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8-18 10:36 AM 编辑
1
1933年2月5日黄昏,紫禁城全城戒严。 那天,从紫禁城到北平西站一带接到密令:军警全员出动,保护国宝出宫。天黑后,大批车夫拉着板车匆匆进入故宫神武门。随后,2118口贴着封条的木箱从太和门鱼贯运出,经过午门,直奔北平西站。 披着黑色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挥的,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火车站里两列全副武装的火车,正等他带着国宝抵达。火车车顶四周架着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车外守护——他们要与日军赛跑。1933年初,日军仅用3天就占领了山海关,北平已失去最后一道屏障。危急关头,国民政府批准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决定。秉着“能带走就绝不留给日本人”的原则,整个乾清宫,包括龙椅、牌匾在内,几乎全部被打包。虽然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易培基就曾提出国宝南迁的方案,但一直遭到各界反对。当时全社会基本分为两派——“主迁派”和“反迁派”。北平顶尖的文化名流几乎全都参与了这场耗时数年的大争论。其中,就包括刚完成《再别康桥》的徐志摩、刚谢绝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鲁迅,以及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1931年,徐志摩给国民政府呈文,请求故宫文物“无论巨细,概以不出故宫之门”。鲁迅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当局: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他们不觉得日本人敢抢国宝。他们担心的是,敌人还未打来,国宝就已迁出,民心动摇。民众多站在他们这一边,年轻人马彦祥就在报纸上振臂高呼:“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北平街上游行队伍也打出了“文物南迁就是逃跑”、“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的横幅。主迁派遇到的最激烈反对者,是故宫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他不但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主席,还给支持南迁的工作人员打骚扰电话,顺便也给“主迁派”代表、北平驻军司令于学忠寄去了一封恐吓信:一旦文物起运,就要在车站、铁路上安装炸弹!易培基身边的人也劝他多加考虑,因为若出现损坏失窃,责任重大,会“招人闲话”。但易培基反驳:“这全是为私,大敌当前,考虑这些个人问题,就是推卸责任!”争议中,1932年的北平政务委员会会议上,甚至还出现了这样一个议程——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五百架,以充国家抗敌之资。当时身在南京的易培基知道后大惊,马上致电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恳请他阻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