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周口男婴“丢失案”背后：被谴责和被忽视的

源济

河南周口男婴“丢失案”背后：被谴责和被忽视的

2019-05-21  孙旭阳  大家

资深媒体人。

导读

男婴“丢失”事件作为一个独立的偶发的热点，被部分网民卷入“地域黑”的口水战，才是真的浪费。

河南周口男婴“丢失案”，最终以一场击穿所有人想象力的家庭伦理剧收尾。

据报道：周口丢失男婴生父为在职干部 系家庭矛盾引发丢婴闹剧

详情我就不再重复了，这起事件中的4个月男婴是无辜的，卷入其中的成年人，又何尝不带有几分可怜呢？

此案如何收场，自有有关部门处理。我好奇的是，此案从刷屏朋友圈，到以闹剧收场，公众所展现的心态和立场，很值得剖析一番。

首先，这起事件被网民和警方高度重视，网民在刷屏，警方也成立专案组日夜不休地工作，线索悬赏额也很快从5万元提到15万元。这种情景除了全社会对盗拐儿童犯罪的零容忍外，其本身的各种要素，直击主力网民的痛点，似乎也是主要原因。

案发时间，为风和日丽的白天。案发地点，是周口市区一市政游园。案发经过的描述，说是“妈妈推着孩子散步，因为低血钾发作昏迷，结果婴儿车里的儿子被人抱走”。

对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尤其是市民家庭来说，大人推着孩子去公园游玩，是再频繁不过的日常。行人因急症发作晕倒在路上，也并不鲜见。这两种场景叠加，导致婴儿被人盗走，生死未卜，公众的不安情绪可想而知。

人们将不由自主会有下一个忧虑：如果这起案子不破，那么明天我们还敢让家里的老人推孩子出去遛弯吗？

电影《亲爱的》赚尽了中国父母们的眼泪

倘若此起案件发生在某个偏远的山村，我想肯定也有网友关注，但热度和流量肯定远不及周口这起案件。这倒并不能说明网民在选择性地无视他人的不幸，而是网络流量虽然看上去无穷无尽，具体到每个受众，却稀缺得很，他们选择关注与自己兴趣和安危最接近的内容，原本就无可厚非。

这也可以解释周口男婴“丢失案”收尾后，大多数网民没有像鸡汤段子里的大师一样，庆幸此事原本并不是真的，并没有男婴被盗抢，而是群起谴责策划制造这起闹剧的当事人。

很多人还担心，如果这种行为不加严惩的话，就会导致儿童丢失案中的“狼来了”效应，最终埋单的，还是无辜善良的普通家庭。

这种担心是否会成为现实暂且不论，却也比较直白地展露了这些网友的思维，他们很担心在“狼来了”效应下，自己所在阶层人群的权益会受损。因此，他们鼓励有关部门严惩这起闹剧，恢复既定秩序。

至于那个男婴，和他的亲生父母，以及法律名义上的父亲和爷爷奶奶等亲属，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活，看起来并没有多少人在意。更多的人在笑谈这起闹剧，忽视了这首先是一起悲剧。因为闹剧只需要笑骂即可，悲剧却需要我们支出更稀缺的同理心和同情心。

事实上，策划制造这起事件的人并未有“滥用警力资源”的主观恶意，相反，他们如果知道此事会激起如此大范围高级别的关注，恐怕也不敢造次。男婴的母亲，一开始也并未选择报警，而是在朋友圈里寻人。显然，她完全误判了形势，但她既然对社会大众并无敌意，人们现在又何必嘲讽她的愚蠢呢？

同样，为侦破此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周口警方，也不能被视作在接警之初误判了警情。2013年3月4日，吉林长春，一个两月大的男婴，就在大人离开轿车去购物时被人抱走。当时，该案的热度并不亚于周口男婴事件。不同的是，那个男婴被杀害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再看到一起周口男婴事件，也不愿再听到长春男婴的悲剧。如果能带给公众一个婴儿平安归来的结局，警力就没有真正被浪费。

在我做记者的十年间，我去过多次周口采访，该地级市以及毗邻的商丘市，都是河南的新闻富矿，但街头治安都不算太差，跟中国其他区域并无二致。男婴“丢失”事件作为一个独立的偶发的热点，被部分网民卷入“地域黑”的口水战，才是真的浪费。

不独周口，中国儿童被盗抢骗拐的风险，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很可能远低于公众的想象。2018年年初，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向媒体透露，中国全年盗窃、抢夺、拐骗儿童案下降到不足一百起。

但拐卖儿童案仍不断见诸媒体，远超一百起之数，是因为中国刑法中的“拐卖儿童罪”，并不局限于盗窃、抢夺和拐骗儿童。只要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之一。只要实施了前述一种行为，即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简而言之，即使亲生父母同意，包括亲生父母在内实施了前述一种行为，都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在司法实践中，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以“营养费”等名义，买卖婴幼儿被判刑的，在农村十里八乡不难打听到。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最高法的一份《驳回申诉通知书》显示，河南省新安县农民王某，十几年前捡到一个男婴，抚养十天后以2000元“抚养费”转让给他人，后买主要求退款，双方发生纠纷后报警，王某被判处拐卖儿童罪。法院认定王某拐卖的依据是，该2000元“远超其实际抚育成本和当地人均消费支出”。

那么，如果所谓的“营养费”和“抚养费”不超过实际抚育成本和当地人均消费支出呢？我查找了半天，没有见到各地法院判决支持“营养费”和“抚养费”的案例。

换句话说，很多地方非常普遍的民间收养和抱养，如果涉及费用问题，两个家庭的父母以及中介，都可能涉嫌犯罪。近年来，媒体报道上被判处重刑甚至死刑的人贩子，很多都是这种付费收养的中介。

河南省中牟县农民谭某某，便是典型的一例。出生于1947年的谭某某，被法院查明曾伙同他人，从云南省文山等地售卖婴儿22人，由谭某某负责接送、中转，在老家中牟县等地将上述婴儿卖给收养家庭。

谭某某最终被判处并执行了死刑，但在新闻跟帖中痛骂他的人，大多数似乎并不清楚，谭某某贩卖的婴儿，都是从亲生父母那里收买的，并非盗抢拐骗而来。这跟大众心中的“人贩子”形象并不吻合。

曾任职于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专家王锡章，在一份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统计了2009年至2014年间，福建省立案的被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数量，分别占全国同类案件总数8％至14％，名列全国前列。其中已侦破的案件中，拐卖别人的孩子占总数的27.1％，“亲生亲卖”占到了总数的72.4％，此外盗窃、抢劫、抢夺后再将儿童出卖的情况只占1％。

再结合大部分“亲生亲卖”案件其实很难查实追究，其真正的比例还要远超上述统计数据。所以，符合刑法定义的“人贩子”早已进化迭代，公众没必要再过于惊惧。小区附近的游园，想去就去没问题。

忘记“周口男婴丢失案”吧，或者，把它当成一场压力测试。

至于司法文书裁判网上的大多数拐卖儿童案例，已经远离主流网友们的认知，无论是犯罪还是苦难，都越来越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