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流动怎样改变了我们？｜王芳 一席第720位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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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社会乱象，包括欺骗，包括暗黑人格，可能都和居住流动性有关 | 王芳 一席第720位讲者

原创： 王芳  一席  2019-10-21

王芳，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因为流动，我们被打碎成了一颗颗原子，主动或者被动地投身于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激流中。

居住流动怎样改变了我们？

大家好，我叫王芳，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是一名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我想问一下现场在座的各位，在过去一年里曾经搬过家的，请举手我看一下。有不少。我想再接着问，有没有人不止搬过一次家的？也有一些。谢谢大家。 我自己生活在北京，我看到一些统计数据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平均有超过八成的人在过去一年内更换过住所。就更不用说在更广大的中国，每年都有数以亿计的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到陌生的地方打拼。
搬迁本来是一个个人事件，但是当很多人都在变换着他们的居住地点时，它就可能成为了一个社会事件。而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我关心的是，对于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而言，这种流动的社会状态和具体行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在经历搬家或者一想到搬家的时候，马上会冒出一些什么样的念头，是收拾东西很烦燥？还是扔东西特别开心？又或者是马上要开始一段新生活了，会觉得特别地兴奋？也许都有可能。

在这个时候常常会有一些人出来告诫我们，说一定要小心处理好与物品之间的关系，做到三个字——断、舍、离。搬迁所涉及到的“断、舍、离”绝不仅仅是我们跟物品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跟这个居住地的环境、社群以及他人之间的关系。

当你从一个地方流动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能会带来：原有社会网络的中断，原有人际关系的割舍，以及原有情感连接的疏离。这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断、舍、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其实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普遍观点是流动使人们从有根走向无根，从稳定走向自由。

现代人都特别热衷于怀旧，比如我们都很喜欢木心先生的诗《从前慢》：“从前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想一想以前，比如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多少人，朋友是这些人，仇人也是这些人，所以真的有可能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人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了，我们现在得以自由地流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流动，我们被打碎成了一颗颗原子，主动或者被动地投身于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激流中。

我们现在一天碰到的陌生人可能比以前的人一辈子碰到的还多，比如说今天大家就碰到了好几百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可能都发生了改变。具体体现在哪里呢？我们以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作一个对比。

在以前的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是以家族、宗族成群聚居。解放以后在城市里就是以单位聚居，安土众迁的意识很浓，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流动。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极其稳定的，不是乡里乡亲就是楼上楼下，抬头不见低头见，隔壁老王就是那一个老王，彼此之间是完全熟悉并且知根知底的，所以大家之间的情感联结非常地紧密而且深厚。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但是现在呢？现在是一个现代的流动社会。比如大家住在商品房里，你的隔离邻居到底是些什么人，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得出来。我们身边好像来来回回都变成了一些陌生人；熟人反而远在千里之外，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予你支持，甚至你还需要额外地付出时间、精力去跟他们刻意保持联络。换言之，原有紧密的情感联结现在就变得疏离了。
其次，在以前相对稳固的社会关系网中，可能你总是在跟同一群人在打交道，这就好像总在跟有限的人进行无限次的重复博弈，为了长远利益最大化，双方都必须要恪守一个信任和合作的原则。 如果有人违反怎么办呢？也没有关系，在传统社会里有一套非常强大的声誉监控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通过一传十，十传百起作用。我们讲“唾沫星子淹死人”，而且反正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愿意去跟熟人保持一个比较信任的关系。 但是在现代社会，大家都可以随意地流动，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和陌生人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往往是一次性的、匿名的、松散的，你可能对你的互动对象的背景信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在熟人网络中的名声的约束作用也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你在上一次博弈中做了什么，可能在下一次互动的时候是可以完全不被知晓的。换句话说就是，声誉监控机制也失效了。
▲ 城市里高楼林立。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于是我们认为，像搬家这样的居住流动，事实上强烈改变了我们所处的人际环境。那么人们要如何去适应这样一种新的环境？他们会在心理和行为上采用一些什么样的策略去跟这样的环境互动呢？ 我们就在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想要尝试去回应这样的问题，我们会把主题更聚焦于跟道德有关的心理与行为上。为什么选道德？也是注意到在这些年大规模流动发生的同时，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严重的道德危机。 大家都有感觉，比如说欺骗、造假，一不小心就被套路，冷漠、戒备，开启互害模式，成为了一种有点普遍的社会心态。我们就想知道，这种流动和道德的共变，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真的存在某种关联？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分享我们在近两年做的四个研究，这四个研究的主题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这几年在讨论很多社会现象的时候，经常会发出的几大感慨：环境越来越糟了，坏人越来越多了，骗子哪哪都是呀，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呢。大概是这几个主题。

在讲具体的研究之前我还想先交代一点，就是当我们在说一个流动的环境的时候，其实它有两个层面上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个体水平上的，也就是说有一个个体他自己总在流动，他就会给自己创设出一个流动的小环境。而另一个层面是地区水平上的，比如说在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很多人都在流动，即便其中的某一个特定的个体，比如说你并没有在流动，但是你依然会生活在一个流动的大环境里，这个环境依然会影响你。

在我们后面的研究中，我们基本都会同时考虑个体和地区这两个水平上的流动性的影响。

问题一： 居住流动性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处在一个高居住流动性的环境中，人们会如何与所处的自然环境互动。比如说，他们会爱护当地的环境吗？ 要不要保护环境其实是一个心理决策过程，它主要涉及到两个权衡：第一个权衡就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权衡，一些环保行为，比如说垃圾分类，可能对于个人来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甚至会有损个人利益，但是对于公众来讲肯定是一件集体受益的事情。
第二个权衡则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权衡，就是当下可能很痛苦，但是功在千秋。但对于一个总在流动的人来说，首先他可能不会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也就是说他可能跟任何一个地方的环境、社群和个人，都不会产生太深的情感依恋，于是当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可能会优先选择个人利益。

其次，高流动性同时也意味着高不确定性，如果你今天碰到了一个有一定吸引力的东西，你可以选择再等一等，等它变得更好再去得到它，这叫做延迟满足。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过一阵子你自己还会不会在这里，或者这个东西会不会就被别人抢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想那我等不了了，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也就是会更关注当下即时的得失。于是当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优先选择短期利益。
综合这两个方面，我们预期高居住流动性会降低人们做出“亲环境行为”的可能。我们做了三个小研究来检验这样的一个假设。我逐一来给大家做介绍。 在第一个研究里，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一个地区层面的居住流动性跟这个地区环境的整体状况之间的关系。我们用到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迁入和迁出该地区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比例，来作为一个地区居住流动性的指标。大家可以看这张地图，颜色越深，总体的流动性越高。

我们又找到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到2014年各个地方人均生活污水和人均生活废气的排放量的指标，同时我们控制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这样一个因素。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地方越发达、经济越好，那么可能它本来人均生活污水和废气的排放量就是会比较高，所以我们把这个潜在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统计的控制。 经过一番计算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在居住流动性比较高的地区，环境整体的污染状况会有一个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具体就会表现为：人均污水和废气的排放量是相对比较高的。
接下来我们还想进一步地来看一下，这种地区整体层面的关联会不会体现在个体身上。我们还是用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地区居住流动性的指标，并且借用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一个严格抽样的公开数据，它里面询问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万多居民在日常做出亲环境行为的频率。同时我们也把地区层面的经济等各种因素，还有个体层面，比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等因素做了一个统计控制。 最后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也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它是有一个负相关的关联，也就是说那些来自居住流动性比较高的地区的被调查者，他们会倾向于更少从事亲环境行为。
刚才这两个研究得出的还只是一个相关的结论而已，接下来我们还想看一看会不会有因果的联系。于是我们就把一些大学生请到了实验室，把他们随机分成了两组。其中一组让他们想象：大学毕业以后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工作，这份工作会要求他在未来的十年里每一年更换一个不同的城市居住，我们把它叫做流动组。

而另外一组我们则让他们想象：同样是找到了这份心仪的工作，但这份工作在未来的十年里可以稳定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我们把它叫做稳定组。之后我们还会让他们回答一些相关的问题，来加强这种代入和想象的效果。
之后我们会给每位被试发一把全新的剪刀和一叠A4纸，干什么呢？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想调查一款新产品，就是这把剪刀的使用感受，使用的方式就是你用这把剪刀和这叠纸剪出指定的五种图形，比如说圆形、三角形，怎么剪随便你。之后我们会假装问一下他们这个剪刀好不好用，把我们这个目的给圆回来。

大家可以想象，每个人在剪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你可能只用一张纸就完成了所有任务，你也可以用很多张纸，我们会认为后者也许是有一点点浪费，是对环境不那么友好的一种倾向的表现。
经过一番计算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红色的是流动组，绿色的是稳定组。我们发现，相比稳定组的被试，流动组的被试会在刚才的剪纸任务中消耗更多的纸，这个研究也再次证明了：居住流动对亲环境行为有一个潜在的抑制作用。 破坏环境似乎是对环境本身的不友好，那么对于环境中的人呢？我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欺骗。

问题二：居住流动性与欺骗行为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囚徒困境游戏，也知道互惠合作是让双方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最优选择，但其实这个最优选择要成立，它是有一个前提的。

这个前提就是双方有长期交往、重复接触的预期，也就是说我今天跟你合作了，我期待你明天还会跟我合作。但是如果这个游戏只玩一次呢？那么实际上最优选择是什么？其实是背叛或者欺骗。因为只玩一次，一锤子买卖，我们今后老死不相往来，我今天拿到了就是拿到了，我就赢了。
大家想一想，高流动的环境不就是这样的一种环境吗？我们总是在跟陌生人接触，接触了一次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这就破坏了“要合作不要欺骗”这样的一个心理基础。 其次，以前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声誉监控机制，它可以通过名声的约束让骗子名声扫地，让他们在欺骗之前想一想要付出的成本代价。但是流动使得社会关系网络松散，谁也不认识谁，如果做出欺骗行为，受到惩罚的可能性是变小的，要付出的人际成本代价也在下降。 因此，综合起来我们就认为：居住流动性可能会提升人们做出欺骗行为的可能。我们同样也是做了三个研究，在每个研究里头，我们都创设了一个可以让被试有机会通过欺骗来获取更高报酬的任务。 比如说我们在第一个研究里出了一系列的知识问答题，题目涉及历史、地理、生物、科学、数学等等，每题都有三个选项，其中一个选项是“我不知道”。系统会提示被试说，如果你答对了一题，会给你三毛钱；答错了不会扣钱；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请你诚实回答：我不知道。

比如其中一题是这样的：“黑色盆地在哪个大洲，是非洲，还是美洲，还是我不知道？”请回答。各位都非常诚实，这个问题唯一的正确答案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根本没有黑色盆地这个地方，这一题是我们编的。
我们编了一堆这样的真真假假的题，最后我们会计算，被试会在多少类似这样的题目中，没有诚实地回答“我不知道”，而是为了多拿奖励而胡乱作答。之后我们也会询问他们过往搬家的经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研究的结果。

结果表明，那些在个人层面上经常流动的人，会更倾向于在这样的无解任务中通过欺骗来作答，同时获取更高的收益。这也是一个相关的关系。 我们也想看一看存不存在因果关系，于是我们又在实验室重复做这个研究。我们还是把被试按照那个想象任务，区分成了流动组和稳定组，接着又给了他们一个可以通过欺骗来获取更高被试费的任务。 我们也简单地来看一下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也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相比稳定组，那些被激活了高居住流动性思维定势的被试，会更倾向于通过不诚实的回答来获取更高的被试费。

做到这里我们就会想问，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管束一下这样的欺骗倾向？我们在之前讲到，一个高居住流动性的环境里，声誉监控机制是失效的，那换成社会监控有没有可能有效呢？
我们在第三个研究当中做了一个尝试，首先还是把被试请到实验室，把他们分成流动组和稳定组两组，接着又给了他们一个依然可以通过欺骗来获取更高报酬的任务。在他们做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还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设置。 其中有一半的被试在做题目的时候，电脑背景上会有一张很像眼睛的图案，就是这个（左图）。这是什么感觉呢？就好像你在答题的时候有人在看着你，就是考试有老师在监考的感觉，我们把它叫做社会监控线索。而另外一半的人在做题的时候背景上也有一个图案（右图），但这个图案是一个抽象的无意义的图形，我们是拿来做对照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这个结果非常有意思。我们先来看左边的这部分，就是流动组的这两个柱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监控线索的这个组，就是有眼睛在看的组是绿色的柱子，更高的红色柱子就是无意义的对照组。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监控线索的出现确实有效，它有效的方式就是让流动组的欺骗行为显著下降。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稳定组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匪夷所思的：眼睛的图案，也就是社会监控线索的出现，反而让稳定组的欺骗行为有小幅但也显著的提升。这是一件有点诡异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现在一个有可能的解释大概就是这张图。 [img][/img]
我们认为当社会监控线索（眼睛）存在的时候，如果这个环境是不那么稳定的，其中那些在蠢蠢欲动的人他们就会被监管住了，这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这个环境本来就非常稳定呢？老是有人这么看着你，你什么感觉？其实这是一种有罪推定，这种推定默认这个环境里所有人都是不诚实的，都是需要被监管的。 于是我们就有一个猜想，我们觉得那种小幅的反弹，有可能是稳定环境中这种有罪推定的不被信任感，它会激起人们通过破坏规则的行为来以示一种反抗。

▲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这种猜想如果再延伸下去的话，就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会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监控社会里，很多人会认为这种监控是对我们自由的一种侵犯，而事实上流动本身就是自由和安全的博弈，流动让我们更自由了，我们可以去到任何地方，但是同时也让你暴露在不安全当中。

于是我们又有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那些居住在高居住流动性环境中的人，他们有可能会更愿意牺牲自己的一部分隐私，或者是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由，去换取对于自己所处环境的掌控感和安全感。当然这还有待未来的研究去检验，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问题三：居住流动性与暗黑人格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还想知道这种欺骗的倾向，会不会继续泛化成为一系列的行为模式，表现为特定的人格。心理学上把一系列具有反社会性的人格特质综合到一起，统称为暗黑人格。

它有三个最主要、最具代表性的体现。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自恋，也就是自我中心。第二个叫做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非常擅长操纵、利用并且剥削他人的人。第三个叫精神病态，是那种冲动、冒险、冷酷无情的人。
进化心理学认为，不同的人格对于不同的环境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比如说这个环境是非常安全稳定的，那么就可以慢慢来没关系，我们就可以徐徐图之。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注重成长、延迟满足，做长期规划的人格就会比较适应，这我们把它叫做慢策略。 但是相反，如果这个环境不是那么稳定，甚至是快速多变、反复无常、难以预测的——高流动性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就有点类似于有今天没明天，这时候你就要“短、平、快”，立马变现。于是那种急功近利，关注眼前利益，追求即时满足的人格就会更加适应，我们把它叫做快策略。 而暗黑人格的人，他们是一群短期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的特征就是重利轻义，精明利己，然后急功近利，这些全部都是快策略的体现。于是我们就认为，暗黑人格可能是对于高居住流动性环境的一整套行为适应策略，二者之间存在共变。 我们也做了一些初步的检验，因为总体样本量不算特别大，所以目前得出的还只是一个初步结论，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如我们预期的趋势。

比如说，在个体层面上存在着“高流动—高暗黑人格”这样的正向关联。在地区水平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个正向关联：地区整体的流动性越高，这个地方的人的整体暗黑水平也相对更高。这也让我们看到了特定的社会环境会塑造出相应人格的一种可能。 但是当然，我们也有一种反向的可能性，就是人格不仅受环境影响，也可能会主动地选择着环境。所以到底是一个高流动的环境吸引了很多暗黑的人来到这里，或者是把这个地方本来的人搞得很暗黑？还是说，有一些暗黑的人聚集到了某个地方，然后让这个地方变得更流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回答不了，也许都有可能。 研究做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们自己内心是有一点冲突的。难道流动就没有点好的吗？我们之前讲到的全部是非常消极的负面的结果，这好像跟事实不符，我们看历史上很多重大文明的诞生或者重大变革的发生，其实都跟搬迁、迁徙有关，也就是说流动应该跟文明演进有一定的关联。

问题四：居住流动性与信任的关系？

于是我们又从信任的角度切入做了第四个研究。在我们的研究中主要关注了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这两类。所谓关系信任，就是出于血缘和社会关系的信任。很显然你为什么会信任关系，因为你了解他们，因为你们之间有情感羁绊，因为你们以后还会经常碰面，因为你们有着共同的圈子可以约束彼此的行为。 而刚才我讲到的这一切，我们前面已经说到，都被频繁的流动完全打破了。但是对于制度信任有可能有所不同。流动使人们摆脱了原有的熟人聚居地，而进入到了一个易变的、开放的、充满陌生人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你不可避免地要跟陌生人打交道，也就是说你也不得不去相信陌生人。 那陌生人不可信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制度保障。相比那些零散的不可长久的人际关系，相对稳固的制度、客观的机构和物化条件，显然更值得信赖。于是我们会假设说，高居住流动性对于制度信任有一个促进和提升的作用。 我们也同样做了一系列研究。第一个研究我们关注的是这个地区的整体居住流动性，跟这个地区居住的居民的信任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依然用到了之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但是这一次我们算得更精细了一些。

在区域层面上的流动其实是有方向的，有流入也有流出。我们之前是把它们放在了一起算，这一次我们分别做了计算，结果发现流出率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起关键作用的是流入率。
而在流入率方面其实又可以划分成两类，一类是基于户籍的流入率，也就是说有多少居民流入并且落户了；另一个是人户分离率（没有户籍的流入率），就是有多少居民住在这里，但是户口不在这里。出于中国户籍制度的一个特殊性，我们觉得做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 我们同样用了之前讲到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当中的信任的数据，同时也把经济和个体的各种因素做了一个统计控制。经过一番非常复杂的计算之后，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关系信任的数据就会发现，人户分离率越高，关系信任就越低，而户籍流入率则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基本跟我们的预期相符。 但是制度信任方面就特别地复杂，我们得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结果，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一个地方流入并且可以落户的人越多，这个地方整体的制度信任就会越高，是一个正向的关联。

但是相反，如果这个地方流入进来但没有办法落户的人越多，那么这个地方整体的制度信任就是反向、下降的关系。这看似矛盾，但其实也是可以解释的。在户籍制度的大背景下，流入能不能够落户本身，可能就反映了这个地方的社会制度整体的灵活开放程度。 当人们得以在制度支持下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并享受制度的优待的时候，这个地方整体的制度信任水平就会比较高。相反，流动就会让人们体会到很多的制度壁垒，表现为这个地方整体的制度信任水平是更低的。 这个研究成果就提示我们，或者是暗示我们，有的时候低的制度信任未必是不信任制度，而只是不信任尚不完善的制度。有关这一点，我们也想在第二个研究当中继续探讨。 第二个研究我们就从宏观的地区水平，转到了一个个体的小环境上。我们去询问被试过往的搬家经历，分别去测量他们两类信任的水平，同时还特别额外设置了一个评价，就是让他们对当下社会制度的健全完备和满意程度做一个评分。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首先，关系信任方面完全如我们所料，就是个人层面上的居住流动性和关系信任之间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一个频繁流动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不那么信任关系的人。但是一个人和制度信任之间的关系，会受到“感知到的社会制度是不是健全”这一因素的强烈影响。 我们来看这一张图。

先来看那个红色的那条线，红色这条线就说明，如果这个人觉得社会制度是比较健全的，那么他越流动，制度信任就越高。相反看一下这条往下走的绿色的线，就是如果他觉得社会制度是不够健全的，那么他越流动，制度信任就越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第三个研究中，我们又把一些人请到实验室，然后让他们想象：他们睡了一觉，一觉醒来，来到了一个社会制度非常健全完备的虚拟社会，假设这个社会叫做Yooomhaa，在这个社会里他们马上要大学毕业了，然后找工作。

找什么工作呢？一半是找到的工作需要他们每年换一个地方生活，另一半是稳定十年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再次启动了居住流动性的思维定势。接着我们根据一系列的日常生活情境，编制了一些决策情境题，比如说：你要在这个虚拟社会中租房子，看医生，或者是要买车，你是会去找熟人，还是去找特定的机构等等。 这其实也是在模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是信任关系还是信任制度，到底是依赖熟人还是依赖陌生人——经常是在具体情况下做具体分析的二择一考量。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一题，选A是制度信任加一分，选B是关系信任加一分。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可以看到，相比稳定组的被试，流动组的被试会在这一系列的决策任务中，整体倾向于更信任制度，而不是关系。 首先，这个研究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像搬家这样的居住流动所带来的人际环境的改变，对于个体的心理与行为的塑造。 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方面是让我们看到了流动的积极意义，长期定居可能会限制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产生惰性和依赖，产生对于习惯和传统的屈从。而迁徙会对一个民族形成新的刺激，促进其文明生长，表现为可能会推动社会从以血缘为基础发展为以契约为基础，也就是从一个传统的稳定的礼俗社会，发展为一个现代的流变的法理社会。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积极作用会受到当下社会制度健全程度的强烈影响。 从现在的社会现状来看，制度和人心的进步可能还远未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当下的中国社会也许正处在一个有点尴尬的夹生状态里，一方面熟人社会的礼仪秩序已经瓦解，但是另一方面生人社会的规则契约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最后就导致了一边杀熟一边欺生。 我们之前讲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乱象，包括欺骗也好，暗黑也好，破坏环境也好，可能都跟这样的夹生状况有关。当然我们也知道，内在的观念意识相对外在的社会场域变化可能滞后，从关系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转变，包括制度信任本身的生成发展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至少我们发现，人们已经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而要真正让这一些趋势真实地发生，则需要让人们真正地体会到规则制度和制度信任的益处，我们也期待着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谢谢大家。

注：文中出现的散点图均为未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研究结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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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居住流动如何改变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