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购买3000亿国债：美国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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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在3月18日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决定直接购买较长期国债(同日纽约联储公布了3000亿美国国债的细节，主要购买2年至10年期国债，从下周起首次购买国债，每周进行2到3次)。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将直接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来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同时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以期克服“零利率”下出现的“流行性陷阱”。　　虽然现在还难以判断这种“非常规货币工具”究竟会有多大成效，但不可否认，伯南克正在将他的“圣杯”理论运用于实践之中(伯南克认为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圣杯”，他的结论是，抑制总需求的主要因素是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供给紧缩)。在美联储声明当日，各交易市场出现了戏剧性变化：金价由885跳升至950、道指由7172反弹至7571、欧元兑美元由1.31升至1.35、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更是大幅下跌了54个基点至2.49%，创下近20年来最大单日降幅，相应美元指数则由86滑落至84附近。
　　目前，美国仍然是全球的第一大经济体，他的一举一动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走势和格局，同时，他的举动又一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伴随美联储明确开始购买长期国债，应当说美国政府用于救助危机的十八般武器，也用了十之八九，那么究竟效果如何？今后美国还会拿出什么武器？
　　要了解这些，就要先看看美国现在究竟在想什么。
　　走钢丝
　　实际上，从救助贝尔斯登到雷曼破产，再到“两房”和AIG的接管、摩根和高盛的转型、花旗的分拆等美国政府化解危机的路径来看，美国政府一直在权衡：究竟是让股权人承担成本，还是让债权人承担成本。因为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完全通过国有化，即通过稀释股权人(美国人是主体)的利益来化解这场危机，无疑会受到国内质疑，奥巴马政府的压力会陡增；相反通过印发钞票，发行国债来向金融系统不断注资，则是稀释债权人(外国投资者是主体)的利益，自然同样会受到外国债权人的质疑(今年1月份美国国债的外国机构持有量缩减了47亿美元，除了金砖四国和日本等几个少数国家增持外，其他国家均在减持，其中中国增持122亿至7396亿美元)，使得美国的国家信用进一步过度透支，从而侵蚀本以飘摇的美元体系，所以说真正考验奥巴马政府的就是如何在这条钢丝绳上掌握平衡。
　　在此逻辑下，我们对于未来一段时期美国政策的方向就会有一个大致清楚的判断，即一方面通过承诺保护外部债权人美元资产的安全，以维持外部资金持续融入美国，给其金融体系输血，以加速金融机构“排毒”进程；另一方面通过国有化来加强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力度，强化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改善内部融资环境，进而推动经济基本面的尽快企稳。
　　当然，在这个判断下，美元贬值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起码在美国经济企稳之前，因为美元一旦贬值，上面的两条路径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现在大家对美元的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即鉴于美国“双赤字”情况的愈演愈烈，长期而言，美国的国家信用会被拖累，因而未来美元的长期趋势是贬值，但每当危机出现时，尤其是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时，投资者却在强烈避险的需求之下，迫不得已还是选择美元资产，由此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虽然长期看贬美元，但危机时刻避险需求却会使美元得到支撑，“长期美元靠不住——危机时刻美元更安全”的循环始终不能破解，因为一旦出现更安全的资产，可能会伤及美元地位之时，那么一定伴随危机的重演，自此这个循环就不停地演下去，美元是不可能被美元自己击破自己的。
　　中国的利益
　　如果上述对危机中美国思维逻辑的猜测成立，那么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中重要的角色之一，如何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呢？
　　中国在2008年9月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同欧洲主要国家相比(截至2009年1月底，德国持有美国国债余额为564亿美元、法国持有179美元，两国持有量占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量的比重仅为2.42%；相应金砖四国的比重为33.37%，余额高达10252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比重为24.07%)，其中的利害关系自不言而明。因此，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构建方面，中国的出发点应该同一些呼吁重建体系的国家有所差别，必须要明白我们的利益在哪？
　　中国现在拥有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其中62%左右是美元资产(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的美元资产为12050.8亿美元)，所以在我们提高自身的外汇储备管理水平同时，必须适度借助美国之手来保护好存量利益，这同样也是一个权衡，尤其是要利用已有的东西来积极应对各国在危机中贸易保护的“自然反应”，在积极拓展新国际发展空间的同时，要认真思考如何保护好我们既有的海外利益，又要抓住发达国家提振经济的当口，适时加大我们对外部资源、技术的采购，以期收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从今年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来看，决策层及时果断的政策转向，已经收到了初期效果，但一驾马车(即政府投资，1-2月份87.5%的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速，2.69万亿的信贷增长说明了此点)可以让经济大车暂时不再下滑，但很难独撑经济重新爬坡，因此内需的启动成为了共识，尤其是尽最大努力保证就业。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不仅需要创造货币、创造需求，更需要创造就业，在政府投资效果逐渐趋缓的同时，如何通过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启动来实现有效续接，实际上成为了中国经济能否真正走出低谷，甚至较早实现复苏的关键。
　　如果我们观察1998年的就业数据，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虽然当时经济也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但当年新增就业人数却是近10年来的最高点，有1037万人，其中第一产业新增447万人、第二产业新增105万人、第三产业新增485万人，而1998年洪涝灾害需要农业生产人员的补充、乡镇企业的吸纳和1998年以来房地产行业的新一轮增长，以及教育扩招等，则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一和第三产业吸纳了当年近80%的新增就业。但对目前而言，1998年用于解决就业的两条路径已经很难奏效。
　　所以，当前的积极财政应该强化由过去“投入型”积极转为“改善型”积极，侧重需求方的资源配置，果断加大减税力度。根据已知的消息，今年将实施规模约5000亿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需要强调的一点，在当前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则需要一步到位式的减税，尤其是明确与解决就业挂钩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方向，诸如企业所得税率的暂时下调(5%-10%)、中小企业的暂时减免税负，个人所得税暂停1-2年的征收，从而让微观层切实感受到福利的增进(实际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的增加)，当然减税的范围要以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前提，而不是一刀切。

源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