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俄罗斯当倒爷，被黑社会追杀回国｜自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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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回顾 | 我在俄罗斯当倒爷，被黑社会追杀回国

自PAI （微信号：zpselfie）

发表于 2020年06月12日

江海/口述

我叫江海，是个70后。90年代初，我从北京的军区大院来到俄罗斯。

我的异国生活以艺术留学生的身份开启，以被俄罗斯黑社会追杀的中国倒爷的身份仓皇结束。

回望在俄罗斯的五年，我享受了它带给我的文化和美学滋养，也饱尝了苏联刚解体那几年的动荡不安。

无论如何，这五年的留学时光已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里，不可磨灭。

我从小在军区政治部大院长大。

出国前，每天的生活无外乎跟一个院里长大的同伴画画、听摇滚、空谈 。这张照片拍于出国前一年，一次画画的间隙。

我们是迷惘的一代，心里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为了尽快结束我这种混沌的状态，92年8月的一天，父母突然找我谈话，说决定送我去俄罗斯留学。那年，我21岁，苏联刚解体一年。

给我办留学手续的那帮人是第一批从匈牙利转战到俄罗斯的倒爷。

1992年10月，我乘坐从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专列，用六天六夜横穿俄罗斯。

列车只要一在俄罗斯的小站停下，当地人就举着小商品蜂拥而至，来换车上的中国货。如果有谁看中了车上乘客的运动服，就说服那人当场脱下，拿手中的俄罗斯东西换走。

经常会有当地“高手”掐准开车前的一分钟，一把从车窗边抢走货，再猫腰钻到火车下面，横跨铁轨跑掉。

那个年代，乘坐国际列车十分危险和刺激。

中国铁路乘警已在边境下车，俄罗斯又不在车上配备警力，跑在俄罗斯大平原上的列车就像一个流动监狱，里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途径后贝加尔，火车换轨五小时，全副武装的俄罗斯边检带着警犬上车检查，看着同车厢的倒爷们熟练地把美金藏在包厢夹层或者天花板里淡定“过关”，我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也会踏上这条路。

在火车上晃了6天，我安全抵达莫斯科，这一路都是这位俄罗斯大兵罩着我。

因为没有申请到列宾美院，我去了圣彼得堡师范大学，它坐落在著名的涅瓦街上。刚学俄语时，我搞不懂语法变格，也发不好卷舌音，经常闹笑话。

每天放学提着画夹在这条路上走，都会路过一家咖啡厅，有一天，我进去点了一份俄式点心，叫“布杰勒布勒克”，可是我给说成了要一份“彼杰勒布勒克”，后者是圣彼得堡的意思，服务员笑说我胃口真大。

从那以后，我开始拼命地练口语。

我依然每天光顾这家咖啡厅，那里有一个服务员是单亲妈妈，上班时会带着自己的女儿。我就这样认识了7岁的娜斯佳，我的俄语说得磕磕绊绊，和她聊天却感觉很轻松，因为不用顾忌语法错误。

我们很快熟识，我的口语进步飞快。几年后再见到这位小老师，我差点没认出来，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那时我的俄语已经很好了，可惜她羞涩得一句话都没和我说。

这是我在圣彼得堡师范大学的教学楼走廊里拍的。

出国前，我在国内的美术学院上过大师班，由俄罗斯画家来授课。

到了这里我才发现，苏维埃绘画完全没有继承俄罗斯传统，而我在中国学的苏维埃绘画只是皮毛——我只能从头来学，短期内无法毕业。为了延期学生身份，我又转到圣彼得堡皇家贵族学校学习古建筑修复。

学古典艺术，来俄罗斯真是得天独厚。

俄罗斯民族崇尚悲剧，因此文学厚重，音乐沉郁。苏联解体后，文学艺术解禁，在国内买不到的平克·弗洛伊德和皇后乐队的唱片，在那儿都可以买到黑胶，电影院里则能看到整套的伯格曼、费里尼电影，民众审美水平相当高。

在涅瓦街头，我每天都能看到各种乐队表演。这是我跟一个街头乐队成员的合影。

初到异国的隔膜感慢慢退散，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如鱼得水。

来俄罗斯之前，我就听说过摇滚乐队“KINO”，主唱是维克多•崔，苏联解体前一年，他死于原因不明的车祸，当时摇滚乐在苏联被禁，他被称为“苏联最后的英雄”。来了俄罗斯，我立马去收了好多他的唱片，因为喜欢听他的歌，很快我交到好多俄罗斯朋友。

俄罗斯人很实在，有个朋友从乡下回来，拎来整整一桶自家做的新鲜酸奶。可笑的是，我当年没喝过酸奶，以为那桶牛奶禁不住路途遥远已经馊了，所以全倒了。

阿城说过，所谓思乡，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绪。我闹了一年乡愁后，基本完全适应了当地的生活。那时打国际长途很贵，和国内的家人联系就用传真机，千言万语都写在一张纸上传送过去。

在俄罗斯五年，我只回过一次国。

俄罗斯的食物很简单，烤牛肉饼，黄油煎奶渣卷，玉米片泡酸奶，再加一份腌渍的包菜。

饭后一杯红茶加白砂糖，配块黑巧克力，就算美美的一餐了。

俄罗斯没有中国调料卖，而我又不会烹饪，这样的吃法实在方便极了。

和我们的五十年代相比，苏联的福利制度缔造了一个人间天堂。家家都有郊外别墅、桑拿屋和小汽车。虽然经历了政权更迭，他们没有破坏掉自己的传统。我的俄罗斯朋友说：“不管怎么变，我可以回到我的村里去。”

那五年，我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去乡下，用采蘑菇、摘浆果、游泳和森林浴来消磨一整个夏天。

夏季的白夜，太阳迟迟不落，金色的阳光穿过窗户遍洒室内，生活停在一个瞬间，好像永远不会变。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境内很多标志性的列宁雕像都消失了，和苏联有关的符号只剩下屹立不倒的二战纪念碑。

苏联解体前夜，卢布雪崩似的贬值。一夜之间，能买下整整一火车皮原木的钱只够买下一包万宝路香烟了。

很多人没法适应转型中的社会，仍怀念斯大林时代，幻想共产主义的实现。

动荡滋生混乱。还在学校宿舍住着时，一次我忘了给宿管员送新年礼物，他报复性地把我们举报到警察局，说我们在宿舍贩毒。

那天夜里，一群戴着黑色头套只露两眼的人冲进宿舍，拿枪顶着我们的脑袋，喝令大家抱头贴墙站，两分钟就把宿舍翻了个顶朝天，毒品当然没查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晚执行任务的是“阿蒙”，俄罗斯最高级别特警，个个身怀绝技，武装到牙齿。

那个年代，对中国人来说，阿蒙是比黑社会更可怕的存在。

这次事件后不久，我搬出宿舍，在“黑河”地铁站附近租房子住下，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我的18平米单间房租倒不贵，24小时有热水，厨房里的四眼炉灶自带烤箱。静谧的街道，小巧的楼房，我一开始很满意。

但平静很快被打破：家里失窃了，贼破门而入搬走了电视机，却把德国皮夹克扔在了地上，其实那才是最值钱的东西，警察来了都笑这个贼不识货。

搬到这栋公寓后，我结识了更多形形色色的俄罗斯人。

我的这位邻居安德烈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每次听到他在走廊打电话，我知道很快他就会来我这里借钱买地铁币，坐车去喝酒。有时他会半夜来敲门，问我借一个黑面包。

在俄罗斯，这样的“失意者”太多了。他们曾经风光过，因为无法适应转型的社会沉溺于酒精。安德烈的房子车子老婆都给喝没了，只有一只捡回来的流浪小猫相伴。

他每天坐在厨房里发呆，除了抱着酒瓶就是抱着这只小猫。

我的另一个邻居是单亲家庭。这个叫格力沙的小孩，每天放学自己走回家，自己用微波炉热东西吃，自己写作业，自己玩。

我认识的很多俄罗斯小孩，打小都透着一股狠劲儿。

父母不怎么管孩子，孩子长大也无需照顾父母，彼此独立。这样的环境下，有的小孩会变成问题少年，有的却变得坚毅。

听说格力沙后来去军校当了伞兵，现在已经升为军官了。这是格力莎在厨房用厨刀切石榴时我给他拍的，当时他才7岁。

我遇到的俄罗斯人并不都是友善的。中国人或许在情感上天然地对“苏联老大哥”有种亲近感。

来之前，我以为俄罗斯应该满大街跑着伏尔加老车，到处是赤色宣传画，家家有唱机，穿着布拉吉的姑娘唱着喀秋莎。来了这儿才发现，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

一次，我和朋友去黑市买歌剧票，要成交时，对方发现我们说的是汉语，突然就拉下脸来不卖了，原来他们以为我们是韩国人。

那几年，在俄罗斯，中国人这个词就等同于“东方犹太人”。

苏联刚解体的几年，轻纺产品奇缺，中国留学生看到机会，托人从国内捎货过来。当时皮货最紧俏，在街边拎一件皮夹克卖掉，能赚出来一个月的生活费。

读书一年后，我也开始从莫斯科拿货去卖，当时的货源来自中国南方厂家驻俄罗斯的办事处。我每天在市场门口和警察打游击，日子过得很刺激，有时一天能赚几百美金。渐渐地我连学校也不怎么去了。

赚到本钱后，我在有名的米勒市场租了摊位，正儿八经地做起了倒爷。这是我在自己摊位上卖货。

这个俄罗斯人是我最好的哥们儿，给自己取名纪龙，经常陪我一起上货。

那段时间俄罗斯很乱，除了黑社会来收保护费，还有警察找茬儿。

我们经常要带俄罗斯朋友去莫斯科上货，警察知道中国倒爷有钱，会突击搜查，看你护照上有没有落地签，或者故意吓唬你说带你去一趟警察局。

一开始我都老老实实交钱了结，摸透警察的套路后，我的反侦察能力提高了。

我通常会事先把钱藏在同去的俄罗斯人身上，把枪扔在垃圾桶里，把成卷的钱塞进酱油瓶里。

美元钞票是绿色的，俄罗斯俚语里，美元就叫“绿色”。那几年外币市场混乱，我们要偷偷去黑市换绿色。一次，我跟一个人兑美钞，当面点完钞票后，怕警察来抓，我们把钱塞到对方手中迅速离开。

走出几米，到僻静处一看，一摞钱只有首尾两张是一百的，中间都被调包了，全是一元，简直是魔术师。回头他已经没影了，报警也没用。

黑市“魔术师”基本都是“黑毛子”，大都来自独联体中亚地区。

警察、黑社会、黑毛子就是中国倒爷的三座大山。

1997年，临近叶利钦下台那段时间，一天，我在市场一角准备拍一张照片，给国内的朋友显摆一下身上这件牛逼皮夹克，这时，卖鱼子酱的吉普赛大妈过来帮我用纸牌占卜，她说一周内我就会有一个转机。

没几天，彼得罗夫集团驻米勒市场收保护费的米嘉悄悄告诉我，因为我俄语好，有可靠的货源，在市场里很吃得开，老大对我印象不错，他们准备让我打理市场内一座建于19世纪的二层小楼，负责装修和招商。我只要收租金就好了。

我接手后，20 多间库房很快被各个种族的兄弟姐妹抢租一空。然而好景不长，一天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出事了。所有货主几百万元的货物在头天夜里被洗劫一空。

市场里盘踞着各种黑恶势力，关系错综复杂，报警很久都查不出真相。

愤怒的货主四处找我，那个朋友告诉他们我被莫斯科来的人带走了。我一边躲避追债者，一边想法办回国的手续。最终通过领事馆的朋友申请到了一次性旅游护照，紧急返回中国。

这是回国前，好哥们纪龙来火车站送我。

刚回国时，最强烈的感受是从白区回到了解放区。

紧绷的神经松弛之后，很长时间，我不知该何去何从，只是恍惚着发呆、闲逛度日。

如果不出这次意外，我可能会赚够钱再去重新申请列宾美术学院，把没念完的书继续念完。

当初当倒爷，也是大环境驱使，我知道我不是做生意的料，最终还是要回到画画上来的。

我一度幻想过一年之后再回俄罗斯，可朋友告诉我，那边还在追杀我，我只有放弃了。

物是人非，我的朋友们也大都离开了那里：小老师娜斯佳嫁去法国，好哥们纪龙先回到拉脱维亚，又来到中国，还谈了中国女朋友。我问他为啥没留在俄罗斯，他只是说一言难尽。

和他一样，对这个国家，我不能用简单爱或恨来形容。

到现在，我都不能说我完全懂这个国家。

当年因为匆忙逃回国内，几乎所有东西都留在了俄罗斯，只有这台珍妮特相机现在还摆放在我桌上。

苏联的相机像半军工产品，用料扎实，线条硬朗，工业味很浓。

看到它，五年的俄罗斯生活像胶片一样，在我脑子里一遍遍过，恍惚间觉得梦还没醒。

那些刺激的、深刻的、悲伤的、欢快的记忆，我把它们都永久封存在了这台相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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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