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生生活费里读不读得懂中国

源济

在大学生生活费里读不读得懂中国

2019-09-05 宋金波  大家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前林调队员。专栏《林调队笔记》，记录在西藏十年间的人事碎片。

导读

假如传统媒体的理想之一是“在这里读懂中国”，这些新闻最终做到的经常是“在这里让你读不懂中国”。

在我看来，“大一女生要4500元/月生活费遭妈妈拒绝！”这类“新闻”，通常来自于一个“制造”出来的话题。

网上流传的“大一女生每月要4500元生活费”的截图

通过不明来路的“热帖”，设置反差巨大的场景，撩拨起阅读者内心隐秘而易共鸣的某种情绪，在传统媒体时代这就是常见的套路，自媒体繁盛之后更满目皆是且效果奇佳。像年度性反复流传的《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这种帖子，就是如此。假如传统媒体的理想之一是“在这里读懂中国”，这些新闻最终做到的经常是“在这里让你读不懂中国”。

自然，“策划”出来的新闻，背后也可以有真问题。

有阔太太炫富，就可能有大学生炫富；有社会人哭穷，就可能有大学生哭穷。“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大学生也是人，是社会局部，必然不会与这个社会的整体气质相去太远，有什么大惊小怪？

但或许，大学生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人”又不一样。中国有“贵族幼儿园”“贵族小学”“贵族中学”，但“贵族大学”还不多。大学生生源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阶层上，都会更广泛。这样的大学阶段，大概是很多人一生中惟一一次和那些经济条件、社会阶层相去较远的人，“在一个锅里吃饭”了。过了这个阶段，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在大都市的格子间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或是在某个生产车间蜂飞蚁走，不管怎么着，身边都是和自己差不太多的人。当然，有人会飞升，有人会沉沦，但是，除了做领导秘书，离你最近的，总是和你条件差不离的。

相比之下，年轻敏感的大学生，肯定更容易感受到“差别心”吧？

差别心来自于人根深蒂固的秉性。你说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大学生与今天的大学生在这一点上有什么不同吗？他们更高尚或更低俗吗？我可不敢说。当年的大学生面对的经济社会条件和现在倒是大不同。绝对数上，当时的收入水平，当时的基尼系数，与今天相比，无疑都差别巨大。“同学少年都不贵”，就算有差别，也不会拉开到让人眼晕的地步。

电影《中国合伙人》里刻画的八十年代大学生

我1992年上大学，入学时还需要带粮票。此前两年大体宏观经济通缩，与八十年代末的情况没差太多。对多数人来说，舒肤佳的香皂与两面针的香皂，或者吃饭的时候有人多一副鸡架一瓶啤酒，这种区别，可能会生发一些艳羡一些差别心，但断不至于形成碾压，形成两个世界的断层与隔膜，更不会激发出耻辱感。如果当时一个寝室里有人馒头咸菜，有人玛莎拉蒂，可能会不大一样。

短缺与匮乏，限制了想象力——攀比与冲动消费，大约也要靠想象力才能繁茂。

我们是农林学校，学费本身就不高，生活费，多数同学每个月百元以下也够了，但一些来自西南或中南山区的同学，家境确实不好，有些甚至达不到每月四五十元。一位江西同学，喜欢书法，为了买一套《三希堂法帖》，足足一个学期，都是咸菜馒头白水。而这已经不算是最差的条件。农林院校有奖学金，平均五十元每人。成绩好些的女生靠自己的奖学金已经可以完全够吃，还能给男朋友分点。

1990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的这套《三希堂法帖》，定价85元

1992年，高考录取率25%，当年只有75万人踏入大学校门——这一数字在2018年是近800万人。那时的社会，对大学生多少还是另眼相看，加意照顾。我相信，包括相当多城市家庭子弟在内，多数大学生在学校食堂不会比他们的家人吃得差，甚至会吃得更好。

1992年，“南方讲话”掀起的新一轮开放还没拉开帷幕，我所感受的，应该是一种普遍并且稳定的世相。当然，其时“改开”已届14年，更早的大学生，有更多的苦故事可讲，那是无疑。不止在大学，当时的中国，忆苦思甜，一代一代间，已是定式。要到新世纪，大学扩招，教育产业化，经济突飞猛进，人心才开始更容易失衡。失衡的人心，正是很多撩拨人心的网帖死命盯住的社会G点。

我并不想为贫穷粉饰。贫穷本身不会带来任何美好。对有些家境更差也更敏感的同学，我能感受到他们有时难以避免的不适和尴尬。那几年，《平凡的世界》在大学风行，无非是与这种仍然普遍的校园生活发生了共鸣。在那时，以及那之前很远，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学生作文中，类似因为贫穷而做了某种错事，甚至造成不可挽回后果的故事，懊悔甚至忏悔的人心，比比皆是。至于表面所常张扬的某种“安贫乐道”，倒更可能是匮乏下的“禁欲”美化，不然，80年代、90年代读书的大学生，何尝看见他们在进入社会后对物质主义绝缘了？

1990年出版的《平凡的世界》

这也是我对“大一女生要4500元/月生活费遭妈妈拒绝！”这类新闻有些反感的原因之一。一路操作下来，无非老生常谈，不如不说，甚至能感受到这种百无聊赖的关注背后，有某种强制与强迫的普遍心理。

我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人的健全有过很大期望。朋友交流，我一直坚持，199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是中国第一代整体远离了饥饿记忆的人。饥饿是可怕的尊严碾压机，它能在极大尺度和范围内破坏一切美德、传统。它会在人类最底层的认知面板上，留下本能的恐惧——对匮乏的恐惧，对失去饭碗的恐惧，对能剥夺掉一碗饭的任何强力的恐惧。它让人们的行为变形，从扯光公共卫生间的卫生纸，哄抢降价商品，到安于岁月静好，不肯为公众利益多付出一点力量。

我一直相信，“90后”及更后的年轻人，会因为缺少这些可怕的记忆本底，显得更超脱、更自由，远胜于在匮乏、饥饿、恐惧中成长的先辈群体。

但今天看，也许能影响一代人发展的因素太多，物质条件、经济发展，只是其中一面。今天我们的“90后”“00后”，与欧美，与日本，与中东、非洲，乃至与同在华人世界的那些同龄人，他们所说的，所做的，所关心的，所愿付出的，毋庸讳言，差别巨大。与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前与他们同龄的学长们，同样很容易区分。

我在校时，见过最晚的1980年代入学的大学生，我始终觉得他们身上有某种后来的大学生身上缺少的东西，外向的、激烈的，充满理想的，家国与共、身土一体的，你可以说那是某种热情，也可以说是某种幻觉——甚至这种区分本来就是我自己的某种错觉。这种感觉，与是否存在一个金光闪闪、人心向上的1980年代一样充满争议。

《中国合伙人》的剧照

我想，也许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对彼时的大学生，大学是一种人生创业，是孤注一掷的投资，是改变自己与家庭命运的创业，是自觉与国运相关的浮沉。而对现在的大学生，大学的属性，则更像一种消费，甚至不是自己的消费，而是父母的，自己充其量是在为父母打工。创业者与打工者、消费者的心态，终归不一样。

我不觉得这不同的心态必须要有高下之分。身土一体的理想主义，并不一定带来理想的世界。求田问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既可以消解虚伪的宏大，也可以淡漠真实的记忆，既可以无视精心编织的谎言，也懒得去追求另一种世界的真与美。

无论基于哪一种立场，为了哪一种目的，对这一代年轻人的表现，态度都会是矛盾的、犹疑的、暧昧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就可以为他们定性，为他们圈定一个明确的未来。

《三体》中，刘慈欣说：“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格言像玩具风筝，就这样飘来飘去。

对大学生活费的记忆，或许已经是几十年来几代大学生仅有的共同兴趣点了：“还记得你爸妈花了多少钱供你上大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