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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在人间|潮水与我》第9期:一个陕西少年的北京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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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8 06:59 PM |显示全部楼层








在人间丨一个陕西少年的北京时光
凤凰图片  2019-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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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推出特别策划《潮水与我》,以家庭相册的方式,记录大国小家的变迁史。本期是陕西摄影师蒋得好少年时在北京生活的故事。 这是我(二排左三)在北京北苑中学读初一时和全班同学的合影。当年规定非京籍学生不能在京就读高中,合影的29位同学,11名拥有在京读高中的机会,大部分想考大学的同学选择暑假回老家继续读书。 北苑中学是我少年北漂的最后一站,初一暑假,我回到陕西汉中老家,继续求学生涯。而今回想起来,我不禁唏嘘感叹,当年的北漂生活也是经历了一番生离死别。 图文:蒋得好 实习生:邹文昌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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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陕西汉中一个叫大狗槽的村子里。进村的必经之路上是一片坟场,坟场后面是一个又长又陡的土坡,许多离别和重逢就发生在这个大土坡上。村子在坡下的大深坳里,深坳里是一层层的丘陵地,有稻田和鱼塘,还有一条自北向南流淌的小溪。我们村子很穷,每家只有几亩地,想通过种地来养家糊口并不容易。 照片里的是我母亲,她虽然在骑自行车,但其实到现在也没学会。1963年母亲出生在大狗槽,小学毕业后开始在家务农,插秧喂猪拾柴割猪草。适婚年纪后,亲戚们便开始给她介绍对象,最后嫁给了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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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初中毕业后在兰州军区当防化兵兼炊事员,三年后退伍,和母亲结了婚,婚后只能暂住在爷爷家的堂屋里。1985年我的姐姐出生,两年后父母带着姐姐去大庆投奔我二爷,到了大庆,本来已经咿咿呀呀说话的姐姐突然不会说话了。父母担心姐姐,无奈又回到了老家。 母亲讲过,当年邻居家的小孩都有奶粉喝,我姐没有,后来家里好不容易攒下钱买了一罐麦乳精,只有四五岁的姐姐把它抱在怀里,正高兴的时候麦乳精从怀里滑落,碎了一地。这是1986年,父亲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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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在老家出生了。我出生几个月前,迫于生计,父亲和亲戚一起去山西太原开饭馆,卖汉中热米皮。我出生两个月后,就和母亲一起坐上了开往太原的绿皮火车,从此过上和父母在外漂泊的生活,太原、北京、西安、包头、宁波……其中待过最久的地方就是北京。而姐姐开始了在老家留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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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姐姐在暑假时到太原,我们一家人团聚。那时,我们每年春节都要回家,每次回家只能去亲戚家借住。直到1997年,父母拿着卖热米皮赚来的钱,加上冒险借了高利贷,在老家修起了一栋二层小楼。热米皮从早期只卖5毛钱一碗,后来逐渐涨到了1.5元。父母就是靠着一碗一碗的热米皮修起了房,还完了贷款,把我们姐弟俩拉扯长大。我们乡镇,几乎每家都外出卖过汉中热米皮,跟我同龄的年轻一代,都是靠父母在全国各地卖汉中热米皮养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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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母亲、姐姐和我在太原的合影。那时的姐姐像个小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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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姐姐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她说:“很有爱,姐弟俩相依为命的感觉。那时的我们一年难得见一次面,好不容易见一面又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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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父母离开太原,和亲戚一起来到了北京,开始了9年的北漂生活。在北京的那些年并不顺利,当时正赶上北京快速发展时期,他们开的店总是遇上拆迁,有时无奈只能在路边摆地摊。那些年,我们住过铁家坟、九间房、团结湖、来广营……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我记忆中来北京的第一站,位于海淀区青塔附近。当时我们一家人就住在火车桥下面的大杂院里,火车时常从头顶开过,晚上躺在床上就能感觉到房子跟随火车节奏一起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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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北京的一两年,父亲每天把我抱在怀里,单手骑自行车去出摊。等我长大些,父亲在三轮车里铺上了一床小被子,每天早晨我都闭着眼睛躺在三轮车里,感受着透过树叶又映照在眼皮上的明暗变换的阳光,昏昏欲睡。有时候一睁眼,我就看到了老槐树和红墙,再一睁眼就到了胡同,还有时候在十字路口。骑着自行车的大人们伸长了脖子望着三轮车里的我,而我就害羞地躺着,仰头看他们的脸。图为1996年北京九间房,摊位前的父亲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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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父亲抱着5岁的我在天安门广场前的合影。那天早上出发前,父亲专门带我去买了一双新鞋子,后来才知道我挑了一双女生穿的小白鞋。现在能回忆起在北京游玩的次数并不多,记忆中除了在家和摊位附近,去过最多的地方就是天安门。我们坐上1号线,从五棵松哐当哐当一路坐到天安门,当时的地铁里夹杂着一股混杂着机油和潮湿空气的独特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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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8 07:04 PM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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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98年澳门回归倒计时496天,父亲在天安门广场给我拍的照片。记得拍照的时候,我心里想摆一个酷酷的姿势,于是学着电视里演员的样子撇开了腿,可照片洗出来后才发现连短裤都是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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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节日,北京街头就会有很多造型各异的花篮。父亲很喜欢让我在花篮旁拍照,但每次拍出来的照片都让人不敢恭维。比如说这张,不仔细看就找不到我在哪儿,这张照片被我和母亲当笑话讲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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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姐姐分别在北京和老家长大,这期间一年最多见两次,有的年份一次都见不到,但是每次见面都非常亲切和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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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父母在北京航天二院附近,推着一个装着玻璃柜子的三轮车摆地摊。我们每天都跟父母一起出摊,然后在摊位附近玩一天。有一天早上,母亲给我们买了一罐指甲油。我和姐姐就坐在花坛边上,互相涂指甲油,等指甲油干了就顺着花坛边沿刮下来,然后再涂上,再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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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父母在北京五棵松九间房的一家超市门口摆地摊的时候,我坐在旁边的报刊亭吃饭。那段时间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摊位后面有一家小超市,每天我都要去买一个夹心小饼干。超市对面有一家炸鸡店,每周我都要去吃一次炸鸡腿。我家摊位旁边还有一家煎饼果子,母亲和摊主阿姨关系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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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们一家和煎饼果子阿姨一起去北京八大处郊游的照片。当时父母摆摊的街道办组织大家一起郊游,一家只能出一个大人,可以带小孩,于是母亲便带着我一起去了八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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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北京八大处,母亲和我在猴笼前的合影。这是我时常会想起的一张关于北京的照片,这是9年间母亲唯一一次真正出门游玩。母亲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我们几十个人一起去玩,好多人一分钱都没花,就我们花了一百多,这里逛一下,那里看一下。最后下山的时候还花了20元坐缆车,那是你第一次坐缆车,高兴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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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5岁时拿着一只唐老鸭站在故宫外。当时非常想进故宫,但是家里人舍不得买门票,每次都只是在天安门和故宫外走一走就回家了。小时候最想去游乐场,结果好不容易去一次也只是四处逛逛看看,因为要省钱什么项目都没有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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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四五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一起去在天津做生意的舅舅家探亲,我和表姐在天津的一个公园里合影。去天津的第一天,下起了暴雨,晚上房东家死人了,哭丧了一整夜。 当年有好多亲戚都在北京,有时生意不好春节就不回老家,而是在各家的出租屋里轮流过年。小孩子们就给家长们磕头,收 10块压岁钱,不过很快会被自家家长拿走揣进兜里。能回家的时候,每次往返北京,多是无座或者硬座,无座时我就睡在硬座的下面。当年父母为了省钱还会想办法逃票,乘务员经过时他们就躲进卫生间里。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一年到头赚的钱,要怎么带回去,很怕在火车上被人偷了。有一年母亲把钱缝在了我的毛衣里面,当时我还不懂事,一直在火车上嚷嚷自己衣服里有东西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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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跟父母一起漂泊在外时,姐姐就留在陕西老家。 “在老家时饥一顿饱一顿,有的时候都没饭吃,不然小时候怎么会一直生病。”这是姐姐回忆儿时经历时最先想到的事情。她先是留在爷爷家里,但当时爷爷奶奶还一直照顾姑姑家的女儿,对姐姐关心甚少,期间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于是姐姐就在爷爷家和外婆家两头跑,回爷爷家时爷爷问她吃饭了吗,她赌气说吃了,接着又跑外婆家去,外婆问她吃了吗,怕外婆担心,她也说吃了。就这样姐姐经常饿肚子,慢慢患上了贫血。这是我和姐姐(二排中)、堂姐和表姐在爷爷家老房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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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8 07:10 PM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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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在老家,姐姐经常肚子疼,外婆带她去小诊所看病,一直被误诊为肠炎,喝了很多没用的药。半年后她开始记忆力减退、学习下降。又过了半年,她依然肚子疼,父母回家后带她去市里的大医院,终于查出是贫血。姐姐在初中毕业后就停止了学业,和父母一起开饭馆。这是我们蒋家这一代人的合影,右一是我,我身后是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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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年级,我被父母送回老家,短暂上了一年学,和表哥表姐们一起,住在外婆家。那段时间基本上所有亲戚都出门在外开饭馆,外公在我没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只剩下外婆一个人,最多时她一个人照顾6个孩子。原本外婆有4个儿子和2个女儿,过去因为生活实在困难,最小的儿子送人了;大女儿在嫁人后生活不幸,自杀了。 除了在外婆家,我偶尔也会回爷爷家。奶奶在世时是一位神婆,平日里就靠着给香客算命赚点儿生活费。从爷爷家老房的木门进去就是堂屋,堂屋里有一尊披着红绸布的观音像、一个装着米的香炉,供桌上有馒头和水果。每当有香客上门我都会跑去旁听,这时,烟雾缭绕的堂屋就会响起奶奶唱经的声音。我每次都会被奶奶要求坐到门口的木墩上,这样“不会挡住神仙的路。” 这是在老家过年,我和姐姐还有两位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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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外地人需要办暂住证的,警察会不定期检查。为了省钱,家里没人办暂住证。每次警察一来,大家都要四处躲藏。有一次,听说警察会到室内查暂住证,晚上母亲就带着我和表姐一起藏到火车桥外面的河边上。我们趴在河边一点声音都不敢出,没想到突然一道光从背后照了过来,河对岸的警察用手电发现了我们,我们三个被警察押到几千米之外的一个空地。他们陆续从各个方向押来了好多人,所有人都双手抱头蹲在空地里。我当时就被吓哭了,一直哭,表姐也被吓得双腿发软瘫在地上。后来,警察可能不耐烦就把我们放了。图为1995年,父亲和舅舅一起在火车桥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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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亲戚因为暂住证问题被警察抓过。有一天,舅舅和姨夫暂住在我家。父母收摊回家后发现他们两个人都不在,母亲赶紧拿着钱直奔派出所,但是已经迟了,他们已经被送上回乡的火车。还有一次,父亲和三爹下午四五点走在大北窑时被警察抓走,三爹被送上火车拉到了石家庄,然后自己走回了北京。图为1993年春天在山西太原,最中间是我们一家人。右边是二姨夫一家人。左一是表叔,左二是大姨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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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时,我在北京的一家打工子弟小学上学。五年级,父母想方设法把我送进了公立来广营乡中心小学,一直上到毕业。班上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外地学生,班主任对我们也一视同仁。在这里,我们还经历了当年令人恐惧的“非典”时期。当时全城都人心惶惶,但是迫于生计父母依旧出门做生意。父母每天回家最怕的就是在街道办设立的闸机口查体温,生怕自己染上“非典”传染给我。图为2005年,我在北京来广营乡中心小学的毕业照,二排左一是我,前面是我当时最好的朋友。班上的人后来都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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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98年,我在老家上大班时的家庭合影。第三排左一穿绿衣服的是我的小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儿子。 “非典”过后的那一年,跟我们一起做生意的小姑死在了北京。小姑家有两个孩子,女儿11岁,留守在家,儿子9岁,和我一样漂在北京。起初小姑只是感冒,扛了几天不见好转便去城中村的诊所里输液,第二天好了一些就去摊位上干活。结果晚上感冒加重,小姑又去了那家诊所输液,走着去的,回来就瘫痪了。后来,家人带她去了中日友好医院,一个多星期把辛苦挣的钱就花光了。当年大家都没有钱,小姑只好回家躺着,临近过年时死在了一家医院。临走前她女儿来到北京,小姑眼泪汪汪地看着两个孩子,想说些什么,可终究也没说出一句话,就去了,年仅32岁。至今家里人也没搞清她得的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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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临近毕业,北京的孩子开始各种考试,挤破头要进一些名校,而留给我们外来务工子弟的选择并不多,还要“五证齐全”。小学毕业后,我进入了北苑中学继续上初中。那时,我的班主任非常关心我,时常与父母打电话沟通情况。在北苑中学我还学习了绘画。这是初一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全班男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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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父母搬去了沙河,我和姐姐住在北苑,每周末我都坐公交去父母那儿,每次单程都要花将近两个小时。直到今年,我才知道那天父母一人骑了一辆三轮车,拉着全部的家当和维生的工具,在烈日下用4个小时骑行25公里从北苑去了沙河,路上还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踩断了链条。这是1996年母亲在九间房时拍的照片,旁边是卖煎饼的,后边是修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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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地人不能继续在北京上高中,在北苑中学只上了一年,我便回到了老家上学,姐姐开始陪读。离开北京的那一年,父亲借了一台胶片相机,我和姐姐在公园里摆各种花样拍了好多照片。拍完后,我和姐姐想快点儿看到照片,于是就打开了相机后盖,把胶片扯了出来。因为不舍得再买胶卷,我们也没有再补拍照片,这一段告别的时光就这样被无情的阳光曝光了。这是初二的春天在老家学校里拍的,远处是大汉山和油菜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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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那年,母亲从外地回来接替姐姐继续陪读,姐姐便和父亲一起在外开饭馆。那年正好碰上了汶川地震,老家汉中紧挨四川。地震那天我们正在上课,当我们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地跑进操场的时候,眼看着围墙像条蛇一样,摆动了两下就全部垮塌了。对面的教学楼倾斜了,实验室也向外冒着浓烟,一排宿舍全部倒塌。人群中开始有人哭泣,还有人一遍一遍给家人打电话,手机却是一直没有信号。正当我担心母亲安危的时候,远远地听到她叫我的名字,我们抱在一起哭了起来。母亲是地震后第一个来到学校的家长。全城的人都在公园、马路边搭起了帐篷。母亲也搭起了一顶帐篷。那段时间正临近中考,学校在时不时的余震中反复停课又复课。后来,我考入了重点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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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8 07:12 PM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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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上高中以后,父亲和姐姐也从外地回到老家。父母开始在老家摆地摊做点儿小买卖。这一年姐姐在老家认识了姐夫,二人在老家结了婚。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迫于生活压力,父母便去了上海卖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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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的暑假我也去了上海,看了世博会,和父母一起在路边叫卖纪念品。整个夏天,父母都在围着世博会奔波,可惜园区里一次都没有进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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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姐姐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那天下午我们全家人都在产房外焦急地等着,直到听到婴儿第一声啼哭,大家的心才安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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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高考,我考上了二本,但是滑档,无奈只好复读。复读那一年,我精神压力很大,还见证了在同一个大院租住的高二男生,从一个正常人慢慢被家人和学业逼疯的全过程。他爸爸望子成龙,非常严厉,一到夜里就教训孩子。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去,我发现这个男生在院子里对着镜子傻笑,从此再也没听过他爸训他的声音,不久他们就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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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四那一年的辛苦总算有了好的结果,总分比第一年高出了50分,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所985高校录取。我对自己的专业木材科学与工程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渐渐喜欢上了摄影,每天都拿着手机走走拍拍,慢慢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上大学之前,我性格十分孤僻,这也跟我少年时的经历有关。我转过7次学,童年基本上是一个人度过的,没有朋友,放学回家就是看漫画。高中住校的第一年,我整个学期都没和宿舍里的人说过话。大学四年,我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参加学校乐队,去地震灾区当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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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摄影的关系,加上一些机缘巧合,还有几位贵人相助,我毕业后又回到了北京,成为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一员,做起了摄影媒体人。现在回想起那两年的经历,心中充满感激。2017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帮助下,我写了一本《手机摄影手册——拍出艺术》,现在已经重印了第二版。图为我和前同事在海拔4000多米的阿尔金山无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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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满两年后,我来到了一家知名网站,做起了新闻,但摄影依然是我的最爱。这是在公司上早班时拍摄的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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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最爱的事情就是带着相机去各种地方旅行。这是2019年5月我一个人去印尼科摩多岛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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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和姐姐分别从北京和汉中去西安和爸妈过中秋节。我自己出去旅行时,会给姐姐买些香水和口红,给外甥女带些小礼品。这些年,在姐姐一家人的努力和爸妈的帮助下,他们在老家开了店,还在汉江边买了房,后来我父母也在同一个小区买了房子。小时候我们一家人没能在一起,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汉江边散步看夕阳了。虽然还有很多年的房贷要还,但是一想到无论走多远,都会有一个地方在等着我回去,我就会打心底里感到安心。希望以后能更多赚的钱,带家人一起出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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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次回家的第一顿饭,一定是热米皮,从小吃到大,从来没有吃腻过。回想自己现在的生活,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够着的,这个巨人是我的父母,是姐姐,还有许许多多生活和工作中给过我机会和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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