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6是过劳时代的普世价值

源济

996是过劳时代的普世价值

2019-05-19  刘柠  大家

作家，艺术评论者。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等。

导读

我们置身于一个万劫不复的过劳时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根本就看不到出口在哪儿。

最近，马云关于996的一席话引爆了舆情，以至于那几天一开手机，前五条都与996有关。可是，996问题既非自马云谈话起，也不会因马云谈话而强化，或者弱化。明天，太阳照样升起。前一天刚996过的人们，今天复蹈996的节奏，明天后天大后天，仍将996下去，谁也拦不住，这是时代的大概率。

近数年来，中国出版界刮“东风”，日版中译夥到爆，且快得几乎已到了与日文原版同步的地步。最近的一个动静，是新经典策划引进的岩波新书。岩波新书秉承“用新知哺育读者，以学术介入社会”的出版理念，一向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如果你从位于东京神保町西南角的岩波图书中心，索取一本免费的岩波新书出版目录的话，真可以看到整个一部战后社会史。

我因为多少了解一些岩波新书的历史和文化，曾应邀录制过一个短视频，并先后参加过其中两种书的出版活动，第一本就是《过劳时代》。记得2018年底，我在该书的出版会上乌鸦嘴道：“岩波新书落地中国，第一辑不是10种、12种，而是13种，且竟以《过劳时代》为开端，也许是一个微妙的隐喻……”

《过劳时代》，（日）森冈孝二著，米彦军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1 月第1版。

岩波新书对过劳问题的关注，实非一日之寒。

2010年秋，另一位过劳问题学者、著名律师川人博先生带一群东京大学的本科生来北京做文化交流，笔者曾应邀做过一场关于中国都市报现象的讲座，并受赠了川人博先生的著作，即岩波新书中另一种过劳问题力作《过劳自杀》。

此著于1998年出版后，十年中印了12刷。2014年，又推出第二版，足见日本社会对过劳问题关注之切。川人博先生作为劳动问题律师，从法律的角度，着眼于过劳问题中最极端的状况——过劳自杀问题，借用《日本经济新闻》上刊登的书评中的表述，他以来自劳动现场的一手数据和案例，描绘了一种“令人恐惧的现状”。日本是全球公认的过劳大国，据统计，在每年多达两万数千例的自杀案例中，与过劳有关者逾千例。自1997年10月，电话热线“过劳死110”开通以来，平均每天接到146件咨询，其中约有60件，最终发展成自杀既遂。

《过劳自杀》，川 人博著，岩波书店2008年12月第12刷。

2002年，“karoshi”（过劳）被收入《英语牛津辞典》（在线版），被看成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对国际社会几例有限的“文化输出”之一。

日本缘何成为过劳大国？除了历史和经济原因之外，也有社会与文化原因。前者似无需过多诠释：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所谓的“后发劣势”，以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血汗工厂曾经是长期标配，以至于《哦，野麦岭》和《女工哀史》式的故事，在一部普罗文艺史中俯首皆是。

战后初期（1947年），虽然出台了《劳动基准法》，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但企业通过与工会或可代表工会的过半数员工代表签订所谓“三六协定”（即针对《劳动基准法》第36条，关于非正常上班时间及节假日工作的劳动合同），轻易便绕过法律，开了制度后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劳动方的这项合法权利。可以说，日本被称为“过劳地狱”的种种社会现实，均与此“魔鬼程序”有关。

近年来，还有一个日文词逆袭中国——社畜（shachiku），且乘马云“996谈话”效应，急速升温。

一般人会以为，“社畜”是一个传统的日文语汇，但说起来却是一个蛮新的词，是“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产物，2009年前后，才开始在社交媒体上频密出现，语源系上班族出身的作家安土敏的一本书《日本上班族 通往幸福的处方笺》。

这个显然源自“会社”和“家畜”的造语词，在和英辞典中，被译成比较中性的“corporate slave”，却难以传达那种对战后，特别是高增长期以降，诸如“会社人间”“企业战士”等正面价值取向称谓的辛辣反讽。

“社畜”们以极低姿态的自黑，表达了一种对会社文化的腹黑，背后是对种种现实社会政策的唾弃，同时冷静地接受了重新阶级化的社会现实。

在“996风潮”中，国人借“社畜”来发泄自己的种种不遇和悲情，但对这个词在中日文语境中时间与概念的双重错位，却习焉不察，或故意视而不见：日本的“社畜”，其实就是曾几何时的“企业战士”，而中国的“社畜”，则基本相当于日本“企业战士”时代的上班族。

日本“社畜”，成长于“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二十年”，与所谓“平成废柴”是同一代人。这些人生在现代史上最承平的年代，受过良好教育，与父兄们一样，一路过关斩将，以新卒（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光鲜面孔进入公司。可与父辈不同的是，社会环境变了，经济持续萧条，待遇下滑，多劳少酬，甚至劳而无酬。

虽然写字间里的照明开关仍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带关闭，但平成入社的雇员们却无法像父辈们那样，每月加了80小时的班，在提交给人事部门的Time Sheet上就照填“80h”。到了工资日，公司自会按照加班日的区分（平日、周六日或节假日），支付给雇员以小时工资的1到1.5倍，直至3倍的加班费。除此之外，月度有月奖，年度有年奖（分年中奖和年终奖），在年功序列的框架内，一旦升入管理职，身份上便从“劳动方”变成“资方”，虽然加班工资被取消，但职务工资的涨幅会涵盖，甚至大大超过区区加班费的“牺牲”……那个时代的稀松平常之事，今天听上去竟像是励志传说。

据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的研究，战后日本的经济结构其实源于战时的“1940年体制”，即官僚主导型统制经济（后发展成通产省模式）。美国历史学者约翰·道尔（John Dower）在谈到日本企业时曾指出，只有索尼（SONY）和本田（HONDA）是完全诞生于战后的企业，今天日本的大企业绝大多数是战时，在政府的扶持下，靠军需生产快速成长起来的。导演宫崎骏的父亲是实业家，战时是拥有数千名从业员的飞机零部件加工厂的老板，为军用机制造商中岛飞行机公司提供产品，而中岛飞行机则是电机制造业巨头富士重工的前身。同样的经济结构，从战时到战后，从高增长期到泡沫期，直到泡沫破灭后所谓“失去的二十年”，一路过渡下来，一成不变的是公司体制，而最大的变化则是雇佣形态：今天的日本，已从被西方人戏称为“日本株式会社”，由清一色上班族构成的“一亿总中流”，豹变为非正规雇佣的派遣雇员占就业人口四成的“下流社会”。

这就是为什么从“脱Sara”（日文“脱サラリーマン”的简略说法，意为“脱离上班族”），到“社畜”，到“过劳死”，在晚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渐次出现、固化，并成为流行语的缘故。直白地说，就是“下流社会”的扩大和归结。

在企业组织中，派遣雇员是最底层，同时是“部外者”（日语，局外人），所接触的公司情报有相当限制，且因其并不在企业的年功序列轨道上，到点打卡下班是顺理成章，甚至没有加班、当“社畜”的权利。

而日日加班的正式雇员，如仍能像其父辈们那样，轻易便拿到相应加班费的话，也是并不以为苦的——虽然加班是残酷的，但只要劳有所酬，至少在心理上有所补偿。

可在一波接一波裁员、减薪的压力下，职场的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无薪加班成了家常便饭，且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白领的职场早已溢出了写字楼，东京横滨等大都市的咖啡厅和电车上，随处可见打开电脑，旁若无人地处理事务的白领。

据另一位长期追踪调查过劳死案例的《朝日新闻》记者牧内升平，在其新著《过劳死：工作比命还重要吗》中披露的数据：如果把1997年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平均工资作为100的话，那么到2018年，瑞典的平均工资为130.9，法国为127.7，美国为115.3，而日本则变成了90.1——就是说，过去二十年，在OECD国家中，平均工资呈负增长的只有日本。

可以说，正是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硬是把曾几何时的“企业战士”逼成了“社畜”。

可是，东洋“社畜”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连这个自黑到家的称谓都能输出，而且输入者竟然是移动互联网大国中国的IT业巨擘，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有些“矫情”。如硬要加以类比的话，也许“企业战士”反倒更契合中国当下的语境。而这，也许正是马云的道路自信之所在：

“我个人认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996，你什么时候可以996？你一辈子都没有996，你觉得你就很骄傲了？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请问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

我个人认为，马云确实是有这个自信的。毕竟过去十五年来，IT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牵引车的角色，那些日复一日，在中关村和大望京的IT公司里默默实行996的软件架构师、系统工程师，很多来自硅谷，今天中国移动互联网经济的繁荣确实为他们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待遇也相对优渥，即使996，也并非无薪加班。但或许是太自信了吧，马云一番话的确讲得不够高明，给人以居高临下、一厢情愿的语感，成功学色彩过于强烈，只有道路自信而无文化自信，网上的舆情，多少也与其强势的话语方式（而不尽是内容本身）所引发的情绪性反弹有关。

反观“社畜”发祥地日本，同样是旨在使雇员踏踏实实地安于996的劝诱，技巧则高出不少，甚至高到令听者全然不会意识到劝诱者的技巧、方式问题，那种温良恭俭让的语感，那种循循善诱、简直像要把你层层包裹起来的道德劝勉，真由不得你背过脸去。

美国学者罗伯特·N·贝拉（Robert N. Bellah）认为，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在于德川宗教，而德川幕府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道德劝勉。如管理五人组（德川时代由五户家庭组成的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自治组织）的规章中，便有对勤奋、敬业及珍惜时间的劝告。这也是并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武士阶层反而以其经济伦理对直接参与者（町人、职人、奉公等）的道德伦理发生影响的缘由，同时也是理解明治期何以会有众多武士在工商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历史现象的钥匙。

《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美）贝拉著，王晓山、戴茸 译，三联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在这种强大的文化传统笼罩下，每家公司的每一个老板，大到跨国公司的CEO，小到家族式作坊的支配人，都有一套以工作为核心，通过平凡的日常劳作来追求卓越、谋求成就的人生哲学。每个人都讲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也是公司对新入社员培训的重要内容。

这方面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从被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到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从本田技研的创业者本田宗一郎，到前京瓷（KYOSERA）公司掌门人，后使日本航空（JAL）起死回生的稻盛和夫，无不如是。松下幸之助更是将其在产业经营上的成功经验，推而广之，于1979年创设了松下政经塾，旨在育成政经精英，服务社会。四十年来，辈出了包括前首相野田佳彦在内的七十余名政治家。

与“卡里斯玛”范儿日企老板们念兹在兹，从“企业战士”到“社畜”，被几代大公司白领代代相传的人生哲学相比，不能不说，马云版“996学”还是“图样图森破”，太Low了点，过于目的论、过于原教旨化，而缺乏足以感化人心的道德劝勉要素，听者内心不厌烦才是奇怪。不能不说，马云自己就是中国式成功学如假包换的摹本，无论在正面和负面的意义上。

顺便提一句，我个人由于早年曾服务于日企的缘故，内心对所有日式人生哲学都有种“排异反应”，也从未正经研读过。但客观地说，这类书籍其实也是言人人殊，不宜一概而论。多年前，曾有出版家朋友请我翻译稻盛和夫的《活法》（『生き方』），我虽未应，但曾在东京的书店里翻阅过几次。必须承认，稻盛哲学读本寓人生哲理于具体案例之中，说教气并不重，还是蛮有可读性的。如他主张“以原则思考，化繁就简是做人和做事的原则”，便颇有针对性。

因文化惯习等缘故，日本职场中有形形色色的工作，而有些工作其实是由于公司架构叠床架屋，管理部门为彰显自身的存在感而人为制造的纯事务性“工作”，并无关绩效，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日企员工个个训练有速，干活麻利，但整个部门或公司的效率却不高的原因，也是人所诟病的“大企业病”的典型症状之一。如他说“工作离不开酒”，“酒一落肚，心就开放，口舌灵巧，彼此就能倾心交谈”，也相当真诚。你在稻盛的书中找不到一句可直接翻译成“996”的话，他充其量只是说“工作现场有神明”，“每一次绝望，都仅仅是事情的开始”，等等。

马云也是稻盛粉

稻盛接手经营的公司，哪怕此前数据再难看，人事关系再棘手，鲜有不峰回路转、起死回生的案例，如KDDI（日本仅次于NTT的第二大电信公司）、日航等，不一而足。所以在政财两界，稻盛和夫的粉丝甚众，安倍晋三就是其一。阿里巴巴大股东、软银集团孙正义说：“没有稻盛先生‘敬天爱人’的思想和阿米巴经营方式，就没有软银的今天，就是拿出几百亿日元来，也报答不了稻盛先生的教诲。”马云自己也是稻盛粉，从不掩饰对稻盛经营哲学的推崇，二人数次见面，动辄五六个小时的深度交流常见诸中日两国媒体报道。

我个人觉得，稻盛和夫若是听了马云的“996谈话”的话，会相当失望。并不是说稻盛其人反对996，而是作为一种经营哲学，“996学”未免太不上道了。

不过，马云最近对996又有所找补。在阿里的集体婚礼上，他说：“工作上我们强调996的精神，生活上我们要669。什么叫‘669’？六天六次，关键要久。”

中国富豪素爱爆粗口、飚黄段子，一向是社会风尚，所谓“风气自下而上，而风尚自上而下”，本无足论。但因为这次是跟996捆绑在一起，便有些滑稽了，加上语出自阿里的集体婚礼上，那么一个合理推测：受众是共同服务于阿里巴巴的双职工伉俪。一对每天在职场实行996的夫妇，再乘通勤工具回到家里接茬练，而且还得669……这，真的是要穿梭回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了吗？若是一对充电满格、上紧发条的AI鸳鸯的话，一旦被编入程序，系统给定指令，尽可照做无虞——不做也得做。可是两个拖着沉重肉身的大活人，真能贯彻CEO的指示，在职场实施996之余，再回家践行669吗？阿里员工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吗？若是较起真儿来，从企业管理者立场上说的话，兹事体大，前者是对员工的剥夺，后者则是羞辱。

记得小时候，读《革命烈士诗抄》，看到早期中共党员、工运领袖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时的一首诗中写道：

八小时工作，

八小时教育，

八小时休息！

我当时就觉得：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需要特意写进诗里去吗？待自己成了社会人之后，我才知道，如此单纯的一项基本人权，落实兑现，谈何容易。

人为什么会过劳？答案：是经济决定的。读完《过劳时代》后，我再次意识到，我们置身于一个万劫不复的过劳时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根本就看不到出口在哪儿。全球化有可能后退（事实上，正在后退），但过劳时代则没有国界，私企、国企和跨国公司都一样。且每一次生产力的解放，都意味着劳动效率的强化和劳动时间的延长。马克思笔下，工人为什么要破坏生产工具？企业法人为了追求绩效指标，在职场引进了种种管理劳动时间、严格考勤的道具，从有专人值守的、挂在厂区树上的一截铁轨到墙上的挂钟，从机械式打卡机到自动报时的广播系统，直到随着信息革命的勃兴，指纹、人脸识别技术日益普及，“家里家外都变成了职场”（《过劳时代》作者森冈孝二语），996庶几已变成过劳时代的普世价值。

正因此，马云在谈到996时才显得神采飞扬。

注：

《过劳时代》，（日）森冈孝二著，米彦军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过劳自杀》，川人博著，岩波书店2008年12月第12刷；

《过劳死：工作比命还重要吗》，牧内升平著，ポプラ社2019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