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邹主任回北京后,叫本山去排了节目,又把他打发回了铁岭。见那边迟迟不发话,剧团领导给老赵出主意,让他拿10瓶茅台去找人。
老赵到了北京,根本不知道找谁,在宾馆里一天吹一瓶茅台。喝光后,回剧团说:
“东西送了,没用!”
就在本山以为没戏时,春晚让他在哈尔滨分会场演了一出《跳大神》。录像结束,全铁岭都知道他要上春晚,三十晚上等着看。可直到节目播完,也没瞧见赵本山的脸。后来给的理由是:现场录音不合格。
那年老赵脸上无光,都不敢在外面走动。
第二年,他又拿着小品《老有少心》去北京,排得挺顺。结果中途来人看了说,这东北话太浓了,不适合。临门一脚,又给砍了下来。哪想到不久,黄宏和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大火。上头一看,东北话没问题啊。
终于,1990年,《老有少心》改名《相亲》,让他登上了春晚。
一来二去,本山明白了:自己这趟京城能进不能进,全拴在人家一句话上。
「小品《相亲》」
老赵心里清楚,光有《相亲》还不够,看戏的人记性不好,你不多上几次,人家就把你忘了。当时,小品还是赵丽蓉的天下。老乡里还有黄宏、潘长江、巩汉林,竞争十分激烈。每年带节目进城搏杀,本山都很忐忑。
1994年,他和新搭档范伟带着《儿子大了》进京参选。在一家咖啡厅里,十来位导演看完表演,一点儿没笑。节目演完,范伟满头大汗。邹主任摇摇头,让他们回去。那天的心情,拿范伟的话说就是:
“大家审视着你,时间一点点走着,我们也一点点由希望到绝望。”
这种“从希望到绝望”,老赵太熟悉不过。残酷在于,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阶段。哪怕节目定了,也有可能临时撤下去。1995年,写《摔三弦》的崔凯给老赵写《红高粱模特队》。都快好了,崔接到总导演电话,说看到有个乡干部因陪酒致死的新闻,能不能写一个批评基层大吃大喝现象的作品。
崔说,能上我就写,不能过就算逑。收到的答复是:替老百姓说话可以,但要把握好分寸。
那年,“希望工程”叫得很响。崔凯把公款吃喝跟贫困学校联系到一起,写了个“牛大叔”讽刺“马乡长”的《牛大叔提干》。小品到基层演完,又过了几次审,都没问题。眼看除夕了,导演忽然说,有人看了不高兴,讽刺乡长是不可以的。老赵问:
“之前怎么不说?这都啥时候了。说毙就毙?”
后来的意见是:乡长改乡镇企业的经理,不改就别上了。
为了保住节目,本山只能认怂。
小品里那个“扯蛋”的包袱,赵本山一度打算演出当晚再加进去。崔凯劝他,你要敢这么干,以后就没你这号人了。于是跑去跟导演组商量。上头想了想,也觉得删改后不好笑,同意把“扯蛋”加进去。至于原稿里,范伟说甲鱼蛋大补,要留给重要客人,本山拎着蛋说“四个重要客人三个王八蛋,这我分不了”,这一段是无论如何不能送到观众耳朵里的。
「“我在这儿玻璃没办成,学会扯蛋了!”」
前后二十多年,老赵的许多智慧,都周旋在了这里面。
跟高秀敏合演的《拜年》里,范乡长是没毛病的,主要是群众心眼儿小,还问候人家“咋啦?腐败啦?”。跟范伟合演的《三鞭子》里,下来考察的人是体恤民情的,主要司机不是个东西。为了演好这个小品,老赵梗着红脖子嚷台词,事后跟人说:“演得太难受了。喜剧一说教,演的人就难受。”
所以到后来,老赵也累了,不再搞这一路民生题材,转而去《卖拐》,嘲讽起人性。眼睛一闭一睁,十来年过去,自己成了小品王。
起初,是他想上,要挣脸面、挣家业。
后来,是不想上也得上了。
老一辈的艺术家,散的散,走的走,留在台上的都不怎么可乐了。每到大年三十,全国人民等着看呢,能不去吗?每到年底,一进排练屋,老赵“扑通”一声就跪地上,对着灯起誓:“明年再也不来了。”
导演组一劝,还是得来。
后头几年,为了一个节目,赵本山整宿整宿失眠。压力大的时候,拉开窗对着外面狂喊。明知道节目不可乐,硬上也得上。跟宋丹丹弩着劲儿演完《火炬手》后,两人下台抱头痛哭:“这要不是我俩,肯定就砸了!”
范伟告辞,宋丹丹打死也不去了。搭档一个个躲,老赵只好带着徒弟们去。《不差钱》也是前一个节目没了,临时硬攒的局。2013年,由于“洗浴中心”这个无法调和的矛盾,老赵亲手把一个时代的幕帘拉上了。
跟龙永图博鳌论道时,老赵才敢说心里话:
“我们给13亿人带去快乐,就这几个经营快乐的人他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