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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全民故事计划|《我就是线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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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3 12:2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为救吸毒男友,残疾女孩成了线人

 张强 全民故事计划 2019-10-23
见我没有接话,王依转过头来盯住我,眼眸在晚霞的映衬下散发出桔色流光:“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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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410个故事 


前 言



一线民警办公室的墙上会挂块牌子,上面写有“侦查员岗位职责”,其中一条是:广辟线索来源,正确物建和使用特情。


所谓“特情”,就是人们口中的“线人”。


“线人”分很多种,有的是单案线人,有的是系列案线人,有的是可以提供各类案件线索的长期线人。


他们大多有犯罪前科,却心存一丝善良,很难被社会公平接受,又不想被黑夜重新吞没。


十年警察生涯,我和同事们跟这群人打过无数次交道,无论他们过往的人生中多少次越过法律红线,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周旋于警匪之间,当他们决定以“线人”的身份向正义一方倾斜时,都是勇敢的。


我想以这样的方式,将他们人生中无畏无惧的那一段记录下来。


这是《我就是线人》系列故事01篇。




对于热衷法制新闻的利乐宾馆老板老沈来说,2012年8月14日这天,发生了两件让他记忆深刻的事。

第一件事是早晨7点,“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案犯周克华在重庆沙坪坝区童家桥一带被当场击毙。

习惯每天来宾馆吃早餐的老沈,在大堂中央背手而立,仰头紧盯悬架在半空的电视,新闻里滚动播放民警现场查验周克华尸体的镜头。尽管画面经过马赛克处理,仍能隐约看出惨状,正在交接班的女服务员们发出一阵啧啧声。

“这种人就应该直接击毙,不值得同情的。”老沈低头训斥几句手下的员工,不想错过任何一个镜头,小跑到后厨盛了半碗刚出锅的白粥,烫得龇牙咧嘴地返回大堂,被迎面走来的年轻人撞个满怀。

“不好意思,借个厕所用下。”年轻人眼神闪烁,慌张避开对视,也没征得老沈同意,便轻车熟路地走向需要穿过后厨才能到达的员工厕所。老沈继续看了十分钟新闻,就出门处理别的事了。

再回到宾馆,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

打暑期工的大学生前台神色紧张,告诉老沈那个年轻人一直没从员工厕所出来。老沈责怪她为什么不去看看,小姑娘委屈地说不敢。老沈提高音量喊保安,小姑娘又说,保安家里有事临时回去了。

利乐宾馆已经经营了二十多年,共有四层,一楼是大堂,上面三层是客房,每层十二间,规模不算大,却是老沈一辈子的心血。公共厕所在每层之间的楼梯拐角处,员工普遍反映上厕所不方便,老沈索性将一个废弃的储物间改造成员工专用的厕所。

走到员工厕所外,里面毫无动静;轻叩门板,没有回应;老沈暗暗发力向里推,传来门内插销已上锁的金属摩擦声。感觉要坏事。

返回前台,老沈询问小姑娘,这年轻人是不是常来,小姑娘怯怯回答最近一周几乎天天都来。

不安的情绪涌上来,老沈从前台抽了一张高脚凳回到厕所门口,垫步而上就到了差不多抬腿能踩到门把手的高度,用脚试了试把手的牢固程度,确认承重没问题便发力向上一蹬,视线升到与门上玻璃窗齐高。短暂看清厕所内的景象后,老沈狼狈落地的同时发出一声惨叫。

听见嘈杂,员工们以为是老沈摔倒了,纷纷聚过来。老沈瘫坐在地上推开面前的手脚,等不及喘匀呼吸便喊道:“死人了,快报警。


我和同事接到指挥中心转警时,正在利乐宾馆附近的一家银行调取其他案件的监控,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老沈发现“死人”后嘱咐员工们不要声张,所以没有聚集人群,现场保存完好。简单询问发现“尸体”的经过后,我在同事的托举下学老沈的方式爬到门上向内观察。

年轻男子瘫坐在马桶上,双目紧闭,面色寡白,头部倒向右边,有透明涎水流出;上身黑色运动背心撩至胸口,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卡其色七分裤和红色内裤一起褪至踝关节,下肢叉开,私密部位裸露在外,一支医用针管插在大腿根部,轻轻摇晃。

“粉子鬼,不一定死了。”从门上跳下来,我把情况跟同事复述了一遍,又给法医和技术队打了电话,领导同意破门而入。

木门的碎裂没有让年轻男子惊动半分,他像一尊隐匿多年、布满尘土的雕塑,无声呈现在我面前。快速给现场拍了几张照片,我把手指伸向年轻男子的颈部动脉。

在动。

正要庆幸地收回手,年轻男子突然一个激灵坐直身体,喉咙猛然倒喘,发出剧烈的吸痰声,紧接着又是一阵濒死般的干咳,插在大腿根部的针管掉落在地,在场的人纷纷跳脚躲开。

缓过神的年轻男子慢慢慵懒睁开眼睛,发现面前的众人,“扑通”跪在地上狠狠磕头:“老婆我再也不敢了,老婆我再也不敢了。

大家面面相觑,我和同事推测他是毒劲未散,产生了幻觉,在宾馆里是问不出什么,只能把他先带回单位。

年轻男子的随身物品不多,裤子口袋里放着香烟、打火机、一部清空了通话记录和短信的诺基亚手机,以及一张释放文书。

文书日期是十天前,出具单位是戒毒所。我按照这张法律文书上的信息去核实身份,离开留置室时,被铐在栏杆上的他仍一边喊着“老婆我错了”一边上前扯我的警服,我瞥见他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银质戒指。

该男子名叫孙然,24岁,独立户籍(户口内没有其他亲属),18岁时第一次因吸食海洛因被治安拘留,之后多次被抓,成年以后的日子基本是在拘留所、劳教所和戒毒所度过。

十个月前,孙然因吸毒再次被抓,因有多次吸毒前科被认定为吸毒成瘾,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两年。羁押期间,他被查出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十天前被戒毒所提前释放。

“又是个没人管的。”帮我查资料的实习生上班不到一个月,见过的几个吸毒人员都是独立户籍,大多是因为家人气不过,把他们彻底赶出家门,户口都不愿意落在一起。

对于没有家人过问的吸毒人员,戒毒所通常也不愿意收,因为这样的人毒入膏肓,身患多种疾病,不好管理,也没人交费。每次办案单位送这样的人过去时,戒毒所会找各种理由推辞。

“这个不一定,”想起刚才孙然的状态,我否定了实习生的判断,“他一直喊老婆,应该没有彻底断了联系,况且他今年24岁,本命年,穿的红色内裤是新的,应该有人照顾他。

实习生问:“你看他那个状态,能有办法找到他的家属吗?

我回答:“你辛苦跑一趟,去戒毒所调一下他的访客记录。


访客记录上留下的电话是本地号码,登记的姓名是“王依”,女性,并且有身份证号码。我在人口查询系统里核实了一下,是真实的身份信息,可以联系。

王依接到电话后,质疑我是诈骗犯,说孙然明明关在戒毒所,怎么可能又被公安抓获。我把孙然的出所原因和抓获经过告诉她,她才相信我是公安,同时语气里充满失落,似乎宁愿我是诈骗犯。

我询问王依跟孙然什么关系,王依犹豫了一会儿,告诉我他们是男女朋友。

第二天,王依来到我单位,一个干净清秀的姑娘,只是走路一瘸一拐的。孙然的笔录已经做完,承认吸毒,但拒不交代毒品来源,按照规定需要继续执行戒毒,可是因为身体原因,戒毒所仍然不肯接收,只能办理监外执行。

可能是害怕王依责骂,办完手续,孙然急急忙忙地跑了。我把正要去追的王依喊住,想向她了解一些有关孙然的详细情况。

坐在询问室里,王依见我面前放着一个装了昨天扣押孙然随身物品的物证袋,问是否可以让她带走,我说手机需要留下来进行技术采集,其他东西可以领走。

孙然比王依大一岁,孙然的父母在他4岁时死于一场交通事故,家中其他亲戚没人愿意收养;而王依因为天生残疾,又是女孩子,所以生下来就被父母遗弃。两人在儿童福利院认识,也在那一块长大。

孙然14岁那年,离开了儿童福利院,两年后王依也离开,无依无靠的两人住在了一起。彼时的孙然在社会上闯荡两年,住在一起后,王依渐渐发现孙然会躲在厕所,用香烟里的锡箔纸烫吸白色粉末。

当时王依刚刚离开儿童福利院,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也没有接触过真实的社会,虽然听说过毒品,却不知道毒品是什么样子。

孙然哄骗她说那些白色粉末是调养身体的药,并让王依跟着一起吸过几回。有一次为了筹钱买白色粉末,王依在孙然的怂恿下从网吧偷了一部手机回来,很快被警察找到,治安拘留了十天。

“你还真是很听孙然的话,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略带嘲讽地打断王依的讲述。

“我愿意做任何事,除了害他。”王依换了个坐姿,语气也变得笃定。

在拘留所里,王依听管教民警和同监室的人说了很多有关法律的常识,并且告诉她,孙然吸的白色粉末是海洛因。

离开拘留所,王依戳破了孙然的谎言。王依因为吸毒时间短、次数少,戒毒过程并不难,之后开始监督孙然戒毒。为了维持生计和戒毒的开销,王依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

“为了让他戒毒,我想尽办法,可是效果一直不好,这次又……”王依端起我给她倒的水,一口喝完。

“戒毒是非常需要家人支持的,你打算放弃了吗?

“不会的,我说过,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我还有别的办法。”王依把杯子递给我,示意我再给她倒一杯水。

等我倒水回来,王依连同桌上装着孙然手机的物证袋一起不见了,旁边的笔录纸上歪七扭八地写着一行字:别抓我,我会找你的。


我相信王依会再联系我,另一方面扣押物品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被偷了,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所以我没有向上级汇报。

果然,一周后的凌晨,王依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卖毒给孙然的人找到了,是一个外号叫“葫芦”的吸毒人员,主要是以贩养吸,所以走货量不大。

“你们现在先把这个抓了,上线回头我再想办法。”王依边喘边说。

在出租屋众多的新村路口,我见到了原地踱步的王依,与之前见面时的素雅相比,这个一身咖啡色运动服、头发油腻、皮肤皲裂、口腔还有些异味的姑娘,实在看不出只有二十出头。

我把王依拽进车里,问她如何得到有关“葫芦”的线索。

王依说她那天从我单位离开,找移动公司的朋友帮忙查了孙然近一个月的电话单,其中一个号码是从孙然离开戒毒所的那天才有联系的。

于是,她模仿孙然平时的习惯发信息问对方“有肉吗”,对方直接回复“你有钱吗”。

大家都知道孙然没什么钱,每次买毒都要讨价还价很久,所以王依当时没有表态,周旋了几句,最后回复“我去筹钱,过两天找你”。

再约对方时,对方只说“老地方”,王依不知道老地方在哪,便说“那地方不安全,前两天有个小兄弟在那儿被抓了,换个地方吧,你定。”最终,他俩约在凌晨两点的新村路口。

“你怎么知道对方是葫芦?”我觉得这个解释有不合理的地方,看看时间,十二点半,离约定的见面时间还有一会儿。

“孙然告诉我的。

“孙然人呢?

“我趁他散毒后筋疲力尽没什么意识,用链条把他拴在家里了。我让他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就把他放了,他告诉我是‘葫芦’,我就直接出门跟你联系了。

“这些工作我们警察做就可以了,你一个女孩子,逞什么能。

“我怕你们手头大案子多,顾不上查这些小案子。”王依说得委婉,却是事实。

见我没反驳,王依稍微舒展身体:“其实孙然上次吸毒被抓,也是我举报的。

王依清晰地记得,孙然第一次跪在自己面前发誓戒毒的情景。

那天,一直拒绝去戒毒所、已经开始服用美沙酮戒毒的孙然躲在阳台吸毒,被临时回家取东西的王依撞见了。

王依从厨房抽出一把菜刀横在自己脖子前,让孙然给个痛快话,能戒就去戒毒所办理自愿戒毒,不能戒就替她收尸。

孙然借着毒劲,胆子也大了几分:“我吸毒顶天了不过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又没害别人,凭什么犯法!凭什么要去坐牢!

“你他妈害我了!”王依近乎崩溃,菜刀滑落在地,“我从十五岁开始跟你,到现在没钱没车没房、不敢要孩子、看见警察就想跪下来磕头求他们别把你从我身边带走,有一回白天陪朋友去公墓祭扫,晚上回来做了整夜噩梦,每一块墓碑上贴的都是你的照片。

那次之后,孙然去戒毒所办理了四个月的自愿戒毒,回家后身体明显好转,一副重新做人的状态,可是没过多久又复吸了。

十个月前,孙然约了几名毒友外出吸毒,王依偷偷跟在身后,等他们进了宾馆房间,算准时间差不多完成注射,就打了110报警。

在此之前,王依已经查过法律条款,孙然的情况符合强制隔离戒毒的条件,只要被抓,就要送进戒毒所强制戒毒两年,两年的时间碰不了毒品。王依觉得这是一根救命稻草。


“葫芦”准时出现,我和同事干脆利落将其拿下。这次随身携带的毒品可以定非法持有,上次卖给孙然的毒品可以定贩毒。

“葫芦”被带离后,王依下车要走。我数了五百块钱递给王依,说按照规定,对于有效的线索,可以支付特情费用。

王依一脸嫌弃地打开我的手:“我不要钱。

“那你要什么?

“我要我男人!

不久,王依辞掉饭店服务员的工作,在市区一家娱乐会所上班,之后又辞职去了夜店陪酒。

每隔几天,她就会给我发条信息,要么是哪里有人正在吸毒,要么哪里今天可能有人交易,从来不需要我回复。

我因为还有其他的案件要办,也不是每条线索都会核实,有的线索我会转给禁毒的同事,有的线索就搁置在手机里。

短短五个月,王依给我发了四十多条信息。

若是线索涉及到跟孙然有关的人,王依便不会采取发信息的方式跟我联系,而是直接打电话,并且催促我一定要尽快核实。

2013年大年初二,王依给我发了一条拜年短信,我回复后,王依打电话过来,“还怕你在休假没用手机呢,见个面吧,有个大线索向你汇报,海洛因的。

那时冰毒等新型毒品已经成为毒品交易市场的主流产品,海洛因渐渐边缘化,很少有卖家愿意做海洛因的买卖。孙然主要吸食和注射的是海洛因,王依以为,只要没人卖海洛因,孙然就有救了。

见面后,王依告诉我,这几个月她把孙然锁在家里,状态恢复了一些,两人敞开心扉聊了很多过去的事。孙然把自己如何染上毒瘾、跟谁在一起吸过毒、从哪些人手里买过货,全都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了。

其中,孙然提到一个名叫“蛤蟆”的人,他早期就是在“蛤蟆”手上买海洛因。现在“蛤蟆”做大做强,早就不接孙然这样的小单。

孙然说“蛤蟆”是本地少数几个还在卖海洛因的,但是行踪不定。

我问:“你有蛤蟆的线索?

王依说:“夜店有个关系挺好的同事叫思思,是个玩咖,一直玩海洛因,因为觉得有用,所以我没向你举报过她。前不久,给思思供货的上线被公安抓了,断了货源。思思家挺有钱的,花了不少钱找到一个‘蛤蟆’直线小弟的联系方式,答应陪这个小弟一晚,再给一笔钱,以后就固定从这个小弟手上拿货。思思虽然不知道我是否玩海洛因,但她听说过孙然玩这个,所以把这个小弟的联系方式给了我。

王依将一张写了电话号码的纸条推到我面前,“这个小弟最近会来跟思思见面,是个机会。

“这个线索领导不会同意我们刑侦办的,估计要交给禁毒大队。”据我所知,禁毒大队那边一直在经营“蛤蟆”这条线索。

王依哀求道:“不要,转到禁毒那边,肯定会暂时搁置的,蛤蟆人在广东,很难露出马脚的。我不是在为民除害,我只想把本地的海洛因断供就行,你们把他小弟抓了,就按他卖给我同事的那一次定罪就行,‘蛤蟆’知道自己的小弟被抓,就不会再往这里供货了。


原则问题不能违反,线索必须交给禁毒大队,但我答应王依尽量说服禁毒的同事执行这次抓捕。

禁毒大队正为“蛤蟆”涉毒一案迟迟没有进展而苦恼,虽然这条线索离直接抓获“蛤蟆”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局里领导认为在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可以以此作为突破口。

不过,这次行动需要线人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比如犯罪嫌疑人抵达本地的确切时间、交易地点和带货量,据此制定抓捕方案。

我给王依发信息,问她是否有办法。王依回复:“等我消息”。

那段时间,王依想了各种方法跟思思套近乎,替思思挡酒,送思思礼物,有意无意地向她提及自己开始跟着孙然玩海洛因。

一天晚上,思思被顾客灌多了酒,跑去洗手间催吐,王依带了瓶矿泉水跟过去。拍背的时候,思思让王依帮忙跟领班请第二天晚上的假,王依问原因,思思说见个人,王依试探着追问,是不是见“那个人”,思思开始警惕,让她别管那么多。

下班前,王依拦住思思,故作不好意思:“现在我和孙然都在吸,毒品消耗得很快,市面上又不好买,这是一个难得可以囤货的机会,你帮帮忙。

思思将信将疑,王依继续说:“我也是女人,你能陪他一晚,我也可以,说不定给他陪高兴了,这次还能多给我们一点货,你说呢?

“多给我们一点货”把思思说动了,她从内衣抽出一小包海洛因扔在王依面前,“你把这个嗦了,我就带你去。

王依害怕思思看出破绽,没有丝毫犹豫,接过海洛因熟练地码开、加热、吸入。

为了让这个计划圆满,王依提前在家凭空练习过这套动作,加上以前曾经有过短暂的吸毒经历,呈现出的状态完全不像新手。

后来王依告诉我,吸完一梭海洛因,意识逐渐模糊,好在思思醉酒严重没有久留,扔下一句“明天等信儿”就摇摇晃晃地走了。

王依艰难挪到一条无人小巷,感觉自己飞了起来,迎面吹来的风好像无数把梳子交错刮过头皮,其中一把由后至前划至喉部,死死顶住喉咙无法呼吸;还有两把由前至后停在后颈中间,变成叉子,刺入肌肤,向左右发力,整个后背被扒开,高浓度酒精灌入其中,化作千虫啃食。

极度痛苦过后,王依说她的眼前出现幻象,大幕徐徐拉开,左侧是儿童福利院的招牌,右侧是一男一女两个互相追逐的小孩,男孩踉跄倒地,浑身是血,嚎啕大哭,女孩停下脚步想扶男孩起来,却因为力气太小总是扶起又摔倒……

根据王依提供的准确线索,禁毒大队民警在酒店里将赤身裸体的“蛤蟆”小弟和思思抓获,缴获海洛因120克,冰毒40克,麻古204粒,以及自制土铳一把。

小弟为了保命,主动交代了有关“蛤蟆”的相关情况,这些情况对八个月后广东省公安厅围剿汕尾市陆丰镇博社村(《破冰行动》原型案件)的行动也提供了证据支持。


又过去一个多月,期间王依没再给我打电话,也没有任何有关孙然的消息。

我从法院那得知,王依第一次举报的毒贩“葫芦”一审已经宣判,七年三个月。

我以此为理由,主动给王依打了个电话。

王依声音虚弱,仿佛大病初愈:“就这样吧,谢谢你,以后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我以为她只是对判决结果感到失望,没仔细咂摸这句话的意思,准备挂电话。

手机离开耳朵前,王依抢问一句:“张警官,能最后请你帮个忙吗?

“你说。

“二十天前我不在家,孙然把链子挣脱,不知去向。之后跑去十里河边交易,孙然这次买的是冰毒,等不及当场就打了一针,以前他可能碰冰毒的次数少,注射过量,没醒过来,死了两天我才找到他,尸体都臭了。

电话那头传来呜咽,持续了几分钟,“前两天火化了,骨灰我也撒了,还想帮他把户口也注销,不知道流程是什么。

“明天我没事,陪你跑一趟吧。”尽管我很早就预想到孙然的结局,可当结局真实发生时,还是免不了唏嘘。

孙然的户籍派出所在郊区,我和王依先去禁毒大队将孙然在吸毒人员库里的状态更改为死亡,再去派出所注销户口。

从派出所出来,已是傍晚,王依突然倚着派出所的蓝色墙根蹲下,手捧死亡证明和户口注销证明小声啜泣。

我要开车送王依回市区,王依拒绝了,她说希望跟公安的交集从此打住,说完往公交站台走去。

王依一整天的状态都有点魂不守舍、神经兮兮的,我不放心她独自一人在郊区等公交,把车停在路边追了上去。

我坐在王依右侧,而王依始终向左看着来车的方向。等车的过程漫长又尴尬,我有一搭没一搭地找话:“希望你能忘记这段不愉快的过去,你还很年轻,要过好以后的日子。

王依没有回头,似乎在回应我,又似乎在自言自语:“我劝过他,骂过他,求过他,放弃过他,囚禁过他,举报过他,甚至为了他冒死跟警察合作抓毒贩,可还是没能救回他,这段荒唐的经历如果说给别人听,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个笑话,有人又会觉得这是个悲剧……”

见我没有接话,王依转过头来盯住我,眼眸在晚霞的映衬下散发出桔色流光:“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爱情故事。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张强,刑警

编辑 | 蒲末释

 楼主| 发表于 2020-1-2 09:37 AM | 显示全部楼层

线人失踪前留下四个字:回头是暗

 张强 全民故事计划 2020-01-02
老程心里有些纠结,他把达吾提留在身边,其实并没有指望他能帮助自己破获大案,而是希望在哈里克出狱之前,他不会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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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428个故事 


前 言



2017年底,为了适应办案需求,上级决定撤销反扒中队,职能并入其他中队。


这个成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专业打击中队历经组建之初的三个人、鼎盛时期的二十一人(加民间志愿者)、现在的八个人,走过近二十年风雨,终于被智能手机和电子支付的时代所淘汰。


市局为此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分管反扒工作的局领导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总结反扒成绩,发言的最后,他对全体参会民警说道:“今天到场的,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反扒力量,大家除了要感谢这段岁月同事之间的相互扶持,也不要忘记那些无名英雄的付出。各位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刚入警时,曾被抽调反扒中队工作过九个月,虽被邀请参会,却对局领导的这句话不明所以。


当时在中队带我的师父老程坐在我身边,眼眶微红,将我面前的烟盒摸过去,不顾师母阻拦,固执地点上了一支。



这是《我就是线人》系列故事02篇。


 
21世纪初,市区刑事案件发案数激增,年发超过3000起,其中盗窃案超过半数,扒窃案又占所有盗窃案的三分之二,反扒任务十分艰巨。

扒窃案主要发生在步行街、公交车和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十几年前,街面和公交车上几乎没有监控,只能靠报案者口述还原,案发时附近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多数报案者甚至不知道扒窃行为是何时发生的。

老程有个习惯,无论报案者是否知道具体的被盗地点,都会要求报案人领着自己把可能被盗的时间段内所有经过的路段重走一遍。即使不是老程值班当天发生的案件,他也会在隔天联系受害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有时候还原一趟案件,所过之地就会耗掉一整天的时间,但老程依旧乐此不疲,还原结束后回到单位,不忘在自制的巨型城区地图上,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画上一条线路标识。

两个月后,老程趴在布满两百多条扒窃案线路标识的地图上,用红色水彩笔圈出一个多条线路密集交错的区域,胸有成竹地对中队其他人说:“这里肯定是扒手经常逗留、物色猎物的‘候车大厅’。”

老程勾选的区域,虽不是十分繁华的地段,却是通往繁华地段的必经之路,29起扒窃案受害人的行进路线,在此处相交。老程来到“候车大厅”,选了一处可以通往天台的居民楼,爬到顶层,探出半个脑袋向地面打量。

不同车次的公交在这里设有站台,是中转枢纽。朝不同方向延伸出去二三里路,分别有医院、菜市场、首饰市场、长途车站和数家银行。

除了地理位置的优势,老程发现此处还有人群的优势:路人大多行色匆匆,无暇旁顾;四周商铺皆是流动生意,老主顾甚少。

“真是个完美的守猎点。”老程不禁感慨。

临近晌午,阵阵烤肉的焦糊香味从不远处的烤肉摊飘过来,直钻老程鼻腔,惹出一个喷嚏。老程擤掉鼻涕,回想记忆中这片区域的模样,始终想不起来此地何时多出一家烤肉摊。

每一处变化都应该重视,老程决定下楼看看。

三个卷发褐眼的维吾尔族少年站在烤肉摊前,一个切肉,一个炙烤,一个把“羊肉串”的“肉”字甩出悠长的舌花,招呼路人品尝。

老程缩进旁边观棋的人群中,留心三人的状态。

切肉少年的刀法生疏,去膜不干净,且没有逆着羊肉的纹理切割;烧烤少年火候把握糟糕,初步加工就能将部分肉串烤焦;拉客少年虽然是地道的维吾尔族口音,但视线一直在过往行人的腰间游移。

那段时间,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大量新疆籍的扒手,维吾尔族居多,有些地方的扒手,态度十分嚣张,随身携带匕首,出手凶狠,盗窃不成就抢劫,抢劫不成就伤人。

老程对此有所耳闻,在公安网上看过不少相关报道,却不知从何时起,本地也出现一批该少数民族的居民。老程不想戴有色眼镜看人,决定上前找他们聊聊,核实一些情况。

右手刚刚拍上烧烤少年的肩膀,三人顿时拔腿要跑。老程瞬间厘清现场局势,切肉少年手中有刀不能硬来,于是本能地推腕压肘控制住烧烤少年,右腿正要扫向刚刚启动的拉客少年,却突然意识到,在如此巨大的反关节作用力下,都没能让烧烤少年张嘴喊一句“疼”。

乘老程犹豫的当口,另外两个逃匿无踪。
 
 
被抓的少年大概只有十六七岁,被带回中队后却表现出超越成年扒手的顽固,拒绝交代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和来自何处,还在民警提问时摆出一副汉语不好、无法正常交流的姿态。

少年的随身物品里有一双筷子、一把开刃匕首和一张女性身份证,根据身份信息找到身份证失主后,失主说头一天钱包被盗,因为除了身份证外只有二十多块现金,所以没有选择报案,“反正报案了也找不回来。”

老程对此说辞感到恼火,却无法反驳,扒窃案的破案率确实非常低,好在这份笔录基本坐实烧烤少年至少犯了一起扒窃案。(“扒窃”作为盗窃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指针对受害人的贴身物品实施秘密窃取行为,不受金额影响,只要实施了扒窃行为,就构成犯罪。

老程先给烧烤少年拍了一张半身照,找来之前29起扒窃案的受害人进行辨认,其中1人明确肯定案发时见过此人;有2人能模糊回忆起曾与烧烤少年擦肩而过。有了这些证据,虽然尚不足以对烧烤少年定罪,但老程心里已经多了几分笃定,于是从大学里找来一名维语翻译,准备进一步审讯。

那时的审讯室没有正规设备,烧烤少年左手被吊铐在窗棂上,右手与右脚被另一副手铐锁在一起,动作滑稽。他时不时做些徒劳的挣扎动作,换来一阵阵铁器碰撞的响声。

“几乎所有汉族小孩都会唱一首歌,”在翻译老师的协助下,烧烤少年无法再以听不懂汉语为由装傻,在有限的可移动空间向墙角挪了半尺,极不情愿地抬起头听老程提问,“叫《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新疆民歌由驻扎在那里的汉族军人最早填词,你听过吗?

烧烤少年似乎有些没听懂,老程走到他身边,轻声哼唱几句,烧烤少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很多年前,我办理一起命案,凶手逃往新疆,我和同事一路驱车追赶,领略过不少南疆风景,非常漂亮,维族人也非常可爱,许多和你差不多大的孩子大声唤我‘阿达西’(哥们儿),策马扬鞭与我们的车子并行。

老程与之前审讯民警的策略不同,一脸神往地与烧烤少年对视,彷佛在他眼里能看见无际草原,“可你知道现在(注:2005年)汉族人看见维族人会怎样吗?他们会下意识地抱紧随身物品,加快脚步,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维族人,这难道是你们想要的花园吗?

藏在眼睛里的绿色黯淡下去,烧烤少年卸下先前倔强的防御性坐姿,俯身向前,铐在窗棂上的左手被完全拉直,表现出攻击性。他用虚弱的声音对翻译说了一长串维语,翻译一边听一边尴尬地看向老程。

不知翻译是否缩减过烧烤少年的原话,那一长串维语被他转述成汉语后,只有一句话,“每个人的命运不一样,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或许烧烤少年也奇怪,为什么汉语翻出来只有这么一句话,以为是翻译没听懂或者听错了,试图站起身继续说些什么,可喉咙此时只能发出气音,呼吸频率愈发急促,面部褪色发白,圆滚滚的汗珠从皮肤毛孔中溢出。

老程突然想起抓捕烧烤少年时的场景,心头一紧,连忙抓起桌上的座机拨打了急救电话。
 
 
烧烤少年被老程抓住时,吞下了一枚一直含在口中的针头。

幸好针头上套了塑料套,暂时没有划破食道和肠胃,出现高危反应可能是第一次吞食异物的紧张挤压脏器,加上连续受审的疲劳所导致,但如果不尽快将针头取出,随时可能致命。

事已至此,烧烤少年同意配合医生做胃镜将针头取出,但仍然拒绝交代自己的身份信息。老程只得拜托医生借口以手术常规检查为由,采集烧烤少年的血液和指纹。针头取出后,老程给烧烤少年办理了住院观察,留下两名辅警陪床,自己带着指纹和血液悄悄离开了。

局里那时对扒窃案的破案十分重视,听说有一名可能涉及三十起扒窃案的嫌疑人到案,需要配合的部门统统减免程序,一路绿灯。指纹比对的结果很快出来,是一名前科人员,有多次盗窃被抓记录。

前科记录中的名字叫“卡瓦普”,16岁,乌鲁木齐人,身份证号码不详。然而根据前科信息再到人口库里检索,无法查询出结果,说明上一次被抓时他就没有如实交代身份,办案单位只能以他自己交代的“卡瓦普”身份进行处理。老程查了一下“卡瓦普”,是维语里“烤肉”的意思。

一般拒不交代真实身份的人,要么有特别重大的案件在身,要么就是个傻子,老程不认为“卡瓦普”是后者。仅凭拒不交代真实身份这一条就可以刑事拘留,老程以此质问“卡瓦普”的真实身份,躺在病床上的“卡瓦普”依然闭口不谈。

三天后,没有异常反应的“卡瓦普”被送入看守所。又过了二十多天,DNA检测结果从省厅送回。老程怎么也没想到,没有如他所料的比中大要案,却比中了一条被拐儿童信息,而这条DNA的提供者,是“卡瓦普”的亲生父亲——因抢劫罪在邻省监狱服刑的哈里克。

为了查清事情原委,老程决定前往邻省提审。在逼仄的会见室里,老程见到了身体结实、眉宇之间与“卡瓦普”极其相像的哈里克。

老程没有急着把“卡瓦普”的事情告诉哈里克,而是以侦查拐卖儿童案为理由,询问有关当年哈里克儿子被拐的经过。

哈里克为了寻找被拐的儿子离疆十多年,汉语说得十分标准。“卡瓦普”的真名叫达吾提,维语中的意思是“好听的音律”。

达吾提三岁半时,被一伙汉族人贩子拐走,而哈里克所在镇子那几年的被拐儿童超过50人。哈里克没有像其他家长那样寻找一段时间就放弃了,而是只身向东,跨越两千多公里追查达吾提的下落。

这一路,哈里克遇到了许多被人贩子从新疆带出来的维族少年,他们生活环境简陋,每天在暴力逼迫下学习偷盗技术,挨骂挨打是基本操作,断手断脚是家常便饭,全身布满烟头和皮鞭制造的伤疤。

哈里克的寻子之路异常艰难,被骗、被打、被嘲笑,受歧视找不到工作,最后为了获得寻子经费,不得不跟所到城市的新疆籍违法人员混在一起,结果因为参与抢劫致人重伤,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老程翻看了哈里克的案卷,抓获地点在邻省与我省交界处的一间民房内,距离达吾提——他朝思夜想的儿子,仅剩96公里。

服刑期间,监狱了解到哈里克的特殊情况,破例为他申请了被拐儿童直系亲属的DNA采集和上网,以方便全国各地公安进行信息比对。
 
 
返程的路上老程才意识到,达吾提之所以没有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不是为了隐瞒其他案件,而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在看守所,老程把找到亲生父亲一事告诉了达吾提,达吾提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父亲找他的经历后,失声痛哭。

哈里克的刑期还有三年多,老程决定这段时间要将达吾提留在身边,他说服局领导同意给达吾提办理了取保候审,并申请达吾提为自己的特情人员,侦查办理扒窃及其他刑事案件。

达吾提起初不愿意,认为这是背叛族人的行为,老程又动用关系让监狱里的哈里克手写了一份维语信给达吾提,信的最后,哈里克用维语和汉字分别写了一句:“回头是岸”。

老程让达吾提回到那些扒手中去,如果他们问起来,就说是因为吞食针头产生不良反应,看守所不同意收押,被释放了。达吾提问老程,那些扒手要他偷的时候,偷还是不偷。老程告诉他,必须偷,但偷完得留下赃物去向的线索。

对于处理现金以外的赃物,比如手机、首饰,扒窃团伙有固定的销赃地点,地点不止一个,每天的选择也不同,为的就是逃避公安机关打击。老程和达吾提约定,只要是达吾提所在的团伙实施的扒窃,都要想办法在得手后扔下一张记录当天销赃地点的纸条,接到受害人报案,老程便会顺着案发路线沿途寻找。

达吾提不一定每次都能找到扔纸条的机会,老程也不一定每次都能找到纸条,但这种方法既能最大程度保证达吾提的安全,又有效地帮助受害人挽回损失。

达吾提没有接受过教育,完全没有汉语基础,维语水平也差强人意,口语尚且能过得去,书写表达能力十分糟糕,在时机有限的情况下,只能用逻辑不通的几个简单维族词语进行描述。

翻译老师并不是经常有时间,为了方便交流,老程开始自学维语。他找国安局的师兄借来《维语基础》,参与其他办案单位涉及维族嫌疑人的审讯,渐渐能不靠翻译读懂达吾提留下的信息。

可达吾提与警方合作没多久,就险些露出马脚。

根据达吾提提供的线索,虽然很难抓到具体实施扒窃的人,但第二天就能在二手市场、金银加工等商铺找到失物。

这些暗地里长期与扒窃团伙联手销赃的店主,花真金白银买来的赃物不仅被公安机关扣押,还要遭受牢狱之灾,纷纷向扒窃团伙的头目叫屈。时间长了,店主们疑窦渐生,短时间内销赃商铺频繁被查,一定是出现了内鬼。

团伙头目为此设下圈套,某天组织扒手上街前,分开通知各个扒手当天的销赃地点,每个扒手得到的销赃地点信息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隔天有销赃地点被查,负责在被查地点销赃的扒手就是内鬼。

达吾提不知是计,在现场给老程留下了销赃信息,老程根据信息查店时,无意间听见店主老婆在电话里告诉别人,警察上门了。老程质问通话对象是什么人,店主老婆解释是父母,然而老程翻阅通话记录,号码既没有备注,近半个月也没有其他通话记录。

意识到情况反常的老程,立即通知所有在街上巡逻的同事,就近前往二手市场、典当行和曾经检查过的店铺,展开统一清查。

这件事之后,老程跟达吾提暂停了一段时间的联络。
 
 
2006年初,全市的反扒重点开始集中在吸毒人员和新疆籍人员身上。不断有新疆籍扒手落网,又不断有新的扒手来到这个城市,扒窃发案率时降时升,效果不明显。老程意识到,不把输送链条斩断,局面就永远无法改善。

老程心里有些纠结,他把达吾提留在身边,其实并没有指望他能帮助自己破获大案,而是希望在哈里克出狱之前,他不会乱跑。

在街上转悠四天,老程才把达吾提守到。达吾提的汉语依旧很烂,老程的维语口语水平也不高。两人站在小巷里,相顾无言。

那时局里为了打击新疆籍扒手,特地招录一名维族民警,配给反扒中队使用。维族民警早已在此等候,随时可以翻译,老程却吞吞吐吐,迟迟不开口。

“我知道现在的局势,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说。”达吾提率先开口。

“你知道新扒手来本地,由谁负责接应吗?”老程没有继续藏着掖着。

“不知道。

“那算了,当我没问。

“不过,虽然我不知道谁负责接应,但我有办法让他们安排我去接应。”达吾提轻描淡写地说,同时伸出食指和中指,做出夹烟的动作。老程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会了抽烟。

“你打算怎么做?

“我们都是四五个人一组,住在一起,几乎每周都有新人来,也会有人离开,有的走水路,有的走陆路。哪个组缺人了,新来的就会补进哪个组。过几天我会把我这组的落脚点给你,你们上门抓人。一定记住别都抓走,连我在内至少放跑两个,应该就会安排我俩去接人了,到时候你们再跟着我,把送人的人抓了,后面的工作就靠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每周都会有人来有人走?

“嗯,不听话的,闯祸的,三次失手被警察抓进去后,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放掉的,都会被送往外地,然后补新的人过来。我托你的福,没有失手过。

“这样……你会有危险吗?

“不用管我。维族人很团结,宁愿相信本族的骗子,也不愿给予外族信任。

按照达吾提的计划,三天后,局里组织流动人口清查,在废弃工地的板房里抓获三名新疆籍扒手。

又过了一周,达吾提在公交车上偷走一部手机,同时把“后天,夜,新人到,西港口,车接”的纸条,塞进受害人口袋内。

西港口是长江沿岸的港口之一,占地面积辽阔,货物吞吐量巨大,纸条上的信息十分模糊,没有具体抵达时间,没有确切的靠岸位置,守船是不太可能的。

老程向局里申请,抽调了三十人和六辆车。

为了方便货物集散,地方政府专门修建了一条通往港区的高速公路,从大广高速拐入这条专用高速后,仍需行驶一个半小时。高速公路修好后,国道基本无车行驶,老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在国道上安排了两车人。

高速公路相比城区来说,有弊有利。弊是不好抓捕,对高速行进的车辆实施尾随、逼停、夹击有极高的危险性;利是在城区监控尚未大量普及的年代,高速公路上的情况要好很多。老程坐在高速交警站里,眼睛紧盯卡口抓拍、测速抓拍和违章抓拍的九宫格画面,他相信达吾提一定会想办法给他提示。

此时的达吾提和同伴,在团伙头目派来监督他们的蛇头的催促下,对一辆银色面包车做最后的检查工作。达吾提打开后备箱,里面有7副牌照,蛇头说上高速后,每隔半小时下高速一次,换车牌,休息十分钟,再上高速。达吾提心里一凉,呆呆望着车子出神,原本打算在车牌上做手脚的计划落空了。
 
 
“只换车牌恐怕还不够安全。”团伙头目刚打电话给蛇头让他准备出发,达吾提见缝插针地说道。

“还要做什么?”蛇头绕着车子转了一圈,好奇地问。

“上次被公安抓进去,我坐在审讯室里无意间听到他们谈论案情,是关于如何查车的经验,听他们说追踪车牌是最笨的方法,但凡是有点反侦查意识的都会摘掉或者更换车牌,所以习惯通过挡风玻璃上保险贴纸的张贴方式和汽车内饰来锁定车辆,要我说,除了每隔半小时换一次车牌,咱们干脆把挡风玻璃上的保险贴纸和中控台上的内饰全部清除,这样就更难查了。

急着动身的蛇头没有细想,觉得达吾提说的有道理,安排人手照做,然后匆匆上路。

先是蛇头开车,半小时更换车牌,由达吾提的同伴驾驶,再过半小时,轮到达吾提。行车趋于平稳,蛇头和同伴渐渐进入疲劳期,昏昏沉沉地睡去,达吾提只要见到有摄像和测速的地方,就会频繁变换远近光灯,慢慢将油门踩到底,超速百分之五十以上。

他相信老程此刻一定在监控室内观察这段高速公路的异常。

监控室内,老程不断点击各个出入口的抓拍照片,几辆品牌和型号相同的银色面包车进入他的视线。这几辆车有一个共同特点,挡风玻璃和中控台上都是干干净净的。这年头在挡风玻璃上什么也不贴、在中控台上什么挂件都不摆的车子非常罕见,更何况还是相同品牌和型号的车辆,不可能是巧合。

老程会心一笑,通过对讲机分配任务,三辆民用车加速追了上去,守在国道的两辆民用车也调转车头,赶到西港区附近汇合。

老程远远望见四名十多岁的少年从一艘沙船的底舱中走出,立即被蛇头和达吾提押进车厢。抓捕时机已经成熟,正要下令围捕,突然看见蛇头从后腰抽出一把手枪,控制四名新到的少年。

“动手”的口令迟迟没有喊出。

达吾提问蛇头这是干嘛,蛇头说新人通常比较麻烦,小心为上。

返程路上一直是达吾提驾驶,他透过后视镜观察后方是否有车跟随,却只看见一片漆黑。蛇头发现了达吾提的异常,对他说:“你别分心,开好你的车。

达吾提明白老程放弃动手的原因,不想一夜的努力白费,就着蛇头的这句话说:“你在车里举着枪,让我感到紧张。

话音未落,达吾提突然向右猛打方向盘,汽车撞断护栏栽进路边农田。蛇头因为保持举枪动作没系安全带,被甩出车外昏死过去,达吾提和其他人从变形的车厢钻出,逃离现场。

蛇头被赶到现场的高速交警抓获,之后移交给反扒中队,达吾提和同伴带着四名新人回到团伙中。因为任务失败,达吾提左手被打至骨折,同伴被打成脑震荡,好在整个过程没出大的纰漏,新来的人悉数加入团伙。

因为蛇头落网,团伙头目担心他供出自己,躲去外地,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远程指挥,那几条运输新人的水路和陆路也不敢继续经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各地公安对常住的重点人员严加管理,防止生出事端。部分被贩卖至内陆的新疆籍人员借此机会得以挣脱枷锁,重获自由,纷纷逃离人贩子的魔掌,不知去向。

此时距离哈里克释放只剩四个多月,达吾提选择留下等待。

跟达吾提同期被拐来内地的伙伴已经逃得差不多了,他的住所被查封,达吾提无处可住。老程为了保证达吾提最后几个月的安全,在单位旁边租了间民房给达吾提住,隔三岔五地会送些吃穿过去。

团伙虽然迫于反恐形势慢慢解散,但仍有残余未尽,暗地里策划东山再起,同时开始反查当初谁是内鬼。

那些借着政府严管政策逃之夭夭的人被首先排除,达吾提的留下引起他们的重点怀疑。团伙头目通过隐秘的渠道,查到达吾提几年来一直跟警方在合作,而老程和达吾提对此毫不知情。

2009年元旦,老程陪着达吾提再次来到邻省监狱。达吾提和哈里克在新年第一缕阳光中,完成了阔别十八年的拥抱。

达吾提领着父亲在这座城市里游玩了几天,计划春节前返回新疆。

1月5日晚上,达吾提下楼买了一份水煮鱼作为晚餐,回到宿舍时,发现楼道口左二右三地站着几名陌生青年,手里晃动着三棱刀,朝达吾提扑杀而来。

达吾提把手里的水煮鱼甩向他们,一边用维语高喊“救命、快跑”,一边向老程单位所在的方向跑去。在房间里看电视的哈里克听见喊声,来不及披上外套,趿着在监狱里穿了几年的布鞋,路过走廊时从隔壁刚刚动工装修的房间里抄起一把铁铲,随后追下楼去。

哈里克不知道对方有几人,大步流星撵上跑在最后的那个,一铲子拍在头上,那人惨叫一声,捂着脑门在地上打滚。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个人听见动静,转过身来躲开了哈里克连续挥过去的铁铲,瞅准空当一脚踢在哈里克的胸口上。

哈里克向后踉跄几步,重新向两人冲过去,撞倒其中一个,来不及对付另一个,听见不远处达吾提的叫声,拖着铁铲继续向前紧追。身后的另一个青年,从袖管里抽出一把20厘米尖刀,保持固定距离追在哈里克的身后。

达吾提跑至灌木丛,被脚下的枯枝绊倒,四人将其团团围住。哈里克狂奔而至,爆发出巨大的吼声,打翻背向之人。再次举起铁铲时,已经舒展成一张满弓的哈里克忽然像绷断了箭弦般恢复原状,白色睡衣的腹部纽扣处涌现一个血点,迅速弥漫成一片血迹,倒在了达吾提的怀中。

老程听见打斗声,带着几名同事赶到现场,朝天鸣枪示警,几名青年匆忙丢下刀具逃窜。

哈里克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死亡,达吾提抱着父亲的尸体,在病床上无声地坐了一夜。

处理完后事,达吾提说想要一个人静静,拒绝了老程的探访。

1月25日,除夕之夜,老程实在是担心,提着酒菜和饺子来到公寓陪达吾提过年,却发现已经人去楼空,餐桌上用透明胶粘着两张纸条。

一张是别人用维语写给达吾提的,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无论逃到哪里我都会找到你,然后杀死你”;一张是达吾提用不知什么时候学会的汉字写给老程的,只有四个字:“回头是暗”。
 
后记
 
2011年4月,新疆政府发布官方声明,派出代表团分赴全国各省,接回所有在其他省份街头流浪的新疆籍青少年(主要是16岁以下),为他们寻找亲人。

同时中央及地方在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新建15个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和安置培训中心,对他们进行文化知识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劳动技能教育,以帮助他们取得职业资格,掌握职业技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而这一切,达吾提没能赶上。

现在,城市街头已经看不见流浪的新疆籍青少年,巡街时偶尔遇见来本地旅游的维族游客,老程都会不自觉地想起达吾提。虽不知身在何处,唯愿他平安。


作者张强,刑警

编辑|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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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9 05:1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做小偷的报应,父亲用命偿还了

 张强 全民故事计划 2020-10-07
在国境边界的流弹中从未退缩一步、在长津湖畔的暴雪里始终昂首向前的他,突然双膝一沉,跪倒在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警察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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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16个故事—

前言

2018年,一场为中老年人组织的相亲活动在公园举行,报名人数突破两百,男性占六成,其中时年55岁的梁上最受关注。

梁上自我介绍在一家保险柜商行工作,有点小手艺,但发不了大财。底下有人起哄,让他“说说感情经历呗”,他坦诚应该是在场所有报名者里唯一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台下一阵哗然。

人群中,有个中年男人示意他别说,他装作没看见,进一步解释:“因为我成年之后、41岁之前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监狱度过的”。

中年男人附近居民都认识,走上台拿起话筒:“虽然梁上前科累累,但我们派出所却愿意为他保媒拉纤。

主持人让梁上详细说说自己的故事,梁上说:“我给别人当儿子的时候太混蛋,现在也错过了当爹的年纪,就想好好当个男人。有兴趣的咱私聊,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这是《我就是线人》系列故事03篇。

 
41岁的梁上没有想到,报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到来的。
 
2004年7月,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梁上正在监狱生产车间挥汗如雨地赶制“庆祝建国55周年”需要用到的彩灯。
 
梁上手巧,是监狱的生产能手,8个小时可以制作超过4000个小灯泡,远超出车间规定的任务,但工作登记簿里写有梁上名字的那一栏,每天工作量的统计永远都是刚好达标,多出的量,梁上算在了那些其他刑期更长、喜欢找麻烦的服刑人员名下。
 
前段时间,车间里又分来两个“刺头”,被管教安排坐在梁上的身边和对面,两个刺头见梁上效率高,频频用眼神给予威胁和暗示。

梁上还有四个月便可刑满释放,不想惹麻烦,只得忍气吞声,加快工作效率,给两人各匀300个,原本可以轻松完成的工作变得不能有丝毫松懈。
 
管教站在车间门口喊梁上编号的时候,连喊三遍都无人应答,直到走到身后再次报号,过于专注的梁上才意识到是在叫自己。
 
素来严厉的管教这次破天荒地没有批评梁上,而是招手示意他到车间外面说话。管教递给梁上一瓶矿泉水,与水瓶一同递过来的还有几张纸巾。梁上注意到,管教的左手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闲扯了几分钟近期思想状态和狱中生活日常,管教才切入正题。
 
两天前的夜里,一伙四人组成的技术性开锁(通过特殊的开锁工具,不破坏、不损伤锁具,成功开启后原装钥匙依然能正常使用)入室盗窃团伙潜入梁上家中作案,被刚好回家的梁上父母撞个正着。
 
四名小偷推开惊魂未定、愣在门口的梁上父母分头逃窜。梁上74岁的父亲突然想起什么,跑进卧室,很快又返身冲出来,步履蹒跚地追着其中一名小偷而去,在穿越十字路口时,被反应不及的渣土车撞飞十多米,当场死亡。
 
梁上感觉后脑仿佛挨了记重拳,天旋地转,脚底绵软。管教仍用口音严重的普通话继续说着什么,但那声音缥缈模糊,在耳边跌跌撞撞,听不真切。
 
直到管教突然拔高音调重复一遍,梁上才听清楚,那是第二记重拳。
 
梁上母亲患病多年,身体羸弱,近年又染上白内障,视力几乎为零,听闻丈夫惨死,当天晚上一口气没倒上来,第二天清晨被赶来家中复勘盗窃现场的民警发现猝死在卧室床上。
 
管教从信封里取出两张对折的《死亡证明》,展开推到梁上面前。出事当天,辖区派出所就通知了监狱,监狱也用最快的速度为他申请临时出狱置办丧事的机会。由于事发突然,且亲属已经死亡,交通事故和盗窃案仍在处理,因此上级只批给梁上三天离监探亲的时间,为父母送行,并到相关部门办理一些法律手续。
 
梁上脆生生地瘫坐在地,情绪堵在嗓子眼出不来,又咽不下去,只是张嘴干嚎。他将两张《死亡证明》捏进拳心,捶打胸口,接着发疯般地左右手交替抽自己耳光,嘴角很快渗出血水,无论管教如何呵斥都不肯停下。

管教担心出事,急忙跑回车间喊来几名身强力壮的服刑人员将梁上强行制服。
 
被按在地上的梁上终于爆发出巨大的哭声,反复念叨一句话,不知是说给谁听:“我他妈就是因为入室盗窃被抓的啊。”
 
 
梁上的父亲名叫梁友生,生于1930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东部战线上被横飞的炮弹碎片削去半截耳朵,在号称“朝鲜屋顶”的盖马高原又被极寒低温冻废了两根脚趾。

战争在梁友生的脸上留下大大小小许多伤疤,导致面部肌肉失调,表情管理困难,尤其是受伤的左耳与颈部皮肤被高温粘连在一起,皱巴巴的,看上去凶神恶煞。
 
60年代,梁友生从外省迁至北向新村生活,三年后,梁上出生。熟悉梁友生的老一辈村民都对他十分尊敬,一方面因为梁友生是战斗英雄,另一方面因为他的儿子——梁上小时候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高考意外失利后,梁上没有继续求学,外出晃荡过一段时间,没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梁上回村后在村口支起一个修配锁具的摊子。自那时候起,村里开始频繁丢东西。有人多次目睹过案发时梁上在周边出现过,大家表面不说,心里都知道是谁干的。等消息传到梁友生那里,虽然梁友生领着梁上挨家挨户地赔礼赔钱,但梁家的名声已经臭了。
 
1981年,梁上离开北巷新村,到市区谋生,不久之后因为盗窃自行车,第一次被公安机关抓获;两年后因为扒窃被送去劳教;1985年跟一伙外省入室盗窃团伙纠结,开锁技术突飞猛进,作案数起,次年落网,判刑两年;之后断断续续多次因为盗窃或者协助他人盗窃被捕,前科记录一张A4纸打不完。
 
梁友生的日子更不好过。

梁上盗得的赃物赃款很快花完,被抓时基本身无分文,受害人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梁上家的住址,经常拉帮结伙上门讨说法。梁友生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哪怕对方狮子大开口,也几乎有求必应,想尽办法进行赔偿。
 
一次,一个商人带着四名保镖找到梁友生,说家中十张名人字画被梁上偷走变卖,已经查不到下落。梁友生问画值多少钱,可以卖房子赔。商人嗤之以鼻,说卖了房子也不够。
 
梁友生让商人给个主意,商人说自己不差钱,就是想解解气,十张画换十巴掌,这事就这么算了。包括商人和保镖在内的一行五人,在北巷新村的血色夕阳里,轮番上前每人甩了梁友生两记耳光,将梁友生从战场上带回的一身傲骨扇得支离破碎。
 
1999年春夏之交,梁上再次因入室盗窃罪被捕,刑期五年半。同年,市公安局新成立七个派出所,北巷新村划归北巷派出所管理。
 
北巷派出所所长蔡长天发现,有对老夫妻在路过派出所时总会屈身鞠躬,停顿数十秒,姿态充满歉意。蔡长天忍不住好奇将老夫妻迎进所里询问究竟,自报家门后,梁友生对蔡长天再鞠一躬:“我儿子给党和国家添麻烦了,子不教父之过,我代他忏悔。”
 
蔡长天此后对梁友生多了几分关注,被村民排挤的梁友生也把他作为可信赖的倾诉对象,隔三岔五地找他谈心。2004年初,梁友生夜里捂嘴咳嗽,松手看见一团浓稠乌血在掌心狰狞蠕动,担心自己时日无多,连夜牵着妻子赶到北巷派出所恳求蔡长天,如果老两口不久于人世,希望能有人不会放弃梁上,“他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拜托你们了。”
 
在国境边界的流弹中从未退缩一步、在长津湖畔的暴雪里始终昂首向前的他,突然双膝一沉,跪倒在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警察面前。
 
 
对于梁上的遭遇,蔡长天认为公安机关是有一定责任的。按照派出所的工作惯例,服刑人员释放后辖区派出所应当将其纳入重点人员管控,但是如果刑满释人员不主动上门,派出所通常也不会第一时间介入,这样就容易造成刑释人员脱管。蔡长天自我反省,哪怕能在梁上任何一次出狱时及时与他当面沟通,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所以蔡长天作出两个决定,一是向局里申请由北巷派出所办理梁友生家被盗案,二是接梁上出狱。
 
接到省一监打来的电话,蔡长天开始收拾行李。监狱的负责人是蔡长天在部队的战友,梁上父母出事后,蔡长天特地嘱咐老战友一定要将梁上出狱的时间提前通知他。
 
省一监距此300多公里,不算近,蔡长天不确定梁上是什么态度,从所里挑了两名年轻民警,带上电棒、手铐和警绳,盘算着如果梁上不配合,就先把他强行押回来。
 
早上9点,已经蓄起寸发的梁上拎着一个蛇皮袋走出监狱大门,四下观望了一会儿路况,朝东边的公交站台走去。蔡长天猛轰一脚油门,把车拦停在梁上身前,两个年轻民警迅速将梁上推入车中,没等梁上发问,三张警官证便顶在他惶恐的脑门上。
 
蔡长天说明来意,梁上紧张的情绪有所缓解,开口第一句话问道:“案子破了吗?”

“没有。”蔡长天直截了当地回答。
 
“那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梁上说。
 
“不回去?还想继续偷吗?”蔡长天本是讽刺,却见梁上点点头。
 
蔡长天以为自己没说清楚或是梁上听岔了,重复了一遍最后的问题,梁上仍然笃定点头。
 
蔡长天一掌拍在方向盘上,中控台的杯子弹起半指高,茶水溅湿了放在副驾驶的案卷。

他抓起案卷在梁上面前愤怒挥舞:“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你爸妈的命都被别人偷走了,你还想偷什么?”
 
“我想把他们抓住。”
 
“不行,你要做的是从今以后遵纪守法过日子,不然你爸妈死不瞑目,抓人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案子我们一直在查。”
 
“没有我的帮助,你们抓不到这伙人的。”
 
“少放屁,你这个号称‘锁王’的人都被公安抓了多少回了,那几个人不算事。”在蔡长天见过的贼里,梁上的开锁技术的确属于顶级的。
 
U形锁、挂锁只需七秒,A、B两级防盗锁十分钟内搞定,即使是市面上防盗性能最好的C级锁,只要给他合适的工具,两小时便能打开。因其神乎奇技的开锁技术,办案民警打趣称他“锁王”,曾在落网后被局里所有技术人员现场观摩他的开锁过程,供今后办案参考。
 
“案子已经过去四个月了,你们有任何线索吗?”梁上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到现在连我爸为什么追出去都没个说法。”
 
梁上所说确实是蔡长天苦思不解的地方。

妻子多年患病,儿子不争气,梁友生经济状况十分窘迫,稍微值钱的东西早被变卖,即使遭贼,家中也没有什么物件值得他不惜70多岁的高龄舍命而追。
 
“你有线索了?”蔡长天问道。
 
“你肯帮我两件事,我就有线索。”
 
“哪两件?”
 
“第一件事,把案发现场的勘查资料给我,比如被盗户外观照片(是否有记号)、锁芯照片(不同工具产生的不同细微撬痕)、手套纹路(多数入室盗窃犯罪嫌疑人都会对指纹采取遮盖手段)、足迹(杂牌鞋一方面因为难查而增加了侦破难度,另一方面因为少人穿而降低了排查难度)、室内物品照片、室内物品翻动顺序、附近监控等。”
 
蔡长天连连摆手,案件现场勘察情况属于涉密信息,未经允许不能对外公布,轻则违反纪律,严重的也属于犯罪。
 
“所以我才说需要你做两件事。”梁上见蔡长天拒绝,有些着急。
 
“还有一件是什么?”
 
“相信我。”

 
蔡长天在附近找了家宾馆,将案卷递给梁上,作为交换条件,梁上在蛇皮袋里摸出一本软皮抄,是剩余四个月刑期里整理的关于入室盗窃的记录。两人把各自掌握的材料并排在床上摊开,互相翻看。
 
软皮抄内密密麻麻写满文字,梁上用指关节敲了敲第七页的一个段落,小标题为“开锁技术的地域性差别”。蔡长天眯起眼认了半天,说字太丑了,看不清写的是啥。梁上伸出指尖,跟随语速从段落下方划过告诉蔡长天,技术性开锁入室盗窃不单单是指开锁的技术,而是包含目标选择、快速开锁、实施盗窃、反侦查措施、逃离现场在内的一整套盗窃方案。

“方案和方言类似,是有地域性差别的。”
 
梁上接着解释,毕竟只是违法犯罪的一小拨人在使用,为求高效安全,不允许有过多自我发挥的空间,虽然全国各地都有发案,各个省份都有犯罪嫌疑人,但对于流窜多省作案的团伙来说,整套入室盗窃习惯的养成,只会师出几门,很少会有新的派系。
 
蔡长天手头的确有一份涉及全国各省市的高危犯罪地图,主要涉及各种类型的盗窃和诈骗,其中关于入室盗窃犯罪分子的高危人群,有中部某省、西南某省和华北某省。

 
“基数仍然太大,没什么作用。”蔡长天对梁上的分析嗤之以鼻。
 
梁上没有理会蔡长天的态度,继续分析:梁上家外观破旧,装修简陋,墙体甚至还有轻微开裂迹象,一般不会是入室盗窃者青睐的对象。梁上家大门虽有两道锁,但一道是老式插锁,另一道是十字型锁(案发时罪犯可能因为技术不过关,该锁有暴力损坏痕迹),据此认为,这个团伙选择他家有两个原因,一是开锁技术差,二是只想偷点小钱。
 
根据走访调查记录显示,有村民在案发前几天见到过四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梁上家附近晃悠,案发当晚撞死梁友生的司机也表示,撞上梁友生之前曾有一名年轻人跑过。
 
现场勘查报告显示,四名团伙成员均穿凉鞋,入室后分为两组,两人直奔主卧,两人去到次卧。一人翻找床头柜,一人翻找衣柜,井然有序,互不干扰。但实际上屋内足迹交错严重,有重复翻动的迹象(衣柜中的衣物被一人搬出后应该垒成一团,另一人重复翻动,垒成多团),说明四人分工不明,或者缺少指挥。
 
所有特征综合起来指向一种盗窃犯:新手。
 
梁上的视线最后停留在拆解锁芯的照片上,照片中,钥匙槽的内壁留有不规则的新鲜擦划痕迹,拉近焦距的另一组照片更是拍到其中有半圆形旋转印痕。“我们可能要在这里住上几天了。”梁上对蔡长天说。
 
服刑期间与梁上同关一间号子的狱友中,有一个叫“鬼手”的服刑人员,比梁上晚三天释放。
 
“鬼手”告诉梁上自己靠盗窃为生,从来没有因为盗窃栽过跟头,这次入狱是因为故意伤害罪。两人在监狱里交流过不少心得,梁上记得“鬼手”说过有些团伙擅长使用“掏耳勺”开锁。
 
 
三天后,蔡长天使用同样的方式将刚刚走出监狱大门的“鬼手”带回宾馆。

“鬼手”见到梁上,以为他把那些吹牛时所说的未交代案件透露给了公安,心里暗暗叫苦。蔡长天看出“鬼手”的心思,说只要提供“掏耳勺”开锁团伙的信息,那些案子可以既往不咎。
 
“鬼手”承认确实有使用掏耳勺开锁的团伙,并且有过短暂合作,但不清楚他们的具体身份信息,只知道来自广西某县。
 
“这伙人现在得有小四十了。”

没有姓名,蔡长天重点问了年纪,与梁友生家被盗案的团伙不相符。
 
“年纪不同没关系,掏耳勺开锁难度很大,用的人不多,他们之间一定有联系。”

梁上认为有必要去一趟广西。
 
蔡长天一行人在广西待了数周,没有让梁上露面,在当地公安的协助下找到几名使用掏耳勺开锁的前科人员,但对方均表示现在是守法公民,不问江湖之事,没什么能提供的信息。
 
梁上觉得这样查不出有价值的线索,打算混入当地偷盗圈子获取信息,建议蔡长天带着民警回家等消息。蔡长天起初不同意,梁上争辩这样下去说不定会因为调查过度,导致这条线索彻底作废。他再三保证,即使有所进展也绝不会独自行动,才让蔡长天勉强同意。
 
蔡长天同意先行离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接触一名外号为“蝌蚪”的掏耳勺开锁前科人员的过程中,蔡长天发现“蝌蚪”曾是当地比较有名的盗窃人员,鼎盛时期手下养了三十多人,各个开锁技术精湛,瞧不起那些暴力开锁入室的同行。蔡长天将梁友生家被盗现场的锁芯照片展示给“蝌蚪”辨认,“蝌蚪”表示如此低劣的技术不可能是他带出的徒弟所为,即使是犯罪行为,也有必须坚持的名声和口碑。
 
蔡长天突然想到,一无所有的梁友生其实还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本应该出现在案发现场,却至今没有人意识到它的消失。

不管案发时这些东西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梁友生一定是用生命去守护的。
 
通过查询出行记录,梁友生在案发前不久曾独自一人乘坐火车去过邻省的省会,蔡长天决定前往邻省省会核实自己的猜测。

出发前,梁上向蔡长天索要那几名使用掏耳勺开锁的前科人员名单,蔡长天问他做什么用,梁上说想跟踪一下这些人,看看他们是否仍在参与入室盗窃。
 
事后蔡长天知道梁上没有说实话,索要这些人的住址根本不是为了跟踪,他知道这个圈子的人没那么容易全身而退,即使真的金盆洗手,也一定会有仍在圈子里活跃的人的消息。

梁上决定赌一把,一夜之间将名单上的前科人员的家门全部解锁,没偷任何物品,只留下见面地址。梁上知道,只有真心回头的人才会赴约要个了断,心里有鬼的人是不敢来的。
 
果然,“蝌蚪”赴约了,他质问梁上什么来路,想要干吗,梁上说自己在外地犯案太多,手法都被公安摸透了,想学点新技术,恳请指路。
 
“蝌蚪”让梁上少扯淡,戳穿梁上肯定是警察的人,再次强调自己已经离开这行很多年了,并给梁上指路,“如果想学,去某村找‘老覃’,交钱就能学,学得如何看自己的造化。”
 

 
蔡长天在邻省公安的协助下,按照梁友生逗留的时间进行排查,在一所大学附近的典当行里找到了梁友生的物品,还有一封留给梁上的书信。当铺老板说,当时是拒绝典当这些物品的,耐不住老人哀求,承诺为他保管一年。
 
“一年后如果我没来兑,拜托帮我把这封信按照上面的地址寄出去。”老板说,老人临走前从抵押款里抽出200元,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蔡长天将物品和信件赎回,读了信件后,泪流满面,决定暂时先不把此事告诉梁上。
 
另一边的梁上见到了传闻中的“老覃”,他已年过花甲,没有任何犯罪前科,使用各种奇特工具开锁不过是闲时自己钻研的小把戏。
 
蔡长天后来问梁上是如何从“老覃”那里得知盗窃自家的团伙正在安徽省内活动,梁上一副不愿回想的表情,只说了句“老人家很扛揍”。
 
2005年除夕夜,温度降至零下三度。
 
他们部署了很久,安徽省某老式小区内多为荒地,没有可藏身之处,梁上躲在草绿色垃圾桶中,五脏六腑被狭小的空间挤压,搅成一团,饥饿感渐生。从大衣内侧口袋掏出一块形状不规则的面包,就着结了冰碴的矿泉水咽下。
 
两天前,梁上溜进垃圾处理中转站,偷得一套工装,在小区外的药店买了副口罩戴上,装成清洁工的模样,将原本放置在非机动车车棚外的垃圾桶大摇大摆地推出小区。
 
梁上给垃圾桶内壁做了清洗和消毒,并在正面“爱护环境”四个黑色印字上找了一处不显眼的位置,钻了几个小洞。

春晚开始后,避开沉迷节目的保安,推着垃圾车悄然潜回小区,梁上将自己藏身其中。
 
等胃里翻腾得没那么厉害了,梁上摸出手机看时间,十一点三十分。
 
这是梁上连续第十四个没在家里度过的春节,前面十三个都是在各种监管场所中度过的。
 
背心和脚底贴着的暖宝宝效果减弱,肌肉酸麻,梁上在垃圾桶内别扭地变换姿势。
 
“什么人!不许动!”

桶外传来喝声,随后又是一阵细微的笑声。

梁上顶开桶盖,半个脑袋探出桶身,见来人是蔡长天,责怪他怎么没收到消息就出现,示意他赶紧找地方躲起来,说不定团伙马上就来。蔡长天笑得愈发大声,梁上察觉不对,忙问:“什么情况?”
 
从广西来到安徽后,梁上从前狱友那里打听到确实如“老覃”所说有一伙年轻的技术性开锁入室盗窃团伙近期比较活跃,多个小区被盗。他将此事报给蔡长天,蔡长天通过当地公安机关筛选类似报案,大致圈出了作案范围。
 
两人各自忙碌,梁上又通过自己的渠道很快发现四人踪迹,但四人反侦查意识很强,分住在四个不同地方,无法同时尾随。
 
临近年关,这个团伙开始疯狂出手,梁上通过跟踪发现其中一人最近几天频繁踩点老式小区的一间住户,于是每晚在该住户楼下蹲守,同时通知蔡长天带人赶到安徽,伺机抓现行。
 
蔡长天将梁上扶出垃圾桶,为他掸灰边解释:“不用守了,一个不少,全部落网。”

这个团伙的四人分别在四个不同小区踩点,最终选择了没有保安的另一个小区下手。蔡长天根据梁上提供的信息,在当地技术部门协助下早就对四人进行布控,获取四人今晚汇合的消息后,将刚刚入室的四人一网打尽。
 
时钟指向零点,无数烟火飞向夜空。
 
 
大年初二,梁上结束了配合公安机关取证的工作,回到了自己位于北巷新村的家中。

蔡长天每天带一拨人去梁上家慰问,大年初三是派出所的,大年初四是街道办的,大年初五是劳动局再就业科的。
 
初六一早,蔡长天又来了,这回是一个人。
 
梁上正在家中打扫卫生,从装满热水的脸盆里拎起一条冒汽的毛巾,捏住两角抖动,等没那么烫手了,一边拧至半干,一边走进卧室。从房门开始清洁,接下来依次是书橱、床沿、矮柜和窗户。
 
狭小的空间里,梁上几次在转身时磕到脚趾,擦过的地方也似乎仍有污迹,尽显生疏的家务技能。蔡长天有时想指点几句,却不忍打断如此有生活气息的梁上。
 
梁上直起身,在一人高的墙面拐角处停驻,久久凝视。那里布置了一块简易祭台,蔬果和红烛背后是两张10寸黑白照片。
 
“有件事要告诉你。”
 
蔡长天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铁皮盒子,“你在广西的那段时间,我查到了你爸非要追上小偷的原因。你爸妈始终对你抱有希望,希望你能改邪归正,希望你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案发前你爸身体不好,怕等不到你出狱,来派出所找过我,希望我们不要放弃你,最好能给你安排一份工作。他瞒着我们和你妈,去邻省当铺将自己在战场上荣获的9枚军功章折抵了一万元,想用这笔钱作为给你找工作打点的费用。案发当天,你爸就是为了追回放在卧室抽屉里这笔用军功章换回来的钱。这里还有一封信,看到最后我才读懂你爸的良苦用心。”
 
从蔡长天手里接过信,梁上花了很长时间才看完,那封信的最后一句写的是:

用我的光辉岁月,换得你余生安稳。

注: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张强,现为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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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10 09:0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拐卖妇女的中转站,她救出三个女孩

 张强 全民故事计划  2021-03-10
与之前的枪和子弹不同,弹壳上没有血迹,也没有埋进土里,而是随意扔在地上。方琦知道,线人没有时间从容地留下线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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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58个故事—


前 言


张强是一名刑警。

自23岁入行,已经从警10年。这些年,他办过的案子有大有小,接触的犯罪嫌疑人形形色色,凝望深渊的时候,也要不时回望。

在张强侦破的众多案件中,有一类人游走在警匪之间,向警方提供情报。那就是线人。

不同于刑警在明处,线人往往是在暗处行动,甚至是在深渊的最底部与犯罪分子纠缠。他们大多有犯罪前科,却心存一丝善良,很难被社会公平接受,又不想被黑夜重新吞没。

所以,他决定将这些人的故事记录下来。

这是《我就是线人》系列故事的第4篇。

 
变天的时候,方琦感觉左肩后侧像塞进一颗腐烂的柠檬,酸胀难忍,触压骨肉却找不到生出痛感的具体位置。伤,是1995年留下的。

那是方琦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卧底制毒工厂近三个月的时间,一个马仔无意中听见方琦用公用电话向上级汇报工作。

那天夜里下雨,三名蒙面男子拉了电闸,一人持自制猎枪,两人持砍刀,闯入方琦位于二楼的员工宿舍。宿舍没有窗户,无路可逃的方琦放手一搏,迎着持枪男子逼近一步,双手攥紧枪管,击发的瞬间向上抬起,高温烫伤了手心和指腹的皮肤,方琦龇牙咧嘴松了手。

两束40厘米的寒光紧接着在高高扬起的半空闪现,像一口吃人的牙。好在飞向头顶的那一枪将水泥天花板轰出裂纹,落下的粉尘遮住了四个人的视线,一刀劈空,一刀落在方琦背上,砍杀的力量刚好将他推至门边。
 
来不及喊痛,空气中再次传来子弹上膛的声音,方琦借助房门的掩护冲了出去,身后喷出的火舌一半舔过门边,一半舔过左肩。方琦捂住伤口逃下楼,钻入雨幕,在大山里跟搜索的追兵周旋了一天两夜,天亮混入一支披麻戴孝的送葬队伍才得以脱逃,保住了性命。
 
制毒团伙不久后覆灭,左臂受创的方琦荣立个人二等功。领导建议他不再从事卧底工作,调离刑警队去清闲的部门挂个一官半职。方琦接受了前半句建议,却坚决不同意离开刑警队,“除非队里认为我没用了,否则我不走。”
 
之后几年,时间在方琦身上留下许多改变,比如左背处的枪伤结痂成壳,形状愈发隆起,色泽愈发暗沉;比如左胸前的勋章日益增加,案子越来越多,头发越来越少,唯有一颗火热的刑警之心不曾变过。
 
1997年,这颗火热的心被浇灭了。
 
夏天,方琦得到消息,两名系列强奸案的犯罪嫌疑人正藏在某居民小区的四楼,立即和搭档包凯前往抓捕。夜里,方琦和包凯破门而入,一名嫌疑人反应过来,直接撞向方、包二人夺门窜逃,另一名嫌疑人慌乱中企图翻越阳台逃跑,动作做出来才意识到自己身处四楼,在空中胡乱拉扯楼下悬挂的晾衣绳,减弱了一些坠楼的冲击力,落地后尚有一口气在。
 
方琦和包凯到阳台向下望一眼,包凯问怎么办,方琦头也不回地跑出门外,撂下一句“追活的”。坠楼的犯罪嫌疑人最终死亡,死者家属在公安局大闹一场,领导咬牙把舆论压下来,赔了一笔钱,暂停了方琦和包凯的执法资格。
 
两人回家等待处理结果。
 
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单位来电话通知方琦上交配枪,一把77式手枪和七发子弹。这枪陪伴方琦度过了从警生涯里最危险的几年。
 
方琦在领导们面前验枪,将子弹一颗颗卸出弹夹。像卸下一段段生死攸关的无眠之夜。
 
他鼓足勇气向关系比较好的一位领导提问:“还能留在刑警队吗?”
 
领导谨慎措辞:“这个时候让你留下,恐怕只会产生负面影响。”
 
这样的回答,在方琦听来等同于“你没用了”。想起三年前自己那句“除非队里认为我没用了,否则我不走”,方琦默默接受了结果。
 
两天后,处理结果下来。

方琦调至城郊派出所,包凯去了警犬基地。
 

 
在派出所,方琦负责两个社区,俗称“片儿警”。第一次上门调解纠纷,目睹夫妻二人为几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摔烂一地碗筷,自己却一句话插不上。方琦觉得人生前所未有的狼狈。
 
两年后,局里办了一起特大团伙盗窃案,涉案人数众多,进入诉讼阶段,有辩护律师提出有的犯罪嫌疑人年龄修改过,实际年龄在作案时为未成年,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去户籍地进行核实。局里抽不开人手,把任务分配到各个派出所,方琦的所里领到了一个。
 
方琦借口腰痛,不想去,掀起衣服露出贴在腰部的狗皮膏药给所长看。

所长说任务急,所里人手也少,方琦经验丰富,一人能当两人用,给他配了一名辅警、一辆喷成警漆的桑塔纳,便催着上路。
 
听说要去的地方民风彪悍,临行前所长把自己的配枪借给方琦,方琦有些激动,把枪别在腰间,“也是77式,不过弹夹里只有五颗子弹”。
 
行程有600多公里,方琦让辅警先开车,自己在副驾驶闭目养神。开了挺久,他被尿胀醒,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视线不好。

问辅警到哪儿了,辅警回答行程过半,方琦让辅警靠边停车,撒个尿,换他开。
 
瞌睡还没醒透,方琦迷糊下了车。皮带上有枪套,方琦松了半天没解开,索性抠下枪套拍在车顶。小解之后,方琦径直走向驾驶位,很久没开车有些不适应,起步油门踩重了,“轰”的一声,掩盖了枪从车顶落地的声音。
 
快到目的地时,方琦又想方便,一摸腰间,突然意识到少了件东西,再一回想,冷汗瞬间湿透脖颈,就近找了间旅社,告诉辅警任务有变,得找个地方打电话核实一下,让他先在房间休息,然后驾车原路返回。
 
“省道,有块自制的路牌,路牌上是个村庄的名字,具体不记得了,字是红漆刷上的。”
 
根据记忆,方琦找到刚才停车的地方,一线尚未干透的尿渍旁是弹开扣子的枪套,泥地上有枪口落地砸出的浅浅窝坑,枪却不见踪影。
 
即使在警队纪律并不十分严格的年代,丢枪也是件大事。方琦没敢跟当地公安机关联系,蹲在路边发呆,犹豫要不要跟自己的领导汇报。他觉得可笑,以为自己调离刑警队、在派出所处理鸡毛蒜皮的琐事便是人生谷底。
 
路不算宽,勉强容纳双向两车行驶,不断有车辆驶过,扬起冷冷风尘,将这个失意的中年警察夹裹其中,也让方琦渐渐平复情绪。
 
冷静下来后,开始观察丢枪现场。
 
这条路通车为主,前后数公里了无人烟,其他司机正巧在此处停车歇脚的可能性太小。路边是广袤稻田,田间有条与省道垂直的小路,小路半里长,尽头是个背靠大山的村落。
 
枪套旁有一组通往小路的规则脚印,可以看出那人体重较轻,步幅却很大,边缘有二次发力后扩张的痕迹,在其他杂乱的自然状态脚印中十分显眼,像留下脚印的人刻意为之。
 
目光投向路牌,“八马村”三个字出现在眼前。他决定枪的事暂不上报,先试着自己找。
 

 
方琦给旅社前台打电话,向辅警扯了句谎,说新增了一些工作需要核实,局里决定重新分派任务,可能要改道去别的城市,需要留在原地等待消息。辅警觉得反正都是出差,无所谓去哪儿。方琦又说趁着新任务没安排下来,想去附近县城会个旧友,要用车,晚两天回来。

住宿的钱他已经付过,其他开销先垫付,等回来再补上。辅警落得自在,没有多问。
 
脚印顺着小路往八马村方向延伸,方琦与脚印保持并排,试着模仿当事人的步态,很别扭。小路中段有棵古树,反常的脚印在此消失。
 
方琦绕着古树察看,找到一处新翻过的泥皮,徒手搓去表面微微隆起的新土,半截黝黑的铁器露了出来。方琦长舒一口气,挖出剩下半截,握在手里刚要庆幸,却发现手感不对。

抽出弹夹,果然空空如也。
 
雨又落下来,衣服湿哒哒地粘在皮肤上,方琦却感觉全身热血在沸腾,他总以为离开刑警队便意味着在平凡的岗位上蹉跎余生。“虽然当时并不清楚为什么会选择我,但直觉告诉我,八马村有问题,有人在把我往村子里引。”
 
距离八马村口还有百来米,方琦没有冒进,退回到车里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拆开套筒,检查枪支组件,枪油的味道在车厢里弥漫,其中还夹杂着另一种刺鼻的味道,“是膏药”。
 
方琦灵光一闪,他想到了包凯。

那个被自己拖累过的搭档,现在工作的地方正有能派上用场的资源——警犬。
 
“哥,这样不行,得跟局里汇报啊,枪已经找回来了,剩几颗子弹,问题不大的。”方琦打电话给包凯,说明原委,却遭到对方拒绝。
 
“纪律我都懂,就我这情况(被处理不到一年),即使只是子弹的事也别想有好。”方琦哀求的语气让包凯犹豫了,“帮老哥一把,已经离开刑警队了,老哥不想连这身皮都被扒了。”
 
当天夜里,包凯领着一条警犬赶到了。
 
包凯让方琦别高兴得太早,使用警犬首先需要可以提供气味的源头物,其次这件物品的气味要达到可侦查阈值,也就是达到一定浓度的挥发性。按照方琦丢失枪支地点的环境,恐怕人体自带的气味很难作为源头,另外枪支如果已经被带走到很远的地方,也无法识别。
 
方琦像在所长面前找借口推脱任务时一样,掀起衣服,指了指膏药,“枪当时就别在这里,捂了两个多小时,味道够浓吧?”
 
包凯撕下膏药,在警犬鼻子前抖擞,警犬发出轻声呜咽——训练警犬时,会有意培养它们以低鸣表示收到指令和发现目标,以免在执行搜索任务的过程中打草惊蛇。确认识别味源,包凯掏出小包零食,一边抚毛一边喂给警犬。到警犬基地工作的时间不长,包凯还没有与警犬形成足够的默契,需要先贿赂一下。
 
两个男人,一条狗,重新踏上小路,画着“Z”字,一路搜索着向八马村走去。
 

 
两人不敢贸然进村,牵着警犬在小路上来来回回嗅了几趟,没有新的发现。正在犹豫是否进村的当口,警犬突然高声吠起来。
 
那时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养狗的习惯。狗也认乡音,冷不丁冒出一句外地口音的狗叫,哪里肯放过这种隔空叫板的机会,爆发出此起彼伏的吼声,入夜的村庄渐渐苏醒。
 
方琦这才看见村口慢悠悠走出一人,警犬便是冲他而吠。走到近前,来人面目显现,是位长者,颠了颠肩头快要滑落的大衣。
 
“你们是什么人?有什么事?”长者慢条斯理发问,点起烟等待回答。村民三三两两来到村口,包凯恐会生乱,掏出证件表明身份,如实回答第一个问题,正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方琦抬手将他拦在身后,上前谎称出差路过,车趴了窝,附近人烟稀少,想在村里借宿一晚。
 
长者看过证件,又问是否有介绍信。

方琦递过去,长者似有眼疾,盯着右下角的单位公章看了半天,烟烧去半支,最终还是没有同意,说这年头坏人太多,防不胜防,若真是警察,自然应该向公安机关求助,村里与派出所关系较好,有台公用电话,打去说明情况,派出所会来车接。
 
“不能硬来。”

方琦心跳很快,不是害怕,是感觉不好,这种直觉在卧底岁月里无数次帮他活了下来。方琦笑着恭维村子防范意识强,长者谦虚摆手,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撕开幽幽夜色。
 
派出所是座危房,简陋得根本谈不上装潢。在职民警4人,管理十七个村落,地域跨度巨大。村民淘汰的农用三轮摩托是主力出警车辆,一辆三蹦子警用摩托是平时应付检查的门面。
 
方琦和包凯被冠以最高接待规格,安排在唯一不漏风的宿舍过夜。
 
包凯入睡很快,警犬栖在床边打鼾。
 
方琦睡不着,找值班民警聊天,交流中觉得对方不像有花花肠子的人,便坦承当天的遭遇,希望民警明天能帮忙领他们进村寻找子弹。
 
毕竟是同行,知道丢了子弹回去可够喝一壶的,那个民警当即答应了下来。
 
天亮后,包凯嚷嚷着要回去,一来警犬基地会清点数量,二来下了一夜的雨,什么味道都淡了,效果不好。方琦好说歹说只在村里转一圈,没有发现就认栽,包凯又一次心软。
 
所里提前给村子打过电话,没提子弹的事,只说外地发生一起命案,据犯罪嫌疑人交代逃亡期间有重要物证埋在村子附近,需要进村搜索。在派出所民警的介绍下,方琦知道昨晚对话的长者便是村长,这次倒是欣然同意了。
 
村长要做向导,方琦示意不用陪同:“杀人犯混着呢,嘴里没几句真话,但是说了我们就得查啊,所以进来看看,转一圈就走,回去能有个交代就行。”村长听话地离开了,方琦却察觉到身后始终有村民以看热闹的姿态尾随。
 
在一间储存粮食的地窖外,警犬忽然伏低两条前腿,呈蓄力姿态,原地小心翼翼的进行确认,最后趴坐在地,呼哧喘气。

包凯刨开警犬足尖处的泥块,半截黄铜色圆柱体直直插在浅土层里。
 
第一颗子弹出现。
                                                   

 
身后尾随的村民不知什么时候撤了。
 
方琦踢开地窖的门板,刚好够一个身子跳进去的宽度。窖底约有十多平米,昏暗无光,憋闷潮湿,扶墙挪步都几次险些滑倒。
 
闭上眼睛,翕动鼻翼,在逼仄的空间捕捉信息:骚、腥、臭,以及食物在胃里走了一遭反刍上来的酸,这些味道不会出现在存放粮食的地窖中。方琦打开手机电筒,环视地窖,猜出几分这位看不见的线人想要告诉他的真相。
 
包凯扒在窖口问需不需要警犬下去,方琦说不用了,下面味道太杂,下来也没用。用拴犬的绳子将方琦拉上来,包凯再不敢啰嗦回家的事,翻转子弹,露出底部血迹。

“新鲜血迹,是新的味源。”
 
地窖背后是大山,进山的路在村子另一头,此处却出现了十多组凌乱的足迹,有步幅巨大的奔跑脚印,有双足并列的跳跃脚印,重叠在倒伏的杂草碎叶上,向大山深处延伸。
 
方琦冲包凯挑了挑眼皮,包凯心领神会,两人牵着警犬进山了。
 
才行数百米,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子弹相继出现,与之前的枪和子弹不同,弹壳上没有血迹,也没有埋进土里,而是随意扔在地上。方琦知道,线人没有时间从容地留下线索了。
 
山里温度骤降,地形险峻,雨水冲刷草地,野生动物的排泄物稀释流淌,人类社会罕见的清新与腐糜涌入空气。警犬在半径十米左右的范围内嗅了很久,疲惫的涎水从舌尖滴落。
 
“哥,干扰太多,警犬识别不了。”包凯牵回警犬,喂了一口食物。
 
方琦拍拍包凯的肩:“难为兄弟了,回去再谢。现在还得帮我个忙,你先出村,别去派出所,直接到县局刑警队,找他们领导。”
 
“那你呢?”
 
“我再找找,说不定还有线索。”
 
“我说的是丢枪的事。”
 
“实话实说。”
 
包凯带警犬离开,方琦倚着樟子松抽烟,潮湿的空气浸入受伤的左肩,夹烟的手在抖。
 
“山里,大雨,跟1995年那次真挺像的。”
 
前夜跟派出所民警聊天时,方琦得知山中有个小型护林站,在山的西北角,归另一个村管辖。雨天路滑,十多个人连拉带拽肯定走不远,更不敢出山,方琦决定去那碰碰运气。
 
徒步一个多小时到护林站,一名护林员正要收拾东西离开。方琦留了个心眼,称家里亲戚游山玩水迷了路,现在失去联络,想打听打听山里有没有可以安身的地方。护林员口音很重,除了脏话,方琦只大概听懂有个可以避雨的山洞,但他要回家,没时间带路。门上贴了一张预防山火的海报地图,方琦撕下来,说不用带路,标出位置就行。护林员半天没找见笔,用指头在图上戳了几下,示意就在这儿。
 

 
远远看见洞口,约一人半高,被齐腰的竹栅栏挡住,黑黝黝的,看不清洞内情况。方琦躲在树后,将之前找到的枪和四颗子弹上膛。
 
观察片刻,没有人进出,方琦举平枪口从侧面绕到洞口,贴在边缘听动静,只有风钻进去又打个圏出来的呼啸声。
 
把栅栏轻轻放倒,滑步进入山洞。光线斜斜射进来,还能照亮一部分洞内的地面,等身体完全越过,明暗的瞬间切换让方琦的眼睛短暂失明。迎面扬起一股杀意十足的风,方琦本能地蜷缩双臂保护头部,头部护住了,手里的枪却被打飞,撞到洞壁上擦出火花后不见踪影。方琦借势向侧方鱼跃,那股充满杀意的风紧随其后跟来,来不及躲避,小腿被一根木棍打中。瘸着腿向洞内跑了几步,方琦心里憋屈得很,是人是鬼还没看清就白白挨了两记闷棍。
 
方琦在深处,袭击者在洞口,尽管仍然看不清袭击者的相貌,但从剪影可以看出对方是两个人,每人手里端着长棍。剪影谨慎靠向近前,没有时间给方琦犹豫,边退边在地上摸索,想找个称手的武器,结果只捡起一段树枝。
 
心想,好歹算个家伙什儿,能挡一下算一下。
 
一名袭击者听见树枝断裂的动静,便循声朝方琦挥了过来,方琦撑起树枝隔挡,岂料树枝已枯,酥酥脆脆的,轻易被劈成两半。

棍子仍有余力,落在方琦左肩,说不出的折磨。方琦咬紧后槽牙,右手抓住来不及收回的棍子,想要夺棍。另一名袭击者见两人胶着,连忙劈向方琦,方琦夺棍不成,就势抓住棍子近端摆至额前,棍子远端还在对手手里握着,恰好合力形成一道屏障,挡住了第二次攻击。巨大的撞击反而让没有做好准备的第一个袭击者卸了力,棍子被方琦夺过来。
 
反击开始。丢了棍的袭击者躲到另一名袭击者身后,两人四脚纠缠在一起,进退间乱了方寸,气势上逐渐被方琦压制,最后弃棍而逃。
 
方琦掏出打火机照明,找到枪后冲出洞外,袭击者早已不知去向。他实在追不动了,回到洞里瘫在地上大口喘气,慢慢适应洞里的黑暗,才发现山洞的主洞旁边还有一个副洞,而此时副洞里,正躺着三个衣衫褴褛的女孩。
 
方琦挨个试探鼻息,生命体征都在,但身体极度虚弱。方琦在洞里找了些枯枝,垒成塔,生火为她们取暖。
 
火光点亮洞穴,女孩们约摸十三四岁,裸露的皮肤几乎没有血色,腹部和背心布满条形伤疤,大腿最粗的地方也不过碗口大小。方琦忽然想起自己两岁多的女儿,心里一阵抽痛。
 
他希望包凯可以快点带人找到这里。
 

 
三个女孩身上都没有第五颗子弹,这是方琦最不愿看到的结果。通过女孩们的笔录,方琦把整个事件中没有想通的部分补上了:
 
八马村是拐卖妇女儿童团伙的中转站,被拐者以未成年女孩为主,卖给偏远山区的光棍当老婆或卖去境外从事性交易是她们的结局。

村里有三个关押女孩的地窖,女孩们被圈养在那里,等待合适的买家出现。
 
八马村现有五个被拐女孩,四个关在地窖里,一个名叫“哑女”的姑娘住在村长家。哑女其实不哑,只是唇腭裂,出生即被父母遗弃,没有名字,又不爱说话,大家便叫她哑女。
 
因为外表有缺陷,卖不出好价钱,哑女在人贩子手里倒过好几手了,是五个女孩里来八马村时间最长的一个。
 
哑女最初也是被关在地窖里,五个女孩每天都要挨打,哑女常对其他四个女孩说受够了被人卖来卖去,要想办法逃出村子。
 
某天村长来地窖送饭,哑女告诉村长,愿意嫁给村长的小儿子(智障),村长将信将疑带她离开了地窖。直到他在窗口亲眼目睹哑女跟傻儿子圆了房,渐渐放松了对哑女的监视。
 
哑女逃出八马村那天,在通往省道的小路上远远看见道边停着一辆警车,车旁有个男人在撒尿。哑女朝警车跑去,警车却一溜烟开走了。哑女又拦了几辆车,没人搭理她,失望之际看见地上有把枪,猜测是刚才撒尿的警察丢的。
 
哑女突然不想跑了,她想回到八马村,把其他四个女孩救出来。
 
她在以前的人贩子口中听过,枪和子弹是警察的命,一定会回来找的。带枪回村不好藏,于是摘了枪套扔在尿边,又把枪埋在小路中段的古树下。哑女担心警察找到枪就不进村了,便取出方便藏匿的子弹随身携带。她在地窖口埋了一颗子弹,剩下四颗兜在内裤里。
 
夜里警察果然来到村口,却被村长赶走了。
 
有人跟村长说,白天看见哑女哇啦啦追着警车跑,村长就把哑女重新关进了地窖。地窖里,哑女告诉其他四个女孩,让她们放心,“我把警察引来了,我们都会得救的”。
 
次日,村长接到派出所电话说昨晚的警察还要来,安排了村民带五个女孩转移。
 
三个女孩因为平时缺少营养,在山里无法长时间行走,被带至山洞躲藏,而哑女和另一个情况较好的女孩继续转移。
 
方琦追问是否知道哑女和另一个女孩被转移到何处,三个女孩摇摇头。巨大的失落感袭来,哑女没有骗她们,她们的确获救了;哑女又骗了她们,她们没有全部得救,那个原本可以离开却没有选择独自逃走、不断给警察提供线索的女孩,仍然留在黑暗无边的世界。
 
当地公安请来画像师,根据三名获救女孩的描述,勾勒出哑女及其他涉案人员的样貌。

方琦复印了一张哑女的,作为证人配合当地公安完成取证工作后,回到本地等待单位对他擅离职守和丢枪事件的处理。
 
临行前,方琦去医院看望三名获救女孩,女孩们告诉方琦,她们与哑女分开时,哑女仍在安慰她们:“别怕,我在沿途扔了子弹,我自己还留了一颗在身上,我们都会得救的。”
 

后 记

 
局里没有追究方琦的责任,反而要给他表彰,方琦拒绝了。他说,“这份荣誉是一个女孩牺牲自己换来的,我却没有找到她,我不配。”刑警队的领导问方琦是否愿意调回来,方琦笑笑:“不麻烦了,在哪儿当警察都能发光发热。
 
在派出所各项工作,方琦做得有声有色,尤其擅长调解邻里纠纷,说说笑笑便能熄灭双方的火气,从此人送外号“方太油烟机”。
 
工作不忙的时候,方琦多了两个习惯,喜欢浏览各地公安的打拐动态,喜欢在全国未知名尸体库里看死尸,时不时拿出那张画像比对。新晋的民警笑他口味重,他跟着乐呵不回嘴。
 
在往后的岁月,方琦既期待着第五颗子弹的出现,又害怕第五颗子弹出现。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张强,刑警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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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25 10:47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退休的警察父亲,成了我的抓捕对象

 张强 全民故事计划  2021-05-21
我组织了千万遍的语言最终只变成一句“不帮忙就算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不希望‘儿子抓老子’这种狗血剧情发生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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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75个故事—



前 言

张强是一名刑警。


自23岁入行,已经从警10年。这些年,他办过的案子有大有小,接触的犯罪嫌疑人形形色色,凝望深渊的时候,也要不时回望。


在张强侦破的众多案件中,有一类人游走在警匪之间,向警方提供情报。那就是线人。


不同于刑警在明处,线人往往是在暗处行动,甚至是在深渊的最底部与犯罪分子纠缠。他们大多有犯罪前科,却心存一丝善良,很难被社会公平接受,又不想被黑夜重新吞没。


所以,他决定将这些人的故事记录下来。


这是《我就是线人》系列故事的第5篇。


 
2016年,我从传统意义上的刑侦岗位调离,成为城区分局新组建的以打击经济领域刑事犯罪为主的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简称“经侦大队”)民警。
 
几天之后,同为警察的父亲在县局大院含泪卸下警衔,穿了三十多年的制服被斜套上一条底色红艳、字体镶金的“光荣退休”绶带。

我站在参加退休仪式的人群中,一遍遍回想父子“同场竞技”的七年时光。
 
我一度以为父亲对警察这份职业没有多少感情,因为他曾极力阻挠我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
 
父亲对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学生时代不逼迫我成绩必须名列前茅,毕业之时也没想过要我干出一番丰功伟绩,只希望我简单普通、平安顺遂地过完这一生。而我与父亲的期望截然相反,我喜欢充满新鲜感、刺激感的生活,喜欢不断出现的挑战,喜欢成为话题中心和视线焦点。我人生的许多性格和选择,都难以获得父亲的认可。
 
其中最令他反感的,是我的“警察梦”。
 
父亲的职业生涯辗转于县城和乡镇的各个派出所,也参与过不少大案要案,偶尔还能上个报纸和电视。虽然父亲从不对我提起工作,但我总能从他同事那里听到很多精彩的故事。

越是看到父亲风光的模样,越是激发我对当警察的渴望;可父亲工作的年头越长,三教九流、生离死别接触得越多,就越不想我继承他的衣钵,不希望我经历突如其来的危险,不希望我未来的家庭充斥着不期而至的出警电话。
 
大学毕业以后,我依父亲所愿,去外地中学做了一年体育老师,实在忍受不了日复一日在操场边吃灰、被主课老师随意换课、重复毫无新意的教学内容。此时正好碰上全省大招警,共计招录一万名警察,接近一半的岗位不限专业,给了我这个“体育生”实现“警察梦”的机会。

于是我瞒着父亲,偷偷报了名。
 
顺利通过笔试,面临政审,需要直系亲属的政治表现材料,这时瞒不下去了。在整个家族的轮番说服下,父亲交出了他的政审材料,但他自那天起便很少与我交流,更不用提笑脸。
 
入职初期,正逢刑侦大队改革,从划片区受理案件的责任区中队改为根据犯罪类型受理案件的专业中队(重案、两抢、入室盗窃、两车盗窃、有组织犯罪和技术中队等)急需扩充人手,所以局里决定新入警员全部进入刑侦大队工作。

同批入警的同事听说我父亲也是警察,无比羡慕地表示工作上我肯定比他们入门更快,仕途上也会步伐更大。可事实却是,父亲除了在工作上泼我冷水,并没有给过我任何帮助。

有时碰到不懂的地方向父亲求教,他的回应冰冷强硬,“我23岁的时候可没有一个当警察的爹来教我怎么做事,跟你同批入警的同事也没有一个当警察的爹来教他们怎么做事。”
 
在我执行了几次因莽撞和缺少经验而差点丧命的任务之后,父亲意识到此事已经尘埃落定,拒绝给予帮助只会将我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此后的日子,父亲仍会时常埋怨我的工作选择,但唠叨结束便假装不经意地聊起一些他的工作经验,而这些恰巧都能为我当时工作上的困境指点迷津。几年之后,我偶然听大队领导们说起,父亲私下没少找他们打听我在单位的工作和生活。
 
结束退休仪式。

父亲在回程的路上对我说:“以后工作你自己多动脑筋,现在是真的没有当警察的爹了。”
 


经侦虽然同属刑事侦查打击范畴,但跟传统刑侦的内容有着极大的区别,涉及货币、资本、证券、税务等更广阔、更复杂的领域。对于一名侦查员来说,扩充法律知识的储备只是时间和精力问题,侦查思维的改变才是最受困扰的部分。
 
与传统刑侦相比,经侦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犯罪现场,或者换句话说,犯罪现场可见的东西,不具备直接定罪的能力。传统刑事案件的现场,一滴血、一枚指纹、一块精斑、一颗烟头、一包毒品,都能提供明确的侦查方向,并成为法庭上最有分量的定罪证据;经济犯罪罪行的暴露,大多滞后严重,即便能控制住违法活动进行时的现场,一台电脑、一份名单、一本账目、一笔流水、一纸合同,表象并不是非法的,需要通过梳理上述材料让潜于其中的犯罪行为浮出水面。
 
面对从派出所汇总上来的经侦线索,我仿佛又回到了第一天进入刑侦的状态:不知如何下手。
 
领导了解到我的想法,安慰说不用焦虑,当下全国经侦口子鲜有专业人才,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的起点虽然低,但差距也小,况且刑侦成绩单还不错,用心钻,进步会很快。
 
有经侦经验的同事挑了一条线索给我,让我从简单的案子上手。
 
案子确实不复杂,是近期一伙人在市区向中老年群体兜售一款主打螺旋藻养生的保健品。去现场听过几轮推广会之后,我大致掌握了他们的经营模式,决定从非法经营和传销两个方面尝试开展工作。
 
非法经营很快被排除了。根据刑法定义,非法经营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该团伙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没有打着“具有医疗作用”的宣传旗号,经营的是无需国家专项许可的保健产品,且经过检验产品中不含有毒害和过期成分。
 
定价方面,只是略高于市面上的同类型产品,但给予购买者几项优惠条件。介绍五名新用户且购买不低于五单产品,退还货款,免费享用已购买的产品;介绍十名新用户且购买不低于十单产品,免费享用已购产品的同时,可另外领取返点;介绍三十名以上新用户或成交三十单者,除享有前述权利,还能晋升区域经理,每月可领取至少千元的推广津贴。
 
上述模式已经完全符合传销行为的认定条件: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或纯资本运作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
 
传销案的立案标准是至少满足三个层级30人,如果打算办,除了要抓住作为上线的组织者,还必须同时带回他们发展的数量足够多的下线。按照这伙人的日程安排,下一场推广会不久之后将在市区某酒店举办,规模远超之前几次,参会人员的层级构成必定会更加丰富,局里同意推广会举办过程中收网。
 
会场布置在平时用来举办酒席的大厅,现场超过500人。舞台上摆了十多个主位,而平时在本市活动的骨干成员只有六人,说明参会人员中有平时不太出现的层级较高的骨干。侦查员分为两个小组,人数较多的一组负责尽可能多地控制住台下的参与者。我被编入人数较少的一组,任务是盯紧台上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走。
 
我一边佯装听讲,一边慢慢往前排调换座位,向舞台靠近。从第三排往第二排调座时,我淡定地拍了拍前面人的肩膀,却在他回头的瞬间惊讶地叫出了声。
 
“爸?”
 


父亲扫视一圈会场,大致明白我要做什么,直接起身往外走。由于出任务前制定的方案是听指令统一行动,行动前为避免炸锅,对于台下走动的人不做强制处理,因此父亲的离场没有受到特别照顾。
 
两天后,带回单位的200多号人仍然没有厘清关系,局里请来特警的兄弟帮忙看人,给办案民警放半天假调整调整,留在队里补个觉。我没困意,换了便装直接回家。
 
“三十多年老警察了,你也信那个?”我开门见山指责父亲。
 
“这跟我当不当警察有什么关系,人老了不就图个健康,我有糖尿病你又不是不知道,产品介绍上写着可以控血糖,就想着试试,吃了几副感觉还行,没什么不良反应。”父亲辩解道。
 
我继续炮轰:“有同事认出你了,一个退休警察,从抓捕现场灰溜溜地逃跑了,丢人不?简直在拿我的前途开玩笑。”
 
父亲一听这话就炸毛了:“前途重要,还是你爹的命重要?”兴许是气急上火,血压和血糖上升,父亲端起茶缸咕咚咕咚喝下几大口凉水,语气也跟着冷下来,“再说了,我本来就反对你当警察,是你自己非要当的,有没有前途关我屁事。”
 
吵架的时候翻起旧账来就会没完没了,我不想回到刚入警时僵持的父子关系中,于是主动退了一步,“打住,以后你愿意怎么吃就怎么吃,我不管了。我只管一件事,目前已经核实,坐在前面的都是发展了不少下线的人,给我个准话,你现在拉了多少人进来?”
 
父亲平日节俭,家中物件基本用到实在无法修好才行;夏天穿的老头背心还是2003年公安局表彰抗击非典的纪念衫,三年前我闲着没事数过一回,大大小小19个洞;医生根据他的体检情况推荐使用60多块一盒的格列美脲控制血糖,他偏要选择25块一盒的二甲双胍。眼下只要拉进五个人下单,就可以免去几千块的保健品费用,再多还能倒赚钱,我估计他会打这个算盘。
 
“拉个屁,一个都没有。”父亲正视我,同时加快了作答语速。
 
“那你凭什么坐前排?”我也跟着提速。
 
“耳朵不好,坐后面听不清,跟别人换的座位。”
 
“下线没有,上线总该有吧?”
 
“也没有,我在街上看到他们宣传得热闹,主动要买的。”
 
“不可能。积累了足够的下线是有返利的,他们一定会把你挂在某个人的名下。你把钱交给了谁?”
 
“不记得了。”
 
“转账记录给我看。”
 
“现金支付。”
 
回家前,我罗列了一份关于传销组织如何运作的提问清单,希望父亲能配合我捋顺。经过单位的两天审讯,我发现这个传销组织虽然经营模式简单,但采取了复杂的发展下线模式。
 
法律规定的“三层30人”,不是随便抓三个层级、30个人就可以构成的,必须是处在一条线上、互有上下线关系的三个层级和30人。这伙人为了规避刑事打击,建立了一套“按城市划片组织,但上线与下线不能处在同一座城市”的管理方法,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任何一地的警方采取行动,都不能满足“单条线上三层30人”的立案条件。在没有发现他们使用网络智能的前提下,这是一项庞大且繁琐的工作,一定有某种规律,也一定有更重要的成员尚未落网。
 
可把办案的那套东西用在不配合的家人身上,感觉其实很糟,父亲曾经应该深有体会。我败下阵来,沉默地看着他,组织了千万遍的语言最终只变成一句“不帮忙就算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不希望‘儿子抓老子’这种狗血剧情发生在我身上。”
 


“三层30人”的标准最终还是没有达到,但经过检察院提前介入,通过现场200多份笔录材料的指认,以“组织传销活动”为由勉强刑事拘留了坐在舞台上的五个人。背后高层没有落网,身份未知,他们收到风声后纷纷解散了外市的组织和参与人员,前期摸排中发展会员较多的参与者也没能找到足够的下线来佐证。
 
半年后开庭,刑拘的五人中一人因情节轻微,免于起诉。剩下四人最短的只获刑6个月,判完就去办释放手续了。最长的也不过11个月,因为刑期不足一年,甚至不用转去监狱,留在看守所服完剩余刑期。该抓的人没有全部抓住,该摸清的犯罪手段没有摸清;没能让保健品购买者意识到传销的危害,反过来还被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指责公安“乱抓送健康的好人”。一个案子办完,除了年底统计破案数的时候为我加上一个尴尬的“1”,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大队长虽然没有当面责怪过我,但他向局里领导坦诚,“案子办得不漂亮”。
 
好在父亲那边似乎听了我的话,老老实实遵医嘱吃药,没再关注保健品市场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偶尔提起一句“保健品案有没有新的进展”,被我用“少管闲事”打断。
 
一年后,经侦走起当年刑侦打造专业中队的路子,组建金融、税务、商贸和情报四个探组,我在金融,其中一项工作内容是跟银行对接业务。银行会定期送来一些动态异常的账号,让我帮忙核查;我也会从未办结的案子里筛选一些的涉案账号,送去银行实施临控。大多数的临控都是走个过场,可以作为证明多部门合作预防犯罪的宣传卖点,毕竟没有哪个嫌疑人会笨到使用已经被警方掌握的账号进行交易。
 
某天银行突然电话告知我,有个一年没动静的账户近期新增了多笔交易,且每笔交易金额为固定值,属于比较反常的资金往来。我翻了翻档案,竟然是保健品传销案中被判了11个月的嫌疑人曾经使用过的账户。从时间上算,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应该于两个月前刑满释放。
 
在对公窗口等待办理业务的时候,有种“柳暗花明”的兴奋感在滋生。这个账号的详细流水印证了我的预感,短短50天里转出、转入记录超过1000条,平均每天接近20条,不符合普通人的使用规律。并且几乎每一笔钱都是3800元或3800元的整倍数,而传销案中一个疗程保健品的单价正好就是3800元。
 
通过排序挑选出转账次数最多的几个交易对手的账号,进一步调取身份信息,我仿佛坠入冰封的湖底,喘不到气:一个多达17条转入记录、总金额79800元(21单)的交易对手账号,开户人姓名是我父亲。
 
这一次我没惊动父亲,绞尽脑汁琢磨了一周,设想过各种可能。
 
比如,会不会是父亲骗了我,他其实发展了不少下线,这一年来偷偷跟背后高层保持联系;或者这个传销团伙得知了父亲与我的关系,借用这种方式笼络他,最终达到捆绑我的目的;又或者父亲遇到了困难,需要一笔钱,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赚钱。
 
不管哪种理由,我都无法接受,因为父亲曾经也是警察,不该是这种觉悟。
 
详细流水中的其他交易对手账号都在外地,说明时隔一年,传销团伙又开始活跃起来,但这一次他们放弃了我所在城市,转战其他市场。
 
我跟外地经侦取得联系,将案情通报给他们,建议他们排查是否有场所举办保健品的推广会,却没能引起对方重视。
 
一筹莫展之时,父亲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在家待着闷,想出去旅旅游。我问他带不带妈去,他说不带,妈要留在家里帮我照顾孩子。
 
我又问去哪儿,去多久,他回答我,“看心情。”
 


我从系统查到父亲购买了次日开往邻市的火车票,掐着时间差不多了又查到他入住酒店的信息。我之所以没有跟过去,一方面是还相信父亲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另一方面在电脑上查他就足够让我感到羞耻,更不用提跟踪了。
 
给父亲打电话问他在哪,他编了一个沿海城市。我说视频吧,他说赶路累了,准备早点睡。
 
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刻意反侦查,他账户上的进账,都是他在柜台存入的。也就是说,他在下线那里只收现金,这样我就查不到他的下线信息,而他汇走款项的账户持有者——那个被判11个月的成员——并不是他的上线。
 
半个月内,父亲去了四个城市,期间回来一次,稍作歇脚又出门了。我又过了一遍他的账户,新增三条3800元的转账记录,总计24单。按照这个传销组织之前的奖惩制度,父亲现在快要晋升区域经理了,而他发展的这些下线又分别发展了多少下线是个未知数,倘若那些下线也如他一般勤奋,仅仅他这条线上就有可能是个巨大的数字。根据追诉标准,单条线上超过120人足以构成情节恶劣,这让我有些坐不住了。
 
我跟单位请了年假,带上传销案的卷宗,按照父亲出行的先后顺序前往他去过的城市和住过的酒店,得知他入住的时间段里,酒店同时举办过保健品的推广活动。
 
追到第四个城市,在酒店遇见几名穿制服的同行正跟前台沟通。我凑过去听了一会儿,得知是当地经侦接到了我的协查电话,后知后觉认识到有必要认真对待,于是把任务下派到派出所,几天前了开始排查。
 
酒店前台向民警解释,确实承接过一场保健品的推广会,不过一天之前临时取消了。我插嘴表明身份,并把随身携带的证件和法律文书拿给派出所民警看,告诉他们我就是打协查电话的那个外地经侦民警。派出所民警质疑我怎么一个人出来查案,我借口线索太多,和同事分头跑,他们没起疑心。
 
在派出所民警的协调下,前台帮我查了父亲的入住情况,他还没有办退房手续。我上楼敲门,却没有回应。调看走廊监控,父亲于前一天下午外出,没带行李,之后一直没有返回。
 
推广会是前一天取消的,而父亲外出彻夜未归。
 
我赶紧拨打父亲电话,一个没有感情的女声告诉我,关机。我背脊发凉,猜想会不会是当地警方展开排查的行为刺激了传销组织,他们终于撕破脸,控制住儿子是主办民警的父亲,以此渡过困境。
 
不能把时间花在胡思乱想上,当务之急是找到父亲的落脚点。
 
酒店大门外的监控拍到父亲是乘坐出租车离开的,但看不清车牌。顺着行车轨迹往前找,隔两个十字路口的高清摄像头拍到了出租车的牌照,之后经过的路段有摄像头维修,轨迹断了。我找来司机,给他看父亲照片,司机说很少回头看乘客长相,但记得在这家酒店门口拉过一个乘客,不过每天乘客太多,想不起来在哪儿下车的。
 
父亲不会使用手机支付,我提醒司机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使用现金支付的60岁左右的老头。司机一拍脑门,还真有,30块打车费硬是用一毛面额的硬币凑齐了其中的两块。这个乘客一走,司机就去路边小店把20个硬币换成了两个一块的,所以记得地址。
 
父亲下车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的马路边,四周没有像样的酒店,我朝四个方向跑了一阵,没找到线索。
 
我蹲下来靠着一柱消防栓大口喘气,开始感到后悔,应该在父亲撒谎外出旅游的时候戳穿他、制止他,不该玩什么“暗中调查”。
 
就在喘气声快要变成呜咽,口袋里的电话响了,居然是父亲打来的。

“你打我电话了?”父亲问得云淡风轻。
 
“你在哪儿?为什么关机?”
 
“在酒店啊,刚给手机充上电。”
 


我赶回到酒店,进门看到父亲的行李箱内摞满了分门别类夹好的材料,出行用具反而不多。他从其中抽走一张对折了好几次的大纸,“还差挺多事没完成的,既然来了,就给你说说吧。”
 
退休后,父亲感到失落,睡眠质量不好,导致那段时间血糖的控制情况不理想。散步时碰上保健品搞活动,宣称有降低血糖的功能,就买了几盒。吃完觉得没效果,心疼钱,就打算去推广会现场要求退钱。换到前排坐,是为了能第一时间堵住负责人,结果碰上了儿子的单位在办案。他觉得挺丢人的,悄悄溜了。但有一点他说的实话,那时候他确实没有上线和下线。
 
案子开庭审完,父亲听说我因为这起案子办得不好,情绪低落,所以想帮我一把。跟他同期买保健品的老伙计告诉他,这伙人其实没撤,风头过去又开张了,只不过放弃了本地市场。
 
父亲从以前的同事那里打听到获刑11个月那人的释放日期,在看守所外把他截下,原本是想给那人点好处,让他帮忙牵个线。
 
谁知那人根本没死心,早就计划好出来接着干。
 
不过被我那起失败的案子一闹,这伙人汲取了教训,在宣传方面做了些修改。高层只组织发展下线超过二十人或成交超过二十单的人见面,各地的推广由这些发展下线达到一定数量的人自行负责,这样既能保证与高层接触的人都是实际参与者,又能转嫁法律风险和责任。
 
为了融进圈子,父亲借来以前部队战友的身份,自己掏钱购买了超过 20单的产品。为了能够不断参加传销组织举办的会议,他又陆续加购了几单。我一边听父亲说,一边翻看他行李箱内的材料。
 
那是这个传销组织高层和发展下线人数较多的成员信息,我问他是如何查出来的,他卖关子,“好歹我也是警察,比你当的时间还长。”
 
父亲摊开手中那张大纸,铺在床上。那是用几张A3纸拼凑而成的大纸,连接处用透明胶在正反两面整齐粘好,接着又在透明胶上覆了一层可供书写的涂改纸,这样就可以将几张纸上的内容连贯起来。
 
纸上是一幅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图,从中心向外扩展,密密麻麻,但线路清晰,右下角有对各种箭头的注解。不少线条的指向仍有留白,父亲解释说,还没确定的上下线关系就没往上写。
 
类似的图,我在之后几年的工作中制作过多次,常常出错,需要极度的耐心和缜密的逻辑。各地经侦为了解决这种耗时耗力、容易出错却又不可缺少的办案难题,研发了不少智能建模的分析软件。而父亲画的图,涉及各市七个层级、60多名主要成员和300多名下线,无一纰漏,为我们经侦捣毁这个横跨五省的传销团伙提供了巨大帮助。
 
那天我收起父亲的图,不记得有没有跟他道谢,但我记得我抱了抱他。
 
父亲为了凑够下线数量而垫付的购买保健品的费用,他居然一反抠门常态,从未提过,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心疼的。局里还没解决这笔费用之前,我把钱补给了他,骗说是单位报销的,按照“线人(特情)费”走的账。他叫我少扯淡,“公安局的保险柜有多紧我比你清楚多了”。
 
末了又补上一句,“真要有,就留给你吧。”
 
局里有想法给父亲颁个荣誉,毕竟退休的警察父亲给现役的警察儿子当线人,是个难得的宣传素材,但是被他婉拒了。在单位食堂跟局领导坐一桌吃饭时聊及此事,领导告诉我当时父亲是如何婉拒的。父亲说,天下所有当老子的,一生都在给儿子当线人,为他们的长大成熟、安家立业提供线索和指引方向,本职工作,不值一提。


作者张强,人民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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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11 05:2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姐姐被人强奸后,我要为她复仇

 张强 全民故事计划  2021-06-11
罗宏盯着陈尔的脸,每年过他手的吸毒人员少说100人,这双眼睛,不像撒谎。


13.png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81个故事—


前 言


张强是一名刑警。

自23岁入行,已经从警10年。这些年,他办过的案子有大有小,接触的犯罪嫌疑人形形色色,凝望深渊的时候,也要不时回望。

在张强侦破的众多案件中,有一类人游走在警匪之间,向警方提供情报。那就是线人。

不同于刑警在明处,线人往往是在暗处行动,甚至是在深渊的最底部与犯罪分子纠缠。他们大多有犯罪前科,却心存一丝善良,很难被社会公平接受,又不想被黑夜重新吞没。

所以,他决定将这些人的故事记录下来。

这是《我就是线人》系列故事的第6篇。

 
局里单身汉聚在一起聊感情经历,28岁的禁毒大队民警罗宏总喜欢凑上前宣称自己交往过二十多任女友,惹得一众光棍纷纷讨教。有人问罗宏,看姑娘一般第一眼先看哪里,罗宏说,眼睛。
 
听者笑他装,罗宏悻悻撇嘴:“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人身上的器官就属眼睛的结构最美。再说了,只有眼神不会撒谎。”
 
罗宏是不是真的谈过那么多女朋友不得而知,但六年禁毒工作确实让他对“眼睛”颇有研究。在戒毒所排队等候办理入所手续时,罗宏常一边观察其他单位送来的吸毒人员,一边给他的搭档现场教学。
 
“这个,眼白浑浊,目光呆滞,瞳孔针尖样缩小,畏光且伴有流泪,是中枢神经系统长期受到先兴奋后抑制的影响所致,一看就是海洛因玩多了。”
 
“那个,充血严重,轻度结膜炎,眼神躲避,闪现惊恐状,易躁易怒,已经开始不耐烦了,只是迫于身边警察的压力不敢发作,与大麻急性中毒相符。”
 
在新世纪初,小地方公安局各项办公经费都捉襟见肘,罗宏凭借一手“识眼辨毒”的本事,指导各个单位精准验尿,为局里省下了不少尿检板费用。
 
不过罗宏也有他的烦恼,参加工作年头已经不短了,眼见同批入警的兄弟有的提拔升迁,有的立功受奖,而自己却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成绩,心里有些着急。
 
罗宏的师父也姓罗,50多岁,禁毒业务能手,以看人见长。几年前为了撬开毒贩的嘴,刑讯逼供,打聋了嫌疑人的左耳,官职被撸,从此撂挑子不干了,有一天没一天地混日子。罗宏入警的时候,队里开迎新大会,安排老民警带徒弟,原本没有老罗的指标,罗宏点名要跟抱着保温杯坐在角落的老罗学习。
 
后来有人问原因,罗宏说一打眼就感觉老罗是个有真本事的人。
 
老罗见他想办大案心切,传授经验道:“毒案急不得,需要经营,想从单案取得突破难度很大。送吸毒人员进戒毒所只是禁毒工作的起点,可以在他们之中发展适合当‘钩子’的人选,先把‘单案’扩成‘串’,再让‘串’聚向另一头的‘单’,一条毒链就出来了。”
 
2007年国庆前夕,局里组织全市娱乐场所整顿,治安大队人手不够,来禁毒大队借人,抽中了罗宏,把他编入一家新开张嗨吧的清查小组。
 
出发前,局领导反复叮嘱,大厅和包厢一笔带过就行,找角落,找暗格,找地下室。罗宏记在心里,领着两个人从后门进入,果然在负二层的洗涤间发现一扇新换了配锁的不锈钢门,破开是通往地下停车场的走廊,跨过去有一道与墙色相同的隐形门,隐隐传出厚重的律动。
 
罗宏领了一队人冲进去,五十多平米的舞池中央,二十多个半裸的男男女女正随着聒噪的电子鼓点摇头晃脑。罗宏摸黑找了半天才把音乐关掉,甩着警棍命令所有人绕墙排开,抱头蹲好,其他组员由两头向中间逐一进行登记和尿检。
 
一名齐肩短发的女子似乎还没从刚才的音乐节奏里跳脱出来,保持蹲姿的同时身体仍在上下起伏,嘴里哼唱着听不懂的歌词。罗宏爆了句粗口,上前摁住她的肩膀,女子机械地转头看了一眼,又若无其事地转回去,继续摇摆。
 
罗宏没办法像女子一样淡定,他发现女子瞳孔异常放大,眼球转速缓慢,面对外界突如其来的接触,感知迟钝,是冰毒中度中毒症状。冰毒因为价格高昂,获取渠道窄,当时极少出现在这座小城,而女子的表现显然已经吸食很长一段时间。
 
盘点结束,尿检合格的人被治安大队领走,没过关的按照吸食毒品的种类分成三堆,冰毒那堆只有女子一人。按照以往惯例,年轻民警自觉领走人数多的那部分,难度不大,但工作量大;经验丰富的老民警负责人数少的,深挖一下,寻求突破。
 
罗宏鼓足勇气,向带队负责人提出要刚才的那个女人。
 
老罗看出罗宏的小心思,帮他在酷爱足球的带队负责人耳边吹风:“上周比赛你说的,谁造的点球谁来罚,不能食言。”
 
得到领导授权,罗宏底气十足,朝女子勾了勾食指:“你,跟我走。”
 
 
回到队里,女子的毒劲正在起势,哈欠连天,口水和清鼻涕淌到胸口,形成一块反光的水渍。罗宏将她锁在审讯椅上,给她时间散毒,随手翻了翻她的单肩包。
 
包里东西不多,除去一套廉价的化妆品,还有一张身份证、一张照片和一小包透明晶体。罗宏在手中掂了掂,估测不会超过两克。
 
身份证上的名字叫陈尔,几天前刚满二十岁,云南人。录进公安内部系统筛了一遍,身份属实,没有前科,家庭成员还有母亲,一年前开始出现在本市的活动轨迹。
 
那张照片比较古怪,不是个人照,也不是全家福,而是两只田间的孔雀,羽翼盈润,一只趴在地上,另一只振翅欲飞。
 
罗宏给陈尔的户籍派出所去电,接电话的是个辅警。
 
罗宏报出地址,辅警表示村子位置很偏,他又是新来的,没听过这户人家,要等第二天驻村民警上班了再打听。
 
挂断电话,罗宏再看一眼陈尔,她双眼紧闭,呼吸稍稍匀称,但上身仍在筛糠。“毒散得差不多了”,罗宏打开空调,拿来两个一次性纸杯,分别接了小半杯热水,塞进陈尔双手的手心。
 
又过去十分钟,陈尔终于睁开眼,看见手里尚有余温的纸杯,表情似哭似笑,虚弱地道了一声谢谢。
 
“谢就免了,说说货从哪来的吧。”
 
罗宏收走纸杯,往里加了一些热水,重新推回陈尔面前。
 
见陈尔半天不吱声,罗宏猛地捶了一拳桌子,“不说也行,送戒毒所,转劳动教养,至少两年,你自己掂量。”
 
那时强制隔离戒毒和吸毒成瘾认定的法律规范尚未出台,对吸毒人员的处置方式相对模糊,自由裁定权大。另一方面,吸毒人员宁愿在自由世界等待尽情行乐后的生命终结,也不愿在高墙内换取百般折磨后的身心健康。
 
罗宏试图以此扼住她的七寸,迫使陈尔跟警方合作;但又不是单纯地吓唬她,队里确实每年都有劳动教养指标需要完成。少关一个人和失去自由相比,警察赌得起。
 
在审讯室外等候多时的老罗听见罗宏进入主题了,心领神会地开门,做派十足地粗声问:“小罗,你的人撂了吗?”
 
罗宏闪身出来,毕恭毕敬站在老罗面前,压低声音汇报工作。
 
审讯室的门闩坏了关不上,留着条缝,里外可以互相看见。
 
交谈片刻,罗宏忽然正襟危立,朝同事并腿磕了一下脚后跟,提高音量喊:“是!”然后神秘兮兮地坐回陈尔面前:“没办法,本来我觉得你一个姑娘家,送去劳教有点于心不忍。可你也看到了,我刚跟领导请示过,领导认为冰毒在本市刚出现,要是不能扼杀在萌芽状态,等泛滥了,就不好管控了。如果你提供不了有用的线索戴罪立功,两年苦头肯定是要吃的。”
 
陈尔闻言,姿态看不出变化,但罗宏注意到她手里的纸杯捏扁了一点。他借着仰头喝水的动作暗笑,应该有戏。
 
“两年?还能更长一点吗?”这个回应完全出乎罗宏的预料。
 
“你什么意思!”
 
“警察哥哥,我只是好奇,仅凭吸毒就可以关两年吗?”
 
“对啊,嫌短,你可以试试贩毒。”
 
“警察哥哥,你误会我了,我就随口问问。我当然愿意配合,两年大牢可太难熬了。你们需要我怎么做?”
 
“卖你冰毒的人,是谁?”罗宏扬了扬刚从陈尔包里搜出来的冰毒,“怎么联系?”
 
“夜场朋友给的,那人我不认识,卖家也不认识,但只要放我出去,我肯定把卖家给你落地(查实身份和地址)。”
 
罗宏盯着陈尔的脸,每年过他手的吸毒人员少说100人,这双眼睛,不像撒谎。不过为了帮助陈尔更好地跟警方合作,不能当晚把她放走。罗宏还是按照规定,将她送进拘留所。
 
治安拘留五日,以免毒圈里的人起疑。
 
拘留所在远郊,车子驶出市区,四下愈发黑暗,最后连路灯都难觅一盏。陈尔双手背铐,头顶在副驾驶的椅背上,侧过头看窗外,一路沉默不语。罗宏问,包里那张孔雀的照片有什么讲究。陈尔转过脸说,网上看到的,觉得美,就洗出来随身带着。
 
 
五天一到,罗宏早早等在拘留所外。
 
他跟管号民警打过招呼,安排陈尔走后门出来。罗宏给陈尔留了联系电话,又给了1000块钱,临别嘱咐她:“消息要靠谱”。
 
陈尔果然争气,一周不到就约了罗宏见面。
 
她递给罗宏一张年轻男子的照片:“我的货就是他手上出的,名字不知道,但照片背面有地址,他最近都住在那儿,而且近期出货频繁,几乎每天都有,你们去楼下守,保管有收获。”
 
第一次合作,为了稳妥起见,当天夜里罗宏没组织抓人,只是带了一个搭档去陈尔提供的地址楼下蹲坑。
 
事实证明,陈尔没有撒谎,午夜一过,年轻男子就鬼鬼祟祟地出了小区,一晚上跑了两家酒吧和两家KTV,都是停留几分钟就走。
 
第二天夜里,罗宏攒够了人,分成几组,尾随年轻男子。他们前脚刚交易完,罗宏就把买家挨个儿拷拿下,最后在小区门口将返回的年轻男子摁住。
 
等审完,罗宏傻眼了。
 
几个人吸毒不假,年轻男子给他们送货也不假,可真的是“送”,不收费的“送”。年轻男子是某位市领导的儿子,数年吸毒史,后来去一线城市工作,这次带了十多克冰毒回来休年假,又跟以前的毒友取得联系,慷概相赠。所有口供都有证据印证,最关键的是,经过鉴定,陈尔包内冰毒的纯度和年轻男子持有的纯度差别很大。
 
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将年轻男子送进看守所,天已大亮。各种不解,让罗宏没有丝毫困意。他喊来陈尔,问她几个意思。
 
陈尔嬉皮笑脸道:“你们这地方玩冰毒的不多,卖货的马仔我倒是知道一个,但背后老板是什么背景就不清楚了。万一来头不小,我不确定你们是否会坚持查下去,所以先点个公子哥,试试水。”
 
罗宏恨不得给她一巴掌:“你别蹬鼻子上脸。”
 
“警察哥哥别生气,”陈尔语带轻佻,向罗宏掏了根烟,“给我半年时间,我保证还你条大鱼。”
 
之后几个月,陈尔很少跟罗宏联系,赶上禁毒专项行动,会圏几处玩海洛因的人常去的窝点,帮他完成打击处理任务。
 
期间,陈尔因吸毒被别的分局派出所抓过,罗宏还得出具各种证明把她捞出来。眼瞅着陈尔自己承诺的期限将至,还能撞见她在副食店附近徘徊,用跟踪锡纸购买者这种低效的方法套线索。
 
那两年,“大数据”的概念刚刚兴起,市局准备先建立本地数据库,要求各单位在日常工作中“应采尽采”。所有违法犯罪人员的手机通讯录作为最重要的数据,不仅要采集,还要试点进行比对,为系统今后的正常运转打好基础。工作间隙,罗宏试着往数据比对系统里输入陈尔的电话号码,竟然在众多嫖娼案男性当事人的手机通讯录里比中。
 
与他们逐一取得联系,对方的回应高度相似,均对陈尔印象极其深刻,“姿势多,声音大,技术到位。另外,喜欢邀请男性边做边溜冰。”
 
其中一位中学老师,误认为警察找他是打算翻旧账,没等罗宏提问,主动喊出要检举立功。揪出来本市的冰毒最早贩卖者——“猪脸”。
 
罗宏第二次把陈尔铐在审讯椅上:“放你出去,是让你做皮肉生意的?”
 
陈尔轻声哭泣,但不说话。
 
罗宏接着吼:“我现在分不清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上回你说认识一个卖货的马仔,现在又有人向我反映你是从‘猪脸’手上拿的货。马仔也好,‘猪脸’也罢,线索拿来,是不是大鱼无所谓,后面我自己查,不用你了。”感到气没撒够,罗宏又补充:“信息要是真的,我再放你一马。还骗我的话,新账旧账一起算。”
 
“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快要有背后老板的消息了。”陈尔乞求。
 
“少废话。冰毒在本市的普及程度有限,所以马仔也是有限的,下线和上线都只能通过有限的马仔往本市供货,抓一个回来,总能审出点东西,不指望你了。”罗宏拿来纸和笔,拍在陈尔面前。
 
陈尔忽然停止哭泣:“你刚才说,下线和上线都只能通过有限的马仔往这里供货?”
 
罗宏不耐烦应了一声,催促陈尔写下了马仔的住处和经常活动的地点。
 
 
次日凌晨,马仔就到案了,坦承查获的100多克冰毒和200多粒麻古为他所有,并主动交代了上家的情况。
 
罗宏问他有没有一个外号叫“猪脸”的上家,马仔眨眨眼,说没有叫“猪脸”的上家,倒是有个常在他手上买毒的下线叫“猪脸”。
 
罗宏一时有些懵,贩毒的“猪脸”为何变成了吸毒的“猪脸”。
 
陈尔就关在与马仔相隔两间的审讯室里,罗宏两个房间来回审,两人都坚称没撒谎。
 
难道外号重了?
 
罗宏问陈尔:“你见过贩毒的猪脸,是吗?”
 
陈尔笃定点头:“不仅见过,还睡过,睡过两次。”
 
罗宏又问:“记得清他的长相吗?”
 
陈尔:“记得清楚。”
 
既然如此,抓回来辨认就行。
 
从马仔的通话记录里导出“猪脸”的号码,罗宏把陈尔和马仔分别送进拘留所和看守所,接着又去批了技侦手续。定位显示号码位置在邻市,于是带队前往,耗了两天,把“猪脸”抓住了。
 
同事带着“猪脸”先回大队,罗宏则马不停蹄地赶去拘留所给陈尔办理外提手续。从拘留所出来,坐在后排的陈尔问去做什么,副驾驶正闭目养神的罗宏强打起精神警告她,一会儿辨认,看准看清楚,别再出什么幺蛾子。刚想继续眯会儿,罗宏又不放心似地回过头,“你还是先跟我描述一下猪脸长什么样吧。”
 
“眯眯眼,塌鼻梁,一脸横肉,粉刺很多,差不多就这些吧。”
 
陈尔说完便靠向椅背,罗宏又问了几句,她只答不记得了。
 
辨认前,陈尔肚子疼,罗宏找了个女警带她去解手,正好趁此机会把辨认前的准备工作安排一下。
 
那时候,局里还没有建成具有单向玻璃、嫌疑人编号、身高标尺等功能的正规辨认室,只能通过现场拍摄的照片进行辨认。
 
陈尔上完厕所,对着照片看了半天,认不出谁是“猪脸”。罗宏提醒她回忆一下“猪脸”还有没有别的显著特点,还真想起来一来。
 
“我记得他背上有颗痣。”
 
“背上有痣的人多得去了,什么位置?多大?”
 
陈尔低头犹豫了一会儿:“你让我当面看看,我肯定能认出来。”
 
没有更好的办法,罗宏只得在这个办法的基础上琢磨保证辨认人安全的措施。他给所有辨认对象戴上不透光的眼罩,铐住双手由同事一对一牵引走进房间,背对大门,脱掉上衣,一字排开。
 
再让陈尔上前进行近距离辨认。
 
陈尔踱了几个来回,仔细检查了全部辨认对象的后背,停在了一个胖子身后,那人正是罗宏从邻市抓回来的“猪脸”。
 
罗宏正要宣布结束辨认,突然发现陈尔手中不知何时捏着一块厕所墙面脱落的陶瓷碎片。她用尽全力跃起,将瓷片尖端朝下,利用自身和下落的力量,狠狠朝“猪脸”的颈部扎去。
 
现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到了,好在负责牵引“猪脸”的同事反应迅速,扽了一把手铐,“猪脸”就势一偏,上身朝旁边挪了半寸,瓷片最终扎在了他的肩上,应声倒下,发出一阵惨叫。
 
陈尔见没扎中要害,扬起手还要扎第二下,晃过神的罗宏和众人即刻冲上去将她抱住,带离了辨认室。
 
事情至此,罗宏因工作失职被暂停了执法资格。
 
同事接手了案子,查实“猪脸”虽长期吸毒,但没有反映他贩卖毒品的证据,依规最高只能治安拘留十五日。
 
“猪脸”的父亲是邻市知名企业家,对儿子在公安局内遇袭一事暴跳如雷,不接受任何道歉,必须让当事人和当事民警受到处罚。
 
最终,陈尔因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起诉,罗宏经党委会商定,调离禁毒大队,去警务装备科报道。
 
同事提审陈尔时,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陈尔对刺伤“猪脸”的原因闭口不谈,至于罗宏,她想说的也不多,“最初只想靠自己,没打算连累其他人。替我转告罗警官,把他当成棋子,是我对不起他。”
 
原本奔着立功受奖去的,最后吃了处分,调了岗位,罗宏心有不甘。他找师父老罗诉苦,老罗安慰他还年轻,以后还有调回一线岗位的机会,但切记同一个坑不能掉进去两次。再找线人,要记得查清底细。
 
罗宏醍醐灌顶,一拍大腿,决定去趟陈尔的云南老家。
 
 
陈尔的个人物品一直无人领取,锁在罗宏的储物柜里。这趟云南之行,正好捎带脚把它们还给陈尔的家人。
 
驶入乡道,罗宏下车问了四次路,才找到陈尔家所在的村子,的确偏僻,但景色宜人。一名老妇坐在院子中央对着太阳发呆,走近才发现她的一只眼球是灰蒙蒙的。
 
老妇是陈尔的母亲,听不懂普通话,罗宏又听不懂方言,俩人哇啦哇啦一阵比划,都没明白对方的意思。
 
罗宏一件一件摆出陈尔的个人物品,直到那张两只孔雀的照片出现,老妇顿时安静下来,捧在手心啜泣,再问就什么也不说了。
 
罗宏去邻居家打听,邻居摆手不愿多谈,“既然你是警察,去趟派出所就都明白了。”
 
在派出所,罗宏见到了驻村民警。
 
如果当时自己更负责一点,本该半年多前就应该联络上的。驻村民警听完陈尔的近况,回档案室拿出一叠案卷,封皮写着“尹玉自杀事件调查报告”,关于陈尔的谜题,也随着罗宏翻阅的手缓缓揭晓。
 
尹玉是陈尔的姐姐,二人相隔五岁。
 
三年前的秋天,刚升入县中学高三的陈尔接到母亲打到学校传达室的电话,说常年在外打工的尹玉回来了,周末抽空回家见见。
 
隔天,她又接到电话,母亲告诉她,尹玉上吊自杀了。没人知道尹玉自杀的原因,完成火化、下葬和销户,姐姐就此从陈尔的生命里消失。
 
高考前夕,家里收到了一份包裹,是从尹玉打工的城市(即罗宏工作的城市)寄来的,内附一张字条,是与尹玉同住的舍友写的。
 
留言解释“要搬家了,联系不上,只好把你的行李寄回去”。
 
对方大概还不知道尹玉已经死亡,辗转近千公里,行李变成遗物。
 
陈尔在尹玉的遗物中找到一本日记,写的是她离开家乡后在娱乐场所陪客的灯红酒绿和偶尔闯入生命的少女怀春,不过尹玉多次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只陪酒,不卖身。”
 
这个底线,后来却被一个人打破了。
 
最后一篇日记,写在尹玉突然回家的一周之前,详细记录她被一个客人灌醉后强行带走,客人将她拘禁在酒店房间内两天两夜,多次实施强奸,整个过程可以从日记描述中梳理出几个重点。
 
关于身份,曾听客人随行同伴叫他“猪脸”,爸爸是个大老板。
 
关于外貌,眯眯眼,塌鼻梁,一脸横肉,粉刺很多。
 
背部靠近腋下位置有颗胎痣。
 
陈尔拿着这本日记到派出所报案,但事情已经过去快一年,当事人自杀身亡,并且除了日记,尹玉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性证据,甚至日记里还写明她离开酒店时收下了“猪脸”塞给她的一万块钱。
 
当地派出所维持了自杀的调查结论。
 
至此,罗宏终于彻底明白陈尔的计划,她做的一切,是为给姐姐报仇,她以身犯险,试图找到拥有独特性癖好的“猪脸”。
 
碰上了他这个急于立功的警察,陈尔编造谎言,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飞蛾扑火般自行找人,另一方面借助警方的力量找人。
 
罗宏还有两个疑惑,驻村民警向他作了说明。
 
第一个疑惑,是关于孔雀照片。
 
姐俩的父亲以前是养殖孔雀的,后来养殖厂毁于一场泥石流,父亲一病不起,很快去世,只留下两只孔雀陪伴她们。
 
尹玉自杀后,母亲哭瞎了一只眼,孔雀也不知去向,陈尔这才意识到连一张跟姐姐的合照都没有,只有这张早前去村里采风的摄影师抓拍的孔雀照片,所以一直随身携带。
 
第二个疑惑是关于姐妹不同姓的(罗宏看了底档,父亲姓尹,母亲既不姓尹,也不姓陈)。妹妹陈尔并不是尹家血缘关系上的女儿和妹妹,她出生即被遗弃在河边,是尹父将她捡回家收养的。她的襁褓上绣有“陈尔”的名字,尹父决定不改了,万一有天别人后悔了来找。
 
驻村民警补充道:“妹妹聪明,姐姐读书差点意思。尹爸爸死后,家里只能供得起一个娃读书,亲生的尹玉把机会留给了陈尔,选择出去打工。尹妈妈哭瞎一只眼,不是尹玉自杀之后,而是陈尔看完姐姐的日记,放弃高考离家出走之后。”
 
 
罗宏从云南回来,自费为陈尔聘请了辩护律师,并成为本地第一个出庭为线人作证的民警。
 
“猪脸”只是皮外伤,陈尔最终被判刑七个月,宣判后不久获得释放。
 
而“猪脸”吸毒一案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办案民警在采集“猪脸”手机信息时,意外恢复了近百条视频,是“猪脸”与不同女性发生性关系时拍下的录像,其中记录了殴打女性、强迫女性吸毒、以变态方式满足性欲等细节。
 
虽然其中并没有找到受害者尹玉受虐视频,但其他受害女性全部找到,涉及两省三地。“猪脸”十五日治安拘留期满当日,来自三个城市的民警等在拘留所门外,手持涉嫌强奸罪的刑事拘留法律手续。
 
办理“猪脸”强奸案期间,又发现其非法垄断邻市酒店布草洗涤行业和小额信贷暴力催收的犯罪证据,两地公安因此成立了打击以“猪脸”为首的涉黑组织的专案组。
 
另外,“猪脸”的知名企业家父亲自放出“必须让当事人和当事民警受到处罚”的狠话后,生意每况愈下,很快便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当地公安立案,卷入多起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
 
陈尔出看守所时,“猪脸”尚未宣判。
 
她跟罗宏告别,不等了,回家去,两人互留联系方式。
 
“猪脸”一审获刑无期,罗宏给陈尔打电话,没接,他发信息过去,“姐姐的仇报了”,陈尔没回。
 
终审维持原判,罗宏又打过去,还是没人接,此后两人彻底断了联系。
 
五年后的夏天,罗宏开车去云南出差,地点离陈尔家不远,决定顺道去探望。陈尔家的院子空落落的,罗宏去邻居家打听消息。
 
邻居告诉他,陈尔回家戒毒两年,控制得不错,之后去福建那边高中同学开的服装厂打工,比较稳定,没多久就把母亲接了过去。逢年过节她们会回来去姐姐尹玉的坟上烧香,最近一次回来是不久前的清明。
 
村子有私山,过世的村民遵循土法埋在山上。
 
罗宏问清尹玉的坟址,到村里白事店买了香纸去祭拜。尹玉的坟冢在半山腰一处平地,几口风于此交汇,常有原地打转的风漩。
 
下山的时候,罗宏顾虑风疾草枯,暗火难熄,刻意放慢脚步,走一段便回头看一眼,直到再也看不见。
 
他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陈尔时,她随身携带的那张两只孔雀的照片照片,想起小时候学过的一首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作者张强,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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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26 03:4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怀孕之后,她离开了赌徒丈夫

 张强 全民故事计划  2021-07-26
失去左手的第三个月,林霖主动找到我,同意与警方合作。确切地说,是同意跟警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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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87个故事—

前 言


张强是一名刑警。

自23岁入行,已经从警10年。这些年,他办过的案子有大有小,接触的犯罪嫌疑人形形色色,凝望深渊的时候,也要不时回望。

在张强侦破的众多案件中,有一类人游走在警匪之间,向警方提供情报。那就是线人。

不同于刑警在明处,线人往往是在暗处行动,甚至是在深渊的最底部与犯罪分子纠缠。他们大多有犯罪前科,却心存一丝善良,很难被社会公平接受,又不想被黑夜重新吞没。

这是《我就是线人》第7篇。


 
林霖的残疾不是天生的。
 
19岁以扒手身份“出道”,两次入狱,累计服刑十七个月,第三次失手时,被受害人和巡逻警围追堵截,情急之下混入在各大城市流动演出的马戏团驻地,藏进装道具的卡车厢躲过了一劫。
 
后来,他被前来检查设备的马戏团灯光师撞个正着。
 
灯光师外号“老谷”,四十七岁,离异。儿子被白血病折磨多年,半年前去世,殁年21岁。老谷第一眼看见林霖就哭了,这个双亲皆亡、居无定所、长期营养不良的年轻人面无血色,稚气的脸因害怕更显苍白,与儿子离世前的模样有几分相似。老谷没有报警,收留了林霖,当父子处。为了帮林霖走上正路,老谷决定教他一门手艺。
 
年轻时,老谷是马戏团的魔术师,擅长扑克戏法,手法快,变幻多,洗牌洗得出神入化,是团里的台柱子之一。林霖天赋不错,又勤学肯练,不到一年便学成出师,打杂之余还能偶尔上台做个暖场演出。
 
随着社会发展,流动马戏团渐渐没了市场,待遇越来越差。林霖跟团走南闯北,见了不少花花世界,决定另谋职业。临走前老谷怕他心性不定,交代“找个正经营生,千万别走歪路。”
 
老谷的担心不是多余,林霖辞职前就想好去一个可以通过手艺快速累积财富的地方——赌场。
 
离开马戏团,林霖直奔中缅边境,在腾冲猴桥镇将攒下的16000元交给当地蛇头,跟着蛇头走了一天山路,非法离境。
 
缅甸法律不允许开设赌场,赌场都开在反政府军控制的几个特区。
 
这些地区势力割据,鱼龙混杂,没有熟人介绍根本进不去正规赌场工作,于是林霖盯上了黑赌场。
 
黑赌场与正规赌场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是黑赌场的庄家不仅组织赌徒对赌,从中收取“抽水”,还会安插擅长千术的托儿加入赌局,赢得赌资。林霖身无分文,没有资格真正坐在赌桌上,他的工作就是依靠“千术”帮庄家赢钱,然后得到分红。
 
除了工作,林霖还在当地收获了爱情,与缅甸姑娘桑帛相恋。
 
桑帛在果敢地区一家正规的赌场做发牌荷官,她的父亲早年嗜赌成瘾,欠下大笔债务,因无法偿,还被债主长期囚禁在地牢里,暴毙而亡。桑帛的母亲随后改嫁,债主仍然不肯放过,点火烧屋,绑架她新任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孩子,终于在军警上门催收时,趁其不备夺过腰间手枪,饮弹自尽。此后,债主换了一种柔和的讨债方式,安排桑帛进入赌场工作,每月收入留下基本生活开销,剩余部分用来偿还债务。
 
桑帛向林霖许愿,还清债务的那天,希望两个人可以离开赌场,过普通人的生活。四年过去,两人不仅偿清债务,还攒下一笔钱。林霖没有食言,不顾黑赌场老板反对,毅然带桑帛离开缅甸,回到国内结婚。
 

 
彼时,国内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旧楼旧地大面积拆除和征用,因此诞生了许多手握巨款的拆迁户,也因此在中小城市的郊区和农村出现了许多野赌场。
 
这些赌场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在选址上花样百出,有的伪装成红白喜事现场,有的设在绕城行驶的大型客车内,有的搭在四面环水的景区群岛上。另外还在布防方面大做文章,比如专车接送、出入口设卡、不定时派人带走赌资等。越来越多的外市、外省赌客慕名前来。
 
见惯了钱来得快的场面,再想按部就班、踏实挣死工资过日子就不容易了,这是赌徒面临的困境,深陷者常有,林霖就是其中之一 。
 
回国后,林霖和桑帛经营一家小超市,桑帛负责看店,林霖负责进货。攒了点钱,两人又盘下一间店面,把超市规模扩大,生意日益红火。不过采购过程中,林霖认识了一些小老板,被他们带进野赌场玩了几把,靠出千发了一笔小财,这让林霖动起了别的心思。
 
缅甸太乱,刀枪随处可见,出千手段高明的人也多,不敢胡来。国内不一样,治安较好,参赌人员赌得很单纯,没人能看出破绽,林霖似乎发现一条快速致富的道路。
 
桑帛很快察觉到林霖的异样,跟踪追到赌博的场所外,报警捅了赌窝。林霖从拘留所出来,桑帛对他放话,如果再犯,会永远地离开他。
 
这一天没有等太久,林霖托赌友约场大局,计划“干一票大的”就收手。用林霖的话说,“拿下这场,至少未来十年不用为钱的事发愁”。
 
赌局很快攒好,来者不详,但林霖不在乎,有钱就行。
 
赌场设在长江上的一艘中型游艇内,安保严密。起初林霖不敢出千,凭手气玩,输了不少,不得不放手一搏。对手不是善茬,很快发现了问题,带来的两名保镖身材魁梧,没给解释的机会,将林霖拖进了客舱。一名保镖先在他右脚后跟划上一刀,林霖痛得双手抱住小腿在地上打滚,另一名保镖紧接着抡起一根金属质地的棒球棍,连续重击林霖左大臂,客舱内可以清晰听见骨头碎裂的声音。
 
保镖打累了,锁上舱门离开。舱外响起发动机的轰鸣,暗无天日的逼仄空间里,林霖不知道会驶向何方。
 
一周后,林霖被人扔在医院门口。
 
由于粉碎性骨折的肱骨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组织严重坏死,只能截肢。林霖联系不上桑帛,但住院当天,有人往医院账户存入一笔钱供林霖治疗。那人来病房看过林霖一眼,自称盘下了林霖的超市,转让费的大部分被桑帛用于赎出林霖,剩下的,委托他帮忙存进医院账户。
 
那人走前留下一句话,“桑帛说她怀孕了,但她不会再见你。”
 

 
除了上肢伤,林霖的脚筋几乎被挑断,虽不致残,但运动功能受到不可逆的损伤。鉴于伤口异常,医院方面选择了报警。
 
我问林霖伤从何来,林霖闭口不答。
 
院方建议先把手术做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手术结束几天后,林霖开始出现“幻肢痛”。
 
“幻肢痛”,又称肢幻觉痛,是指肢体缺失后,主观感觉已经截除的肢体依然存在,并兼有剧烈疼痛。林霖在缅甸工作时,经常听赌徒提起这个词,没想到有一天会真真切切地在自己的身体上呈现。
 
左手不能动,大臂被纱布包裹,药水在末端印出黄渍,肘关节以下的手指、手背、手心、小臂都不在了,但又感觉好像还在。
 
疼痛会顺着不存在的皮肤蔓延。
 
幻肢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桑帛彻底消失了。
 
林霖先在国内打听了一阵,伤势稍微好转又动身去了一趟缅甸,在桑帛曾经工作的赌场、父母的墓地、母亲第二任丈夫的住处寻找,没有任何关于桑帛的消息。
 
掸邦高原的热带季风吹过来,湿糯糯的,轻薄的衣服吸在皮肤上,竟有压垮人的重量。林霖蹲在果敢老街的路边喘气,政府军和反政府军前几天在这里发生枪战,地面尚有冲刷过的血迹。
 
平时繁华的赌场和洗浴房也都暂时关闭了,一切都冷冷清清的。
 
失去左手的第三个月,林霖主动找到我,同意与警方合作。确切地说,是同意跟警方交易:林霖给我关于野赌场的线索,我帮林霖查找桑帛的下落。至于砍伤林霖的那伙人,林霖表示暂时不打算追究。
 
为了清理野赌场,其他同事也发展了不少线人。这些线人基本都是嗜赌之人,经常干些两头通吃的勾当,既当警方线人,提供野赌场线索,又暗地里勾结野赌场的管家,通风报信,赚取好处费。野赌场管家收到消息,会立即转移场子里大部分资金和主要人员,留下一些不痛不痒的参赌人员,算是给警方一个交代,大不了换个地方再开。
 
我给林霖开出条件:“你可以以参赌人员的身份进入赌场,别玩太大,赢了算你的,输了公家出,最重要的是得想办法搞清经营模式和赌资去向。”
 
林霖在赌场混迹多年,对赌徒行事作风和警方侦查手段轻车熟路,直截了当:“桑帛是因为我赌博才离开的,即使是为了协助警方办案,我也不会再赌。线索我自有办法,这事急不得,给我一点时间。没有线索的日子希望你们多费费心,帮我找找桑帛,我不要钱,只要这个。”
 
我问林霖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林霖思索片刻,提出需要一辆残疾人手驾,“代步用”。
 

 
林霖跑线索的那段时间,我着手查找桑帛的去向。
 
桑帛是自行离开,不符合立案条件,无法采取技侦措施。
 
另外,桑帛没有中国身份,林霖当初计划为桑帛在国内谋份工作,再想办法申请逗留时间更长的Z字签证(工作签证)或D字签证(永久居留),所以只办理了有效期两年的Q1签证(家庭团聚)
 
这张签证已经到期。我在全国出入境系统里没有查到桑帛的重新申领信息和离境信息,说明桑帛有可能在国内非法居留。
 
有个主业跑黑车的线人告诉我,林霖住院那段时间,有司机接了一趟连夜跑长途的私活,客户是个大肚子女人,中文不好,偶尔哭哭啼啼。原本目的地是贵州兴义,半道改变主意要去昆明,不还价,现金支付,金额远超市场行情,司机回来在群里吹了好几天牛。
 
如此看来,桑帛也有偷越国境进入缅甸的可能。
 
不久之后,我借着到云南办案的机会,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与缅甸驻昆明总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希望总领事馆能够为我们提供便利,搜集更详细的在华、在滇的缅甸人员信息。
 
工作人员给我的回复是:“如果有与桑帛条件相符的缅甸籍女性前来求助,且该女性在中国境内有违法犯罪行为,总领事馆可以将此事通报给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其他方面恕难配合”。
 
陆续有线索汇集过来,真正有用的却很少,寻找桑帛的工作止步不前,我却在这个过程中意外得知林霖被砍的真相。
 
林霖在缅甸赌场工作时使用出千手段让不少赌徒家破人亡,虽是受黑赌场老板的指使,但因此惹怒了赌徒的家人,其中包括越南人阮涛。
 
阮涛常年在世界各国经商,身价不菲,其弟阮魁英因染上毒瘾被阮涛留在越南国内的广宁省戒毒,没过多久从戒毒中心出逃,绕了大半个圏,越境来到广西防城港,辗转经过云南保山,再出境进入缅甸。
 
阮魁英在缅甸的黑赌场被林霖出千套住,输掉了一大笔钱。
 
黑赌场老板找人摸了底细,知道阮魁英有个有钱的哥哥,于是将他关进暗房逼其筹钱。阮魁英最初不从,被打手揍得扛不住了才联系阮涛。
 
等阮涛把钱送到,阮魁英的一手一脚已经残废。
 
黑赌场老板背景复杂,是块难啃的骨头,阮涛计划先拿林霖开刀。
 
那场被林霖认为“赢了就能十年不愁”的赌局,从头到尾都是阮涛挖的坑,攒局的人、陪玩的人均得到丰厚报酬,引林霖往里跳。
 
我约林霖在我车里见面,把掌握的情况告诉了他。
 
林霖对桑帛仍然行踪不明感到失落,对阮涛等人谋划索命赌局一事却没有表现出我预计的震惊,“这些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才知道,林霖对此早就知情,住院期间已经收到阮涛的警告,“不准报警,否则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在桑帛身上。”
 
林霖解释,这也是他为什么着急要找到桑帛的原因之一。
 

 
阮涛伤人的案子,我想跟林霖多呛几句,他摆了摆仅剩的一只手,“聊正事。”
 
林霖探我口风问局里什么打算,我说领导给的建议是“各个击破”。林霖坐在副驾位置,闭眼嗦着劣质香烟等我继续说,却没等到下文。
 
“没了?”
 
“没了。”
 
林霖弹飞烟头,露出一副“兄弟难为你了”的苦笑。
 
见我公文包里有一沓笔录纸,他抽了一张铺在大腿上边画边说:
 
“情况摸了八九成。野赌场很多,玩什么的都有。玩得大的赌场幕后老板其实是同一个人,台湾籍,具体身份还没搞清。他不在本地,赌场由众多马仔管理。马仔各有分工,有去周边县市揽客的,有看场的,有在场子里‘放篓’(放高利贷)的,有负责后勤的,林林总总一大堆,这些人很多连老板是谁都不知道,用处不大。每个场子一定会有全面负责的‘管家’,‘管家’大多是幕后老板的同乡,平时也基本不在场子里,只有收‘抽水’的时候才会去。这些‘管家’都是人精,‘各个击破’?你得击到哪天去?”
 
林霖画的是本地山区的地形简图,左手袖子总是轻飘飘落在运笔线路上,画几笔就要甩一下,“幕后老板跟‘管家’单线联系,抓到‘管家’才能挖出老板。虽然这些赌场隶属同一个老板,但吃的不是大锅饭,哪个场子生意好,负责的‘管家’赚得就多,生意差的就赚得少,能拉到什么实力的赌客来自己场子里玩,全凭各自本事。人气旺的七、八个场子我标出来了,都是流动的,打几枪就换个地方,有时还会两两合营,隔些日子又分开。标出来的只是目前地址。”
 
他停顿了一下,“准备动手前,我再提供准确位置。”
 
本地山区是全国著名的景点,但实际开发的部分有限,还有很多山脉处于无人状态,圈出的区域分散在无人管理的半山腰上,最远相距三十多公里,同时行动需要调用大量警力,没有十足把握和具体计划,上级不会批准。林霖说,这不用担心,方案肯定有,但需要点耐心。
 
我让他详细说说,林霖接二连三地抽烟,不接话。
 
我黑下脸:“跟警察拽味儿(装腔作势),不好吧?”
 
“你看你看,这就很没有耐心嘛。”半包烟下去,林霖拿起图纸比划他的想法:最重要的是得想办法逼‘管家’露面。
 
第一,多准备人手,几个点必须同时扑;第二,抓山下守路和报信的要花心思,成功进场以后只冲钱,不冲人;第三,北边那座山上两个最大的场子暂时不动,留着有用。
 
方案没头没尾,我理解不了这样操作的意图,林霖再次示意我别心急,继续解释:北山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阴面不属于本市,本地公安没有管辖权。况且所有赌场同时被查封,唯独这两家没事,更会给他们带来强烈的安全感。加上公安表现出以查缴赌资为主、对工作人员和赌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些“幸运”逃走的‘管家’观望一段时间就会闲不住。他们不会浪费手头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固定赌客,在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新场地的情况下,只有跟这三家赌场的合作,共享赌客。到那时,同一个场子充斥着多批赌客、多名管家,账目很乱。开赌场的人图的就是钱,管家到场的频率会变多。
 
我将林霖的建议形成材料上报,领导认为值得一试。
 
即使失败,至少能达到清理本市野赌场的基本目标。
 

 
野赌场的营业时间是零点至清晨,夜晚过了饭点,赌客们会收到消息去市区指定地点等候专车,专车接完人会在城郊转上个把小时,心急的赌客甚至直接在车上摆开场子。等天黑透,在山脚和山路上监视的人传来“准备就绪”的暗语,载满赌客的中巴才分批次向山区挺进。
 
林霖特地强调,在山脚和山路上监视的人大多是住在山脚的村民,称为“暗哨”,赌场管家花钱收买他们,并给他们配发收讯效果很好的对讲装备。这些村民因为住在附近,不仅可以在不营业的白天监视是否有可疑情况,还可以在赌场开始营业后随时汇报山下的动态,如果发现有陌生车辆、可疑人员活动,会立刻通知赌场。
 
“必须等赌客进场再动手,从山下到山上一路都有暗哨,暗哨必须扑得干脆,不然场子里的人就跑没了,漫山遍野,根本没法儿找。”
 
统一行动的前一天,林霖把赌场和暗哨的准确位置交给了我。
 
上级考虑到线人的安全,建议林霖不要参与统一行动。
 
为了确保任务不出差错,林霖约我提前去山脚踩点。
 
时节已入冬,即使是白天,山脚温度也逼近零度,林霖坐在车里脸色逐渐难看,虚弱地说了一句“冷”,我随口问道“哪里冷”。
 
“左手冷。”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边开车边伸手到后排抓了件警服扔给他。
 
林霖叹口气,“没用。”
 
我这才意识到,林霖根本没有左手。
 
第二天午后,几支特警小队根据踩点信息,伪装成游客潜入山区,在暗哨附近找掩体躲避,等待赌客进山。临近午夜,十多辆中巴陆续驶入山区,在岔路口分道扬镳,驶向了不同山头。
 
尾随车队的多辆越野车上不断有马仔下车,躲进路边的简屋。
 
漆黑山间缀起点点灯火,隐隐飘来吆喝与欢呼。
 
赌局激战正酣,时机成熟了。
 
埋伏多时的特警同时行动,捂嘴、锁喉、上铐、关闭对讲机,一气呵成,山脚下、山路上的所有暗哨闷哼一声,全军覆没。候在山区外围的警用大巴快速奔向山腰,故意在即将抵达时拉响了警笛。
 
赌客们闻声冲出赌场,四下逃窜。为了避免被抓,许多赌客边跑边甩钱,意图转移警察注意力,山林顿时下起了扑簌簌的红色纸雨。
 
按照之前的布署,这次行动只针对赌资。
 
所以参与行动的警员佯装追上一段便放弃了,只将一些跑不动的带回局里,处以五至十五日不等的治安拘留。
 

 
北山两座赌场显然被吓得不轻,虽然没有遭到警方围捕,也在听说对面几座山头被查后,立即疏散了赌客,半个多月没敢营业。
 
我担心统一行动给他们的震慑太大,“管家们”直接撂挑子跑路不干。林霖笃定地说不可能,“开赌场的也是赌徒,我了解他们。”
 
在缅甸黑赌场,林霖听过一种说法,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千手,千手怕失手,但来来往往的千万张面孔证明,他们永远认为自己可以扮演后者吃定前者,同时扮演前者避开后者。
 
“赌徒思维里,‘侥幸’是个绕不过去的坎。”
 
正如林霖所料,北山野赌场很快恢复营业,两家合并成一家,之前那些被查封赌场的管家也把生意转入这家新赌场。
 
这一次,他们更加谨慎,营业时间转为白天(白天方便以游客身份上山,中途转道赌场所在的没有开发的山区),考虑到之前的暗哨被扑,可能是有人“点水”,所以现在只允许熟客参与,不接受新人进入,进场前所有人必须上交手机。
 
我不太过问线人获取线索的方法,线人有线人的生存法则,很多时候,他们的生存法则也是他们的保命法则,但林霖面对北山如此严密的布防仍表现得胸有成竹,让我十分好奇。
 
林霖也没有藏着掖着,把他之前几个月的操作告诉了我,“赌徒也是人,是人就要解决最大的问题——吃饭!”
 
林霖出院后,手头还剩下一些钱,原本打算用来装个廉价的假肢,决定与警方合作后让他有了新的想法。他在山区外围租了间门面,特地做了块“通宵营业”灯牌,另外雇了两名厨师,主营夜宵和早餐,兼售香烟。硬件达标了还得张罗软件——宣传,印制传单,挨家挨户地发放,新开张免不了要优惠大酬宾一下:山区内免费送货上门(用的是我提供给他的那辆残疾人手驾),满1000元送矿泉水两箱。
 
开业大酬宾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赌场马仔那里。
 
赌场都是后半夜营业,随着赌局渐入佳境,押的每一注都能决定天堂和地狱,巨大的心理压力会加速血液循环,容易使人产生饥饿感。
 
赌客在哪都是玩,哪家赌场服务好,自然更加受到赌客青睐。这个时间点,想找家送进山区的外卖太难,林霖的店正是雪中送炭。
 
送餐上山时要经过层层盘问,林霖因此摸清了沿途暗哨的位置。
 
同一个方法用两次,我担心会出状况。
 
我问他:“这次也打算以送宵夜的方式混进赌场获取线索?”
 
“不是打算,是已经混进去了。新赌场的赌客更多,有时会在白天营业,之前被查封赌场的马仔联系我,说随时需要做饭的人,我都送了几个月宵夜,老熟人了,他们希望我能把饭馆直接开进赌场。”
 
“你同意了?”
 
“同意了,明天就去。”
 
打通进场通道,暗哨位置的问题都得以迎刃而解,只要开张就会联系林霖,只要上山就能遇见暗哨,只有“管家入场时间”——整个行动最关键的环节——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警方的目标是将管家们一网打尽,如果不能准确掌握管家入场时间,抓捕规模再大也是徒劳。
 
林霖打算带两个手机,一个放在身上任马仔扣押,一个藏在厨具或者食材里,管家现身时,他伺机向警方报信。
 

 
在赌场做了几天饭,林霖总结出一些经验。
 
首先是藏手机的地方。
 
菜是店里雇的两名厨师在做,时不时还会有些馋嘴的赌客逛进来,扒拉扒拉篓子看看当天的菜色,挨个打开盖子找找充饥的食物,厨具和菜篮肯定是藏不住。林霖最后决定藏在大米里,一来他是独臂,只能承包煮饭的活;二来,没人会无聊到去翻大米玩,足够安全。
 
其次是管家的现身时间。
 
林霖发现管家们每天白天都会来清账,这对警方行动是有利的;但他们来赌场的时间不固定,这对警方行动是不利。管家们每次逗留时间在30分钟左右,因此必须在他们刚抵达时就通知警方,否则等他们混入游客中,就无法甄别了。
 
林霖向警方提供了暗哨分布位置,上级决定两天后动手。
 
得到通知后,林霖显得有些紧张,这次他不能全身而退了。因为他需要留在赌场内,第一时间向警方报信。
 
反复梳理行动流程,确认不会出现差错后,林霖说,他还有一个要求。
 
“我查过法律条款,明知是赌场仍长期为其做饭,也是为赌博提供条件,可以定罪。行动成功,请连我一起抓走,能判实刑最好,那样不会有人怀疑我。”
 
行动当天,特警照例悄悄进山处理暗哨,其余参与抓捕的民警乘坐各种民用车,在山下公共停车场集结。停车场旁边是林霖开在山脚的店面,我从车里能清楚看见林霖和两名厨师将各种食材放进残疾人手驾。
 
林霖一进赌场,随身携带的手机便被马仔搜走,扔在赌场角落一个插满天线的仪器旁,那里堆满了其他赌客的手机。
 
中午一点半,管家们进入赌场,林霖从米桶中摸出手机,捂在手心怎么拍打都没有信号——赌场角落那台插满天线的仪器是马仔当天刚弄来的信号屏蔽器。
 
两个厨师在洗刷餐具,林霖蹲在帐篷外抽烟,琢磨着瞅准时机偷偷去把信号屏蔽器关掉。正犹豫,运气这次眷顾了这个不想再赌的男人。
 
这时,几名管家说没吃午饭,喊赌场马仔对完账以后安排一下。林霖脑子转得飞快,进厨房把剩下的食用油全部倒在后面的树林里。
 
等马仔进来点菜,林霖故作为难,说菜够,油没了,得下山拿。
 
林霖心里清楚,这个决定会把自己推入极其凶险的境地——警察成功查封赌场,全场只有他离开,傻子也能猜到谁是内鬼。
 
但此刻,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个看似精明的管家说他不放心让林霖下山,安排自己的马仔去办。林霖告诉马仔,油就在他山下的店面里,正好晚上做饭还得用油,麻烦多拎几壶上来。
 
随后,一个陌生人走进林霖山下的店面,拎起四壶油离开。
 
这一情况在我看来十分反常:林霖上山时携带的食材里有三壶新油,不可能做顿午饭就用完了。各种解读在我脑海里浮现。与林霖接触的这段时间,让我了解他不会轻易做出计划之外的举动。
 
行动总指挥在我的极力劝说下,决定冲场。
 
共有八名管家、十九个马仔和数十名赌客落网,分批排队,后者双手搭在前者肩上,在持枪特警的夹裹中向山下缓慢移动。
 
林霖走在队伍中段,与那些孤注一掷的赌徒相比,显得格格不入。
 

 
北山赌场案的司法流程,走得比较顺利。
 
尽管幕后老板仍然在逃,但真实身份浮出水面。
 
我去看守所提审林霖,带去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砍伤林霖的越南人阮涛在缅甸被捕——黑赌场老板有军方背景,阮涛的报复行动被扣上针对军队的帽子,具体罪名不详。
 
坏消息是,关于桑帛的下落仍然没有任何线索。
 
林霖问:“是不是永远找不到了?”
 
我安慰道:“不会,一定能找到的。”
 
林霖说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桑帛。
 
“我伤她太深了,她爸妈都是因赌而死。只有一个愿望,能有机会给她传个话,让她知道我改了就行。”
 
因涉嫌开设赌场罪,林霖被判处拘役五个月。店里聘用的两名厨师很早就办理了取保候审,因情节显著轻微,不予起诉。宣判时,林霖的羁押期限已满,履行完手续,当天就能释放。
 
由于林霖坚持不要特情费,局里为他争取到一项服务,可以免费安装假肢,派我等在看守所门口,一出所就带他去指定地点体检。
 
管号民警悄悄告诉我,林霖最近行为怪异,每天用指甲在墙面抠抠画画,不知道在盘算什么。
 
返程下起暴雨,天色灰蒙蒙的,雨幕遮住视线,车开得很慢。
 
我见林霖情绪低落,问他是不是担心桑帛,林霖喃喃自语:“桑帛走时不知怀孕多久了,即使按刚怀上算,现在也应该生了。”
 
就是这句话,让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如果桑帛没有出境,如果桑帛没有打胎,完全可以从生育信息(没有全国联网,绝大多数公安也没有此权限)入手,毕竟两个“如果”成真的话,足以说明桑帛放不下林霖、舍不得孩子。
 
那她就不可能选择冒险的方式分娩,一定会选择正规医院,外国人在中国生孩子是需要严格备案的。
 
我立即联系云南同行,拜托他们想办法帮我排查全省具有妇产资质的医院,看是否有缅甸籍女性生育的登记信息。
 
对方表示愿意帮忙,但工作量巨大,还要考虑是否使用虚假身份等因素,短时间内不一定能有结果。
 
此后,装上假肢的林霖一直住在那间为了收集线索而开的餐馆里,独自经营,生意不好不坏。我介绍过其他工作,林霖不愿去。
 
他说:“这里安安静静的,挺好。”
 
大半年后云南那边传来消息:桑帛找到了。
 
桑帛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做事,厂长是缅甸同乡,年轻时曾受过桑帛母亲的救命之恩,见桑帛挺着大肚子投奔而来,二话不说收留了她,并帮助她在当地医院顺利生下女儿。
 
我暂时没把此事告诉林霖,独自去云南做桑帛的工作。
 
桑帛起初拒绝见我,我把局里委任林霖作为特情人员的证明和林霖参与行动的事件经过邮寄到工厂,几天后,桑帛同意跟我回去。
 
见面那天是傍晚,林霖的店刚开张,还没有生意上门。
 
林霖背身蹲在店门外擦了半天车,起身看见一名怀抱婴儿的女子立在不远处,半天不敢向前迈出一步。我招呼大家进里屋说话。
 
里屋很小,林霖因为紧张,假肢接口被汗浸湿,摘下放进衣柜,坐在床头搓衣角。桑帛搂着孩子坐在床尾,迟迟不说话,抱累了便把孩子放在床上,由她自己爬。小女孩不到一岁,不害怕陌生的环境,精怪得很。林霖看了半天孩子,收回眼神,主动找了个话题,问孩子叫什么名字。桑帛回答,大名没有,小名“琳琳”。
 
两人默契地相视一笑。
 
说话间,琳琳晃晃悠悠爬向林霖,偎在他身旁,对他空荡荡的袖管产生兴趣,淘气地拨弄两下,撩开袖口看究竟,接着半个身子探进去,稚嫩的小手摸在截肢疤口上。林霖感觉刺刺的,痒痒的。
 
许久未现的“幻肢现象”回来了。
 
这一次,林霖觉得断肢好像真的长了出来,他又完整了。


作者张强,刑警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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