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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人物] 李舒|张爱玲:文艺女青年如何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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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3 02:4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9-3 03:31 PM 编辑

张爱玲:文艺女青年如何理财?

 阿舒 山河小岁月 2019-07-25

最近中年少女们的话题是互助式养老——当然是受前几天“闺蜜们集资建别墅养老”新闻的影响,人到中年,无论心态如何少女,都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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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紧迫感,说到底,还是一种不安全。如何才能有安全感。闺蜜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卡里有钱,手机有电,车里有油,这就是安全感,指望别人都是扯淡。


再牛逼的副驾驶,都不如自己紧握方向盘不是?

我的女朋友们每一个都比我有理财头脑。有姑娘说,已经提前在某著名养老院报名了;又有姑娘接话,那还不如自己去办养老院,到时候给大家打折。当我开始研究去香港买保险时,大家居然有些惊讶地说:“文艺女青年居然也开始谈钱了?”


纳尼?文艺女青年就不能谈钱吗?


张爱玲第一个站出来,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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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同学对于金钱的敏锐度,几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她自己一言以蔽之,说自己是拜金主义者:

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一学会“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她有固定的理财委托人宋淇。宋淇夫妇虽然爱好文艺,却颇有商业头脑。所以,张爱玲非常放心把自己的钱交给宋淇打理。宋以朗表示,他手中有宋淇专门为张爱玲做的财务报告,“我爸爸在香港帮张爱玲买了一些外币或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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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淇与邝文美结婚照片

她时刻不忘学习理财知识。在宋淇讲起现在投资渠道有限时,张爱玲的回信是:“现在超级市场都整排陈列着Forbos(《福布斯》)等杂志,可见人人都想至少保值,我如果钱多点也要看”。


“抗通胀,求保值”,这是晚年张爱玲的理财六字方针。她懂得规避风险,1994年,不少香港人担心九七回归对金融的走势,张爱玲就询问宋淇夫妇,是否有离开香港的打算,如果有,请立刻告诉自己,她便会结束自己在香港的户口,转到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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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上任何关于理财投资的消息,她都不放过。1995年5月5日,张爱玲在给邝文美的信里说:“昨天去邮局,收到《中时》奖金,匆匆装入预先写好的信内,挂号寄出,忘了支票背书。只好请等下次有便的时候再去挂号寄还……我想买日元是长期的打算,毫无时间性质。”


两个月之后,张爱玲特别说明,“买日元我不过是看报上,Cliton(克林顿)不擅外交,民意测验上他倒是外交一项独拿高分。……有个专栏说作家说日本政商界都是中级人员互相咨询做决定,首长只是荣誉职性质,所以换了谁都没多大关系。……(美国)九六年后如果不轻易用兵,省点钱,美元也许长期跌而不倒。似还是日元好些。”

这是她和宋淇夫妇的最后一封信。又过三月,张爱玲去世,宋以朗有一张纸条, 1996年12月18日,是邝文美的笔迹,上面写着张爱玲的英文名字E .Chang,计算“绿簿子”(银行外币存款)剩余32万多美金——宋以朗换算了一下,按照当年的汇率,那大概是240万港币左右——换算到现在的人民币,大约在一千万左右。


这笔钱不算少,也不算多。有人说,张爱玲为什么不花这些钱?我知道,这是属于她的安全感,就像《小团圆》里说的那样。




胡兰成说得更透彻一些:“她认真地工作,从不沾人便宜,人也休想沾她的,要使她在稿费上头吃亏,用怎样高尚的话也打不动她。她的生活里有世俗的清洁。在香港时,路上一个瘪三抢她的钱袋,夺来夺去好一会,还是没给抢去。一次是在上海,瘪三抢她手里的点心,连纸包一把抓去了一半,另一半还是给她紧紧的拿了回来了。”


(虽然胡兰成是个混蛋,但这段话说得中肯。)


如果谁让张爱玲吃亏,她是不干的。


以上观点,平襟亚可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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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襟亚

1944年是张爱玲的传奇之年。8月,《传奇》由《杂志》出版社出版,面世四天就销售一空,创下了出版界新纪录,张爱玲成了沦陷时期的上海最为耀眼的文艺明星。


很难想象,一年前,张爱玲还是一个四处自荐投稿的文学女青年。在得到周瘦鹃的赏识之后,张爱玲向影响力更大的《万象》推荐自己的稿子,接待她的是柯灵——当时,柯灵刚刚读了《紫罗兰》上的《第一炉香》,对张爱玲欣赏有加,1943年8月开始,《万象》几乎成了张爱玲的主战场。


我大致罗列了一下张爱玲在《万象》的发表作品:


1943年8月《万象》(第3年第2期)——《心经》

1943年9月《万象》(第3年第3期)——《心经》

1943年11月《万象》(第3年第5期)——《琉璃瓦》

1944年1月《万象》(第3年第7期)——《连环套》

1944年2月《万象》(第3年第8期)——《连环套》

1944年3月《万象》(第3年第9期)——《连环套》

1944年4月《万象》(第3年第10期)——《连环套》

1944年5月《万象》(第3年第11期)——《连环套》

1944年6月《万象》(第3年第12期)——《连环套》


可是,到了七月,《连环套》忽然“戛然而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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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止很不正常,《万象》“编辑室”在七月刊的解释是:“张爱玲先生的《连环套》,这一期只好暂时缺席了,对于读者我们知道不免是一种失望,也还只好请读者原谅吧。”


大约是读者们十分不满,纷纷来信催更,万象编辑部不得不在8月刊中再次解释:“张爱玲女士的《连环套》是随写随刊的,写文章不能像机器一样按期出品,而杂志每月必出,编者也不得不按时催逼。这自然是一种虐政,而且作者也势必影响到她作品的完整与和谐。因此想把《连环套》暂时中断了,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只好请读者原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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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解释,似乎是张爱玲当时缺乏灵感,写不出来了。但事实如此吗?


我们来看看《万象》断更之后,张爱玲在其他杂志上发表的情况:


《红玫瑰与白玫瑰》——《杂志》1944年7月号

《私语》——《天地》1944年7月

《诗与胡说》——《杂志》1944年8月号

《炎樱语录》——《小天地》1944年8月创刊号

《中国人的宗教》——《天地》194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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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看,非常明显了,不是写不出来,是不想在《万象》发表。


有一种说法,认为张爱玲断更,是因为5月的《万象》发表了傅雷对于张爱玲的批评,张爱玲看了受不了——傅雷文章中最后一句正是“《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爱玲一生气,你说夭折,那就夭折吧!遂断更。


这也不失为一种解释。


但很快,8月,在上海小报《海报》上,出现了一篇《一千元的灰钿》,作者“秋翁”,大名鼎鼎,《万象》老板平襟亚(对,就是我之前写过诋毁陆小曼和吕碧城的平襟亚)


平襟亚大致讲述了张爱玲和《万象》的矛盾所在,讲来讲去,其实关键只有一个字:钱。




平襟亚讲,我跟张爱玲小姐约稿,给的稿费是高于市场价的。当时稿费是千字百元,他给张爱玲按篇来算,一篇七八千字,给一千元。结果,“谁知她写了一期之后,前来论价,斤斤要求百五十元千字,并说如不允许,每月当酌减字数”。


平襟亚没同意增长稿费,张爱玲就开始缩减字数,平襟亚说有一期只写了五千字,并且声称“要便要,不要就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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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七月,柯灵对平襟亚说,张爱玲要求加两千块。平襟亚同意了,但张爱玲却没有答应,并且退回了那两千,表示《连环套》就此腰斩。


这时候,一个有趣的罗生门出现了:平襟亚说,稿费是预付的,第一笔预付了2000,之后每月付下个月的1000,张爱玲七月的稿子没有交,但是拿了七月的钱,等于赖账了。


一时间,无数文人开始在各大小报讨论这一事件。不少人落井下石,认为张爱玲单方面断更在先,窝藏稿费在后,实在太不地道。也有读者来信,表示物价疯涨,连《万象》售价都一直在涨,张爱玲的稿费却一直维持千元一篇,亦不公平。亦有好事者,假装讲和,要平襟亚大人有大量,“一千块当做台子”,充满了对张爱玲的侮辱。


平襟亚此时像打了鸡血一般,接连写了《为某女作家专事》《最后的义务宣传》等文,继续攻击张爱玲。这一次,除了讲稿费,他又搬上张爱玲曾经给自己写的信,信中张提及可以拿自己的身世作为营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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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张爱玲终于坐不住了。


张爱玲给《海报》写了申辩信,但奇怪的是,这封信并没有发表。我大学时作论文,还专门去资料室查了这份小报的影印版,确实没有刊登张爱玲的回复,张爱玲自己猜测,“大概因为秋翁的情面”。


平襟亚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她便写了《不得不说的废话》,寄给《语林》杂志的主编钱公侠。为表公平,钱请平襟亚也写一篇《一千元的经过》,两篇在《语林》第2期上同时刊出(那时候的媒体还是有公平原则的)


张爱玲表示,“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却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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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张爱玲这一方的说法,你要预付我的第一期的2000稿费,我并没有拿。


平襟亚一方则硬核地附上了付款日期和情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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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有异议的首次预支2000元,平襟亚说是“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账可以查对”。


但奇怪的是,在刊登了这两篇文章之后,忽然没有下文了。以平襟亚之为人,如果真的如此有把握,为什么不把详细的账单票据公布在报上呢?既然都已经讲得如此之详细,连是当面给钱还是银行给钱都说了,要是索性公布银行账目,张爱玲还有什么话好讲的?


这件事似乎成了永远的谜团,但我认为,平襟亚发难,不在1000块,而在于另一件事——他失去了张爱玲《传奇》的出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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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是张爱玲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一开始,她是考虑过平襟亚来出版的。


平襟亚自己承认,张爱玲希望以“版税”的方式出版她的短篇小说集(应当就是《传奇》),“她接连来见过我好多次,所谈论的无非是‘生意眼’,怎样可以有把握风行一时,怎样可以多抽版税,结果是她竟要我包销一万册或八千册,版税最好先抽,一次预付她”。


当时张爱玲不算特别出名,平襟亚这种抠门又精明的出版商,当然不肯。但他直觉张爱玲的书可以大卖。所以,他才提议,先做连载——他的小算盘,一定是希望把张爱玲捧红然后顺理成章出版她的书。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手上有一个“暗桩”——这便是柯灵。张爱玲与平襟亚见面之后,写信咨询柯灵,询问小说集是否该在中央书店出版,柯灵认为中央书店“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于是意味深长的回信,附上了中央书店当时的书单,“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


张爱玲的回信十分坦率,说还是主张“趁热打铁”。既然中央书店不可,平襟亚又在稿费上唧唧歪歪,最终,更加追捧张爱玲的《杂志》社成了最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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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灵

稿费事件,张爱玲这边再无发声,倒是本来声称“再不就此事发一言”的平襟亚有气难消,后来写了一篇《红叶》,讲“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


风度什么东西?不存在的。



平襟亚曾在《人海潮》中说:“卖文简直不如卖淫,莫说别的,嫖客一只眯花朵眼的面孔,比较书贾一只冷眼,要好看得多。”平襟亚晚年曾经作检讨说:“我向文友买稿,计字认值,斤斤较量,也同一般书贾没有两样……正所谓‘易地则皆然’,自己做了乌鸦,毛羽绝对不会生白的。”——特别想说,平老先生,你和一般书商还真是不大一样,你曾经曾盗版鲁迅、茅盾、冰心等20多位作家的作品,还盗印郭沫若的《黑猫》(改了个书名叫《我的结婚》)


有趣的是,1970年代后,张爱玲的作品重新在台湾风靡,出版商为台湾皇冠——皇冠的出版人平鑫涛是平襟亚的堂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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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钿”事件的真相已经不可考,祖师奶奶对于金钱的态度却值得我们学习。既然在认真工作,为什么不能认真谈钱呢?安贫乐道固然是一种生活方式,通过写作获取钱财,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体现。



参考文献:

1、肖进,旧闻新知张爱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

2、张爱玲、宋淇、鄺文美,张爱玲私语录,皇冠,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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