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天临事件”后续： 大学毕业论文，真的不能“放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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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天临事件”后续： 大学毕业论文，真的不能“放水”了

原创： 李慕琰 南方周末 2019-06-18

▲ 据教育部估计，2019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834万人，将成为历年之最。 （视觉中国/图）

全文共4382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 这个毕业季，不少高校在查重率上做出了调整。具体数字因学校、专业而异，就目前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获得的数据，高者可达30%，而低者则为5%。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沈河西

责任编辑 | 邢人俨

2019年2月翟天临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到临近毕业的这段时间，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硕士毕业生最兵荒马乱的几个月。他们被校方告知，往年以创作报告为主的毕业论文今年被学术型论文取代。

因为直播中的一句“知网是什么”，演员翟天临被网友起底、追查，最终被北京电影学院撤销博士学位，导师一并被取消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事件的后续首先波及翟天临母校的毕业生。

2019年3月，北京电影学院艺术理论专业的硕士接到通知，校方紧急要求他们提交此前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进行统一查重。按照校方的要求，除了毕业论文，该专业硕士还需要发表至少一篇期刊论文才满足毕业的条件，往年学校对这篇期刊论文的要求并不严苛，但今年学校列出了刊物名单，如果发表期刊不在其列，或者字数不满三千，则此成果作废。

一位导演系硕士毕业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今年班上18个学生中，只有6人申请答辩，最终通过的只有3个。作为专业型硕士，以前的毕业论文要求只是创作报告，现在突然改成学术论文，短短几个月内根本学不会。

从毕业论文提交校外专家审阅的那天起，南方某高校硕士应届生李琳就开始睡不着觉，一小时醒来一次，梦里都在查外审分数。最终外审分数出现了C，也就是不合格。李琳问导师，得了C怎么办。导师说，做好延期准备。这个从三本考到这所工业大学读研的女生原本打算“划水”，只求安稳度过，顺利拿到文凭。但她发现，今年突然就难“水”了。

2019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包括“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更早的2018年8月，教育部对本科生教育也下达了类似的“狠抓”通知。资料显示，教育部公布的2019年预算计划将800万元用于抽检6000篇论文。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2019年毕业季，各大高校不同程度地强化了毕业论文的标准，目前已有十余所高校陆续开始清退不合格的研究生。

但据教育部估计，2019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834万人，将成为历年之最。

几年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吉徳参与教育部抽检，其中一篇论文让他忍了半个月，最终忍无可忍，在博客上公开其内容并驳斥：“只要随便堆砌几万个文字，通过答辩，就能从‘博士生’摇身一变为‘博士’。这样的‘博士’到底价值几何？”

但这次是动真格了。抽检结果如果不合格，高校将追回学位，导师负连带责任，学院可能面临取消学位点。重庆一所二本学校组织老师们开了一个又一个会，谆谆教诲他们：真的不能“放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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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查重：“繁琐不等于变难”

在微博上，用户很容易能找到论文代写的门路，一篇“中国调查记者的生存状况研究”的三万字硕士论文，大约需要7300元。如果用上spss这种高端的数据分析工具，价格还得再加800元。

代写者介绍，新闻属于热门专业，写手多、收费低。工科显然更贵，得要12000元。技术难度最高的英语硕士论文要快两万。“盲审啥的都包，在服务范围内一直改到满意。”

对于那些自己写论文的学生来说，一个令人头疼的关口是查重率。所谓的“查重率”，也叫重复率、相似率、抄袭率等，指的是论文检测系统对比检测出的结果值，与他人的文献相似程度的量化。一般来说，毕业生需要将自己的论文限定在一定数值的查重率范围内，毕业论文才能获得通过。

这个毕业季，不少高校在查重率上做出了调整。具体数字因学校、专业而异，就目前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获得的数据，高者可达30%，而低者则为5%。

浙江大学博士生祁亮觉得查重是一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机制，因为如果真的想抄袭，可以穷尽各种方法绕开查重软件。查重对于那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学生反而带来最多麻烦。

五花八门的“降重”秘籍在网上流传，一篇文章《我是如何把论文查重的查重率从80%降到8%》在知乎上很受欢迎。作者是一名法学研究生，他发现法律条文和法律专有名词也会被计入重复率。他总结技巧：法律名词尽量简写或替换；一定要多用句号，把关键词们分配在不同句子里；法条最好不要出现在正文里了，都放到注释中去。

黄欣是重庆一所二本学校的老师，拿到学生的查重报告，里面某些无关紧要的“口水话”都被标红了，诸如“互联网背景下的发展”这样的字句。她质问学生：连这些句子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一下吗？更有甚者，有学生因为查重率实在降不下去，索性把报告ps（注：修图）一番交了上去。

黄欣指导的几个学生里，她评价最好的一篇论文重复率反而最高，问题出在“参考文献”部分，对前人研究的必然引述有时也会被计入重复，她只好忍痛割爱，让学生把参考文献删去一部分。

查重系统还存在数据库不完善的漏洞，主流查重平台都还未能把繁体或外文论文录入其中，从境外论文中抄袭的行为无法由此杜绝。

华侨大学讲师孙祎妮指导本科生论文，学生第一次提交的查重报告是32%，第二天就降到了2%。孙祎妮并不清楚对方用什么方法在一天之内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数据令她困惑不已——“怎么可能昨天交给我的论文是大量抄袭的，隔了24个小时就变成完全原创了？”

“查重其实是一个技术上的规制，只是暂时的掩盖，不能在观念上推动学术伦理的养成，”孙祎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是变繁琐了，但是这个繁琐不等于变难。查重对能力上没有太大的要求，就看你会不会用这个技术了，跟你的学术能力有没有变强没有太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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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的要求反而不如以前了吗？

预审、盲审、抽审、预答辩……中国大陆的大学毕业生如果要完成毕业论文，需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流程。

港台地区的毕业论文不存在查重和盲审等环节，论文的通过与否基本上依靠答辩委员会的决策。这对导师与答辩组的个人诚信实际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南京大学教授朱丽丽认为，港台高校的导师声誉与学生的论文成果绑定在一起，学术不端行为将付出沉重代价，因此形成了更严格的自我审查，“国内大多数学术不端没有得到那么重的处理，所以只能通过制度上来堵这个事情。”

中国内地的论文审核也有过依靠自觉的阶段。朱丽丽在1990年代完成博士论文答辩，那时没有查重，但质量标准绝不低。她记得许多现已知名的学者，在求学阶段都饱受答辩组的质疑，“学风上确实更加严谨”。

历史学者王笛的著作《袍哥》就是从1940年代一篇本科毕业论文脱胎而来，论文作者是燕京大学的女大学生，进行了相当丰沛的田野调查。“你想都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七八十年过去了，难道我们的要求反而不如以前了吗？”朱丽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99年，中国开始大学扩招，当年的招生数量较上年增加了四成。到了2018年，全国普通本专科生招生790.99万人，人数已是二十年前的将近八倍，高等教育逐渐普及化。

在黄欣所在的学校，每个副教授平均要指导12个毕业生，“怎么可能从头到尾盯着他们呢？”

这个数量在“985”高校里有些不可想象，这些大学的受访师生普遍没有感到今年的毕业要求有明显不同，标准的强化更多影响了在合格线上挣扎的学生。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即使已经读到哲学硕士生，但没有一门课程教过李琳怎么写论文。本科绝大多数更没有这方面的课程设置。“我觉得这就是问题，你对学生提了这样一个要求，但是你没教过学生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年轻讲师孙祎妮理解学生们东摘西抄的原因，“没人教过我怎么办，那我不得去参考别人的吗？”

一位广州大学的讲师也有些忿忿：“有时候培养出来的学生好，那是学生自己厉害，和导师关系不大。至于那些资质平平的学生，那就惨了，没人指导他们。”

李琳早就放弃了对学术的兴趣，论文选题是导师的随机分配，班上十几个同学里，对论文很有自己想法的，她大概只能想出一个来。“他写的，我都不知道有个人叫福山（注：美国学者），他有一个什么政治教育理论的……我都不认识这个人。”

但她是个做事认真的人，对未来有清醒的规划，她一字一句自行完成了论文，但也清楚水平就摆在那儿。她偶尔挺羡慕工科生男友，至少他们有课题组，能跟着老师做实验。比起导师的学术造诣，她更希望能得到导师的关切。

某知名高校的一位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论文不合格被延期毕业，他不得不周旋于第一导师与第二导师之间，两位导师都像踢皮球一样将他互推给对方。

“我们不能保证学生的优秀，学生的优秀真的是老师跟学生都要很用心、很突出，也要看学生的天赋。但是把他拉扯成合格是你的责任。合格你总能做到，他规不规范，有没有做事情，其实你可以全程关注。”朱丽丽说。

3

写论文是为了什么？

一位浙江大学教授在发现毕业生准备答辩期间还要被企业催促回去实习后，发朋友圈斥责：公司不要再来逼大学了。朱丽丽对此表示赞同：“把不合格的学生放出去，是大学的耻辱。”

大部分老师们对学生就业的规划和准备相当理解和宽容。黄欣所在的二本学校更是如此，对有学术兴趣的学生，她会盯得更紧些，已经跑出去工作实习的，不敢要求太多，“否则整天给他打电话，在人家上班时间天天催他，说实话有点不够人性”。

黄欣觉得自己对学生的要求低得不能再低——必须是自己写的，格式完整，提出明确的研究问题，用可以说得过去的研究方法，勉强可以把逻辑理顺即可。

“其实在创新这一块我没有特别大的要求，只是要一个思路的完整性吧。”她说。

在哈佛、耶鲁等国外顶尖高校，很早就开始培养学生写论文的能力。“越顶尖的大学教育，写一篇合格的论文，这简直是一个极其低的要求。”朱丽丽说。

大学生为什么要写毕业论文？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阐述了论文的初衷，是希望给予学生“研究之机会与著书之经验”，为他们的前途筹谋。

如今毕业论文的作用是一个更加潜移默化的影响过程，黄欣理解为“看问题的完整逻辑”“思维训练”。但对于焦虑状况下的就业需求，那些没有直接帮助的论文常会被忽略。

北京大学硕士刘芳滢学的是历史，“坦白一点说，没有任何用”。她的同学们要么做了公务员，要么去教书，唯一的特长可能是写作，但又不如中文系学生有竞争力。

刘芳滢在游戏公司谋到一份职，策划古风游戏，算是很幸运，能够一展所长。但她还是花了大半年来准备论文，过程中，以下怀疑常常冒出来：我天资就是这样，我的能力达不到大师级，我就没办法提出很多有颠覆性、创造性的观点……最终她发现这个学科的难处在于学懂，收获也在于学懂，“本身学懂就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是好十几年”。

本科毕业生小范又是发问卷，又是做访谈，竭尽所能地想把论文完成到最好。毕业对他来说没有难度，他的目标是评上优秀论文。所以，尽管他的查重率完全满足合格要求，他还是狠狠心，删除一些正常引用内容，把它降到了优秀论文要求的5%以下。

这个高考发挥失常的孩子从那时起就埋下心理阴影，打算在考研时扳回一城，他是班长、学生干部，唯一的目标就是考上研究生。今年2月他终于考上了，但从那之后也开始迷茫了：为什么要读研究生？写论文是为了什么？他现在还没有任何答案。

在工业大学“划水”的李琳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刚刚提交了论文的最终稿。所有程序都已经完成，但她总害怕会有突发情况，宣告她无法毕业。她早就找好了工作，转行去会计师事务所，理由是哲学“太没有前景了，才及时抽身”，但她仍怕论文会成为一道坎。

当初为了好文凭，李琳用了一年考研，熬了三年才到毕业。她说，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应受访者要求，李琳、祁亮、黄欣、小范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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