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未能相见的弟弟，便写出了史上最好的中秋词

源济

他想起未能相见的弟弟，便写出了史上最好的中秋词

2019-09-13  戴新伟  大家

戴新伟，诗人、媒体人。

导读

当我们欣赏中秋之月的时候，分明还可以感受到时间悠远的力量。

公元1076年，岁在丙辰，北宋神宗熙宁九年，这年的八月十五，苏东坡写下了《水调歌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写中秋节最有名的一首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东坡“创作生涯长达四十多年，留下二千七百余首诗、三百多首词、四千八百多篇文章”，在这个人生跨度和作品数量中，《水调歌头》可能不是最能代表苏东坡文学成就的作品，但绝对是脍炙人口、传诸久远的一首词，因为中秋佳节，因为对亲人的思念，因为对世事无常的追问与开解，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诗意，更作为一种人生哲学使得这首词最大范围地流传下来。

从文人学者到普罗大众，都熟悉苏东坡这首词，和他众多的文学名作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寒食诗》等等一起，也是后世书法家最乐于书写的作品内容。

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在八月十五，仍然会对苏东坡这首词油然而生亲切感，仍然会觉得它是最能表达此时心情的语言，不能不为一千年前文学创作中永恒的激情所感动。而且，它也超越了当时苏东坡所感叹的空间的阻隔（“千里共婵娟”），当我们欣赏中秋之月的时候，分明还可以感受到时间悠远的力量：眼前这块月亮，就是苏东坡写到的那一块月亮。

难怪林语堂为苏东坡作传、提到这首名作时说：

“他在密州想起未能相见的弟弟，就写出了史上最好的中秋词。批评家说，这首词一出，其它描写满月的作品都不值一顾了。”（林语堂《苏东坡传》，宋碧云译）

因为反对执行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苏东坡从熙宁四年（1071）开始外任，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当地方官。他的政绩很好，但作为不同意见者，他在基层执行新法的同时，不免有很多情绪发之于诗词（林语堂的苏传，将其名为“抗议诗”），遂有元丰二年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抓回中央受审的“乌台诗案”。

写《水调歌头》时，苏东坡在山东密州任上，一切都还没有发生——既没有发生文字狱，他跌宕的贬谪生涯也还没有开始。如果用他晚年的自述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来看，“功业”都还没有开始。这当然是苏东坡的自嘲。从文学成就上看，也是实情。

他在密州不仅写下豪放的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还修建了超然台（“稍葺所居园北旧台而新之，弟辙名之曰超然，作赋，自作记”）、快哉亭（“密州城西北有送客亭，下临潍水，轩豁旷荡，欲重葺之，名快哉亭”，见孔凡礼《三苏年谱》），留下了这两所名迹的文章：苏东坡请子由写了《超然台赋》，自己写了《超然台记》，并且遍征“跟帖”，请张耒、文同、李清臣等人“同题作文”。

而《水调歌头》正是苏东坡八月十五在超然台喝酒之后写的，我们从孔凡礼的《三苏年谱》上还可以知道，苏东坡那晚是与客人喝酒，先写了“次韵孔宗翰题诗”，再“赋《水调歌头》兼怀弟辙”。

图源：纪录片《苏东坡》

《水调歌头》这首词有一个类似题目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使得我们一千年后的读者还能知道苏东坡创作此词的“5个W”。近世词学专家如顾随、缪钺、叶嘉莹等对苏东坡的词均有精彩赏析，而关于这段小序的研究，朱刚先生在《苏轼十讲》里从词这种文体的发展来分析，尤见胜义：“在苏轼以前，填词大抵没有题目，只标一个词牌，即乐曲名，接下来就是正文了。”苏东坡的贡献在于，他把词的题目和小序发展起来，是他“对词的文本发展史做出的一个贡献”。

可以设想，假如没有这段小序，后来的读者是无法直接、快速地进入到《水调歌头》关于中秋怀念亲人团聚这一主题的。

苏东坡所怀念的亲人，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与他手足情深，志同道合，不仅在文学上互相砥砺（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就说：“说来有趣，子由常常让苏东坡写出最好的作品。”），他们在政见上也一致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在神宗死后，二苏被召回朝廷，在对新党的清算和对旧党的不同意见上，他们也保持一致。“乌台诗案”发生后，苏东坡在狱中写诗与弟弟诀别，有句云“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为了因。”手足之爱，溢于言表。

苏东坡的文学作品里不仅以男性视角为主（他的诗词不同于他之前的代女性立言的作品），其关注的对象也是男性世界——与他十分相得的第一位妻子王弗，于治平二年（1065）去世，他留下了一首著名的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怀念她；续娶的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她就是《后赤壁赋》里“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的那位“妇”。虽然相伴三十多年（1093去世），关于她的诗文并不多。苏东坡晚年的侍妾朝云，也只是笔记传说较多。这三位女性，和在“乌台诗案”救他一命的仁宗皇后、旧党当权庇护他的英宗皇后，是苏东坡生命中的守护神，但真正在他文学作品里占主角的，还是弟弟子由。

就在苏东坡第一次外任杭州的熙宁四年（1071），当时子由在陈州，苏东坡顺道去看他，“在那儿住了七十多天。”（林语堂《苏东坡传》）“轼留陈州七十余日。”（孔凡礼《三苏年谱》），直到这一年的九月才离开。林语堂说二苏不仅交换了对政治的看法——这是可以想见的，还共度了中秋节——从时间上这是确凿的。

“这是一个难忘的中秋节，他日后常常怀念这个日子，因为以后六年他始终没机会和弟弟共度佳节。”

这个情节有助于我们理解六年后苏东坡创作《水调歌头》的缘由和心态：这首词不是偶然的，它潜在的因素，既有二苏深厚的兄弟情谊，也有短暂的相聚——古代人的种种不方便，是今人难于想象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种状况直到晚清，如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从道光二十二年入京，到同治元年奉旨返京，与父亲翁心存长达二十余年未见面（见《翁同书手札系年考》）。

而在封建社会，家族观念也使得兄弟关系更为重要，白谦慎先生的《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中对吴大澂在外为官、接济家族和兴建家族义庄有详细分析，都有助于我们去体会古人的亲情世界，他们对维系这种感情所作出的各种努力。

一千年来，《水调歌头》受到后人的热爱，除了体现出的亲情这种凡人情结，它在文学上的成就亦不容忽视。毕竟，主题先行的文艺汇演主题曲也只能流行一时。“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东坡写出了面对世事无常的达观精神，但他更为我们描绘了词人上天入地、与神对话的大胆想象力，让读者随他缥缈的路线，经过幽暗与孤独，体会彷徨与疑惑（少有的多个疑问），最后降落，“何似在人间”。

前人对这首词有诸多解读，甚至说宋神宗读到这首词的这一句，认为苏东坡还是忠君的。这倒不如说，苏东坡对于现实世界始终抱有积极的态度，他的乐天知命精神在其后漫长的岭南贬谪生涯中得到完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