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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遗体捐献纪念墙上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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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4 08:30 PM |显示全部楼层








遗体捐献纪念墙上的一家人

2019-05-14  袁凌  大家
作家,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县,著有《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等书。


导读

顾颖反应过来,说我这个情况,也不可能成家有后代了,到时候也捐献了。只是不晓得那时候纪念墙立到哪儿去了,和妈妈得不得在一块上面。




在那块捐献纪念墙上,我找到了顾叔叔的名字。在2016年度的最底一排,和别的名字一样是烫金的,但并不显眼。

这是重庆的南山,墓地在山顶下面一点,高大的黄色楼阁,看上去像是宫殿,树林下是密麻麻成排的墓碑。遗体和器官捐献者纪念墙在火化厅后面的一块小广场上,四五块围成一个半圆形,每人一个名字,不需像骨灰那样占地方,又能留下一个标示,这正是李阿姨和叔叔签字捐遗体的动机。“反正买个地方睡起也贵咯。”

捐器官的人名字在正面,位置比较宽敞。顾叔叔因为是患癌症身亡,器官没有用,只能捐遗体做研究,所以名字在背面,位置要挤得多,就快写不下了。李阿姨说,这两年捐遗体的人多起来了,以后会在南泉另外立墙,你顾叔叔算是运气好,留在了这里,每次去看他不用跑路。等到我去世,名字就要去南泉那边了。到时候顾颖要是去看的话,要两头跑了。

我问能不能夫妻写在一块,李阿姨说那不得行,不能搞特殊。

李阿姨和顾颖来看叔叔的时候,就是带一束花,不用烧纸钱上香,毕竟只是一个名字。大约献的花很快就会有人收走,我在纪念墙下面没有看到花束。

顾叔叔过世一年多了。我是从顾颖的朋友圈,发现叔叔已经去世的。后来联系李阿姨,她正在处理丧事,只是简单说了两句,人声音有些变。当时也没想到她是这么安排的。过了一段时间,李阿姨发信息给我,讲了叔叔走的详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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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去世在CT台上。那天清晨,阿姨像八年多以来一样陪叔叔打的去医院做透析。上车时叔叔的步子是乱的,阿姨想到那几天叔叔在家喜欢拉上窗帘,呆在黑暗里,心里有些不安。叔叔一起做透析的病友几乎已经全部去世了,去世之前大都喜欢这样呆在黑暗里。天色还没大亮,叔叔坐在出租车上,望着外面街道的灯火,目光有些说不出的淡漠,空洞,像是眼神里什么也没有,或者是在很远的地方眺望。手也是冷的。李阿姨当时觉得,叔叔的手虽然就握在自己手里,人却离得远了。结婚50多年来,从没有过这种感觉。

到了医院,阿姨看叔叔实在迈不动腿了,让他坐在急诊室外的一张条凳上,自己去找轮椅。到了CT室,手指已经乌了。阿姨扶他走上两步台阶,在CT床上躺下,手放在头上,护士按部就班做检查,阿姨先出了房间。做完阿姨进去,护士正在往本子上记录结果,叔叔躺在台子上不动。

阿姨凑近一看,叔叔的眼仁向上翻了两翻,人没了意识,发了一下呆,回过神告诉护士,护士大吃一惊,立刻抢救,可是已经来不及。叔叔的眼仁向上翻了两圈,舌头伸出来,又缩进去,口吐白沫,然后眼和嘴都闭上,过去了。

医生也来了,让阿姨看叔叔的CT片,说肺上布满了棉絮一样的东西,已经看不到肺了,造成叔叔呼吸衰竭。让阿姨看的意思是医院没有责任,阿姨也没有去追究,叔叔透析以来,活过的年头已经远远超出预期了。叔叔没有死在肾衰竭上,也没死在鼻子上,最终是死在肺上,这也是没想到的事。

我十五年前认识阿姨一家人的时候,叔叔的肾还没问题,但鼻子已经查出基底细胞癌,动过一次刀,使他的鼻梁看起来有点扭曲。在一张周正的大脸上,显得有些奇怪。

叔叔当过铁路局的机务段长,当时退居二线当职业学校的书记。他并没有到退休年龄,退居二线是出于人事原因,挤兑他的还是从前最好的朋友,换成了那个人升副局长,这使得他的心境变得有点坏,鼻子也跟着坏起来。李阿姨却不觉得叔叔非要当段长或者再往上爬不可。她是铁路局学校的教师,当时已经病退,喜欢文艺方面的东西,叔叔对此一窍不通。

阿姨家那时在沙坪坝北站附近有一套大房子,其实卫生间比较小,主要是客厅很大,家具都按阿姨的口味,布置成仿古的样式,坐下来很舒服。窗户下面放着顾颖的钢琴。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身体很好,特别会烧菜,有时吃过了婆婆烧的菜,在长条椅上坐下来,听顾颖弹琴。阿姨说,怀顾颖的时候老是生病,吃了些抗生素,顾颖的智力大约受了影响,没考起好大学,从小叫她学个钢琴,在幼儿园当音乐老师,算是有自己的一碗饭吃。顾颖的钢琴是八级,《献给爱丽丝》或者《圣母颂》这些弹起来都没问题。

有时顾颖弹的是苏联的民歌,这也是阿姨最喜欢的,《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弹《山楂树》的时候,阿姨让我和顾颖二重唱,我唱到“吹乱了青年锻工,和木工的头发”这一句,“的头发”的重音位置总是唱不对,顾颖弹到这个音节时,就回头看看我,笑一下,领着我唱过去,慢慢也就会了。这间大客厅的回响效果似乎很好,我们的歌声在琴声烘托下,也变得动听了。

还有一首歌是《小路》,以前我没有听过。唱这首歌的时候,阿姨会出神。她和叔叔是高中同学,叔叔高两个年级,毕业招工到了陕北,她想叔叔了,会哼这首歌。第二年文革了,可以免费串联,阿姨就自己搭火车去延安找叔叔,走了很远的路,车上很挤,路上很乱,最后在延安下面一个小站找到了,叔叔很吃惊。那时候陕北下着雪,她走去小站找叔叔的时候,雪地上留下了一溜脚印,和《小路》里的情形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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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讲这些的时候,叔叔不出声,就像对这件事不置可否。他一直不怎么说话,但并不严厉。有了空闲时间,他披着一条毛巾坐在电脑前炒股,偶尔出门打麻将,这是阿姨尽力限制的。她担心的是,叔叔退居二线后身体越来越胖了,又不喜欢运动。运动是婆婆和阿姨每天要做的事。

谁也没有料到,叔叔的问题最先出在鼻子上。开始是长了一个小疙瘩,有点不舒服,一直消不了,去医院一查,竟然是癌,还好叫基底细胞癌,一般不转移,是癌里最轻的一种。原来才知道癌症还有这么多讲究。开了刀之后,叔叔多鼻梁一侧就有点下陷,好在不明显,叔叔也知道了自己的病,开始有点受吓,后来也好了,恢复了日常的习惯,只是医生让他少熬夜,麻将更要少打了。这样一来,阿姨在和叔叔的麻将拉锯战中就占了上风。

叔叔的鼻子有几年没有大碍,闹腾了一下安分了,让阿姨操心的是顾颖的婚事,完全始料未及。

阿姨觉得叔叔和自己在文革期间读书,都没有好好上过大学,文化低,顾颖也没上过大学,家里缺个文化人,最好是研究生。满足了这个条件,其他似乎都可以敷衍。最后终究找了个重庆大学的研究生小邓。

小邓来自农村,家境贫困,阿姨觉得这不是问题。但是小邓和顾颖一样性格内向,两人结婚后相处得不好。我在那座大房间里见到过两次小邓,总是沉默寡言,似乎比我更显局促,只是埋头玩笔记本电脑。这个电脑是顾颖的结婚礼物,顾颖自己不怎么玩。两人几乎不说话。有一次小邓对顾颖说,他感到在这间客厅里,自己低人一等。阿姨之所以愿意他当女婿,一个是顾颖自己条件不太好,一个是看重他身上的研究生皮皮,“没有这张皮皮,我就啥也不是”。阿姨听到这话很生气。

更成问题的是小邓的身体,阿姨觉得这是她最大的失误,没想到小邓有一种骨髓瘤方面的毛病,治不好,而且体弱导致性功能不正常。小邓和顾颖一直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顾颖也反应很迟钝,后来阿姨问顾颖,从吞吞吐吐的回答里知道了这个,大吃一惊,去给顾颖检查身体,子宫都受损伤了,阿姨真的后悔了当初的决定,要求顾颖和小邓离婚。

小邓看起来人本分,这上面却很不好打发,说阿姨一家人欺负他,起诉到了法院,结婚买的房子,房本上写了他的名字,其实全是顾颖这头出的钱,为了去掉小邓的名字,赔了他二十万块钱,另加十五万治病费用。顾颖恢复了单身,但有了严重的妇科病。

顾颖结婚之后,叔叔和阿姨都退休了,在距离市区二十多公里买了个带阁楼的度假小区式房子,特意要了顶层带天台的房子,可以种花草;小区有温泉,饮水是从山上拉来的,还有一个人工湖。沙坪坝的老屋由婆婆居住,她眷恋老地方,可以就近跳广场舞和上教堂,不肯搬走。后来婆婆去世了,大屋子就卖掉,以后北站那一片又拆迁了。

顾颖一个人在小龙坎住,后来在那边又谈了个对象。这一次阿姨没管,只要顾颖自己愿意。对方是个包工头,离过婚,顾颖和他也就是搭搭伙,谈不上样啥子感情,后来也没结婚,因为怕再引起经济上的问题。在这期间,顾颖的妇科病进一步恶化,转成了宫颈癌,连子宫一并切除了。做手术期间,那个包工头也没来过,就算是分手了。

在顾颖离婚期间,叔叔的鼻子再次发病,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之后鼻梁全然塌下去,有些破相了。看上去倒是温柔了一些,像个老太太。

在水天花园,阿姨在屋顶天台种了几大架葡萄,秋天收了葡萄自家酿酒。早晨起来在湖畔散散步,向附近的农民买小菜,有时也去山上走走。只是叔叔又发现了肾萎缩,而且他不按医生的吩咐,偏要打麻将,觉得自己反正是病,不如先乐乐。不让打还要发脾气。阿姨管不了他,“反正我自己要弄好,心情快乐些,这几年的事太多了,我再垮了还得了”。她微笑地说。

叔叔的肾病越来越严重,患上了尿毒症,不得不透析。阿姨觉得是他的麻将打出来的。接受透析之后,叔叔真的怕了,不再去熬夜打麻将,也跟着阿姨早晨散散步。脾气也不再那么急躁,或许是跟着身体一起衰弱了。麻将没有了之后,股市也熊得很,叔叔的爱好转移到了电视,各种节目都看,每周固定去医院透析,输液,手臂上扎出了密麻麻的针孔,后来在手上埋着针头。人体质太虚,睡觉的时候要出盗汗,有时明明是很薄的丝棉被子,叔叔也嫌重了。

透析了好几年,还好叔叔是百分之九十报销,不然加上顾颖几场病的花费,全家要拖垮了。看起来叔叔这个病壳壳还经事,不料又换上了肺癌,也有可能是基底细胞癌动了几次刀,诱发了转移。这次没敢告诉叔叔,可是他自己明白。顾颖的日记里记着,有一回在医院听医生说,热水泡久些可以杀癌细胞。那天回家,叔叔洗了两个小时的热水澡。“爸爸聪明。”顾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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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叔叔得了肺癌之后,由于全身到处是病,动这头伤了那头,只能用生物疗法,治好的希望很小了。阿姨打算给顾颖办个病退,不用到学校上班,母女就能呆在一起。找了一些关系,跑了不少的路,在叔叔过世那天,刚过四十岁的顾颖病退手续批了下来。“其中有天意。”阿姨说。如果叔叔去世了,有些路子未必还通,病退就不一定办得下来,毕竟年纪不大。

叔叔去世以后,母女俩住在一处,阿姨的心情不好,顾颖陪着她出去旅游,大约过了一年,心情渐渐平复了。那天两人到北京来旅游,见到了我。说到捐献遗体纪念墙的事,我问顾颖,你的遗体捐不捐?顾颖神情有点变,说我还这么年轻,捐啥子遗体嘛。我说是等你老了的时候。

顾颖反应过来,说我这个情况,也不可能成家有后代了,到时候也捐献了。只是不晓得那时候纪念墙立到哪儿去了,和妈妈得不得在一块上面。

说到这儿,她露出了一点微笑,在国子监飘着落叶的街上,和阿姨倚得紧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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