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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慈一夜疾行三十公里。他打算南下东进，取道四川回上海。一场野外生存考验开始了。金沙江群山中，如果没有学过定方位，很容易困死山中。 徐洪慈不知道方向，也没有指南针，他把手表取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表，机械表都有分针、时针、秒针，只要用个小木棍，对着阳光插入土地，就会有阴影。只要把时针对着阴影，跟阴影保持同方向，那么在时针和12点之间就会有一条中分线，只要是在北半球，这条中分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南边。 只要当时有太阳，他就不会迷路。 他沿着金沙江走，不会有缺水的问题，但食物吃完怎么办？于是，但凡昆虫幼虫，不长毛的，颜色不鲜艳的幼虫都可以是食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寻找各种昆虫的幼虫，长毛的、鲜艳的一般都有毒，最好的就是天牛的幼虫，白白胖胖的，在树皮下挖出来，蚯蚓也是好东西，带壳的昆虫不能吃。 徐洪慈说这些昆虫身上布满细菌，生吃不行，要解决这问题，只能烧水，生火，但野外生火会有烟，最容易被发现。但有办法避免生火产生的烟雾。要先寻找一棵大树，树冠很密的那一类，比如香樟树、青冈树，在树底下，沿着树根，挖一个十字槽。 十字槽的好处是会形成穿堂风，不用什么砖头垒灶，也不需要用树枝架篝火，有充分的氧气可以让树枝燃烧，而且操作也简单。选择树冠茂密的树，是让烟往上走的时候，碰到茂盛的树冠被过滤和疏散。这样在远处也看不到烟。 徐洪慈带着刀，他挖了一个十字槽然后点火，用热水瓶的铝盖子盛点水，放里面一烧，然后将一整把的昆虫幼虫放到里面煮，烧得它们团团转，蜷起来，沸腾，再蜷起来，凝固，熟透了。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苦。 正如徐洪慈的事先判断，监狱在第二天早上点名的时候，发现他不见了。507农机厂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所有人都一阵唏嘘。李光荣更是恼羞成怒，一场地毯式的搜捕从丽江拉开。 徐洪慈没有想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会遇上民兵，这几个民兵当场就问他： “哪儿来的？” “我探亲。” “探亲？从哪里到哪里？证明有吗？” 他就把证明拿出来，民兵一看，有点疑团，但是也找不出什么碴儿，就这样很侥幸地逃过了。
在过金沙江支流的时候，正是大雨后，河水暴涨。支流旁边有两个农民在种地，都劝他千万不要过去，水太急。8月份，咆哮的金沙江，谁也不敢过的。他知道这样很危险，但离开那个地方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因为，后面随时可能有警犬追过来。 徐洪慈没有听从农民的劝告，结果，一下去，水就到了胸部。在走完三分之二的路时，他发现水更深了，越走阻力越大，马上就要没顶。这一刹那，他感觉自己“完了”。 人在最危险的一刹那会想起什么？ 这一刻，还会有思维吗？经历过生死之间的徐洪慈多年后告诉胡展奋（记者），这一刹那，他想起了他的女朋友，就是那个把他的话向上汇报，出卖了他，以致他被送进监牢的安娜（化名）。一直到最后，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临死都想着她。 很快，脚底触到了硬地，而且居然渐渐抬高了。他知道，快到河岸了，那个最低点过去了，他渡过了最低点，慢慢上去。 金沙江水没有冲走徐洪慈，李光荣的脚步也没有追上他，十四天后，徐洪慈徒步走出云南。到达四川后，他立即买了火车票，又一次回到上海。 到上海后，他见了母亲，母亲给他一百块钱，并很自豪地说：“你是我的儿子，有骨气啊！”用上海话说就是：“模子，你是模子，侬是男人，侬还要逃啊，娘都服帖你了。”可以看出，他母亲也是支持他这个行动。他拿了这家里最后的一百块钱，走了…… 与母亲再次见面后，徐洪慈消失在人海中。 十一年后，上海、云南两地给予徐洪慈平反通知书，而他们却找不到徐洪慈这个人。而此时此刻，远在蒙古国的后杭盖省，男孩安吉尔和波扬特兄弟俩，有一位美丽的蒙古妈妈和一位中国爸爸，这位中国爸爸的名字，就叫徐洪慈。 匆匆离开上海后，徐洪慈继续北上。一个月后，他来到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 当徐洪慈向着边防站的灯光走近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明明亮着的探照灯，忽然灭了。后来边防战士告诉他： “这种现象，那是千分之一的概率啊，三年才可能碰到一次！就是因为突然断电，否则你过不了。” 事实上，当时徐洪慈根本没有考虑到雷达这个因素，他沿着岗楼的底线走过去，贴着岗楼走，那地方正是雷达的一个盲区。 按理说，探照灯没有以后，雷达还有备用的电源可以继续工作，但这个盲区恰恰是雷达扫不到的地方。误打误撞，徐洪慈过了边境线到了一个洼地。他不确定，但他的方位感告诉他，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中国了。从8月7日深夜到9月10日深夜偷越国境，这三十四昼夜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险经历。每当我想起那些冒死逃亡的情景，始终万分激动。……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我只有走这条路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我没有更多的漂亮话，我的行为的动机只是求得生存。我在地上蹲了几分钟，面向南方，向多灾多难的祖国告别。（《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生存的道路走得这样艰难。徐洪慈在心里告别了祖国，走进了另一个国度。 1972年9月10日这个没有月光的黑夜里，徐洪慈走进了蒙古边防站。 他大着胆子推门一看，是蒙古人，这判断来于那人穿的制服。蒙古人也大吃一惊：半夜怎么突然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不速之客？看样子不像蒙古人，跟他说话，语言也不通。 开始，徐洪慈担心他们会不会把自己送回中国。当时有很多人都被送回去了。凑巧的是，1972年的9月，蒙古刚刚颁布新的法律，其中内部法律规定：凡是越境的，未经审判，不能马上送回；再就是，一审时徐洪慈的表达很到位，他越境到蒙古来没有物质上的诉求。 这点很重要，对方对他产生了同情。因为很多越境的人是盗窃犯、杀人犯，这些人他们当然是不会同情的，但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这是他未被遣送回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还存在一个间谍问题，要取得对方信任，就得有凭证。“你刚才说的，你过来是没有使命的，是不是如你所说，请提供证据。”对方问道。 徐洪慈的记忆力很惊人，他说：“请你翻阅1957年8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关于我的，对我批判的文章。我可以背一段给你听。” 《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徐洪慈的文章 他对批判自己的文章记忆尤其深，因为这是改变他命运的文章。法官当时就说：“如能找到报纸，我们的事情就好谈。”毫无疑问，他们找到了。这样，一种初步的信任找到了基础。 但是，徐洪慈的经历那么传奇，有些细节甚至是匪夷所思的。 “你说你能刻图章，你说你能写介绍信，你的字那么好？你给我试试看。”于是叫他当场动手刻一个。徐洪慈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地下党，由于经常刻传单，仿宋体写得很好。法官没话说。 然而，获得信任后的徐洪慈却提出了令蒙方恼火的要求。 徐洪慈越狱的时候，本来打算去苏联，但是发现钱不够，所以先到了蒙古。但他始终还想去苏联。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苏联机会更多。一、他会俄语；二、他可以找他的老师。当年医学院全是俄文老师，至少有五六个老师对他印象特别好。而且，苏联的经济情况也比蒙古好。 这样，他反复地要求，法官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终于发了火：“我们是个主权国家，我提醒你注意，我们蒙古不是你到苏联的一条路。”“我们对你是很讲道义的，是吧？你怎么开口闭口还是到苏联？” 徐洪慈吃软不吃硬的人，他向巴依玛法官表示：“我愿意留在蒙古。” 蒙古法院很快对徐洪慈的蒙古法院很快对徐洪慈的越境进行了审判。此间，法官巴依玛与徐洪慈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他向徐洪慈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救了你，你应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你曾经长期在党内工作，曾经在华东局工作，按你所说，一直和华东局的高层领导有接触。你应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还有，听说监狱里大量饿死人。你在监狱待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三年自然灾害，你也在监狱里，你应该告诉我们监狱里的真实情况。” 他认为徐洪慈掌握很多党内情况，而徐洪慈确实也了解很多情况。 但徐洪慈听了以后，很感慨：“尽管自己是个逃犯，尽管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内外是要有别的。” 从当时的立场，他觉得，中国出现了很多负面的甚至黑暗的现象，这是暂时的。如果以此博求自己的待遇，以此博取自己的好处的话，自己就是卑鄙的。 他对巴依玛法官说：“好比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们家出了事情，我投奔你这家邻居。你却说，我是可以帮助你的，不过，必须把你父母的隐私告诉我。你说这样的邻居有道义吗？” 巴依玛一听，觉得很难为情。他说：“是的，是的，是的。那就到此为止吧。” 在蒙苏边境的宗哈拉，人人都知道一个汉人的故事——苏武牧羊。两千多年前，苏武就曾在宗哈拉不远的贝加尔湖放牧。 如今，宗哈拉又来了位中国人——徐洪慈。他要为自己的非法越境，在宗哈拉的大森林里服刑一年。 蒙古监狱给了徐洪慈另一种体验。他说：“中国的监狱把我驯化了，蒙古的监狱把我野化了。”据徐洪慈介绍，蒙古所有被流放的人都集中在宗哈拉。宗哈拉自然条件非常严酷，那是个大森林，在冬天，天天是零下四十摄氏度，西伯利亚大寒潮可以直接到达那里，横扫天地之间；夏天则是另一种严酷，这里的三种昆虫会轮番而上。宗哈拉的蚊子，没有那种嗡嗡嗡的声音，天一黑，这种大蚊子一口咬住你，像抽水泵一样拼命地吸，当地人叫它“血泵”。 到了早晨，天一亮，太阳一出来，牛虻就来了，它会把你当牛一样叮，牛和马的皮那么厚，牛虻照样能叮，所以所有的犯人最怕牛虻，叮下去就是一个大包。除此以外，午睡的时候，还有一种小黑虫会钻进蚊帐。 这样，在宗哈拉的夏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受折磨，这些昆虫三班倒地折磨着这里的犯人。然而，在徐洪慈看来，在宗哈拉的大森林中，繁重的体力劳动、丧失了母语的环境尽管严酷，但那是单纯的身体的劳作和生活上的艰辛，没有像李光荣那样不停地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的狱警，他甚至感受到了一些快乐。 宗哈拉的犯人，从犯罪类别来说偷盗的多，基本没有政治犯，没有反革命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徐洪慈没有学会喝酒，却学会了打人。在那里，人和人关系很简单粗犷。一语不和，打人是常见的。 有两次打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次是和管教打架，管教叫巧灵。徐洪慈身高一米八，但是在蒙古大汉眼里，他是小个子。巧灵把他举起来，扔到地上，一拳就把徐洪慈右边两根肋骨打断了。徐洪慈说蒙古人的拳头簸斗一样大，像我们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那样。 蒙古人很豪爽，朋友们和巧灵说：“你打得太过了，你把他肋骨打断了，他发高烧了。”一听这话，巧灵觉得很对不起徐洪慈。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一个管教，就端着架子。第二天就向徐洪慈道歉，拿了一袋马肉去看他，当时那里盛行吃马肉。“对不起！不过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好汉、硬汉！好，很佩服！”这是第一次打架。 第二次打架，是徐洪慈在监狱厨房里工作的时候。牢头经常到这里多吃多占，徐洪慈不允许，就打了起来。对方人高马大，比巧灵还厉害，像个黑猩猩一样。徐洪慈居然拿着个熨斗烫上去，给他烫了个烙印。蒙古大汉打不过他就逃走了，也没有回头报复他。 徐洪慈觉得这个地方是粗犷的，道理也很简单，人和人之间有种最单纯简单的东西。和蒙古人相处，他一直有愉快的回忆。 一年刑满后，徐洪慈已经能熟练地使用蒙古语。他不能想象，在异国他乡，一段爱情正向他走来。1974年，徐洪慈在首都乌兰巴托的医院遇见了一位叫奥永的姑娘。 奥永回忆：“我和徐洪慈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认识的。那时候我是一名护士。有一天，徐洪慈来我们医院看眼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当时，徐洪慈四十多岁，奥永二十一岁。年龄几乎相差了一代人，然而，奥永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可怜他吗？他虽从监狱里出来，但他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是个好人。我心里清楚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就这样简单，他们从相识，走到结合。 奥永总是记得徐洪慈说的话，他说：“奥永啊，我知道你是个孤儿，你不要怕我。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你跟我去后杭盖，我们在那里生活。”
后杭盖省策策尔格勒市东部远眺，徐洪慈摄于1980年 在蒙古腹地的后杭盖省，徐洪慈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徐洪慈给别人做事，干体力活，搬木头、石头。当时蒙古还没有什么机器，使用的是那种两个把儿的小推车，就这样，徐洪慈给人家做了八年的活儿。他一边干活，一边还做饭做家务。 “三十多年，都是徐洪慈做饭。我从没做过饭。那时候我们蒙古的妇女们说：什么活都是徐医生做，你就不能做做饭什么的吗？你多有福气啊！我跟徐洪慈说：要么我来做饭。他说：不用，不用，你就待在家里，把两个孩子看好就行。别的所有的事情都由我来做。” 徐洪慈在自己的家里心甘情愿地为妻儿们操持着整个家。然而，在他的心底，自己真的要在异国他乡终老此生吗？ 从逃出牢狱后，徐洪慈一直没有和家里人联系，他觉得自己还在危险中，如果和家里联系的话，自己的情况势必被政府掌握，这样他就有可能被引渡。他后来回忆说：……这里与世隔绝，失去祖国，失去母语环境，我还能做什么？我的一切特长都不被认可，一切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四次越狱后，我已经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坚持到底。现在我已四十一岁，人生的一大半已经过去，年轻时的理想和抱负全部破灭了。（《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他仍然非常关心祖国，也很想知道国内的情况。在蒙古出狱以后，第一次拿了工资，他就动脑筋买半导体收音机来收听广播。总算买来一个，只要有空，他就不断地听国内的情况。国内形势的变化，他都是由此了解的，比如1972年至1976年的国内社会事件，比如“文革”的结束。
徐洪慈夫妇，1980年摄于蒙古国后杭盖省策策尔格勒 大概在1979年，通过收音机，他揣摩各种社论文章，闻到了一种别样的气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却是他不敢想象的。他认为自己一辈子够“反动”的了：在反右时他“反动”的言论不说，在“文革”时候的作为不说，就单说越狱，在当时就是个死罪啊。而他不仅越狱，还越境，这是叛国投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他想：“我这样的人简直十恶不赦，不可能会得到宽恕的。” 但很快，他逐渐意识到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渐渐闻风，右派都可能改正——这让他觉得有了希望，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前提就是右派问题。 他盼望的，也终于在1981年的年终成真。 1981年冬天，我收到母亲的信，她告诉我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我的右派问题平反，并附上了手抄的改正书。1982年春天，母亲又通知我，上海市公安局已对我的劳动教养问题平反。这又进了一步。但是久久期待的云南省丽江中级法院的平反书却迟迟不来。我相信这个问题阻力最大，很可能无法解决。（《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这时候，他做了一个决策，决心克服恐惧心，试试给有关中央领导写信。他在华东局工作过，曾经有两个老领导，一个叫黄辛白，1981年已经担任国家教育部的副部长，还有一个就是乔石同志，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可早在50年代徐洪慈读大学以后，他和这两位领导联系已经很少了，后来自己出了事就更无法联系。但没办法，他大着胆子写信，把自己的遭遇告诉这两位老领导。 两位老领导都得到了他的来信，而且两位都有反馈。信中说：“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属实，要查。不能因为你是我的老部下，就偏信你的一面之词。第二，查出来如实，你就平反，你就是个大学生。” 两位领导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都有过指示：这事情要办！但是，事情依然一波三折。 全国都在为右派平反，凭什么不给他平反？领导都发了话，但事情没那么容易，下面一直反弹，特别是云南省法院、丽江地区法院。他们说：“他错划右派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上海方面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他犯下了不容原谅的错误，不能赦免的错误，就是越狱。” 对于丽江507重刑监狱监狱长李光荣来说，徐洪慈这个人是他所在监狱唯一越狱成功的人，他居然能从重刑犯监狱逃出去。现在得知他后来逃到蒙古去了，在李光荣看来，情况更加严重。叛国投敌、越狱，两罪并罚，不能平反。这是罪不可赦的。 李光荣曾经捏造徐洪慈组织犯人集体越狱的材料，企图置徐洪慈于死地，徐洪慈是在接到别人的报信后才决定逃亡的。因此，1972年的越狱，对徐洪慈来说可谓是一场生死逃亡。我于是继续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要求丽江地委为我彻底平反。冤案在前，死亡逼迫在后。如果我不越狱、不自救，那么今天的平反书恐怕只能对着徐洪慈的墓碑朗读！（《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徐洪慈继续写信，直到后来，中央领导有了明确的表态：
徐洪慈这个事情，首先判断的就是前提何在。他是越狱的，他是越境的，但是谈任何事情要有前提，如果他不被错划成右派，他怎么会发生后面那么多事情呢？后来怎么发生的？因果，一切都有因果。所以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这是一个冤枉的事。既然冤狱被平反了，前提被推翻了，那么后面一切都不能成立。 这最后一句话为他定了性。 此后，为徐洪慈平反的指示，是直接从中央发指示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自上而下的。这是来自中央的力量，也是来自道义的力量。 这是一种迟来的公正，虽然迟来，但还是公正的。1982年6月，徐洪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1982年6月19日的上午真的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千山万壑，白雪皑皑。“六月飞雪，天象示冤”，蒙古人奔走相诉，连称千古奇闻。我踟蹰在大街，如痴如呆——难道是老天给我的征兆吗？关汉卿的《窦娥冤》是奇冤，我的案情难道不是奇冤？四次越狱，万里亡命，沉沦异国，娶妻生子，也是闻所未闻啊！（《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对徐洪慈来说，真正的冤狱平反了。六月飞雪，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彻底的拐点。这意味着，他可以回中国了。
1982年10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致信徐洪慈：按照有关规定，你已获彻底平反，“我们恢复你的中国国籍，你要到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来领你的护照，领了护照以后，你回国探亲也可以，回国定居也可以”。接到信的徐洪慈欣喜若狂。那是永生难忘的一刻。 然而，蒙古人也找他谈话。 这次露面的是蒙古国家安全局，大意是：“徐洪慈，我们对你不错吧。” 他说：“你们是我的恩人，在我面临死亡的边缘，你们救了我。” “既然这样，”蒙古安全局的人说，“那么，现在你的祖国为你平反了，要你回去，你怎么看？” “我很矛盾，我在这里成家，当然我永远忘不了我的祖国。” “我建议你要慎重考虑这件事情，我们欢迎你加入蒙古籍。” 到这个时候，徐洪慈觉得非常奇怪：你们一直不让我加入蒙古籍，现在为何同意了？他曾经提出过这个想法，那是为了安全，假如加入了蒙古籍，他们就不能引渡他了。引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他怕被抓回去，他怕再见到李光荣。但是，当时蒙古对他的要求不置可否，一直拖着。现在却说，“欢迎你加入蒙古籍……” 徐洪慈说：“我就直说了，我曾经多次流露过这个意思，你们不理我。现在我的祖国要我回去了，你又要我加入蒙古籍了，就是不想让我回去嘛。” 那个蒙古人说了一句很妙的话：“这是常理嘛，女人的魅力就在于她没有离婚。” 这句话说得很奥妙，简直不像蒙古人说的。 徐洪慈的回答则是：“祖国的魅力就在于永远令人难忘。” 二十五年，沉冤终于洗清。有多少次梦里，被李光荣追赶、折磨，又有多少次在梦里，母亲远远地招手。徐洪慈想家，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回家的脚步。
流亡十一年，徐洪慈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昨晚我还是“逃犯”，今天已是“华侨”，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做）伴好还乡。……”可是我还有青春吗？我的心一阵阵绞痛着。（《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上海石库门的房子，邻里之间，鸡犬相闻。听说徐洪慈要回来，全弄堂都出来迎接他。 1984年3月乌兰巴托大饭店，徐洪慈回国前夕全家福 徐洪慈终于见到了他的母亲：“上次逃回来的时候是1972年，再次回来是1983年，整整十一年了。”母子相拥痛哭。 母亲抱着他说：“你真是我的儿子。”就像当年他逃的时候说的：“你真真是我的儿子。” 这是1983年，徐洪慈从蒙古第一次回到上海。弄堂里所有的老人都流下眼泪，这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真实的故事。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而今游子不复青春，却终于回到娘身边。 从1958年至今二十五年，我第一次在家和母亲共进晚餐，真有说不完的话。我也拿出奥永和孩子们的照片。母亲一直和我谈到深夜。（《徐洪慈回忆录》未刊稿） 如果说，在徐洪慈亡命天涯的十一年中，母亲是他始终的牵挂，那曾经留下爱恨的医学院、那梦中挥之不去的云南重刑监狱，他该如何了却这些心事？ 学校位置没变，现在还在医学院路，枫林路中山医院旁边。 徐洪慈回到学校，第一感觉就是，学校建筑比以前多了，路比以前窄了；第二感觉就是伤感。很多同学都留校了，而同学们看到他，居然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很有特征：第一，个子高，一米八；第二，两道浓眉；第三，太多的人大吃一惊：“你还活着？！” 传说有很多版本，有的说他早就死在困难时期的白茅岭监狱，还有说他死在云南，死在云南的深山野林中。但没有关于他一个人逃到蒙古的传说，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医学院轰动了。 大家马上决定要开一个欢迎会。在欢迎会上，他泣不成声。当年的同学朱世能，后来成为我国医学界的著名专家，他说：“当时你的成绩比我都好，没想到你吃了那么多苦，相比之下，我们都还算是顺利的。我们经常埋怨命运对我们不公，但命运对你是最不公的。” 说到徐洪慈，大家都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安娜。 那个曾经和徐洪慈爱得轰轰烈烈，又揭批他最彻底的安娜在哪里？热心的同学要立即安排他们见面。这样一个爱恨交织的人，徐洪慈见还是不见？ 事实上，徐洪慈无论是在白茅岭的监狱，还是在云南的监狱；无论是越狱的时候，还是渡过金沙江的时候；无论是差点被急流吞没，还是到蒙古的宗哈拉大森林，他永远忘不了的就是安娜。 他想，最好不见她，不见最好。 但他抵挡不了一种力量，人心的力量，人性的力量。最终，他就跟着姓沈的同学去了。 姓沈的同学把他安排在一个房间，让他等着。这一刻，他心潮汹涌，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门一开，安娜进来了。在场的一个是姓沈的同学，还有一个叫小熊的年轻医生。 事后他们回忆说，这个场合他们永远忘不了。那种面部表情，那种尴尬，那种肌肉的抽搐，那种眉眼，无法表述。两个人都非常尴尬，可见双方在对方情感世界所占的地位，这是无法隐藏的，这一切都会自动出来说话，人的情感自动打开。 小熊和沈医生借口走了。他们说：“这个场合我们也看不下去，我们也不合适看下去。” 徐洪慈后来回忆说，两人坐下，长久无语。然后还是他先开口说话，却是他事后回忆起来，都觉得自己很愚蠢的问话，就是：“你还好吗？” 安娜也问他：“你还好吗？你父母还好吗？” 这种时候，两个人的大脑都已经停顿。 两人相见之后，安娜留下了三句话。 她对沈医生说：“没想到他的妻子比他小二十多岁，做他女儿还嫌小。”这是第一句话。这是女人的本性，听上去有点酸溜溜的。 第二句话：“他当时那个处境不能怪我，我也是走投无路。” 第三句话：“我们现在都要感谢邓小平，不管是他还是我，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邓小平的恩德。” 这三句话给徐洪慈印象很深，记者曾经问他：“你认可不认可？” 他说：“严格地说，前面两句话总要打点折扣。”“我现在看来，不是安娜害人，是政治环境害人，所以这场纠结就这么结束了。” 悲喜交集、恩怨了结之后，徐洪慈立即回到蒙古。这时，他的小女儿叶塞尼亚刚刚出生。 1984年3月奥永的亲戚在乌兰巴托火车站为徐洪慈一家送行 1984年，徐洪慈带着妻子奥永，儿子安吉尔、波扬特和刚满月的女儿叶塞尼亚一起回到了上海。此后，徐洪慈成了上海石化总厂教育中心的高级讲师，奥永还做了老本行——护士。他们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 奥永说：“徐洪慈曾经跟我说过，他要回去。他说：‘我不想住在这里，这不是我的家乡。’我说：‘你要去哪里？你的家乡就在这里。’他说：‘我要走。’来上海三十几年他经常这么说。” 对于徐洪慈来说，似乎所有的恩怨都了结了，组织上也恢复了他的党籍。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的单位给他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从颁发日这一天起，徐洪慈由退休改为离休。 然而，拿到这张离休证书后的第三天，徐洪慈就因癌症引发的呼吸衰竭去世。三个月后，组织上下发了《关于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级待遇的批复》。悲痛，留给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跟徐洪慈在一起三十多年，他从没辜负过我，我们从没说过什么过激的话。徐洪慈为什么就这么丢下我和孩子们走了？三个孩子都大了，他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后记 一次，记者胡展奋问徐洪慈：“你的大半生都是在苦难当中挣扎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呢？”
徐洪慈是这么总结自己的： 我在自己的专业上，在自己原先的人生抱负上，我一无所成。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对那种残酷环境、恶劣环境的反抗，这种个人的成功，人格上的成功，我这一生，只有这一点。我心足了。这一点，我对得起自己。 按世俗的标准，徐洪慈没有贡献出什么发明创造，没有贡献多少物质财富，他不是一个成功人士。但对他自己而言，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昭示了精神不屈不挠的倔强，维护了一个平凡生命的尊严，他的生命，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企及了一种神圣庄严的意义。 *本文选自河南文艺出版社《31人说：我们的中国式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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