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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滚下来的时候，阿芳本能地小退了一步，受伤部位从计划中的小腿以下缩小至左脚掌。当剧痛从左脚迅速蔓延至全身时，她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完了，这回工伤最多只能评九级。就这一步，值十几万。 我从事HR十余年，经手处理的工伤不知凡几。早些年总为员工因不懂法、得不到应有的待遇而愤愤不平，近几年却发现，有些员工对劳动法的熟悉程度也许比我更甚。而过分理解常常导致了过度利用。 工伤的高额赔偿似乎成了一条致富的新捷径。在一些人眼中，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从偶然开始，迅速地把意外变成了必然。 最让人无奈的是，与专业骗保维生的职业骗子不同，他们踏实肯干、勤劳善良，他们吃过苦，所以不怕苦，他们视受伤为家常便饭，视补偿为等价交换。却从没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到底是什么。 阿芳就是这样一个“容易”受伤的女工。 2018年大年初三，江西赣州XX县的一个小镇上，家家户户都忙着迎来送往、走亲访友，阿芳连娘家都没去，只顾在村里、镇上来回奔波，张罗儿子阿峰的婚事。 阿峰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几年下来，打工、创业，浙江福建广东，哪儿都去过，就是没见存上一分钱。眼看翻过年都25了，还东晃晃西晃晃地没个定性。去年说交了个镇上的女朋友，阿芳一听这消息，又惊又喜。俗话说，先成家再立业，有媳妇看着，也好收收心。从前年尾到次年头，两家商商量量的，总算有眉目了。 阿芳提着个半新不旧的手提袋，挤进一台半新不旧的五菱宏光里。一上车，就被隔房的妯娌打趣：“哟，咱们的发财嫂不坐自家的小轿车回家，跑来跟我们挤啥子挤哟？” 她回了个笑脸：“你坐得，我就坐不得咩？” 面包车经过改装，两排座位拆掉后，在靠窗的两侧装上了窄窄的长条木凳，中间又放一排小马扎，这样就能往里塞上十几个人。阿芳被挤在中间，胸膛里的肋骨隐隐作痛。 妯娌见她脸色发白，额头上冒着冷汗，对司机吼道：“师傅稳到点儿开，车子上有个病人。”接着又去拍坐在副驾驶的乘客，好声好气地商量：“幺妹儿，你还有好久下车？让这个大姐坐哈可不可以？她年前受过重伤，挤在后头要不得。” 阿芳感激地握了握妯娌的手，低声说：“算了，人这么多，反正也快到了。” 妯娌横了她一眼，把手里抱着的一箱罐装八宝粥塞在她屁股底下，没好气地说：“你也是！知道自己身体不得行，还跑来挤，家里有车不坐。你儿呢？” 阿芳挪了挪屁股，坐高一点，舒服多了，小声解释：“阿峰陪他女朋友到县城买东西了。” “你拿命换来的钱，他拿去买车就算了，买了车自己开起陪女朋友耍，连老娘都不管了！”妯娌不屑地说：“你这个儿教得好哦。” 她的话引得周遭侧目，阿芳又羞又恼，手肘拐了拐她，连忙说：“别瞎说。啥子拿命换喔，没那么严重，就是受了点伤。现在都好得差不多了。” 这是阿芳7年来受的第4次工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左手胳膊下半段粉碎性骨折，胸膛里肋骨断了两根，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后又休养了半年，才算结束治疗。 2016年春天，她进了一家有800多号人的港资厂，管理正规，货源充足。两班倒，每天上12个小时，一个月下来5000多元工资。在东莞，这收入算是中上水平了。厂里包吃包住，没啥花销，一年下来工资卡里也存了五六万。 阿芳做事踏实，能吃苦，从不随意请假，为人又随和，很得领导和同事的喜欢。年末评优的时候成了“最佳生产标兵”，第二年她就有了“老带新”的资格。班长说，每带出一个新员工，就有500块奖励。 但阿芳刚带新人不到半个月，就出了事。 那天她上夜班，教新人上模具。示范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本来停下来的机器突然开起来了，卷轴快速滚动，一下子就碾过了阿芳原本放在轴心边的左手。霎时间，她感觉到小手臂一阵酥麻，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朝机器扑了上去。这时，边上的螺杆又顺势甩来，重重地打在了她的胸侧，几乎能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她猛地喷了口血，站立不住，瘫倒在地上。 旁边的新员工吓懵了，大声尖叫起来：“救命啊！出事啦！” 旁边的工友连忙跑过来，“这是这么了？受伤了？” 阿芳痛得眼前发黑，冷汗像下雨一样不停地流。她咬紧牙关，提了口气说：“你，按一下红色那个钮，把机子停了。”阿芳心想，不能让机器继续空转了，模具没装好，万一再把电机烧坏了，这机子就不能用了。 见新员工僵在原地，阿芳伸出没受伤的右手拉拉工友的衣袖，说：“先，把机子停了。” 工友见她还在操心机器的事，开玩笑说：“不愧是咱们的先进，都受工伤了还想着活儿呢，”顺手按下制动钮。没想到等他回过头，见阿芳又吐出一大口血，这才吓了一跳，扯着嗓子喊：“班长！快，叫救护车！阿芳受伤了！” 救护车连夜把她送去了医院，几番检查治疗，这一住就是一个月。 期间，厂里给阿芳报了工伤，还给她发了2000块奖金，奖励她临危不乱，身负重伤之时还念着公司的财产安全。经查明，事故原因是机台上某个按键失灵，导致的机台操作异常。设备维护员被扣了200块绩效奖金，处罚他没有及时排查出安全隐患。 工伤报告上的证人证词都说是意外，只有阿芳自己知道，这不是。 阿芳从进厂的那天起，就一直操作这台挤出机。她没念过什么书，连SOP（标准作业指导书）都是连猜带蒙看懂的，但熟能生巧，时间久了，看得多了，她也大致明白哪些零件有什么用，摸清了技术人员例行检修时的流程和方法。 上个月末，技术员在做日常维护时，阿芳隐瞒了零件磨损的真实情况，在维修记录表上提前打了个“√”。本该换掉的零件没有换，报表却显示已检修，设备正常无故障。等到零件里的弹片一断，按键自然失灵。 阿芳觉得很对不起那个技术员，但她没办法。工厂的安全措施做得太周到了，除了这个，她一时半刻也想不出别的既能出工伤、又不连累别人的法子。她想，等过阵子给那个小师傅买条好烟，就当是给他赔罪了。 阿芳挺喜欢这个厂的。给买社保，加班又多，吃住不花钱，班长也和气，要不是家里急用钱，她原本是打算长长久久在这做下去的。 2017年初的时候，阿峰说要跟朋友合伙开一家湘菜馆，加盟费、门面租金、装修加在一起，每人出30万，最多两年就能回本。店面地址都选定了，就差钱。 儿子有需求，做父母的就得尽力。老冯和阿芳一样，都在厂里打工。男人花销大，一个月5000块工资，能存下3000块就不错了，现在两个人加起来手上也才八九万块钱。早年倒是有些积蓄，但这几年又是装修房子，又是给阿峰投资做生意，几番折腾也没剩什么了。 好在阿峰的合伙人仗义，说他可以先把加盟费给付了，把合同签下来，等阿峰钱到位后，再付装修款。这么一推二拖的，最终说定只要年底前凑够30万就成。筹钱的时间多了大半年，老冯和阿芳自然千恩万谢。 那段时间，两口子一下班，就在宿舍里拿着手机算账：夫妻俩每个月一万多块钱收入，就算一分钱不花，到年底也才8万块，加上手头的，这还有10多万的缺口。 老冯点了根白沙烟，狠狠地吸了口，沉默半晌，低声说：“要不，再整回工伤？” 阿芳习惯性地揉了揉酸痛的手腕，叹了口气：“哪就到了那一步？咱们再想想辙，看能不能先跟亲戚们——” 老冯打断她的话，“亲戚都穷哈哈的，日子过得还不如咱们呢。再说，你跟谁借去？就老五还有点家底。可去年他家修房子跟咱们借两万，你说要给阿峰买车，没借。这会儿哪能再跟他开口？” 阿芳低着头，心里是不痛快的：不借给老五是老冯的主意。俗话说要债的儿子、欠债的爹，借给他，谁知道他啥时候还？这才借口说要买车，把人给拒了。这会倒把锅推给我了。阿芳黑着脸，一言不发地揉着手腕，觉得脚掌的旧伤开始隐隐作痛。 老冯搬了个小胶凳，坐在阿芳旁边，拉过她的手，慢慢揉捏手腕。小声说：“我知道你怕痛。” 阿芳瞪了他一眼，“谁怕痛了？我是怕像上次那样，受了回伤，啥也没得。” 老冯呵呵一笑：“也不算啥也没得。指尖少一点儿，评了十级，赔了四五万，不少了。” 老冯说的是3年前、2014年，在上一家工厂受伤那回。
那家是做线材的，阿芳在里头做了半年。一次不小心，切线的时候切到了手指，指尖断了0.5公分，工伤鉴定评了十级。那个厂效益一般，每个月的工资才4000多，按赔偿标准，各种赔偿金、补助金加起来才给了4万多块钱。
| 工伤伤残赔偿标准（作者供图） 但她挺知足。这点伤居然能评上十级，她自己都没想到。就手指尖少了点，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而且伤口愈合后不痛不痒的，一点儿事没有。 阿芳不服气的是2013年那次。 2013年，她进了家私人老板的五金厂，看起来挺正规，没想到连社保都不给买。她想着反正都进来了，工资也还可以，干脆就在里头做吧。做了大半年，在拖零件去喷油区的时候，周转箱勾到过道边的铁线，掉下来时砸到了脚背。 开始的时候，工厂也是送去医院，拍片子看医生，说是粉碎性骨折，动手术打了钢钉，裹着石膏休养了两个月。但等康复后，阿芳想要申请工伤鉴定时，厂里却拒绝了。 她找人事，人事说她没买社保报不了工伤。她又去找老板，老板冷冰冰地回复：“做什么工伤鉴定，既然伤好了就回来上班，现在工厂忙得很，不要光拿工资不干活。” 她争了几句，大意是说：我受的是工伤，工厂不能不管，劳动法规定了，受了工伤就要赔。 老板冷笑了一下：“你跟我讲劳动法，那我问你，你搞坏了价值几万块的零件，要不要赔？你自己工作失误，延误了生产进度，我没找你算账，你居然还敢来问我要赔偿？你以为我是那些没门路的小厂？不怕告诉你，我和劳动局局长熟得很。” 老板娘倒是态度很好，轻言细语地说：“也不怪老板生气。你不小心受了伤，工厂帮你治，要你出一分钱没有？这几个月你没上一天班，工资少拿一分钱没有？现在你说伤好了，工厂说不让你做没有？都没有嘛。当老板当成这样，还不算仁至义尽吗？” 阿芳不服气还想争辩，老板打完电话走进来，看了眼阿芳，板着脸说：“刚才我已经问过律师了，他说你可以去鉴定，但你必须先赔偿给工厂带来的经济损失。等流程走完，法院怎么判我们就怎么执行。” 老板娘也劝：“我知道，你在外头打工不容易，受了伤觉得委屈也是正常的。但你这种情况工厂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再去申报工伤真没必要。这样吧，我做主，从老板的私人账上给你2万块钱，就当是我们夫妇俩对你的人道主义援助吧。” 受那么重的伤，2万块钱就把她打发了。要是按正常流程申请伤残鉴定的话，参照第一次工伤的伤情，少说也能评个九级。九级！19个月工资啊，八九万块钱就这么没了。后来听人说，没买社保也犯法，一告一个准，说不定拿到手的赔偿金会超过10万。 她现在一想起来，肠子都悔青了。这个教训阿芳一辈子都忘不了，她想，也怪她不懂行，要是当时老冯在的话，两个人有商有量，也不至于势单力薄连个争理的人都没有。 自那以后，老冯都要跟她进一个厂。而且进厂之前，两口子都要问清楚签不签合同、给不给买社保，她可不想白白遭了罪还什么都捞不着。 这一回工伤，阿芳很幸运。 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后，医生开具诊断证明，认为阿芳伤情恢复较好，可以回家休养，接下来的时间只要进行定期复查就可以。这一休养，就养了足足6个月。这半年里，公司按往年的平均工资继续支付薪水，每次检查还会安排专车接送，住在厂里免费提供的夫妻房里，阿芳每天不是看电视剧，就是看《奔跑吧兄弟》，阿芳很喜欢这个节目，之前一直没时间看，这下子终于可以把第一季到第五季统统补完了。 阿芳不是不怕痛，只是痛着痛着就习惯了。她从小到大受过很多次伤，被锄头挖到脚，斩猪草时斩到手指，背柴的时候被木桩戳破脚心……那会儿还没什么麻药，不还是熬过来了。 阿芳觉得，这段时光是自己最幸福的日子了。 年中的时候，两口子怕儿子难做，把之前的积蓄和这几个月的工资都寄了过去。为了凑个好意头，还跟厂里预支了两个月的工资。 一下子拿出去18万呐！阿芳嘴上不说，心里却跟油煎似的难受。她不是不舍得，是怕阿峰年轻见识浅，被人骗了。前几次也说和别人创业，开奶茶店、做水果生意什么的，结果都是钱没了，生意也没做成。 老冯安慰她：“阿峰这回说得头头是道，我看能成，放心吧。” 转眼到了10月份，阿峰那边又打电话来催钱了。 阿芳疑惑：“不是说年底给也行吗？” 电话那头，阿峰连珠炮地扯了一大串“兄弟面子、合伙人责任”什么的，她听得一头雾水，还没来得及追问之前的钱用到哪了，就被老冯抢过电话连声应承了下来。 工伤赔偿中，最多的一笔是“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但这个要等到出厂的时候才能拿。在此之前，还要去社保局申请工伤等级鉴定，虽然阿芳的伤处还有些疼，但她等不了了。 老冯陪着阿芳找到人力资源部，商量伤残鉴定的事。我作为公司的HR接待了他们，我反复确认，阿芳的伤情是否已经完全康复。 阿芳习惯性地揉了揉右手手腕，说：“都好了。就是不能用力，医生说这是正常的，后期持续复健就行。” “那就是还要继续治疗？” 老冯连忙插嘴，陪笑着说：“不用不用，就不麻烦公司和领导了。她好得差不多啦，农村人，没那么娇气，伤筋动骨一百天，这都养两百天了，早就没事了。眼看就年底了，我们先做了鉴定吧，一拖到年后，又不知道哪会儿才能办。” “还是要看医生的诊断证明的，不是你说怎样就怎样。”我怕他俩不清楚相关规则，又细细解释道：“你要考虑清楚，申请了鉴定，后续如果又产生什么医疗费用的话，公司和社保就不再承担了。发生工伤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但既然已经发生，不论你申不申请鉴定，公司都会按照《劳动法》负责到底，你们不用担心。” 夫妻俩满口感谢，态度却非常坚定，要求即刻就带她去做伤残鉴定。 45天后，伤残鉴定结果出来了，七级。 11月尾，阿芳提出了辞职，理由是不愿给公司增加负担，想回家休养。我几经劝说未果，便按相关法规计算了公司应付的各项赔偿金，转给了她。 阿芳用一条左胳膊和两根肋骨，换了44个月的工资，心满意足地回了老家。 阿芳拿到钱后，打了整整12万给阿峰，手里留了10万块。上个月儿子说交了女朋友，过年就带回家来“看凼（女方家来男方家相看）”。要是双方父母谈得拢，五一节就能摆酒结婚了。阿芳盘算着，这10万块钱，拿5万做彩礼，剩下的5万块在镇上的酒楼摆酒，这在当地已算得上是体面的婚礼了。 没想到，钱汇过去了阿峰才说，生意做不成了，钱拿去买车了。 一想到这个，阿芳就想叹气，有点心酸又有点无奈。阿峰是她唯一的儿子，自小却没养在身边。那会儿家里条件不好，两口子为了能多赚点钱，长年在广东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上一面。 过年的时候，老冯喝醉酒，把“孝顺”两个字说了又说。他死死攥住阿峰的手，翻来覆去地唠叨：“以后，你一定要孝顺，懂吗？孝顺。孝不孝顺我没关系，一定要孝顺你妈，她为了你真是受太多苦了……” 阿峰一脸不耐烦地推开他，避到一旁给女朋友打电话去了。做爹妈的没怎么管他，做儿子的，自然对爹妈也没多少感情，平时只有要钱的时候才会打上几个电话。 阿芳自我安慰地想：等他成了家，自己就不出去打工了。一家子团团圆圆在一起，处上一段时间感情就好了。阿峰虽说没啥大出息，但也没走歪路。生意没做成就没做成吧，钱拿去买车了也好，出入方便，说起婚事也体面。 没想到，方便是方便了，只是不是自己的方便。 乡亲们一路上上下下，五菱宏光面包车走走停停了半个小时，终于到了冯家村。阿芳忍着闷痛挤下了车，站定后认真端详起自己的房子来。 阿芳的新房子就建在路边，一幢三层的小楼，楼顶是当年最流行的仿琉璃瓦样式。房子在马路边，出入方便，但灰尘也大，崭崭新的房子，这才几年，白墙就成了灰墙。修房子的时候，把家底都掏空了。要不是当时得了注“外财”，这房子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装修呢。 没想到自己花大价钱建的小楼，女方家根本不稀罕。 老冯夹着一支白沙烟，背着手从屋后转出来。看到她在发呆，连忙招呼：“回来了咋不进屋？外头风这么大，着凉了怎么弄？”一面说，一面转身进屋烧水。 阿芳晃了晃酸痛的左手，慢吞吞地进了家门，在沙发上疲惫地坐下来。老冯连忙递了个抱枕给她靠着，又从热水壶里倒出滚烫的水，把毛巾浸湿后，小心翼翼地拈起。阿芳把袖子卷起来，露出苍白清瘦的胳膊，一条长长的伤口蜿蜒在靠近手肘的位置，像一条丑陋的蜈蚣。 老冯用劲把毛巾拧干，趁热给她敷在胳膊上，问：“今天去谈得怎么样？” 阿芳的皮肤被烫得通红，她却像没感觉一样，说：“还成，她家对咱们还算满意。” “那是。咱家有房有车，阿峰长得也不赖。这样的条件，在我们这片儿都是数得着的。”老冯得意地看了一眼阿芳，“再说，我们两个还年轻，少说还能挣十来年的钱。再挑剔的丈母娘也挑不出毛病了。” 阿芳习惯性地捏了捏右手手腕，“人家条件也不差，长得好，又是大学生，老两口看起来也是讲礼数的人。这门亲事，我是满意的。” “那你刚才咋愁眉苦脸的？人家不想这么快订婚？那姑娘都28了，比阿峰还大3岁呢。” 阿芳摇摇头，“人家不是不同意，只是提了个条件，要先在县城里买房再订婚。” “她看不上咱们这房子？” “说在乡下生活不方便。人家也挺通情达理，姑娘妈说，只要咱们付首付，装修的事娘家负责，等成了家小两口就自己还房贷。” 老冯皱紧眉头：“才买了车，哪还有钱买房。县城这几年房价涨了，隔房（隔壁）林子买那套三房的，首付交了15万，听说房子一般，还没电梯。”他把冷掉的毛巾拿开，用张干帕子把她胳膊上的水擦干，然后拿过一张黑漆漆的膏药贴上去，把袖子妥帖地放下来。 到底是受过重伤，胳膊至今还是使不上力，阿芳想着早点好了，还能出去再挣个几年钱。之前听说有个老中医擅治骨科，膏方也便宜，就买了一大包天天贴着。 阿芳叹了口气：“早知道就不要买这么贵的车了，人家七八万的车开出去也是体体面面的，阿峰非要买什么越野车，18万啊！坐进去也没啥区别。” “就是。不买那车，咱们凑一凑，首付的钱就有了。”老冯附和，“只是买都买了，退是退不了了，要不然亏得更多——咱们只有另外想辙。” 阿芳一听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摇摇头，“别想了，我这样子是进不了厂的。” 老冯不服气，上下端详一番，说：“我媳妇精精神神，一看就是踏实肯干的人，现在工厂就喜欢咱们这种中年劳力，上有老下有小，不会轻易出厂。” “进厂都要求体检，体检不过关，根本进不去。”阿芳伸出左手，拿起茶几上的果篮，才不到两秒，就脱力掉落下来。 老冯连忙接过，话却说得肯定：“我说能就能。你还记得体检项目是哪些吗？” 阿芳回忆前年进厂前体检的细节，发现常规入职体检只检查血常规、肝功能和外科，而外科只看四肢是否健全。阿芳顿时豁然开朗。 阿峰的婚礼定在国庆节，这就意味着阿芳必须在这8个月里挣到15万的首付。两口子不敢耽搁，还没出大节（元宵）就来东莞了。时值工厂大量招工，他们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台资塑胶厂。 4月，刚过试用期，阿芳就又受伤了。 模具滚下来的时候，她本能地闪了一下，受伤部位从计划中的小腿以下缩小至左脚掌。当意料当中的剧痛从左脚迅速蔓延至全身时，她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完了，这回最多只能评九级。按照她最先的设想，是让左腿粉碎性骨折，这样的话至少能评七级，要是再严重些，六级也是有可能的。 阿芳从不怕受伤。 她妈是个暴脾气，看不顺眼就动手。有一回，她因为挑水的时候扁担钩没缠好，挑到门口水桶就掉下来，泼在了正在屋檐下砍猪草的老娘身上。她妈连身都没起，像砍柴一样，反手就砍向阿芳的小腿。要不是她躲了下，她的腿早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断了。 她想，要是这次治不好，就当是被我妈在当年就砍断了。 事前老冯还安慰她：“不要怕，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受再重的伤都能给你治好。大公司舍得花钱，没事的。要是真治不好，不还有我吗？” 可是当冰冷的沉沉的模具滚下来时，她还是忍不住小退了一步。就这一步，值十几万。她忍不住长吸了一口气，原来之前肋骨断掉的地方，在提醒着她，旧伤仍在。 处理工伤的人来了，阿芳忍着疼痛，像在肚子背过千万次一样，流利地说明了此次事故的过程。后续也如往常一样，治疗、申请评定、辞职、拿补偿金。 终于在国庆之前，夫妻俩轻车熟路地办完了所有手续。离职结算那天，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意味深长地说：“这一次，应该是你最后一次受工伤了。” 当时的阿芳还以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了，有点小紧张，急急忙忙签完离职证明，就迅速离开了公司。 国庆节，阿峰如期举行婚礼，阿芳觉得，此生总算圆满了。 新的一年到了，东莞又开始一轮招工潮，老家的土地早已荒废，已习惯每个月有固定收入的阿芳夫妇再次踏上打工之路。 从前两年开始，东莞招工就变得越来越难。年轻一代不甘心在生产线工作，而吃苦耐劳的中年一代对薪资的要求又越来越高。老冯信心满满，发誓这次一定要进个好厂，可以做到退休的那种。夫妻俩已经买了十多年的社保了，再买个几年，就到了退休年龄，正好拿退休工资。 没想到，来了大半个月，竟没找到一家合适的厂子。明明有几次都通过面试、让他回去准备入职资料了，后来却总是接到电话，被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不是已招满，就是年龄偏大，不符合录用要求。 开头几天阿芳还会跟着老冯一起到处奔波，后来就只在出租房里等消息。她的脚伤还没养好，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容易被看出来。 透过出租屋的窗户，正好能看到工业区围墙上拉着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欢迎老员工返厂工作”。阿芳想起她第一次受工伤的那个工厂，她在那个厂勤勤恳恳地做了5年。2011年，因为一次很小的意外，阿芳手腕骨折，治疗费只花了几千块钱，但工伤鉴定的时候给评了九级，她一下子拿到了一年的工资。 这笔意外之财让两口子喜出望外，也让老冯看到了机会。 阿芳康复后，当时厂里还安排她去包装组专门贴标签，工作任务是同工位的1/3。后来老冯专门找人打听，说只要辞了工，还能再拿8个月工资的赔偿，她那会一个月工资3000多，这一下子又有两三万块入手，她没多想就同意了。 一次小小的工伤，能换来房子装修的钱，值，太值了。 想到这，阿芳叹了口气，唉，厂是好厂，要是那个厂还在招人的话，再进去做也挺好的。她走的时候，厂里的李经理还夸她是难得的好员工，欢迎她随时回去呢。 转天，两口子就坐上公交车，辗转去了邻镇的那个工厂。工厂也在招工，但管人事的人早就换了几茬。阿芳满怀希望地递上身份证，报上名字。 负责招聘的姑娘上下打量了阿芳一番，问：“你老公是不是叫冯某某？” “是啊，你怎么知道？” 姑娘说：“我当然知道。8年报了4次工伤，每次都能评上伤残等级，单赔偿金就拿了四五十万。这样厉害的人物，我真是久仰大名了。” 阿芳大惊失色，连忙说：“我是真受了伤，不是假的。” 姑娘哂笑道：“我没说你是假的，你要是假的，就是骗保了。正因为你是真的，所以才说你厉害。这样的狠角色，我们公司是不敢要。” 阿芳拦住她，想争取最后的机会：“我之前在这里做过的，我是熟手。我做事很好的，老员工都知道。李经理还在不在？他知道我，那回真的是意外。我没有骗你，我问心无愧！” “李经理早就离职了。” 老冯眼看她不中用了，忙凑上前，低声下气地问：“那我呢？我没受过工伤，身体健康，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 那姑娘回过头，叹了口气：“不必再说了。你俩的名字都被登记在用工黑名单里了，但凡正规一点的厂，你们都进不了。 “用工黑名单？” “是。主动制造工伤，换取大额赔偿。”姑娘见他俩急得满头大汗，阿芳更是两脚发软，摇摇欲倒，生怕他们在厂门口出个好歹，便多解释了几句：“你老公虽然没有，但难保他以后不会有。像你们这样尝到甜头的人，有一就有二，你身体不行了，他就上了。” 老冯语无伦次起来：“自己上？不，我是不可能自己上的。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不像她。她受伤没关系，我是不可能主动去受工伤的。”但已经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了。 阿芳终于明白，上家公司的经理为什么会那样说了。 阿芳来找我的时候，是今年春天。 当年她离职时，是我给她报销了所有的医疗费用、生活补助，也一次性付清了她应得的工资和各项补贴。时隔两年，我实在想不出她为什么来找我。 阿芳依旧是谦卑又客气的样子：拘谨的微笑，低眉顺眼的问候，轻言细语的诉说。我看她行走间不似常人，自然问起：“最近身体怎么样，恢复得还好吗？” 她答得腼腆：“恢复得好，小伤小痛不要紧。 我不赞成的摇头，“不要忽视自己的身体，好多毛病都是小伤小痛引起的。你还年轻，现在不珍惜着点，年纪大了就要吃苦头。” 她呐呐地说：“我……习惯了。” “这怎么能习惯？身体是自己的，伤痛也是自己的，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还等着别人心疼？” 没想到我的一句简单问候，竟让这位不以为苦的女人泪如雨下。她说起她的儿子、她的丈夫、她的母亲，她这满是血泪的一生。她说起自己身上数不清的伤痕的来历，说她无法奔跑的左脚，酸软无力的手腕和手臂，以及连呼吸的时候都会隐隐作痛的胸膛…… 我长叹了一口气，“能成功的评上伤残等级，自然是因为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而这种损伤会对你今后的劳动能力、行为能力造成严重的影响，这才会有几方提供经济补偿。为了这点补偿金，也许，某些伤病将会伴随你一生，你认为值得吗？” 阿芳低着头，良久的沉默后，问我，还能再进我们厂吗？ 我实事求是地说：“以你的身体状况，是无法胜任目前的岗位的，你知道的，很辛苦。” 她很委屈地说：自己受的伤是实实在在的，拿的钱也是规规矩矩的，没占工厂和国家一点便宜，也没违反劳动法的哪一条哪一款，怎么就进入用工黑名单了呢？ 我只能尽量用最容易理解的话解释道：“对于劳动法来说，只要是工伤，就没有主动受伤和意外受伤之分，因为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的法律。但对企业来说却不是这样。你要明白，劳动法可以保护你，但前提是你必须和企业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这就是那份名单的初衷了。” 再听到阿芳的消息时，已是秋天。听说她和老冯放弃进厂了，转而接一些外发手工活来做。 因为人工成本太高，许多小工厂就干脆把不需要技术的简单工序外发加工，比如帮贺卡套透明胶袋、帮吊牌绑挂绳、帮电线穿热缩套管……单价大都是1分钱到1分5，比请个正式工在厂里做要划算得多。接这些活的人不是身体健康的老人，就是全职主妇，每天赚个三五十当零花钱，也算不错。 有老员工曾在市场看到她，正用小拖车拉着一堆新年贺卡回家赶工。问她一天能赚多少，她平静地说：从早到晚14个小时，五六十块。 “那老冯呢？” “嫌活少费时来钱慢，转去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了。” 现在，我们仍在不断更新着用工黑名单，社保网也可核查工伤记录。 正规企业不再给他们工作机会，能进的都是些管理不正规的小工厂。劳动法本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屏障，可他们却在打破这个屏障。当他们不再被保护，今后又该如何自处呢？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9-7-20 06: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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