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故事计划》第385期：那一天，我发现父亲是黑帮老大

源济

那一天，我发现父亲是黑帮老大

原创： 全民故事计划 全民故事计划 2019-07-22

“

我再也无法将记忆中邪恶有如神祗雕塑的父亲，和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皱纹密布的老人联系在一起。

—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85个故事 —

一

 

我从小惧怕父亲。他沉默寡言，极少展露笑容，似乎从不关心我的日常生活与学习。父亲在我童年阶段出现的次数不多，比起一个由细节搭建起来的形象，他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我和父亲将近四十年的年龄差距。小学同学见过我父亲后，私底下对我说：“你的爸爸看起来好吓人。”这句话足以佐证，我对父亲的惧怕绝非来自臆想，他确实有让人害怕的气场。

 

直到小学六年级，我才明白构成这种气场的原因——父亲是江湖中人。

 

这句话放在当下的情境，有中二病发作的嫌疑，但在千禧年前后的广东再正常不过。

 

发现真相的那天，父亲接我和母亲去喝晚茶，三张大桌坐满了人。有一些熟悉的面孔，更多是陌生的。落座不久，父亲就到了别桌，与别桌的人边吃边聊，基本上是父亲说，他们听着。

 

结账时，酒楼的部长来到父亲面前，拘谨地说：“你们是XX（地名）帮的吧，老板吩咐下来了，今天的单老板请客诸位，交个朋友。”

 

我感到新鲜，便竖起耳朵听着。父亲拉开皮包的拉链，拿出一沓百元钞票数着，笑着对部长说：“我们不是XX帮，就是一群老乡，把账单给我吧，别让老板破费了。”

 

部长回头打出账单，交到父亲手上说：“那就给您打个八折，这是友情折扣，老板的朋友来这里消费都一样。”

 

父亲数出折扣后的钱，递过去，临走前说：“行，跟你老板说声，有空来一起喝茶。”

 

离开酒楼，父亲开车缓慢地行驶在城镇中心的街道上。摊贩们散落在街道两旁，嘈杂的声音此起彼伏，下班的人们在夜晚消遣，供人消遣的夜市在夜晚忙碌，城市仿佛不知疲倦地运转不休。

 

父亲将车停在道路的一侧，目光凝视着对街一家新开张的手机店，艳红的爆竹碎纸还没来得及清扫，花篮上的花草已经七零八落。我趴在窗口望去，不觉得有什么新奇。

 

突然，一群手持钢管木棍和焊接关刀的人，涌进店里打砸，手机店的老板被人抬着扔出门口，人已经昏迷，白色上衣被血染红。这时我感到车辆开始缓慢地行驶，父亲带着我，逃离了那个地方。

 

那天过后，再没有人可以在城镇的中心街道上从事通讯器材零售，当时的我还不能理解父亲及父亲手下的行为，后来我才偶然在书籍中找到解释这种行为的一个词：欺行霸市。

 

二

 

1956年，父亲在一座位于粤北山区的村庄出生，家庭成分是贫农。

 

家乡曾是抗日战争的一处小战场，险峻复杂的地形有利于游击。父亲幼年时喜欢上山捡子弹壳，有些子弹壳嵌入土墙里，得用手指抠出来。后来当红小兵时，得益于对山里的了解，父亲常扮演“司令”带着一群孩子假装打仗，表现优异的，奖励一把由他亲手制作的木头手枪。

 

谈及当时红小兵的经历，父亲言语中透露出些许愧疚，但隐藏得很好，他说那些地主或者富农的儿子隔三差五就会被喝令下跪遭受殴打，甚至连老师也常受此侮辱。我问父亲：“是因为什么才打他们？”

 

父亲支支吾吾半天才避重就轻地回答：“那时候都这样。”

 

作为家中三兄弟的老大，父亲却从未下地务农。他的兴趣在别处，刚开始是上山砍柴背到县城卖，后来觉得收益甚微，便无师自通地将砍下来的树做成木门，售价果然翻了几番。

 

二十一岁那年，父亲经历了第一段婚姻，后来第一任妻子跟卖猪肉的跑了，因为跟着父亲经常吃不起猪肉。这段失败的婚姻挫伤了父亲的自尊心，他带着幺弟，下山，去了隔壁县城，用砍树攒下来的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小卖部在两兄弟合力操持下，生意蒸蒸日上，父亲成为了县城首批万元户，并借此身份向农信社贷款买了一辆货车。后来父亲听说一条生财之道，和幺弟商量，咬牙决定去做。他将货车车厢加装夹板，看上去运送的是普通货物，其实夹板里全是从广西水路进来的漏税香烟。

 

在一次运送香烟时，父亲遭遇警察，车上几乎载着全部身家，他发狠踩死油门逃逸。警察朝着货车连开数十枪，惊魂未定的父亲回家查看车身，足足发现有六个弹孔。

 

死里逃生没能让父亲吃足教训，消停一阵后，他再次铤而走险。这次没有遭遇警察，但在运送香烟至山路中段时，货车失控，直接冲出山崖。父亲在货车翻落前从驾驶室及时跃出，才幸免于难。

 

货车摔得不成样子。非但没挣到钱，反而背上了农信社的贷款。父亲的事业再次回到起点。尝到恶果的父亲决定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间小卖部，重新积攒财富。

 

就在人生低谷时，父亲偶遇了前妻。他相信这是缘分，毫不怀疑地前去旅馆赴约。

 

那次赴约让父亲被人狠狠揍了一顿。原来不是偶遇，只是怀恨在心的前妻得知父亲的消息后，叫她的堂哥纠集了一群人，埋伏在旅馆里，为了报复当年父亲将她捉奸之仇。

 

那是父亲人生中第一次挨揍。父亲忍不下这口恶气，他带着幺弟，和从家里赶来的二弟，三兄弟齐上阵，逮着机会将前妻堂哥揍了一顿。

 

梁子算是真正结下了。今天把对方打进了医院，第二天那人便绑着绷带来报仇。大家有来有往，好像不能消停。不得已，父亲只好将小卖部暂时关门。

 

躲了一段时间，父亲以为风平浪静了，便将小卖部重新开张。开张第二天，父亲听到风声，前妻的堂哥再次纠集了一群人要来闹事，一气之下，父亲回家取了爷爷的猎枪。

 

他杵着枪坐在门口，等到前妻堂哥来的时候，他端起枪说：“来啊，谁他妈靠近一步我打谁。”

 

如今已经63岁的父亲，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不无后怕地说：“我真开枪的，那时候已经崩溃了，感觉上天不给我活路。”

 

三

 

决定南下，是父亲深思熟虑后的决定。1980年，这座沿海城市被设立为经济特区，可当时父亲还在山上，错过了机会。直到1992年，开始填海，父亲揣着两万块钱，骑摩托车，载着身怀六甲的母亲，一路南下。

 

那一年我哥哥出生，一家三口挤在铁棚搭的临时住处。父亲想起少年时做木门的手艺，开了一间卖门的店，材质从木头改成更实用的钢铁。

 

家里的相册有一张照片，父亲穿着不合身的廉价西装，脚踩平头皮鞋，笑容满面地站在店门口，右边站着怀抱婴儿的母亲，再右边站着幺叔。幺叔是等父亲站稳脚跟，被他喊来的。他穿着时兴的喇叭裤，留着爆炸头，双手插兜。

 

门店逐渐拓展了建材和五金，生意也开始繁忙，为此父亲从家乡召来了当年跟在屁股后面满山钻的伙伴，店里人数一度超过十人。

 

可繁忙的生意只是假象，账面的资金越来越少，拖欠款项蔚然成风。最后一算，父亲手上仅剩一千多元，在外欠收的货款竟然高达三十万。

 

这门生意不是长久之道。恰好幺叔闹着要创业，父亲和他商量了一番，决定经营游戏机厅——现金交易，钱货两讫，并且不用持续投入成本。

 

决定好了，父亲便硬着头皮去催债。那年代，大家都被拖欠货款，想要收回货款是难上加难，足足跑了一个月，才收回一万块钱。

 

这一万块钱，全部给了幺叔。家里一度揭不开锅，员工全部遣散了，隔壁面包店的老板看到父母的情况，有一傍晚假装过来闲聊，提了一嘴：“店里面包明天也要坏了，你看不嫌弃就拿回去吃吧。”

 

这件事母亲一直铭刻于心，她有一次感叹道：“那时候坏人多，好人也多，好坏很分明，不像现在那么复杂。”

 

就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要出生了。

 

天刚亮，母亲便察觉到要生了，她摇醒父亲。父亲急忙开小货车将母亲载到附近的医院，扶母亲坐在医院门口的阶梯上。父亲抽完一根烟，撂下一句：“你在医院门口等我，我去借钱。”便离开了。

 

仰仗好心人的慷慨解囊，我才得以来到这个世界。钱具体是怎样借来的，父亲不愿多谈，毕竟这触及到一个男人最底处的尊严。

 

父亲常说：“男人的愤恨来自于无能。”在我成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总是给我灌输一个观点：男人要赚到钱才有本事，没钱没有人看得起你。

 

在我两个月大的时候，父亲终于追回一笔大额货款——五万元。他急忙关掉建材店，将五万元投入幺叔的游戏机室，扩大为游戏机厅，再次从家乡召来了几个伙伴。

 

事实证明，游戏机厅果然是一门不错的生意，在人均工资400元不到的1994年，游戏机厅月收入20000余元。

 

可惜好景不长，父亲和幺叔与隔壁的游戏机厅老板产生摩擦，一怒之下将对方殴打至骨折。他俩连夜关掉游戏机厅，将我和哥哥还有母亲安置在家乡，逃窜到了云南。

 

在云南，父亲听信了骗子的话，将积攒的20万元托付给骗子，得知被骗，又不敢报警，正准备一无所有地离开时，父亲突然想起骗子常带他们去一家饭店。于是父亲假装熟稔地走进饭店，对服务员说：“我忘记老何（骗子）电话了，你帮我联系他，就说老朋友请他来105包间吃大餐。”

 

骗子毫无防备地来到包间后，被父亲和幺叔擒住，骗子也不敢报警，三个心怀鬼祟的人勾肩搭背地离开饭店。到了旅店宾馆后，幺叔便开始殴打他，逼问钱的下落，骗子扛不住揍，打电话让他妻子将钱送了过来。这才让他俩在云南得以生存下来。

 

父亲和幺叔整整逃了四年，在我两岁到六岁之间的这段生命，父亲这个角色从未出现过。

 

四

 

新世纪开启，千禧年前后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千禧年前的广东遍地荒芜，百废待兴，而在千禧年后，广东仿佛一息之间野草疯长，日新月异。母亲托人找关系平息了那次斗殴风波，父亲和幺叔终于回来了。

 

回来后的父亲看清了形式，千禧年后，拼的是人数和人脉，低调做生意的，即便没有遭到驱赶，也会因为上门收保护费的混混不堪其扰。

 

父亲从家乡又一次召来了伙伴，伙伴又召来更年轻的后辈，他们打赢了几次械斗，逐渐有人称呼他们为“XX（地名）帮”。

 

那时候所谓的帮派很多，湖南来的叫湖南帮，广西来的叫广西帮，团结的湛江帮，光膀子的东北帮……在人口几十万的小城里，存在几十个这样的帮派。这些帮派并不稳定，今天也许来势汹汹，明天就被其他帮派驱赶。

 

因为混乱无章，反而形成了一种默契：收保护费的团伙最被人不耻，会遭到集体排挤，打架斗殴几乎只发生在帮派与帮派间，流程上打完架便各自找关系，关系不如对方的只能低头，要么吃瘪走人，要么坐下来谈妥赔偿。

 

赚钱多的行业渐渐被各帮派垄断，形成某种平衡。父亲当时垄断的，是小镇中心街道上的通讯器材零售行业。整条街上只有父亲及宗族朋友能够经营此行，如果有外人到来，在装修前便会找到那人，警告他：“这条街上，这个生意只有我们能做。”

 

如果那人不听警告，就在对方开张后，砸店打人。通常到了这个地步，对方也非善茬，要么硬碰硬打上几场，要么托关系走个流程。

 

而在六年级的那天，我坐在父亲轿车的后座，亲眼目睹的那场斗殴，便是市区某街道垄断生意的帮派将生意拓展到我们这个小镇。

 

老大不听警告，开张第一天，马仔已经就位，等着父亲上门。父亲没有着急动手，等到老大放松了警惕，才纠集人手砸店。

 

这件事情的后续是，对方报警后，警察将两边的人都带回了派出所。父亲一直置身事外，对方咬死是父亲谋划此事，但父亲手底下的人全部统一口径，觉得这不过是走个过场。

 

所长早知道此事，简单记录后，便将父亲的人全部放走，而受伤流血的对方老大反却被派出所扣押了一晚上。

 

第二天下午，三辆车从市区方向开来，几天后，那家店卷闸门上贴出转让，转让的价格很低，却没有人敢接手。

 

这一场架过后不久，一群人堵住父亲手下的两个人，用刀棍将二人打至一人轻伤一人重伤，随后这群人便逃逸无踪。

 

虽然人找不着了，但落下的面子得找补回来。父亲对外放话，刮地三尺要搜到人。几天后，一百余人拿着刀棍游街，搜人是假，摆架势是真。

 

那天以后，XX帮迎来了长达两年的风平浪静，没有发生过一场争斗。

 

父亲的生意也逐渐步入正轨，年收入在一百万左右，原本生意继续维持下去，父亲能挣到更多钱。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父亲决定金盆洗手。

 

那件事称得上是一个意外，却让父亲无业至今。

 

我在一本剧作书上读到一句话“如果序幕给你展示一把枪，最后这把枪一定会响。”

 

那是我读初一放暑假的某一天，父亲带着我去小镇上的KTV唱歌。我的姐夫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竟然摸了看场子老大的女人的屁股。

 

直到如今，我依然对此感到迷惑，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目睹群斗。先是姐夫被拉到马路边被人拳脚相加，不远处在KTV门口的破布沙发上，坐着三个挤不进去下手的人，他们抽着烟互相调笑。

 

我记得清楚，坐在沙发上靠近门口的那个人，大约二十岁，染着黄色的头发，刘海拉得梆硬，穿着破洞牛仔裤，笑容灿烂。

 

当时第一个冲下楼的人，干脆利落地将啤酒瓶砸碎在他的脑袋上，第二个人重复这个动作，第三个人，第四个人……足足六个啤酒瓶接连在他头上迸裂。他的大笑戛然而止，固定成一个呆滞的表情，然后变得疑惑。他摸了摸头顶，鲜血顺着梆硬的刘海往下淌，回过神来，他开始慌张，最后嚎啕大哭。

 

警察在十分钟后赶来，双方头破血流的人依然在地上或哀嚎或昏迷着，没有挂彩的人纷纷掏出手机喊人，围观群众围成一圈，对现场指指点点。警察控制不住局面，掌握人数优势的父亲依然在推搡对方，幺叔则是一脚飞踹落空，摔倒在地。

 

警察过来拦父亲时，酒醉且愤怒的父亲毫不理智地推了警察一把。警察掏出枪，朝天鸣了一枪，瞬间，父亲安静了下来。

 

“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浑身都是冷汗。”当时枪口就在他耳边，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失去了听觉和视觉，即使子弹并没有经过他身体，却有子弹已经穿透的错觉。

 

不久，父亲将所有门店分别转让给手下的人，钱都用来买房子，至今靠收租金度日。家里来拜年的人逐年减少，最近几年已经一个也不来了。父亲与二叔幺叔也因为一些事情闹僵，几乎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我已经到了胆敢教训父亲的年纪，便反驳他：“他们确实有问题，你性格也不好。”父亲不说话，只是生闷气。

 

记忆中强硬的父亲，开始变得柔软。他会在我感冒时，翻箱倒柜找出一些过期的药；他会在听到我说了不妥当的话，半夜跟我母亲诉苦。

 

我再也无法将记忆中邪恶有如神祗雕塑的父亲，和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皱纹密布的老人联系在一起。

 

当年那些在父亲手下的人，很多进了看守所。

 

“阿良仔判了二十年啊，新闻都播了。”父亲问我：“你记得阿良仔不？当年一起吃过饭的。”我摇头。

 

“张华祥估计遭罪到死了，干的坏事那么多，家里还搜出了枪，查出糖尿病保外就医，惨啊。”父亲摇头晃脑。

 

“老爸，看电视。”我嗑着瓜子打断父亲。

 

夜晚过了十二点，父亲还没进房。那天是除夕，外面突然响起爆竹声，一声巨响，我看到躺在藤椅上的父亲，青筋毕现的左手突然紧紧握住了藤椅的扶手。

 

作者关不免，自由职业者

编辑 | 蒲末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