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鞘》2019-05-20：知是东君间谍来：日本情报人员为何频繁来华非法测绘？

源济

知是东君间谍来：日本情报人员为何频繁来华非法测绘？
新浪军事  2019年05月20日

据日本共同社5月18日报道，在2017年以开发温泉为名在中国山东省和海南省等地进行地质调查而被捕的、日本千叶县船桥市地质调查公司“日本地下探查”的负责人，因拍摄并测绘我方军事设施而在17日被烟台市法院判处5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日媒称这或与山东的航母基地和海南的核潜艇基地等军事设施有关。据悉自2015年以来，已经至少有9名日本人因涉嫌在华实施间谍行为而被起诉，此次被宣判的则是第6人。日本的情报工作一直在其国家安全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此还建立起了各种分支繁多的情报系统。那么日本有哪些情报机关，情报工作又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期《出鞘》就来谈日本情报工作。




日本有重视情报的传统，早在16世纪便建立了相当活跃的情报网络，自明治维新之后，其情报网络更是加速扩建，并在军事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78年日本陆军情报部首先问世，3年后宪兵部队也宣告成立，并在之后逐渐发展为集反间谍机构、特种警察部队和国内安全部为一体的情报组织。1884年日本又撤销海军省军务局，成立新的军事部，并其下设立专为日本海军提供情报服务的第5谍报课。二战时日本的情报网络发展到顶峰，其触角甚至延伸到南美，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了庞大间谍网。




在中国方面，日本最早对我进行谍报活动的组织之一便是日本近代第一个右翼团体——“玄洋社”。该社得名于“玄海怒涛，势可捣天”，玄海意指九州和朝鲜之间的一片狭长水域，虽然其面积不大，但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经之路。为了解当时中国清政府的总体情况，玄洋社仅在1882年便派出百人来华刺探情报，其后更是在上海成立所谓的同文书院（现日本爱知大学）。首任和第三任同文书院校长根津一不仅曾服役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而且还曾领导过日本在华最早的两大间谍机构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老牌间谍。




根津一在该校最出名的“政绩”便是实施所谓“大旅行”的办学模式。“大旅行”即学生毕业前一年，用三个月到半年时间，以乘车或徒步的方式，按学院指定的路线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调查旅行，并完成详尽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有多详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的父亲资耀华，出生于湖南耒阳深山中的小山村“资家坳”，那里盛产一种高档无烟煤，但因交通不便而无法大规模运出。在当时所有的中国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小山村的标注，但资耀华却在留学日本时，在日本图书馆藏有的同文书院调查报告中发现，其记载着湖南耒阳田心铺某处山上有无烟煤矿。




二战后的日本由于军力被限，以及走上了一条“经济立国”之路，便将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搜集和分析经济与科技情报等方面。比如1978年在伊朗石油工人总罢工和霍梅尼上台之前，日本便提前获得情报，判断出伊朗石油供应可能出现问题。随后当年12月伊朗就宣布停止石油出口，由于情报获得及时，日本比较从容地渡过了后来的全球石油危机。当然日本经济情报能力的“强悍”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比如1982年日本三菱电机公司和日立电器公司雇员就曾因企图窃取美国IBM公司的电子计算机技术情报而遭指控。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业间谍案件之一，当时共有21人涉案。




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日本在情报工作上一直依附于美国情报机构，需要由美国向其提供对手（尤其是苏联和我国东北某邻国）各方面的情报和情报分析成品，这让日本情报部门经常感到非常被动。比如在1974年我国东北某邻国在向日本海试射导弹时，即使只有一海之隔日本也没有发现任何信息，还是在美国告知后才知晓。于是在冷战结束后，考虑到美日两国在经济等领域的摩擦越演越烈，热切希望跳脱“经济大国”这一单一角色的日本开始积极改组和发展情报体系，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发射日本首颗间谍卫星。




现有的日本情报机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系统：即内阁直属的内阁情报调查室、省厅直属的情报机构和自卫队情报系统。其中内阁情报调查室是日本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主要是搜集、汇总日本国内外的政经和军事等情报，并由最高负责人——内阁情报官（现由北村滋担任）在每周四下午向首相报告（突发情况也可随时报告）。内阁情报调查室由于在1952年刚创立时，由时任警察厅警备部副部长村井顺（此人在二战时曾在上海从事特务工作）担任，此后便形成惯例，首长由警察厅人员出任，副首长才由自卫队提供人选。




内阁情报调查室被誉为日本版“CIA”，不过其调查方式却是现代情报机构中极其罕见的承包制——“委托调查”，不过这并不影响其情报能力。《时代》杂志曾对世界各国的情报机构进行过一次综合评价（一星到四星不等），其中拥有最好四颗星评价的是美国CIA、苏联克格勃和以色列情报机构，而中国和日本情报机构则被列为三颗星（韩国却只被列为一颗星）。日本能被评为三颗星，便是出于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功劳”。《时代》杂志特别指出，内阁情报调查室在电子情报和对经济科技情报的搜集分析上“尤为出色”。




内阁情报调查室的情报来源除了政府渠道之外，还包括各种日本驻外机构人员、出境旅游者和参加国际会议的专家学者等。据日媒报道，凡出国旅行后向内阁情报调查室提供“专题报告”的专家学者，一律都将予以重奖。1987年一名日本海上自卫队武官和一名日本商人到苏联“旅游”，但在“观光”的过程中，他们行动诡秘，引起了克格勃的注意。苏联随后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之名将他们驱逐出境，此后克格勃便加强了对日本游客的监控力度。其实近些年来，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被捕的日本非法测绘人员也是假借“游客”的身份在从事对华情报工作。




而省厅直属情报机构则包括防卫省情报本部与防务政策局、法务省公安调查厅和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等。防卫省情报本部前身为成立于1956年的统合幕僚会议事务局第二幕僚室，是目前日本最大的情报机构，可对日本全国6个监听站和若干通信所的电子情报进行汇总和分析。而法务省公安调查厅则是日本政府历史最久远的情报机构，其前身便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特高警察”（战后原被废除，后被美国驻军恢复）。现有的公安调查厅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负责调查左翼团体，而第二部则主攻右翼团体和国外组织，其工作方式几乎仍为传统的情报布建模式，即大多采取“拉出”手段，而非由该厅人员直接潜入被调查团体的“打入”手段。




类似于政府情报系统，日本自卫队同样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军事情报体系。目前，日本的陆、海、空自卫队幕僚监部均设有独立的情报机构。陆上自卫队幕僚监部调查部是日军情报战线的中坚力量，日本85％以上的高级情报人员集中于该部。陆上自卫队调查部手中有三支“王牌部队”：一是中央调查队，负责国内情况；二是中央资料队，负责搜集国外情报；三是调查部别室，专门从事无线电窃听。海上自卫队幕僚监部调查部主要负责对俄罗斯、中国等周边国家海军实力的侦察，以及对日本领海实施监视。冷战时期，它将主要精力放在侦察苏联核动力攻击潜艇的活动上，以配合驻日美军的情报工作。航空自卫队幕僚监部调查部则主要负责针对日本周边国家空军实力的情报刺探工作，如作战部署、飞机配备和战术运用等。




而在自卫队情报网络中最出名的则可能是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陆上幕僚监部二部“别室”了。二部“别室”模仿总部设在东京、所属各站分布在日本各地的美国陆军太平洋信号情报部队而设立的，主要负责截收电讯和破译密码等电子情报，侦听对象包括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等东北亚各国的无线电通讯。二部“别室”最出名的“战果”之一，便是在1983年侦听到苏联战斗机击落韩国KE007客机时的通讯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该单位名义上属自卫队陆上幕僚监部领导，但实际却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直接指挥。




由于经费充分和美国的支持，日本自卫队拥有大量先进的情报侦察装备，包括与太平洋美军情报分析中心联网的区域电波和图像收集系统、P-3C型反潜巡逻机、MH-53海上预警侦察直升机、E-767远程空中预警机，以及地基的超视距雷达和无线电监听系统等。日本航空自卫队E-767型远程空中预警机活动半径可达1850公里，能将俄罗斯、朝鲜半岛和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置于其监控范围内，经过空中加油该机甚至可以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侦察监视活动。




此外日本自卫队还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建立搜集中国、朝鲜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无线电通信情报的重要基地。目前设在东千岁、新县小舟渡、琦玉县大井、岛根县美保、福冈县太刀洗和鹿儿岛县喜介岛的6处通信站就是日本自卫队的通信情报截收设施和监视雷达站，负责机密的无线电通信情报的搜集和分析工作。其中，日本在鹿儿岛建立的巨型球状天线群可以截收来自任何方向的极其微弱的电子信息，其探测距离可达上千公里，足以捕捉到来自中国境内的各种无线电信号。此外，在津轻海峡、对马海峡等重要海上通道，日本自卫队也都分别部署有沿岸、水下和水上的监视部队和监视船，用来监视过往的大型船只和可疑动向。




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机构也在日本情报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日本商社就一直有为国家提供情报的传统，并将其视为爱国的义务。比如二战时的南满铁路，其仅调查部就有1200人，调查报告书更是囊括中国抗战能力、东北物资供给和战时经济等一系列资料。二战后由于受到“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同盟框架的限制，无法建立太大情报网络的日本便把不少搜集情报（特别是经济情报）的工作交给民间机构。目前日本从事情报搜集和研究的民间研究机构有110多个，多以内外形势调查会、世界政经调查会（专盯东北亚及欧美）、国际形势研究会和东南亚调查会四大机构为首。




此外商社和智库也会为日本政府提供对外情报。目前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有9家，包括三菱、三井、伊藤忠、丸红、住友、日商岩井、东棉、兼松江商和日棉实业等，他们多会以商社驻外人员或新闻记者的形式从事情报搜集工作。这其实还引起过周恩来总理的警惕，1968年3月他就曾对日本警告称“中国无法容忍日本经常通过友好商社、新闻记者的管道在中国进行谍报活动”。而智库则尤以野村综合研究所为著，该所创始人野村德七曾提出，“调查是繁荣企业、向海外进军的保证”，1977年日本政府正是在该所的建议下才提出了电视机出口的鼓励政策，从而获得了巨额外贸收入。




在冷战期间，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主要是针对俄罗斯，日本航空自卫队在国内的28处雷达系统中主要活动的都是在北海道附近的3个基地。冷战之后，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则转向了中国。据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西北内陆省份的我国某科研试验场，就有一名日本“游客”因为举止反常而被两名执勤的解放军哨兵扣留，并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大量与其“身份”不符的物品。另外在2002年10月，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天野宽雅也曾在浙江宁波擅闯过军事禁区，并在进行非法拍摄活动时被中方人员当场发现。




日本间谍如此热衷于在中国境内非法测绘，在于信息化时代的战争手段主要是远程精确摧毁，而这对精确定位的需求非常高。在信息化战争中，各国的坐标体系和起算点都属于绝密信息。虽然先进的间谍卫星能对地面物体进行清晰拍摄，但缺乏坐标数据就无法精确定位。日本间谍非法测绘我方地理坐标信息，其目的便是为美日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摧毁我方高价值目标提供导引，我们应当对此加倍警惕。那么本期《出鞘》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