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空间只是个时髦名词吗

源济

城市公共空间只是个时髦名词吗

2019-08-26  叶克飞  大家

叶克飞，专栏作家。

导读

欧洲城市广场从不以大为美，而且四周多是咖啡馆和餐厅，中国城市广场的四周则往往是并不友好的所谓CBD。

前些日子去了趟济南，酒店位置极佳，背后是泉城广场，出门右转两分钟就是网红打卡地宽厚里，马路对面是另一网红芙蓉街，离趵突泉和大明湖各十分钟步行时间。

晚上九点多，先是溜达到宽厚里，只见人头涌涌。当年的宽厚所街，有金家大院、袁家大院、魏家大院、沈家大院和张家大院等宅第，被称作“老济南民居博物馆”。改造后的宽厚里，继续以旧时建筑面貌示人，只不过变成了一个大食街，一间间小店林立，什么烧烤炸物小丸子，奶茶冰茶手作咖啡，年轻人自然闻香知味。

济南宽厚里。图源网络

若以建筑本身来看，这个街区的改造介乎于成功与不成功之间。成功的是带旺了街区，使这个泉城核心路段的地块得以盘活，不成功的是过分商业化让旧时韵味完全消失。不过倒也无须苛责，放眼国内，旧街区活化的套路多半如此，拆除破败建筑，仅保留不可拆除文物部分，加建全新的“旧房子”，最后招商，招来的基本跟吃有关。所以，也可将之称作“饮食型城市公共空间”。

百米外的泉城广场，则是另一种更为传统的城市公共空间，也就是前些年许多城市热衷的大广场。当年被誉为“远东最美火车站”，却在上世纪90年代被粗暴拆除的济南站，是网络时代的“常青话题”，人们动不动就拿极具美学韵味的老站与土到掉渣的新站作对比，两张图片的不同，折射出的是城市审美的缺失。

济南老火车站

新建的济南火车站

泉城广场跟新的济南火车站很像，它固然大，但护城河上的古朴中式老桥，广场上的西式喷泉，还有另一端的蓝色雕塑，无论风格和色调都互不协调。广场下沉的商场也显得“年纪过大”，“最后三天大甩卖”的店铺充斥其间，更影响了这个济南最大城市地标的气质。

最关键的是，广场几乎无灯。保安告诉我，想看喷泉和灯，九点之前才有。我并不赞同中国城市过于泛滥的亮化工程，但一座城市最核心的城市公共空间，不该这么早就黑乎乎，即使济南人最爱的是街边撸串。

第二天白天，我再次经过泉城广场。与国内大城市的大广场一样，它也有着同样的硬伤。偌大的广场虽然也种了不少树，但仍缺少遮阳之处，在济南的酷暑之下，人们甚至很难坚持穿越它，好在围绕广场的护城河岸杨柳依依。不过它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前两年我写过一篇名为《一座理想城市，百米内必有避雨处》的文章，这个标题其实出自《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雅各布斯那句“一座城市，理应让行人在一百米范围内找到避雨处”。泉城广场恰恰做到了这一点，那个下沉商场从商业角度来说固然老化严重，但却提供了临时避雨之地，尽管九成九是无意而为之。

别小看这个条件，中国城市的大广场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它们大而无当，只顾宏大气势，烈日下无法遮阳，下雨天无处避雨。

有人会说欧洲城市的广场多数同样没有绿化，但却忽视了一点：欧洲城市广场从不以大为美，而且四周多是咖啡馆和餐厅，中国城市广场的四周则往往是并不友好的所谓CBD。

广场并非越大越好，城市空间的奥妙在于提供便利

城市公共空间，当下最时髦的名词之一。

对公共空间的重视，多少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一种思维修正。仅仅近期，就有北京计划出台《北京公共空间改造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拟建一批提升城市魅力的人性化公共空间。深圳则有前海公共空间设计竞赛定标，“都市中的丛林绿腔”方案胜出……

但放眼国内城市，“城市公共空间”这一思维修正并不算是常态，而且很多时候集中于意识阶段而非实操。

广场是现代城市最常见的公共空间，甚至是标志性空间。当“城市公共空间”这个时髦名词走入中国，最先呈现的实物往往是广场。

但在以大为美的思路之下，中国城市的广场从最初就陷入了“比比谁更大”的怪圈中，沦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加上区域性的旧建筑拆除，对高楼大厦的迷恋，就造成中国城市广场的普遍格局：巨大的广场让行人无法迅速穿越，四周多半是对行人并不友好的宽阔马路，再向外则是写字楼或政府机构为主的高楼大厦，你想进去借个厕所都难。广场中央以硬路面或草坪为主，只求气派不求亲近。

同样是广场，欧洲城市的广场多且小，习惯了国内广场概念的中国旅行者，初遇欧洲城市广场往往还会不习惯。但正是这一个个小广场，营造出多个城市空间，并各司其职。

以法国南锡为例，1983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斯坦尼斯拉斯广场是城市中心，也是雨果口中“我所见过的最美丽、最令人愉快、最完美的广场”。这是一个由斯坦尼斯拉斯广场、卡里耶尔广场和阿利扬斯广场组成的广场建筑群，彼此相连但又各自独立，将市政厅、王宫、歌剧院、美术馆，以及餐厅与咖啡馆有机纳入，营造出当年欧洲罕见的市民空间，进而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南锡广场的雕花铁门与喷泉

蔡依林所唱的“布拉格广场”，其实并无具体指向，但布拉格的广场之多，历史之丰厚，欧洲少有城市可及。以旧市政厅和提恩教堂为核心的老城广场，是布拉格气质的最好呈现，瓦茨拉夫广场则是近现代以来布拉格人的集会之所，无数风云变幻在此发端……但不论哪个广场，都兼顾商业、行政、博物馆与民宅的和谐统一。

布拉格老城广场

布拉格老城广场上的卖艺人

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所能享用的公共空间，主要是集市、庙会和市井街巷间，但要不就是临时性空间，要不就极其狭窄，老百姓最敬畏的反而是宗庙和衙门，因此家族宗法和官本位思想占据主导。也有人牵强附会，认为中国考古发掘遗迹显示，早在商周时代就有庭院广场存在，但实际上这种所谓“广场”只是一种内向型发展的模式，更看重军事防御和社会管制功能。又如唐朝的里坊设置以及与之配合的宵禁，人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里坊内，缺少与外部的连接。

《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唐代街市想像图

真正广场所形成的开放空间，则带给西方人公共意识、公德意识乃至公民意识。尤其是以市政厅为核心的主广场，是化解各种对立和冲突的地方，也是权力与市民拉锯的场所，更是极好的公民训练。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的哲学殿堂就立于广场之上，古希腊政府向平民颁布各种政策都在广场上进行，民众也可以在此向古希腊政府提出要求。广场依托神庙，可不仅仅是体现神圣权威，神庙的阶梯就是公共空间的天然座椅，能让人“坐下来好好谈”。广场兼有公民属性，还有市场和知识传播等多种功能，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古罗马时代，直至后来的欧洲。所以广场不在于大，而在于便利，便于集市、集会等公共活动都在此完成。

“坐下来好好谈”

即使是现代化城市，仍然不能忽视公共空间的需求。即使是再小的街区，也要留出一块空地作为公共空间。即使是寸土寸金的纽约市中心，也要遵循市政规划条例，根据建筑物高度留出相应公共空间，建筑越高，门前公共空间就要越大。

中国人很晚才拥有的公园，是文明社会最常见的公共空间

近年来中国人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思维修正，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公园比重的加大，或者是打造公园式广场。

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公园，在中国出现还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1845年，上海道台将县城以北的一片荒地划给英国人居住，后来这里成了旧上海的象征——外滩。1868年，在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出现了上海租界的第一座公园——外滩公园。

1939年在上海外滩公园漫步的时髦女郎

在那之前，中国人并没有公园的概念。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问中国。随团成员斯当东在《英使觐见乾隆》中记载，中国城市非常拥挤，市民没有可供娱乐和运动的公共用地。皇帝有御花园，大臣有私家园林，但民众无法进入。他认为，中国城市不是真正的城市，只不过是“把大量村舍与豪宅简单地堆到一起”。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对公共空间的吝啬源远流长。早在秦汉时代，皇帝的上林苑就严禁百姓进入。直至清末，李鸿章擅游荒废已久的圆明园故址，也被御史告发，罚俸一年。

西方则大大不同，尤其是近代以来，大量宫苑彻底向公众开放，可算是城市公园的雏形。工业革命后，经济飞速发展，大众也开始要求更多的公共空间，公园体系逐渐形成。1843年，英国利物浦动用税收建造了公众可免费使用的伯肯海德公园，标志着第一个城市公园正式诞生。

中国城市近年来对公园的重视，当然不是坏事。但仍然许多城市主政者不明白“几个大公园比不上几十个小公园”的道理。尤其是一个孤悬市郊的大公园，即使号称城市绿肺，对于民众而言也不比不上那些散落城市各处的街心公园。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迷你公园”，尝试在规模极小的城市公共空间里提供休闲娱乐式的公园。1867年，世界上第一个迷你公园——佩雷公园在纽约开园，尽管面积只有纽约中央公园的1/8000，但却极受市民欢迎。

佩雷公园

中国城市以往对迷你公园的认知，往往将之视为居民区的调剂，主要对象是老人和孩子，为他们提供白天和傍晚的活动空间。但老实说，随着中国现代化小区的铺设，大多数小区内部的绿化与设施已经承接了这一功能。中国人最需要的，恰恰是佩雷公园这种位于大城市商务区，供人们行走经过、中午休憩的绿色公共空间。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你所在的中国城市CBD，它们合格吗？

我一直都说，青岛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但只限于老城区。老城之美并不仅在于遍布的欧式建筑与庭院，更在于德国人在起伏街巷间充分利用的公共空间。当年外婆家和我所在的小学，就恰恰环绕着一个街心公园，当年叫做第六公园。老城的几个地标，包括天主教堂、总督府和基督教堂，还有栈桥，距离公园都是几分钟步行路程。类似的小公园，在老城区并不罕见，利用交叉路口的中间地带构建绿色空间，是欧洲的常态，也是青岛老城的常态。

但在以高楼大厦的气派著称的青岛东部新城区，除了偏重旅行者的海边步道之外（这其实是所有沿海城市的标配），向内延伸的城市很难发现相应的小公园。对于步行者而言，它并不友好。无论有多少高楼大厦，无论如何气派，都无法掩盖这种缺失。

出门就是海、先天条件就足够出色的青岛尚且如此，那些内陆城市呢？

城市遗产能不能成为公共空间？

去济南之前，顺便去了青州。作为县级市，青州博物馆以不亚于国家级博物馆的藏品成为网红，其实这座城市也很值得走走。它没有一般县级市的粗犷，处处显得秀美，一条遍布法国梧桐的范公亭路处处绿荫，很适合夏季穿行。

青州历史极为悠久，历史遗迹也多，青州古城自有独到之处，但与国内其他古城一样，复古新建筑比邻而立，不是卖吃的，就是卖纪念品的。因为极为统一的建筑格局和外墙，你无法分辨哪些是旧时遗留，哪些是近年新建。

青州古城

去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发布部分保护不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通报，其中包括山东聊城、山西大同和河南洛阳等。很多人为大同鸣不平，认为前几年的古城改造卓有成效，城市环境明显改善，“人造古城”也只是恢复而非破坏。

但如果从古迹保护的角度来说，大同其实不算太冤。

中国古建筑的修缮与复建，一般认为始于民国时期，也就是梁思成那代人。但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古建筑不但被破坏拆毁严重，修缮与复建也走急功近利路线，造出无数假古迹。

目前来看，国内所谓古城，最喜欢做的就是“拆旧建新”和“拆真建假”。大同的古城复建就是如此，将大批建筑全部拆除，复建城墙和数百套四合院。

上个月前往保加利亚，这个目前经济在欧洲处于“落后梯队”的国家，在古迹保护上却让我眼前一亮。

首都索菲亚有一座圣乔治教堂，是早期的基督教红砖圆形教堂，是城中现存最古老建筑，由罗马人建于公元4世纪，见证着古城索菲亚作为当时巴尔干半岛上最大最繁荣罗马城镇的荣光。它的位置很有意思，就在希尔顿酒店后面，被一众建筑所围绕。周遭建筑的兴建并没有对教堂以及周边遗址造成任何破坏，建筑的包围又使得教堂得到保护，但这种规划又没有隔绝游客，人们可以自行穿越周遭建筑进入教堂遗址区域。

索非亚古代色迪卡露天博物馆

更有意思的是古色迪卡露天博物馆，它其实是通往古代色迪卡城的大门。公元前29年，索非亚被罗马帝国占领，这一区域发展为行政中心。公元175年，色迪卡城四面建起城墙，内部有许多公共建筑和住宅，如今还保留了大量街道、水道和建筑地基之类的遗址。这个区域可谓寸土寸金之地，当年保加利亚政治中心拉格大厦就在旁边，与火车站和中央市场一街之隔，周围都是索非亚的核心区域。

这片断垣残壁如何保存？如果换成中国城市，要不就选择全部拆掉，要不就会在此基础上建一个假古城。但保加利亚人却非如此，城市最重要的主干道在遗址旁穿过，地下人性隧道直通遗址。在街上可以居高临下见到遗址全貌，在地下可以直通遗址，就像走进一个迷宫。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片保留完好的遗址，恰恰成了一片公共空间。索非亚本就是花园城市，大小公园和广场无处不在，但以近两千年的古代遗址营造公共空间，实在是让人感觉奇妙。

人们坐在残留的建筑地基上聊天，孩子们在旧时水道和街巷遗址间穿梭，两千年的时光就这样被联系在一起。还有许多人会选择不走平行的人行道，而是从这里穿越街道。

比首都索非亚更好玩的是古城普罗夫迪夫。就在这座城市中心步行街的中央，有一座位于地下的古罗马竞技场遗址。它建于公元193到211年间，长240米、宽50米，最多可容纳三万人。如今我们能看到的部分，仅仅是竞技场北侧一角，是一个13层的观众席，竞技场的绝大部分仍被埋在步行街及周边房屋的地下，进一步挖掘的难度很大。

普罗夫迪夫地下古罗马竞技场与地上建筑共存

这个竞技场没有被列为封闭博物馆，更没有被拆，也没有被加建什么碍眼的建筑，而是保留原貌。人们可以沿阶梯走下开放的竞技场遗址，也可以在步行街上向下观望。在视线里，地下的竞技场遗迹与地上的建筑并存，共同营造出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公共空间。

普罗夫迪夫古罗马竞技场里的排练

作为一座艺术之城，普罗夫迪夫每晚都有多场露天演出，最大的演出在最知名的古罗马剧场，其次就是步行街的这座古罗马竞技场。那天下午，恰恰是当地歌剧团在古罗马竞技场内排练。身穿礼服的他们，在地下传来天籁之音，人们站在地上围观，近两千年的古代遗迹就这样与这座现代城市融为一体。

这才是真正属于市民的城市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