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9-19 05:54 PM 编辑
1906年,正红旗头甲喇三牛录、镇国公、建威大将军富察倭和带着他的长孙进宫了。
富察氏曾经是紫禁城里最显赫的姓氏,这一点,连一百多年之后的吃瓜群众都难以否认,毕竟,他们去年都曾经被《延禧攻略》里的富察容音小天使感动得泪流满面。
富察倭和的镇国公靠的是六年前镇压“义和团拳匪”的功劳挣下来的,他内心深处对于曾经支持义和团的老太后是怎样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一件事是笃定的,这次进宫仍旧是家族荣耀,毕竟,他的长孙年方六岁。
慈禧太后给这个六岁的孩子赐名“永清”,意思是“永远清正”。不过,富察家的大孙子对这个名字似乎并不感冒,他在成年之后并没有使用这个名字——没几年,连大清都完了,他们这个家族把满族姓氏“富察”改成了“傅”。
这个见过慈禧太后的小孩,叫傅泾波。他的父亲傅瑞卿曾经是宣统年间顺直谘议局的议员,提出过“满汉平权”的主张。傅泾波的幼子傅履仁日后回忆,祖父傅瑞卿是“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辫子那批人”。他不允许傅泾波娶旗人为妻,傅家的小孩在外也从不说自己“在旗”。 傅泾波的童年在家随师读“四书五经”,因为父亲成为基督徒,他本人则进入美国教会办的北京汇文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傅泾波考入国立北京大学。
少年时代的傅泾波给人的印象是机智活跃、任侠好客,“他很喜欢结交朋友,也善于结识朋友,更乐于为朋友效力”。他拥有许多显贵亲友,曾经反对袁世凯称帝、曾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的孙洪伊,是傅泾波的“教父”(my godfather)。孙洪伊介绍百名留美幼童之一的蔡廷幹教傅泾波英文,傅泾波在北大读书期间,结交了胡适、陈独秀、吴稚晖、李大钊、瞿秋白等人,还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引见下,去紫禁城故地重游,见了溥仪。 但这些闪耀的名字,在傅泾波的心目里,都远远比不上一个人。
遇见那个人是在1918年金秋。
傅泾波陪父亲去了趟天津,那里正在举办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大会。一个来自南京金陵神学院的外国人一张嘴,所有人震惊了——他讲着一口杭州话。
傅泾波的震惊更多一些,他觉得找到了“基督化身”。讲话的外国人后来回忆,“虽然他(指傅泾波)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是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种神圣的光芒。”
1876年6月,杭州,耶稣堂弄三号里传来了一个婴儿响亮的啼哭。 美国传教士司徒约翰和他的妻子玛丽迎来了自己的长子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司徒雷登的童年和所有的杭州伢没什么区别,他们一起上学,去西湖边玩耍,他讲一口顺溜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 1888,司徒雷登(后排左一)赴美求學前與父母和弟妹合影 1887年,11岁的司徒雷登回到美国,1893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大学毕业之后,他先在母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而后进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最终和父亲一样,他也成为了一个牧师。 1904年,28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妻子艾琳回到中国,开始跟着父亲到中国许多地方布道,他会说南京话、宁波话、苏州话和上海话,当然官话也会,虽然是杭州味的。32岁,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他对这份工作无比满意。
但这时,他接到了一个新offer——燕京大学的校长。这是一个烫手山芋,庚子国变时,义和团烧毁了美英教会创办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校舍,燕京大学是由以上几所大学合并创办的,选举谁来做校长,各方的意见一直颇具分歧,最终,许多人推荐司徒雷登,因为他是一个“局外人”。
正是在1918年秋天,傅泾波见到司徒雷登的那个秋天,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通知司徒雷登,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司徒雷登的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去,认为那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但他最终决定接受这个任命。
1919年1月,北京城里多了一个骑毛驴的老外,这是寻找校址的司徒雷登。他看上了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园子——占地380亩的肄勤农园。他去了一趟西安游说,想用二十万大洋把园子买下来,结果,陈司令要了六万,并且又拿出两万来作特困生的助学金。
司徒雷登给学校找到了新校址,也给学校起了新名字:燕京大学。 为了给燕大置办地产,他连续10次回美国募捐。到1931年,燕大校园已经占地约1300 亩。虽然燕大是教会学校,司徒雷登却一再提出“燕大彻底中国化”。他说:“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
在燕大,司徒雷登是学生们眼中最和蔼可亲的校长,学生们邀请他给自己做主婚人,他都欣然前往(比如冰心和吴文藻的婚礼);他邀请许多著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刘廷芳、洪业、胡适、闻一多、吴宓、冰心、冯友兰、萧公权、陈垣、周作人、郑振铎、钱穆、钱玄同、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所有的中国教员都和外国教员一视同仁,同工同酬。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消逝的燕京》里,王世襄讲起自己在燕大读书,当时燕大每年都会派学生去哈佛留学,有一年王世襄也在候选名单里,当时燕大历史系主任洪业是王世襄父亲的好友,他跑到王家对王世襄说,我把你给否了,因为你太爱玩,不务正业。王世襄的父母毫不生气,反而一致说,洪先生做得对,你这样贪玩原本不该奢望被送出去。这是当时燕大的学术气氛。
“九一八”事变时,司徒雷登亲自带队,和学生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上街示威游行。1934年,北京学生南下情愿,抗议蒋介石不抗日,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被当局致电,要求他立即返华解决问题。在校门口,抗议归来返校的学生们和风尘仆仆的校长遇上了,学生们都有点惴惴,害怕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而后,司徒雷登说: 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我们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示威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了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教育几十年就完全失败了。 燕大学生周汝昌回忆,日本人打进北平、封锁燕园的当天,他们正在上莎士比亚,上课的老师是英国人谢迪克。后来抗战胜利,谢迪克从美国回来复课,对同学们说:“好,各位首先我要讲上回还欠那最后没讲完的莎士比亚。” 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学科带头人的,就超过100人,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
“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三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中,燕大毕业者有7人。
胡适对燕京大学的评价是“率先于全国所有基督教大学办成了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中文学系”,而且是“有着全世界最美的校园的大学”。
司徒雷登接受燕大校长任命的1919年,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爱德华兹的介绍下,19岁的傅泾波终于得以结识自己的人生偶像,43岁的司徒雷登。第二年,傅泾波就从北京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为司徒雷登做事。 1920年傅泾波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 司徒雷登成为了傅泾波的“新教父”,他为他施洗,他为他主婚,傅泾波显然把司徒雷登看作比父亲更为重要的人,他说:“我从未同司徒一家一道去过教堂,但是他的榜样却唤醒了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要再无目的地在周围游移。”
1926年,傅泾波大学毕业,司徒雷登正式邀请他为自己工作。傅泾波提出了三个条件:(1)不接受金钱报酬;(2)不介入燕京大学内部事务;(3)仅对司徒雷登个人负责。他的正式身份是司徒雷登的业务推广秘书(promotional secretary),但他不在燕大办公,除车马费外也不领薪水。
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为司徒雷登沟通介绍了中国政治各界人士,司徒雷登说,傅泾波“似乎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身上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并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 1941年太平洋战争期间,司徒雷登曾经被日本人关进了山东潍县集中营,傅泾波也被日本人监视,四年之后,司徒雷登才被释放。被监禁期间,他把所有背诵下来的中国成语翻译集合成一本英文小册子。 1946年7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这是司徒雷登人生的转折点,他的任期恰好涵盖了整个国共内战时期(1946年-1949年)。他拥有相当丰富的人生经验,却是一个十足的外交界新手,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将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引向和平建设的方向,但这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也从未得到美国政府信任。
北平解放之后,在南京的司徒雷登曾经给他的燕大学生黄华(后任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写信给周总理,说想要北上一谈。周总理托当时的燕大校长陆志韦邀请他回燕京大学,顺便和谈。傅泾波回忆,当时他非常少见的和司徒雷登吵了一架,因为自己坚持应该“先斩后奏”去北京,司徒雷登则在最后一刻,失去了勇气,把这件事报给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者反对他前往北平。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在飞机上,司徒雷登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发现自己完全成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下飞机之后一周,在大洋彼岸,他又看过了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老人百孔千疮,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 唯一的安慰是傅泾波。傅泾波曾有多次得到更好工作的机会,但是他没有离开司徒雷登,为此他还受到了不少猜疑。现在,当司徒雷登黯然离开时,身边仍然站着傅泾波。
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立刻收到了美国国务院的“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给燕大找来百万美金募捐的司徒雷登,是个没钱的穷光蛋。前任驻华大使的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无任何积蓄。1953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万美元,买了一所房子,司徒雷登也成为家庭的一员。 彼时,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会受到监控和盘查,司徒雷登当然也不能例外。
记者曾经采访了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她回忆:麦卡锡的一个部下罗伊科恩来到我们家,那人长得挺帅,但说起话来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泾波见了面,说了他来的两个目的,一是传司徒雷登过审,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诸如出席听证会什么的;二是他们收到情报说,司徒雷登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要求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傅泾波以礼相待,但客气中给他一个软钉子。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由于半身不遂,已不怎么能说话。再者,行动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呆在二楼,很少下楼。他出去接受当面质询可以,但先得签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听到这个要求,科恩与他的同行者商量后表示,过审可以免了。接着又提到了日记,傅泾波说:是吗,我怎么不晓得,那得问司徒雷登本人。科恩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傅海澜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爷爷。”
司徒雷登中风后,先在海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回到了傅家。司徒雷登对康复治疗特别积极,所以半年后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也可拄着拐杖上下楼,并从屋内走到院子里。他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好起来,他一直说,有机会,还要回中国。 傅泾波到美国后没找工作,也不做生意,基本上是围着司徒雷登转。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
司徒雷登的学生徐英回忆:“傅泾波夫妇像侍奉亲人一样奉养他,事事想得周到,做得也尽心尽力。那时他行动已不方便,要借助于助行机行走,上下楼梯时,全是由傅泾波扶持。”
1955年8月1日,79岁的司徒雷登立下遗嘱,他所关心的事情只有两件了,在第一件,是设法把一只中国明代五色花瓶物归原主。那是1946年周恩来离开南京前送给他的礼物。第二件,是他的身后事:“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一直到最后,他都说自己“与其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医院去世,享年86岁。
在这之后,傅泾波一直积极奔走,致力于实现司徒雷登的愿望。
1986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司徒雷登的骨灰可以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时住宅)旁。结果,这一决定招来了一些北大人的强烈反对。燕大校友王百强说:“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当然也有老头)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 另外,司徒雷登妻子的骨灰,已经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从燕园中掘出,下落不明。
1946年10月19日,司徒雷登在杭州故居前的留影
前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秘国仲元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说: 让我们去通知傅家,同时因为傅老已经年纪比较大了,要做好工作,不要让他受太大的(影响),因为他对这个事情已经是多半生的心血了,不要让他受刺激啊什么的。到了以后,就是先谈一谈这个身体啊,健康啊,天气呀,文化什么什么,最后我们的公使来他说,他说有一件事情要跟傅老报告一下,就是这个关于骨灰的事情,因为有一些人反对,看起来得暂时缓一缓,是这么说的,那当时我很担心,我怕万一傅老一紧张什么的,结果他很沉着,很沉静,他说我能理解。 还好,花瓶物归原主一事还是被办理了,1988年5月,傅海澜受父亲委托专程来华,将周恩来当年赠送司徒雷登的花瓶送到了南京,这只花瓶现在还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
这只花瓶实际上是清代仿古的。 三个月之后,傅泾波在华盛顿霍利克劳斯医院去世,享年88岁。他最后的心愿,依旧是完成司徒雷登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中国。那个骨灰盒一直放在他的卧室里。
又过了22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最终,接受司徒雷登骨灰的是他的出生地杭州。2016年9月,主席在G20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说:“140年前,1876年的6月,曾经当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出生于杭州,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他的骨灰就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出席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杭州仪式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杭州举行。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和燕大校友蒋彦振作为代表,亲手把骨灰放进事先挖好的墓穴。司徒雷登终于魂归故里。 墓碑上没有多余的话,只有:司徒雷登,1876年~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我带着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到杭州小住。特意再去了耶稣堂弄,这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紧贴着银泰百货,可是很奇怪,走进去,会有一种与世隔绝的穿越感——大约因为弄堂里的银杏和榉树。
司徒雷登的雕像旁大树参天,据久住耶稣堂弄的老阿姨介绍,这树小时候就在,听她的上一辈说,那树就是司徒雷登小时候和父母种下的。
当我读完司徒雷登回忆录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最后部分,他引用了自己最喜欢的诗句:
我要这样死去 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结束了漫长的时日 我已得到报酬 我心目中有一只岁暮的百灵在歌唱 让我皈依那宁静的西方吧 像落日,死得灿烂、安详
参考文献:
司徒雷登,原来他乡是故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7 沈建中,走近司徒雷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3 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1-1 凤凰卫视纪录片:司徒雷登:平生最错误的选择 就是接受了驻华大使这个职位,2016年09月24日 李菁,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三联人物生活周刊 齐宏伟,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南风窗201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