说:“怎么,他想成为岛主吗?

南平姐笑着说:“差不多吧。可现在信息这么广,想垄断,有可能吗?”她私下告诫我,“山东”脾气古怪,让我说话注意些,毕竟江湖险恶。

我无暇招惹谁,上岛七八天,连回家路费都没攒够,很是愁烦。岛上物资多数由内地运来,价格普遍贵些,早晨只好吃南平姐捎来的馒头、榨菜,晚上吃方便面。

时间长了,我经常流鼻血。我原本就气血亏损,血流得多了很心疼,我塞上卫生纸,试图止血。由于无处洗漱,我蓬头垢面,身上散发出汗馊味。胖子说,我样子很丑。

我焦虑不已,想离开。“山东”走过来问我讨了多少钱,我回答只有几元钱。“你是来讨饭还是来聊天的?我都为你着急。”“山东”口气生硬,我听了心里不舒服。

正当我想反驳时,“山东”继续恶狠狠地说:“既然出来了就不要顾脸面,装狼像狼,装虎像虎。鞋子袜子穿这么规整,谁会认为你是乞丐?你不是说自己的腿开过刀吗?把裤子卷起来,让大家看看,害什么羞。

我试着把腿暴露出来,让人看出我有残疾。果然,钱比以往多了。

胖子看我多要了钱,也紧张起来,对过往的人哀嚎:“可怜可怜我吧,我得了癌症,已经扩散全身了……”他躺在铺盖上,把长瘤子的腿伸直。这场景引人注目。一名女香客向他盆里放了一张五十元钞票,并双手合十默念些什么。胖子安静时,还有人小心翼翼上前查看,试探他有没有鼻息。

“哪有这么咒自己的?你就不怕真得癌症?”我心里鄙视胖子的行为。胖子不以为然,说:“死就死呗,去极乐世界也好啊。

我开玩笑说:“哼,你财迷心窍,整天骗人,死了是要投胎成畜生的,不是狗就是猪。

“山东”的音乐响起,有队伍上来了。大家认真起来,胖子也迅速进入角色。

胖子看到信众提着水果糕点走来,开口索要:“行行好,给点东西吃吧,我快饿死了……”

“等一下哦,我们祭奠回来给你吃。”信众很讲诚信,下山时真送来吃的给他,我沾了光也得到一份。

我的乞讨渐渐进入状态。南平姐的生意却似乎不太景气,她时常出来溜达,说赚的还没有乞讨多。她说等我离开的时候,免费请我去“潮音洞”里参观。妈祖祖庙三月二十三会有壮观的祭祀场面,我忽然想继续待下去。

“山东”有两天没出现了,听老李说他犯了病,他以前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天气那么冷,他敞胸露怀,唱得那么卖力气,一天能要到一千多元钱。这下累倒了,不划算。

我去看望“山东”。他在家里看电视,说休息几天就能好起来。老李也过来了,动手泡制“铁观音”。喝茶过程中老李表示,胖子明显影响了我,使我要不到钱。

“瞧他那副德行,就靠卖惨的招牌。”老李愤愤地说,“腿上只是长了个普通的囊肿,用笔故意涂成黑色。还留着长胡子,看起来年纪大,其实只有四十多岁。哎,为了要钱,什么招数都使得出来。

之后,老李让我最近小心些,三月十七会有例行检查,驱赶盲流和小商贩。为免影响市容,外来的乞讨者会被遣送至对岸,不许再回来。

“山东”说具体时间不好确定,也可能是三月十八,他说:“我过那边也不怕的,到时候花点钱找‘阴阳脸’送回来就是了。”“阴阳脸”是当地一名渔夫,脸上长着黑胎记,专靠偷运外地人上岛挣钱。

“还是躲着点好。”老李说,“要不是家里还有一个小儿子没成家,我也不想过这种生活。”他在老家当过多年村会计,腿残了才到处乞讨。

“山东”呷一口茶,说:“我刚开始在浙江普陀山混,那里乞丐太多,什么稀奇古怪的人都有。我心一横,在地上爬着要钱……既然选择这条道,就得把尊严放下来,要么干脆回家去。

“我们不偷不抢,也没有做坏事,不算丢人。”老李附和着。

“山东”新近又在网上谈了一个女友,河南驻马店的。他想着等女友过来,筹划做点小生意。他其貌不扬,头脑里却都是努力上进的想法。

说话间,老李去接了个电话,是外甥小金要来投奔。“山东”认为,孩子来了也不懂要钱,还得操心。老李说,小金不够精明,做别的没有门路,工伤失去双腿装了义肢,赔偿事宜尚未解决就离婚了,日子过得不像样子。

往后,旁边的胖子故伎重演,依旧挤兑我。有位阿姨投下十元钱,我连声道谢,她走出两步,回头看了看我,问:“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还没开口,胖子就先笑着说:“哎呀,她是假的,装乞丐呢。

阿姨摇摇头,走开了。

“你什么东西?整天在这里装病,我可从没有拆穿过你……”我怒火中烧。

胖子表明自己只是开玩笑,希望我不要生气。

晌午,来了两个我没见过的乞讨者。我跟胖子说:“那新来的大个子,长得魁梧壮实,断了一只胳膊,太可惜了。

“盯上了人家美男。”胖子揶揄我。

“你烦不烦。”我白了他一眼。

大个子旁边那人,长得像个瘦猴,贼眉鼠眼。“瘦猴”坐到我右边,眼见人们都把钱给胖子,沉不住气了,破口大骂:“他妈的,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死了也不能带走。

胖子装作没有听见。我不解,他往常嘴碎得很,这时对别人的挑衅无动于衷。

“瘦猴”骂骂咧咧,移到小路中间,故意把身上棉袄扯得稀烂,露出内里棉絮,之后蜷缩成一团,更加“专业”。每每有人经过,“瘦猴”就振作起来,拱手作揖或连连磕头。人们纷纷拿出钱给他。胖子待不下去了,起身离开,到码头去。

天将黑时,胖子心满意足地回来,他的铺盖卷还在这里。

胖子瞟了一眼“瘦猴”,说:“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一个老光棍,打架斗狠不要命。三年前,他一个同伙和保安发生冲突,愣把人家小保安下身踢废了,判了十几年,现在还在牢里。

“听说你朋友也很厉害,差点烧了别人房子,是真的吗?

胖子沉吟一会儿,回答:“是的。没发现老李和‘山东’都不搭理我吗,我们早就结下了梁子。说起来,你倒和他们走得很近哈。

我意识到自己多嘴了,不想卷入是非,于是跟他周旋说:“他们对我很帮助。咱俩不也萍水相逢,但你很关照我呀。”我暗自发笑,自己竟然这么圆滑。

胖子对我客气起来,说:“妹子,你安心坐在这里,哥给你腾地方,暂时先去码头。对了,提醒你一下,后天他们可能会来抓人,送过去就别想回来了。

我不假思索,说:“不是有个阴阳脸能把人偷运过来吗?你不认识?

 “什么阴阳脸?没有见过。”胖子摇头,说,“哎呦,饿死了,我要吃饭去。

老李携外甥小金,正往向这边走来。小金垂头丧气,显然和我一样,收入不多。他们喊我一起去吃海鲜面。考虑到每晚住人家帐篷,一直不去消费好像说不过去。于是,我跟着去,三人各要一碗海鲜面条,边吃边聊。

“那些香客把钱都给了骗子,他们真瞎啊。”小金义愤填膺。

老李没有要责怪竞争者的意思,只是训斥自己的外甥:“你别太死板,把盆举高点,别老是愣得像个木桩似的。

早晨八点过后,乞讨者们像往常一样分散在小路两边。新来的大个子与众人不同,他在面前放一个吃饭的白瓷碗,而不是破烂的盆。我很纳闷,这能盛多少钱呢?

临近中午,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在大个子面前停了下来,拿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大个子,然后拿走他的碗。

“这是什么情况?”我和胖子面面相觑。

老李后来与我解释,南方某地有一种传统风俗:若家中孩子体质虚弱,经常生病、不好养,就会买乞丐的碗盛饭吃,等于吃了百家饭,转运后能平安长大。原来,大个子早有筹谋。

“他们要的钱比你多,是因为他们每天五点会到山顶上去讨钱,一直到七点保安上班才离开。短短两个小时,却比你一天要的钱还多。”老李说这山上有323级台阶。我无法每天爬上爬下,心里琢磨着尝试一番。

这天,我起了个大早,把被褥收拾停当,朝山顶进发。我进入第二道门内的大广场,坐在台阶上大口喘气。这是祭奠时表演大型乐舞的处所,左右两边分别是钟楼和鼓楼。

祈福旗幡在风中飘扬,云雾飘渺之中有人若隐若现,原来是裹着花头巾的惠安女,环佩叮当作响。我看呆了,如同到了仙境。六时许,耳畔响起清脆的钟声,似有片片雪花飘落,定睛一看,香客在散钞票。

下山时,我遇上老李,他很惊讶:“你也上去了?钱不少吧?

我笑了笑,回答他:“可能不少,还没有来得及数。

老李对一旁打着哈欠的小金说:“你不能睡懒觉了,起早一点到上面去讨,要不然就白来了。”小金“哦哦哦”地应着。

不久后,我又一次去了山顶,很早就有做买卖的老板来抢头柱香。有人拿出一沓钱塞进“功德箱”后,又施一些给乞丐,出手大方。

正接着钱,保安队长站到面前,驱赶我:“赶快走,这里不能待。我只好下山。转头见到一名保安押着小金走下来。小金后来和保安发生了冲突。保安试图把小金赶到码头,小金不服,捡起石头砸保安,无人受伤,但这一举动激化了矛盾。保安扬言过后会收拾他。

没人料到这天保安会这么早上山巡查。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着,心里忐忑不安,保安一定会叫人过来报复。果不其然,保安带着七八个人气势汹汹而来,把我们存放在凉亭里的包裹被褥悉数扔了出去。

保安队长对小金左右开弓,打了几巴掌。先前受了气的保安还不解气,上去把小金推倒在地上,狠狠补上几脚。

老李悄悄打电话报警。警察赶来询问小金伤势,他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老李在旁边干着急。警察见事态不严重,撤了回去。保安回到各自岗位。

“你也不知道避一避,而且警察来了你应该躺在地上装作受伤,让他们拉你到医院去做检查。不是想讹钱,就是想出口气,挣回一点面子。他们凭什么这样打人。”老李指责小金,觉得他资历太浅。

吃晚饭时,小金买来面条,老李仍旧无法打开心中郁结,不肯吃。小金也吃不下去了,白搭二十多元钱。

我心情也极其不好受,想早点休息。这时,胖子和那个斗鸡眼男人来到面摊坐下,喝酒闲聊。“斗鸡眼”长久霸占码头,在那儿行乞。胖子买来一瓶“小糊涂仙”请他喝。看来要想闯码头,活络一下关系。

二人先是吹嘘自己骗人的伎俩,又说起自己嫖娼的事迹……我劝他们赶快离开,要是让面摊老板得知我容纳他们在此酗酒,我也住不成了。送走这二人,我很快迷迷瞪瞪睡了,接连做噩梦,惊醒后睡意全无。

“山东”重新复出。我们这伙人像蛇一样盘踞在小路上,“瘦猴”占据着路中心。

有个瘫子很费劲地挪了上来,看他不过二十来岁,灰头土脸的,眼里透露出怯懦之感。“山东”说这个年轻人是岛上土著,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孤儿。年轻人用手撑地慢慢挪动,挨近谁都会被骂一通。最后,他挪到我旁边,见我并不介意,就不走了。老李让我把他骂走,我不忍心,他便一直待在我身边。

接着,又来了一个卖唱的小女孩,一只空袖管在风中飘荡,黧黑的脸上布满灰尘。她跟前摆放着音箱和一张微信支付二维码,很多年轻人拿手机扫码给钱。估计这姑娘一天能要到五六百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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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作者在天安门拍照留念

转眼到了三月十七 。我担心被驱赶,坐车去“黄金沙滩”游玩避开事端。极目远眺,白浪滔滔,水天一色。海边有许多游客,有的骑着骆驼,有的驾驶沙滩车。海岸线上有一群忙碌的身影,那是岛民在收割海带。等回到原地,我得知这天并未有人来整顿市容,游客相当多,同行们都要到不少钱。

次日,大家猜想可能例行检查不了了之,放心继续乞讨。将近11点,我也松了口气。忽然,我看见熙攘的人流中,一个穿白衬衣的中年男人站到胖子跟前。原来,整顿市容的人穿着便装。

“哦,过来了,我这就走,这就走啊。”胖子像是在与熟人讲话,神态自若,随后开始收拾东西。

胖子顺从地跟着那人走了。

“怎么,还不走啊?拖也要把你拖走。要是动手,你可就难看了。”一个“便衣”对我说。

我也躲不过,被他们带下山,与其他人会合后,先是坐进一辆面包车,又统一被送到轮渡上。“山东”、老李、以及卖唱的女孩不见踪影,想是躲过了。我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狼狈的方式离开。

回家不久,“山东”打来电话质问我:“胖子那些人是怎么回到岛上的?肯定是你走露了消息。我最痛恨不忠不义的人,你出卖朋友,背叛友谊 ,卑鄙无耻,以后不准再来岛上了。”我脑袋有些眩晕,一定是胖子找到了“阴阳脸”。

休整几天,我带着乞讨得来的2000多元钱前往北京,辗转至皮村,想加入皮村文学小组。10多天后,没能找到出版社接纳我的书稿,我不得不乘车返回福建。

-END-

作者丨陈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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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8 10:5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7-15 07:04 PM 编辑

负债养100只猫的上海女人

 赵景宜 真实故事计划 201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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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我在上海一处街心公园小憩时,遇到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她蹲在地上准备猫粮,我很难不注意到她——一圈又一圈流浪猫把她围在中间。

我被眼前猫山猫海的场景吸引,盯着看了她很久,直到她有所察觉,转过头来发现我,问我:“你喜欢猫咪吗?逮一个回去。” 后来,我又接连碰到好几次她在喂猫,才知道她叫张小桃。

69岁的张小桃,走起路来总是急匆匆的样子。她样貌普通,个头很小,留一头黑色短发,时常穿素色立领衬衣,市面上早不时兴的那种样式,稍不注意,她就没在市井人群中。

算起来,张小桃在这里喂猫已经10年。这处街心公园面积不足半个足球场大,她在公司附近和家中也分别养着数十只猫,零零总总加起来,她喂养的流浪猫将近100只。

上海是中国养猫最多的城市,市民们对这种软萌的动物充满了喜爱,数据显示,全国十六分之一的猫都在上海。在这座巨型城市里,猫咪填补了人们内心的空白,伴随着繁衍生息。然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给人带来的变动,使得很多猫失去了庇护。张小桃喂养的猫都是遭人遗弃,或者是野合产生的

张小桃不是城市里唯一的爱猫人,很多人像她一样牵挂着这些城市缝隙里的生命。一位用鸡肉喂猫的中年女人说,张小桃很认真,“就像原来我们搞工作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猫’,可能是书,也可能是别的。”一个附近的街坊听闻我在记录张小桃的故事,他告诉我,猫之于张小桃是一种执念,代表她在牵挂、但又不可能完全填补的东西。

喂猫这10年,张小桃没有出过上海城。她是地道上海人,性格恬静,不喜走动。哥哥姐姐都在城里住,张小桃平日里素少探望他们,年轻时结交的姐妹一个接一个退休,其他人时常结伴各地旅游,只有张小桃不愿出去。她需要喂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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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张小桃镜头下的流浪猫

张小桃离开过上海。18岁到28岁,她最好的年纪碰上了知青上山下乡。张小桃插队到了安徽,先是在大山里劳作,然后调动到县里的国营工厂,担当流水线的女工。等到返城回到上海,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如今,她再也不会离开上海,这100多只流浪猫将她捆绑在了这座城市。上海放逐了这些猫,让它们流浪四处,而她决定做点什么。

1968年,是中国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潮的开端。那之后,上海城里,有超过60万年轻人被送出城外,辗转到江西、安徽、云南、黑龙江等地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我赶上了一片红。”张小桃说。那一年,张小桃临近中学毕业,跟随浪潮被送到了安徽农村。

蝴蝶就这样煽了煽翅膀,抹去了张小桃原来的命运:她本应在前一年中学毕业,和离开上海的命运擦肩而过。

比她早一年中学毕业的同学,大都分配到了上海的工厂上班,最不济的,也都留在上海,过着城市生活。张小桃望得见这些,她的时钟只耽搁了一年,命运因此就走了截然不同的路。

1968年夏天,张小桃跟十几名女知青搭火车到合肥,之后转大巴到插队的农村所在的深山旁,徒步穿过深山密林,在大山深处成了一名插队知青。起先,张小桃哭了半个多月,她讨厌那里的闭塞,村民在她眼中淳朴却无知:“他们连煤球都不知道,我就想着,以后从上海带个煤球回来给他们看看。”

在安徽农村,她成了一个在全无生存技能的人。她每天硬着头皮出工,不懂种田,连学挑担都磕磕绊绊,挣的工分远不够糊口。那阵子张小桃给家人写信报平安,寥寥几句,最重要的是要钱:“一个工分只有1毛2,平日要向农民、供销社买鸡蛋、豆腐,不够用。”有远在上海的家人供养,她肯定熬不下去。

等到1972年,张小桃被县城一处军工厂选中,调出生产队,成了机床车间里一名流水线女工。虽然工厂也在山里,但那是个全厂职工1000多人的大单位,这让生产队里的知青们羡慕不已。同寝室的4个小姐妹特地从村里搭车到工厂看她,在她的新宿舍住了一晚。张小桃招待她们去食堂吃了一顿。

短暂欢喜过后,张小桃重新回到日复一日的劳作中。瘦小的她成日与笨重的模具打交道,终于在一次更换一台磨损的砂轮时,徒手搬运20多公斤的物料途中,不慎扭伤了腰。腰伤久治不愈,工厂只能调她去做不费体力的岗位——电话调度员,又同意她申请病假回上海治疗。

回到上海,张小桃才知道,那个20多公斤的砂轮,造成她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末梢,连带着,左小腿的肌肉有了萎缩迹象。

那时的世界在悄悄变化,政策松动后,公社的几个小姐妹以知青身份陆续回了上海,在上海找到单位落档、上岗。张小桃不同,她入职工厂时已算上岗职工。想回上海,她只能先退回农村恢复知青身份,又或者在单位等待退休。

没有人教张小桃该怎么做,退回知青再回上海,操作时间长,唯恐夜长梦多:“搞不好不仅丢了工作,还得一辈子在安徽的公社种地。”这么一想,她不敢冒险,决定按兵不动。

眼见当初留在上海的同龄人、1974年到1975年间申请回沪的小姐妹,还有家中的兄姐都在上海有了各自的事业,张小桃渐渐变了想法——回到家乡上海的希望渺茫。她开始一延再延病假,不想回到安徽工厂,仿佛在上海呆久了,她也能拥有与大家相似的前程。

期间,安徽的单位见她久病不归,多次通知回安徽,“做个了结”。家里人劝她接受现实,安稳在安徽工作到退休。1978年,28岁的张小桃最后一次坐火车去了安徽,以身体丧失劳动能力”为由申请办理了病退。

张小桃在28岁这年,成了那家工厂里最年轻的退休职工,这是最快的办法,也是最糟糕的办法。

回到上海的第9年,张小桃的第一只猫出现了。1987年,她37岁,尚且未婚,与母亲、姐姐和哥哥同住。他们的家,是一栋三层老楼房,位于上海重庆南路和淮海中路交界,走到老弄堂深处便能寻到。

由于已经登记退休,回到上海后,张小桃再无法与任何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失去办理五险一金的资格,收入也一直在最低标准线上挣扎。

她辗转于市井之中,在小商品市场当帮工,在邮局当过一段时间征订员。有段时间,她在家中一楼沿街开辟店面,拉朋友一起开了间面馆,她负责烧浇头,生意不错。

那只猫就出现在张小桃开面馆的时期。它原本是外甥女的宠物,小姑娘把它抱回家后,很快丢失了新鲜感,那只猫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原本,那只小猫应该被抛弃,加入上海街头数以百万计的流浪猫群。好在张小桃整日在家中,小猫就交给张小桃喂养,和被抛弃为流浪猫的命运擦肩而过。它尚未有名字,张小桃见它活泼,便取名“小老虎”,算是接纳了它。

接纳这只小猫时,张小桃正处于心灰意冷的状态。她爱上了一个上海男人,对方有着跟她类似的遭遇,户口也滞留外地,因着相似的时代际遇,张小桃感觉与他惺惺相惜。加上多年来她没有户口,打过多份工,对配偶是否有上海户口,反倒没什么执念:“我觉得他脾气很好,也会做裁缝,尽管没工作但说不定能靠着糊口。”

张小桃带男人回家,可母亲和兄姐嫌弃对方没有上海户口,不同意他们结婚。张小桃拗不过家人,只能作罢。两人分手后,母亲和小姐妹热心给他介绍了多个“朋友”,条件都好,都有上海户口。张小桃一一回绝了。

“小老虎”这时出现得恰是时候。面馆打烊,人群散去,张小桃鲜少出门,就窝在店里休息。“小老虎”总喜欢跳到她膝盖上,自顾自打盹睡着。知道她去烧猫食,“小老虎”便跟在她脚边蹦来蹦去,欢喜得不得了。

“小老虎”总能消解张小桃的不快乐,张小桃难过时,它会焦急地对着女主人一通“喵喵喵”直叫。“我也忘记了,当时因为什么事不高兴。但看到猫,就觉得好多了。” 张小桃说。

搁浅的婚事,在张小桃40岁那年有了转机。母亲终于同意张小桃与那个没有户口的上海男人结婚。1999年,三层小楼所在的地块拆迁,张小桃关了面馆,到邮局做了几年征订员。直到今年69岁,她还在工作。

档案中的张小桃,她在28岁那年退休,工龄永远停留在9年。这远远不够上海养老保险最低缴纳年限,许多医疗保障内容也与她无关。她和上海的关系还是太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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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张小桃所在的街区

张小桃的家,距离她喂猫的公园距离不到500米。那是一处公屋,面积并不宽裕,打开门便是厨房,挨着约两平方米的卫生间,再往里走,客厅极小,剩余的空间被隔成两件紧凑的卧室。儿子住稍小的一间,张小桃和丈夫的卧室稍大,放下一张沙发和一张小桌子后,便格外逼仄,在里面走动不小心便会碰倒东西。

紧凑的屋子没有挤压出更为亲密的家庭生活。张小桃性格寡淡,丈夫老张、儿子也是如此。张小桃到邮局工作后,丈夫也到外地谋生。孩子很长一段时间,都借住在张小桃姐姐家里。

我问张小桃,自己大部分工资用来喂猫,也没多想着孩子,会不会有些愧疚?张小桃轻描淡写地回答:“不会,因为我为这个家劳动了,不会不好意思。”

后来她又给了我另一个答案:“儿孙自有儿孙福,我和老张年纪大了,他以后靠不了我们,早点知道生活艰辛,也好。”

2017年,张小桃的儿子从北京辞职回家待业,之后每天关在房间里学习电脑绘图与建模,说两年后再回北京谋生,现在两年已过,夫妇俩也没有多问。

晚餐时间,儿子独自在房内进食,夫妇俩窝在客厅一张小桌旁进食。几无交流。张小桃更多时候边夹动吃食,边用平板电脑查看各类爱猫群和救助群的信息。她不时放下筷子,敲字回复信息。

与收养来的7只猫咪相比,丈夫与儿子更像是局外人。

每个工作日上午接近11点,张小桃从家里出来,走到街口等去往单位的公交车。

张小桃下车的地方距离黄浦江不远,那是一栋上世纪90年代竣工的公寓大楼,看起来有些破败。现在,张小桃就在临街2层的证券公司当保洁员。

原本,张小桃一个人打两份工,连带证券公司相邻公寓的保洁也一并包揽。两座公寓大楼通过一条天井式的过道连接,过去,张小桃在天井里收养了许多流浪猫。那时候业绩景气,证券公司的食堂时常留有剩饭,张小桃觉得浪费,便想办法招呼附近的流浪猫来吃。

其实,招来流浪猫并不费力气。上海这座城市的街头,多的是无人看管的流浪猫。它们游荡在城市最为人忽视的空间,长时间处于饥饿、疾病与无主的状态之中。长期以来,上海一直在试图平衡这座城市与数量庞大的流浪猫狗的关系。

张小桃接管了其中的100多只流浪猫。起初,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猫从下水道钻进证券公司所在的大厦,吃猫粮,躲避风雨,在这里睡觉。有只患口炎的猫,张小桃特地给它留了一间挨着过道的办公室,下班时留一个窗子,晚上猫咪跳进了睡觉,白天有人时就溜出去。

你问张小桃喂猫的理由,她只会告诉你:“舍不得猫咪没有吃的。”为此,她坚持从每月并不多的工资里省出钱来,购买99元每20斤的猫粮,喂养这些流落街头的无主宠物。她记了帐,每月她需要耗费约230斤猫粮,花费近1140元。今年夏天,张小桃又打电话给姐姐,问能不能每月给她200块钱:“喂喂猫咪呀。钱实在不够了,你就当作作功德。”姐姐答应了。

即使在证券公司业绩不景气,食堂取消后,张小桃依旧无法抛下这些无主的动物。于她而言,它们并不只是消耗剩饭的工具。再没有一种动物,像这些流浪猫一样契合她前半生的经历了。

它们的主人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不断搬迁,当人类为维持体面自顾不暇时,不少人便顾及不上陪伴身旁的宠物猫。这些宠物因此流落街头,成了上海扩大城市化过程中,被牺牲驱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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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公园一角的流浪猫

每过一段时间,公园的草丛里就会有小奶猫探出头来,那是流浪猫又生崽了。

为了减少这些出生即颠沛的生命的诞生,最近几年,张小桃开始自费将流浪猫抓去做绝育手术。然而,比起自然繁衍与人为遗弃的速度,张小桃的绝育计划如西西弗搬动石头般徒劳。

张小桃最怕碰到路边单独摆放的纸箱。多年过来,她知道里面大多装着被遗弃的宠物,它们最终都成了流浪猫狗。

有一天,张小桃又在公园里捡到一方纸箱,里面是只“品种猫”。她想不通为何这样的猫也会遭到遗弃,只觉得这只小美短还有免于流落街头的希望,便抱着盒子,沿街一户户问铺主和路人:要不要领养这只小猫?

家人希望她不要在流浪猫身上花这么多心思,周遭的人变着法劝阻她,路过的陌生老人看她辛苦喂猫,关心她说:“自己也要照顾好身体啊。”张小桃不客气地说:“你不要管!”在安徽一起下乡的姐妹们说,张小桃在流浪猫身上找到了慰藉

学佛的朋友告诫她:“太过亲近流浪猫,以后会去畜生界”。张小桃不知道这辈子过成这样,还能通过怎样的方法获得好命,喂养好这些猫,行善积德,或许下辈子就能生在一个好人家里。

最后,她在一家咖啡店为那只名贵猫找到了主人。“终于得救了一只。”张小桃说。她时常记挂这只与颠沛命运擦肩而过的小猫,每次经过咖啡店,都会特意看一眼它在不在店里。

*本文中张小桃为化名

-END-

作者丨赵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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