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
一
散文家刘烨园先生于2019年6月去世，已于世间隐遁，他并未消失，只是遁形于不可见的某处，如他的遗书所言。
刘烨园临终告白被称为“震撼朋友圈”，全文见本小节结尾其实在这之前的大约十五年间，先生几乎从公众视野中不见了，已是名副其实的当代隐者。计划从外地来探望他的朋友往往被拒绝，由于身体多病，往来迎送不是慰藉，反而带来精力的消耗。但是，先生于千佛山锦鸡岭居所中所选择的隐居方式，并非纯粹因为身体虚弱，不然这一选择只体现了被迫性，我一直都知道这种隐居方式作为他主动选择的生活方案，其中包含一种当下罕见的精神价值。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除去临终前的见面，与他大约仅相见三四次。先生是恩师，对我影响重大，他从八十年代以散文作家著名，但他对我的影响更多却是在他的散文文本之外。他曾经说过，在他周边的写作者中，我是不模仿他的，但是我个性的某些方面和他年轻时候很相似。先生对我很呵护，后来我和他不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电话交流频繁，他给予我面对世界的力量，更成为我人生道路的重要外部视线之一，每当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我都会想，如果先生看到会是什么态度，我相信一个人的成长是被很多这样的视线所塑造的。我们打电话的时间多在晚饭前后，所以在先生去世后一两个月的黄昏时刻，我时常产生打电话的冲动，但和先生的这条对话线路已然不通，我心中的失落，不知道如今在另外空间的先生是否能够了解。金鸡岭郁郁青青，是先生生前散步的地方。如有人贸然前来拜访，相必如古诗所描绘的“访隐者不遇”，有时候相遇而未遇，反而是最寻常的人生场景。我记得他在一篇文章里说，独自时从来就不孤独，只有和别人一起时才是孤独的（1990）。我和他的交往算是最为密切的人之一了，但也不敢说对他懂得多少，反而是在他去世之后，我将他的作品找出来，置于书桌边，时常翻阅，试图再对他多了解一点，算是一次再访和重访。【编者注】：
朋友们：
我累了。灵魂告诉我，我将在一处听得见水声的山道拐弯处，靠在一根倒塌的百年枯树根部，躺下，休憩——仅此而已，与死亡无关，与所谓的仪式们无关。
我庆幸在水声中，还能闻到在久远青春的柴寮土灶里，续着湿涩的思想、劈柴的烟味儿。我的夜空正在渐渐龟裂开来——青春没有离我而去，激情犹在，我只是累了。
我感谢你们让我相遇、相识、相认，感谢你们没有嫌弃，让我这个弱点满身的同伴拖拉在队伍的最后，感受着你们思想和艺术的清寂和纯粹，负疚地相随相伴了这么久。
如今要各自独自上路了，西出阳关，不必有故人，为何要有故人? 为何要因无故人而伤感？人的自我哪儿去了? 没有故人不是境界更辽阔、胸怀更自由、孤独得更豪迈、前路更无限吗? 因为你属于你自己。
我感谢巴乌托夫斯基，年轻时在他的著作里我读到这样的细节，在古老、荒凉的海滩，在月光与海水的光影里，立着一块斑驳的石碑，上面刻着：纪念那些未能从海上归来的人们。这个句子凝聚着多么复杂的深远思绪，蕴含着命运与时间、苍凉与终极、风暴与搏斗、悲壮与微笑等等鲜活的场景，信使死了，信息长存。有些句子是能够复活一切的，有些句子要有尽有。
我还是喜欢以原始的书信来交流，因为字迹里有神态，有温度，有情怀，有真实的心跳，真好。
朋友们。祝你们在自己的命运里完成自己。
刘烨园 2019. 6.8
二
我还记得在先生葬礼的当天下午，在大明湖畔畔的追思会上，朋友都表达了对他的感情和见解，我表达了对先生散文的印象，我觉得他的思想基调是浪漫主义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情感力量的重视，对于自我和自然的推崇，另外我感觉他的创作心态和生活心态都强烈地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强烈的独立的精神，以及他以自我为根基开掘生命文字的渴求……在我重新浏览了先生的著作后，我发现我的模糊印象都可以找到文本的证明，为此我颇为高兴了一阵子，觉得能够抓住先生精神的点滴。在我案头，刘烨园先生的散文集一共七部，其实他一生出版过八部书，但他在临终病榻前曾嘱咐，不要再去找寻他的第一部著作《忆简》，这本书收集的是他1981年左右的文章，他对当年这部分的写作不满意，而且充满自责。刘烨园作品集。作者供图
但当我翻看他在1988年出版的《脉的影》，发现他还是将那本书中的十三四篇文章收入了进来，不过是作为一种“污点”来展示的。它们大多是书写他作为下乡插队的故事，时间在1969年到1972年之间，地点则在出生地广西柳州和插队的所在——广西河池及山东滕县。这些文字很流畅，远没有后来的艰涩，他用一种明丽的笔触刻画当年的经历，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被抛入陌生环境，那里人情温煦，环境予人和谐的感受，很多地方显然还是有杨朔那一代散文家行文的虚构与拔高。而这部分经验到了《1969年的深山荒雨》（1992）的表述里，就安全不同了，那种诗情画意变成了阴郁和绝望，没有书、广播和朋友的深山夜晚冷湿无边，令人恐惧，他在苦得受不了的时候去其他山民家串门，他发现大家同样不快乐。先生开始面对真实的历史和自我。我以前以为他回避这部分文章是由于暴露了文采的稚拙，其实并非如此。这些文章的用词和用意，已经比上一代散文家丰富与复杂，但我非常理解他的自省，在于他发现那个时候的写作背叛了自我和真实的历史，“灵魂被污染了”。所以他在其他文章中表达了强烈的自我批判，并对此耿耿于怀，要剖开自己“向文学负荆请罪”，找回“原来的自己”。而我很高兴能读到1981年前后的这些篇章，我可以将它们当作思想史的重要材料，当然这也是先生作为散文家的成长过程，其中显示了他和时代发生关系的重要一步。我后来曾研究80年代中国电影，知道70年代末期文化的艰难转向，虽然“十年动乱”被宣告结束，但时代仍然在惯性前进。所以看到那批文章，我马上感觉到了时代的气氛，难得的是，它们让我从散文领域看到了时代精神的另一个表征。先生在临终病床上，也曾对其他朋友谈过这段历史，说到当时从小说到电影戏剧，都有人在思考其变革的可能，唯独散文这种艺术形式没人专门讨论，所以他的创作，就更为缺少参照。而今天来看，他的领悟相比于诗歌领域略微迟缓，当时诗歌的转型，从形式到思想其实已经相当先进了，因此先生那时候并非那么前卫，也因此他后来的纵身一跃就更为壮观。在广西深山中的插队，山高水远，没有白洋淀诗人和北京地下沙龙的文化资源，但是先生在深山老林当中自有别人所完全没有的体验与心得。我记得在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他创作的转型，也许是20年前锦鸡岭下的某次散步，他提到他当年散文写作的反叛对象是杨朔、刘白羽、秦牧，我还感到惊讶，因为那时候的年轻人早已不再把这三个人作为文学坐标。他说，自己在那批文章完成以后，非常警觉，然后停笔五年，阅读、行走，要“将别人硬塞给我的东西剔除出去”，等于断臂疗伤。五年之后，他的文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我在桌边翻阅到他的第二部著作《途中的根》（1992），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特别熟悉的段落，这是当年他在散步时曾记诵的段落，也是他重新拿笔写作后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段落：“磨盘打碎了，粉末在眼里爬。荒山夜雨淹没了铃声。我把油灯拧向天空，烧毁了弥漫的封条。”（1986）这是一个新起点，是一个新的文学宣言。后来我了解到，他在病榻上说过，这篇《人都是要死的》，还有其他一篇，是他写作的真正开始。“我轻松的走，有时有点孤独，但风不再把脑袋刮落。”先生从这里冲破了外部枷锁，确立了真实自我的坚定合法性，他开始重视自己真实的心理感觉，重视自己的历史和精神世界，他以此为根基思辨政治和人生。这是他找到的一个绝对的坐标，是永恒的源头活水，只要不离开它，他就有写作的力量。这里面其实暗含着一个信念，他是人类的一个成员，他在普遍人性中，这个充满反思的个体的感受和人性如果不能作为一个尺度，那么别的也都不能。他的一次演讲的题目叫“你是你的全部”，今天我们也许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固执地强调这些价值，他的文章中充满了这类观点，如同说教。今天的我们因为已经天然确立了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当它被如此强调出来，反而觉得过分。这本是一种基本的文学品质要求，最基础的文学思维方法，但在中国1980年代的初期，这仍然是需要特别强调的东西。如果你明白当年漫长的禁锢，了解视个人和人道主义为洪水猛兽的历史，你才能懂得。而且在当年学术教育、学术资源匮乏的年代，抓住自己的历史和生命，从经验世界和内心世界汲取资源和力量，也这就成为那一代文学家的救命稻草。
三
先生还是与别人不同。于他而言，他打掉了一切权威，却以自然为权威。他是大自然之子，文章充满河流风雨的意象。这一倾向不是来自他深爱的梭罗或卢梭，而更来自于生命体验。那一代人的生命经验有着幅度巨大的起伏跌宕，与自然建立了一种异常独特的联系。而先生十八岁以前生活在广西，先是有着青绿山水的柳州城，插队到河池则走到十万大山深处。那时候他大约十五六岁，在1969年，他的父亲在时代的混乱中跳了红水河自杀，之前的几年他是初中生，和铁路一中的同学经历了很多事情。他文章中的描写证明了一个久远的传说，因为他是亲见者和实践者：在1966到1968年，的确有一批觉醒的学生，他们办报，写大文章……先生崇拜的一个学生领袖在斗争中牺牲了，埋在了柳州市郊桃花岭，先生称桃花岭为“红-卫-兵-山”。80年代的刘烨园先生。作者供图
他插队河池之前去桃花岭告别，同时告别了那座城市。多年后当他找回了自我，他的回忆文字中除了重新尊重了当初对于时事的真实感知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描写了他和乡野时空的深切交流。他曾经对我说，蛮荒时代为何能有《黄帝内经》和八卦历法，他认为那是人在深山密林无比寂静的时空中领悟出来的。先生所去的地方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远古也许没有那么遥远，在黑透了的夜晚漫无边际的潮气里，先生独自一人在无任何通讯的深山，陷入深深的恐惧，他觉得自己完全是栖息在树叶下的蛇，没有任何文化的力量来给予他支持——那时候他还不了解儒道佛耶，只有靠自己的力量面对这漫长黑夜，他说，人类的神灵观念就是在这样的夜晚诞生的。那个十六岁的少年有时候在黑夜学狗叫，附近所有狗和它一起吠到半夜，它从狗的应答中找到欣慰。先生领悟到，文化终究会过时，永恒的是生命本身。这个经历持续的时间其实不到两年，但这一切太独特了，况且恰值一个人建立自我的关键年龄，所以那深山荒雨湮透了先生的一生。
我轻描淡写地描述这段经历，不及他笔墨中悲剧气息的万一。先生后来的大部分文章都会以各种方式重返桃花岭，那个十六七岁的南方少年会无数次重返到文章里，重返到1969年的深山荒雨，1969年前后两三年间的经验是先生写作的主要源泉，当他写到当下的生活，写到锦鸡岭下的新房子，写到他经历的人和事，他都会在几个段落后马上笔锋一转，回到他的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深山茅寮，回到广西竹鹅溪畔、大环江边。这成为一个不停重复的文本结构，而文本结构来自于精神结构。这无尽的倒叙和闪回，似乎成为他叙事的一种模式，这是先生无法超越也不肯超越的模式。闪回不是修辞，是一种责任，因为记忆对于他来说不是普通的文化行为，而具有道义的价值。“历史，不会再是遗忘的荒坟，因为我活着。”（1986）桃花岭上的誓言里包含着最深刻的人性。先生成为一个时代的守墓人，这是他所自愿承担的。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他踞守的地方是多么重要，那的确是锁钥所在，是时代的高速列车必然一再经过的关隘。这体现了先生最为高明的历史见解，我在今天的写作里有所领悟，于是更为感怀，更为敬重先生。四
这是一位山东诗人朋友的诗，这句吟咏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其实非常适合用在先生身上。不仅仅记忆，更重要的是书写。先生的书写里有巨量的情感投入，在文体经营上有着伟大的雄心。我觉得也许先生一生都在与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牧）的语言拉开距离，在1986年回归写作的时候，他的散文有鲁迅《野草》的影子，那五年的停笔沉思一定是让他深研了鲁迅先生的文本和哲学。后来，先生的大部分散文语言更像是散文诗。对于散文，有学者认为古来是从实用性中发展出来的，比如史书和碑铭，但先生曾提倡“艺术散文”。在1990年前后的“新散文”争论里，他参与其中，身体力行。他的作品饶有诗性、悲剧感和深沉的历史意识。《野草》中从虚无世界中勇敢扛起自我的承担，以及反抗黑暗的精神，我认为是强化了他的本心。由于在历史悲剧旁迟迟不肯离开，所以他的文章里面包含了深沉的情感力量，这对于个体肉身来说是无比的消耗。而先生将文字加以雕刻和苦心安排，力图将历史诉说和文本实验进行协调，这是常人难以完成的任务。他对于自己的文字要求太高了！从他的文学讲演中，可以看到他心目中的散文必须有密度，而且要将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绘画、雕塑、音乐性等全部融合进去。先生要找到和历史的复杂与沉重相匹配的文字形式，他一直在寻找，甚至自己生造了大量词语，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反而更加进入了文本的实验，每一句话都如同冒险，读者阅读起来并不容易。我最喜欢他从1986年以后到1998年左右的文字。我认为这与身体的状况有关，那时候的文字固然沉重，但气息饱满，更为流畅和浑然。后来的文字和叙事、议论密度太大，太紧实，如同山中密林，枝柯交蔽，读者要集中数倍精力才能将身体稍微探入进去。这样的写作是致命的，需要心血的大量供应。他的身体终于在新千年前后露出极端的疲倦。有时候要将身体趴在沙发上，让脑袋垂下沙发沿，为了让血液流到脑部。那时候他还在写作他经营多年的长篇小说，我看过其中的一些章节，是用散文的语言写的，而且不是线性叙事，是以一个个空间和很多现场作为章节排列开来，形式上相当新颖。但是大家都很担心，这样的巨大的工程先生的身体是否能够完成。1998－2000年前后的几篇大文章，我和朋友认为是让先生身体快速下滑的原因。1998年7月的《我的兄弟死在路上》是他晚期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章，文中记载他去陕西祭祀素未谋面的作家李昶怡，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人文思想。“谁料此生第一次西出潼关，只身奔行，为的是莽莽秦岭一隅孤坟……”先生之悲，感天动地，我曾用二十四诗品中的“悲慨”来形容先生的风格——大风卷水，林木为摧，意苦若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亡，若为雄才！刘烨园作品《在苍凉》，2013年出版
此文之后他大病一场。2006年上吐下泻，并且在电话中说将完全放弃写作和阅读，因为阅读一分钟都会头痛欲裂。但检查身体的时候，和之前没有大变化，就是气血不通，极度虚弱。如此深爱文字的人竟然放弃文字，我为之惊愕万分，他之后更为深居简出，在社会层面上彻底隐遁了。我和朋友都认为，也许偶尔的社交出行有助于散心和缓解病情，但他不为所动。他其实一直是独立特行的性格，他能隐居如此，当然也是因为他有足够的精神力量，而且有哲学实践的意味。后来，一位艺术家朋友前来探病，先生说，这个地方曾经充满了奴才和走狗，遇到你之后，我才稍微能够呼吸。偶然路过的人也许觉得这话过于激进，但我完全明白他在谈什么。到此，在追思会上我所总结的先生的风格——浪漫主义和存在主义——上面也做了一定的解释。他文章里面情感的强度、与自然为伴的思想、强烈的个人主体性要求、自我选择和自我承担、孤独、为了信念不惜燃尽生命的性格以及追求文字的极致……都是浪漫主义的要义，而在哲学上，存在主义、浪漫主义以及人道主义有重要的联系。用世俗的眼光看，先生是异端化的存在，但那是应然的存在，先生的存在对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空间具有重要价值，他虽然是单独个体，但他以个人之力成为重要的一维，他的存在让这个城市丰富、立体，他的去世将让这个地方变得平面，而平面意味着灾难。
五
在先生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常通电话。不过谈的多是养生。他的身体也与早期营养不良有关，那个失去父亲的少年，饿的时候曾用一双胶鞋换米粉充饥。他劝我注意营养，而且自认为以前生活习惯不好，要我以他为戒。后来他自学中医，且颇为自得。当我说自己写作效率低，他告诉我说是身体问题，并要我将大枣焙干，加黄芪和生姜片煮水。在他最后的十年，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悔，是否对自己过于注重精神而忽略了身体的保养有所反思，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先生面对房间里的流逝的时光是有些许焦虑的，我曾邮寄给他一个紫砂茶罐，我告诉他，紫砂随岁月流逝而包浆，普洱茶饼则保存越久越醇厚，它们都随时光流逝变得美好，所以面对它们，我们会希望时间快点过去，这个意愿能稍微化解我们恐惧时间流逝的焦虑。先生听到后笑着说，太好了！而我的生活理念和文字则早就自行发生了变化。我逐渐转入学术写作，祛除主观，文章不再追求感情的强度，而喜欢冷静和明晰。但冷静里是否包含一种冷漠？先生是不喜欢知识型写作的，这类带着无数术语的写作方式缺乏生命感。的确，浪漫主义作家也多不屑这样写作方式。不过偶尔有学术同仁义评价我的学术文章有人味，我相信这是受先生影响，他的关于生命写作的呼吁，其实是要求作文一定要与现实血肉、生命感觉相关。而两年前的夏天，先生竟忽然要来我家看我。老友房广星长途开车，从泉城将先生载到我家。我的住处在偏僻地带，在一层，窗外有花草树木，先生不停地表达欣慰之情，说这住所的优点是天人合一，我再次领会了先生的文化理念。也许由于高兴，虚弱的他晚饭时喝了七八两白酒，根本劝不住。我认为这是自杀性的喝酒。我感慨道，这场景太像我父亲生前喝酒的情形了，他忽然说，你父亲一定是有巨大的痛苦和心事无法倾诉的人。他问我父亲生前的经历。刘烨园先生照片。作者供图
其实若仔细勘探，每个普通人都与历史发生着紧密的联系，无人可以逃脱。先生曾劝我读史，说“得历史者得天下”。我有时候也将一些珍贵的历史材料复印给他，有一次，他给我回了一封信，这封信被他收录在《中年的地址》（2002）这本散文集里：“……曾几何时，多少年间多少当代生命竟然毫无精神抗体，立场多变，被时代喧嚣一波波转晕，无所自我却又狂热盲从，到头来年华虚掷……才几年，就遗忘了？”
他认为我能主动阅读这些历史，证明我是“有根”的。“……未来也许会很优秀。尽管历史也告诉我，你们也将遇到许多意料不到的蛀、诱、斫，但那亦不过是它们在检验根的力量，人的力量罢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本文原标题：《无尽的闪回——再访隐者刘烨园先生》。未标注图片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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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9-10-20 08: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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