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潮水与我》第8期：我在联合国工作的37年

源济

在人间 | 我在联合国工作的37年
凤凰图片  2019-10-22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推出特别策划《潮水与我》，以家庭相册的方式，记录大国小家的变迁史。以下为第8期内容：我叫葛云燕，来自北京，是家里的第6个孩子。我从1982年以后一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工作，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尊称我为葛夫人（Madame Ge）。2019年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来华40周年，也是我在这个机构工作的第37个年头。在漫长的任职期间，我见证了开发计划署和整个国家巨大的变迁与发展。文图：葛云燕 编辑：马俊岩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我们葛家世代居住在北京顺义潮白河畔的胡各庄村，家境非常殷实。祖父葛迎熙生于1899年，有4个儿子。他将子女们送到顺义县城读书，后来又送3个儿子去当兵。我的父亲葛树荣1919年出生，是家中长子，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顺义是产粮大县，祖父本指望父亲在家种田，撑起这个家，但父亲想去寻找另外的天地。抗战时期，他离开顺义老家，进入北京城。他在米庄做过伙计，在洗染坊做过技师。后来，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北京城里大户人家的女儿王继华。他们于1945年结婚，并常住在东直门里骆驼桥胡同（现在这个胡同已经没有了），后搬到东门仓一带。我父母于1945年结婚，这是他们的结婚照，他们婚后共孕育7个子女，三男四女，我排行第六。




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出生。他们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1951年的这张合影中，父亲身穿标准的中山装，母亲却穿着标准的旗袍、烫发，这是时代留下的特殊印记。新中国成立后，父母在京逐渐扎下了根。父亲后来曾供职于国际饭店、国际俱乐部，也在英国、加拿大和加纳驻华使馆工作过。图为1951年，父母和我的大哥和二哥。




1969年，我大姐刚满16岁就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发北大荒，临出发前照了这张合影。那是物质极度短缺的岁月，很多东西凭票供应，比如食用油。然而自从大姐第一次从北大荒回家探亲后，我们家就再也不缺油吃了。她每次回家都会带豆油，还有其他东北特产，比如土豆和黄豆。我二姐毕业后也去了北京怀柔插队。而小妹赶上了最好的时光，她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好时代，考上了大学。图为1969年，父母和我们四姐妹。




待7个子女慢慢长大，白发悄悄地爬上了父母的鬓角及额头。我的大哥属于老三届，1967年他积极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放弃北京电子管厂的工作，去了贵州凯里；同年，二哥和三哥入伍投身军营，分别在陕西武功和广西凭祥某空军部队服役。记得1972年，二哥刚刚复员回家，父母就召集其他子女探家，大哥还领回了来自贵州的嫂子，因此才有机会照了这唯一一张全家福，十分难得。前排是父母和小妹，中排右起依次为大嫂、二姐、大姐。后排右起依次为大哥、二哥、三哥。




我的母校是东城区胡家园小学。1972年，五年级时，学校组织学生去参观天安门广场。那时，在我们小学生的心中，天安门是如此神圣和伟大，它承载着我们的理想和信念。这张合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有谁能想到其中两名稚嫩的小学生在14年之后结为夫妇呢？那就是我和温自刚，后排左五是我，左六就是温自刚。




我就是同桌的那个她。1967年，我上小学，从此和温自刚相识，直到高中毕业我们都是同学。都说我俩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我们在一条胡同长大， 一起出入胡同口上下学，一起学工、学农、学军，一起玩耍，一起参加各种集体活动。我是好学的孩子，也是班干部和学校的大队长。温自刚则比较顽皮，像那个年代大多数男同学一样对学习没有太多的兴趣，却在学工、学农、学军中表现出色，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左为我，右为温自刚。




我的学生时代正赶上文革，曾经历过多次停课闹革命和学工、学农、学商、学军。初二、初三那两年我们在平谷韩屯村学农，割麦子和扬场，每天累得浑身都湿透了。我们也曾在北京东直门外下关副食店学商，用糙纸包装点心、饼干、豆制品一类。学工就更多了，我们在北京铝制品厂学习制作铝饭盒，后来又去了北京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学工长达半年。实际上我们帮不了什么大忙，只是增长了机械加工方面的知识。这期间，我们特别高兴，因为研究所给每人打了公交车月票，下班之余我们可以坐车到处逛逛。1978年，我们高中毕业。但由于特殊年代耽误了学习，我差几分没能考上大学。 图为1970年，我小学四年级时的留影。




后来，我被分配到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参加了局里组织的英语培训。一年后，我先后被派到新西兰和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工作。1982年底，经过面试，我被选派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工作。这期间我并没有放弃自学，始终希望有一天圆大学梦。1981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抓住这个机会，边工作边学习，参加过各种补习班，终于在1983年获得高自教考试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颁发的英语学历。后来我继续在职深造攻读工商管理专业并获得研究生学位。图为1984年，我在联合国大院工作期间。




1982年，父亲因突发脑血栓医治无效过早离我们而去，年仅63岁。哥哥姐姐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参加父亲的葬礼，也因此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父亲的辞世对我们是巨大的打击，他为这个九口之家劳碌奔波，都没来得及享受子女的孝顺之举。图为1982年，我（前排烫发、戴围巾者）与兄嫂、姐姐姐夫等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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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20日，我和同学温自刚举办了隆重的胡同婚礼。我们在院子里支起大棚、搭上炉灶，请了亲戚家里的一名高级厨师主勺。亲朋好友和街坊四邻都来了。我爱人家在胡同口，我家在胡同中间， 我们在炮竹声中一起缓缓穿过胡同步入设在院子里的婚礼现场。那时不兴彩礼，也不兴份子钱， 只时兴送结婚礼物。我们收到的礼物有被面儿、枕套、暖壶、糖罐、脸盆等等，那热闹的场面和老街坊夹道祝贺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图为1986年4月20日，我和爱人的胡同婚礼




婚后，我继续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发计划署的主要工作是和政府合作并按参照中国的五年计划开发和执行一些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关的项目，包括科研、培训、高精尖设备和仪器进口等方面的技术援助，也包括进口办公用品和家具如办公桌椅、文件柜、灯具等。这些都是无偿援助，所有进口设备仪器及物品均享受免关税的待遇。1987年我（前排左四）与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深色西装男士）。




我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一名电传机操作员。八十年代，我们还没有传真机和电脑，电传机是当时主要的联络工具，作用类似于电子邮件。在中国很少有人接触过计算机的时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与北京市计算机中心合作，为中国带来了最早的一批计算机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培训。今天，计算机早已走进千家万户，中国也已成为全球技术与创新中心。图为1994年，我在北京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公室使用电脑。




在我看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的工作更深远的影响不在政策层面，而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比如，西蓝花、日本西瓜和甜瓜等就是由开发计划署引进中国的，其中西蓝花是与北京市蔬菜研究所合作，在中国育种、实验和栽培的。上世纪80年代末，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项目支持下，人民教育出版社与朗文集团合作编写了初中英语教材，李雷、韩梅梅是这套教材中的两个经典人物，如今成了80后的集体回忆。图为1996年，我（右一）与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左二）合影。




1982年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整个办公室只有大概30人，他们都是中国政府指派到开发计划署的。八九十年代，办公室有很多国际雇员，他们占据大部分官员的职位。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人事制度的不断改善，更多的中国人具备了在国际机构任职的能力。2001年，我们的机构开始独立招聘，而我也在那时正式成为开发计划署员工。图为1999年，我在云南昆明世博园国际馆，庆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成立20周年。




开发计划署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中国更广义上的发展，我也因此幸运地获得了职业发展的机遇。在担任电传机操作员一职之后，我相继担任了行政助理、行政官员、人力资源官员、采购官员，并最终升任运营经理。图为2012年，我（右）与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合影。




我曾见过5位联合国秘书长并同9位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共事。尽管其他官员、同事甚至整个团队来来走走，我一直在这里，因为直到今天我依然热爱我的工作，并为在联合国工作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当然，我也面对很多挑战，但只要不断学习和掌握现代知识，就能在职业生涯中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图为2018年，我与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合影。




联合国前驻华协调员莱特娜女士（Kerstin Leitner）曾于1998年到2003年期间担任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她率先开始称呼我为“葛夫人（Madame Ge）”，以表达对我在该机构工作多年的尊重，此后整个办公室的同事都开始这么称呼我。图为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对我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多年的贡献表示感谢。




自1979年低调成立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如今这里有超过80名员工，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一同负责国内和国际的工作。能够成为这里最早一批的员工，我感到特别幸运。2019年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来华40周年，也是我在这个机构工作的第37个年头。我将继续在这里工作下去，直到退休的那一天。




接下来再讲一讲我的家庭。1987年，我的女儿降生，我们衷心希望她幸福快乐、亭亭玉立地长大，给她取名为婷。图为1995年，我们一家三口与公公婆婆家合影。前排女孩是我女儿温婷，后排左一是我，后排右一是我爱人温自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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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是个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好孩子。我清楚地记得，四年级时有一天她放学回家，说被选拔进学校新建的管乐队了。我们当时怕影响她学习不想让她参加。她说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有可能会扼杀一名未来的音乐家。我们只好同意了，并为她购置了管乐器萨克斯。事实证明，女儿表现的确出色，能够吹奏著名的拉德斯基进行曲。图为1996年，我们一家在天津滨海。




高考后，女儿考上首都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本科毕业后远赴英国攻读文化传媒硕士学位。图为2002年，我们一家三口在杭州西湖。




2012年女儿结婚，丈夫是她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是个老实、聪明、本分的帅小伙，两人一起读完大学并去英国读研。如今他们在各自的行业里表现非常出色： 女儿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负责雅思考试，女婿在一家地产公司负责地产投资。图为女儿女婿婚礼现场。




2016年，女儿生了个儿子。孩子慢慢长大，白发却悄悄爬上我们的额头。有苗不愁长，如今外孙已经到处跑了，每天到处玩耍之外，还要上绘画课和英文戏剧课，女儿女婿多次强调，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图为2017年我们（左一是我丈夫，左二是我）和亲家的全家福，摄于王府井中国照相馆。




我和爱人温自刚非常享受当下的幸福生活和子孙带来的天伦之乐。他从小在东直门长大，特别热爱生活，喜欢骑车逛胡同，闲来无事会唱几句京剧，有时还拽上几笔作作小诗。以下两首就是他有感而发。2019年五一作于北京：垂柳摇曳白发谁/天真奶声伴爷随/孙童摇轮纸鸢飞/尽享天伦自刚醉。2019年六一作于北戴河：北国风光多妖娆/戴引萌孙碣石礁/河水奔流渤海潮/游看海浪叠岸涛。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图为2016年我们夏季兄弟姐妹在一起。一排左起：三嫂、我、二姐、大姐、小妹。二排左起：三哥儿子、我爱人、二哥，三哥、大姐夫。我的大哥在贵州30多年，1997年回京创业，不成想突发脑溢血英年早逝，时年56岁；二哥以他部队专业技术为基础，经过不懈努力，最终成为一家中美合资企业的中方总经理；三哥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北京粮食局任处级调研员，负责储备粮油的管理工作。我的大姐二姐从插队回来后进入北京化工口工作并成为业务骨干，小妹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一家著名航运公司，后来长期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相夫教子。我们兄弟姐妹如今难得团聚在一起，也会经常感叹：我们这一辈正慢慢变老，新一辈已逐渐成为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