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公务员的6年回城计划丨人间

源济

一个女公务员的6年回城计划丨人间

原创： 安安 人间theLivings 2019-09-04

“我今年已经27岁了，个人问题依旧没有着落。同样是公务员，城里的女生被人当做香饽饽，备受追捧，而我们却因为是乡镇公务员，备受冷落——只要能回城，一辈子当科员我都愿意！”

配图 |《山那边有匹马》剧照

2010年4月，我正在一个三本院校念大四，备考公务员。也是在这个时候，妈妈检查出肺癌晚期。父母一辈子都在到处打零工，家里根本不堪医疗费的重负，工作还没着落的我更是心急如焚。我嚷着要回家照顾妈妈，被爸爸果断拒绝，说让我安心准备考试：“公务员是个好行当，有编制，你一定要考上。”

但那时，我早已没了复习的心思。妈妈担心我的工作没有着落，便又向亲戚朋友打听其它合适的就业出路。有人说：“除了考公务员，大学生村官也可以试试。虽说比公务员差点，可容易考，还能为今后再考公务员做准备。”

于是我又报考了大学生村官。最后，公务员落选，大学生村官考上了。

那年7月，在城市生活了20多年的我，一毕业就去了一个本省离老家300公里的小乡镇，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官，月薪1250元，全省统一标准。

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崩溃了。

镇里安排的住宿条件实在太差了：一栋废弃的老办公楼，大概是七八十年代建的，破败的房间里结满了蜘蛛网，没有厕所，天花板直掉渣，窗户只剩下一个木框和半块玻璃，风吹得窗台噼里啪啦直响。整栋楼只住着我和另外一个大学生村官，以及一对靠捡垃圾维生的老两口。

那个村官比我早一年到，我一来，她显得非常兴奋——终于盼来个伴了。我带着对家的思念和巨大的失落感傻傻地站在寝室门口，看着她忙进忙出地帮我打扫寝室，拖地、抹灰、支蚊帐，找修理师傅装锁、接水管……我却没有说一句谢谢，只在心中不停地呐喊：我不想在这里多待一分钟！

从那之后，我开始了6年艰难的回城之路。

我所在的乡镇属平原地区，坐大巴20分钟便能到县城。

那时还没出台“八项规定”，干部上下班纪律很松散，很多人早上9、10点才来，下午4点过后就陆续回家了。下班后，整个镇政府院子就只剩下我和那个村官同事。我俩除了待在办公室上上网，给家人打打长途电话，也没什么别的消遣。每晚都是待到10点以后才结伴回宿舍楼洗洗睡觉。

我的寝室窗外是一大片麦田，偶尔还能看到有孩子在其中穿梭嬉戏。有时，我会站在只剩半块玻璃的窗户前，静静地望着那片绿汪汪的麦田，那种绿是我后来再没见过的绿，绿得让人飘离现实，仿佛能暂时忘却心中的苦闷。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镇里要把老办公楼拆了新建干部福利房，便又把我们俩安排住进了镇财政所的老职工楼。听说当初这房子盖好没多久就发现是危楼，职工们后来又逐渐搬去县里安家，很快人去楼空——不过，管它呢，至少房内都有厕所，也算是改善居住条件了。

搬进新宿舍后不久，2011年4月，在爸爸准备变卖家里唯一的房子时，跟病魔斗争了大半年的妈妈走了。回家忙完丧事的一周后，我第二次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再次落选。

抛开住宿条件，仅就工作来说，当村官的6年，日子是轻松自在的。

我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一些机械、繁琐、重复性事务，比如整理党建资料、录入低保信息、整理档案，填写大病救助申请表，以及零星的打字和编制表格等文秘工作。

我性格内向，话少但做事踏实，平时放假也很少回家，有时候领导安排的工作，我利用晚上和周末就抓紧完成了，比起其他乡镇基层公务员拖拖沓沓的工作效率高出很多，每次主任们去县里汇报工作，总能受到县领导肯定，所以主任们对我一直十分照顾。

在机关食堂吃饭，干部是要自费的，所以每次只要民政办在外面有接待，几个主任总是带上我，好让我省点餐费。有时候，主任还会在中午休息时把我喊到办公室，悄悄给我塞大几百块钱，说这是补贴的“电话费”，嘱咐我不要跟办公室的其他人说。

我渐渐了解到，在十八大之前，每个办公室都有私设的“小金库”，平时会悄悄给办公室干部发一些补贴，数额多少，就看各自弄钱的本事了。跟我住宿舍的那个村官同事，所在的计生办在乡镇里算是经费非常充裕的部门了，但她拿到的“电话费”还没有我多。

后来，我也时常感叹，当年我不过是个对办公室政治一窍不通的黄毛丫头，几个主任完全可以给我少分一点，甚至不发也说得通，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至今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十分感动。

2012年4月，我逐渐走出妈妈离世的阴影，第三次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有了前两次的失败，我已经不敢再报考市直和县直单位了，一心只想尽快回到老家，哪怕是到乡镇也行——老家那个市下面的乡镇跟现在我当村官的乡镇应该差不多，我已经在这里锻炼了两年，回去肯定比在这儿更容易适应。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实在是太傻太天真了。另一个促使我报考乡镇公务员的重要原因就是公考中的“定向招录”政策——全省所有的乡镇公务员仅面向大学生村官和“三支一扶（指大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人员进行招录。

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政策福利——上面考虑到村官的“转正”问题，专门拿出一部分岗位进行定向招录——但这也在无形之中把像我一样的大学生村官们进一步逼进了“乡镇”这个死胡同。如果我们想离开乡镇，报考县直或市直单位，那么之前几年的村官工作经历将毫无用武之地，只能与应届毕业生一起平等地挤独木桥。

而事实是，许多像我一样当年报考村官的年轻人，并非真心想扎根基层、服务农村，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就业这个燃眉之急。

站在报考的十字路口上，我舍不得自己苦熬几年的村官经历白白浪费，便只能无奈地选择继续留在乡镇。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好歹最尴尬的身份问题解决了。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自己也算是“体制内”的人了，端上了铁饭碗。

成绩出来的时候，我既喜又悔——这次我考出了自己公考的最好成绩，笔试142分，足以进入任何一家市直单位的面试，并且具有绝对优势。

最终，2012年8月，我以笔试、面试“双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本市的乡镇公务员。

在还未去新单位正式报到之前，我在家中度过了短暂的快乐时光。虽然妈妈没能等到这一天，但爸爸倒是因此精神不少——家里终于出了个公务员。

10月底，县委组织部正式通知我去报到，要求先到县里集中开会，然后再分配到各乡镇。县城离市区很近，只有不到1小时的车程。第二天，组织部长给我们这一届新公务员集中上了一堂思想动员课，还安排了几个往届的优秀公务员代表发言，讲述自己在乡镇工作的点点滴滴和种种收获，听得我心潮澎湃。

就在会议刚一结束、大家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组织部干部监督科的科长突然出现了，他掏出一沓表单，让大家抓紧签了字再去各自单位报到。

我们拿到表一看，是一份“自愿接受5年服务期”的合同，也就是说，报到后的5年内，必须留在乡镇工作，不准参加任何招考，不准调动。

那一刻，我心中轰地一声如炸焦雷。当初报考的时候，确实有些岗位是有“5年服务期”这一要求的，我那时可是睁大眼睛反复阅读了所有报考要求，最后专门挑了没有服务期要求的岗位报考。可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所有岗位，一律5年”。

在场的许多新公务员也有同样的惊讶，但会场仅仅只骚动了几分钟便安静了下来。大家的心情估计都差不多：事到如今，纵有千般委屈，也没有人敢潇洒地把笔一掰扭头就走。

最终，大家还是纷纷硬着头皮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揣着一肚子的委屈，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我匆匆坐上了单位派来的车，马不停蹄地被“发配”乡镇。

车子向着大山越走越深，我的心也渐渐沉入谷底。我从没见过这么森冷险峻的群山，车子蜿蜒其中，一座座巍峨的山峰仿佛要朝我们压倒下来一样，让人不寒而栗。

司机师傅问我和另一个一起分配过来的公务员：“你们之前去过XX乡没有？”见我俩摇摇头，“那你们要慢慢适应了。”然后，车内陷入了长久的安静。

不仅要走山路，中途还要摆渡。那地方没有跨江大桥，只能眼巴巴地等着一艘破旧的渡船像个大肚婆一样，在江面上晃晃悠悠地来回接送。“不着急，1个小时一趟。”司机师傅科普道。

等过了江，我们仿佛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过江之前走的是省道，虽然狭窄，但至少平坦。过江后，路面马上就降为乡道标准，倾轧损坏严重，没有一节是完整的，一路上尘土飞扬，连车窗都不敢开。途中经常还要巴着悬崖边停靠会车。 

对比过去一心想要离开的做村官的那个乡镇，至少那里的道路是宽敞的，回家也是全程高速。而现在，虽说是回到了老家，可回趟家的用时竟比过去还要多。

我去报到的乡镇属国家级贫困县，干部的福利待遇大致分为4块：

一是工资，到2014年10月公务员集体调资之前，我每月发到手的工资为1402元；

二是年底奖金，因为整个县域财政实力薄弱，财政收入捉襟见肘，为了面子上好看点，县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从每名干部每月应发工资中暂扣800元不发，到10月份时，再以提前发放年终奖的形式，一次性发给干部。

三是各个乡镇自谋出路，我们乡盛产柑橘，每年腊月，书记、乡长会抽调几名中层干部组建“卖柑专班”，远赴东北推销特产。出发前，需要机关干部共同集资2000元给“专班”垫做盘缠，然后从销售利润中“分红”，我在乡镇的那几年，最多时赚过4000元，年成差一点的，也有2000元的分红。

四是医保、住房公积金等之类的福利，我那时的医保卡因为只能在县里用，所以几乎没刷过，工作4年之后办调动手续时才发现，卡上仅有400多块钱的余额，而我每个月的公积金也就200多。每两年，单位会有一次价值200元的体检，其他的职工福利，也就是三八节给女职工送点小礼品，每月再发20块钱的“卫生费”等等。

我曾经算过，一名乡镇年轻干部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每年也不超过3万5。

工资少还在其次，来这里之后，我才终于感受到了乡镇工作的一言难尽，什么“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白加黑，5＋2”……虽然是些陈词滥调，却也找不到比这些更加准确的描述。

我在乡里宣传办当干事的时候，每天的工作状态就是：白天下队满山跑，夜晚加班写稿。

这个乡地处江北，交通不便，经济在全县排名靠后，而乡党委书记又是个农村出身、一心想在基层干一番事业的人，所以异常勤政，投入了大量心血在争取上级项目投资、改善乡里基础设施上。他过去曾是县委办的“笔杆子”，对于宣传、文字材料工作格外重视，所以他每次下队就会喊上我，好把乡里各方面的建设情况及时进行宣传。

每天早上刚一上班，书记就会提着个公文包快速路过我办公室，朝门口喊一声：“小方，走！”我就得忙不停地抓起相机，挎上摄像机追着他赶出去。

乡里没钱给宣传办配相机，我便找食安办（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借，他们的相机是县里出钱配的，方便日常执法记录。摄像机则是乡里用了多年的一部老式卡带摄像机，充满了年代的气息。

夏天的烈日炎炎下，我头戴一顶草帽，脚着一双平底洞洞胶凉鞋（方便爬山和过小河），跟着领导们穿梭在山间小路上，在他们后面拍照摄像，一旦领导停下来，定住在某个地方，手指着某个方向和村干部谈话时，我就得眼疾手快地举起相机“咔擦咔擦”来两张；如果交谈时间较长，我还要立马拿起摄像机，托稳了，拍一圈；如果是碰上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那就更得时刻瞅准机会多“咔嚓”几张，多录一会儿。

下队期间最难受的是不能按时吃饭。我们乡最远的村要驱车两个半小时才能到，近点的村也要半小时，到了村里，要么去实地看项目，要么入户走访，有时还要现场调解群众纠纷，工作时间不可控。村干部即便提前安排好农家饭、打电话一催再催，也总要拖到下午两三点才开饭。

搞宣传工作，还得“众人皆睡我独写”。下队结束，别人都回去休息了，我的工作才只进行到一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办公室，把照片一张张导出来筛选、整理，还得抓紧时间把通讯稿写出来。

2014年初的一个周一，我在党政办公室找文件的时候，无意间瞄到一份刚到的文件，顿时眼睛一亮——这是县招商局的一则招考通知，说是面向乡镇招录一名工作人员。

我赶忙询问送文件的小周：“这个……领导怎么说？”

“别说了，你看这文件的时间，都过期了，上周三发下来的，结果到周六才传到我们这里，而且上面要求报送资料的截止日期就是今天。我刚给宋书记送去，他就说了一句，‘这都过期了，还报什么报。’”

我心里先是一凉，而后一横——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想办法报上名。

我没有任何所谓的“关系”可以找，当时唯一想到的靠得住的人就是杨乡长——她是乡里分管计划生育的副乡长，也是班子成员里唯一的女性，性格泼辣，为人颇有些侠气。虽然工作上不分管我，但平时对我们年轻人特别照顾，一直都说有任何困难就找她。

说实话，她能帮到什么，我心里也没底，可我不想白白放弃掉这个考试机会。于是，我立即拨通了她的电话，“……文件里要求上报学历证书等材料，我都放在家里，如果现在立即请假回去拿，路上起码要耽误大半天，真不能保证今天下班前就能将材料送到。但是我很想报名，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当时正在村里下队，接到我电话，三言两语就让我那颗慌乱焦躁的心安定了下来：“你不着急，我马上给你包个车直接送你回去拿，免得在路上耽误时间。我刚好有同学在招商局，我马上跟他打电话说下你的情况，争取晚点接收你的报名资料。你现在先跟宋书记报告一下准备报考的事，他应该不会阻拦，然后收拾下准备坐车回去。” 

接着，我转身就给宋书记打电话，坦诚报告了想参加考试的事。

“小方，我们知道你家在市里，一心想考回去，所以原则上是不阻拦的，但你还是要跟组织部打声招呼。你先给樊委员（乡里的组织委员）打个电话，让他问下组织部，看你能不能考，毕竟你们当时入职时是签了服务期协议的，现在服务期未满，想报考县内的单位，得看他们同不同意。只要组织部说能考，我们这里都好说。”宋书记回复道。

我又立即拨通了樊委员的电话，他说等问过组织部的意见后再回复我。

在等待答复的间隙，我接到了杨乡长的电话：“车子已经联系好了，招商局那边也说好了，最迟明天下班前把资料报过去就行。”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以为最艰难的第一步终于要跨过去了。

没一会儿，樊委员的电话来了，他的声音低沉缓慢：“我问了韩部长，他说不能报考。一是你们服务期未满，当时签的协议是在乡镇服务，不是在县直服务；二是招商局这个招考未经组织部审批，从程序上讲是不符合规矩的，组织部不承认。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别报考了，跟组织部硬犟是没有好下场的。”

我安静地听完他的电话，连“好的，知道了”这样的礼节性话语也没有回应，就直接挂断了。

那段时间我正在参与一项信息采集工作，我边打电话边拿着表格在镇上挨家挨户走访。接完最后一个电话，看着眼前轰隆而过的货车卷起的漫天尘土，望着远处群山之上压着的厚重乌云，我的眼泪一瞬间就涌了出来。

2015年“五四”，县委组织部的肖科长下乡搞调研，最后还多出一个白天的时间，他就跟乡里领导商量，说召集所有的年轻人开个座谈会，也算是应个景。

组织部领导开口，乡领导自然有求必应。那天下午，我们十几个年轻干部聚在一起，肖科长一副标准的组工干部作风，笑盈盈地说道：“大家畅所欲言，关于工作和生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任何困难也都可以提出来。”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是在体制内，都得把组织部的领导当佛一样敬供着，尤其是乡镇干部，谁都想抓住机会在他们面前使劲儿表现一把，在我前面发言的五六个人也是一样，大谈特谈自己在基层工作的收获和成长，大抒特抒自己服务农村的豪情壮志。

轮到我发言时，在经历了之前的种种挫折与不顺后，我早就不想求啥表现了。自我介绍之后，我简单粗暴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只要能回城，一辈子当科员我都愿意！虽然身处体制内，但我并没有什么宏图大志，我只想回家，过安稳的生活，哪怕能离家近一点，到县城也是好的。”

说完这话，我有些不放心地看了一下肖科长，他正双手抱拳抵着下巴，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我今年已经27岁了，个人问题依旧没有着落。上周，我偶遇了自己中学的老师，她还一片好心给我介绍对象，说男生在一个设计公司打工，每月2000多块，他父母双双下岗，在街边摆了个修表摊，家里拆迁，还建了一套地处郊区的两居室。我的老师话里话外，都透露出一种我需要高攀对方的语气。虽然我是一名公务员，虽然我家在市中心，可我在人家眼中仍然是弱势的一方，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乡镇公务员。同样是公务员，城里的女生被人当做香饽饽，备受追捧，而我们，却不断被人贬低受到冷落。”

我深吸一口气，接着说道：“今天在座的女生中，除了去年刚来的小周，我是最年轻的，可是也已经27了，这个年纪在婚恋市场是一个尴尬的年纪，我不想成为‘剩女’，也不想瞎凑合。我害怕一辈子待在乡镇，我不甘心在这个深山里随便找个人草草一生……”

我终究没能忍住，哽咽了几声，便匆匆结语。我发现坐在身边的几个女生也都悄悄掏出纸巾，抹了抹眼泪。

乡里和组织部的领导没预料到我会不按常理出牌，说了这么一通计划外的肺腑之言，而且还引得了大家的共鸣。他们顺着说了些安慰和鼓励的话，继而又继续把话题转回年轻人要将青春撒在基层、实现人生价值云云之类上了。

后来又有过几次考试信息，有市里的招考，也有县里的遴选，但都要单位推荐。每个单位只能推一人，每次领导都会推荐同一个人——乡里年纪最大的女同志小郝。领导也是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希望她能借此机会考到城里，早点成个家。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其他年轻干部也只能“毫无怨言”。但可惜的是，那几次考试，小郝都没能考上。

转眼到了2016年初夏，全市面向基层进行公开遴选，共招录40余人，方案下发给各县市区，具体招录办法由各地自己出台。大家都觉得，这回肯定又跟之前一样，由各乡镇推荐一个，然后县里再筛选一遍，最终推荐少数“素质过硬”的人去市里参加考试。所以对于此次招考，我本不抱太大希望。

但这回命运的大风居然转向了。

那时恰逢县里班子换届，新县委书记刚刚上台，为了彰显其作风开明，居然亲自过问了此次招考，了解到市委组织部对报考人数并无特别限制，便特意跟县委组织部打了声招呼：“不要怕人才跑了，能被上级挑中，那说明我们人才济济。人才靠栓是栓不住的，你们尽管放开政策，只要干部想考，一律让他们考！”

结果，全县几乎所有符合年龄要求的干部都报名了。

“五一”小长假，更加意想不到的消息来了：县委组织部通知，要求所有报考人员在党校进行集中培训。后来听组织部的人说，县委书记一直十分关注这次考试，当得知报名热情如此之高时，他便对组织部长说：“有这么多人报名，能不能想办法给他们搞个考前培训，提高下应试能力？不能到时候报的人多，录取的人少啊！”组织部这才又火速开班集训。

培训的那3天，我把老师讲的每一个知识点都学深吃透，还在课后上网查找补充资料，把哪怕一个一笔带过的判断题都自行改编成问答题，竭尽所能地学懂弄通。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对待这次遴选的，但我把它当成唯一的希望。

考前那半个月，我每晚12点睡觉，早上5点钟起床，把能搜罗到的知识点反复背诵。其实，在乡镇工作的这几年里，虽然上面发文的遴选考试我没机会考，但其他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的事业单位等各种考试，我已偷偷参加了多次。那时候，我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多，从办公室回到寝室后还要再坚持复习一会儿，然后早上雷打不动的5点钟起床学习。

这一次遴选考试，我报考的岗位是报考人数最多的，录取比例不到1%，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公务员考试。我反复对自己说：“不要放弃！机会再小也是机会，拼命去搏就好了！

结果出来了，我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取得笔试、面试双第一的成绩。得知结果的时候，烈日当头，我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曙光乍现，心似骄阳。

后记

如今，我已回城3年，我考进的这家市直单位，无论是工作任务，还是人际关系、薪资福利，跟过去工作的乡镇天差地别。3年间，我总共加班了不足5天，而在乡镇，周末能按时回家就已是最大的幸福。工资较过去几乎翻倍，也刚刚被提拔，各种福利算下来，每月有过万收入，在这个三线小城里，我已十分知足。

不仅如此，回城后我还顺利完成恋爱、结婚、生子几件人生大事。

工作9年，我的生活轨迹始终围绕体制而变动——从体制外考进体制内，又从乡镇考回城里，走到现在，我已完全适应了体制内的工作节奏，也十分享受它带给我的安定生活，一切都令我心满意足，再无奢念。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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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安

此生只爱酒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