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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住在人间”系列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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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5 10:3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那些住在离休干部病房的老人们丨人间

 翟白 人间theLivings 2019-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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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是我爸,就算他没有钱,我也要照顾他;第二,他现在是全家收入最高的人,我们肯定要让他活着。”



配图 |《桃姐》剧照





2008年初,85岁的外公开始长期住院,先前两次中风后,他不能讲话、不能自主进食,更不能行走,只能眨眼睛和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喊,左手可以微微抬起,有自主呼吸,吃饭、喝水均要靠一根从鼻子伸入胃里的管子打鼻饲。
外公所在的是一家为离休干部治疗的指定医院,位于东北某省会城市,住进来的多是和我外公一样的离休老人(离休是指对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达到离职休养年龄的,实行离职休养的制度)。
他们享受着医药费全额报销的优厚待遇。同时,他们还拥有着比普通退休老人更高的离休金收入,月入一两万是常态,在老年群体中,绝对应该算高收入人群。他们中有的儿孙还事业有成,按理来说,晚年生活应当幸福无虞。
然而,在外公住院的十余年里,我却亲眼目睹或从长期在医院陪护外公的家人口中,得知了部分高收入老人令人唏嘘的晚年生活。



1


李爷爷是我外公的旧识,还曾住在同一个干休所大院,算是邻居。他老伴早逝,有5个子女,4个在国外,还有个小儿子留在国内,但在北京生活,听说是某互联网公司高管。
2008年夏天,李爷爷也是住在医院的,就在我外公隔壁的病房,同样是中风后遗症。不过,他的情况比我外公的要好一些,虽需长期卧床,但能自主进食,还能含混不清地讲自己的名字,双侧肢体也还可以稍微活动。
子女们都无法亲自照料李爷爷,于是他的小儿子把他送到医院后,就高薪请了一名陪护,月薪5千多,包吃包住,24小时照顾他的饮食起居。除此以外,李爷爷的子女逢年过节回来探视时,还会给陪护准备红包,甚至有时还会送金项链、金戒指之类的贵重礼物。
外婆说:“每次看到李爷爷家里来人,陪护笑得连嘴都合不拢,那个开心呀,怕是又要有好处拿了。”
然而陪护只是收割了子女们的钱财和一片孝心,完全没有做到履职尽责。
一次我去探望外公,看到医生护士忙碌地进进出出,就问舅舅出了什么事儿。舅舅乜一眼隔壁:“听说是李爷爷吃饭不利索,噎着了,上不来气,大夫去抢救。”
这时候正好有护士进来给外公送药,便忍不住接了一句:“什么噎着了,还不是陪护喂饭着急。那么一大口,直接塞到嘴里,换个好人站着吃都得噎着,何况一个躺着的病人?”
好在大夫处理得及时,李爷爷有惊无险。事后,医生为防止再出现这种意外,便为李爷爷上了胃管,打鼻饲进食——鼻饲,就是把胃管经鼻腔置入食道中,这需要先把食物用磨碎机打糊,用大注射器连接胃管接头下面的大注食口。这样能避免吞咽功能差的病人在进食的时候被呛住,也能提升食物的消化吸收效率,对病人来说是有利健康的,但是由于需要增加粉碎食物和用力推注的步骤,陪护的工作量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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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以后,我去探望外公,常能听到李爷爷在“呜呜”地喊。那位陪护是个壮硕的中年妇女,嗓门很大,不顾周围还有其他病人,一听李爷爷出声,她就骂:“你喊什么喊,烦死了,想早点死哦”、“快消停点,再喊找人来治你哦”……通常还伴随着乒乒乓乓摔盆摔碗的一阵声响,在安静的医院病区显得极为刺耳。
有时候陪护吼完,就直接把门关上自己出去,站到走廊里对着楼梯口抽烟,任凭李爷爷怎么喊也充耳不闻。
有几次,外婆听李爷爷实在喊得可怜,知道他无非是饿了、渴了或者尿了——老人的需求和幼儿在某些程度上是高度相似的——就帮他去喊护士看一看,护士们一般都会好心地帮助处理一下,然后喊来陪护交代几句。
外婆的好心,却招来那位陪护剜过来的白眼,有一次她直接对外婆说:“他就是吃饱了没事找事,阿姨您和他什么关系,我照顾得怎么样不关您的事吧?”
外婆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我家老头子就在隔壁,他这么天天喊,我老头子休息不好,病情加重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跟你这号人我也说不清楚,我跟小李(李爷爷的儿子)讲去。”
也许是陪护听闻外婆提及了李爷爷的儿子,心里怕了,不敢再说什么,但是对李爷爷的看护却依旧不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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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卧床的病人大小便后需认真用温水擦洗干净,再用布擦干,每天还需要多次翻身,避免对某些部位长期压迫。可是听护士讲,这位陪护平时几乎不给李爷爷擦洗、翻身,导致李爷爷长了褥疮,整个臀背部溃烂,需要护士定期换药。
医生查房时批评陪护,可是她却辩解说以前她照顾的长期卧床的病人都这样:“我刚接手的时候说不定就潜伏了,现在爆发出来。你们不能怪我哦,要怪,只能怪他自己命不好。”
可包括我外公在内,凡是由自己家人亲力亲为照顾的老人,都常年保持皮肤干净清爽,卧床五年十年都没有褥疮。
一次,我妈在水房为外公洗床单时,遇到了这位陪护也在给李爷爷洗衣服被套,眼见她把沾了大小便和血污的衣服与毛巾、被罩、枕套都扔在水池里一起洗,水池里甚至还放着一把不知是否干净的拖布。而且她所谓的“洗”,就是简单用冷水冲冲,连洗衣粉、肥皂都不用,一块白一块黄的就拿去晾干了。
回来后,妈妈心有余悸地对我描述那个场景,然后说:“你要听话,还是得生个孩子。千万别做什么丁克,要不你老了,可没人照顾你。你光有钱,请个陪护,你看看,人家根本不管你,那个衣服还不如不洗,实在是太脏了。”
“可是,李爷爷有5个孩子呢。”我在心里嘟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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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开春,我陪外婆去附近的公园遛弯,路上与她闲聊,得知李爷爷拉血便,怕是不行了。
我忙问外婆怎么回事,她说起码一大半原因要归于那个陪护,这种常年卧床的老人,肠胃都极其娇嫩,特别是打鼻饲,要少量多餐,而且餐食要像宝宝餐一样,特意做一些好消化吸收又极富营养的食物,放到粉碎机里粉碎成糊糊,放凉了再从胃管打进去。
也不知道李爷爷的陪护是无知还是懒,她吃什么,就给李爷爷吃什么。李爷爷子女给的伙食费很多,陪护又喜欢吃肉,就常常包肉馅饺子,自己吃剩的就打碎了给李爷爷喂下去。而且一次总是喂很多,每次好几管,为了图省事,一天就喂两三次——而我外公一天得吃六七次,每次只吃两管,且常常是以蔬菜、瘦肉和蛋白粉为主。
外婆说她在李爷爷的子女来探视时,委婉提醒过他们,但是好像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当然具体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这次李爷爷没能再挺过去,子女们纷纷从国外回来处理丧事——这大概是李爷爷住到这所医院后他们唯一一次全部到齐,满满一大家子人站满了病房。
李爷爷的女儿又给了陪护一条金项链做礼物,感谢她这些日子对老父亲的陪伴和照料。陪护美滋滋地戴着,逢人就说李爷爷的子女好。
我们这些家属看得心惊,都暗暗下了决心,以后自己的父母病了坚决不请陪护,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请,也要在边上看着他做事情,如果连这都做不到,至少要装一个摄像头。
那位陪护后来又在医院了找了一位情况跟李爷爷差不多的老人看护。不过新雇主的子女比较精明,要求她每天写陪护日记,用了什么药、吃了什么东西都要一一记录在案,最后还要签上名字,也没有红包、首饰这样的福利了。或许是心有忌惮,听说这位陪护这次照顾得还比较用心,没有出过什么大岔子。只是偶尔在走廊上见到熟人,就会不停地抱怨这家人事多又吝啬。
外婆私下感叹,不知那个陪护会不会后悔,如果她之前好好待李爷爷。李爷爷活得久一点,她也能多过几天舒服日子。转念又说:“哎,不过,现在她伺候人的工资一个月也都涨到六七千块钱,这个没了,也还有下一个接上。”
李爷爷比外公小几岁,可惜这么早就走了。然而,他能更早地从暮年这些痛苦中解脱出来,仿佛又是幸运的。



2


2012年冬天,张奶奶住进了这座康复医院,与外公住在同一个楼层,她平素身体康健,住院是因为不小心摔了一跤,髋骨骨折,需要卧床治疗。
张奶奶同李爷爷一样,也是老伴早逝。她一生无子无女,经济条件不错,名下有几十万存款和1套三室一厅的住房,每个月离休金也有1万多元。
张奶奶是由她的侄女送进医院的,因为病情较轻,不需要24小时陪护。她侄女会每天准时送饭、喂饭,帮她解大便,陪她聊天说话。如果侄女不在,张奶奶想小便会喊护士,有时候实在来不及尿在床上,侄女来了就帮她清洗。
那个侄女我没见过,听舅舅说起,样子很斯文,在某所大学做老师,见到医生、护士和病友家属都会问好。
那时和张奶奶一个病房的病友很是羡慕她,说她有个亲闺女一样的侄女,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样呢。那时的张奶奶,满面红光,开心的笑声总是从走廊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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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三四个月之后,张奶奶的侄女便来得少了,后来,就干脆见不到她了。同时,张奶奶整个人的状态也大不如前,旁人也不好多问。
直到有一次,外婆和张奶奶同病房的病友聊天,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张奶奶没有子女,侄女就打上了她房子的主意,前期对她千般依万般顺,不过是想让她签个协议,把房子留给自己。张奶奶眼看侄女如此孝顺,也答应了将自己的房子和存款都给侄女,条件是:侄女要一直照顾她到临终。 
很快,姑侄签了协议,张奶奶把房子钥匙、存折都给了侄女,还告诉了她存折密码。那时张奶奶的侄女还不错,一如既往地照顾她,哄她开心,还说要帮她领工资存到存折里去。于是,又过了一阵,张奶奶把工资卡也交给了侄女。
然而,世事难料,把张奶奶财产清算一空的侄女,从此便不再殷勤。张奶奶不得不麻烦同病房病友的陪护,偶尔照顾一下自己。更糟糕的是,她工资卡给了侄女后,完全没了进账,没钱给自己请个陪护。
到最后,月薪过万的张奶奶,连饭都吃不上。同病房的病友吃饭,她就眼巴巴地看着,终于在病友夹起一块排骨时,她小声地说:“你有没有多的,能不能给我一口,我饿。”
不知这位曾身居高位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下了决心,抛却自尊,因为基本的生理需要,在风烛残年之时,说出了这句“我饿”。也许她自己从未想到,她从小看大的亲侄女,竟然会把她推到去“讨饭”的境地。
后来,几位长期住院的老病友逐渐知道了张奶奶的艰难处境,都会送一点饭给她带去。医生护士有时夜班带了包子饺子,也会给张奶奶拿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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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被摆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张奶奶入院半年后。
虽说离休干部的医药费可以全额报销,但当时我们那里的政策规定,这些费用是需要自己先行垫付。医院知道张奶奶的情况,守株待兔等她侄女来探视,等了1个多月都不见人影,打她侄女的电话时发现已经是空号,遂报了警。
警察很快就找到了张奶奶的侄女,在医院的病房里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医院生活本就枯燥无味,警察一来,大家都围上去打听怎么回事,知道了真相的人们都一个劲儿地摇头叹息,纷纷说“还得生个孩子”,自家孩子肯定不会这样白眼狼,拿了钱却不管老人,要活活把老人饿死的。
张奶奶不说话,只一个劲儿地哭。她的侄女倒是挺厉害,一直在那嚷嚷着,说张奶奶还活着都是她照顾得好,“你们找到我单位去,让我怎么做人?”末了,还要警察赔偿她名誉损失。
不过,警察的批评教育确实起了点效果,张奶奶的侄女又开始给她送饭了。但是每次来都冷着脸,只带一些简单的素菜,还经常对张奶奶冷嘲热讽,说她“把家里的脸都丢尽了,竟然还有脸活着”。
有一次张奶奶说她想吃肉,她的侄女说:“肉很贵,你个老不死的,吃肉浪费”。最后还是同病房的病友在晚上医院打饭时,给张奶奶捎了份狮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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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奶奶的侄女早就不再伺候她翻身和大小便,因此,张奶奶的房间臭不可闻。张奶奶身上也长了褥疮,护士只能定时去看看,也没法做到每一次大小便都及时处理。2013年初夏,张奶奶同病房的病友实在受不了这个味道,便申请换了病房。
于是张奶奶就一个人孤独地在病房里,偶尔在走廊上,隔着门,也常常能听到她长而沉重的叹息,时不时还掺杂着对她侄女的咒骂。
听护士说,不知道是心灰意冷还是不想活了。从这时开始,张奶奶开始拒绝进食,她的侄女也乐得自在,不再送饭。医生给她打营养液,她有时候也会自己拔掉输液管。没多久,人就去了,走的时候皮包骨头,形容如骷髅。张奶奶走的时候也就80出头,她除了骨折卧床,一直没有什么其它致命性疾病,据说就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感染衰竭去世的。
我想,可能是哀莫大于心死吧。
我问过舅舅,如果这个侄女好好照顾张奶奶,不是每个月还能领1万多元吗?要知道那时,我们那个城市的房价才四五千元一平米啊,对上班族来说,那不是一笔小收入。
舅舅说:“人心隔肚皮,你们年轻人谈对象常说,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要我说,不要看他开始做了什么,要看他能不能一直坚持这么做。当然,这种考察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舅妈听了说:“别听你舅说些有的没的。张奶奶没了,她侄女能拿一笔张奶奶1年工资的抚恤金。就张奶奶这情况,治好了康复出院也是离不开人的,她能愿意和老人住一起?再伺候十年二十年?”
张奶奶身体康健、行动自如、头脑清楚地活到80多岁,是幸运的。但是她在临终前才见识到人性的贪婪与险恶,真真又是不幸的。



3


我无意评判或指责他人内心的贪婪与阴暗,因我面对外公的时候,也是常常带着愧疚的。
我的外公曾是一名军人。他年轻时候英姿勃发、驰骋疆场,参加过解放战争。建国后,他亲历抗美援朝一线,身上30余处战伤,立下赫赫功勋,受到过中央首长的多次接见。
当然,这些都是我长大后从家人口中听说的。我出生后不久,外公便患上脑血栓,办了离休。脑血栓的发展是渐进性的,1991年发病时,医疗技术跟不上,未在黄金窗口期将血栓手术取出,只能靠口服或者注射活血化瘀一类的药物推迟疾病进展。
在我幼时的印象中,外公右侧的身体就不太听使唤,走路需要拄拐杖,舌头也不太利索,但是左手依然能写一笔清秀的小楷。他还有一些既定的习惯:每晚7点准时听新闻联播,每年“七一”“八一”都要摆家宴,并且在这个时候固执地不听医生劝阻,喝一小盅白酒。我吃饱了撑着圆滚滚的肚子走到他身边,他就伸出左手,在我的肚子上弹一下,满面和蔼慈祥地笑容,说“大西瓜成熟啦”。
后来,外公又经历了两次中风,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家人只能决定让外公长期住在医院。
之前看到过网络上的评论,说像外公这样的老人,因为收入高,被家里人当作摇钱树,浪费着社会的资源,在医院里撑着一口气痛苦地活着,只因为他的收入还要养活全家人。这话听着刺耳,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我也总是觉得,家人对外公的精心照料,和他的收入脱不开干系。
因为外婆的身体一直非常好,外公生病的前些年,一直都是她住在医院照料外公。可是2016年夏天,外婆突然查出肝硬化,两个月便撒手人寰。她从不喝酒,家里也没有遗传,医生的唯一解释就是“日夜照顾病人,累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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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去世后,谁来照顾外公便成了家里的头等大事。
外公有两个孩子,舅舅和我妈。舅舅舅妈一生游手好闲没有正经工作,全靠外公外婆接济度日, 表弟在杭州一所小学做体育老师,收入勉强够维持自己的开销。我爸妈前几年从基层岗位退休后,也只能领一点社保。我在上海工作,1万多块钱的工资扣除吃饭租房,所剩无几。
而外公每个月有两万块的收入,是全家收入最高的人。
一方面是自己家里人照看放心,另一方面也不想请陪护在外公的工资里“分一杯羹”,全家人很快达成协议:不花钱请陪护,由我妈主要负责照顾外公,每周休息一天;休息的那一天则由舅舅接替。
当然,照顾外公不是无偿劳动,外公的离休金,扣除每个月4千块钱作为伙食费,舅舅和妈妈按照看护的天数,按比例分配剩余的钱。妈妈很开心——她相当于退休返聘,又可以多赚一份工资了。当然,她多赚这点钱,也是为了我:“妈妈虽然老了,但还有用,可以多挣点钱帮你还房贷了。”
当然,我偶尔回家一次,看见妈妈和舅舅照顾外公的确也是辛苦:外公大小便完全失禁,每天光洗床单工作量就很大(医院不能用洗衣机,必须纯手洗)。此外,还要做饭、喂饭,给他擦身、按摩、吸痰。照顾他的人睡不了一个囫囵觉,因为外公夜里比白天清醒,几十分钟就会大喊,需要人去给他翻身、用沾湿的棉球擦拭口腔,而且他夜里还需要打一次鼻饲。
这样黑白午休、连轴转地照顾了外公小半年后。2017年底,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我妈去医院做了体检,查出来好多项指标异常。我知道后,当即让她不要再干了,如果再这样下去,万一她的身体也坏掉了,我在外地工作,根本兼顾不过来。
可是任凭我百般劝阻,妈妈都不同意:“你姥爷还有那么多工资呢,如果我不干了,雇人干,那不是白白把钱给了外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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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舅舅与妈妈照顾外公的这份口头协议真实行起来,一涉及到钱,即便是自家人,也很快产生了嫌隙。
开始时,舅舅常因妈妈交接晚了、他多干了几个小时为理由多要钱。妈妈一般都不跟他计较,毕竟外公的工资卡在舅舅那里。
又过了些时日,舅舅又开始编排其他理由要钱,他说外公每个月吃不够4千块钱的东西,剩下的伙食费被妈妈贪污了,好几次,妈妈都被气出了眼泪。
我听到有一次她在辩解:“咱爸每个月吃蛋白粉就1千多,还有海参,还要吃几种水果,现在水果这么贵,我都要自己往里搭钱,那些外面请陪护的每个月也要3千伙食费,你看看他们吃啥?这不是咱们亲爸吗?现在一个月我照顾咱爸20多天,你照顾几天,你一个月才给我三四千块钱,我说过一句没有?你还要跟我算计?”
可当私底下我吐槽舅舅时,我妈又说:“算了,一家人不计较。他是儿子嘛,家里的东西本来就都是他的。”
有时,他们兄妹俩许是觉得外公早就老了、傻了,就在病床边争执。然而有一次我在边上,发现床上的外公露出难过的表情,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声音,然后开始叫喊——我相信他是听懂了的,而且一定很伤心。
但是妈妈和舅舅忙着吵架,忙着算钱,根本没有人理会外公。我心下难过,不顾他们是长辈,直言道:“要不就让姥爷这样走了算了,大家都是个解脱。”
他俩顿了一下,随后,立马将火力点转向我。
我妈说:“第一,这是我爸,就算他没有钱,我也要照顾他;第二,他现在是全家收入最高的人,我们肯定要让他活着。”
舅舅此时也坚决拥护我妈,表示要坚决照顾外公到底。
“我知道你外公遭罪,可毕竟他活着,我还是有个爸啊!”他说得动情,旋即开始批评加鄙视我,“你看看你,怎么这么没良心?你忘了你读书时姥爷给你花了多少钱?现在你上班了,累死累活挣得还没你姥爷多,你姥爷要是清醒,都得被你这没出息的气死。”
我心里嘟囔,好歹我还出去工作,不像你,从30多岁就辞职在家专业啃老。
其实想想也难怪——舅舅住着外公的房子,花着外公的工资,穿中高档的衣服和皮鞋,拿着品牌的皮包,戴着金丝边眼镜,初中毕业的他,乍一看把自己捯饬得像一个大学教授。他还买了一台不错的车,如果外公去世了,年近花甲的他只能领一点社保,车都养不起。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外公没有这么高的收入,那妈妈和舅舅,还会管他吗?不过后来这个想法就被我否认了,如果不是享受离休待遇能常年住在医院用药,估计他早就去了,这个命题也就不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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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常年卧床,外公全身肌肉萎缩,身体枯瘦如柴,大多数时间,他都是昏睡着的。
2019年春节,我回家过年,照例去医院看望外公。外公安静地躺在那里,脸颊塌陷,好像又瘦了一圈,我大声喊:“我是囡囡,我来看你啦,你认识我就眨眨眼睛。”
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眼球浑浊,已生出一层白翳,我把手放到他眼睛上挡住光,他眨一下眼睛,嘴角往两边撕扯,一副激动得想要哭出来的表情,艰难地喘息,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我心里酸楚,看到他犹如一支风雨中飘摇的残烛,联想到他年轻时的风华正茂,只觉得想要落泪。
节后离家,我常常梦到外公,梦里他宛如回光返照一般从病床上坐起来,神采奕奕,说话和行动都和生病前一样自如。有一次他要我走过去,弹着我的肚皮,说“大西瓜又成熟啦”。
醒来,我马上给妈妈打电话,确认外公是否还安好。得到肯定的答案后,我安下心,然后又隐隐觉得难过。
因为,我不知是该祝愿外公长命百岁,还是愿他早日解脱,往生极乐。



后记


最近的一个周五,我到北方出差,周末顺路回家看看父母和外公。
令我惊讶的是,我妈说她准备下个月就不再看护外公了,到时为外公请一个陪护,钱从外公的工资里出,然后要到上海来陪我住一阵子,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我忙说不用:“我能照顾好自己,姥爷这边需要人,他现在的情况,别人照顾不来。”
无须多问,我妈随后就道出原因:舅舅掌管着外公的工资卡,周围其他老人的陪护纷纷涨了工资,每个月至少七八千块,可是舅舅每个月仍然只给妈妈4千,外公其他的收入都在舅舅手里,舅舅还给自己买了一份分红型保险,每个月可以领一定数量的钱。
“我在这累死累活,他用你姥爷的工资给自己买保险,以后分红的钱还都是他的,有没有这个道理?”
一想到大多数陪护照顾病人时敷衍了事的模样,我不想外公在最后时日里遭罪,便用激将法劝我妈:“那你要是不干了,外公的钱你一分都拿不到。”
妈妈并未往我设想的“圈套”里跳:“他敢不给我——不给我,我就去告他,法律上他也没有道理。”
她见我沉默下来,便又开始转移话题,又开始催我,趁着年轻身体好赶紧生孩子,“不然等你老了,都没人管你”。 
窗外蝉鸣聒噪,我烦躁地抬起头,看见病床上昏睡的外公。他额头沁出薄薄的汗水,张着嘴艰难地呼吸,喉咙里发出嘈杂的嘶鸣。
我忍不住说:“姥爷倒是有两个孩子,可是有什么用呢?”
(编辑注:文中写的是一部分高收入老人的生存状态,这是真实存在的。在现实中,我们也相信大部分老人无论有钱与否,仍然得到了善待。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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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 白

沪漂金融狗、文字摆渡人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1 03:5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了弄套学区房,我们一家都遭遇了什么丨人间

 南山秋 人间theLivings 201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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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接触多少人,真离婚还是假离婚,一眼就看得出。自从‘限购’出台后,我们每天忙得要死,大部分都是你们这样的,一天接待十几例呢。”工作人员说着,还偷偷用手朝身后的办公室比划一下,“我们同事,都办了离婚,上午离婚,下午交钱选房。”



配图 | VCG





2017年7月,夏季空气里终于不再有烦人的柳絮和绒毛。
夏妮走出S小学的大门,抬起头,看着头顶明晃晃的阳光,脸上沁出一层微微的细汗。她拨通了丈夫杨涛的电话,响铃只响了一声,丈夫就接起了,声音里带着急切:“拿到了吗?”
夏妮点点头:“拿到了。”
杨涛长吁了一口气,兴奋地说:“那就好,那就好,终于可以安心了!晚上出去吃一顿,庆祝庆祝!”
夏妮笑了,其实她远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兴奋,但也配合着丈夫的情绪:“好啊,吃顿好的,真是太不容易了!”   
挂了电话,夏妮扭头看看S小的大门,仿佛跑完了一程长长的马拉松,心底涌起一种疲惫和轻松交织的复杂感觉,她举起手中的《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对着阳光又认真地看了一遍:“真好啊!”
——是的,夏妮成功地通过买学区房解决了孩子的小学入学问题,且实现了跨区、不择校,堪称难度三级跳。
她的“成功”仿佛搅起一波春水,让不少朋友都动了买学区房的心思。我们一众朋友平日里聊起这件事时,都说她有远见、有眼光、有魄力,一套房子,既解决了孩子的入学,又算是一笔成功的不动产投资,言谈中都带着点羡慕。直到我也因为准备买学区房而找到她咨询时,才知道,为了那薄薄的一张纸,在那一年多里,她都经历了些什么。
以下,是以夏妮口述给我、关于她给孩子买学区房的经过。



1


2016年,儿子童童读到幼儿园中班,距离读小学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春节的时候,几个闺蜜难得地聚到了一起。生了孩子后,大家见面都越来越难,几乎每次聚会都有人被孩子的琐事牵绊住而缺席。我们常常笑言,“熬吧,熬到孩子读大学了、不用管小尾巴了,一定要好好地约出去旅行,回来后再狠狠逛上三天街、喝上一周的下午茶”。
那天聚会气氛正酣时,张慧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一把抓住我问:“你家童童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吧,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噗呲一声笑了:“哪是‘马上’啊?你记错了吧,我们才读中班,还远着呢。”
话音落下,我惊奇地发现,几个发小看我的眼神如同看外星人——接下来的聊天,一瞬间转变了主题,在闺蜜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介绍中,我才了解到现在教育的严峻形势以及入学的困难程度。
在我之前的概念里,孩子读书,尤其是小学,从来都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自己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顺其自然地走着,从来没有顾虑过不能上高中和大学的问题。
可在闺蜜们的描述中,我突然发现,如今一个孩子想要考上一个大学,好难——不谈全国数据,仅仅在我们省,普通高中的“上线率”就只有40%不到,也就是说,读完义务教育后,6成多的孩子们就停下了学习的步伐。可即使千难万险读了高中,一本上线率也只有大概13%到16%——我们省是一个人口大省,高考被人们戏称为“地狱模式”,去年全省近40万高中应届考生里,只有6万多孩子能有大学读。
闺蜜们说,先不看全省数据,“就看我们所在中心城区”,因为全省的教育政策和资源,80%都倾斜到了我们所在的省会城市——这是一座老牌的二线城市,也是近些年来炙手可热的“新一线城市”之一,去年中心城区大概有6万名适龄儿童进入小学,根据各教育机构给出的数据,按现在的形势,等到这拨孩子小学毕业时,能够进入到“名初()”或者普通初中“火()班”、“次火班”的孩子,大概只能有8000人。
这8000个孩子,经过初中三年的学习,能进入“名高()”的,大概能有4500人,而这些尖子生一路过关斩将打怪升级,最终也只能有2500人左右能考上985或者211大学——就算那些上普通初中的孩子里最终能有500人“逆袭”考上211或985,我们这座城市6万个孩子最后能读上好一点大学的,也不过3000人左右。
说到激动处,张慧咽下口水,稳了稳情绪,又向我发问:“我们的孩子,能是那排名前3000的孩子吗?如果读不了一个好初中,别说大学,连上高中的几率都会很小了。好初中怎么上?靠小学啊!你这个当妈的,长点心吧!”
信息量太大,让我直接懵在当场,脑袋里像真空一般,那一瞬间,我深深地怀疑自己:之前都干什么去了?这些问题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
我家小区对口的小学,我只知道被邻居们戏称为“菜场小学”,不算太好——可那所小学对口的是哪所初中?那个初中的“普高率”和“名高率”是多少?如果不上那个小学,我准备择校吗?准备择哪儿?知道怎么择吗?
一连串问题争前恐后地冲进我的脑袋,吴晶也恨铁不成钢地瞪了我一眼:“说真的,你快点准备吧,我家娃当年还没上幼儿园,就开始张罗小学的事了,你就剩一年多时间了,赶快吧,不然真来不及了。”
我懊恼得想捶自己的脑袋,已经没有一点情绪去享受聚会了,心里乱得像一团麻,只想赶快回家。



2


我当时已经住了快7年的房子,是结婚时买的。买房时,我和老公杨涛都没有考虑太多,凑凑两人手上的积蓄,看看能付得起哪里的首付,就飞快地买下了这套房子。
我对这套房子其实一直挺满意的:小区的环境、绿化都不错,交通便利,周围生活也方便,超市、购物中心、大型生鲜市场,都在10分钟车程之内。唯一的问题,就是房子所在的Q区,是市里的“教育洼地”,整个行政区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小学和中学,我家户口所对口的小学,更是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小区里不少邻居家的孩子都就读于那所对口的小学,平时在微信群里,常常看到邻居们抱怨老师不负责、学校不给力。每次路过那小学看到里面简陋的校舍时,我总会在心底说一声“童童一定不能上这个小学”——可是,我却好像也从没认真想过该怎么办。我自嘲地想,之前的自己,多像一个空想家啊!
聚会回去的当晚,我失眠了,捧着电脑查了一晚上的相关资料和政策。凌晨1点多,我伸腿把呼呼大睡的杨涛踢醒了。睡眼惺忪的杨涛揉揉眼睛,看我一脸严肃,瞌睡吓醒了一半。
杨涛的性格,用朋友们话说,“是属水壶的”——哪怕屁股被烧得通红了,嘴里还能吹口哨的那种。我以前挺喜欢他这样的性格,觉得和我一点就着的急脾气正好互补。而此刻,我却无比痛恨他的不慌不忙。
杨涛听着我转述完今天闺蜜聚会的情形以及刚刚在网上查到的各种政策,终于全清醒了,表情也逐渐严肃起来。
看着半天说不出话的他,我半是商量半是命令地说:“不早了,睡吧。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抛开一切其他事情,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搞定童童的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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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行动派,短暂的慌乱后,很快就理清了思路。
入学,无非两条路:一是择校,二是对口。
按当时最新的政策,如果择校,那么择校生入学前必须签《择校入学自愿放弃“分配生”资格承诺书》,没有分配生的资格,就不得享受优质高中分配到初中的优惠升学指标。我简单研究了一下,其实没太看得懂政策的意思,但是,“丧失分配生资格”、“不得享受优惠指标” 、“分配生可以在第一志愿报考该示范高中时以指令线降30分优录”等字眼,足以让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决定放弃择校这条路。
那么,要对口入学,就只能重新买房了——买学区房,去对口好的小学。
想到这里,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买房……”我呢喃着重复着这两个字,后背有点微微发凉。
待到晚上孩子入睡了,杨涛才下班回家。听到从我口中冒出的“买房”时,杨涛也先是倒吸一口凉气,然后态度坚决地说:“不行,太折腾了,再说了,房子又不是白菜,说买就买?而且你要买的是学区房啊,学区房是什么价格啊!我们现在房子的房贷还没还完呢,有钱吗?拿什么买?”
杨涛所有的反应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所以我也没生气,因为,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也是我白天反复思考和纠结的。我拉着他坐在自己身边,说出自己的打算:“实在不行的话,就把现在的房子卖了吧,以房换房,大不了就是大房子换小房子、新房子换老房子而已嘛。现在的房子,应该也能卖差不多200万,剩下的,不够的再贷款。”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别的不说,卖房和买房的期间,我们住哪里?还有,新的房贷肯定会比现在更多,到时候生活质量要大打折扣,这些你都想过吗?”
我有点烦躁起来:“想过啊,可是怎么办呢?哎呀,到时候再说吧,先看看房子是什么情况。”
杨涛沉默了半晌,默默牵起我的手,点点头:“那就先找房子吧……”
我抽出手,拍拍他的手背,两人并排坐在沙发上不说话,房间里一时静得让人有些心慌。
虽然说服了杨涛,但我却丝毫没有轻松的感觉,起身转了一圈,漫无目的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好像想摆脱什么似的。



3


整个W市那么大,挑哪个学校、买哪个学区房,还是有许多功课要做的。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无论工作还是在家,我一有空,就趴在电脑上研究学区房。
我先拉出单子,列出市里所有的重点小学名录,一一筛选,最后把范围缩小到了J区和C区。J区是市里最老牌的教育大区,里面的重点小学、重点初高中比比皆是,但房价也是水涨船高。相比之下,C区是市里的新区,十几年前还被许多土生土长的本市人视为“乡下”。但随着政策的扶持和倾斜,这里近年急速发展,区内有几所不错的市直属小学,房价比较适中,我很是动心,立马和杨涛在网上约了几个中介,安排了周末去看房。
周六一早,我俩驱车前往中介的店面。一路上车流缓慢如蜗牛爬行,导航显示20分钟能到的路,最后硬是花了1个多小时。到了地方,我们忙不迭地给中介道歉。中介不在意地笑了笑:“一看就知道平时你们很少来这里吧?”
听了中介的介绍,我俩才知道,原来C区虽然是新城区,但当年在规划的时候,道路却只是四车道,整个新城就像一个布袋子,密集的人口容量,窄窄的口子。中介说,幸好你们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10点多,“要是赶在上班的早高峰,光那短短的一截出城路,就能把你们堵到流眼泪”。
我和杨涛相视了一眼,嘴上没有多说什么,心里却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在C区买房的打算。我们平时最痛恨的就是堵在路上, 更何况将面对的是日复一日的堵车。毕竟,除了孩子,我们还有生活和工作,为了并不那么心仪的学区房,把通勤时间拉长数倍,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草草看了几户房子后,我们便告别了中介。我坚定地说,“就集中火力看J区的房子吧!”杨涛点点头,带着一点苦笑和一点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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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区果然是教育大区,重点学校掰着指头都数不完。我拿出当年考研的劲头,把各个小学的情况摸了个门儿清,每个学校的口碑、校风、师资、对口的初中,还有各个学校历年对口的范围、每年政策的变化,甚至连课后作业多不多我都打听到了,简直可以去做个中介咨询了。
到2016年5月,我挑挑选选,最后选定了S小。锁定目标后,我和杨涛瞬间感觉轻松多了——接下来,只用去找对口S小的房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俩没有想到的是,这时的楼市,如同节节上升的气温一样,房价窜得让人有些措手不及。看着中介门口几乎每周一换的价格牌,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反而是杨涛安慰我:“没事,房价涨,我们自己的房子也会涨啊,没事没事。”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暖,眼眶却忍不住红了——不仅是因为他的劝慰,也是因为他难得表现出的积极态度。我一直觉得,他在心底是不支持我这般折腾的,只是看我态度坚决才迫于无奈地配合。这番话,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孤军作战了,有了安慰和可依靠的感觉。
J区是历史悠久老城区,杨涛从小就在这里长大,我小时也常常来这里玩耍,我俩觉得既然对这里如此熟悉,干脆不依靠中介,自己找房源,省掉一笔中介费。
我在各个网站上搜寻房源,同时也主动发帖求购。可大部分看中的房源,打电话过去时,要么对方说房子已卖,要么就是中介的电话。每天手机打到发烫,也找不到一个真房主。我有点灰心,想要不就找中介吧,可再一想预计要花两三万的中介费,一想以后还有那么多要花钱的地方,不禁又只能摇头,给自己鼓劲,继续在网上大海捞针。



4


找了好久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直约房主的房源。我跟房主约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去看房子。
到了地方,我的心就沉了下去:一栋80年代的旧房,砖墙上裹着发绿的苔藓,水泥楼梯,生锈的铁栏杆,走在台阶上,都能感觉得到灰尘随着脚步在簌簌落下。
爬到8楼,多年不爬楼的我们都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没喘匀气,我就迫不及待地敲开了门。走进房间,我的失望愈重:60来平米的一室一厅,典型的80年代筒子楼宿舍的结构,谈不上户型,也谈不上采光,电线裸露在墙面,翘起的墙皮不时地往下掉,厕所和厨房的瓷砖都已经发黄,上面沾满了尿渍和油渍。
我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但让我没有立刻离开的,是房主的报价。我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这个房子的价格,以我俩手头的积蓄就可以承担大部分房款,那么就不用卖掉现在的房子了。
我有些心动,站着默不做声,但心里甚至已经开始想象该怎么重新装修了。房主婆婆在一旁殷切地说:“姑娘,看中了吗?看中了就赶快定,我们家房子别人都排着队来看呢。”
我和杨涛晚上回家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就联系房主婆婆,说决定买了。可前一天还很热情的婆婆,此刻却含糊不清地说:“好,那你们过来,我还有一点细节和你们商量一下。”
我心里一沉,感觉不妙,忐忑地赶过去。
碰面后,房主婆婆不慌不忙地说出了她的要求:这套房子的产权性质是公房,她只有居住证没有产权证,同时需要每年向房管所缴纳房租。当然,按当前的政策,公房是可以办理产权证后上市交易的——不过,她已经欠了十几年的房租,需要先缴清所欠房租之后才能去办证,再之后我们才能交易。婆婆说她手上拿不出这么多钱,我们要先帮她缴纳拖欠的房租。
说完,婆婆一脸轻松地看着我,好像她提出的就是请我给她买一瓶水那样简单的要求。
我匪夷所思地看着她,几乎是脱口而出:“那怎么可能?我还没买你的房子呢,凭什么帮你交房租?”
婆婆扭身找个凳子坐下,气定神闲地说:“可是我手上没钱啊,那怎么办?那就不卖了吧。”
我被她的不讲理激得说不出话,杨涛拉住我,冷静了一下,问她:“你欠了多少?”
婆婆说,“这儿一个月70多块钱的房租,一年800多块”,她大概欠了十几年,将近1万元。
我又要跳起来了,婆婆压了压手:“反正呢,我现在是拿不出1万多块钱的,要么你们帮我出钱付了,我去办证,然后交易;要么我就重新找买家,怎么样?”
我拉着杨涛扭头要走:“走,不买了,难道除了你家我们就买不到房子了吗?”
杨涛却反手拉住我,低声说:“别赌气,你忘了我们找了多久才找到一个房主的。”
僵持了好久,最后我们和婆婆达成了协议:她欠的1万多元房租,我们垫付5千元,交易时可以抵免1万元的房价,剩下的,由她自己付清。
这个方案我勉强可以接受,但也提出疑问:这5000元给她,她能给我们什么保证呢?
婆婆这次倒是爽快:“我可以给你打收条,同时我们签个协议,如果最后我不卖这个房子给你,这5000元我可以退给你。”
我和杨涛商量了很久,终于决定同意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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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清了房租后,我忐忑地等着房主婆婆的通知去交易过户。心神不宁地等了一个星期后,婆婆才打电话说,来吧。
见面后,婆婆就像上次要求我们交房租时一样,脸上堆着笑,让我心里不由得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
果然,她清了清喉咙:“小姑娘,跟你商量个事啊。”
这次的要求更加过分——她说,这个房子她现在可以交易过户给我们,但她需要卖了旧房子的钱才有钱买新房,“新房也不是一下就能买到”,又说,她家就这一套房子,没买到新房的话,她家的户口就迁不出去。“这样吧,房子我们还是继续交易,但是我的户口留在这个地址上,你等我买到新房了,迁出户口,再把你们的户口迁进来行吧?”
预感成真,我几乎气笑了:“你不知道我买你这个房子是为什么吗?我就是要迁户口到这个地址啊,如果我不能把户口迁进来,孩子怎么入学?等你买到新房再迁出?如果你买不到,就不迁出了?那我们怎么办?”
婆婆也收起了笑容:“那没办法啊,我没买到新房子,肯定就没法迁出户口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很厚道了,我完全可以先把钱收了过户了再告诉你我不能迁户口啊,我还不是看你们小年轻不容易,才主动告诉你的,结果你还不领情——那这样吧,你买就买,不买就不买吧。”
我被反咬一口,气得脚都站不稳,恨恨地说:“不买了,把我的5千块退给我,我重新去看房子去。”
婆婆冷冷笑了:“这个,我们当时可是说清楚了的,是只有我不卖这个房子,我才退你5000元的,现在不是我不卖,是你不买啊,那我可不能退!”
我几乎要发火了,婆婆看到我好像要吃人的脸色,连忙踉跄地歪在椅子上,不出声地看着我,不时用手抚着胸,好像随时要倒地的样子。
杨涛拦腰抱住脸涨得通红的我,离开了现场。我气得要甩开杨涛:“你别拦我,这房子就算不买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她就是个无赖!明知道不能迁出户口还骗我5千块钱。我们浪费的时间不说,起码要把那5千块拿回来!我为了省点中介费我那么辛苦,现在这5千块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没了?凭什么啊?”
我一边嚷着,一边眼泪不停地掉。杨涛冷静地拦住我:“没办法,这个5千块已经是沉没成本了,其实还是我们没经验,这老太太能欠上十几年的房租,我们就应该警觉,这种人就是赖皮,不应该继续和她打交道。还好损失不大,这个钱以后能要回来就要,要不回来就当学费了,不要再在这件事上面浪费时间和精力了。我们的首要目的是买房,看来以后还是老老实实找中介吧,这个钱省不得,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好吗?
我红着眼睛,抽着鼻子,点了点头。



5


决定找中介时,已经是7月盛夏了。我的心情再也没有前几个月时的松散,人越来越焦躁,有时听着窗外的蝉鸣,心神就乱了。
和几家中介沟通后,我选择了感觉最专业、相处最舒服的胡姐沟通。
胡姐年纪也不大,但据说每年经她手的学区房特别多。我反复拜托她“多费心”,她带点惋惜地说:“你们早点来就好了,每年5到6月是这边交易的小高峰,出来的房源特别多。你们现在来,房源会很少了,而且基本上很多房源一出来,还没一两天会被抢走了。”
我一听,更加懊恼,尤其后悔在老赖房主上浪费的1个多月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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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胡姐通知我,说有一套房源出来了。我和杨涛看过后,还比较满意,就请胡姐和房主谈一下,希望能便宜一点。
胡姐有些迟疑,说:“我尽力帮你试试吧,不过按我的经验,估计比较难。这边的学区房基本上都不是价格的问题,是能不能抢到的问题。”
我不以为意——想想上一套房子,房主婆婆和我们磨了1个多月,也没看到卖出去,就坚持说:“能不能让房东便宜5万,也就5万”。
胡姐欲言又止,最终点点头,说“尽力吧”。
第二天早上,胡姐来电话,我兴奋地接起,还没来得及说话,她第一句话就把我打进冰窖:“小夏,不好意思啊,你昨天看的那套房子已经卖了。”
我几乎愣在原地:“这么快?”
“是啊。”胡姐说,“昨天下午一个顾客看了房后,当时就决定要了。现场让我们给房主打电话,昨天晚上7点多,就约了房主见面签合同交订金——嗯,没事啊,我以后再帮你留心别的房子。”
挂了胡姐的电话,我带着哭腔给杨涛打电话:“怎么会这么快?之前那套无赖婆婆的房子明明1个月也没卖出去啊!”
杨涛笑了:“也许就是因为她无赖,所以房子才没卖出去吧。”
一句话说得我更委屈了,哇地一声哭出来,杨涛哭笑不得地安慰我:“不急不急,慢慢来,总会等到合适的房子的。你啊,这阵子快把这几年的眼泪都流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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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在我的焦躁不安中不断翻页,一眨眼就到了9月,我们还没有碰到合适的房源。出来的几套,要么价格太高,要么面积太小,我都不满意。
期间,胡姐见我着急,试着问我:有个小区,是去年刚被新划为对口范围的,优点是房源多且新,缺点是对口政策不像几个老牌小区那么有保障。
学区房的政策一天一变,尤其是S小这种热门小学。之前就有类似的案例,新小区划进对口范围,几年后又调整划出,不再对口。我想了又想,还是觉得风险太大——如果用贵出周围普通房子近40%的房价买了房,届时政策又变了,多花钱还是小事,耽误孩子入学可就麻烦大了。
思来想去,我还是拒绝了这个提议,专心等待几个更保险的小区里的房源。
9月后,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着急:从年初开始,W市的房价像长了腿的爆竹,一天天往上窜,虽然我们自己的房子也在涨价,但涨幅明显落后于学区房的涨幅,这就意味着中间要补的差价越来越多;更让我们紧张的是,“限购”的传言越来越多,听起来越来越像真的。
国庆长假期间,如一声惊雷,W市发布了“限购令”,靴子落了地,却还是让一干购房人全都措手不及。
我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颤巍巍地点开网站研究政策。我们夫妻名下有一套房,但公婆的一套房子,虽然是老人自住,房产证上却写的杨涛的名字——这样,我们夫妻就算名下有两套房产了,而按限购政策的规定,有两套房产的本地居民,买第三套房时,不能贷款。
我心急如焚,扒拉着计算器,算算卖掉旧房的钱加上手头的积蓄,怎么算,怎么不够买一套J区的学区房。只好给胡姐打电话,麻烦以后请她帮我看看小一点的、总价低一点的房。
胡姐体谅地叹口气,说知道了。
因为选择余地变小,合适的房源就更少了。零星出现的几个房源,我最终都因负担不起而放弃了,一天天,我的失眠也越来越厉害。



6


然而,谁也没想到W市调控楼市的决心如此之大。短短1个月后,第二道限购令又紧急出台了,这一次,第三套房,从“不能贷款”直接变成了“不能购买”。
我看到消息的那一刹那,有些崩溃了,忍不住嚎啕大哭。胡姐劝我,“要不你们先把住的房子卖掉?这样名下就只有一套房了,手头也宽裕”。我和杨涛思索了很久,说,“也只能这样了”。
我俩匆忙地把现在住的房子挂了出去,但我提出条件说,希望能交易后还能让我们再住上一阵子,直到买到新房为止——这样的条件,大部分买家都表示理解,但同时也表示不能接受。再加上限购政策拦住了许多购房者,房子挂了好久都卖不出去。
而另一边,合适的学区房的房源也迟迟没有出现。我和杨涛那阵子急得眼珠子每天都是红红的,嘴皮也都磨起了大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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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的一天,胡姐兴奋地给我们打电话,说有一套很好的房源,我肯定会喜欢。
过去一看,果真喜欢,各方面都符合我期待的样子。我喜不自禁地拉着胡姐的手,请她务必帮我留住房源。胡姐犹豫了许久,轻轻地说:“好,我就破例帮你,晚两天再挂上系统——丫头啊,姐这是这么多年第一次违背了职业道德啊!”
我抓着胡姐的手,眼里噙满了眼泪,只看着她,说不出话。胡姐叹口气,拍拍我的肩:“哎,懂你,都是做妈的,不容易啊,用心良苦。希望你家小伙子以后有出息,报答你。”
听了胡姐的话,我的委屈在心里翻江倒海,眼眶里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我擦擦眼泪:“我从不指望他以后报答我,我只想给他我能力范围里能给出的最好的,就够了,我这个做妈的就对得起他了。”
可是,胡姐再怎么帮忙,房源也只能多保留几天,旧房子没可能那么快卖出去。我和杨涛一整晚翻来覆去睡不着。辗转到了凌晨,我终于下定决心,转向杨涛说:“要不,我们办个假离婚吧。”
杨涛吓了一跳,从被子里跳出来:“你疯了吗?婚是能随便离的吗?不行!”
我冷静地说:“我没疯,我想了很久,想得很清楚了。你说,现在除了这条路,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们只是假离婚,又不是真的,等买完房子,我们就复婚。”
杨涛皱着眉头说:“可是我还是感觉不太好,哪怕是假离婚,也不好,婚姻怎么能儿戏。”
其实,我的心里何尝不纠结,但到了这一步,我只能收起所有的情绪,反过来去安慰他:“婚姻确实是神圣的,但我们并没有破坏它,结婚证只是一张纸,这只是我们无奈之下对政策的应对而已。多少人没离婚却也同床异梦,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没关系!”
杨涛久久没有说话,许久后,他扭头看我,露出了少有的严肃:“老婆,我们真的要付出这么多,只为了买一套学区房吗?重点小学就那么重要吗?童童就读对口小学不行吗?你看看邻居们,他们的孩子能读,童童为什么就不能读呢?这才刚开始,我们就折腾成了这样,那以后,中学,大学,怎么办?我真的觉得,为了这个,我们付出太多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让孩子读一个小学会这么难。” 
我也沉默了,眼角也有点湿,只能缓缓地说:“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还是觉得要继续努力。邻居们选择读对口小学,他们也没错,但是我不想;我选择去找一个好一点的小学,我也没有错。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境遇和现实情况,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衡和选择,没有对错之分。我只是想尽我们的能力给童童创造更好一点的环境而已。”
“难道没有读一个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他就不能长大成人了吗?” 
“并不是说那样就不能长大成人,只是你想想,以我们这个年龄,再回头看,其实应该能明白:一个好的学校,校风、老师的素养和教学水平真的会不一样,还有同学之间的学习的氛围,在孩子们幼年和青春期的时候,这些是多么重要!你看看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如果起点不一样,那么很大概率上,接下去的路就会渐渐不一样。也许我们给童童折腾进了好小学,也不能保证他今后一路顺遂,但是如果我们明明有能力给他创造更好的条件,却没有尽力,哪怕他长大了不怪我们,我也会怪我自己的。”
我顿了顿,继续说:“我从来不是说一定要童童多么出人头地或者功成名就,我只是希望,他的将来,能有更多的选择,能更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可以自由地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再像我们这样,蝼蚁一样,太难了。我希望童童的将来,能轻松一点,快乐一点,这就是我们做父母最基本的心愿了,不是吗?”
杨涛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俩依偎着,良久无言,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杨涛下定了决心般对我说:“走吧,去办手续吧。”



7


走进民政局,因为心虚,我俩都有点手足无措。找工作人员咨询后,填好表格,去排队等待办手续。我们商量,离婚时要将两套房子全都划至杨涛名下,我笑着说,“这样我就是净身出户了”。
杨涛搂住我,用力抱了抱。
我们都有些紧张,怕工作人员看出假离婚不给办手续,还一路商量着,是不是要在工作人员面前演一出吵架之类的戏码。谁知轮到我们,工作人员只抬头看我们一眼,二话不说给办了手续,临了,还好心叮嘱一句:“是要买房吗?记得要贷款手续办好后,交了第一期贷款后再来办复婚,否则当心贷款办不下来。”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问:“您看出来了?”
工作人员笑了:“我们每天接触多少人,真离婚还是假离婚,一眼就看得出。自从‘限购’出台后,我们每天忙得要死,大部分都是你们这样的,一天接待十几例呢。”说着,还偷偷用手朝身后的办公室比划一下:“我们同事,都办了离婚,上午离婚,下午交钱选房。”
我们也忍不住笑出声来,紧张的情绪缓解不少。我们笑着跟工作人员道别,却也说不清这笑容里是放松,还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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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离婚的事,我和杨涛心照不宣地对外保密,我只跟最亲近的张慧和吴晶说了。
两个闺蜜的反应超出了我的想象。张慧几乎扯着喉咙朝我喊:“你怎么这么糊涂,离婚是说办就能办吗?你别跟我说什么‘假离婚’,这世界上没有假离婚!我问你,离婚证是不是民政局颁的?上面的钢印是不是真的?离婚证都是真的,哪来什么假离婚?你知道多少夫妻假离婚最后弄成了真离婚?你还把房子都划给他,你净身出户?你傻不傻啊你!真被你气死了!”
这一顿机关枪扫得我哑口无言——这些问题之前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从好友的嘴里说出,感觉又不一样了。我有点怯怯地说:“那种假戏真做的,一般都是婚姻本身出了问题才会这样的吧?我跟杨涛感情没问题,只是走个形式,买下房子就复婚,他的人品我还是相信的,没问题的。”
话虽是这样说,心里也有点发慌。 
吴晶之前一直没说话,见我窘迫,先拦住张慧:“算了,他们手续都办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意义了。”又转身转向我:“听我的,房子的事情一搞定,第一时间复婚,不开玩笑。”
我被她们两个说得心里打鼓,强撑着笑脸:“开玩笑,我怕什么,只有他杨涛担心我不跟他复婚才是。”
没说完的话,被她俩的白眼堵了回去。



8


也许是老天看我和杨涛已经被学区房折磨得神经兮兮了,接下来的买房,一路顺遂。
因为我名下无房,这套学区房按首套房算,首付比例比较低,我俩的积蓄勉强凑够首付,现在住的房也不用着急卖了——这总算是这么久以来的一个好消息,我略感欣慰。毕竟这套房子是我和杨涛两人如小鸟筑巢一样,一点点装修,一点点打扮布置出来的。我们在里面结婚,生子,一直对它都还是挺有感情的。要是那么仓促卖掉,其实真有点舍不得,现在这套房不用卖的话,出租的钱还能补贴一下新房的贷款。
在经验丰富的胡姐的协助下,接下来的付定金、签合同、交钱、过户、转落户口,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2017年春节前,我和杨涛终于办理了复婚,两人都长舒一口气。
整整一年的时间,这套学区房终于买下来了,我紧紧地抱着杨涛,又哭又笑:“老公,太不容易了,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难……”
杨涛笑着安慰我:“好了,总算结果是好的,你的心愿满足了,童童有书读了。那,老婆,我们又结婚了,要不要再办个婚礼?”
我破涕而笑:“好啊,最好再度个蜜月。”
我们摩挲着崭新的结婚证,把两本离婚证塞到抽屉的最深处,再也没有翻出来过。


------
买下房子后,我安心了不少,一心一意地关注起不久后的儿子入学报名了。
按规定,5月在网站上进行网络报名后,S小会派出老师团队对报名的家庭进行家访,防止“空户”等舞弊行为——简单来说,就是确保招收的适龄儿童和直系亲属要居住在户口所在的房子里。据说,每年家访总会清出一些不合格的家庭。
我不禁捂着胸口感到后怕——如果再晚一点办好这些手续,晚一点搬家入住,可能这一年都白忙活了。
正在庆幸之余,家访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又将我打入了冰窖:“看你们这户口是刚转过来吧?时间有点短呢。每年报名我们学校的孩子太多了,我们学校都是根据户口落地的时间长短来排队的——落户满5年的优先录取,之后按时间长短依次排队,你们这才落户几个月啊,没满1年的都有点悬呢,你们啊,准备得还是晚了点。”
声音不大,在我听来却如平地惊雷,我几乎颤抖着问:“那如果我们没排上队,或者你们录取到落户2年的孩子时候名额就录满了?我们怎么办?”
老师轻松地说:“那就调剂到旁边的L小学啊,放心,义务教育,孩子肯定会有书读的。”
我木木地送走老师,烦躁地蹲到地上——L小学,那和原先房子对口的“菜场小学”有什么区别?那这一年多的折磨和挣扎,意义又何在?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起来洗把脸,脑袋平静下来,飞快地在脑袋里筛选一遍有哪些朋友可以去尝试问一下、能不能帮上忙。
电话打了一圈,基本上收到的回复全都是:
“怎么现在才想到找我们?”
“都网上报名了,现在神仙也帮不了了。”
“该找的起码要提前半年到一年。”
我蹲在门槛边,很久很久,绝望地捂着脸,心里像被扯开一样难受。
回到家的杨涛抚着我的背安慰:“到了这一步,也只能听天由命了,就像你说的,我们能做的都做了,也算对得起童童了,剩下的,尽人事听天命吧。”
我抬起头,勉强扯出一丝笑容,点了点头。
也只能这样了。我感觉浑身力气都被抽空了一样,什么也不想做了。



尾声


老师家访之后是层层的程序,递资料,网上审核,现场复核,每一次夏妮的心里都如打鼓一般。
7月份,夏妮收到短信通知告知童童已经被S小录取时,反而是一种恍惚的状态。直到去现场领到录取通知书,她都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只剩疲惫。她说,回想这一年多,心里升起了一股酸涩,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采访的最后,夏妮告诉我,幸好当时她没有买那些新划入对口范围的小区房源。那个小区,在当年S小的招生政策中,被毫无预兆地剔除了。据说许多买了那小区房子的家长都濒临崩溃,他们集体去到教育局申请了很多次,也没有结果。
我诧异地问:那些家长就不再争取了?那房子也白买了,孩子也不能进S小了,他们能接受吗?
夏妮说,应该是没有办法了,毕竟现在国家一直在努力淡化学区房的影响,已经在很多地方开始试点多校划片等新政策了。说着说着,她问我:“你说,以后是不是就没有学区房这个概念了?”
“不容易啊。”我扭头看向夏妮身后那片学区房,问,“你觉得值得吗?”
“是啊,真是不容易。”夏妮附和着,扭头看向S小的大门,却没有回答我“值得不值得”的问题。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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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山 秋

理性乐观派,

用自己的方式与自己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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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3 04:0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个内地新移民家庭的12年留港史丨人间

 尚一言 人间theLivings 202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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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适宜到香港打工和生活?”

“像我一样有一技之长、又不怕辛苦的,可以试试。”



配图 | Sean Foley





截止到2019年,通过单程证(俗称前往港澳通行证,就是有去无回的,是公安部门发给有条件的申请人赴我国的港澳地区定居的证件类型)、优秀人才入境计划、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及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等由内地移居香港的新居港人士已经达百万之多。他们中有的不适应香港的生活节奏回到内地生活,有的凭努力和一技之长融入香港这座城市里。
2016年,42岁的我以超龄子女(父母取得香港身份证时未满14岁的内地子女,目前这个政策已经放宽至18岁)的身份,持单程证到了香港,成为百万移民大军中的一员。
对于这个城市,我还在适应之中,不知未来是去是留。而早于我来到香港的初中同学阿芸和阿照,已经算是“港漂”中比较成功的城市融入者。
下文是根据阿照的口述整理而成。



1


2008年阿芸初到香港时,夜里经常失眠。她宿在家中客厅逼仄的沙发上,房子隔音极差,她不敢翻身,怕动静太大影响到一墙之隔的父母。屋外人走动、拉门声音,楼下车辆辗过路面的声音,刺激着她脆弱的神经。
这是政府分给父母的“公屋”,相当于内地的经适房,只有20平。虽无法跟阿芸在内地的房子比,但比起父母曾住过的只有不足两平方的“白鸽笼”,这已属豪宅。
睡不着时,阿芸想内地的家,想一对儿女,想老公阿照。她跟阿照是初中同学,1994年结婚后,便没分开过。她这次赴港,是他们婚后最长的一次分离。
阿芸的父亲在70年代偷渡到了香港,一直在酒楼当帮厨。母亲一边苦候,一边承担起照顾老人、抚养阿芸两姐弟的重任。1996年,母亲以“夫妻团聚”的理由持单程证定居香港,在父亲所在的酒楼当清洁工,阿芸跟弟弟继续留守在广东老家。
1997年香港回归后,申请持单程证居港的政策比以前宽松,阿芸作为父母在内地的超龄子女,早就够条件申请居港。但因不舍与阿照两地分居,所以一直拖着没办。随着女儿和儿子慢慢长大,花费越来越多,光靠阿芸打点零工和阿照生意时好时坏的小电器店,日子越发过得紧巴。
于是父母再次劝说阿芸,“香港挣得多,而且一旦居住7年拿到永久身份,往后养老、医疗、孩子教育都有一定保障”。
阿芸这才来到香港。


阿芸第一份工作是在旺角的富丽华酒楼当洗碗工——彼时30来岁的她,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选择做这份工作。
起初她一天站立10小时,重复弯腰、直起的动作,身体吃不消,再加上失眠犯困,手上的活儿就慢下来。几个老阿姨会毫不客气地斥责她,有时还会将从后勤主管那里受的气撒在她头上,将杯盘碗碟弄得叮当响以示泄愤。吵架不是阿芸强项,她选择忍耐。
不久,香港遭遇金融风暴,许多公司在一夜之间倒闭,餐饮业更是重灾区。阿芸不懂对冲基金,不懂恒生指数,也不知这座城市在这一年里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金融狙击战,她只知每月到手的工资从8000港元下调到7000港元。
但阿芸不敢轻易离开。7000元港币折换成人民币是6000元左右,在香港不算高薪,但对于当时在老家每月只有800多元收入的阿芸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她给父母1000元当住宿费,再扣除每月的交通费大约500元,剩下的都存了起来。
没多久,酒楼也开始裁员,一些年纪大、手脚不利索的阿姨首当其冲,然后是一些无关重要的职位如传菜领班、楼层领班等。那段时间,阿芸做着随时被炒鱿鱼的准备,闲时就在客人留下的报纸上找招聘信息——但上面招聘广告不多,反而看到许多公司、酒楼相继清盘倒闭的消息。
某天,楼面部的主管将阿芸叫去,她满心忐忑。没想到,主管说她形象好又显年轻,想将她从洗碗岗位调整到楼面。阿芸松了口气,连忙应下来。
在楼面的工作有许多人盯着,更不能犯困。酒楼裁人后人手不足,阿芸身兼数职,铺桌布、上菜、收拾碗筷都得做。更多时候她推着点心车,穿梭在各色食客之中。阿芸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6点半到达酒店,晚上8点才能下班,一天工作12小时是常态。她下班回到父母家中洗漱完毕已经10点多,累得倒头便睡,再没失眠过。
香港的酒楼跟阿芸广东老家的没多大区别,点心都是干蒸烧卖、叉烧包;蒸鱼只放葱段姜丝,浇上香油生抽;鸡做成白斩鸡和酱油鸡,嫩滑可口;耳边充斥的是熟悉的粤语,当然还夹杂着零星英语。只有付账跟老家的酒楼大不相同,这里的客人付账后,侍应会用一只托盘放上找赎的零钱,递回给客人,客人会自动自觉留下一些硬币充作小费——不给小费,会受到众人鄙视的。
客人不多的时候,阿芸有时会神游,透过酒店的落地窗往外看。相隔不远的街道矗立着新旧不一的高楼,大大小小的窗户如无数双眼睛睨视着过往的人群,写着繁体字的广告牌嵌在高楼的装饰墙上或是悬空高挂,密密匝匝如同高楼的补丁。双层巴士偶尔会闯进视线,上面挤满了人,在彼此的眼中成为风景。
这样的香港让阿芸感到既熟悉又陌生。80年代她在内地读初中时,正是港片最盛行的年代,香港就像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同桌有个十六开大小的笔记本,抄满了粤语歌词,比抄老师黑板的笔记要认真得多;学校里有些男生像古惑仔一样集体骑着自行车,在校门外的公路上以S型路线的行进方式挑战行人的忍耐力;班里还有一个女同学发出人生最大的宏愿,将来要成为一名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港姐。
阿芸不知道若干年过去后,这些已过而立之年的同学到过香港后是否有心理落差。毕竟除了有《大时代》、《流氓与大亨》等港剧里面林立的高楼外,现实中的香港还有破旧如危房一般的唐楼,逼仄压抑的“棺材房”和“劏房”。而且香港人的装扮多以舒服朴实为主,T恤牛仔裤是基本标配,不会像电视剧里角色那样穿得华丽光鲜。



2


2011年,阿芸的弟弟大学毕业,也持单程证到了香港,住宿变得更紧张。阿芸打算到外面租房子住,但弟弟坚决不让,他在沙发床旁放了一张薄床垫,一家四口同室而居。
那段时间阿芸回家很晚,弟弟比她更晚,甚至通宵不见人。他解释说白天睡得太多,晚上不想睡觉,有时又说是和几个朋友出去喝酒了。母亲很担心弟弟的去向,让阿芸盯紧点。
有次,阿芸在一间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里找到喝咖啡的弟弟,阿芸问:“你半夜不睡觉是不是等我睡醒上班后才回去睡?”
弟弟打着哈哈说:“这你也能猜出来?”
“你以为你姐傻啊,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辞工先回内地,等你工作稳定我再回来。”阿芸想,弟弟是汕大毕业的,在香港不难找到工作。
弟弟摇头,说他已经去面试过几次,每一份工都要12小时,加班是常态,节假日少得可怜,每天还要在路上浪费很多时间,这足以让人感到人生灰暗、了无生趣。“赚钱的方式很多种,没必要像香港人这样搏,人如果只成了赚钱机器,很可怕。”
阿芸沉默了。弟弟补充道:“而且,在这里买房子很不现实,公屋不知何时可以轮候,这住宿条件我也不适应。回内地去,消费没有那么高,住得要比香港好,工资不会少过香港,工作时间只有8小时,还有年假和各种法定假期。”
弟弟坦承,经过多天的考察对比,他发觉自己不适合在香港生活,决定打道回府。3个月后,弟弟就回了内地。
阿芸则继续留在香港。


2013年,内地自由行的旅客越来越多,香港经济有所回暖。阿芸所在的酒楼位于旺角,离香港的旅游地标维多利亚港所在的尖沙咀只有三站地铁,人流量极大。酒店食客云集,阿芸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她已经成为酒楼楼面部的主管,月薪涨到1万多块。这样的薪水在香港不算高薪,但阿芸已经非常满足,她每天临睡觉前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算算自己存了多少钱。
当时,有一些自由行的客人是“水货客”,他们多次往返深港两地,带一些“免税”商品过关,赚中间差价。一个50多岁的黄阿姨看中阿芸“港籍新移民”的身份,鼓动她一起带货,但阿芸比较胆小怕事,她认为自己运气差,一做错事肯定会被抓,最后拒绝了。
事实证明阿芸的谨慎是明智之举,她有几位工友在黄阿姨的鼓动下转行做了“水货客”,但带了几次货后,被海关人脸识别,留了案底,所带的商品也被扣下来,赚到的钱不够止损,黄阿姨也从她们的圈子消失了。
2014年,内地楼价一度回落。阿照想买房子投资,手头的钱不够。阿芸将存的钱全汇给阿照,他们一起在广东老家供了3套房子。阿照开玩笑对阿芸说,如果她在香港待不下去,还可以回老家当包租婆。
阿芸没有打算回老家当包租婆,在香港6年,她说不上真正融入香港,但适应香港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已经不成问题。再过1年,她就能拿到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但即便如此,阿芸仍然觉得自己在香港没有归宿感,一直有种“漂”的感觉,直到阿照到了香港。



3


2015年,42岁的阿照决定带着14岁的儿子到香港跟阿芸团聚时,亲朋都劝他不要去。
当时人民币兑港币是1:0.82,香港还是原来的香港,而内地已经不是昔日的内地。同学说他去香港打份8000元的工,或是申请五六千元的“综援(香港对经济上无法自给人士的一种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还不如留在内地。小舅子更是直接:“我这个大学生在香港也混不下去,你一个初中生到香港,是打算刷新内地新移民的失业率吗?”
阿照非常理解他们的担心,他这样的学历和年纪还去“港漂”,的确有点尴尬。但阿照的想法很简单,他就是想跟妻子一起在香港打拼,挣钱让两个小孩接受更好的教育。
阿照家里条件差,1989年初中毕业就没有再上学。在做过各种脏、乱、差的工作后,他在26岁时开了一间电器维修店,既是老板又是伙计,偶尔还兼任搬运工和收破烂——回收旧电器。去香港前,阿照将电器店盘了出去,还卖掉了最好的房子,得款100多万。虽然这点钱在香港生活只能算是底层,但阿照自我安慰说:“怎么着我也算是‘带资’到香港,不是‘裸漂’”。
去香港前,阿照联系上一个在香港的小学同学阿辉,跟他打听香港新移民政策和新移民在香港生活情况,让阿辉分析一下他在香港的“存活率”有几成。
阿辉问他:“你会干什么?”
阿照答:“除了高大上的工作干不来,其他都没问题。”
“恭喜你,你在香港的生存机率100%。”阿辉笑着说,接着话锋一转,“生存没有问题,但要生活得很好就不容易,你这样的学历在香港不容易找工作,除了做‘看更(保安)’和端盘子的工作,没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只找这些工作,我还找你干什么?”
“那你怕不怕辛苦?”
“辛苦得有价值就不怕。”
阿辉在一间建筑公司当管工,他说公司里有一个负责钢筋建材点焊的师傅离职,位置一直空缺,他问阿照懂不懂点焊,“1000元一天,如果能考到香港电焊工牌,还可以涨人工”。
阿照搞电器维修的,焊接的活当然懂,便应承下来。


早几年,阿照去探望过妻子,对香港恶劣的住宿环境已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打算将阿芸从她父母家客厅的沙发床解救出来。房子并不好找,找了一个多月,才在深水埗鸭寮街找到一间16平的房子,这儿的租金相对便宜,是内地新移民和一些低收入阶层首选之地。
出租屋是香港人口中的“劏房”,一房一厅一厕,房间每间五六平,只能放得下四尺宽(1.2米)的上下两层“碌架床”,抬头不小心就会碰头;厕所就更小了,只容得一个人站立;所有的物品都向高空发展,连转身都有点困难。但阿芸很高兴,她“港漂”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关键是有丈夫在。
只是6300元的租金有点贵,阿照安慰她说:“以后我们买上房子就不用交租了。”
阿芸点点头,可脸上都是觉得阿照是在痴人说梦的神情。阿照是真想在香港买房子,他不想一家人长期生活在这样逼仄压抑的房子里,“这种房子住久了,人容易得抑郁症”。
作为新移民,很多人选择轮候公屋,但阿照觉得,公屋租金再便宜也是政府的,真金白银买的房子才算是自己的物业。香港虽然尺金寸土,但他认为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一定可以在香港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其实,刚到港时,阿照就去看了房,但彼时新一届特区政府为压抑楼价加大调控力度,又提高了印花税,阿照还不是永久香港居民,如果以他的名义买楼的话,还得另外征收海外印花税,买300万的房子,要多付几十万的税金。阿芸虽已拿了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但如果以她的名义供楼的话,收入要经压力测试(房子买家的供款能力),以阿芸的收入,能贷到的钱不多。
阿照手头的资金虽然有100多万,但要花钱的地方很多,租房子及添置一些家私用品已经花了几万块。阿照刚来,还不知工作何时能稳定,香港消费水平高,这时供楼会很吃力。所以,阿照买房子计划就搁置下来。



4


安顿下来后,阿照在阿辉安排下,到一个港铁站工程的工地上负责不锈钢集水槽的焊接。水槽钢板的厚度5mm,除了要求无缝焊接外,还要牢固、不能漏水,所以经常要加班。因为白天固定一个动作点焊,每天晚上8点搭地铁回家时,阿照酸痛的胳膊经常抓不牢地铁上的吊环扶手,只能靠在车厢壁以保持身体的平衡,有时在车厢的摇晃中,人一下子会睡过去,接着在进出人群的碰撞下醒来。
阿芸每晚要用跌打红花油给他揉搓肩膀和手臂,用莪术油涂灼伤的手掌。阿芸总是一边揉一边心痛地说:“还是找份‘看更’的工作算了,在空调房里,还可以经常坐着,轻松多了。”
为了将药油渗透到肌肉,阿芸按揉的力度很大,阿照龇牙咧嘴:“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我不会做。”
阿照按期完成焊接工作,验收的工程师们将水槽的出口用木塞塞住,往水槽注满水。一周后,所有焊接口没有漏水情况,高标准通过。
一个月后,阿照的人工由原来的1000元/天涨到1100元/天,一个月相当于涨了两千多块。这期间,阿照参加了香港对内地新移民的就业培训,4个月后,他考取了香港电焊中工牌照。成了“有牌”的焊工师傅,薪水涨到1300元/天,4个月的收入接近12万港元,持平了这间建筑公司入职多年的老员工。
但点焊工作有光有烟,对视力伤害极大,阿照在2016年4月提出辞职。阿辉极力挽留说:“以你的学历,在香港不可能再找到比点焊工更高薪水的工作。”
阿照也实话实说:“我想做回我的老本行。”


在内地时,阿照维修电器的启蒙老师姓叶。叶师傅专门帮人修电动工具、配锁匙,当时一把电钻需要3000多元,他修一次就要500元,一个人的收入可抵得上阿照全家人的收入。
叶师傅曾跟阿照说过:“维修这个行业很暴利,但你必须有过硬的技术,别人做不到,你能做到,这才能保证用最低的成本得到极高的回报。”于是,钻研电器故障的疑难杂症一度成为阿照的兴趣爱好之一。他读书时常因为背书不过关让老师留堂、罚抄书,但对怎样维修电器,却能过目不忘。
叶师傅早阿照10年移民到了香港,曾在一家FL公司当维修工,这家公司经营厨具、餐饮,全盛时期旗下物产有商铺、酒楼、写字楼超100间,待遇不错。叶师傅和公司冷气工程部的黎经理很熟,就把辞去点焊工作的阿照推荐了过去。
冷气工程部承接的都是大型中央冷气设备维修和安装,这和阿照的“专业”算是对口。香港非常重视推荐人的资历,阿照虽然学历低,又是新移民,还没有香港的电工证,但因为叶师傅技术过硬,所以阿照没有面试,就直接到岗入职。
阿照提了两盒铁观音感谢叶师傅,叶师傅拍着他的肩膀说:“师父领入门,修行靠个人。你混得不好不用埋怨我,要埋怨自己,混得好也不用感激我,要感激的是你自己。”
阿照刚到公司的时候,跟一位姓顾的师傅做事。顾师傅年近古稀,身材高瘦,说话中气不足,公司的人都叫他“顾叔”。起初,顾叔虽有师傅架子,但对阿照还算友好,经常指派他做些收拾工具、拉电线的工作,心情好时也会讲些维修冷气的入门知识。但遇到些关键环节,闲杂人等就只能远观不能“窃”看。有次阿照想跟顾叔说件事,还没走近,顾叔后脑跟长了眼睛似的,迅速停下手上动作,转身看着阿照,不喝斥、也不说话,用目光提醒他犯了大忌。
阿照知道,跟着顾叔学不到核心技术。自己做了十多年的电器维修,基础知识都懂,只是此前很少接触大型、复杂的冷气设备。既然顾叔不教他,那就只能靠自己“偷师”,等顾叔下班后拆开他做过的控制电路或是压缩机,研究、记录后再恢复原状。
渐渐地,阿照也知晓了些机巧之处,心里踏实了不少。当然,平日还得继续在顾叔面前“懂装不懂”。
这天,顾叔因重感冒请假,他手头还有几间写字楼的冷气设备需要维修。当时正值春末,冷气设备损坏频率非常高,工程部人手严重不足,没办法,黎经理只能让阿照临时顶上。阿照当时没多想,而且也没法拒绝黎经理的工作安排。好在那些冷气设备都是冷水泵、控制电路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他花了一天半,就将这些工作全部完成。
3天后,顾叔来上班了,当他确认这些冷气设备是由阿照独立完成维修的后,便对阿照冷淡起来。阿照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外出跟维修工程,他完全不让阿照插手。阿照请教他,他就直接说:“你不是都会吗?你都是师傅了,还用得着我教?”
听其他工友说,顾叔早年从内地偷渡来香港时,在内地已经结婚并生了2个小孩,到港后又找了一个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女人,生下3个孩子。顾师傅一个人养两头家,每月支出几万元,非常吃力,所以这把岁数还要工作。估计他眼见阿照“出息”了,心里生出危机感。
后来,顾叔想方设法要将阿照挤出公司,虽未得逞,但因其是老员工,的确影响到一些同事对阿照的态度。
被人彻底无视和孤立,是阿照到香港后最难熬的一段日子。有天晚上他睡不着觉,想起白天顾叔对自己的排挤,心中气闷,辗转反侧。他很想出去走一走,但怕惊动了睡在下铺的阿芸。
可阿芸的脑袋冒了上来:“要不要吃消夜?”
阿照赶紧闭上眼睛,闷声说:“我睡着了。”
阿芸轻轻笑了笑:“骗鬼呢?你睡着了怎么没有打呼?你不打呼我睡不着。”说完又推了推他:“我饿了,你陪我去楼下吃宵夜。”
儿子还睡在隔壁,俩人穿好衣服,做贼般轻手轻脚开锁、拉门。走出门口,他们相视而笑——到香港这么久,他们还没有一起深夜轧马路。
天气有点冷,阿照握住阿芸的手走在香港深夜的街头,霓虹灯闪烁,不是当年他们牵手走过的破败村道,但阿照却有了当年年少时拍拖的感觉。那时他们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也不知未来有什么等待着他们,但却有着单纯的快乐。阿照豪气顿生——从前什么也没有,而现在妻子、孩子、票子也有了,还有什么理由不快乐?
阿芸对他说:“如果做得不开心,就不要做这份工了。”
阿照长吐一口气说:“做,怎么不做?你老公我可不是半途而废的人。”他揽紧了阿芸,指着不远处的高楼说:“我以后一定会在香港买间屋给你。”



5


盛夏旺季,公司维修业务非常多,黎经理将阿照跟顾叔分开,让他独立工作。这时,阿照维修技术和工作能力便显露出来,他完成维修工程省时、省钱,很快成了工程部的核心技术人员。
FL公司的用工形式有3种:正式工、长散工还有待工。阿照和顾叔都属于长散工,这种用工关系让双方都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员工有选择是否开工的自由,公司也有选择让员工是否开工的权力。
长散工和待工采用日薪制,一般的维修工人日薪是500-700元/天。但自从阿照独立完成几项大的维修工程后,黎经理便不将阿照当成一般的维修工人。2016年7月,阿照的薪水由原来的1000元/天直接提升到1350元/天,遇到加班,有时日薪会达到4000元/天。
这是“师傅”级别的待遇,工程部有30多个维修工人,跟他差不多高薪的同事,只有5人:若非要“华山论剑”,那么技术最高的是顾叔,阿照次之,严师傅和谢师傅技术相当,还有一位叫阿安的师傅,人有点粗心,但非常勤奋,脏活、累活抢着干,即使公司将他派到很远的地盘,他也毫无怨言。
但这几个“师傅”之间的关系却很紧张:顾叔跟阿安不对盘——阿安一直想取代顾叔的位置,顾叔则一直给阿安下绊子;严师傅一年前因为争工程做,跟谢师傅翻了脸,两人互不理睬。阿照想独善其身,但因他跟过顾叔干活,被阿安视作顾叔一系,凡事都要跟阿照争个高低上下。
黎经理倒是乐见这样分崩离析的局面,便于他管理——要是众人团结一致,枪口或许就要对向他。因此,黎经理偶尔也会使坏,将5人的日薪调整得有所不同——同工不同酬,自然引发心理不平衡。
虽然人际关系复杂,但工资实在不赖。如果全年无休,算上加班工资,阿照的年收入大约有60到70万港元——这个收入在香港已算相当不错了。
阿照买房的心又蠢蠢欲动了,可2016年9月当他再次关注楼市后,才发现香港的房价在他埋头苦干时已经迅速飙升——跟2015年的楼价差价相比,远超当初要多交的印花税税金。
阿照后悔不已,买房计划再度搁浅。他没打算让阿芸一起承担买房子的负担,只能更加倍努力工作。
阿芸的收入不高,阿照只想她工作是“赚钱买花戴”就行。黎经理曾问过他“太太有没有工作?”阿照答“有”,黎经理不解——在香港,如果丈夫的收入比较高,妻子一般不外出工作。但阿照知道阿芸不喜欢当全职太太,所以他尊重阿芸的选择。
随着阿照的收入增加,阿芸在酒楼也减少了加班,把更多精力放在儿子的教育上来。儿子刚来香港时读中三(内地的初三),不是很适应——繁体字笔画多得让人绝望,英文水平也跟不上学校的进度,再加上受教育的背景不同,儿子常常觉得被同学们孤立。
休假时,阿芸便会带着儿子去相对安静的地方走走。比如新界,有许多丁屋、废置的房屋,还有大片没有开发的土地,跟热闹的港岛市区形成鲜明对比。阿芸带儿子到这儿来,是想告诉儿子,这个城市跟许多城市一样,既有光鲜的一面,也有破败和荒凉的存在。就这样,儿子对香港也有了更多了解,渐渐地也融入了集体。
2017年,阿照女儿顺利考上了暨南大学读精算师。在电话里听到女儿拿到录取通知书,阿照和阿芸都很激动。“这是我们家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啊!”阿照有种光宗耀祖的感觉,那天破例喝了半瓶红酒,将自己喝断片了。
这年暑期,女儿也到香港玩了一圈。外出游玩时,女儿是很开心的,但晚上四口人挤在出租屋时,女儿就有点难过:“老爸,你不要做得太辛苦了,等我大学毕业赚到钱就给你们换房子。”
阿照喉头一下哽住。女儿自小懂事,从来不会乱花钱。阿照知道,这居住环境在女儿看来,一定是父母过得很艰难。阿照赶紧将自己的收入支票、银行卡还有工资银行流水全都掏出来放到女儿面前:“老爸不差钱,老爸收入很高,绝对买得起楼,现在不买,只是在等入市时机。”
女儿脸上这才有了笑,阿照更是下定决心,一定要买房。



6


2018年年初,香港的经济数据一度不太好,楼市价格有所下挫,买房的时机应该到了。阿照手头储了一笔钱,以现在的收入供贷并不成问题,阿芸也点头同意了。
自从坚定了买房子的想法后,阿照和阿芸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多了一个娱乐项目,就是到处看房源。从深水埗到旺角,从太子道再到金钟,夫妻俩看了不下20套房子,都是有二三十年楼龄的“二手楼”——“一手楼”动辄上千万,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在对比过数间房子的价格、户型、地段后,最后阿照以410万购入一间建筑面积550平方尺(约50平方)的房子。
房子在长沙环青山道,楼龄近20年,但因为外墙经常有人维修维护,所以看上去还是比较新,楼下有烧腊档,前面是街市,走路5分钟就有地铁站,交通和生活都非常便利。房子原本是一个房屋炒家持有,原来市值192万,短短几年就被炒到天价。阿照付款270万,连装修带买家私花了60万,现在还需要还房贷140万,阿照计划在5年内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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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照在长沙环青山道买的房子(作者供图)

阿芸45岁生日前夕,阿照将房子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买房子的钱都是阿照攒的,没有跟父母和兄弟姐妹借钱,也没有动用阿芸的钱,房产证上却只写阿芸一个人的名字——除了因为阿芸是永久香港居民身份可以规避一些印花税,更重要的是阿照想感谢妻子20多年来的辛苦。

搬入新居前,阿照打算换一张新床。在一家床上用品店,阿照告诉店主要一张4尺半的床。店主有点惊奇——香港的普通家庭一般都使用4尺标准的“碌架床”,因为只有1.2米宽,不占地方,除非房子的空间比较宽裕,才会选4尺半的床。
店主劝阿照不要选这么宽的床,阿照少有地坚持己见——那种上下两层、不小心便会碰头的4尺床,他已经睡够了。
搬进新屋的第一天,阿照从8楼看香港,志得意满,对阿芸说:“你厉害了,当了香港人(永久性香港居民)不到3年就买了楼,没有哪个新移民比你厉害。”
阿芸笑道:“你想赞自己就直接说好了。”
阿照在新居摆了入伙酒,阿芸的爸妈和弟弟的一家人都来了。小舅子参观一番连连称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照哥,真行啊,这么快就买了房子,看来初中生完胜大学生,当初我看走眼了,原来你到香港是促进楼市繁荣的。”
阿芸母亲说儿子:“当初让你留在香港你不留,否则现在也可以买房子啦。”
阿芸弟弟叹了一口气:“不是谁都可以像照哥这样有维修的绝活,还这样肯挨,你儿子我除了学历,无一技之长,又无吃苦的勇气。如果留在香港,说不定一平方的厕所也买不到,还连累您两老。”


买房后,阿照每月要还银行房贷2万多元,再加上房屋每个季度要交差饷(房产税的一种)700多元,每月的水电费、房屋维护费等费用,每月要多支出接近3万元,所以更忙了。只有忙,才意味着有更多收入。
一般工程部的人不愿干的重活累活,阿照都会承担下来,加班更是从不抗拒。这几年工程部人员交替,有些人因为压力过大和身体原因离开了公司,有的则是技术不过关而被辞退,有的则是自己当了老板,能独当一面的维修师傅不多,阿照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了,连黎经理都会敬重他几分。
2019年,顾叔75岁,很多工作已不能亲身上阵,只能做技术指导。老板多次暗示黎经理把他炒掉,黎经理曾询问过阿照的意见。阿照说:“顾叔的技术暂时无人可以替代,跟他做事我才放心。”黎经理当然知道这是阿照在替顾叔说话,最后权衡下来,还是将顾叔留在了公司。
面对阿照,顾叔再无当初的冷淡和咄咄逼人,跟阿照说话甚至还有些讨好意味,还说要将他最厉害的“维修秘笈”教给阿照。阿照提议他可以将这些教给工程部的新人,或者将维修的心得体会写下来,以供大家参考,顾叔不愿意,这事就不了了之。
阿照也能理解顾叔的私心,但他不会跟顾叔一样保守,他想,如果将来自己带徒弟,还是会教人家一些真本领的,毕竟在这偌大的城市,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尤其在这样一个相对冷漠的环境,抱团作业,温暖别人也温暖自己。阿照希望将来的徒弟能像自己跟叶师傅一样,互相成就,相敬如父子。



7


2019年,内地旅客基本不再踏足香港,经济萧条了不少,阿芸所在的酒楼,冷清得可以拍苍蝇了。FL公司旗下的餐厅营业额少了七成,工程部原本只做集团内部的维修工作,现在也不得不外接其他公司的维修业务。
每天阿照外出工作,阿芸都有点提心吊胆,怕丈夫无辜受伤。她有时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想外出,因为看到街上的混乱场面,又害怕又心塞。
阿照跟读中五的儿子进行了数次长谈,一再告诫他要“分辨是非”,不要跟着去搞破坏,儿子非常听话,并不受身边的同学影响,这让阿照放下心来。
2020年春节前,阿照和阿芸回了一趟广东老家,探望年迈的父母,原本想待到年初九回港,谁知疫情爆发,听说香港要封城,便急急忙忙买了直达大巴的车票,初四就带着儿子往回赶。
香港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萧条时期。儿子不能上学,只能在家里上网课、打游戏,视力严重下降,阿芸所在的酒楼虽然没有倒闭,但也不再对外营业,她停工在家,无所事事。
阿芸父母的公屋离他们的房子只有十来分钟的车程,以前阿芸隔三岔五会去探望二老,但疫情爆发后,阿芸除了给他们送些食物外,便很少出门。3月中旬,阿芸父亲因为意外摔倒,引发脑溢血,很快就去世了,阿芸母亲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下去。阿照推了许多工作,一直陪伴在阿芸身边,帮着打点和照顾岳母,那一段日子非常难熬,但也是一家人最守望相助、亲密无间的时光。
从4月起,阿照的工作慢慢恢复了,经过旺角、尖沙咀、中环等曾经香港人潮最密集的地方,都冷冷清清。阿照的父母天天给他打电话,让他出去工作小心点。父母不会使用视频,母亲的耳朵有点背,阿照得要用吼,母亲才能听得清,每次两人打电话,就像是在吵架。
父母一年比一年衰弱了,阿照原本打算还清房贷,考取香港的电工牌,就多抽点时间回内地看望他们。但疫情一直反复,5月的时候说7月会恢复港澳直通车,后来又没有了消息。阿照非常担心这期间父母发生什么事儿,他不能第一时间赶回去。
6月,阿芸所在的酒楼清盘倒闭了。这间扛住了2008年金融风暴的酒楼,这一次在双重打击之下没能再坚持下去。阿芸失业在家,有点焦虑,既担心香港不安全,又担心失去了收入没钱还房贷和供两个孩子读书——女儿明年大学毕业可能还要读研,儿子读中六,马上就要考大学,往后花钱的地方更多。
阿照安慰她说,他们“进可攻,退可守”,在香港待不下去,还可以回广东老家,“别忘了,我们在老家还有两套房呢!再说,现在我还有工开”。
虽然市道冷清,很多人失业,但维修冷气设备这个行业没受到多大的影响,毕竟天气热,使用空调的频率非常高。阿照他们的人工薪水并没有折减,公司为了养着他们这一群核心的维修技术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6月份,阿照和他的助手阿聪共加班6次,有两次加班到晚上10点,有一次甚至到凌晨1点。北角、沙田、荃湾、旺角……他们在6月下旬几乎跑遍了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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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照在2020年6月份的维修工程记录(作者供图)

阿照并不介意加班,他的一些同事已经许多天没有开工,没开工意味着没有收入,现在还可以加班,是非常幸运的事情。阿照没什么不良嗜好,烟酒不沾,最大的兴趣爱好是赚钱,偶尔的娱乐是刷手机微信,和内地的同学吹吹水。他将每天的吃饭和买日用品的开支控制在100元左右,碰上维修单位请吃饭,还能省下一笔饭餐钱。他随身带着一个大号水壶,里面是阿芸给他泡的茶。

阿照的工作地点多数在楼顶,他和助手阿聪通常会搭乘电梯坐到最高一层楼,再爬一道铁梯到达最高处的平台。香港楼盖得密集,大型冷气设备放置就很成问题,没有机房的地方,设备就只能露天放,只要“屋宇署”批准就可以了。天台上,淡黄色的巨大散热水塔矗立,管道错综复杂,纵横交织,低沉的嗡嗡电流声音,经常让阿照有种还在广东老家的错觉。
维修完设备,阿照总是喜欢站在高处看香港。从这里看香港,天空没有被高楼切割得支离破碎,也看不到铺天盖地的广告牌,远眺高楼林立,楼顶最尖顶处,或是闪耀着落日前最炫目的光芒,或是在暮色沉沉中划过一线射灯。
风过无痕,偶尔会有一只白色大鸟掠过城市的上空。



后记


我对阿照的采访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两个月。阿照给我发的微信语音,背景有时安静,有时嘈杂,有汽车辗过路面的声音,还有人行道“滴滴”的提示音。在这些嘈杂的声音里,是夫妻俩踏入这个城市奋斗12年的轨迹。
我问他后面的规划,这个问题阿照想了很久。
“将来的事情很难说。如果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我不会做辛苦的工作,也不会考虑二次创业。曾国藩不是说嘛,‘儿孙若如我,留钱有何用,儿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我对将来没有具体的规划,只是跟着时势调配,即使是在香港买了房子,但也没有打算将香港作为永久居住地,只是趁自己还年轻还能做得动就多赚点钱,给自己和阿芸一个晚年的保障。”
最后,他给我总结了不宜到香港定居的三类人——内地高文化高学历的;内地高、中收入人群;人工有7000元以上的。
“那哪些人适宜到香港打工和生活?”
“像我一样有一技之长、又不怕辛苦的,可以试试。”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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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一 言

有温度的书写者

 楼主| 发表于 2021-8-20 09:1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住在燕郊的年轻人,在公交上做着北京梦丨人间

 马福全 人间theLivings  20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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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就是河北人,北京离我家这么近,我上学时就想,以后到北京定居肯定没问题。可是你看现在,我这房子还是河北的,拼来拼去,也没能出了我们省。我这也太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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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Sipa图片社





燕郊镇隶属于河北省廊坊市飞地“北三县”的三河市,距离北京市区仅30公里,2010年房地产做大之后,成为在京打拼的外地青年人集聚地。
据燕郊高新区管委会数据显示,2019年6月燕郊境内总人口超过90万,而三河市人民政府2019年12月数据显示,燕郊镇总人口为7.2万人,撑起人口基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作在北京的流动人口。
2018年4月,笔者搬到燕郊居住,初次了解到这个杂糅各种文化元素的北京“后院”。燕郊低廉的住房价格、便利的居住环境为年轻人提供了“积累资本”的可能性,但村镇文化的落后、通勤的压力等因素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同时,这里的年轻人也经受着身份认同的考验,对燕郊表现出褒贬不一的评价。
从2018年10月份开始,我陆续采访了一些在燕郊生活、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希望可以从中心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发现“北漂青年”的多元声音。



1


搬到燕郊的第一天,周强就觉得这里“乱”。
当初他是在妻子罗欣欣的极力怂恿下,才不情愿地将北京东三环双井那边的房子退掉的。岳父岳母在湖南老家的房子紧挨一片人工湖,环境很好,从小生活讲究的妻子,对居住环境的最低要求是“采光要好”。在双井时,周强两口子和合租的室友挤在一个比他们年龄都大的两居室里,厨房没有抽油烟机,卧室里见不到阳光,这让罗欣欣很恼火。
在燕郊找房子那几天,周强在外地出差,房子是罗欣欣定的。坐在“货拉拉”师傅的车里,罗欣欣用手机视频给周强介绍着路两边的小区和公共设施,语气昂扬。周强不断提醒她路边那些一闪而过的红色条幅:“打击黑暗不法势力,建设平安燕郊!”“杜绝聚众传销,严惩非法集资!”
在这之前,周强对燕郊的混乱有所耳闻:传销窝点,吸毒卖淫红灯区,还有人告诉他这里是著名的“小三生活区”,一些北京的有钱人喜欢在这里养情妇……罗欣欣对他的这些吐槽不以为然,“生活是自己过的,搬到这里就会做传销,就会吸毒嫖娼吗?”她兴致很高,还在路上时,就已经开始期待新房子里六开门的衣柜了。
搬完家那天,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周强两口子打车去预缴天然气费用。一上车,看到这里出租车的起步价居然是7块钱,两人几乎要激动地叫出声来。出租车司机是燕郊本地人,周强问他,为什么路上看到那么多以“福成”命名的商铺?师傅便打开了话匣子,一路上给他们普及了很多知识:“李福成你没听说过?半个燕郊可都是他的。他是全国的养牛状元,你们在北京吃到的牛肉,那都是他供应的……对了,前几年那个开宾利被面包车撞死的小伙子,还记得不?那就是李福成他孙子——乖乖,面包车司机还能有好下场?他冒犯的可是‘燕郊李嘉诚’……”
司机师傅又把燕郊的繁华程度吹嘘了很久。看得出来,他很为自己生活在这里感到骄傲。周强看他滔滔不绝,便问他是不是跑了多年出租车,没想到司机师傅语气突然一变,似乎受到了侮辱:“跑出租?我家就在那边,冯家府村的,我是专业收房租的。开车那是为了散心,找个事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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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司机师傅生活的冯家府村,是燕郊镇几个靠出租廉价房屋为经济来源的村落之一。王念有一次去房东家交房租,就在冯家府村里意外地找到了大学时校园周围“城中村”的记忆:过道很窄,粗糙简陋的低层楼房一栋连着一栋,墙上用油漆刷满了广告;每个单间陈设简单,月租500元以内;院子里停了许多电动车、摩托车,后座都装着外卖箱子,从车把上油迹斑斑的手暖看得出,里面似乎住了不少快递小哥。
每次王念从冯家府村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区,就会体验到一种神奇的对比:小区里的年轻人衣着光鲜,有的拎着快递包裹,有的牵着价格昂贵的纯种狗,和刚才在村里看到景象相比,这里似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但大家难道不是为了便宜才搬到这里的吗?算起来,大家真正放下工作、享受生活的时间又能有多少?热爱运动的王念隔三差五就沿着小区里的道路夜跑,他常常碰到遛狗的年轻人在路边停下来互相交流,狗儿们也在夜色里互相打量。他跑过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时间遛,我们家的狗跟着我,憋屈死了。”



2


搬到燕郊以后,周强发现他的时间变得“很不值钱”。早上从星罗城出发坐上815路公交车,一路堵车行驶37公里,到达临近东三环国贸桥的终点站郎家园时,他已经在路上折腾了1个小时40分钟。下车后换乘地铁14号线到达方庄,又是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这样一天下来,他有4个多小时处在家和公司之外的“过渡性空间”——相比于在公司里的9个小时,这段占去一天1/6的时间,几乎创造不了任何价值。
周强尝试过在公交车车上看书或者是玩手机,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无论多有趣的视频和文字,只要车子开动起来,都战胜不了突然袭来的睡意。确切地说,瞌睡根本没有远离过他,即使是抓着把手站在车厢里,他也会不由自主地想找个地方靠一靠,一旦身体碰到了牢固的栏杆或车座侧边,他就会自动合上眼,迅速找到入睡的感觉。
罗欣欣通勤情况稍微好一些。她在通州区常营东路的一所小学上班,819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恰好停靠在学校附近。只是她也得和周强一样忍受每天早上的堵车。因为819路直通地铁草房站,去那里坐地铁的人都会选择这路公交车,她每天基本要从头站到尾。
罗欣欣听人说,有些人为了能有个座位,清早起来要走上很远的距离去819路的始发站诸葛店,她也想试试,但早上就是起不来。每次上车后环顾四周,有座位的乘客们都在东倒西歪地睡着,完全不会顾忌自己响亮的鼾声响彻车厢。这让罗欣欣很羡慕,尤其是当她的脚底被高跟鞋鞋跟硌得隐隐作痛的时候。站得久了,她就抓住身边座椅的边缘,闭上眼小憩,明明在床上睡觉还会失眠,在公交车上却轻易就找到入睡的感觉,昏天黑地陷入梦乡。车子越颠簸,她越觉得难受,可是眼睛始终睁不开。
相比之下,王念认为自己把通勤时间利用得“很充分”。为了能提早一些出发,他起床后,通常先将吐司面包放到微波炉,或在电饭锅里煮上鸡蛋,然后去洗漱。收拾完毕,他将装了早餐的饭盒塞进双肩包,就出发了。
他每天早上6点30分从东贸国际花园小区出门,抢上一辆共享单车,骑40分钟,到达潞城地铁站——这是所有的北京地铁6号线的始发站,也是北京地铁线路图上距离燕郊最近的一站,更容易抢到座位。和他一样去地铁站人不少,他夹在电动车和共享单车中间,偶尔瞥一眼左右的行人,大家的脸上也都残留着意犹未尽的睡意。
王念的早饭是在地铁上吃的——毕竟要在地铁里坐上1个多小时,这也算是在节省时间。为了避免引起周围乘客的不适,他早上很少煮鸡蛋,通常是两片吐司夹培根,有时候也会带头天晚上在超市里买的土豆丝卷饼加一袋酸奶。吃完饭盒里的食物,他会从背包的侧兜掏出纸巾,擦擦嘴,然后微微并拢两腿,将双肩包立在膝盖上。距离金台路的换乘站还有20多分钟,王念两耳不闻周围的嘈杂,开始闭上眼睛,睡上一段又浅又短的“回笼觉”,睡觉时,他的两条胳膊搂着怀里的双肩包,像抱着一个枕头。大概是太缺觉,王念进入睡眠状态只需要一两分钟,非常高效。
睡眠对于生活在燕郊、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来说,具有无穷的吸引力。为了能够“睡一路”,已经在燕郊买车买房的吴启航说,与其强打着精神开着自己的宝马3系、夹在一堆车子中间走走停停,他更愿意“拼车”。
吴启航来到燕郊的年头比王念和周强、罗欣欣更久。2012年夏天,他从学校超市老板那里雇了一辆小货车,他窝在车里,屁股底下是网上搞活动买的一摞书,女朋友坐副驾驶座。天黑前,小货车颠簸到了燕郊镇。当时他们与人合租住在新开盘不久的、号称“天安门正东30公里”的天洋城,距离“北京交通网络重要站点之一”的天洋城总站不远。
那时每天早上5点45分,天还没有完全亮,吴启航和女朋友就去车站排队候车了。发往郎家园的818路公交车站台上总是熙熙攘攘,吴启航一开始看到队伍前列中有不少老年人还有些费解,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些父母为了让孩子多睡一会儿,早早起床替孩子们来排队。
2016年,吴启航和几个朋友创办的医疗试剂公司实现了盈利,女朋友也变成了妻子。他在燕郊买了套108平米的房子,半年后又提了一辆宝马。但他工作日很少开车——与其一路堵车、然后到公司旁边费力地找停车位,倒不如拼车更加自在。他的手机微信里有3个“燕郊拼车群”,都是住在附近的年轻人自发组织的互助群。每天晚上,就会有人在群里吆喝:
“纳丹堡到国贸,四缺一,6点40出发。”
“首尔甜城,明天7点出发,目的地草房地铁站,不等人。”
有需要的人直接和车主联系就行,价格通常是10元或者15元。所有的交易都是在群里进行。吴启航拼车拼了3年多,没有添加过一个“好友”,上车后也从不问那些车主叫什么名字、什么来头。他只知道,上车后就可以躺下来安心睡觉了,车况如何、车子在哪里出高速,都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别的拼车人也都不交流,车子到达目的地,大家抓起司机递过来的二维码,扫一扫付了钱,就算完成了这段路程。
吴启航很享受这种更贴近“共享”性质的通勤方式,他很少担心坐不上车,因为即便到晚上10点钟,也还会有人在群里问:“现在有回燕郊的吗?八王坟东。”
没有车的周强也搜过其他的“去北京”的方式,一个住在中铁三局的家属院的网友说,还可以坐火车去上班——每天早上不到7点钟,燕郊火车站有一趟去北京东站的K字头列车,路上只需要26分钟,车票9块钱。就是北京东站“太土”,前几年一下火车,跟“到了农村一样”,还要走上一刻钟才能到八王坟,想到地铁1号线的大望路站,再走10分钟。
周强有点心动,可再一看,从自己住的星罗城到燕郊火车站,打车就要快20块,而中铁三局的家属院,就紧挨在燕郊火车站的东边。



3


马上要“而立”的王念和很多单身青年一样,还没有改掉熬夜的习惯,不到12点绝对不钻进被窝。
王念大学时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网络工程师。他通常5点半下班,在单位附近吃晚饭,回到燕郊的住所,已是8点左右。在燕郊,他没有一个朋友,晚上回到家就蜷缩在客厅沙发里打游戏。四周特别静,楼下的猫声和马路上疾驰的车声都能清清楚楚地传过来。他潜意识里觉得,夜晚是少有的、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他应该死死抓住,而不是交给睡眠。
晚上的负隅顽抗,到了早上就变成了悔恨和恼怒。6点整,闹钟开始响个不停,他从床上爬起来后,需要闭着眼睛坐两分钟,像一台刚启动的电脑,等待各个部件运转起来。
每天不足7小时的睡眠,使周强两口子时刻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卫生间的水槽过滤网上缠绕着他们俩的头发,隔几天就要清理一次。罗欣欣经常在镜子面前哭丧着脸,说自己头发又变少了。为了生发,他们在网上购买过黑芝麻、坚果、生发喷雾,只是谁也没改掉晚睡的习惯。“
以前住在双井时,路上只需要半小时,8点起床都不晚。”周强提到过去,脸上露出向往的神色。但燕郊的房子更便宜,他们只花了1600元钱,就租了个两室一厅的套房,这在北京市里是没办法想象的。
除了价格便宜,罗欣欣更在意生活的质感。她不喜欢原来和别人合租时的状态,“客厅里连个瑜伽垫都铺不开,接个吻都不方便”。在燕郊,他们可以享受河北省质优价廉的居住条件,把钱攒起来买房子。相比之下,糟糕的通勤体验似乎是可以忍受的。
不过,工作日的时候,他们只有晚上才回到这里;到了休息日,他们又要跑去北京参加各种聚会、应酬,大部分时间的生活都和燕郊无关。就连房地产中介的软文里,也直接将燕郊的各个楼盘,直接形容为“被几十万北漂青睐的最佳睡城”。
可王念看来,即使是作为“睡城”,燕郊也是不达标的——通勤的时间成本太高,比不上回龙观、天通苑那些北京五环外的知名“睡城”。他有一个同事就住在天通苑,在他接连两次上班迟到后,极力怂恿他搬过去一起合租。从天通苑到公司所在的广顺北大街,只需要40多分钟,同事每天早上可以在庆丰包子铺里吃完早餐,再不慌不忙去上班。
王念心动了,一问房租,一间次卧都要1800元左右,而他在燕郊的一室一厅,一个月才950元。考虑到自己的理财计划,他打消了念头——除了本职工作,他也没有别的生财之道,用时间换金钱,是他目前唯一拥有主动权的选择。
刚搬到燕郊的时候,周强就听人说起过,“燕郊要通地铁”。也有人反驳了这种观点,说燕郊毕竟属于河北,不属于核心建设区,“修地铁要等到猴年马月”。周强在情感上比较倾向于前一种看法——虽然这里只是河北某县级市下的一个镇,但因为紧邻北京,发展迅速,很多公共设施都会比其他地方便捷一些。
他常常在网上搜索“燕郊什么时候通地铁”,也曾在乘出租车时,几次向当地的司机提到这个问题。他想,一旦北京到燕郊的地铁开通,除了通勤时间会大大缩短,他还可以“更高质量地”在路上补觉。无论有没有座位,打起盹来四周总要平稳很多吧?公交车在他心中造成了阴影,路上持续的颠簸,使他很难进入深睡眠。有时碰上司机一脚急刹车,“做了一路的梦都被摇醒了”。



4


理科出身的吴启航很早以前在读司汤达的《红与黑》时,觉得书里的“外省青年”这个词很陌生,对主人公于连的心理落差并没有多少认同感。但工作以后,他时常拿这个词和人开玩笑,说自己从芜湖的小县城到北京,就是法国小说里的“外省青年”。等在燕郊安了家,读书时的北京市集体户口也迁到了河北,这种荒诞的感觉就更强烈了。与合伙人聚餐时,他经常自嘲,说自己不仅是个来自燕郊镇的“外省青年”,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小镇青年”。

事实上,燕郊提供给“小镇青年”们的休闲场所并不少,只是很多人没时间享受,也不屑在这里享受。

受2000年以后新楼盘的分布影响,整个燕郊的消费区域都集中在“南边”,星河皓月、天洋广场、星罗城、鑫乐汇、方舟购物广场、永旺、东贸国际等几个大型购物中心,覆盖了所有的青年人租住区。无论是服装还是餐饮,入驻的商家基本上属于中低档品牌,价格相对实惠。

吴启航2012年刚搬到燕郊时,曾经惊讶这里的烤串居然可以低到5毛一串,“也就是我们老家县城的物价水平”。他记得很清楚,2013年,他和几个创业的伙伴一起在家门口的“东北饺子馆”喝啤酒撸串,喝到后半夜3点,一共消费了238块钱。老板揉着眼睛,在手机上刷着电视剧,一直等到他们结账离开。

那几年,吴启航曾经把这里当作最亲切的阵地,但这几年,他越来越少在燕郊下馆子了。他觉得这里餐厅的油不好,食材不干净,比不上北京的餐馆。他现在宴请朋友,肯定不会选择在燕郊,有时候周末妻子不愿意做饭了,他就开上车带上一家人“去北京吃饭”。吃完饭,他可以带着儿子去动物园、科技馆逛逛,妻子也可以在国贸做头发。吴启航自己也不在燕郊理发,“燕郊这边的发廊还是有些落伍,剪得难看不说,一坐下来就想着法子让你办卡,这是最让人讨厌的”。

作为宅男,王念对理发、吃饭这些倒没有特别的讲究,但他严重介意这边的医疗条件。

2017年底,他刚搬到燕郊不久,有一个晚上上吐下泻,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在门口打了个车去燕郊人民医院看病。夜里11点,门诊部稀稀落落,王念挂了号,在内科门口等了半天,诊室的门却一直紧闭着。王念肚子疼得难受,敲了几下门没动静,想着里面或许有病人在问诊,就坐下来继续等。直到后来实在等不下去,才又过去敲门。门过了会儿才被打开,里面并没有病人,一个护士从里面走出来,走时还扭头和值班的大夫开着玩笑。

王念皱着眉头走进去,那个戴口罩的大夫看起来30岁出头的样子,似乎对王念的到访很不满,简单问了他两个问题,打印给他一张纸条,让他去做检查,上面写了好多检查项目。

从进诊室到带着检查单出来,总共不过1分半钟。王念用手背捂着发烫的额头,感觉自己快要虚脱了。这次就诊给他造成了很不好的印象,当他和朋友抱怨时,对方提醒他:“你就别要求太高了,你想想,燕郊就是个镇,他们的医院,也就是老家里的乡镇卫生院,人家医生又不着急,给你把病治了就行了。况且,燕郊的公立医院也都是承包出去的,能有什么好。”王念想了想,也确实是这样。从那以后,他只要身体不舒服,都会去北京的医院挂号,尽管每次都要花更多的时间赶路、排队。

这种对于燕郊的“嫌弃”和“不信任”,并不单单体现在日常消费和医疗上。

和北京相比,燕郊的教育资源太过匮乏,吴启航不希望让儿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两口子一直在为儿子将来去北京读书“铺路”。孩子还没出生时,他和妻子就打听了外地生源在北京入学的程序。

从2015年开始,他们俩在北京西城区缴纳社保,一个生意上的伙伴家就住在西城,答应为他们办理租房证明和孩子入学需要的其他材料。吴启航的打算是,到时候要在就读的学校附近租房子,这样上下学可以方便些,他们两口子在两地之间奔波已经够辛苦了,不希望孩子以后继续吃这个苦。

他们3岁的儿子,已经在一所收费颇高的私立幼儿园读小班。在教育这件事上,吴启航很舍得投资,他为儿子报了几个燕郊当地的兴趣班,其中让他满意的是绘画课——中央美院的燕郊校区就在他们家附近,他找人请了美院的一位青年老师来教儿子画画。

在燕郊住了这么多年,吴启航夫妻俩一致认为,总体上来说,燕郊是一个缺少文化的地方,“你到任何一条主干道去看看,到处是吃饭的地方,想找一家书店?难。这里连报刊亭都没有”。



5


有一次,一个朋友给周强发来了一张图片,问他是不是“住在附近”。图片上是福、禄、寿三尊大神像,插在现代化的街道和楼房中间,乍一看,周强还以为是P出来的。
他问朋友“这是什么”,朋友惊讶地反问他:“你不知道这个建筑?就是燕郊的呀,太奇葩了!”
周强网上一查,这座名为“天子大酒店”的建筑的确在燕郊,三尊神像高41米,还进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他招呼罗欣欣一起过来欣赏这张充满魔幻意味的图片,两个人笑完都在感慨:他们对于燕郊了解太少了,虽然在这里住了一年多,活动范围不过就是小区周围的菜市场、超市。
罗欣欣曾经几次说,“找个周末去燕郊的植物园转转”,可直到现在,俩人也没去,倒是在去年8月“劳师远征”坐着长途大巴去了趟北京延庆游“世博园”,回来的路上大呼上当。
王念却对“融入本地”不以为然,他说,那些住在北京的同事和同学对于自己居住的周边环境也并没有多了解,在攒够房子的首付之前,他是不打算从燕郊搬走的。“去哪里都一样,现代生活就是这样的,个人空间到哪儿也免不了受到挤压。”
在他看来,现代都市人的工作和休闲时间,都像红豆薏米粥一样,是混在一起的,没有明确的界限——他不敢将办公室的群聊消息设置“免打扰”,坐地铁回去的路上或者周末在家,也会打开电脑的办公软件无偿加班;另一方面,在公司开会时他也会偷偷打开手机里的动漫剧集,看一集更新。他很庆幸北京周边能有燕郊这样一处“后院”,它就像大学周边的廉价宾馆、饭馆,夹在高铁时刻表中间所剩无几的普通火车,是城市“生态圈”的组成部分——至少近几年,它会给他这样的上班族提供一个过渡阶段。
在吴启航的妻子看来,像王念这样吃苦耐劳的年轻人似乎不像前几年那么多了。她一个96年出生的表妹,在老家内蒙古读完大学之后跑来投奔她。表妹在北京一家新媒体公司做文案策划,一个月工资6500元。吴启航作为姐夫,已经预备在自家小区里帮她租房,想着离得近,平时可以有个照应。但表妹在他家住了两天就搬走了,自己去公司附近找了个合租的次卧,每个月房租3000元。
吴启航和妻子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花掉工资的1/2去付房租,是不是太“奢侈”了?表妹却说,上下班坐长途公交车太累了,想想都头疼,人生总共才多长啊,她不要因为攒钱受这个罪。
因为妻子表妹的事,吴启航也注意到,这两年来燕郊租房的大学毕业生的确少了很多,现在走在小区里,看到的大都是像他这样的中年面孔,还有许多操着各种方言的老人——他们来这里帮着儿女照看孩子,一到晚上便在小区里跳起喜气洋洋的广场舞,在亭子里下棋、吹奏乐器,俨然一副本地人的模样。



6


像燕郊镇这样地理位置特殊的区域在全国或许并不是特例,周强还听说过,上海旁边有一个花桥镇,属于江苏的昆山。那是一个依托上海发展起来的小镇,常住人口超过25万,其中大部分是像他们这样的“漂儿”。有些人最初是暂时住在那里,后来买了房子就安了家,甚至把工作也换到了花桥。
周强有时也忍不住发愁,像他们这样每天挤车去北京的日子能持续多少年呢?以后岁数大了,身体差了,还要这样东奔西走、披星戴月吗?
岳父岳母多次提议周强两口子在燕郊买房,说要把家里的一套闲置房卖了支援他们。周强也留意过燕郊的房产交易,每次坐车回燕郊,到了“河北界”,最先看到的就是兴达广场大大小小的售楼部,还有些路子更野的中介,打着“住河北,享受天津高考政策”的广告,似乎提前吹起了“京津冀一体化”的东风。
周强打听了小区门口的“我爱我家”,目前房价降了一些,每平米2万左右。罗欣欣在通州教学,有北京的户口,以后孩子在北京读书毫无悬念,如果在燕郊买房,他们当年“攻占北京”的计划算是折中实现了。
不过周强的父亲对儿子在燕郊买房,心里有些疙瘩。他来北京帮公司采购设备,转到燕郊来看儿子儿媳,晚上7点多吃完晚饭从北京海淀区出发,到了燕郊已经将近10点了。他在公交车站跟接他的周强汇合后,上下打量了一番路两边的店铺,和儿子开玩笑说:“是比咱们那个八线小城亮堂多了。当年我把你奶奶从农村带到了城里,你这又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了。”
到北京去,在北京成家立业,哪个最初来燕郊的年轻人不是这样想的呢?
去年秋天,王念有一次为了完成一份竞标项目书,到燕郊一家咖啡馆加班。咖啡馆很冷清,他选了个靠里的位置,工作了2个小时后,咖啡馆里又进来两位女客,一坐下来就七嘴八舌聊了起来。咖啡馆很安静,两个女人的聊天内容全都飘过来传到了王念的耳朵里。从对话里可以听出,一个是电影演员,另一个是制片人。
女演员带着明显的焦躁情绪,向制片人大吐苦水:“我也不知道这两年怎么了,总接不到好戏……刚出道那会儿,张嘉译和左小青演我爸妈,你说,这样的起点还不错吧?”
制片人啧啧叹着气,说:“那你早期的资源已经很不错了。”接着又帮女演员分析起了最近的形势。
王念从没接触过这个行业,不禁竖起耳朵听起来。他从谈话中得知,女演员靠着接戏,年纪轻轻就在燕郊买了一套房子。但她显然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好几次强调说:“我自己就是河北人,北京离我家这么近。我上学时就想,以后到北京定居肯定没问题。可是你看现在,我这房子还是河北的,拼来拼去,也没能出了我们省。我这也太失败了!”
王念缓缓抬起头,从侧面偷偷打量那个稚气未脱的女演员一眼。他说不上来为什么,那一刻竟然和这位女演员有了情感上的共鸣。在这之前,他对居住在河北燕郊这件事并没有太多的感想,可是女演员的话让他一瞬间回到了大学刚毕业、选择就业城市的那个时间段:老家的省会城市郑州这几年发展潜力很大,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北京。
到底首都对于他有多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他愿意每天早上在地铁上吃早餐、把整个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他知道,即使有一天真的攒够了在北京付房子首付的钱,生活也不会轻松。而人在燕郊时,他总觉得“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很多事情可以将就,他对这里谈不上喜欢,也没有特别深沉的感情。
为了省钱,晚上从北京回燕郊时,王念会乘坐长途公交车。连接北京和燕郊的高速路是一段令人沉默的黑暗,公交车驶在上面,筋疲力尽的乘客们没人讲话,路两边也看不到灯光闪烁。王念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和小伙伴在户外玩耍到天黑下来时,他心里就会涌起大片大片的恐惧,那时候,他只想赶紧回到家里去,好像那里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而现在,无论对燕郊,还是对北京,甚至是对那个有父母在的“故乡”,他都再也找不到那种慰藉的感觉。公交车像一匹跑了三天三夜的马,闭着眼在向前赶路。他觉得自己已经和公交车融为了一体,穿梭在沉默的黑暗里,没有具体的形状,有的只是速度,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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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福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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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8-20 09:27 AM | 显示全部楼层

芙蓉街上的老人:热闹都是他们游客的丨人间

 貳鱼 人间theLivings  201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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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游人的老城厢,看起来便和其他城中村、山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冷清、衰老,只是穿着一件精致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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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作者供图





七月的济南像个巨型桑拿房。千佛山下向北两公里的老城厢在夕阳下镶了一道慵懒的金边。水流潺潺的曲水亭街,有人击鼓唱歌,有人抽烟叹息。

我为一篇关于老城厢风貌的论文在街巷间穿行。

这些年,许多人都对老城的未来忧心忡忡——高度参差不齐的建筑,翻盖得不伦不类的老房,以及铺天盖地的小吃,让老城厢在历史和现代之间显得格外尴尬。而在所谓“物质空间决定论”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始终以为老城的外在风貌几乎占据了它历史价值的全部,更是老城居民生活的真实反照。

直到我在芙蓉街遇到了老黄。

(编者注:物质空间决定论,是指建筑空间是影响社会变化的工具,通过对物质空间变量的控制,就能形成良好的环境,这样就能自动地解决城市中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促进城市的发展和进步。)



老黄不明白


沿着泉城路走到一半,人流便明显分出一股,向北穿过牌坊,涌向油烟四起的芙蓉街。除了傍晚时分的经十路,这里大概是整个济南最堵的地方了——不是车,而是人。

尽管总有人抱怨着被身后大哥的羊肉串签子扎到后脑勺,或者太容易踩到前边小妹挤落在地的炒酸奶,这条街的热度依旧丝毫不减。在城市旅游手册的介绍中,芙蓉街是“最具济南特色”的步行街,若没有在这里挤上一身孜然味儿,简直等于白在泉城走一遭。

但实际上,如果没有那些深藏在街巷拐角处的不起眼的泉眼,它大概也和南京的夫子庙、苏州的平江路、扬州的东关街、南宁的中山路,甚至上海的田子坊、北京的南锣鼓巷没什么区别。街道两旁的橱窗里,都有同样表情的俄罗斯套娃和做工类似的西藏首饰,明信片上画着同样手绘风格的古建筑,爆肚麻汁里的蒜泥同样没有拌匀……就像是一个标准化的符号,每个“历史文化名城”都必须流水线般地提炼这么一套。

至于这种“地标性景观”究竟对城市文化和地域风貌的传承有多大作用,游客小贩说不明白,当地居民也想不明白。

老黄就想不明白。刚见面的时候,他低着头抬着眼,透过老花镜的上沿儿瞅着我,心不在焉地听我背书似的描述自己的调研问题——他一点儿也不在意“特色”、“风貌”这些我挂在嘴边的词儿,也不想搞明白这些隐性的价值对于老城意味着什么。老黄只想知道,芙蓉街变成小吃街已经十来年了,为什么还是会有那么多游客抹着嘴在自家门口探头探脑,而且完全无视他的存在。

我调侃他:“十几年前偷看你老房子的大学生,现在带着孩子来故地重游,大家都当宝贝的老房子你有两套,还不能让人家看看嘛?”

老黄就用食指叩了叩自己的脑门,下巴颏一抬:“我比房子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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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花洲航拍(作者供图)

老黄多少还是有点自负的。虽然从身材和衣着上看,实在和“有钱人”沾不上边,但他在这明府城里确实有几套了不得的宅子:王府池子附近的宅院租出去开了餐馆,芙蓉街上的店铺租出去卖起了小吃,还有一套留作自用。

多年以前,老黄喜欢没事儿就背着手在芙蓉街溜达,那么多外地人、大学生,让他觉得新鲜又热闹。如今见惯不惯了,他又常常回忆起芙蓉街之前的样子。

老黄说,自己八九岁的时候,总喜欢踩着那些雨后向外渗着泉水的青石板路,跑去芙蓉街打油。顺着街道向南望,在层层屋檐的点缀下,千佛山就在雨雾里若隐若现,怎么看都不像是现在年年举办相亲大会的地方。

等到了六七十年代,经济困难,街上店铺大多数都关了门,老黄那时候刚20出头,便帮着父母想方设法营生,在被砸得尘埃飞扬的文庙、关帝庙中做些小本生意,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八十年代芙蓉街开始搞个体经营,他便在街面租了一间房子卖五金,卖甜沫(济南名小吃,一种以小米面为主熬煮的咸粥);等芙蓉街被划为历史保护街区后,他又跟风倒腾了几年文玩,九十年代又随着街区改造歇业大吉。到了新世纪,小吃店终于占据了芙蓉街,游客多了,老黄却没精力做买卖了,把老铺子往外一租,跟着街坊们一起站在街头巷尾看热闹。

又过了几年,“小吃一条街”转头一变,成了“文旅一条街”。关帝庙、文庙重修了,芙蓉泉也被保护起来,游客更多了,可老黄和街坊们反倒连热闹都不爱看了——因为总有人来看他们。

老黄领我走到家门口,指着辆破二八自行车:“前两天一帮长头发的小伙子逮着这个拍了半天,有人还想买走,图啥呢……”

好多老邻居都在门上挂了牌子,写着“私人住宅,谢绝参观”。之前也总有人提出,想去老黄家参观,起初他还热心地做讲解,直到去年家里狮子狗把一个女孩的小腿扒破了,连打针带安抚赔了小两千,他才也学街坊们,在门前挂了牌。

尽管如此,每天还是有很多人走马观花一样地往他院子里钻,使劲琢磨着怎么把那翻修了多次的屋檐、院墙和长满青苔的鱼缸拍得好看一些。

老黄在旁边看着,实在是不明白,只好摇摇头。

“老了,真跟不上潮流了。” 



巷口少年的回忆


老黄家在与芙蓉街垂直相交小巷子里。

这样的巷子有不少,入口就隐藏在芙蓉街南北相邻的店面之间。向里蜿蜒曲折,窄处不足一米,常有人张开双臂撑在两侧墙壁上拍照。一座座宅子就间隔地并列在两侧,门廊幽深。平日里,老黄便经常坐在自家的门廊里,看路人从门前经过,如同观赏皮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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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廊里看行人(作者供图)

看了很多年,看着街坊的孩子变成青年,也看着这家搬进,那家搬出。

老黄对每一家门面的变化都了然于心。燕喜堂那样的宅院自不必说,门面经过数次翻修;有的人家,门前的石狮子脑袋已经被摸得发亮;有的人家,还保留着青石拱券的门廊;其他大多数则和一般城中村的平房一样,老旧、逼仄。

老黄自住的院落基本保持了原貌,获得了很多游客的夸赞,他也相当满意自己的审美。只是每次经过燕喜堂那堂皇的大门前,他仍会感慨:“还是人家有钱啊。”

这几年,老黄花了不少钱修缮自己的老房子,门廊、青瓦、影壁墙,全是按照旧时的记忆重做的,院子里哪里种丝瓜、爬山虎在哪面墙,也都和过去保持一致。他也承认,现在是生活好了,可以怀旧一下,“不然饿着肚子哪里有心思讲情怀?”

老黄说,童年时他每天都会从自家宅子跑去祖父家,穿过曲折的小巷和户户垂杨,路旁泉水流淌,妇女弯腰洗衣——这幅景象倒和现在没什么区别,只不过那时大家都拿着棒槌。还有一处连着一处的泉池,那时候,这些泉池就像普通的水池一样分布在巷口或住户院子里,大家洗菜、吃水,没人在意它到底是个什么来头,更没人舍得往里边扔钱。

那时候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用脚使劲地跺泉池旁的青石板,看池底汩汩冒出水泡来。除了孩童的嬉闹、小贩的叫卖,巷子终日都很安静,和它青灰色的外表一样沉默着,与远处的千佛山遥遥对视。

祖父的房子如今租出去了。老黄说,早年间,祖父在院子里凿了一个一米见方的水槽,里面还养着几条鱼——其实也算不上鱼缸,只是一个“食材”的暂存地,里边都是些草鱼以及不知名的巴掌大的鱼,养几天祖母就捞出来下锅了。他喜欢捉些虫子扔进去,看鱼浮出水面“啵”的一声将之吞掉。有时候他也会从护城河里捉些蝌蚪放进去,总有“幸存者们”逃过鱼口茁壮成长,到了夏天院子里就会呱声四起,换来祖父一顿臭骂。

后来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宅子归了老黄的父亲,但一直荒着没用,几场大雨后,瓦片凋落,门板腐朽,也没钱去修缮,破损的石槽和地面石板缝隙里长满野草。那时候正逢困难时期,文庙、关帝庙的雕像都被人拉走砸毁,散落的泉池更是无人问津,多被填埋了,街巷里一片凋零。看着摇摇欲坠的老屋,老黄父亲决定用来当存货仓库。

自此,老黄每隔几天都会拉货出入老宅,闲了就打理打理地上的野草,擦一擦落了尘土的窗台,在水槽子上坐着歇一会儿。到了夏天,满身大汗的老黄从老宅干完活出来,走几步绕到王府池子前,脱得只剩个裤衩,一跃而入。

又过了些年,石槽也被毁了。

终于等到自己能颐养天年的时候,老黄才得以仔细回忆着过去水槽的样子,打了个石槽放在自家院里,里边养着几尾锦鲤。在狗咬人事件之前,常有游人围着拍照,“说是要求转运”。



在王府池子里摸瓜


在芙蓉街中部的翔凤巷子向东拐,再向北走个百十米,不远处就能看到王府池子的指示牌。

王府池子也叫濯缨泉,就藏在芙蓉街与曲水亭街之间的层层建筑中,常有人顺着指示牌问了一路,也未能一睹风采。在过去的夏天,如果跟随流水和嬉笑声的指引,顺着墙根一路,直到眼前豁然开朗,一群大爷穿着泳裤以不怎么标准的入水准备姿势赫然出现在面前的时候,王府池子就到了。

站在池子南岸,对面屋檐构成的轮廓像老城的脉搏一样平缓,再往北就是大明湖。这里并没有高层建筑,只有几棵绿树刺向红瓦背后的青灰色天空,树下有人喝茶下棋。尽管这些年,周边房屋的外形都因为翻修多少有些变化,但天际线还是一如既往的安详。

几年前有人来做社会调研报告,说用泉水盥洗衣物、在王府池子里游泳等行为对于保泉不利,也有损老城区的形象。老黄对此大为光火。他觉得这水本来就是让人用的,就像这里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一样。

当我再次提起这个问题时,他反驳得有板有眼:“早年没自来水,泉水可不是用来看的,淘米做饭,洗漱洗衣都是在门前泉水里解决,几十年上百年都好好的,现在游个泳就污染啦?这老城还能让我们这一小撮人给败坏了不成?”后来这个调查无果而终,居民们依然在水边洗衣洗菜,但游泳就不行了。

老黄抱着肩膀站在池子旁,面露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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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池子南岸往北看,再远处就是大明湖(作者供图)

在他看来,这池子只有两个作用:游泳和冰西瓜。从年轻时起,每个夏天的午后,老黄都坚持来游泳。他说,在这里他自学成才,“一口气能从南北岸来回一趟”——来回一趟大概六七十米,我实在觉得,这不太符合一旁抽着烟不时咳嗽的老黄的形象。

那时池旁还没有护栏,老黄帮家里进完货后,就抱着西瓜踩着池边长满青苔的滑溜溜的石板入水,把瓜搁在石板上,从岸上捡块石头卡住,让西瓜正好完全没入水中又不至于乱滚,游上个把钟头后,西瓜也冰得差不多了,便切开,在岸边狼吞虎咽后,再继续干活。

有一次忽然天降暴雨,雨点打在水面上啪啪起花,他在水面下抬不起头来,眼看着西瓜被激起的水波冲进池子,他只好赶紧潜入水底去摸瓜。水下被雨水打得一片浑浊,他吃了几口水草和泥巴,经过好几个沉浮才找到瓜。当他再次浮出水面时,乌云已经飘走了,只有零落的雨点散散落下,向南望去,雨后的白墙青瓦和绿树,被冲刷得清新明亮。这是他第一次觉得,原来自己活了几十年的地方还是很耐看的。

前些年,冬泳开始流行起来,他就和一群老伙计在冬天雾气腾腾的水面上缓慢地游着,再哈着热气搓着手上岸,用大毛巾裹住颤巍巍的身体,谈笑风生。

老黄偷偷给我说,他现在偶尔晚上也会来偷着游上几圈,过把瘾,就像他曾不顾禁令在护城河里游泳一样。我提醒他:“听别的居民说这水底下都是各家各户排出来的脏水啊。”他摆摆手:“别听他们扯淡,那是他们不会游,我技术好得很!”



曲水亭的脸谱


出了王府池子向北,形形色色人群涌向曲水亭街。傍晚时分,老黄坐在曲水亭街水边的树下抽烟,对岸是琳琅满目的小店。有青年坐在酒吧门前,合着音箱里播放的民谣,摇头摆尾地拍打着手鼓。这些歌老黄都没听过,他问我:“这歌不应该是唱的云南那边儿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经过多年的整治与迭代,曲水亭街如今已经没有占道的烧烤排挡和茶桌了,取而代之的是咖啡馆、酒吧和纪念品店。在芙蓉街吃饱喝足的游客、情侣从不同的小巷子汇合到这里,买几张明信片,再一路向北汇入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在新建的四合院里听曲古琴,翻翻价格不菲的黑胶唱片,出门继续向北去到大明湖,便仿佛完成了一场老城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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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水亭街拼图(作者供图)

散步在街头,看着来往行人,老黄说自己常常有些恍惚,满大街的游人都像一幕大戏中的演员,而他这个戏中人仿佛成了看客。他总是问我一个类似的问题:“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习惯了,离不开了,可你们这么年轻,为啥总爱往这儿跑?”我只能回答:“其实大家也不是冲着你们的老房子来的,是冲着这种氛围来的。好比现在这里啥都有,你就不觉得过得比以前丰富多了?”老黄摇摇头。

无论是洋酒咖啡还是烧烤螺蛳,老黄都觉得和自己没大关系,他说这条街有点儿像川剧的变脸,一年甚至几个月一变,但到底哪张脸是真的,谁也说不好。这些经过精心设计过的文化,和他所经历的过往,并没任何重叠之处,和整个街坊邻居的生活也没有太多交集。

他们不关心哪家奶茶店是网红,就像那些拍起照来流连忘返的游客,并不知道街巷深处的大多数居民家里至今通不上燃气,还要挤公共厕所。街道上的活色生香,和街区里的柴米油盐,其实是两种不相干的生活罢了。

如果下起雨来,游客就会统统跑去街边店铺甚至恒隆世茂避雨。没有游人的老城厢,看起来便和其他城中村、山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冷清、衰老,只是穿着一件精致的外衣。

老黄的儿子们也不在这里居住,一个在南方工作生活,另一个住在高新区。后者每周都会来看他,抱怨停不下车。他想把老黄接走,把这处宅子也租出去,在自家小区买一套给老黄养老。老黄不同意,开玩笑说还惦记着在王府池子里游泳呢。

在南方工作的儿子每年都带着孙子回家看他。每次小孩子兴奋地叫着向屋旁墙根的流水跑去时,都会被爸爸一把拦住,说那里不干净。老黄就坐在水边一筹莫展,默默嘬着烟。



尾声


后来我问老黄:“老说你是个活历史,你对自己活了一辈子的老城厢这些年的变化,到底怎么看呢?”

老黄笑呵呵地说:“都好都好,只要能让我们生活便利,需要我们留下,我就继续住这儿。要整个翻新呢,我就去找我儿子。现在新鲜玩意儿这么多,咱也不懂,热热闹闹的挺好。”说得坦坦荡荡,一脸慈祥。

转头来他又说:“热闹虽好,别太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就更好。”

天气闷热无风,一场雨正在酝酿。百花洲的街头,孩子们正高兴地沿着护栏追逐池中的天鹅,身着汉服的情侣在拍复古婚纱。我脑子里就突然浮现出某个雨雾蒙蒙的午后,年轻的老黄独自在王府池子里游泳的情景。

远处的千佛山默默地注视着它脚下的一切,跳着脚游戏的少年,赤条条游泳的青年,滚落水底的西瓜,喧嚣的游客,被一次次损毁又一次次迎来新生的老街。

我心下黯然,想起苏子游赤壁时的感叹:“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不知道一旁的老黄会不会有类似的感受。转头看他,他正用一指禅拨弄着手机,大概在和孙子聊微信。

等傍晚雨停,老黄一本正经地与我握手上告别,转身沿着曲水亭街向南走,消失在巷口。我向相反方向去坐车,河边酒吧里传来歌声:“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

(照片均为作者拍摄,人物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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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8-20 09:3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北京六郎庄死了,我很怀念它

子禾 人间theLivings  201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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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blake.thornberry 


这里每天晚上的听音乐、看电视、说笑、洗漱、叫床和大清早的出出进进关门开门声,是十几个人琐碎却真切的全部生活。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在著名的北京六郎庄住过将近一年时间,当时的一些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诸如房客、房东、邻家小孩等各色人等的贫穷小故事。

曾被戏称为“中关村宿舍”的六郎庄,显得和北京之名甚至中关村之名格格不入,但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却永远无法摒弃。六郎庄如今已被拆迁,但它不会消失,而是更名换姓,改头换面,以别的形式存在于另外的地方。

 

1


在六郎庄近一年,竟不知道它有“中关村宿舍”的惊艳别称。真是没想到。乍听起来这确实有点儿令人惊异——惊异于它的某种恰切:它概括了集脏乱杂于一体的六郎庄和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之间极其重要、隐秘又尴尬的关系。不知是谁起了这个听上去体面又含义饱满的美名。

这个别称,六郎庄是完全当得住的,甚至细想起来,还有点不足,不足以概括六郎庄的重要性。因为六郎庄的影响范围远超出了中关村,也远超出了中关村所象征的电子科技互联网领域。靠近中关村的六郎庄,和靠近上地软件园的唐家岭、靠近CBD的化石营、靠近清华北大的水磨社区、靠近西北三环的南坞、靠近西二旗的沙河等著名的北京城中村一样,以其租金低廉、距离近便的优势和与之相应的脏乱差,为周围地段各行各业的“寻梦者”提供了初期的落脚点。


2


第一次去六郎庄是2008年9月底,那天下着小雨。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低矮小房子的屋檐上噼里啪啦滴着水,水汇成一片,流淌在小巷子的每一个低洼处,让我们不得不断地拐弯拐弯,左蹦右跳,前躲后闪,同时还要注意小巷子两边墙壁上、电线杆子上的招租广告。

忽然,一家门口闪出一个中年妇女,慢吞吞地用仿佛舌头打了卷儿的北京话说:“你们是不是要租房子啊?看看我这个,我正打扫呢,地板我都用84消毒液消过毒了。”是一个简陋的微型四合院,几间平房,进了朝东的永远只开着一扇的院门,正对的是正房,房东一家住,左手是窄小的厨房兼烧暖气的锅炉房,右手是要出租的房子,大约十二三平米,房子很老了,刷白的墙壁上渗着不均匀的暗黑,一张挺大的双人木板床,一张桌子,两个柜子,都很旧。院子很狭窄,约五六平米,靠墙堆放着几棵大白菜和几根大葱、去年没烧完的蜂窝煤以及几双旧鞋子。房檐下有个燕子窝,我说:“哎,还有个燕子窝呢。”女房东有点自豪:“可不吗,每年秋天就不见了,第二年春天一愣神工夫,又回来了。”

600块一个月,比我和爱人的上一家出租屋便宜将近300块,就这么定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就从遥远的石景山古城搬到了这里。从搬来的第一天起,女房东就告诉我们,不许使用他们的厨房,我们可以在房间里做饭,但是不能炒菜,理由是:“自己的房子,都要很爱惜的,炒菜有油烟,白墙都给熏黑了,灯也会熏黑。”后来她还特意建议,“你们啊,要是没事就别在屋子里开灯,或者买个小台灯也成,那样省电。顶灯不少钱呢,老开着容易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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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租住的第一个房子内景

房东两口子之前都在公交公司上班,老公当司机,老婆当售票员。现在退休了,老公在公交公司看车,老婆在家当全职包租婆——除了自家院子里我们住的这一间,她在六郎庄的另一头还有一小栋楼,大约十几个房间,一个月租金收入万把块钱。

有一次我们在屋子里熬粥,热气腾腾正要盛的时候,外面咚咚咚几下敲门声,随即门被推开个小缝,是女房东伸进了头:“你们(干)嘛呢?说过不要炒菜,怎么又在炒?”我拿开锅盖让她看:“阿姨,您看,我们真没有炒菜。”

当然了,偶尔我们也会偷偷地炒一下。

我们共用一条网线,费用对半,但基本上女房东都会把路由器关掉,“人家说了,就那么插着,表也是要走字儿的。”

冬天烧暖气,总说煤又涨价了,这样一来,我们处在暖气管道末端的房屋总是有点冷,我去反映,女房东说:“没有啊,我这屋挺暖和啊。”

 

3


离开她家大约三四个月后,有一次要帮一个朋友临时租房,找到她家门口时,小吃一惊,原来的低矮房子都不见了,巷子里挤起了一幢崭新的四层小楼,每层都有五六个六七平米的小房子。

女房东在门口看见我,客气地打招呼,听说我们要租房子,就热情地带我们去她家楼上一层一层参观,边走边自然而然地介绍着:“说是要拆迁,人家都在盖房子,我们也盖起来了。”到了四楼她家人住的地方,还特意带我们去看为独生女准备的婚房,一边看一边介绍每一种家具,说是在哪儿买的,什么牌子的,多少价钱,后来说:“对象是外地的,在公司上班,老实巴交,个儿也不高,你叔叔一直不满意,可是姑娘愿意,你说吧,能怎么办?”

她所说的“你叔叔”就是她老公,我们背后称之为男房东。这是一个奇人,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喝完酒回来的,一进门,诺大一个小院子里立即弥漫起浓郁的二锅头味儿。每每这个时候,除了他的家人,逮着谁都要发问一番,似乎独孤求败的高手好不容易偶遇了一个可以过招的人:“你不是大学生嘛,我问你几个问题。”不等别人应声,他就开始发问,“天安门广场多大?人民大会堂多大?中国有多少穷人?你如何让中国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如果你说,不好意思,我们不太清楚,他会立刻表现出恨铁不成钢的愤愤:“不知道?这哪儿行啊?你还大学生呢,大学生有什么用啊,不关心国家,这些都不知道,国家培养你有什么用,你怎么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这样心怀家国大事的人,却也能表现出一种自豪的通情达理。我告诉他打算另租一家更便宜的楼房单间时,他毫不含糊地说:“没问题。我支持年轻人按照自己的收入水平来安排生活。”

当年春晚,搬走时虽已三月,那小屋屋檐下的燕子还没回来打个照面。


4


我们搬到了另一家,楼房,还在六郎庄,与原来这家只隔一条小巷子,房租每月450块。我们所住的一楼,大约住着七户,都是小年轻。如果说这里每天晚上的听音乐、看电视、说笑、洗漱、叫床和大清早的出出进进关门开门声,统统都算是噪音的话,那么上一家女房东的突击敲门声和男房东出人意料的诘问,简直算不得什么了——毕竟是偶尔的,并且就他们两人。但这里所发生的声响,是十几个人琐碎却真切的全部生活。

周内的白天,六郎庄多少有点冷清,只有一些老人和中年包租婆偶尔在街上来往。村子西头的菜市场,街道上的各色店铺以及只有一名医生的六郎庄诊所,虽然都敞开着大门,却少人光顾,就连平时在街道上到处跑的脏不拉几的野狗,也会找一个墙根无精打采地卧着假寐。

下午四五点钟,就热闹起来了。

从中关村和巴沟回来的衣着考究而满面疲惫的年轻上班族,从颐和园东门以及海淀公园回来的愤世嫉俗的遛弯老头,从不知道什么地方三三两两骑车归来的玩世不恭的青春期男女学生以及顽皮的小学生,从北大西门穿越芙蓉里回来的外地来的北大旁听生,还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邋遢而面目黑红的小商小贩——卖冰糖葫芦的、卖烤红薯的、卖煎饼的、卖水果的、卖棉花糖的、卖各色碟片的、卖盗版书的、卖祖传秘方的、卖内衣裤的、卖挂炉烤鸭的、补鞋的、贴膜的——都出动了。

杂货铺、小超市、羊蝎子馆、沙县小吃、兰州拉面、山西刀削面、驴肉火烧、理发馆、福利彩票店、成人用品店、药店、菜市场、菜店、美甲店、服装店、鞋店,都亮起了霓虹灯,小老板和他的伙计们打起了精神,开始应对刚下班的年轻消费者。猫猫狗狗也都来了精神,在人流中穿梭追赶,乐此不疲。

一下子,街道上摩肩接踵,拥挤嘈杂,灰尘浮动,像是乡下顶顶繁盛的大集日,整个村子,哪怕是还在聚精会神下棋的老头或是坐在屋檐下乘凉的盲眼老妇,都被置入了某种不可抵挡的躁动的兴奋中。

这让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躁动,大概要等到十点十一点才能消散,绝大多数人在此期间享受生活,消费、休息、在街上溜达,然后回自己六七平的出租房里说笑、看电视、吵架、洗漱、做爱、休息,为新的一天积聚能量。

 

5


搬到第二家后,去二楼的女房东处登记。女房东清瘦文气,像个退休的女干部,鼻尖儿上架着个老花镜,看纸上的表格时,身子靠后,透过眼镜看,看人时,身子前倾,眼珠上翻,每一次都小心翼翼,熟练地找着那个最合适的角度。这大约是许多戴老花镜的人通常都会采取的观察法,但总给人高高在上随时都在藐视的感觉。

不管是女房东还是男房东,知道我们是大学生以后,总似乎要比见到别人更客气一些,每个月去交房租时,女房东会问,住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她解决的。我说都挺好的,就是偶尔有几家说笑看电视的声音大了点。女房东说:“我给他们说说去,如果还不改就直接给轰走。”

原以为她也就是客气说说,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我们在屋子里忽然听到啪啪啪的敲门声。楼道对过的一家开了门,女房东非常直接,大声说:“你们声音小点儿,这么吵还要不要别人住,要不能安稳住,明天就搬走!”大概那个屋子里住的是一帮风风火火惯了的比我们还年轻的小姑娘,一下子懵了吧,人在屋檐下,听不到哪怕一句反驳的话。

楼道里果然一下子清静了很多,似乎每个人都在做贼,怕被别人听见一样。女房东上楼去了,声音又逐渐响起来了,但远不如以往大。大约十点钟,又突然听到女房东的声音,拍着我们斜对过的门:“都说了声音小一点儿,怎么电视还这样大的音量,素质能不能高点?”这户住的一对小夫妻,男的开门了:“谁素质不高了?我们声音不大啊,这也叫声音大?”

女房东却突然转了话题:“你们怎么住三个人?怎么回事?他是谁?干什么的?”小伙子忙解释:“阿姨,这是我一个朋友,在村子里装电缆,要回家收麦子去了,火车票都买好了,明天的,今晚就在我这里将就一晚上。”女房东说:“不行,租的房子就是租给你们俩人儿的,不能住仨人儿。你赶紧离开这儿。”小伙子苦苦求情,女房东坚决不同意,并且眼看着那个人出了门。

 

6


我的隔壁住着一对青年男女,女的每天下午去上班,晚上十二点左右回来,男的似乎不上班。女的是叫床高手,每一次,妖娆婉转的叫床声总能大大方方地在楼道里转一圈,转进每家的房间里。有时候他们还放着电视的声音遮掩一下,有时候任何措施都没有。好处是比较规律,两三天一次,且大约每次都在晚上十二点前后。对于习惯晚睡的人,影响倒不大。

有一次,睡得迷迷糊糊,被半抱琵琶半遮面的叫床声吵醒了,但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场,接下来就大大方方,到后面简直非常放肆,在一个惊醒的人听来简直是响彻云霄。天气闷热,这分贝又高时间又长的叫床声很快转化成极具感染力的催情剂。一时间,对门的也开始叫了,侧对门的也开始叫了,不大一会儿,大约小巷子另一边的楼里也渐多渐大地响起来——这不是夸张,巷子也就两米来宽,两边的楼房都贴着巷子建造,刚刚让出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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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的巷子,两边的楼房脸贴脸

几天之后,女房东心里的窝火终于爆发了,早上大约十点钟,她就在楼道里骂骂咧咧:“住在一起不爱护卫生,素质怎么就这么差?”一会儿又极其轻蔑地说:“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去上班,只知道窝在屋里,有没有点出息,害不害臊?!”我当天没去上班,全程没听到哪怕一个字的回应。很明显,女房东说的就是隔壁叫床女的男朋友。

相比女房东,男房东简直就是个老好人。他是一位交通协管员,做什么都慢慢吞吞,时常面带微笑,鼻头红红的,几乎每次见到他都是在楼道里拖地。从随他而来的二锅头的浓香可知,这位也爱喝酒,但可能喝得并不多,所以见到我们总点头微笑,不多说一句话。有一次房间的灯坏了,请他来修,他笑呵呵来了,修好灯回头看到我桌上放着一副小象棋,“哟,您也爱下棋啊,哪天咱们下一盘?”我推辞说不太会下,他又说,“下棋就是玩儿嘛,找个时间下一盘?”我说行。没想到他是当真,后来有一两次看见我说:“有事没?没事咱们来一盘?”但恰好我都是要出门,每次都说抱歉,直到离开也没和他下过棋。

有一次见他在打扫楼道,打声招呼,寒暄几句,没想到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今儿搬走一家,人家在北京自己买房子了。你说人家怎么就这么能耐。咱们他妈的,孩子怎么就一点儿没人家出息。”听说他的独生子在一家公司做网管,从来没见过。


7

 

搬到六郎庄之初,简直把这里看成了世外桃源,甚至还曾想几个好朋友合租一个院子,住在一起,将其搞成“诗歌俱乐部”,然而最终不了了之,任由这个幼稚的想法像一句大话一样在六郎庄的冬天随风飘散。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搬到六郎庄后不久,杜若也搬了过来,后来是苏总和千岛,再后来千岛毕业于北大的一位同学也来了。但是千岛在这里没住多久,大概还没有过冬,就悄然离开。苏总也没住多久,大约不超过三个月。

为了省钱,杜若刚来六郎庄的时候,租了一个只能放一张床和一个极小的桌子以及一张椅子的犄角旮旯里的小屋,阴暗,潮湿,只要人在里面,就必须开灯。一个月房租150元。我们租住的屋子条件要比他的好很多,也有条件自己煮面条并简单做一些菜,所以很多时候会招呼他过来吃饭。因为屋子在角落里,四面都是当地人自建的小楼,信号极其微弱,每次饭快做好时,我先打电话,如果碰巧他在屋外的巷子里晃悠,电话能接通,他则自己过来。但十之八九是接不通的,我只得去那个小屋子喊他。

由于信号实在不好,杜若搬到了和我处于同一条巷子、相隔不足十米的一个小房子里。然而这个200元每月的房子并不如意:是一个小四合院里搭建的简易房,房子里有个水泥水槽(本来是院子里的水槽,搭建了简易房,水槽就到了屋里),一张破旧的床,一张破旧的桌子,一把椅子。到了冬季,这里实在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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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比独户和楼房单间更便宜的落单的老房子

腊月的一天,林寒和破罐从天津来玩,我们在六郎庄街道上的一家饭馆吃了饭,喝了酒。吃完已经很晚了,大约11点,街道上寒风嗖嗖,追着一些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满街道跑,有的还飞上天。平时拥挤不堪的小街道此时空荡荡一片,下午进饭馆时街道上灯红酒绿男男女女以及各种小摊小贩都不见了,许多店铺都已经打烊,只有个别的药店、小商铺、网吧和发廊还亮着灯,门口蜷缩着在街道上跑了一天的肮脏的狗。此外,就是理发店门外梦幻般旋转似乎永不会停息地旋转灯。

为了省钱,我们要找一家能买到棉被的商店,以便林寒和破罐在杜若的小屋里凑合一晚。在街道尽头,找到了一家卖棉被的商店,买了一条,三四十元,抱着棉被,我们一边打着冷战一边牙口机械地说笑着回了住处——这时已经冷得不行了。

第二天一大早,才发现晚上落了一场雪。不厚。


8

 

六郎庄的出租房几乎都不带厕所,只有巷子里臭烘烘的公厕。白天还好,经过漫长的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有许多人陆续把尿桶里屎盆里暂存的恭物提出来,倒到公厕里去。如此一倒,总是默默无语卷着旱烟棒子吞云吐雾的掏粪老汉就要挑着一担粪桶、拉着一辆粪车,忙活大半天了。

经常能看到,累了的时候,掏粪的老汉会将粪桶粪车放在路边,自己靠在谁家的墙边,蹲在地上,抽着烟,谁也不去理会。来来往往的过路者,每每路过的时候,都要捂着鼻子快速冲过去,过去了还要用手扇一扇,说句“靠,真臭”。似乎这个局面全怪那老汉。

有那么一两天,掏粪老汉不见了,很快,公厕的茅坑就满了。早上去蹲坑的人总是担心一不小心被赃物沾染了身体,许多人一边找较好的方位,一边骂道:“操,都这么满了,怎么没个人掏?!”好在,那老汉很快又回来了,虽然依旧骚臭熏天,但厕所总算恢复了往日的秩序。

有一阵子,去公厕的时候总能碰到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蹲在坑上,旁若无人一般,一边手里不知道玩弄着什么小玩意儿,一边声嘶力竭地歌唱着:“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那是2009年,盛大的北京奥运会落幕不久,其强大的影响力居然蔓延至此。有时候,隔壁的女厕里大概是因为听到了这孩子异常天真又卖力的歌声,先是一下子鸦雀无声,紧接着,一阵如雷的爆笑,兴奋又荒诞。


9

 

2009年9月,在六郎庄生活了差不多一年之后,我们也离开了。两三年后坐车路过西北四环时发现,当初诺大一片熙熙攘攘的六郎庄,那么多农民自建房,都已经一滩碎砖破瓦了。这片金贵的宝地,终究拆迁了——它或许本就应该被改造成与颐和园、芙蓉里、中关村图书大厦、巴沟以及它旁边的万柳高尔夫球场相匹配的某种建筑——我们的房东们大约至少都是百万富翁了。

再转眼几年过去,我们几个当时二十出头的毛头小青年,浑然不觉间,都迈过三十岁的门槛了。六郎庄公厕里那个放声歌唱的小男孩,如今也十一二岁了。

那个脏乱吵杂、人人都想逃离的六郎庄,如今不复存在了——但它确实生动又真切地存在过,并且将以另外的形式继续存在,它难以剔除的巨大现实感也将继续像渗入我们身体的时间一般,长进许多人的生命里。

编辑: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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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8-20 09:4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安置房小区业主群:用半生积蓄,买来一地鸡毛 | 住在人间

 吴奇 人间theLivings  202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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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也不想想,有钱谁会挑这种回迁安置还没证的小区买房?谁有背景会捡这种夏天晒、下雨漏的顶层买?是我没本事被人骗了,我哪知道我花了一辈子积蓄买的房会给自己惹一身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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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都挺好》剧照


前    言


不论是作为焦虑、执念、或是被无数人称为“刚需”的资产,还是作为回忆,港湾、灵魂能得以休憩的那一片小小天地,房子一直与我们息息相关。
或许你也曾关上那扇门,却忍不住回头凝望,曾第一次打开一盏灯,推开一扇窗。或许那处地方只是一次短暂落脚,很快就又要再打包离去;或许那方寸之地是一场长久的困顿,不得不囿于的一隅。或许那里只是这么近又那么远的梦想,是长久的渴望。
我们总会渴望一种踏实的安全感、结束飘来荡去的日子;也总会回头张望,因为房子里有故人、有故事,有让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们的日日夜夜。我们会因为它有“获得”的欣喜,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也会有安宁,念着“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慨……
所有的这一切,都围绕着房子、围绕着我们的“居所”展开。
在这个焦灼的夏季,人间再一次启动大型长期征文「住在人间」。
不论是曾被现实困住、急切地想要出发的心情,还是安居于某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不论是在城市、乡村、高楼、村舍反复流连的生活轨迹,亦或是租、是买、是抛弃、是拥有的那处屋檐。每当夜深人静,每个人都会回到一处,坐下、继而躺下,闭上眼睛,等待天亮睁开眼睛,再重新出发。



住在人间丨连载



1


我所在的这家房地产集团不是什么大品牌,也不是股份公司,而是一家传统的地方家族企业。
十多年前,老板靠盖拆迁安置房起家,赶上风口,吃到了一波政策红利。此后,除了房地产外,集团又发展出了一些其他业务。但家族企业管理能力实在有限,曾经留下的诸多隐患,在近些年逐渐暴露了出来。
年前,集团贸易部的业绩开始非常难看了。
贸易部一直是做中端供应链生意,就是把一些进口货物销往酒店、餐厅这种大批采购的门店。但疫情的出现让民众对进口食品异常敏感,贸易部2020年的销售总额还不足往年的一半。
春节刚过,贸易部负责人沈总就把我们企划部、财务部、商务部和行政部这些二线支持部门全部叫到会议室开会。大家以为沈总是要给我们“紧螺丝”,却没想他提的要求却让大家措手不及。
“去年疫情严重,我不想逼大家,但报表那么难看谁也推卸不了责任。”沈总说,“所以我给大家想了个办法,下社区搞零售,实行全员销售政策。”
见会场没人出声,沈总又说:“去年你们都在社区群买过瓜果蔬菜吧!你们知不知道,就那么短短几个月,让多少人发了财?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连个卖鸡蛋的都干不过。我知道你们是二线,所以我给你们把基础已经打好了。咱们集团自己的社区就有几十个,我们先从自己的地盘入手,物业经理那边已经通知过了,他们会配合的。”
大家心里都不乐意,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听销售助理讲解“电商用户裂变”的流程,之后又在各自负责的社区后面签了名字。会议结束时,沈总提醒我们:“我建议你们先进社区群‘卧底’一阵子,咱们集团的社区……问题有点复杂。”
商务部经理可算找到了开口的契机,忙顺着他的话说:“不是有点复杂,是非常复杂!我就住咱楼盘,业主群都是拉帮结派和物业搞斗争的,敢说自己和集团有关?人家不找事儿都不错了。”
沈总不满地瞪了商务经理一眼,问他去年出不了门的时候,家里的物资是不是在业主群里买的。商务经理没回答,闭了嘴。
“已经告诉你们先做做‘卧底’,让物业带你们转转商铺也行。哪怕你有本事找到个业主当采购团长,让人家拿大头也行,至少你自己还能有个批发提成。把物业用起来,不比逼你们去自行开发市场强?”
可能是感觉到大家都没啥士气,沈总最后又补充了一句:“当然,如果谁要是觉得自己确实干不来销售,你们可以组个团队一起干。三个五个的随便,把分配的社区维护好就行。”


------
会后,我、行政部的严月和司机小何,临时组了个小型团队。
原本,没人愿意跟小何组队,他性格内向,容易害羞。我和严月一商量,觉着出出进进有专车接送,应该也不错,就接纳了小何,“不就是多说点儿话嘛”。
之后,我们分别联系了各自负责社区的物业经理,居然遇到了不同的态度:
严月负责太阳城社区,那里的陈经理特别热情,对严月提出的任何想法都表示会积极配合,甚至说要派专人带严月实地考察,等我们去的那天,他可以把所有楼管都叫来,把严月拉进他们管理的业主微信群里。
“有门!”严月开心地说,“到时候我给陈经理说,每栋楼一个团长,我直接就把这事儿交出去了,还能拿个总提成。”
我负责的是名府社区,那里的物业经理姓李,态度比较正常,没有热情过头,只是跟我约定见面时间要安排在下班以后。
负责湾北社区的小何就没这么幸运了。湾北社区也是个“混合小区”, 很大,里面既有拆迁安置房,又有对外售卖的商品房。这两种房子分东西两院,总共住了四五千人。
等小何说明情况,湾北物业的赵经理却在电话里直接、干脆地拒绝了他:“别来,不用过来,这事儿我们小区干不了,没人配合。”
“可是沈总不是跟咱们物业这儿打好招呼了么?”我赶紧说,“而且咱们湾北社区算是集团数一数二的大社区了,如果您这儿都做不了,其他的还咋弄呢?”
“沈总打招呼不假,我也真的给沈总说了,我们小区不参与。”赵经理依旧很坚决。我还想再争取一下,说我们可以自己先去看看场地,全程不麻烦物业,如果搞线下试吃活动,只求物业别拦我们就行。
“劝你们别来,没用,弄不成。”赵经理说完,就挂了电话。我们仨面面相觑,实在想不明白,集团自己的社区怎么就不能给内部活动服务一下了?虽然搞不清楚其中发生了什么,但还是决定第二天去一趟。
严月交代小何带上两瓶酒,小何老老实实地问:“沈总不是不让给他们送东西吗?”开会的时候,沈总的确说过不让我们给物业的人送礼,说他们贪得无厌,“你敢送一次,他们就敢明目张胆问你要100次,如果我们执意要送礼,这钱部门不报销。”
严月恨铁不成钢地拍了小何一下,“摆明了姓赵的就是拿你一道,这态度不送能行吗?”



2


那天一大早,我们先去了太阳城社区,谁知竟遭遇了“滑铁卢”。
物业中心里,根本不见陈经理的人影,电话也打不通,根本没有他说的“大批楼管等着你们”的热络场面。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在坐班。一问才知道,他们整个部门被抽调了大部分人力去给集团的绿化项目帮忙了。待我们讲明来意,两名工作人员说啥也不信陈经理会那么配合,一个女主管还说:“陈经理搞绿化搞得一肚子气,咋可能对你们这种事儿上心呢?”
严月问她能不能带我们在社区里转转,看看商铺、场地啥的,我们以后想搞线下试吃活动。本来这位女主管对我们是爱答不理的,一听这话,立刻警惕地摆手,“不可能,试吃这种事,陈经理再装样子也不可能答应你们。你在院子里搞试吃,那帮难缠的业主还不得没完没了地投诉我们。”
“搞个试吃投诉啥?”我们摸不着头脑。
女主管撇了撇嘴,对我们的身份起了怀疑,“你们真是咱集团的人?集团的人能不知道咱们这些得理不饶人的业主啥德行?多大点儿事儿都能来投诉。你就说这秋天,刮风落树叶是难免的事,业主非得说我们保洁拿钱不干活。就为院子里的那几片叶子,在群里没完没了地圈我。别说你们搞试吃了,但凡用个电炉子,有点味儿,人家说不定都要打市长热线了。”
“这么夸张?”我和严月都不信。
“这儿住的都是回迁村民,素质差,得理不饶人,芝麻绿豆小事儿都能掰扯三五天。这帮人房多,吃租不工作,闲的!”女主管语气愤愤地说。
我刚进集团时,就听说我们的物业和业主起过冲突,甚至发生“武斗”。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按理说现在早出台了《物业管理条例》,双方的关系咋也不能还是过去的那种水火不容的架势吧。可看女主管的样子,双方的矛盾似乎并没有缓和。
“反正弄不成。”女主管说,“我看看我这儿有楼管微信没,不行给你先推几个,你自己聊。”她在手机上翻来翻去好一会儿,之后却告诉我们她没楼管的联系方式,并拒绝带我们去和社区内的商户沟通。
“不行看啥时候陈经理回来了,让他带你们。”女主管说完就进了办公室。


------
这一切,和前一天我们想象的情况完全不同。
严月碰了一鼻子灰,我笑她:“怕是当时身边有领导吧,老陈才说漂亮话。”严月不服气,认为那女主管的手机里肯定有楼管联系方式,估计一开始是想给我们的,但一琢磨又怕出事担责任,才装模作样地把我们耍了一番。
严月自己跑太阳城社区的商铺去转悠,可商铺老板都不同意,说自己的东西都卖不出去,“凭什么帮你卖来路不明的东西?”尤其听到有物业做担保,有些老板直接撂话让她死心,“你物业的咋了?要是外面人咱俩还能细谈,物业就别说了,先说说啥时候清理排水管的事儿。”
严月只得作罢,回来还说,太阳城社区很脏,楼道好像一个月都没人打扫了。离开时,我仔细打量,发现这个社区的房子房龄并不大,却透着一股沉沉的暮气。院子里的树叶落了一地,遮住了水泥路面上许多翘起来的缝隙,楼体外面被雨水硫化了,看着脏兮兮的。的确走了一路,一个保洁员都没见到。



3


之后,我们一起去了小何负责的湾北社区。
到了地方,小何先怂了:“姐姐们,我能不去吗?我又说不着话。”如此,我和严月拎着两瓶酒,走进了物业中心赵经理的办公室。
聊了一会儿,我发现赵经理并不像个说话不留余地的人。不过,赵经理对我们需要物业配合工作这事还是不接茬。他一再强调湾北社区的情况特别复杂:“你们沈总就是理想主义,湾北啥情况他能不知道?”
这个我们确实没听说过。没办法,严月又问:“疫情那段时间,做买卖的群不也有吗?怎么到咱们自己人这就干不成呢?”
赵经理叹了一口气,说湾北社区鱼龙混杂,东区是商品房,西区是回迁安置房。西区住的大多是老人,大多还保留着红白喜事在家门口搞流水席的传统。如果社区里住的都是安置村民,也不碍事,大家都熟悉,给物业打声招呼、事后把垃圾清理干净就行。可是,东区商品房的业主并没有这种“归属感”,更讨厌西区的村民占用公共场地、破坏环境的行为。双方经常发生摩擦。
“小心思一个个多得哟……” 赵经理摇头,没剩几根的头发随着脑袋晃晃悠悠,看上去更无奈了。他说前几天,西区有户村民家里办白事,照例在小区院子里搭棚唱戏,晚上10点露天KTV还不消停,净唱《向天再借五百年》、《好汉歌》这种歌。一唱三天,东区业主受不了了,两边吵得不可开交,赵经理大半夜被人从被窝里拉出来“断官司”。
东区商品房业主说赵经理也是回迁村民,坐视不管,分明是偏袒西区业主;西区业主嫌物业妨碍他们守灵,问赵经理家里是不是不死人,还把他全家“问候”了个遍。赵经理说起这事很无奈,我和严月只能跟着安慰他。
之后,我还是忍不住给赵经理说:“不过这些跟我们卖东西没关系,我们又不参与你们业主内斗。”
“可别小看了这帮业主,人家啥事儿扒不出来?我不让你们弄,也是怕你们受牵连。这小区建筑质量有问题,业主本来就和集团闹得不好,再发现你们搞的是集团的产业,不得把你们桌子掀了?”
就在这时,一个保安突然跑进赵经理的办公室,大声喊:“出事儿了,业主又把路堵了!”
“你看看,说啥来啥!”赵经理顾不得我们,直接冲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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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严月跟着赵经理走出湾北社区,只见东西区之间的马路上已经站满了人,两边各站成一排,拉着横幅,把马路堵了个严严实实。人越来越多,我们分不清他们是看热闹的还是参与者,里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马路上的车出不去也进不来。
我们远远地看到小何正站在马路牙子上和一个男人聊得欢,我们走过去,小何介绍说男人是他朋友,“胡哥”。
“你们也是这儿的住户?”胡哥误以为我和严月是东区商品房的业主,说道:“你们也是图便宜买的这里的房吧?坑不坑?要是买之前遇上今天这场面,你们绝对踏不进陷阱。算了,以后楼里有啥问题就在群里说,大家战线统一。”
我们有点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不过也没多说什么。胡哥热情地掏出手机,给我们看了一段视频。只见黄色灯光下,一面墙壁上豁然开着一个大洞,水流带着泥不断地从洞口往外涌,像瀑布似的。胡哥指着手机,义愤填膺道:“你们有车没?有车的话,下场雨你们就能看见了。这是咱的车库,只要外面下雨,里面就泄洪!”
我们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是湾北社区的地库,如果是真的,那岂不是楼的根都烂掉了?
胡哥露出一副“这都是小意思”的表情,手指在屏幕上继续滑动,又给我们看了几张住户家里漏水的照片,“根烂,芯儿也烂完了!就问整个湾北有几家没漏过水?要漏一块儿漏。”
之后,胡哥指着微信群里业主们发物业费收据照片,问我们给物业交钱留收据没。他让我们回去看看,对对账,有问题也把照片发进群里。
“怎么了?”小何不明白。
“你见过哪个物业不光多收物业费,连暖气费都多收的吗?”胡哥说,东区商品房那边交的费多,还杂,不好算。业主要是不细算,物业逮住空就多收。去年有一户人家,老人交了暖气费,家里孩子又交了一次,“你说现在都拿电脑办公,人家交没交费都不记着?我看就是故意不说,多坑一个是一个。”
我问多收的暖气费最后退了没,胡哥说物业一开始不认账,后来业主拿出两张收据他们才认,但不肯退钱,硬是折进今年的暖气费里了,“今年离放暖气还得大半年吧,钱白白就扣给人家了。”
见我们露出吃惊的表情,胡哥愤愤地说:“开发商喝人血,物业也跟着喝!你们那边商品房除了户型好,质量、服务可好不到哪儿去。”
“那总堵路也不行吧,能有啥用?”我说。
胡哥看着激愤的人群,满眼迷茫,嘴里嘟哝:“总得逼一逼谁吧,投诉电话打了一堆,光有回话不见解决。开发商又拖延不管,物业是废物,既然牙没咬到自己身上不疼,那就大家都疼一疼。我相信,总有一天能疼到该疼的人身上,那时候解决问题就有门了。”
此时,拉横幅的业主们开始一轮接一轮地齐声喊:“无良开发商,赔我安家费!无良开发商,楼推了重盖!”
严月小声嘟哝着:“都想啥呢?漏水撼动不了地基。别说技术上行不通,就算能推了重盖,也不可能真推啊,这不就昭告天下自己违法了嘛,到底是他们傻,还是以为咱集团傻?”
小何担心地瞅了瞅四周,生怕有人发现我们是开发商集团的人,赶紧拉着我们回到车里,“人家赵经理说的没错,这环境,万一被业主发现咱们和集团有关,还卖东西?咱人身安全有没有保障都不好说。”
我们三个人坐在车里看窗外的情况,赵经理像蝴蝶,在人群里上下翻飞。



4


等中午人群散了些,我们开车回了集团,坐等下班之后去我负责的名府小区和李经理见面。
集团的办公室是大开间,旁边工位就是预算部。那里每天都人满为患,有对资料的、翻图纸的、算账的、整档案的,特别吵。我们回去的时候,恰好遇到预算部的魏经理“舌战”三个包工头。
“魏总,这钱当初不是这么算的。你看图纸,按你们的算法,我们亏的不成啥了。”一个包工头拿着一沓资料站在魏经理身边,他说一句,另外两人就跟着点头。
魏经理一脸不悦,“知道我为啥把你们约一起不?来,来看咱这图,看看咱这施工现场——”三个包工头俯身看电脑,魏经理语气严厉道:“你们是一个师父教的?防水不做我都不说啥了,找平都不给找平,这太过分了吧!就这施工标准,亏你们哪儿了?”
她话音刚落,隔壁桌的严月突然转头看我,露出一副“逮到大瓜”的八卦相。“真可以!”严月悄悄感叹,魏经理听到了,她抬起眼皮瞪了我们一眼。
没多久,三个包工头拿着陈年的合同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魏经理前座的人问她,这些包工头咋还没要上账。
“是要不来么?是不给啊——”魏经理摇头道:“咱集团这X性,能扣一笔是一笔,能省一块是一块。”扣施工方的钱,省自己的费,放眼本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压缩成本这事儿应该不是我们集团独一份。
可是,施工方不做防水,集团也不说啥,湾北社区大概就这么建起来的。因为没防水,还不找平,楼里有点水就往一处聚,日子久了,不漏才怪。我不禁向旁边的严月感叹:“谁会买这种房啊,操心死了。”
“穷呗,都是穷闹的。”严月摇头,“能买高档楼盘的,谁愿意住安置小区?所以好多回迁户都是用分的钱买品质小区住,把分的房拿出去收租。”
我心里五味杂陈。是啊,这年头大多数行业的价格已经透明,要不是没钱又想在城市有个落脚的地方,谁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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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约定,我们下班后到了名府社区。这个社区很大,也是安置房和商品房混合,但由于是集团成立初期建的,施工质量在一众楼盘里是最好。
开始的沟通很顺利,李经理甚至还帮我们展望了一下电商平台的未来,并介绍了一个热情的楼管大姐给我认识。楼管大姐当场就在朋友圈和群里推荐了我们的小程序,还包揽了这个小区的送货业务。
之后,李经理又说要带我们去小区转转,给线下试吃活动规划一下场地。起初,我们都很高兴,想不到事情竟如此顺利,可在小区转着,我愈发觉得不对劲儿——李经理避开了最热闹的大门口,把我们往小区最偏僻的地方引,最后来到了一个裙楼深处的小广场上,“你们就在这儿弄。”
“这地方哪儿行?连人都看不见一个,而且没有插电的,我们怎么用设备?”我问李经理:“大门口不是小区商业区么?你带我们跟商户说说,用人家电,我们部门给费用。”
“这不行这不行。”李经理连连摆手,“我们不能出面,我们一出面这事情就严重了。”
在严月的追问之下,李经理才露出无奈的样子,说名府社区就指着商品房业主交物业费。人家又不愿意交,老在他这儿怨气连天,问凭什么一有事交钱的只有他们,“万一他们试吃你们的东西,说吃出了问题,就得怪到物业头上,然后拒缴物业费。”
严月很生气,说我们的商品证照齐全,全市高档餐厅都有铺货,“咋就能到你们小区把人吃坏了?”
“这种事也不是没有过,原来有那种卖桶装水的公司来小区做活动,我们收了1000块的场地费,人家卖了3天就撤摊了,结果业主买的水都没送,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个皮包公司。这下好了,业主成天拿着水票来找我们退费,不退就顶物业费。”
小何半天没出过一声,这时却说,“这事儿就得找物业,是物业管理不严,不做背调就把人放了进来。”我赶紧拉住小何,让他别说了。
“让楼管把你拉到群里,你自己弄也行,我能做的就是这些。”李经理也不说话,指着远处几栋楼,“你们无论干啥,都不能打扰到商品房那边,小区指着那几栋楼养呢。”
我终于明白李经理为什么要约我们在下班后谈事——天黑,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带人在小区转。以后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一点儿物业参与的痕迹都找不到。



5


回了公司我才知道,跑社区不顺利的不止我们这一组,大家事没办好,还都憋了一肚子气。不过此后,办公室的“怪谈”就多了起来——因为我们潜在那些安置小区的业主群里,每个小区有啥动向,我们一清二楚。
那天一大早去办公室,严月立刻扑到我面前问:“看群了没?业主要来闹事儿啦!”我拿起手机,太阳城社区的业主群已有一千多条未读消息,说是要来集团施压,推进办房产证的事。
9点左右,集团外响起一阵锣鼓声,业主拿着大喇叭要求集团领导出面,或放他们进来。我从侧窗看出去,大门外乌泱乌泱站了五六十人,人头攒动着。喇叭喊了好一会儿,业主们开始拉起横幅,齐声喊:
“太阳城,没有证;坑业主,骗百姓。”
“官商勾结,腐败工程。”
……
喊了没一会儿,警车的鸣笛声响了起来,沸腾的人群安静了下来。几分钟后,楼道里响起了人声脚步声,业主们进来了。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好的行动,他们一上楼,几个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就四散开去,不一会儿就占住了楼梯口、电梯口、消防通道。我们打开手机,发现一个大妈在业主群里向大伙报告:“谁敢闯卡,我们就倒地不起。”
守住了关键位,其他业主便纷纷坐在总经理和副总的办公室门前,有的人不讲究,一屁股坐在地上;有的讲究人带着小凳,几十人很快就坐满了走廊——只是,这根本没用,因为总经理和副总早早听到了风声,今天压根没来上班。
后来,集团派了个“发言人”与业主们对接。一开始,秘书把会议室的门关上,不想让对门的员工听到。可很快业主就把门打开了,并说:“有啥秘密不能让大伙听?你说你的,门就开着,而且我们还会录音。房产证是大事儿,我们这些代表不敢隐瞒其他人。大家都听听看,算给我们作证了。”
我们这群员工坐在办公室里,都撂下了手上的活儿,朝会议室的方向竖起了耳朵。一上午,集团的“发言人”都在给业主们讲政策、讲过往、讲难度,就是没有讲啥时候能解决问题。
突然,坐我旁边的投资部的同事低头冷笑着说:“能办下来才怪,连大证(公司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叫“大证”,《房屋所有权证》叫“小证”)都没有,办个空气。”
我这才知道,原来,在我市新区规划建设初期,太阳城社区所在的位置还只是一片农地。那时开发区刚挂牌,开发区的新领导带着任务上任,“三把火”率先烧向了圈地、拆迁和盖房。为了搞好政绩,这位领导手续不全的地也批,有争议的地也批,不知道从他手上批了多少没走正常程序的土地。新区违规建设的楼盘纷纷拔地而起,太阳城社区就是其中之一。
 “太阳城的头上可没太阳,整个儿就是‘灯下黑’。”投资部的同事说。
严月提出可以补手续,她家那栋楼手续也不全,后来开发商把钱补齐,土地证就拿到了。而且市里最近在集中办理房产证,我们集团也趁势拿下了一些证。
“补什么呀!当年那位早就落马了。为了这事儿,咱老板还去国外避了半年风头。当年的政策是啥咱也不知道,但以现在的新政策看,太阳城这块地,罚款都不知道往哪儿交。”
我感到不可思议,忙问他:“现在不都终身责任制了么,这种事就算当初负责的人退休了、落马了也得负连带责任吧?”
“这不人还在里面么,人家虱子多了不怕咬,多这一个社区也大差不差。”最后,他总结道:“一二十年没证的安置楼盘多了去了,现在集中办理,其实是先把能处理问题的处理了,这种没头绪的特殊个案就得往后放放。至于业主要等多久,看造化吧。”
严月远远地看着会议室里围坐在一起的业主,感慨道:“现在这楼市可是最好的时候。再过段日子,国家出手一调控,通货膨胀再磨平点儿货币价值,等他们拿到证,估计黄花菜都凉了。”
临到中午,会议室的人才散开,有个老太太在楼道里打电话,大声说:“人家光说在推进中,就是要等,也不知道等到啥时候。他给我们看资料了,咱也看不懂,但意思好像就是办着呢。只要他们动弹,就有希望,实在不行下个月再来。”



6


我们团队负责的三个社区里,要数湾北社区的业主群最热闹。可能是存在的问题太多,好像只要有人挑头,业主们就能闹出一场大剧。
前一阵,不是刮大风就是下大雨,媒体报道了湾北社区漏水事件后,也没了后续。很快,业主群里又有人提出了新问题——楼体晃动。
有个住高层女业主在群里问其他住户:“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楼体有轻微晃动?”她刚问完,就有人发了一组一楼墙体的照片,墙面有些裂痕,但不是很明显。
群里一下就炸了锅,大家从楼房坍塌事故到豆腐渣工程详解,一篇篇文章、一条条视频把群里都铺满了。
一名业主说:“必须要求开发商重新盖,这一栋楼几十层,上百条人命,他们不管,可付出代价的将会是我们!”下面层层接话,都表示认同,更有甚者又把过去的“问题视频”发到群里,说要收集到一起,一起打官司。
也有业主提出疑虑:“湾北的问题如此严重,多年不解决,开发商也没见有事,这说明什么?说明开发商后面有人,天塌下来人家有‘戳天’的背景顶着!咱们去找一百次也没用。”
此时,不知是谁从哪儿扒出来些旧闻,说开发商不行了,上次开发区领导落马,开发商就跟着一起定罪了,可是人家出事前就跑路了——说的大概就是老板避风头的那次。
群里直接沸腾了起来,业主们更忧虑了,“那怎么办?开发商进去了,集团没了,他们倒闭了咱也完了。万一有别的企业接手,可又不认咱们这事儿怎么办?人死账消,他是进去了,把咱们撂这儿了不更没人管?”
有的业主即刻便开始统计第二天去政府上访的人数,摆出一副刻不容缓的架势,“明天必须去房管局投诉,百姓的生命被这帮狼狈为奸的蛀虫如此蔑视,他别说躲加拿大,他就是躲海底也得让海龙王给遣送回来!”
业主们群情激奋,我们围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群里不断弹出来的消息,甚是无语。
一同事忍不住说:“这帮人咋告状都找不对地方,房管局啥时候管质量了?我都想给他们说,要投诉去xx大厦12楼,住建中心就在我家对面。”
严月也感慨:“最可怜的就是这帮人了,正经事儿一点儿都不知道,就在那以讹传讹,还加拿大?咱们老板也就许多年前去澳洲避了避风头,回来就再没出过中国。这都从哪儿七拐八拐传的?”
公司的设计师看到消息也很着急:“我咋这么想在群里说,想跟老板face to face(面对面),就周一到周五去集团马路对面的茶馆蹲点儿呢!”
这家茶馆在主街上,一周至少有三天上午,我们老板一准儿在那窗边品茗。无数次我们下楼买东西,都尽收他的眼底,员工们个个都恨不得绕着茶馆走,而业主们却想见见不着。
看到湾北社区的业主们如此“无效”地闹腾,我们作为基层员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没有一个人敢做“出头鸟”——因为业主群里除了我们在“卧底”,还有集团的各级领导在暗自观察。生活不易,打工更难,钱得赚,工作得干,谁也不想没事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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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湾北社区的业主群里都会爆出新难题。东西两区的业主时而团结,时而恨不得打起来,就为了打扫楼道这种事都能引发一场骂战。
和大多混合楼盘一样,东区商品房每栋都有楼管,负责清理楼道卫生。而西区安置房那边一个楼管至少要负责三四栋楼。所以,东区干净,绿化好,容积小;而西区卫生堪忧,没什么绿化,容积还大,整体舒适度比东区差远了。这引发了许多西区的业主的不满,觉得大家都住在同一处,物业总是率先服务东区业主,怠慢自己。
一天,西区业主拍下了自家楼道肮脏的环境,发到群里,并@物业经理,“这也太看不起人了,东区每天扫几遍,我们区一个月能清理一次都不错了,楼道和垃圾站一样,物业都不管吗?”
物业经理还没回话,一个东区业主就接了话茬:“不想花钱就别要求了,别最后为了给你们服务,再把钱算在我们头上。”
在许多混合小区,回迁安置的村民在物业费方面多多少少享受了特殊照顾。有些自烧暖气的小区,村民甚至连暖气费都可以不交或少交,而买了商品房的业主,取暖费一分都不能少。所以很多时候,物业费的变动会引起商品房业主的怀疑和抵制,他们觉着自己是冤大头,交的钱让一院儿的回迁村民占便宜。
西区业主怒了,一串脏话发了出来,东区业主也不甘示弱,说他活该住在垃圾堆里,“自己都不收拾,凭什么等着吃白食?”很快,更多的业主加入了骂战,西区拆迁户骂东区业主“又穷又矫情”,东区业主骂西区“暴发户、霸道、素质差”,还放出了一些以前拍的扰民视频……
之后的许多天里,只要湾北社区闹出一点儿动静,东西两区的业主就会抓住对方的把柄,不停找物业经理投诉。一时间,三方不胜其烦。
可闹归闹,到了要和物业作对、来集团上访时,东西区的业主们又表现得齐心协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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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市里开始加速处理无证小区的房产证问题,导致来集团楼下拉横幅的业主越来越多。每隔几周,就有在其他业主群“卧底”的员工悄悄通知我们,“我名下的××小区,业主明天就要来闹啦。”
见识了几次,我发现业主们闹事的套路基本一致:先拉横幅,喊一喊;然后上楼,进会议室和“发言人”洽谈,最后不了了之。用同事的话说,就是“来一批,哄走一批”。
那段时间,也有突然造访的业主,真堵住了没来得及跑的高层领导。但事情当然不可能“办成”,唯一受影响的,只有领导助理和行政部——因为没得到准确消息或没提前告知领导,而受到严厉的批评。
我们也见过快递员站在集团大楼里高喊董事长的名字,让他领传票——无奈的业主们直接把董事长告上法庭。殊不知,集团有法务部和外聘的法务顾问应对这些小问题,可能董事长连传票都看不到,事情就解决了。
我们甚至在领导办公室见过写明收信人是董事长、总经理的信件,这些信会搁进箱子里,等攒够了,就和过期文件一起放进碎纸机。有的会被当成盛果皮纸屑的托盘,最后和垃圾一起扔掉。普通人以为想尽了的办法,其实很多时候,不过是给自己一些心灵安慰。在现实生活中,一石根本激不起多大的浪。
后来,闹事的业主多了,“发言人”也渐渐不再有耐心,当他第二次送走太阳城的业主后,愤愤地对同事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帮人,一家七八套、十几套房住着,物业费免着,赔偿款拿着,还整天搞事情,都不知道感恩吗?”
“人家就是想要个证。”行政部的人搭了句腔。
“没证亏着他们了吗?咱累得跟狗一样,干一个月都没人家天天躺家里收租挣得多。他们还有啥不满的?要不是政策不长眼,落他们头上了,这帮人大热天都还在地里割麦子呢,一个个都吃饱了撑的!”
“发言人”摔门进了办公室,大开间里一时安静下来,每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默默对着电脑发呆。凭良心说,作为业主想拿到房本无可厚非,但“发言人”的话还是深深戳到了我们内心的痛点。
命运就是如此神奇而难以琢磨,在房企工作,我们见到太多这类凭着拆迁政策一步登天的人。安置房的业主们看上去处于弱势,但他们的人生,其实比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强太多。
真正的弱势群体,大概是那些因为没钱买好房,只能无奈选择混合小区的外地人。他们花了大笔积蓄,背负着房贷,没有余力换到更好的小区居住。可能他们一辈子都冲破不了被这种房子折磨的困局。



7


比起太阳城和湾北社区,我负责的名府社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一天业主群里热闹起来,原因是一些业主意外发现自家楼里贴着物业发布的“紧急动用大修基金通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业主在买房时会缴纳一笔房屋维修金,也叫“大修基金”,这个钱是在房屋保修期过后,当房屋主体结构、公共部分、公用设施设备出现问题才可以使用。而且动用前,必须得到该栋楼2/3以上的业主同意,不到紧要关头,“大修基金”绝不能动用,更不会因某一户造成的房屋问题动用——这是属于大家的钱。
后来,物业出面解释,说这栋楼的问题来自高层,那里有一处自建阳台房,属于楼顶违建,在建设中影响了正常楼顶排水。最近连天下雨,顶楼积水严重,不仅顶层住户家被水泡得严重,连带着楼下四五家都被淹得掉墙皮。
物业认为这栋楼体渗水异常严重,必须马上修补,如果后续发现问题比想象的严重,可能还要涉及更多家,属于公共问题,可以使用大修基金;但楼里的大部分业主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这次楼体漏水完全是因为顶楼住户违建所致,维修费应由顶楼业主独自负担。
整个业主群沸腾了,有的声讨顶楼业主,有的放出楼顶公共区域的违建照片,还有人气愤地@物业经理,催他出来给个说法,到底什么时候拆违建房。但物业方面,完全没有人针对这个问题在群里发声。
这时,有个微信名叫“极光”的业主开始把矛头指向顶楼业主,费了一番工夫,这个微信名叫“空谷幽兰”的女业主终于冒了泡,说她就是顶楼业主,但她买下这套房子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
“空谷幽兰”表示很委屈,说她最近在忙搬家的事,根本没入住那个房子,漏水的事还是物业告诉她的。一时间,群里安静了下来,连我这个局外人都觉着“空谷幽兰”太倒霉了,她这是给上一任业主背锅了呀。
可缓了会儿,“极光”又出现了,这次他换了角度,先发了一张用无人机拍下的名府社区的俯瞰照片,并圈出自家楼上独一份的违建房。他问“空谷幽兰”来看房时,是不是一眼就看出来顶楼是违建的。
“空谷幽兰”没否认,说自己最初就是看上了这个多出来的大阳台才买的顶楼,但她提前问过物业,物业说可以,而且还可以不用雨蓬。
“极光“并不理会,又发了些带着讽刺意味的照片,说道:“当初还不是因为想占便宜才买了这套房,为了你占便宜,让大家伙家里下雨,还要用全楼的大修基金,你这账怎么盘算得这么精?”
“空谷幽兰”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当初买房时,房东告诉她自己要出国、急着用钱,所以她没二话就把房款转给她,“是她把我骗了!”
“极光”依旧不依不饶,坚持认为无论如何,大家伙凑的“大修基金”肯定不能动。至于“空谷幽兰”怎么跟上任业主打官司,是她们自己的事,不该损害其他业主的利益。至此,全楼的人几乎都站在了“极光”这边,“空谷幽兰”和他们吵得不可开交。
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盯着手机,看业主们唇枪舌剑,就在这时,群里突然冒出一个人,他说违建房现在拆不拆就看物业的了,“原来不是不想拆,只是拆不成!”大家追问是什么意思,这个“知情人”说,顶楼的原业主是开发商的女儿,人家当时要顶楼,就是为了多盖一间阳光房。就算知道不合理,物业也不敢动金主的女儿,不仅不能动,大小姐的房搞出的烂事儿,还得全楼的人掏钱处理。
“极光”愤怒地在群里骂物业,底下的人纷纷跟上,还不断@物业经理。可据我所知,开发商根本没有女儿,至于先前的顶楼房主是何方大神,能令物业对她违建的态度如此模糊,我没打听,也不想参与。
有人抽空问“空谷幽兰”:“你是不是早知道这房的业主是开发商家的人,想蹭个特殊照顾才买这么个顶楼?”
“空谷幽兰”又委屈又生气,最后留言:“我再也不会回应关于这间房子的问题,总之我会全力配合维修顶楼,我和原业主的事,我们自己会有了断。但是,你们不要把人想的全是阴谋,你们也不想想,有钱谁会挑这种回迁安置还没证的小区买房?谁有背景会捡这种夏天晒、下雨漏的顶层买?是我没本事被人骗了,我哪知道我花了一辈子积蓄买的房会给自己惹一身骚!”
之后,“空谷幽兰”果然没有在群里说过一句话。最近天气好,群里也没几个人提这件事了,物业的通知倒是一直贴在楼里,只是被撕得残破不全。


------
贸易部的零售业务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领导要求我们退出各个社区的业主群。直到我退群时,名府的业主们也没解决顶层漏水的问题,在我按下删除键之前,还看见有业主说:“开发商的儿子在区管委会当官,官商一家,不是贪污是什么?”
这次他们又错了,开发商的儿子们都不是当官的。
严月退群时,为他们感到着急:“我好想告诉他们集中精力维权吧,别老在这些没结果的问题上纠结了,给自己找不痛快上瘾是咋?”
但话到嘴边,终是没人能豁出去把真相说出来。



尾声


直到现在,太阳城社区的房产证依旧没下来;湾北社区也绝对不可能推倒重建;名府社区的违建阳光房依然杵在原地,关于是否动用“大修基金”的拉锯战,仍在持续。
毕业以来,我只供职过这一家房企,并不清楚其他房企的整体状态是什么样的。但我唯一清楚的是:城市里的一套房能掏空大部分普通人的家底,买房也就变得有点赌博的意味了。
购房者不仅要看准质量、价位,连小区的环境、物业、开发商、邻里氛围……都得酌情考虑。因为一不小心,便会换来糟心的一辈子。
(文中人物名、小区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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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0-8 04:4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了弄套学区房,我们一家都遭遇了什么丨人间

 南山秋 人间theLivings  201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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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接触多少人,真离婚还是假离婚,一眼就看得出。自从‘限购’出台后,我们每天忙得要死,大部分都是你们这样的,一天接待十几例呢。”工作人员说着,还偷偷用手朝身后的办公室比划一下,“我们同事,都办了离婚,上午离婚,下午交钱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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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VCG





2017年7月,夏季空气里终于不再有烦人的柳絮和绒毛。
夏妮走出S小学的大门,抬起头,看着头顶明晃晃的阳光,脸上沁出一层微微的细汗。她拨通了丈夫杨涛的电话,响铃只响了一声,丈夫就接起了,声音里带着急切:“拿到了吗?”
夏妮点点头:“拿到了。”
杨涛长吁了一口气,兴奋地说:“那就好,那就好,终于可以安心了!晚上出去吃一顿,庆祝庆祝!”
夏妮笑了,其实她远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兴奋,但也配合着丈夫的情绪:“好啊,吃顿好的,真是太不容易了!”   
挂了电话,夏妮扭头看看S小的大门,仿佛跑完了一程长长的马拉松,心底涌起一种疲惫和轻松交织的复杂感觉,她举起手中的《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对着阳光又认真地看了一遍:“真好啊!”
——是的,夏妮成功地通过买学区房解决了孩子的小学入学问题,且实现了跨区、不择校,堪称难度三级跳。
她的“成功”仿佛搅起一波春水,让不少朋友都动了买学区房的心思。我们一众朋友平日里聊起这件事时,都说她有远见、有眼光、有魄力,一套房子,既解决了孩子的入学,又算是一笔成功的不动产投资,言谈中都带着点羡慕。直到我也因为准备买学区房而找到她咨询时,才知道,为了那薄薄的一张纸,在那一年多里,她都经历了些什么。
以下,是以夏妮口述给我、关于她给孩子买学区房的经过。



1


2016年,儿子童童读到幼儿园中班,距离读小学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春节的时候,几个闺蜜难得地聚到了一起。生了孩子后,大家见面都越来越难,几乎每次聚会都有人被孩子的琐事牵绊住而缺席。我们常常笑言,“熬吧,熬到孩子读大学了、不用管小尾巴了,一定要好好地约出去旅行,回来后再狠狠逛上三天街、喝上一周的下午茶”。
那天聚会气氛正酣时,张慧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一把抓住我问:“你家童童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吧,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噗呲一声笑了:“哪是‘马上’啊?你记错了吧,我们才读中班,还远着呢。”
话音落下,我惊奇地发现,几个发小看我的眼神如同看外星人——接下来的聊天,一瞬间转变了主题,在闺蜜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介绍中,我才了解到现在教育的严峻形势以及入学的困难程度。
在我之前的概念里,孩子读书,尤其是小学,从来都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自己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顺其自然地走着,从来没有顾虑过不能上高中和大学的问题。
可在闺蜜们的描述中,我突然发现,如今一个孩子想要考上一个大学,好难——不谈全国数据,仅仅在我们省,普通高中的“上线率”就只有40%不到,也就是说,读完义务教育后,6成多的孩子们就停下了学习的步伐。可即使千难万险读了高中,一本上线率也只有大概13%到16%——我们省是一个人口大省,高考被人们戏称为“地狱模式”,去年全省近40万高中应届考生里,只有6万多孩子能有大学读。
闺蜜们说,先不看全省数据,“就看我们所在中心城区”,因为全省的教育政策和资源,80%都倾斜到了我们所在的省会城市——这是一座老牌的二线城市,也是近些年来炙手可热的“新一线城市”之一,去年中心城区大概有6万名适龄儿童进入小学,根据各教育机构给出的数据,按现在的形势,等到这拨孩子小学毕业时,能够进入到“名初()”或者普通初中“火()班”、“次火班”的孩子,大概只能有8000人。
这8000个孩子,经过初中三年的学习,能进入“名高()”的,大概能有4500人,而这些尖子生一路过关斩将打怪升级,最终也只能有2500人左右能考上985或者211大学——就算那些上普通初中的孩子里最终能有500人“逆袭”考上211或985,我们这座城市6万个孩子最后能读上好一点大学的,也不过3000人左右。
说到激动处,张慧咽下口水,稳了稳情绪,又向我发问:“我们的孩子,能是那排名前3000的孩子吗?如果读不了一个好初中,别说大学,连上高中的几率都会很小了。好初中怎么上?靠小学啊!你这个当妈的,长点心吧!”
信息量太大,让我直接懵在当场,脑袋里像真空一般,那一瞬间,我深深地怀疑自己:之前都干什么去了?这些问题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
我家小区对口的小学,我只知道被邻居们戏称为“菜场小学”,不算太好——可那所小学对口的是哪所初中?那个初中的“普高率”和“名高率”是多少?如果不上那个小学,我准备择校吗?准备择哪儿?知道怎么择吗?
一连串问题争前恐后地冲进我的脑袋,吴晶也恨铁不成钢地瞪了我一眼:“说真的,你快点准备吧,我家娃当年还没上幼儿园,就开始张罗小学的事了,你就剩一年多时间了,赶快吧,不然真来不及了。”
我懊恼得想捶自己的脑袋,已经没有一点情绪去享受聚会了,心里乱得像一团麻,只想赶快回家。



2


我当时已经住了快7年的房子,是结婚时买的。买房时,我和老公杨涛都没有考虑太多,凑凑两人手上的积蓄,看看能付得起哪里的首付,就飞快地买下了这套房子。
我对这套房子其实一直挺满意的:小区的环境、绿化都不错,交通便利,周围生活也方便,超市、购物中心、大型生鲜市场,都在10分钟车程之内。唯一的问题,就是房子所在的Q区,是市里的“教育洼地”,整个行政区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小学和中学,我家户口所对口的小学,更是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小区里不少邻居家的孩子都就读于那所对口的小学,平时在微信群里,常常看到邻居们抱怨老师不负责、学校不给力。每次路过那小学看到里面简陋的校舍时,我总会在心底说一声“童童一定不能上这个小学”——可是,我却好像也从没认真想过该怎么办。我自嘲地想,之前的自己,多像一个空想家啊!
聚会回去的当晚,我失眠了,捧着电脑查了一晚上的相关资料和政策。凌晨1点多,我伸腿把呼呼大睡的杨涛踢醒了。睡眼惺忪的杨涛揉揉眼睛,看我一脸严肃,瞌睡吓醒了一半。
杨涛的性格,用朋友们话说,“是属水壶的”——哪怕屁股被烧得通红了,嘴里还能吹口哨的那种。我以前挺喜欢他这样的性格,觉得和我一点就着的急脾气正好互补。而此刻,我却无比痛恨他的不慌不忙。
杨涛听着我转述完今天闺蜜聚会的情形以及刚刚在网上查到的各种政策,终于全清醒了,表情也逐渐严肃起来。
看着半天说不出话的他,我半是商量半是命令地说:“不早了,睡吧。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抛开一切其他事情,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搞定童童的入学。”


------
我是个行动派,短暂的慌乱后,很快就理清了思路。
入学,无非两条路:一是择校,二是对口。
按当时最新的政策,如果择校,那么择校生入学前必须签《择校入学自愿放弃“分配生”资格承诺书》,没有分配生的资格,就不得享受优质高中分配到初中的优惠升学指标。我简单研究了一下,其实没太看得懂政策的意思,但是,“丧失分配生资格”、“不得享受优惠指标” 、“分配生可以在第一志愿报考该示范高中时以指令线降30分优录”等字眼,足以让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决定放弃择校这条路。
那么,要对口入学,就只能重新买房了——买学区房,去对口好的小学。
想到这里,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买房……”我呢喃着重复着这两个字,后背有点微微发凉。
待到晚上孩子入睡了,杨涛才下班回家。听到从我口中冒出的“买房”时,杨涛也先是倒吸一口凉气,然后态度坚决地说:“不行,太折腾了,再说了,房子又不是白菜,说买就买?而且你要买的是学区房啊,学区房是什么价格啊!我们现在房子的房贷还没还完呢,有钱吗?拿什么买?”
杨涛所有的反应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所以我也没生气,因为,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也是我白天反复思考和纠结的。我拉着他坐在自己身边,说出自己的打算:“实在不行的话,就把现在的房子卖了吧,以房换房,大不了就是大房子换小房子、新房子换老房子而已嘛。现在的房子,应该也能卖差不多200万,剩下的,不够的再贷款。”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别的不说,卖房和买房的期间,我们住哪里?还有,新的房贷肯定会比现在更多,到时候生活质量要大打折扣,这些你都想过吗?”
我有点烦躁起来:“想过啊,可是怎么办呢?哎呀,到时候再说吧,先看看房子是什么情况。”
杨涛沉默了半晌,默默牵起我的手,点点头:“那就先找房子吧……”
我抽出手,拍拍他的手背,两人并排坐在沙发上不说话,房间里一时静得让人有些心慌。
虽然说服了杨涛,但我却丝毫没有轻松的感觉,起身转了一圈,漫无目的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好像想摆脱什么似的。



3


整个W市那么大,挑哪个学校、买哪个学区房,还是有许多功课要做的。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无论工作还是在家,我一有空,就趴在电脑上研究学区房。
我先拉出单子,列出市里所有的重点小学名录,一一筛选,最后把范围缩小到了J区和C区。J区是市里最老牌的教育大区,里面的重点小学、重点初高中比比皆是,但房价也是水涨船高。相比之下,C区是市里的新区,十几年前还被许多土生土长的本市人视为“乡下”。但随着政策的扶持和倾斜,这里近年急速发展,区内有几所不错的市直属小学,房价比较适中,我很是动心,立马和杨涛在网上约了几个中介,安排了周末去看房。
周六一早,我俩驱车前往中介的店面。一路上车流缓慢如蜗牛爬行,导航显示20分钟能到的路,最后硬是花了1个多小时。到了地方,我们忙不迭地给中介道歉。中介不在意地笑了笑:“一看就知道平时你们很少来这里吧?”
听了中介的介绍,我俩才知道,原来C区虽然是新城区,但当年在规划的时候,道路却只是四车道,整个新城就像一个布袋子,密集的人口容量,窄窄的口子。中介说,幸好你们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10点多,“要是赶在上班的早高峰,光那短短的一截出城路,就能把你们堵到流眼泪”。
我和杨涛相视了一眼,嘴上没有多说什么,心里却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在C区买房的打算。我们平时最痛恨的就是堵在路上, 更何况将面对的是日复一日的堵车。毕竟,除了孩子,我们还有生活和工作,为了并不那么心仪的学区房,把通勤时间拉长数倍,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草草看了几户房子后,我们便告别了中介。我坚定地说,“就集中火力看J区的房子吧!”杨涛点点头,带着一点苦笑和一点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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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区果然是教育大区,重点学校掰着指头都数不完。我拿出当年考研的劲头,把各个小学的情况摸了个门儿清,每个学校的口碑、校风、师资、对口的初中,还有各个学校历年对口的范围、每年政策的变化,甚至连课后作业多不多我都打听到了,简直可以去做个中介咨询了。
到2016年5月,我挑挑选选,最后选定了S小。锁定目标后,我和杨涛瞬间感觉轻松多了——接下来,只用去找对口S小的房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俩没有想到的是,这时的楼市,如同节节上升的气温一样,房价窜得让人有些措手不及。看着中介门口几乎每周一换的价格牌,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反而是杨涛安慰我:“没事,房价涨,我们自己的房子也会涨啊,没事没事。”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暖,眼眶却忍不住红了——不仅是因为他的劝慰,也是因为他难得表现出的积极态度。我一直觉得,他在心底是不支持我这般折腾的,只是看我态度坚决才迫于无奈地配合。这番话,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孤军作战了,有了安慰和可依靠的感觉。
J区是历史悠久老城区,杨涛从小就在这里长大,我小时也常常来这里玩耍,我俩觉得既然对这里如此熟悉,干脆不依靠中介,自己找房源,省掉一笔中介费。
我在各个网站上搜寻房源,同时也主动发帖求购。可大部分看中的房源,打电话过去时,要么对方说房子已卖,要么就是中介的电话。每天手机打到发烫,也找不到一个真房主。我有点灰心,想要不就找中介吧,可再一想预计要花两三万的中介费,一想以后还有那么多要花钱的地方,不禁又只能摇头,给自己鼓劲,继续在网上大海捞针。



4


找了好久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直约房主的房源。我跟房主约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去看房子。
到了地方,我的心就沉了下去:一栋80年代的旧房,砖墙上裹着发绿的苔藓,水泥楼梯,生锈的铁栏杆,走在台阶上,都能感觉得到灰尘随着脚步在簌簌落下。
爬到8楼,多年不爬楼的我们都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没喘匀气,我就迫不及待地敲开了门。走进房间,我的失望愈重:60来平米的一室一厅,典型的80年代筒子楼宿舍的结构,谈不上户型,也谈不上采光,电线裸露在墙面,翘起的墙皮不时地往下掉,厕所和厨房的瓷砖都已经发黄,上面沾满了尿渍和油渍。
我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但让我没有立刻离开的,是房主的报价。我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这个房子的价格,以我俩手头的积蓄就可以承担大部分房款,那么就不用卖掉现在的房子了。
我有些心动,站着默不做声,但心里甚至已经开始想象该怎么重新装修了。房主婆婆在一旁殷切地说:“姑娘,看中了吗?看中了就赶快定,我们家房子别人都排着队来看呢。”
我和杨涛晚上回家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就联系房主婆婆,说决定买了。可前一天还很热情的婆婆,此刻却含糊不清地说:“好,那你们过来,我还有一点细节和你们商量一下。”
我心里一沉,感觉不妙,忐忑地赶过去。
碰面后,房主婆婆不慌不忙地说出了她的要求:这套房子的产权性质是公房,她只有居住证没有产权证,同时需要每年向房管所缴纳房租。当然,按当前的政策,公房是可以办理产权证后上市交易的——不过,她已经欠了十几年的房租,需要先缴清所欠房租之后才能去办证,再之后我们才能交易。婆婆说她手上拿不出这么多钱,我们要先帮她缴纳拖欠的房租。
说完,婆婆一脸轻松地看着我,好像她提出的就是请我给她买一瓶水那样简单的要求。
我匪夷所思地看着她,几乎是脱口而出:“那怎么可能?我还没买你的房子呢,凭什么帮你交房租?”
婆婆扭身找个凳子坐下,气定神闲地说:“可是我手上没钱啊,那怎么办?那就不卖了吧。”
我被她的不讲理激得说不出话,杨涛拉住我,冷静了一下,问她:“你欠了多少?”
婆婆说,“这儿一个月70多块钱的房租,一年800多块”,她大概欠了十几年,将近1万元。
我又要跳起来了,婆婆压了压手:“反正呢,我现在是拿不出1万多块钱的,要么你们帮我出钱付了,我去办证,然后交易;要么我就重新找买家,怎么样?”
我拉着杨涛扭头要走:“走,不买了,难道除了你家我们就买不到房子了吗?”
杨涛却反手拉住我,低声说:“别赌气,你忘了我们找了多久才找到一个房主的。”
僵持了好久,最后我们和婆婆达成了协议:她欠的1万多元房租,我们垫付5千元,交易时可以抵免1万元的房价,剩下的,由她自己付清。
这个方案我勉强可以接受,但也提出疑问:这5000元给她,她能给我们什么保证呢?
婆婆这次倒是爽快:“我可以给你打收条,同时我们签个协议,如果最后我不卖这个房子给你,这5000元我可以退给你。”
我和杨涛商量了很久,终于决定同意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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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清了房租后,我忐忑地等着房主婆婆的通知去交易过户。心神不宁地等了一个星期后,婆婆才打电话说,来吧。
见面后,婆婆就像上次要求我们交房租时一样,脸上堆着笑,让我心里不由得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
果然,她清了清喉咙:“小姑娘,跟你商量个事啊。”
这次的要求更加过分——她说,这个房子她现在可以交易过户给我们,但她需要卖了旧房子的钱才有钱买新房,“新房也不是一下就能买到”,又说,她家就这一套房子,没买到新房的话,她家的户口就迁不出去。“这样吧,房子我们还是继续交易,但是我的户口留在这个地址上,你等我买到新房了,迁出户口,再把你们的户口迁进来行吧?”
预感成真,我几乎气笑了:“你不知道我买你这个房子是为什么吗?我就是要迁户口到这个地址啊,如果我不能把户口迁进来,孩子怎么入学?等你买到新房再迁出?如果你买不到,就不迁出了?那我们怎么办?”
婆婆也收起了笑容:“那没办法啊,我没买到新房子,肯定就没法迁出户口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很厚道了,我完全可以先把钱收了过户了再告诉你我不能迁户口啊,我还不是看你们小年轻不容易,才主动告诉你的,结果你还不领情——那这样吧,你买就买,不买就不买吧。”
我被反咬一口,气得脚都站不稳,恨恨地说:“不买了,把我的5千块退给我,我重新去看房子去。”
婆婆冷冷笑了:“这个,我们当时可是说清楚了的,是只有我不卖这个房子,我才退你5000元的,现在不是我不卖,是你不买啊,那我可不能退!”
我几乎要发火了,婆婆看到我好像要吃人的脸色,连忙踉跄地歪在椅子上,不出声地看着我,不时用手抚着胸,好像随时要倒地的样子。
杨涛拦腰抱住脸涨得通红的我,离开了现场。我气得要甩开杨涛:“你别拦我,这房子就算不买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她就是个无赖!明知道不能迁出户口还骗我5千块钱。我们浪费的时间不说,起码要把那5千块拿回来!我为了省点中介费我那么辛苦,现在这5千块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没了?凭什么啊?”
我一边嚷着,一边眼泪不停地掉。杨涛冷静地拦住我:“没办法,这个5千块已经是沉没成本了,其实还是我们没经验,这老太太能欠上十几年的房租,我们就应该警觉,这种人就是赖皮,不应该继续和她打交道。还好损失不大,这个钱以后能要回来就要,要不回来就当学费了,不要再在这件事上面浪费时间和精力了。我们的首要目的是买房,看来以后还是老老实实找中介吧,这个钱省不得,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好吗?
我红着眼睛,抽着鼻子,点了点头。



5


决定找中介时,已经是7月盛夏了。我的心情再也没有前几个月时的松散,人越来越焦躁,有时听着窗外的蝉鸣,心神就乱了。
和几家中介沟通后,我选择了感觉最专业、相处最舒服的胡姐沟通。
胡姐年纪也不大,但据说每年经她手的学区房特别多。我反复拜托她“多费心”,她带点惋惜地说:“你们早点来就好了,每年5到6月是这边交易的小高峰,出来的房源特别多。你们现在来,房源会很少了,而且基本上很多房源一出来,还没一两天会被抢走了。”
我一听,更加懊恼,尤其后悔在老赖房主上浪费的1个多月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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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胡姐通知我,说有一套房源出来了。我和杨涛看过后,还比较满意,就请胡姐和房主谈一下,希望能便宜一点。
胡姐有些迟疑,说:“我尽力帮你试试吧,不过按我的经验,估计比较难。这边的学区房基本上都不是价格的问题,是能不能抢到的问题。”
我不以为意——想想上一套房子,房主婆婆和我们磨了1个多月,也没看到卖出去,就坚持说:“能不能让房东便宜5万,也就5万”。
胡姐欲言又止,最终点点头,说“尽力吧”。
第二天早上,胡姐来电话,我兴奋地接起,还没来得及说话,她第一句话就把我打进冰窖:“小夏,不好意思啊,你昨天看的那套房子已经卖了。”
我几乎愣在原地:“这么快?”
“是啊。”胡姐说,“昨天下午一个顾客看了房后,当时就决定要了。现场让我们给房主打电话,昨天晚上7点多,就约了房主见面签合同交订金——嗯,没事啊,我以后再帮你留心别的房子。”
挂了胡姐的电话,我带着哭腔给杨涛打电话:“怎么会这么快?之前那套无赖婆婆的房子明明1个月也没卖出去啊!”
杨涛笑了:“也许就是因为她无赖,所以房子才没卖出去吧。”
一句话说得我更委屈了,哇地一声哭出来,杨涛哭笑不得地安慰我:“不急不急,慢慢来,总会等到合适的房子的。你啊,这阵子快把这几年的眼泪都流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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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在我的焦躁不安中不断翻页,一眨眼就到了9月,我们还没有碰到合适的房源。出来的几套,要么价格太高,要么面积太小,我都不满意。
期间,胡姐见我着急,试着问我:有个小区,是去年刚被新划为对口范围的,优点是房源多且新,缺点是对口政策不像几个老牌小区那么有保障。
学区房的政策一天一变,尤其是S小这种热门小学。之前就有类似的案例,新小区划进对口范围,几年后又调整划出,不再对口。我想了又想,还是觉得风险太大——如果用贵出周围普通房子近40%的房价买了房,届时政策又变了,多花钱还是小事,耽误孩子入学可就麻烦大了。
思来想去,我还是拒绝了这个提议,专心等待几个更保险的小区里的房源。
9月后,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着急:从年初开始,W市的房价像长了腿的爆竹,一天天往上窜,虽然我们自己的房子也在涨价,但涨幅明显落后于学区房的涨幅,这就意味着中间要补的差价越来越多;更让我们紧张的是,“限购”的传言越来越多,听起来越来越像真的。
国庆长假期间,如一声惊雷,W市发布了“限购令”,靴子落了地,却还是让一干购房人全都措手不及。
我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颤巍巍地点开网站研究政策。我们夫妻名下有一套房,但公婆的一套房子,虽然是老人自住,房产证上却写的杨涛的名字——这样,我们夫妻就算名下有两套房产了,而按限购政策的规定,有两套房产的本地居民,买第三套房时,不能贷款。
我心急如焚,扒拉着计算器,算算卖掉旧房的钱加上手头的积蓄,怎么算,怎么不够买一套J区的学区房。只好给胡姐打电话,麻烦以后请她帮我看看小一点的、总价低一点的房。
胡姐体谅地叹口气,说知道了。
因为选择余地变小,合适的房源就更少了。零星出现的几个房源,我最终都因负担不起而放弃了,一天天,我的失眠也越来越厉害。



6


然而,谁也没想到W市调控楼市的决心如此之大。短短1个月后,第二道限购令又紧急出台了,这一次,第三套房,从“不能贷款”直接变成了“不能购买”。
我看到消息的那一刹那,有些崩溃了,忍不住嚎啕大哭。胡姐劝我,“要不你们先把住的房子卖掉?这样名下就只有一套房了,手头也宽裕”。我和杨涛思索了很久,说,“也只能这样了”。
我俩匆忙地把现在住的房子挂了出去,但我提出条件说,希望能交易后还能让我们再住上一阵子,直到买到新房为止——这样的条件,大部分买家都表示理解,但同时也表示不能接受。再加上限购政策拦住了许多购房者,房子挂了好久都卖不出去。
而另一边,合适的学区房的房源也迟迟没有出现。我和杨涛那阵子急得眼珠子每天都是红红的,嘴皮也都磨起了大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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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的一天,胡姐兴奋地给我们打电话,说有一套很好的房源,我肯定会喜欢。
过去一看,果真喜欢,各方面都符合我期待的样子。我喜不自禁地拉着胡姐的手,请她务必帮我留住房源。胡姐犹豫了许久,轻轻地说:“好,我就破例帮你,晚两天再挂上系统——丫头啊,姐这是这么多年第一次违背了职业道德啊!”
我抓着胡姐的手,眼里噙满了眼泪,只看着她,说不出话。胡姐叹口气,拍拍我的肩:“哎,懂你,都是做妈的,不容易啊,用心良苦。希望你家小伙子以后有出息,报答你。”
听了胡姐的话,我的委屈在心里翻江倒海,眼眶里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我擦擦眼泪:“我从不指望他以后报答我,我只想给他我能力范围里能给出的最好的,就够了,我这个做妈的就对得起他了。”
可是,胡姐再怎么帮忙,房源也只能多保留几天,旧房子没可能那么快卖出去。我和杨涛一整晚翻来覆去睡不着。辗转到了凌晨,我终于下定决心,转向杨涛说:“要不,我们办个假离婚吧。”
杨涛吓了一跳,从被子里跳出来:“你疯了吗?婚是能随便离的吗?不行!”
我冷静地说:“我没疯,我想了很久,想得很清楚了。你说,现在除了这条路,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们只是假离婚,又不是真的,等买完房子,我们就复婚。”
杨涛皱着眉头说:“可是我还是感觉不太好,哪怕是假离婚,也不好,婚姻怎么能儿戏。”
其实,我的心里何尝不纠结,但到了这一步,我只能收起所有的情绪,反过来去安慰他:“婚姻确实是神圣的,但我们并没有破坏它,结婚证只是一张纸,这只是我们无奈之下对政策的应对而已。多少人没离婚却也同床异梦,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没关系!”
杨涛久久没有说话,许久后,他扭头看我,露出了少有的严肃:“老婆,我们真的要付出这么多,只为了买一套学区房吗?重点小学就那么重要吗?童童就读对口小学不行吗?你看看邻居们,他们的孩子能读,童童为什么就不能读呢?这才刚开始,我们就折腾成了这样,那以后,中学,大学,怎么办?我真的觉得,为了这个,我们付出太多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让孩子读一个小学会这么难。” 
我也沉默了,眼角也有点湿,只能缓缓地说:“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还是觉得要继续努力。邻居们选择读对口小学,他们也没错,但是我不想;我选择去找一个好一点的小学,我也没有错。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境遇和现实情况,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衡和选择,没有对错之分。我只是想尽我们的能力给童童创造更好一点的环境而已。”
“难道没有读一个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他就不能长大成人了吗?” 
“并不是说那样就不能长大成人,只是你想想,以我们这个年龄,再回头看,其实应该能明白:一个好的学校,校风、老师的素养和教学水平真的会不一样,还有同学之间的学习的氛围,在孩子们幼年和青春期的时候,这些是多么重要!你看看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如果起点不一样,那么很大概率上,接下去的路就会渐渐不一样。也许我们给童童折腾进了好小学,也不能保证他今后一路顺遂,但是如果我们明明有能力给他创造更好的条件,却没有尽力,哪怕他长大了不怪我们,我也会怪我自己的。”
我顿了顿,继续说:“我从来不是说一定要童童多么出人头地或者功成名就,我只是希望,他的将来,能有更多的选择,能更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可以自由地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再像我们这样,蝼蚁一样,太难了。我希望童童的将来,能轻松一点,快乐一点,这就是我们做父母最基本的心愿了,不是吗?”
杨涛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俩依偎着,良久无言,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杨涛下定了决心般对我说:“走吧,去办手续吧。”



7


走进民政局,因为心虚,我俩都有点手足无措。找工作人员咨询后,填好表格,去排队等待办手续。我们商量,离婚时要将两套房子全都划至杨涛名下,我笑着说,“这样我就是净身出户了”。
杨涛搂住我,用力抱了抱。
我们都有些紧张,怕工作人员看出假离婚不给办手续,还一路商量着,是不是要在工作人员面前演一出吵架之类的戏码。谁知轮到我们,工作人员只抬头看我们一眼,二话不说给办了手续,临了,还好心叮嘱一句:“是要买房吗?记得要贷款手续办好后,交了第一期贷款后再来办复婚,否则当心贷款办不下来。”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问:“您看出来了?”
工作人员笑了:“我们每天接触多少人,真离婚还是假离婚,一眼就看得出。自从‘限购’出台后,我们每天忙得要死,大部分都是你们这样的,一天接待十几例呢。”说着,还偷偷用手朝身后的办公室比划一下:“我们同事,都办了离婚,上午离婚,下午交钱选房。”
我们也忍不住笑出声来,紧张的情绪缓解不少。我们笑着跟工作人员道别,却也说不清这笑容里是放松,还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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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离婚的事,我和杨涛心照不宣地对外保密,我只跟最亲近的张慧和吴晶说了。
两个闺蜜的反应超出了我的想象。张慧几乎扯着喉咙朝我喊:“你怎么这么糊涂,离婚是说办就能办吗?你别跟我说什么‘假离婚’,这世界上没有假离婚!我问你,离婚证是不是民政局颁的?上面的钢印是不是真的?离婚证都是真的,哪来什么假离婚?你知道多少夫妻假离婚最后弄成了真离婚?你还把房子都划给他,你净身出户?你傻不傻啊你!真被你气死了!”
这一顿机关枪扫得我哑口无言——这些问题之前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从好友的嘴里说出,感觉又不一样了。我有点怯怯地说:“那种假戏真做的,一般都是婚姻本身出了问题才会这样的吧?我跟杨涛感情没问题,只是走个形式,买下房子就复婚,他的人品我还是相信的,没问题的。”
话虽是这样说,心里也有点发慌。 
吴晶之前一直没说话,见我窘迫,先拦住张慧:“算了,他们手续都办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意义了。”又转身转向我:“听我的,房子的事情一搞定,第一时间复婚,不开玩笑。”
我被她们两个说得心里打鼓,强撑着笑脸:“开玩笑,我怕什么,只有他杨涛担心我不跟他复婚才是。”
没说完的话,被她俩的白眼堵了回去。



8


也许是老天看我和杨涛已经被学区房折磨得神经兮兮了,接下来的买房,一路顺遂。
因为我名下无房,这套学区房按首套房算,首付比例比较低,我俩的积蓄勉强凑够首付,现在住的房也不用着急卖了——这总算是这么久以来的一个好消息,我略感欣慰。毕竟这套房子是我和杨涛两人如小鸟筑巢一样,一点点装修,一点点打扮布置出来的。我们在里面结婚,生子,一直对它都还是挺有感情的。要是那么仓促卖掉,其实真有点舍不得,现在这套房不用卖的话,出租的钱还能补贴一下新房的贷款。
在经验丰富的胡姐的协助下,接下来的付定金、签合同、交钱、过户、转落户口,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2017年春节前,我和杨涛终于办理了复婚,两人都长舒一口气。
整整一年的时间,这套学区房终于买下来了,我紧紧地抱着杨涛,又哭又笑:“老公,太不容易了,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难……”
杨涛笑着安慰我:“好了,总算结果是好的,你的心愿满足了,童童有书读了。那,老婆,我们又结婚了,要不要再办个婚礼?”
我破涕而笑:“好啊,最好再度个蜜月。”
我们摩挲着崭新的结婚证,把两本离婚证塞到抽屉的最深处,再也没有翻出来过。


------
买下房子后,我安心了不少,一心一意地关注起不久后的儿子入学报名了。
按规定,5月在网站上进行网络报名后,S小会派出老师团队对报名的家庭进行家访,防止“空户”等舞弊行为——简单来说,就是确保招收的适龄儿童和直系亲属要居住在户口所在的房子里。据说,每年家访总会清出一些不合格的家庭。
我不禁捂着胸口感到后怕——如果再晚一点办好这些手续,晚一点搬家入住,可能这一年都白忙活了。
正在庆幸之余,家访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又将我打入了冰窖:“看你们这户口是刚转过来吧?时间有点短呢。每年报名我们学校的孩子太多了,我们学校都是根据户口落地的时间长短来排队的——落户满5年的优先录取,之后按时间长短依次排队,你们这才落户几个月啊,没满1年的都有点悬呢,你们啊,准备得还是晚了点。”
声音不大,在我听来却如平地惊雷,我几乎颤抖着问:“那如果我们没排上队,或者你们录取到落户2年的孩子时候名额就录满了?我们怎么办?”
老师轻松地说:“那就调剂到旁边的L小学啊,放心,义务教育,孩子肯定会有书读的。”
我木木地送走老师,烦躁地蹲到地上——L小学,那和原先房子对口的“菜场小学”有什么区别?那这一年多的折磨和挣扎,意义又何在?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起来洗把脸,脑袋平静下来,飞快地在脑袋里筛选一遍有哪些朋友可以去尝试问一下、能不能帮上忙。
电话打了一圈,基本上收到的回复全都是:
“怎么现在才想到找我们?”
“都网上报名了,现在神仙也帮不了了。”
“该找的起码要提前半年到一年。”
我蹲在门槛边,很久很久,绝望地捂着脸,心里像被扯开一样难受。
回到家的杨涛抚着我的背安慰:“到了这一步,也只能听天由命了,就像你说的,我们能做的都做了,也算对得起童童了,剩下的,尽人事听天命吧。”
我抬起头,勉强扯出一丝笑容,点了点头。
也只能这样了。我感觉浑身力气都被抽空了一样,什么也不想做了。



尾声


老师家访之后是层层的程序,递资料,网上审核,现场复核,每一次夏妮的心里都如打鼓一般。
7月份,夏妮收到短信通知告知童童已经被S小录取时,反而是一种恍惚的状态。直到去现场领到录取通知书,她都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只剩疲惫。她说,回想这一年多,心里升起了一股酸涩,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采访的最后,夏妮告诉我,幸好当时她没有买那些新划入对口范围的小区房源。那个小区,在当年S小的招生政策中,被毫无预兆地剔除了。据说许多买了那小区房子的家长都濒临崩溃,他们集体去到教育局申请了很多次,也没有结果。
我诧异地问:那些家长就不再争取了?那房子也白买了,孩子也不能进S小了,他们能接受吗?
夏妮说,应该是没有办法了,毕竟现在国家一直在努力淡化学区房的影响,已经在很多地方开始试点多校划片等新政策了。说着说着,她问我:“你说,以后是不是就没有学区房这个概念了?”
“不容易啊。”我扭头看向夏妮身后那片学区房,问,“你觉得值得吗?”
“是啊,真是不容易。”夏妮附和着,扭头看向S小的大门,却没有回答我“值得不值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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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0-8 05:0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县城漂泊8年,我搬了11次家 | 住在人间

 桃之夭夭 人间theLivings  202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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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瞬间,我突然崩溃了,嚎啕大哭起来。我觉得自己像只丧家犬,连个容身之处都找不到。哭过之后,我一字一句地对阿明说:“下一次,要么是搬到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去,要么是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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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装台》剧照



住在人间丨连载



1


2002年,我从广东回到老家。
这是一个十八线小县城,破旧闭塞,狭小荒凉,步行围城绕一圈,不会超过2小时。一条新街和一条老街贯穿县城西东,临街的商铺组成了县城的中心,热闹的地方还有县里唯一的汽车站、一个稍微大点的超市和人民医院。除此之外,整个县城少有活力,本地人只能去城南的歌厅和河边的几家夜宵店休闲娱乐。
这样的地方留不住年轻人,稍微有点野心的,都跑去大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了。留下的人,要么是有正式的工作单位,要么甘于平凡,要么就是有所牵绊。
那时候的我20岁,一心想逃离父辈那一身汗水一身泥的生活,没想过要在县城扎根,只把它当作一个过渡——彼时,电脑职业教育正风行,县城里有大大小小的培训学校。我在广州打了2年苦工,想学门技术再出去施展拳脚,于是就拖着行李走进了一家电脑培训学校的大门。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个选择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在培训学校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阿明。他是名计算机老师,比我大1岁,跟我一样,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只不过他的家在更偏远的乡下。
半年后培训结束,我为了爱情背弃了不回老家的初衷,没有再外出打工,而是进入县城里的一家茶馆做服务员。茶馆工资很低,一个月只有400元上下,阿明的工资高一点,但也只有700多。
恋爱期间,手头拮据的我们与别人合租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这套房子位于一栋陈旧小楼的顶楼,房中间有一条昏暗狭窄的走廊,紧挨着没有窗户的厨房和卫生间,两端是两间卧室和一个小客厅。阿明的同事辉哥,一个人住大的那间卧室。辉哥大学毕业,年长我们几岁,性格随和、厚道。他来自农村,家里条件不太好,老父老母住的还是破烂的土砖房。我们去他家玩,那房子用“破烂不堪”、“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我们问辉哥怎么不去大城市找工作,他无奈地笑笑,说自己父母年纪大了,总得有人管。
相比之下,我和阿明的境况要好很多。我们住小卧室,房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外,其他什么家具都没有。虽然条件简陋,但那时的我并不觉得寒酸。
住下以后,我们慢慢熟悉了周围的环境。这栋老楼底下是一个小菜市,每天清早,我们躺在床上就能听见各种卖菜的吆喝声,像准时的闹钟。晚上下班回来,要侧身穿过一个个摆满蔬菜的摊子,那时还觉得挺方便,能顺便挑点菜。
可是到了夏天,顶楼的缺点就彻底暴露了。被烈日暴晒了一整天的楼板源源不断地释放着热量,厨房里没有窗户,煮餐饭出来,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头发尖尖都在滴汗。我们的卧室更像个闷热的蒸笼,无论风扇开多大档,衣服都能瞬间湿透。晚上睡觉翻个身,皮肤会被热烘烘的凉席黏住,有时一晚要起来洗几次澡,实在睡不着,就睁着眼睛等天亮。
然而我和阿明并不觉得苦,反而乐在其中。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有情饮水饱”吧。
熬过一个夏天,我们仨果断搬家。有了先前的经验,租房子就不再考虑顶楼。第二次租的房子位于3楼,的确凉快,可那栋楼临大街,白天晚上都十分嘈杂,吵得人睡不了觉。
我们只住了很短的时间,又搬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这套房子在2楼,户型跟第一次租的房子一样,凉快,也不吵,唯一不好的地方是房子里总有一股鱼腥味挥散不去——房东夫妇是卖鱼的。
然而我们没得选择,好地方的房租太贵,我们负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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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我从茶馆辞职,用我们微薄的积蓄在县城中心的广场附近租了一个门面,打算卖电脑书籍和光盘。
第一次去长沙进货,为了省车费,我和阿明就坐朋友的大货车。驾驶室里没有位置,我们就坐在车顶上。那时正值深秋,我们半夜从县城出发,凛冽的冷风吹得我浑身哆嗦,度秒如年。天微微亮时,一路颠簸的卡车终于停下来,我拖着冻僵的身体爬下车,看到了省城的第一道曙光。
当时,电脑城里的光盘批发价卖8毛一张,阿明嫌贵,就蹲在门口。我不解,他说这些店子肯定也是从别的地方进的货,他要等送货的人。不多时,一些身挎大包的人真的出现了。阿明等他们送货出来,就上前攀谈询问,后来他们在角落里成交,每张光盘的进价比店里便宜2毛。阿明进了第一批货,得意地对我说:“不要小看这2毛钱,卖100张就多赚20块。”
我们的店子很小,书和光盘的利润也不高,每月赚的钱刚够糊口、付房租。为了维持生计,阿明继续在培训学校上班,我就负责守店。每天进店的客人少,无聊的时候,我就在电脑上玩游戏,玩久了头晕脑胀,就对着阿明发无名火。那时候我们没什么做生意的经验,店子刚开张时,就听信一个熟人的游说,花了几千块钱从他那里盘下一堆积压了很久的文具,然而这批文具一点都不好卖,砸在了手里。
为了方便我守店,也为了节省开支,我和阿明决定告别辉哥,住进店里。我们的店堂后面有一个空置的小房间,里面没有窗户,大白天也要开灯。由于常年没有阳光照射,又是一楼,房间里潮湿憋闷,常常有不知名的虫子横行,甚至会有老鼠肆无忌惮地爬上床铺。
过去我们经常搬家,没有置办任何家具,连个简陋的衣柜也没买。为了在店里住下,我们买了一张床,然后把泡沫箱子垒起来当桌子,把纸箱当衣柜。再在房间里扯一条绳,用来挂湿衣服和毛巾。
到了冬天,洗衣服成了一件痛苦的事。厚厚的衣服要一件件手洗,冰冷的水刺痛我的双手,那痛感从指尖一直蔓延到心里。整个冬天,我的手都是红肿开裂的,涂什么冻疮膏都不管用。
当然,生活里也不全是苦。年轻人无论处在怎样窘困的环境里,都能给自己找到乐子。阿明的一帮同事跟我们年龄差不多,他们时不时来店里怂恿我,拉上卷闸门跟他们一起出去玩。春天,我们去蚊子山上摘艳山红,夏天去湄水河里游泳,还去溜冰场溜冰,去城南唱1元一首的歌,去夜宵摊吃小龙虾……



2


2004年,我跟阿明订婚了。对于这场自由恋爱,我母亲一直持反对态度,她想让我和大姐一样嫁到县城里,还曾四处找人为我物色相亲对象。可无论他们怎么反对,怎么劝说,我都无动于衷,母亲终究拗不过我。
订婚那天,母亲第一次去阿明家里,车子从我家驶出,经过县城,跑了20公里后才到达阿明家所在的镇上。然而车子没有停下,又走上了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左转右拐,上山下坡,阿明的家还没到。母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当着一车子人的面数落我:“看你找的什么好地方,比我们那里还不如,山冲冲里。我看你不是瞎了一只眼,是瞎了一双眼。”
车里还坐着我的朋友,我感到难堪,委屈得眼泪直流,辩解道:“我是嫁他这个人,不是嫁他的家庭,也不是嫁这个地方。我们一定会在县城里安家的。”
母亲“哼”了一声,不再理我。
那时候,我十分不服气,认为凭我们的努力,难道还不能在小县城里买套房子?望着前面曲折的山路和褐色的土地,我第一次萌生了在县城里买房的想法,不仅是因为房子能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我还要用房子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可是,现实与梦想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存在。
那一年,我们这个小县城里还没有开发商建造的正规小区,一般是由私人建好房子出售,100多平方的房子要4、5万,再加上装修,一套房弄下来最少要7、8万元。当时,我的同龄人大多没有买房子的想法,总觉得这件事情很遥远,很不切实际。
我跟阿明提出在县城买房时,他瞪着眼睛,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我说:“哪里有钱?而且我家有房子,何必要到这里买。”
“你家那房子离县城有40多里路!”我能反驳这点,却无法反驳没钱的事实。当时我俩的月收入加起来只有1000多块,除去生活费和各项支出,每月存下几百块就很不容易了。双方父母又无法给予任何经济支持,所以买房子的钱对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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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小店勉强维持了1年多就转让了,我和阿明又去跟辉哥合租。
没多久,我跟朋友小志合伙做生意,在人民医院对面开了一家打印店。房东把一个正常的门面分隔成了两边,我们的店面非常小,里面塞了复印机、打印机、桌子和电脑,满满当当。这些机器都是从长沙淘来的二手货,唯一的新东西,大概就是那把椅子和墙上的大镜子——镜子能使小店看起来开阔一点,不那么局促压抑。
由于没有经验,我们把买回来的复印机直接插在电源上,烧坏了。到处找维修师傅,好不容易才修好。老旧设备多少有故障,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出问题,有时生意来了复印机却坏了,每天收入几十块钱还算生意好的。
一次,我们接到一个大单,一位客人需要打印上千份资料。由于我们没有大型设备做不出来,就放在别的地方印,可到了交货时间,材料却没有赶制出来,客人来到店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我和小志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还得强挤出笑脸赔不是。
小志家住县郊,从小被父母宠爱,是个连饭菜都不会煮的娇娇女。她原本在电脑培训学校教书,却违背父母的意愿,找了一个没有正式工作、家境也不好的丈夫。父母对这门婚事万般阻挠,他们几经曲折才在一起。我们合伙开打印店的时候,小志正怀孕,还跟着我们去长沙进货,在店里吃盒饭,熬夜打印资料。
后来,她的肚子越来越大,身子越来越笨重,不能来店里帮忙。我一个人坚守了几个月,实在搞不过来,就将店面关了。
闲下来的这段日子,我和阿明帮他姐姐看房、装修——姐姐姐夫在上海工作,他们花了4万多元在城南买了一套140多平方的房子。这房子在5楼,除了难爬、位置偏远一点,其他什么都好。到了那年年底,姐姐一家才回来看新房,年后又出去打工了。
在他们的授意下,我和阿明搬进了姐姐的新家。这房子宽敞明亮,有规整的客厅、餐厅、卧室,还有开窗的厨房和卫生间。家具家电样样齐全,跟我们以前租的房子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我在这套房子里度过了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于是,在县城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想法就如平静水面下的暗流,不安分地涌动着。



3


小县城在飞速向前发展着。先是城北新修了一条平直开阔的环城路,后是湄水河上在修建一座连接县城与城郊的大桥。
那段时间,县里的人会结伴去河边溜达,看施工队紧锣密鼓地施工。特别是小志,常常会去看桥的施工进度,她指着对岸说:“这座桥通了,我回家就要少绕很多路了。”她的娘家和婆家都在河对岸的郊区,原来回去一趟要走320国道,再绕蚊子山,等这座大桥修通就能直达对岸了。
除了架桥修路,河岸附近的一片片荒山上还出现了许多挖土机。它们轰隆作响,将荒山挖开推平。听说是为了建小区,到时候会有很多房子卖。
我问小志和辉哥:“你们想不想在这里买房子?”
辉哥说,以他现在的工资,10年不吃不喝看能不能买得起,“做做梦算了”。
小志骄傲地说:“修了这座桥,我也算是城里人了,家里有房子住,何必到这里买。”
阿明听了这话,在一旁默然不语。
此时,电脑培训学校的老板在城西买了块地,建了一所正式的学校。我可以进入计算机机房工作,就和阿明离开了姐姐的房子,随着学校的迁移再次搬家。这回我们租的房子比较新,一室一厅带厨房、卫生间,还有配套的家具。
想来,这应该是我在县城里最稳定的一段日子了。


------
2006年,我跟阿明结婚,我父母没要一分钱彩礼,我们就拿出这些年所有的积蓄办婚礼。
婚后没多久,我怀孕了,我的两个朋友,青青和小波也都怀孕了。我们都来自农村,有许多共同话题,3个大肚子孕妇就经常窝在一起。我发现,我们这几个出身农村的80后,都想逃离父辈的生活模式。处在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面临的外界诱惑太多,又对生养我们的那片土地缺乏深沉的感情。
青青大学毕业后在电脑学校上了1年课,通过公务员考试,在县里的某单位上班。她的丈夫在一所乡镇高中教书,两人条件悬殊,结合也经历了无数抗争。所以,青青全身心支持丈夫考研,希望他能调到县一中去,这是他们夫妻的共同目标。
小波中专毕业时,赶上了分配工作的末班车,分进了县里的某单位。她年轻但清醒,知道自己要什么。她找对象是有要求的,最起码男方得有正式工作。后来她得偿所愿,丈夫是正宗的城里人,在单位上班,婆家条件也好,有房子,不用出来租房。
我也想像她们一样,逃离得更有底气。于是一直在坚持自考,追求更高的学历。



4


靠死工资买房,几乎是不可能的。
2006年上半年,股市开始进入牛市,不少人炒股都赚了钱。阿明也按捺不住,不顾我的反对去证券公司开了户。我们婚后有一两万元的存款,阿明说他只放一两千块钱进去“炒着玩”,然而一入股市深似海,从此抽身不可能。那时的股市行情确实好,大盘指数一路高歌猛进,阿明赚了一点钱,开始不满足于小打小闹,往股市里投的钱越来越多。
我怀孕后没有上班,也被他带得沉迷其中。每天早上9点,我准时打开电脑看大盘行情,有时一整天几乎什么事都不干,就守着电脑,然后守着电视机,看各个专家对股票的分析。由于频繁地买进卖出,在大好的行情下,我们也没赚到什么钱。
到了2007年,大盘连续几天大跌,我们手里超过半数的股票天天跌停。几天之内,账户里的钱越变越少,我们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将所有的股票都卖了。
等抽身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存款已经所剩无几了。那时我的女儿刚出生,正是花钱的时候,我郁闷不堪,责怪阿明当初不该炒股,他反呛我,“是你一次又一次追加投入的”。
我们相互埋怨、指责、争吵。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了。
为了能多赚点钱,我们只能另寻出路。阿明从培训学校辞职后,去移动公司做区域经理,虽然辛苦,但好在工资高一点。我跟小志又合伙开了一家店,卖日用品和水果,还在店外的坪上提供洗车服务。
小志的丈夫无业,就跟我一起守店,小志下课后就过来帮忙。我们两家都退掉了各自的出租屋,搬到了店面的2楼一起住。算一算,这是我第八次搬家了。
这家店子开在一家小鞋厂旁边,附近有居民区,但人流量并不集中。日用商品还好,卖不动不会变质,可水果过几天就得倒掉一大箱,连本钱都赚不回。后来,我们进水果只进保质期长且价格低廉的,品种越来越少,生意也越来越差。
洗车生意一开始还好,但很辛苦,特别是冬天,在寒风中洗车,那滋味太难熬。小志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受过这样的苦,她父亲来店里看了两次,每次都恨铁不成钢,阴着脸说:“你当真嫁了一个好男人,做了一份好生意。”
小志满腹委屈,忍不住怨怪丈夫,男人也压力大,两人一言不合就吵。他们吵了架,男人就生闷气,谁也不搭理,活儿也不干。我一个人洗不了车,就这样一天洗一天不洗,洗车生意也慢慢差了。
有时店里进货的钱都没有,空空的货架上就堆了灰。最困难的时候,我把结婚戒指都当掉了。那段日子,小志夫妻吵,我和阿明也吵,简直看不到一丝希望。对爱情的幻想和对生活的热情逐渐被消磨,我想起曾经对母亲说过的豪言壮语,只觉得满心羞愧。
后来,我和小志想把店铺转让出去,然而过大半年,直到房租到期也没能脱手。最后,我们只能把剩余的商品、货架、洗车机器贱卖,才草草收场。
关掉店铺的那天,我松了一口气,此时我跟阿明身上只剩下5000元钱。河边的小区已经建成,房价800元/平方。然而,我连想都不敢想了,那些漂亮的房子就像海市蜃楼一般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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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关门后,房东让我们尽快搬家,说他要把两层楼整租,不分开出租了。此时,阿明姐姐在城南的房子已经卖掉,我们一时无处可去,只好草草在附近找了一套顶楼的房子,跟陌生人同住。这套房子里只有两个房间,连厨房和餐厅都没有。我们就在大厅里做饭,用电脑桌当饭桌和橱柜。
折腾了这么多年,还是一无所有。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失败至极。
那时候,我们把女儿放在乡里,让婆婆带着。每次回去看她,她那期盼的眼神都会让我自责、愧疚不已。我何尝不想带她在身边呢?可我自己都在颠沛流离,居无定所。
两个月后,小波说她领导有一套空置的房子出租,就是离城区有点远。我跟她去看,这是郊区的一处单位房,很旧,房里蛛网密布,地板、墙壁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厨房的墙壁器具更是熏得焦黑,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可是这里总比顶楼好,而且价格也便宜。我没有犹豫,迅速租了下来。我在里面打扫了整整两天卫生,用水冲洗地板,在厨房的墙壁上糊报纸,使尽全身力气刷掉厕所里的一层层黄渍。
看着慢慢亮堂起来的房子,我轻吁了一口气。



5


自从河边的第一个小区建成后,县城里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各种规模、各样名字的楼盘不断拔地而起。一时间,大家聚在一起谈论的最多的就是房子,“谁谁谁买了房子”“谁谁谁家的装修好漂亮”……
小波跟我说,她和丈夫已经从婆家搬了出来,在外面租房子住。我很惊讶:“你怎么这么想不通?外面租房子哪有住自家的房子舒服。”
她却一脸兴奋,说跟婆婆住一起总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现在租房才体会到什么是自由。
“那你以后呢,一直租房子吗?”
“怎么可能,我们要买房子的。”小波望着我,眼里闪烁着光。在这团光里,我看到了自己的颓丧与灰暗。此时县城的房价已经涨到1000多一平,而我们的月工资还是止步不前。朋友们每每问起我有没有买房计划,我都摇摇头,缄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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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的老房子虽然远离城中心,却清静,晚上能听见狗吠虫鸣,早上的空气中还有青草的香味。我原以为能在这里安定一段时间,谁知搬进去不到1个月,房东通知我,她父亲摔伤了脚,要住在这里休养,让我们另找住处。
那一瞬间,我突然崩溃了,嚎啕大哭起来。我觉得自己像只丧家犬,连个容身之处都找不到。哭过之后,我一字一句地对阿明说:“下一次,要么是搬到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去,要么是离婚。”
或许阿明也厌倦了这种搬来搬去的生活,或许他看到了我眼里的决绝无望,他终于同意在县城买房了。那时,一家小房地产公司在县城的最西边搞了一块地,建了前后两排房子。由于位置偏僻,价格便宜,只要1200元/平方,低于县城其他地方的均价。我们去看了房,除了远,没发现什么大毛病,阿明就向他的3个姐姐借了5万块,再加上我们自己身上的5000元积蓄,付了一套90多平的小户型的首付。
2009年,签购房合同的那天,我出奇的平静。来到小县城的第八年,在搬了11次家之后,我终于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那些激动与兴奋,早在日复一日的期待与失望中消亡殆尽了。
1年后,房子装修好,我把女儿接到县城生活。我尽己所能送她上好幼儿园,上各种培训班,给她提供最好的教育。全家人住进新房的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长长吁了一口气,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安稳着地似的。我已经迈出了逃离农村的第一步,而我的后辈将迈着更大的步子,走得更远。



后记


在小波的帮助下,我凭借自考的大专文凭,在县城的一家集团公司找到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工资不高但稳定,而且办公地点就在我家对面,走路上班不过5分钟。
辉哥的父母去世后,他离开了小县城。为了让妻女过上好日子,他跟随同学辗转各个城市的工地;小志和丈夫开了一家食品厂,每天起早贪黑,焦头烂额,却从不说放弃;青青的丈夫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如愿以偿进入县一中教书;小波的日子最轻松,可在买房的路上,在培养儿子的事情上,她未有过一刻松懈。
我们全靠自己的一双手,挣来想要的东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文宁



桃 之 夭 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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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3 10:4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39平的小房子,是托起我粤漂生活的船 | 住在人间

 金十安 人间theLivings  202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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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回到家,告别医院的惨白,被熟悉的味道、自己置办的家具包裹住,整个人才有松快下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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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住在人间丨连载



1


2006年我到广州工作,起先是租房,期间搬过两次家。
一次,房东说她侄子明天就要过来住,我和同住的女生只好连夜打包,慌乱地找酒店临时过渡。那家酒店是写字楼改的,格局还算方正,房费100多元一天。就是木头门不太扎实,走廊另一头的房间关门,我们房门也带着框一块儿共振,抖得我们心惊胆战的。
深更半夜,酒店的走廊上还传来男女的打闹笑骂声,我的大脑好像浸泡在水中,有根针不时地扎一下,晕乎乎的,又不敢入睡。没多久,酒店通知我们出去住几天再回来,说是街道要来进行扫黄打非的专项检查,好像我们也一下变成了不法分子。
居无定所是异乡打工人的常态,我爸得知此事,脑补了一个身量矮小的女生拖着两个大箱子,在大马路上茫然四顾的窘状。他咬咬牙,给了我10万元。
2008年,我工作的第二年,在广州买了一个带洗卫的单间。这套房子的建筑面积为49平,实际使用面积是39平。我拿着爸爸给的10万元付了首付,然后去银行贷款。当时,我的月薪只有4000多,月供却是6000多,还贷也得靠家里帮忙补齐。
单位的同事们听闻我以买大白菜般的速度果断买了套房,纷纷要求上门来看。到了以后,一个同事形容我的房子是“炮筒”——房间太深,没窗户,导致整体采光很差,白天也必须开灯。通风的话,只能把门打开。屋子中间是“大肚子”,伸出个窄窄的内阳台,其中一半还被割去做了邻居家的厨房。
另一个同事是广州人,说这个房子的风水“大为不祥”。他解释说,房子对面的碉楼好像一个黑黑的墓碑,整个楼都被压制住了。我大吃一惊,但心想自己也没有挑拣的余地,还是懵懵懂懂地过日子算了。
其实,在这个房子里,我最常待的地方是阳台,这也是唯一有自然光线覆盖的地方。我在阳台上放置了木桌、木椅,在墙上钉了一块小黑板。旁边没有电源,就放了一个充电的台灯。
广州老城区常出没着挑着扁担、走街串巷的鲜花走鬼档,10元就能购入15枝康乃馨,或6枝小葵花,或姜花、桔梗若干。买来扎扎实实的一把,在玻璃瓶中倒入清水,放在桌边观赏。广州只有两季,不管是夏季骄阳似火,还是冬日寒气凛冽,鲜花都能顶过一周多的时间。这大概就是又有清风掠过、但不会遭受风雨的“内阳台”的好处了。
时日越久,我越发觉得对面石材堆叠、附着青苔的碉楼颇有美感。它的高度与我家所在的六楼相似,高开的小小的四方窗口,正对着我的家。碉楼四周紧挨着的是一些小小的民居,大概隔个一两年,户主赚了点钱,就往上加盖一层。慢慢的,我家和他们的屋顶越来越近。
独居的我有时看着书,渐渐地被传来的稀稀落落的谈笑声吸引。视线转移到对面,一群邻居们在楼顶上打牌、吃火锅、晾衣服、小孩跳绳、猫咪困觉。不知不觉地,我看了很久,久到好像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漂浮的心也被人间烟火气熨烫得踏实起来。



2


2011年“十一”假期,我通过相亲认识了男友。那时的我29岁,对婚姻有憧憬,但又觉得单身一辈子也行——其实,我对大多数人和事都是抱着“这样还行,再看看也行”的态度。
认识的第三天,我假装很成熟地和他说,我妈已经去世,“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带着家人的祝福再进行下去”。
他说好。于是相处两个月后,我们就去武汉见了我爸。去之前,他问我上门要带什么,我说什么都不用,我爸催婚催得厉害,估计看到人就很高兴。他说不对,上门应该提酒,于是去广百百货买了两瓶白酒。
我妈去世后,我爸再婚了,大概觉得家里不方便,就把男友带到单位的办公室单独聊了一会儿。等他出来后,我问聊了什么,他说就是看了我妈的照片,聊了下她生前的事。
我们认识的第四个月,恰逢春节,我大年初四飞去东北见男友的父母。他妈给了我2000元的见面红包,又叫来了满屋的姑婶叔伯。觥筹交错间,男友爸妈倒没说什么,一个姑父喝了点酒,一手举着杯、一手划着拳,大着舌头嚷道:“你们的事,我同意了。”
一直到2012年2月领证,我爸都没有提过彩礼、买车、买房的事。我也羞于谈钱,暗忖提了也没用。男友的爸爸虽说在事业单位上班,但工资发得断断续续,有时连续3个月也拿不到手。他妈以前上班的油漆厂早已破产,没有收入,也没到能拿退休金的年龄。
我家某位亲戚听说此事,直言“很轻率地出嫁,对方不会珍惜”。那时的我还有点学生气,执拗地认为我们两个在学生时代,学习成绩颇好,只要齐心协力,未来一定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于是我回道:“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日子就行。”


------
男友搬来我家时,行李不多。我们兴致勃勃地选家具,将原来1米2的床换成了一个下面能放置物品的1米5的床。新置了个柜子,又买了28寸的电视和单开门的冰箱。
几年过去,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陆续添置了衣柜和鞋柜,厨房多功能架和电视架,冰箱也换成了一个双开门的。我们不大邀请别人上门做客,因为东西摆得满满当当的,能坐的地方也就一沙发、一椅子而已。
2012年4月,刚拍完婚纱照,我就急诊住院了。起先以为是太累,后来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当晚就要做手术。我爸只能第二天一大早赶来广州,所以他在电话里嘱咐女婿:“这大概是对你们小家的一种考验。”
先生签了手术风险告知书,守在手术室的门口。等手术结束,我麻药消退醒来,发现自己在一间三人病房。另外两张病床上,都躺着老太太,她们那头发花白的老伴儿坐在床边守着。我看着身侧躺在折叠床上打盹的先生,恍惚中有了种老夫老妻相依为命的感觉。



3


阑尾炎术后,我回到武汉休养,结果又因腹痛进了医院。这次医生的诊断是肠癌,于是又做了两次手术。
等我再回广州上班,已是2013年了,同批入司的同事要么被提拔,要么已经辞职。我重新进入职场,工作不可能有什么起色,无非是挣点钱维持生活和房贷罢了。
人总有向好的一面,一些朋友亲戚,即使不涉及金钱利益关系,大多与我渐行渐远了。我有些郁郁,时常会想起一些逝去的病友,反而感觉医院才是温暖的所在。
我看向家对面沉沉的碉楼,脑海中浮现出同事的“墓碑说”,万分感慨。好像困居于此,真是不吉。到了夜间,上面的楼层、邻着的街道、还有对面民居的声音会更加清晰,那些噪音将浅眠的我包裹住,拉入一口不断下陷的井。我仿佛失重,头晕,又无法着地。
2014年年底去医院复查,又发现我的卵巢有肿物,需要住院手术。医生颇为难,因为多次手术后,我的盆腔一定粘连严重,手术难度很大。
那是我第一次在医院大哭。我和先生说,我大概已到极限了。
在大城市,住院也需要排期,在等待的空档,婆婆、我爸都来到广州准备照顾我。婆婆睡在我家的折叠沙发上,我爸住旁边的七天酒店。两位老人背井离乡,各有各的不适。
晚上是极难熬的,我腹部疼痛,腹水肿胀如同怀胎六月,深夜压迫令我辗转难眠。一个房间里,只能听到婆婆和先生沉重的鼾声此起彼伏。连续几日晨起,我头痛欲裂,想到近日还要开腹做手术,我就和爸爸说起自己的睡眠障碍。
那日,我在医院检查完回家,爸爸在路上和先生提起能不能让婆婆也住酒店。先生拒绝了,说他妈会认为我们嫌弃她。他们两人第一次争吵,就在大马路上。激烈的争吵声把路人都吸引过来,两人唾沫星子横飞,大概把此生学会的极度难听的话都说了一遍。我劝不住,只能对着兴致勃勃围观的路人咆哮,让他们滚开。
回到家,我爸和先生已经不带多余的表情。我和婆婆说,我得出去住两天,我在这个房子里睡不好。婆婆看着我们三个,可能已洞悉了一切。她面无表情地说行。成年人的世界,还是得保持一点体面。
离开家住进酒店,我想到临死前连自己的房子都住不进去,又想到父亲和先生闹掰,最后事业、家庭、身体,我什么也保不住,就忍不住哭了。但哭完,又想手术那一刀也没那么可怕,大家围在这边,事情总得有个交待。
手术是成功的,但术后病理结果是“卵巢癌”。反正债多不愁,我出院了。我好像在一艘严重受损的船上,不断修补它的梁、桅杆、舱壁、帆,只能庆幸甲板尚好,才暂时没有落水。
等我回到家,告别医院的惨白,被熟悉的味道、自己置办的家具包裹住,整个人才有松快下来的感觉。我听说狗狗临死时会告别家,去一个偏僻的地方等待死亡的降临。但如果能在自己的巢穴中苟且偷生,似乎也挺好。
某个周末,我和先生去江门开平散心,那里有最密集的碉楼群。游览说明上写着:“碉楼底座高、开窗高,设立之初就是防范洪涝、抵御土匪盗贼,在抗日时甚至起到抵抗侵略、镇宅护村的作用。”
我有些恍然:“碉楼也不是什么墓碑,是家的守护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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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我最后一次手术,已过去5年了,尽管我会永远克制地活在病情阴影之下,但好像可以再贪心一点,追求更好的生活。
近几年我们是不可能换房的,但所幸房子买得早,还款额逐年递减,没有对不宽裕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压力。生病期间,我也盘算过把单间租出去,再租个大点的。但想想觉得租金算纯粹的成本,不算投资,为了早点攒够钱买大点的房子,只能放弃这个想法。
2020年6月,我们结清了贷款,准备换房子。为使这个单间在拍摄VR时看着开阔点,我和先生做了个大扫除,清点并准备丢掉一些家具、物品。
那天,我们扛着东西,一趟趟地往楼下走,有的送给了楼下的保安,有的堆到垃圾箱附近。那些与物品有关的画面,就一幕幕闪现出来。
一个折叠躺椅,只在我住院时我先生守夜用过,后来就裹在塑料袋里、放在阳台上落灰;一个大大的陶土瓦罐,煲了两年的中药,后来用来炖汤,导致汤里也漾出药味;一个跑步机,没用几次就被楼下的邻居投诉,后来变成了鞋架子;一口只能用明火的锅,一直说放着等换房子再用,结果放了5年……
我回忆婚后这几年,有明确记忆的,都是不好的、忐忑起伏的片段,时常觉得生活中的苦比乐多。但此时,我想幸福也很多,都在这些平静、细碎到掀不起任何涟漪的日常中。



4


拍完VR,第二日就审核通过,房源被挂在了网上。起先,我还忧心忡忡,怕电话被人打爆,于是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时刻带着充电器,想着实在不行还得去开个副卡。
结果,完全多虑了。
新冠疫情弄得人心惶惶,尽管我们所在的区已经解封了两月,但余波尚存,少有人问询,更没什么人来看房。偶尔接过几次中介的电话,都拽得二五八万一样:“什么?你还得上班?只能晚上看?我们都下班了,那房子肯定卖不动。”
无奈,我约中午,顾不上吃饭就打车往家赶。结果过了点,人还没见着,再打过去,中介说:“没办法,客人临时改了……为什么不提前说?我忘了,抱歉啊。”
下班后,我咸鱼似的躺在沙发上扒拉手机,发现同楼盘的房子挂了1年多的也有,而且挂得越久,越难出手。
“买家会不会认为这房子是有什么问题啊?”我打量着自己的小房,心想。
当年买下这套房,我的月薪才4000多元。在家人资助下,面对1万1一平、总价50余万的单间,尚觉得有一搏之力。但现在,这里的房价已升至6万多一平,面对总价500余万的小两房,若没有这个单间做首付,凭借我和先生1万元的月薪,是遥不可及的。
这个单间,一直在托举着我黏糊糊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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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房的大多是两类人。一类是年轻父母,这单间对口的小学是一个省重点,若是因为孩子上学要入手二套房、经济实力又不够,小房是个不错的选择;另一类是单身女性,她们更关心楼下的保安执勤是否认真、旁边的邻居是租客还是住户。看到她们,我彷佛又看到了刚来广州找房的自己。
面对我这个房主,中介都是使劲地贬损,有的含蓄,有的相当直接:“你这户型基本就不可能中盘。”我一解释,中介急眼了,东南西北一顿举例,生怕我不知道自己住得有多差。但面对上门看房的客人,他们又会夸得起劲,从地段、安保、装修去讲,还会特别提一句:“她家是这同户型里保养最好的。”
我家所在的这栋楼,已有12年楼龄。楼上楼下的邻居家,木地板基本都因虫蛀、潮湿等原因换过一轮了,而我家的地板,每块都还完整、紧实。
我说,这大概是因为自住的缘故。只要做好日常清洁和谨慎地使用,长期下来,房子确实有截然不同的风貌。同户型的还有另一家在售,一位母亲上门比较后,选择了我家。
她第一次来,是周末下午4点,第二次来,特意选择晚上7点后,为的就是看不同时间段的居家状况。为了算阳台的面积,这位母亲和中介小伙一人扯着软尺的一头,趴在地上量。我说网上也有带尺寸的户型图,但她就是信不过。我实在没办法看着一个长辈匍匐在地板上,于是抢过软尺,和中介小伙一起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位母亲说:“你们东西还真不少,不过,像正经过日子的。”
我先生赶紧说:“您一看就是爽利人,说话办事都明白。”
在中介门店签三方协议时,这位母亲说她是北方人,女儿刚来广州读大学。本也不急着买房,但遇到疫情,哪里都管得严,她怕万一撞上封校,或以后发生这类情况,女儿没有住处,这才动了在广州买房的心思。为了买房,她在广州待了一个多月,看了很多小户型,现在定下来,总算能回家一趟了。
我想起自己买房那会儿,房子到手后,我爸和阿姨从武汉跑过来帮着装电器、买家具。他们尤其怕我独居不安全,还在阳台上给我加了一道伸缩铁门。
天下父母的心都是相似的,有条件就希望子女过得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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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8日,买家交付完尾款后,我、女大学生、她母亲和房屋中介,在广州荔湾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网签。
机器屏幕时而卡住时而空白,直到中午休息、营业大厅的灯全关掉后,网签合同才打印出来。当日下午,荔湾区已无预约号可取,通过小程序查到天河区还有号。我们叫了滴滴,立即赶往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我和那位母亲坐在车子后排,我看见她脖子上绕着的围巾边角露出了爱马仕的标识。想想之前她每次上门都拎着布袋,恐怕是故意低调。也许她们在北方属于富庶的家庭,才能一次性全款买房,但问了才知道,跨地域的房价差异还是让她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位母亲告诉我,为了一次性付清全款,她卖了老家的三房一厅的学区房。因为地段好,那套房子出手很快。“地板是像包浆过的,发亮的酱色,墙纸本来就是米黄色,即使旧了也不太显眼。”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好像在跟自己的老房子进行着一场滞后的告别。
流程走完已是下午4点多。从办公楼走出,广州冬日里的太阳还挂在天上,但不刺眼。那位母亲问我:“房子卖了,会不会有点伤感?”
一直戴着口罩,呼吸不畅、晕头转向的我随口回答:“还好吧。”
坐在返程的出租车上,奔往快要变更房主的家,我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回答轻率了。“留念”这类情感,即使是对房屋的,大概会在未来的某个刹那喷涌而出。



5


过户后,我们和买家签订了一个月的租约,限期搬走。其实早在签订三方协议之后,我和先生已经急切地挑选要买的房子了。
我们先在网上通过VR挑选,把中介平台挨个走一遍。选好后,电话过去,提出想要看房。有的中介说房东要涨价了,且涨幅夸张;有的说已售出,但可推荐其他的。加了几个中介的微信,对方刷屏似地连续发来十几套,要么太老旧,要么太贵,完美地避开了我们想看的区间。好不容易确定了满意又能看的,时间段又很难协调,中介恨不得先查看我们的资产证明再说。
一次,我们都已经上电梯了,那个中介突然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张纸,说是固定流程,“先签后看”。我先生拿着纸走出电梯,借着过道灯细瞅,发现居然是张合约。不仅规定了即将要看的这套房,而且还说如果我们未来买了其他房子,成交后都得给他们缴纳2个点的中介费,实际就是要确认他们是我们唯一的中介。我们不想签字,扭头就走。中介还是把我们拉住,让我们看了房。
卖房的时候,我感觉目前正处于买方市场;买房的时候,又觉得现在是卖方市场。也许,依赖互联网络的买卖双方,都是被蜘蛛网粘住的虫蚁,看到对方近在咫尺,其实都动弹不得。
直到一天中午,我们推开一间房子的大门,阳光透过正对门的大大的落地窗照进来,满室都浮动着阳光。我的眼被刺得有些灼热,内心完全被戳中了。
这个房子有十几年房龄,经历了几任租客,壁纸上有泛黄的污渍,地板上有些宠物的抓痕,但收拾得挺整洁。我先生问中介,下面的马路夜间是否吵闹,门窗隔音怎样,垃圾清理是否及时。中介说房子方方面面都行,只是这房东不想卖给我们这种还要办理房贷的人,“时间成本太高了”。
先生抬高下巴,左右晃动着,气呼呼地说:“那你这不浪费时间吗?你先问房东吧,我们还得看几家呢。”
等中介走后,我们移步到楼下,先生拉住我问:“你觉得咋样?”刚说完,他眼睛就弯起来,嘴角翘得高高的,好像憋了很久,终于按捺不住地绽放了。
我肯定地说:“很棒啊。”
我们幼稚地击了一下掌,后面看了两套房子,都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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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天,中介帮我们约到了那个房子的房东,是一对50来岁的夫妻。
他们说,这套房子是他们创业之初买的。
那是2000年,华南地区数码圈的“朝圣地”还在广州岗顶电脑城,当时的他们在那里拥有一个小店,最高峰时,每日的营业额就超10万。不错的收入让他们就近购置了这套住房,后来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移步深圳发展。这房子也舍不得卖,便用来出租。中介和他们联系后,他们觉得跨城收租麻烦,卖了也行。总之,他们不断强调这套房子是他们的“福地”。
我和先生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说法,也不认为这是谈价的话术。毕竟,房子让居者安营扎寨、屏蔽风雨,都是那段人生的护佑。比起拥有多套、仅用来收租或者买卖、对房子一掠而过的房东,我更喜欢对房子有充沛情感联结的人。
我也像那位北方母亲一样,使劲地夸了夸这房子。确实,透过被改装的电线、与地板同色的鞋柜、正好镶嵌在立柱与落地窗之间的衣架,我都能望见隐藏于房子里、认真、小心生活过的神韵。我们没有还价,房东也接受了付款时间较长的混合贷款的支付方式。
时间紧张,我不是在外办理各种手续,就是在家里清理行李。有时晚餐就在麦当劳打发了。一日,我发现贷款中心发的收入证明的版本和之前准备的不同,我怕耽误进度,絮絮叨叨地算时间安排。
先生玩着手机,头也不抬地说:“你看你自己急成什么样子?”
结果他自己算了下时间,又说:“春节前一周,人家会提前回老家吧,万一拖到节后就麻烦了。”他转而催我:“明天要记得从单位开出来,听到没?”
我板着脸,懒得搭理他,一场冷战要悄咪咪地蔓延开了。这时,洗衣机“滴滴”叫唤了两下,表示衣服洗好了。我们一起走去阳台,我拿衣架,他转杆子;我把衣服挂上衣架,他接过去,再一件件挂到杆子上。
可能是性格的缘故,我们都羞于说出意思明确的话语。好像是多年养成的默契和生活习惯推着我们不断地往前走,这一走就是9年。
2021年1月20日,我和先生在银行共同签了贷款申请。3月6日,在我生日的前一天,我们搬进了新家。我的人生好像一直在一种迷雾般包裹住的、黏糊糊的、不明朗的状态下前行,好在一直坚持着,没有停下。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文宁


金 十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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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2-10 01:0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后留守在土地的80后,也要进城了 | 住在人间

 支离疏 人间theLivings  2021-12-10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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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尔会在晚上经过二林家所在的小区,看着稀稀落落的几盏灯光忍不住想:这个曾让二林心力交瘁、痛不欲生的房子,这个间接害死了二林父亲的房子,到底值不值得他付出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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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大江大河》剧照



住在人间丨连载



1


我是80后,出生在东北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里,全村只有7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很穷。
邻居有一双儿女,大女儿叫丽芳,小儿子叫二林。二林大我3岁,我俩从小玩到大,丽芳姐对我也很好,但凡她家做点好吃的,都会送来和我一起分享。村里孩子一起做游戏,她也总护着我。
丽芳姐长到十几岁,和本村的一个少年谈起了恋爱,她父母却坚决反对。听说是嫌弃男方酗酒、不务正业,而且家里也很穷。在一次私奔未遂之后,倔强的丽芳姐跳进了离村子不远的“洋井”里——这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
后来二林跟我说,在丽芳姐的遗体被送回家之前,他怎么都不相信,“明明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
“我姐抬回来之前,我一直寻思要摸摸她的脸,我以为肯定还是温乎的。结果我去摸,冰凉冰凉的,我才知道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
丽芳姐去世后,她母亲因悲伤过度,愁垮了身体。她父亲身体本就不好,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二林很懂事,他初三没读完就主动提出要辍学外出打工。父母看着家里的境况,只得同意。


------
一直以来,我们村的耕地都不多,如果按人头分,每人大概可以分得3.2亩左右。所以来自土地的收入非常有限。除了个别脑袋灵光的人做点小生意脱了贫,村里绝大多数男人都只能在农闲时去县城打零工补贴家用,大家手头都没多少余钱。
那几年,没学历又没一技之长的二林走了很多地方,从天津的水果店到大连的服装厂,从沈阳的超市到哈尔滨的工地,吃了很多苦。
他在哈尔滨的工地上干活时,我正好在那边读大学,去看过他几次。那天,我跟着他穿梭在满是灰尘的楼房框架之间,逐个楼层打眼儿、安装线盒。到了晚上,我没回学校,跟着二林住进了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
工棚里头低矮昏暗,又脏又乱,七八个男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因连日劳动,大家都鲜少换衣洗澡,身上散发出阵阵臭味,我实在难以忍受。后来外出吃饭时,我忍不住问二林在这儿感觉怎么样,他却少见地严肃起来,对我说:“还行。你可一定要好好上学,别像我,完犊子、没出息。”
二林在哈尔滨干了2年。头一年包活儿的是二林的一个远亲,后几个月一直没给他开过工钱。
我去看二林时,曾几次提醒他抓紧要钱,可他总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开口。到了年底要回家了,二林才急了,亲戚一开始还让他放心,说年前肯定给,可年根将近,这位远亲的电话就再也无法接通了。
第二年,包活儿的变成了二林的表哥。他说要帮二林攒钱,每月只给他几百块的生活费,“剩下的钱等过年回家时一起给你。”这位表哥与我们同村,不着调的名声早都传遍了,二林却再次因为亲戚关系和表哥“包工头”的身份选择了信任。
结果,这位表哥却把二林和其他几个工友的工钱,都送给了一个女大学生和赌博机。向来好脾气的二林终于忍无可忍,和表哥大吵几架,甚至动了手。后来还是表哥的父母出面求情,才勉强作罢。
二林原本就好酒、仗义,舍得为朋友花钱,加上也没拿到什么工钱,几年下来,依然没攒下几个钱。



2


2005年,没闯出什么名堂的二林决定回老家。此时,24岁的他在农村已经算是大龄男青年了,父母给安排了三次相亲,都没成功。
第一位相亲对象嫌弃二林个子小,见了一次之后就再也没了下文。二林确实不高,将将1米6,长着一张娃娃脸,看上去也很单薄,这在靠身体吃饭的农村很不吃香——但二林的力气其实并不小,他十多岁时就能像大人一样扛100多斤的粮食了。
另外两位相亲对象更实际,她们要求二林家必须提供三间砖房,再加十几万的彩礼。当时,二林家住的是刚翻新的“一面青”(房子正面由红砖砌成,其它三面用的是土坯),即便如此,还是几乎掏空了二林父母的家底。
打我记事起,我们村里绝大多数人家都是住土房,只有两三间“一面青”。1998年,村里才有了第一间全砖房。大约从2000年开始,砖房才开始慢慢多了起来。
那年暑假我回家,二林对我说:“你知道她们要多少彩礼吗?一个10万,一个12万,还要砖房,我家现在根本没钱。”
其实按本地的婚嫁标准来看,这要求不算过分。我听说过女方要15万甚至是18万彩礼的。当然无论多少,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地方,男方几乎都需要外借,只是借多借少而已。
如果只是彩礼钱,二林父母还能勉强应付,但扒了他们刚翻新的房子重建,实在是无能为力——盖三间砖房最少需要5、6万元,再加上白瞎了的翻修钱,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段时间,二林的心情很不好,他白天很少出门,等到寒冷的冬夜,又没来由地走去三四十里之外的姥爷家。我们问他去干嘛,他只是淡淡地说:“没事,就是想我姥姥姥爷了。”
后来我跟他聊天,他才告诉我实情:“我不愿见屯子里的人,他们都看不起我”。


------
经历了多次相亲失败之后,二林的婚事终于迎来了转机。
嫁到外县的姨妈给二林介绍了一个姑娘,叫月红。对方接受二林家的“一面青”,彩礼也只要8万。二林和月红相处了半年,就张罗着结婚了。我们几个发小还没见过月红时,就问二林:“那女的好不好看?”
二林憨笑着,脸通红,半天憋出来几个字:“不好看,胖。”我们再问他、闹他,他就死活不开口了。
二林第一次带月红回村,正赶上我放寒假在家,几个发小赶紧乐呵呵地去他家瞧。月红确实有点胖,1米5左右的身高,体重约有一百四五十斤。她很敢说,似乎有点“愣”,不像一般女孩第一次到男方家会腼腆矜持。
过了年,二林和月红办了婚礼,父母分了一半的地给他们种。以前外出打工的艰难和新婚燕尔的新鲜感,也让二林坚定了留在家的想法。
那时候除了少数外出读书的,村里的小伙伴们大多走着一条差不多的人生路——小小年纪辍学,要么外出打工,要么找师傅学一门手艺:修车、修手机、电焊、木匠、美容美发……等到了适婚年龄,就回家相亲结婚,然后在附近县城打一份工,或开一家小店。虽然挣的不多,但也可以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 
二林也想这样,他除了卖力气,别无所长。农闲时,他就在县城里扛粮食、扛水泥、扒房子,什么挣钱多就干什么。结婚第二年,二林当了爸爸,比原来更加起早贪黑地“挣命”了。
那年暑假,我经常看见二林在日落时分骑着破自行车进院子。扒房子使他整个人变得灰扑扑的,从头顶到黄胶鞋面,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他的娃娃脸早被晒成了暗红色,头发因多日未修剪,显得异常蓬乱,两侧的鬓角炸了出来,看起来十分狼狈。
我实在看不下去,趁他在院子里洗漱时,劝他说:“要不还出去打工吧,挣的也多点。”
二林秃噜了几把脸,抬头说:“不去,守家在地的多好,出去也没啥意思。”
“哈尔滨今年没活儿了吗?”
“有,有也不去了,净给别人挣钱了,稳当地在家挺好。”



3


二林很少向人抱怨,他心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村里盖一个大砖房,让老婆孩子过得更好。
其实早在2007年,我们村就有家庭在县城买房了。这家男人有两个做生意的哥哥,资助他买了楼房,顺便把父母带去享福。第二年,又有一个瓦匠拿出攒下的钱,举家搬进了县里。
当时县城的房价并不高,在村里盖三间砖房的花费再加几万块就能买一个六、七十平米的两室一厅。
其实村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家庭咬咬牙也都买得起,但大家却不想这么干——大家都觉得,又没有正式工作,就算住在城里,也不是真正的“城里人”。就拿先搬去城里的那两户人家来说,他们白天要回村种地、侍弄牲畜,傍晚再返回城里睡觉。每天骑车往返,累得慌。而且村里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全是亲戚、熟人,大事小情都有人帮忙的环境,去了城里不认识几个人,话都没地方说。
可就是短短几年的工夫,村里的“买楼风”竟越刮越烈。到了2015年春节,我们村在县城买房的人家已经有了20几户了。砖房变得不值钱了,从前给10万元还不卖的,现在连打听的人都没有。
那年,我们几个发小一起喝酒,二林喝了很多,说起了心里的不快:“我媳妇说住够了这破房子,看那么多买楼的,也想买,还说不买要他妈的跟我离婚。使啥买?结婚时的彩礼钱她都给她妈了,要不她弟使啥结婚?我他妈一天累得跟三孙子一样,家里一年能剩几个钱她不知道?买楼?买她妈了个X吧。”
说到伤心处,二林的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把一个酒杯摔了。我们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都傻了,不知该怎么劝,只能默默地拍着他的肩膀。
大家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谁也不忍心看着二林离婚打光棍。过了一会儿,小双出了个主意:“二林,你得先稳住你媳妇。就跟你媳妇说,让她再委屈两三年,肯定给她买楼,好好说,不行发个誓啥的。”


------
那晚二林大醉,我把他搀扶回家时,月红急了眼,直接拿着笤帚疙瘩照着他的大腿狠狠地旋。她又打又骂,十分剽悍,我劝了半天才住了手。
几天后,二林照着小双教的话说,差点就跪下了,可月红不答应。二林和父母一起劝了几天,又请来岳父母帮忙,才总算让月红暂时打消了去县城买房的念头。但她给出了期限:“2年后必须买,不然就离婚。”
我们几个发小在背地里议论,都觉得在农村,娶月红这种媳妇是“大忌”。二林辛辛苦苦地打工,可她除了吃喝,就是在村里的小商店打麻将,钱能攒下多少呢?
不干活不说,脾气还不好,在家说一不二,二林稍微不如她的意就破口大骂,甚至拳脚相向。
有次过年,我们几个在二林家打扑克。二林在兴头上,没注意灶台里的柴火,月红大声叫骂,还当着众人的面操起一根粗木棍,照着二林的大腿狠狠地打,把棍子都打折了。
可二林对月红却很好,几乎百依百顺。农闲在家时是他做饭,媳妇偶尔打骂,他都是以笑回应,很少对外人诉说对婚姻的不满。
所以,哪怕外人觉得二林跟月红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话却是怎么都没法说出口的。



4


没过多久,村里突然传出了一条丑闻——月红出轨了,对象竟然是二林的舅爷,比二林的父亲还要大几岁。
那段时间,月红经常去帮舅爷家干农活,不知为何,两人一来二去就搅到了一起。那天,偷情的二人被舅奶当场捉住,整个村子的人很快都知道了。
我们问二林打算怎么办,他哭着说:“能咋办啊,太磕碜了,在屯子里没脸出门了,这屯子我待不下去了。”
我急了:“你他妈还不离婚?”
二林并没有回答我,只是双手抱着头“呜呜”地哭,又大力锤自己的脑袋。我赶紧上去拽住他,他哭得更大声了,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二林到头来还是没离婚。因为觉得在村子里无脸见人,和月红匆匆在城里租了个平房住。我去看他时,见到月红觉得有些尴尬。月红倒洒脱得很,热情地招呼我、开着玩笑,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
半年后,二林还是因为心疼租金回到了农村。那些日子,他不止一次地和我说,总感觉自己心里有一个大石头压着,“觉得憋屈,憋得好像要得什么大病了。”
我说那就别舍不得那两个钱,干脆搁城里住吧。二林又说城里开销太大,今年活儿也不好,“村里现在也没几个人,我也不爱出屋,挺挺就过去了。”
之后的2年,村里又有很多人家搬去了县城,有的还搬到了其他城市。当然,其中有不少人搬家是为了面子硬撑,举债也要做“城里人”。相亲市场的风向随之改变。如果男生想结婚,在县城买楼房是必须的。
这些年,县城的房价其实涨得不算快,好一点的小区价格常年在每平米4、5千左右的价格浮动,位置差的2、3千的也有。县里一直在大兴土木,原本只有“三道街”之内有楼房,如今“七道街”、“八道街”遍地是楼房,一直盖到了城郊的菜地。近两年甚至有传言说,距离县城七八公里的我们村子也要拆迁盖楼了。
与此同时,由于本地没有一家像样的大企业,就业岗位非常少,县城的人口开始大量外流。我上中学时,全县总人口是70多万,而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常住人口只有40多万了。年轻人越来越少,县城里位置差的小区已经鲜少有人问津。
等到2018年年底,距二林给月红承诺的期限过去1年了,可住进楼房依旧是个梦。吵了无数次后,月红回了娘家,并且放下狠话:“不买房就离婚。”
二林不知如何是好,他买不起,借钱又借不到那么多。只能和我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城里有那么多没人住的房子,而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却还是因为买不起房子,搞得妻离子散。他痛恨自己的无能,可又无能为力。



5


痛苦的人远远不止一个,二林的父亲整日在院子里唉声叹气,经常和我父亲诉苦:“看着儿子好好的一个家就要散了,看着小孙女就要成了没妈的孩子,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我没用,很对不起儿子。”
据说,二林父亲有一个哥哥,因为家里经济拮据、儿媳妇出走,自缢而亡,大家都说可能是抑郁症导致的。二林父亲闷闷不乐的状态也持续了一年多,一天早晨,他和老伴儿说自己要到城里买种子,结果再也没有回来——他像女儿丽芳那样,跳进了“洋井”,是同一个。
遗体被打捞上来的那天,二林母亲依旧不敢相信,她不断往自家灶坑里填柴火,一直嘟囔着:“快烧炕,快烧炕,让他爸在炕上躺会就好了,就活了。”二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抱着母亲撕心裂肺地哭。来帮忙的人看见这对可怜的母子,无不落泪。
我们几个发小都很担心二林,几个人轮番安慰他。二林却苦笑着说:“放心吧,我啥事没有。我还得挣钱给我妈养老、供我闺女上大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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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父亲去世不久,月红就从娘家回来了,这次她变老实了很多。除了做饭、收拾自家院子,很少出门闲逛,也不提买房的事了。不管怎么说,公公自杀和她想买房、闹离婚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林却并没有怎么责怪月红,他觉得逝者已矣,生活还得继续。为了能多赚点,他借了点钱租了几十亩地,农闲的时候还去城里干体力活。
那次我回村,他和我说:“真得买房了,我媳妇最近虽然没明说,我能看出来,她还是想往城里搬。而且你看看,现在年轻点的,还住在村里的就剩我和张强了。张强是有肝病走不了,我不行啊。我没病没灾拖家带口地窝在村里,自己都嫌磕碜。”
二林是我们村极少有的,一直留守在土地里的80后。他的同龄人大多主动或被动地涌入县城、大城市,试图改变自己的人生。有的是靠文凭,有的是靠手艺,然后收获各自完全不同的人生。
有人坐进办公室成为社畜,有人在木材加工厂被机器割掉了手指,有人随着工地塔吊的倒塌而殒命,还有的当了小偷,哪怕离开了监狱,也不愿意回来守着那一亩三分地。
村庄渐渐被城市掏空,除了小商店里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在打麻将,很少能看见人影。父辈们耗尽心血盖的砖房没了人气,开始一点点毁坏,两三年之后就破败得不成样子了。菜园几乎被荒草淹没,种地的年轻人特别稀少,小乡村无法容下心,更容不下身了。
于是,留守农村的二林成了一个异类。他要接受来自各方的白眼和嘲讽,以至于无法自我认同。我理解二林,但又疑惑:“那你也没钱,咋买啊?”
二林说这两年粮价好,他那几十亩地收成好的话,刨去费用能剩个3、4万,完了再借点,“原来铁路小学那儿,去年盖了两个楼,听说太偏没人买,一平还不到2千,买个小点的差不多够了。”



6


2019年10月,二林终于在城里买了房。那是一个偏僻楼盘的顶楼,50多平米,总价不到10万。二林求爷爷告奶奶地从几个亲戚那里借了6万,我和小双又给他凑了5万,简单装修了一下,二林一家在过年之前搬了进去。
搬家那天,几个朋友去给二林家“燎锅底”。二林很高兴,做了很多菜,买了很多酒。席间,他意气风发地搂着月红说:“媳妇,等着,过几年等咱有了钱就换个大房子,再好好装修装修,咱也感觉感觉当城里人是啥滋味。”
月红一把推开他,没好气地说:“你可别他妈吹牛X了,等你买大房子,老母猪都得上树。”
我们都笑了,二林也“呵呵”笑,好像并不在意。
可谁也没想到,搬进新家才几个月,月红就离家出走了——半年前,她在网上认识了邻县的一个50多岁的男人,那男人离婚多年,对她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还吹嘘自己有钱,承诺要娶她。
月红禁不住“爱情”的诱惑,在疫情管控没那么严的时候,抛下了二林和孩子,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新欢的怀抱。几天后,她给二林打来电话,说她准备嫁给那个男人,让二林不要去找她。
那些天,二林很颓丧,总是借酒浇愁,几个朋友怕他出事,没事就轮番到他家陪着。可到底还是没看住,有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小双的电话,他说二林酒后剁了小手指,还把断指冲进了马桶里,正在县医院治疗。
我赶到医院时,二林的手已经包扎完毕,看着他苍白的脸,我正想说点什么,他却先开了口:“她回来我也不要她了。真的,没意思,我够了,够够的了。”
“那你也不能剁自己的手指头啊!”
二林激动道:“我剁手指头?我他妈还想死呢!我想死,你知道吗?活着太他妈憋屈了。”
我们怕二林再干出傻事来,就把他送回村子,让他母亲盯着。等过了些日子,我再回村看二林,他的状态好了一些。
他又对我说:“放心吧,我不能怎么样。我死了,我妈和我闺女就都完了。”


------
不到两个月,月红回来了,说想和二林继续过日子。原来,那个男人也是农村的,城里的房子是租的,根本没什么钱。得知真相后,月红可能觉得和他在一起更没有未来,就想再回来。可这次,二林则铁了心不想和她过。她回来的第二天,二林就拽着她去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
不久之后,有人给单身的二林介绍对象,是本乡的一个寡妇。女人比二林大2岁,前两年丈夫车祸去世,没有孩子。缘分这种东西就是如此奇妙,两人一见面就看对了眼儿,没过几天就腻乎在一块儿了。后来,我见过这女人两次,很温柔,对二林也体贴,是那种正经过日子的好女人。
二人办了简单的婚礼,席间,二林对我们说:“我媳妇二舅家的弟弟,在南方厂子里打工,一个月能挣五六千,过了年我和媳妇就去。”
小双问:“那地你妈一个人也种不了啊?!”
“地不种了,租出去,让我妈到城里来带着我闺女上学。”二林接着盘算着,他和媳妇一年在外面能剩7、8八万块钱,地租出去,一年差不多有1万元进项。
小双笑着说,这比他上班挣的都多。二林笑骂:“滚犊子,别闹。”



7


2021年春节过后,二林夫妇就去南方投奔亲戚了,在无锡的一个皮革厂里打工。
他们走后,我偶尔会在晚上经过二林家所在的小区,看着里面稀稀落落的几盏灯光,会忍不住想:这个曾是二林奋斗目标的房子,这个曾让二林心力交瘁、痛不欲生的房子,这个间接害死了二林父亲的房子,到底值不值得他付出这么多?
前些日子,我和二林通电话,我问他在那边如何。他说自己每3天就要上一个夜班,每天最少要站10个小时,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说那也太累了,二林却“嘿嘿”笑:“还行吧,我觉得比扛麻袋还强一点。”
二林说,他们夫妇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有1万多元,这样的日子他很知足。他把酒戒了,打算再干几年,把买房欠的钱还完,再好好攒钱供女儿上大学。他最近一直哄媳妇再给他生个儿子,又夸媳妇能干、会过日子,唯一的缺点就是管他管得太严了……
我想告诉二林,现在养孩子成本太高,他的年龄和条件也许并不合适,可我不忍心打断他对美好未来的畅想——从买房、搬家到现在,二林已经很久没有心情这么好,话这么多了。
现在,二林偶尔会在朋友圈发一段小视频,内容基本都是他在上班或者下班的路上的见闻和感悟。他迎着日出或披着星月,先拍一段风景,再把镜头转到自己的脸上,说:
“上班了啊,挣钱去了,干就完了!”
“下班了,男人不容易啊,干就完了!”
但无论拍什么、说什么,最后二林总会以他“迷人”的微笑作结尾。那种踏实的幸福和满足,溢满了整个手机屏幕。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文宁


支 离 疏

一个不着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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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7 04:4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营厂家属楼最后的主人 | 住在人间

 李佩姗 人间theLivings  2022-01-07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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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毛躁勇敢的我,只有在货车车轮压过立交桥路面时,蹲在厕所里,和职工家属楼的楼体会产生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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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大江大河》剧照




住在人间丨连载



1


初三时,我家搬入新居——那是彼时已经摇摇欲坠的国营厂留给很多像我家这样虔诚的职工家庭,最后的礼物。
房子是大人们说的“公房”,厂职工家属楼,没有产权,已经住过不知道多少家人。它只有两间卧室,没有客厅,如果我能够原地腾空向上几米,应该就可以俯瞰看到墙壁呈一个“日”字,母亲要穿过我的房间,才能进入她的房间。屋里没有厕所,一层楼4户人,共享走廊的公共卫生间。
毕竟缺少一纸房本,房子严格意义上不完全归属自己,母亲决定不装修,直接拎包入住。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大件家具,母亲和继父分别从姥姥家和奶奶家简单收拾了几样刚需旧家具,请了一位拉三轮车的老师傅,来回跑了几趟,就归置齐全了。
搬家第一天,我发现家门口的墙壁上,有人用红砖写了一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后面还跟着一串加减题,字体歪歪扭扭。我猜应该是这套房子前一任住户家的孩子写上去的。我后来时常会在房子里探索其他人生活的痕迹,展开想象,推测前几任住在这里的房主们,他们家是不是都有孩子,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住在外面那间屋子。我很喜欢这句“热烈欢迎”,讲不出原因,让母亲别擦掉它,母亲也没有当回事,她或许认为那间房是暂时过渡的一方住处,没认为那里是家。可我却和家门口那些稚嫩的字体一样,热烈地喜欢那里。我隐隐有种预感,我会在这间“日”字的职工家属房里,迎来我还不错的小日子。
那时我身体不太好,时常请病假在家休息。母亲怕我独自在家待着无聊,在逼仄的房间里为我腾出一小块区域,给我买了一台台式电脑,还专门购置了电脑桌。那一套装备耗费母亲好几千元,她或许压根没预感到自己即将下岗,不然一定舍不得如此大手笔。
崭新的粉色电脑桌和房间里年代感十足的家具风格很违和,电脑桌有专属的抽屉放置键盘,轻轻拉开抽屉,滑轨顺畅地将键盘送到我的面前。显示器有别于学校的“大头机”,很轻薄。我打字速度很快,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出文字,一想到我是班级同学里第一个拥有电脑的人,我盲打的手指更加跳跃。
我房间有一扇窗户,推开,映入眼帘的是一架立交桥。每当有车轮飞驰碾过立交桥路面,发动机的轰鸣和轮胎摩擦路面的噪音就合并撞入,到了寂静的夜晚,声响更是成倍放大。有一次,表妹到我家玩,夜晚留宿,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结果整夜翻来覆去无法入眠,说立交桥上传来的噪音吵得她头疼,她十分不理解我为何能在震耳欲聋的噪音里睡觉。
事实是,那时我的睡眠质量很好,窗外的聒噪不过是闯入梦乡的一味佐料。噪音对我造不成困扰,要不是因为从立交桥吹过来的肉眼可见的灰尘浮扑进房间,我甚至不会将窗户关得严实。



2


母亲不喜欢这个房子,大概因为她住的地方前后对比过于强烈,带来了落差感。
上世纪80年代初,母亲高中毕业后进入国营保密军工厂上班,那时厂子效益进入鼎盛时期,职工的身份也水涨船高,本地人会毫不遮掩地向厂里职工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他们是相亲市场职业链条的顶端。
母亲长得漂亮,说媒的人频繁到访姥姥家。那时厂里的老职工们都希望子女嫁娶本厂职工,一来知根知底,二来“强强联合”。母亲身边的大多女同学都嫁给本厂男职工,如今聚会时,她闺蜜们带来的“家属”,也全是熟人——大家要么曾经是班里的同学,要么是厂里的工友。这种情分沿着代际延续,我的发小们的父母,仔细盘点一番,也会发现他们都有交集。
可我母亲不走寻常路,她叛逆的结果是上了我父亲的贼船。
我父亲祖辈是地道老成都人,母亲初识他时,他的裤兜比脸干净,每天和狐朋狗友到处混,空有一张天花乱坠的嘴。我曾问过母亲喜欢他什么,她说:“你爸长得撑头(长得帅的意思)。”
母亲给父亲买西服,出资给他开了一家串串香店。她时常在厂里倒班后无缝连接去帮父亲守铺子,父亲则在家闷头大睡,太阳不落不起床。姥爷心疼母亲,拦着她,后来,串串香店关闭了,俩人又开了一家台球室。
结婚时,父母在成都的西门买了一套新房——西门现在仍被称为成都的“老富人区”。新房是三室一厅,大概有120平,母亲精心地为房子装修,安装了在当时十分新潮的吊顶,还在80年代末期斥巨资买了空调。
我出生后,父亲赶上经商好时代,生意越做越大,遍地开花,全国到处飞,经常不着家。我家衣柜里满满当当地装着母亲为他熨烫板正的西服,皮鞋油亮得可以照镜子。他每天把自己拾掇得光鲜亮丽,用摩丝把头发梳成大背头,每一缕头发,都彰显他的精致。
有天晚上,卧室的屋顶上爬来一只巨大的蜘蛛,母亲一晚上都盯着那只蜘蛛,完全不敢睡觉。她得随时挪动襁褓里的我,害怕蜘蛛失足掉到我的脸上。那以后,母亲对父亲频繁不着家颇有微词,可父亲举着大哥大牛X轰轰地告诉母亲,他出息了,母亲的好日子要来了。
只不过,母亲没等到他出息,只等来了他出轨。
父亲有计划地哄骗母亲,说打算卖了西门的房子置换一套更大的房产。等房子卖了,他卷走了房款,还顺手把母亲多年的存款也带走了。



3


我读小学时,国营厂迅速进入衰落期,正经历着多次改革苦苦挣扎。职工们没有上帝视角,预知不到危险的信号,大家安于现状,守着自己日复一日的工作,不温不火地每天重复“四班倒”。
西门的房子被父亲卖掉以后,父母以离婚结束了拉扯,母亲的命运也随着国营厂一起,同步下滑。她手里再没能攒出多余的钱供她购置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便长期住在姥姥家。所以,搬入职工家属楼的“公房”,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和母亲住在一起。
15岁,我终于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了,虽然这间卧室还兼顾客厅的职能,可依然带给我梦想实现的快乐。我经常把发小喊到家里来玩,最夸张的一次,十来个好友挤在我小小的房间里,有4个人围在电脑前,还有3个小伙伴大剌剌地躺在我的床上睡着了。我和其余几个发小坐在地上打闹,期间推开窗向他们展示——窗外的立交桥可真好看,就像一幅构图比例十分讲究的画。
有一天,我忽然听到楼下院子里有人在喊“张潘生”,那个名字很难重名,我一下锁定那是我认识的张潘生。我站在窗前往楼下望,看到院子里发出呼喊的那个男生也是我小学同学。
张潘生的应答声从我楼上传了出来——他居然和我是邻居,还住在我正楼上。
站在院子里的男同学也看到我了,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听到张潘生问他和谁在说话,男同学说了我的名字,我屏住呼吸想听楼上的答复,迟迟没听到回应。
张潘生是我小学同桌,是我在懵懂时期第一次产生湿哒哒情愫的人。他和我同是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袖子上挂着两道杠,小小年纪的我很欣赏他,认为他优秀又幽默。
一次课间时,张潘生提出要教我叠能浮在水面上的纸船,我咧着嘴答应。氛围极好,我头脑发热,一边折纸一边对他说:“给你说个秘密——我喜欢你。”
张潘生倒吸一口气,一气呵成十分连贯地说:“我要(向老师)告你。”
我埋下头,余光撇见他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
那之后的一个月,我过得提心吊胆,很害怕凶神恶煞的班主任突然把我从教室拎出来,让我请家长。在我那时的认知里,“请家长”这件事犹如灭顶的灾难,喜欢一个男生在灾难面前变得分文不值——去它大爷的喜欢——小小年纪的我,悲春伤秋地领会到一个真谛:爱情果然是经不起挑战的。
我们班在三年级时被解散了,张潘生和我分到不同班级,那些懵懂的情愫变成写尽的铅笔头,丢了可惜,拿在手里又太短了,握不住。不过,那场告白成为我高中时和闺蜜的一个谈资——我可是小学一年级就敢表白的人,那时的我,可真勇敢啊。
我没想到,那场表白过去了8年后,张潘生竟然成了我新居楼上的邻居。平凡无趣的生活忽然被点燃了,引线呲呲地发出声响。我坐立不安,兴致勃勃地想问问张潘生,还记不记得那场幼稚的告白。
我有站在院子里那位男同学的QQ号,我赶紧打开电脑,在QQ列表里翻出他的头像,问:“你刚才在我家楼下喊的是张潘生吗???”
奈何,那时QQ尚未普及,他一个星期以后才回复我:“是啊,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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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功要到张潘生的QQ号。好友申请通过后,我战战兢兢地等待他的回复。张潘生说自从他知道我住楼下之后,也到处找人问我的联系方式。我嘴角都咧到耳根了。我俩都异常兴奋,对话框弹出的文字满满当当铺满了屏幕。
每次张潘生上楼时,他会把步子跺得很沉,我刚摸出手机,就看到他发短信告诉我,他从我家门口路过;职工家属楼房的隔音很差,他在家里弄出声响,我发短信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在家里锻炼身体。
张潘生家里也有一台电脑,我们互相描述自家摆放电脑的位置,发现两家格局和电脑摆放方位完全一致,那感觉很奇妙,我把这一切归结为缘分。



4


我每天尽量在天黑前赶回家洗澡,每次都大包小包提很多东西,手忙脚乱地往走廊的厕所里搬。母亲把卷纸放厕所里,经常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只剩空纸筒,她也不计较是哪位邻居用了,毕竟邻里间都是熟人。直到我发现我的香皂被人用了——这可无法忍受——就彻底搬空了放在厕所里的装备。
赶上母亲倒晚班,我半夜想上厕所,那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挑战。我手握两把钥匙,一把开我家的门,一把开走廊厕所的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厕所冲。进厕所后,“嘭”地一声关上门,迅速把门锁扣上,再蹲在厕所里平复心情。
厕所四面是红砖搭建的墙体,其中两面墙体嵌有红砖倾斜组合而成的镂空窗户,有次我把钥匙搁在镂空窗户上,扯浴巾时,钥匙滑到楼下,把一楼的雨棚砸出一个洞。夜晚的大货车碾压立交桥路面,会与楼体产生共振,我蹲在蹲便上,四面八方吹来的冷气就透过镂空窗户往厕所里卷,屁股被吹得凉飕飕的。
跟张潘生恢复联系后,我晚上去上厕所时,会提前给他发短信。他随后来到走廊上,用钥匙开他家走廊的厕所门,听到他的动静,我就不那么害怕了。很奇怪的是,我和张潘生每天无休止地通过QQ或短信聊天,却止于见面。我们住一栋楼,难免会在上、下楼的楼梯间碰到,但是我们却从来不打招呼。
邻居都是国营厂的职工,张潘生的父母也不例外。他母亲很热情,经常拉着我母亲聊天,他母亲问我们是否还记得我俩曾是小学同学时,张潘生总是找借口溜走,等他走后,我就说不太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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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升入高中,学校有别于我从幼儿园读到初中的厂职工家属子弟校,那里举目都是陌生人。在高一开学后的两个月,国营厂的土地开发权被一家知名地产商一举买下,职工家属楼的气氛变得异常压抑,家家户户都在讨论一个话题:下岗。
我和张潘生都被家里保护得很好,那时我们压根不知道“下岗”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偶尔和张潘生聊起大人们的处境,我们两个的烦恼仅仅是怕随着厂子倒闭,“公房”被收回,当邻居的缘分被剥夺了。
那之后没多久,窗外的立交桥开始变得出奇安静,一整夜,也没有一辆车驶过。国营厂里的老职工们,约好堵在立交桥口,闸断了出路,大家试图用螳臂挡车的方式,向羁绊和奉献了半生的厂子,讨要一个交代。
那一晚,整栋职工家属楼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其余的人都去立交桥入口静坐。我站在窗前,看着空荡荡的立交桥诡异地延伸到远处,桥两旁是星星点点的灯火,每一盏灯,都点亮一户人家。盯着这幅画面看得出神后,眼前的静态立交桥就变得陌生起来,孤零零地杵在那里。
这时,一只老鼠从窗前窜了出来——那是我最恐惧的生物,因为它总在我不安无措时,跳出来威胁我。小时候父亲卖了西门的房子后,母亲只能租房子居住。那个出租屋周遭鱼龙混杂,隔壁住着一群瘾君子,警察曾破门而入抓捕他们。其中一个人为了逃避逮捕,当场跳楼,就躺在我家窗户下面。
那个出租屋铺着廉价的地胶垫,每天晚上都有老鼠在房间里窜来窜去,它们踩在地胶垫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吓得我整夜都不敢睡觉。后来,我去找父亲要生活费,他让我在他和小三买的新房里留宿,住在保姆间,那间房的衣柜里,也有老鼠。
老鼠强行中断我观察立交桥,我赶紧关上玻璃窗和纱窗,然后脚底一软,瘫坐在地面上——老鼠把我拉回现实,我大口喘气,试图平复恐惧的心情。我在想,在立交桥入口坐着的那群人,和面前静态的立交桥相比,谁更孤独?



5


最终,国营厂以英雄迟暮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没逃过时代的碾压。
职工家属楼仿佛一夜之间罩上阴霾。大人们不再倒班后坐在小区里闲聊,他们的话题统一变成找工作。大家会共享招聘信息,下岗的女人们的出路大多是去超市里做促销员,男人们则去做门卫或者蹬人力三轮车。
那天,我照旧全副武装去走廊厕所里洗澡。洗完后,正准备收拾残局,一声闷响传来——我的一串钥匙掉入厕所坑里了。上次钥匙掉下楼,母亲提醒我不要把钥匙放在镂空窗户,怕再次掉下去砸到路人。这次,我把钥匙放到水表上,却不小心掉入厕所坑里。
我没有带手机——母亲下岗后不敢让自己闲着,家里连轴的重担压在她的身上,她面试了一份新工作,在公司加班加点冲销售业绩;继父每天晚上都有一场桌上四人砌墙运动,大部分时间,我都自己在家——我裹着浴巾思考了很久,好像只能向张潘生求助了。
我第一次走上楼,通往张潘生家的楼梯间有一道防盗门,由他们那层楼的4户住户平摊费用购买安置。原本大家对于“公房”不愿多投入,认为它不是归宿,只是一个临时落脚点,但是,那段时间职工家属楼频繁遭到入室盗窃。
曾经有邻居打开自家大门时,一下从家里窜出9个毛头小伙子。我家也遭过贼,一天夜里,我听到有人在开门,以为是加班回来的母亲,嘟嘟囔囔说了一句:“回来啦?”没有动静,我便继续沉沉地睡了过去。第二天起床上学时,我看到我家大门虚掩,门锁掉在地上,旁边散落一地的木头渣子。门锁周围,有很多小刀划痕。母亲吓坏了,赶紧把老旧的木头门换成铁皮门。
我在走廊防盗门处喊张潘生,他母亲听到了,了解我的窘况后,非常热情地带着丈夫和儿子向我伸来援助之手。
张叔叔撸开袖子,尝试伸手到厕坑深处捡钥匙,他毫不嫌弃肮脏的厕坑。邻居闻声而来,有人递来长长的竹竿,竹竿的尽头绑着一个金属钩子。张潘生操着一口四川话对我说:“莫来头,不虚哈。”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对我说的是四川话。
国营厂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建厂,建厂之初,响应国家支援三线战略号召的上千个工人,从东北浩浩荡荡地坐火车南下,到成都完成大西南建厂目标。大家背井离乡来到成都,从此落户于此,生活轨迹完全颠覆,世代都留在这里,为国营厂奉献一生。
国营厂有职工专属幼儿园、学校、医院、电影院,还有专属这里的“厂话”。它的口音乍一听像普通话,仔细揣摩又渗透出些东北味儿,个别词语又蹦出四川话独有的语言习惯,夹杂着椒盐川普的味道。
因为父亲是本土成都人,我可以任意切换成都话和厂话。从小到大,我都在厂话笼罩的范围生活,厂职工子弟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是从国营厂里抽调而来,也都用厂话替代全民普通话。
张潘生的父母操着我熟悉的厂话帮我解决燃眉之急,可张潘生冷不丁地用四川话安抚我,让我有些别扭。我裹着浴巾,头发丝上的水珠滴滴答答地往地上砸,手臂冻起鸡皮疙瘩。我慌乱地抱着一堆瓶瓶罐罐,被热情的邻居们层层围住。
大家轮番尝试用竹竿去勾钥匙,均以失败告终,于是开始商量是否要暴力开锁,举着螺丝刀跃跃欲试。我站在那里,点头应和着,只想赶紧逃离大家焦灼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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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之后,张潘生终于主动约我吃了一顿串串香。吃东西的时候,他接到他母亲的电话,明明手机那端传来的是熟悉的厂话,他却用四川话应答着。那一瞬间,我觉得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背叛了守候我们的一方土地。
那顿饭,我执拗地用厂话和他聊起我们的小学生活,那些缥缈的事情,实在太遥远了,好像都和张潘生的经历无关,他就像在听我讲别人的故事。
再之后,我和张潘生渐渐没有联系了。印象中张潘生最后一次和我联系,是我读高二时。当时他职高还未毕业,准备辍学去外地做生意。我们生疏地通过QQ告别,谁也没有越界。至今,我都没问过他,是否记得一年级时那场滑稽的告白,只是默默在内心与他达成和解了。
我有几个老同学和我一起升入同一所高中,那里是国营厂庇护范围之外的地盘,身边每个人都说四川话。我与那几位老同学单独相处时,大家也默契地说起成都话。
那些莫名其妙的情绪,逐渐侵蚀我们,大家为了融入新的小集体,在内心渐渐抛弃另一个旧集体。或许我那些扭捏的情绪,那些自认为坚守的东西,对张潘生而言,都太黏稠了。



6


高考后,我毫不犹豫地将3个志愿都填在本地。我从来没想过离开成都,我觉得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太美好了。
上大学时,我办理了住校手续,却时常走读,隔三差五就回家。我谈了一场恋爱,男朋友的方方面面都符合我对恋爱的憧憬,我早早判定他是值得我托付一生的人。那时我想时间过得快一点,我渴望自己早点满22岁,到达法定年龄,就可以和男朋友结婚。
每次我回家时,男朋友会陪我赶公交车,想把我送回家。每次,我都在下车后,把他打发走,不让他陪我走到家。
回家的那条路没有路灯,经常看到有酒鬼在树前撒尿。那条逼仄黑暗的必经之路,常年散发着尿骚味。彼时我再仔细端详那栋国营厂的职工家属楼,发现它已经被嵌入周边的高楼之中,被电梯房包裹,在这个夺目的城市里,显得太过贫瘠和单薄。
家属楼只有4层楼,外墙没有刷漆,红砖鳞次栉比地排列着。2008年汶川大地震,房顶的红砖大块脱落,掉到院子里。后来,掉落的红砖被人堆在墙角,一直没人打扫,久而久之,成了堆垃圾的小土堆。
我家窗户前的立交桥,被政府围上隔音板,隔音板足够高,挡住了我的视线,推开窗户,再看不到川流不息的卡车。家门口红砖留下的“热烈欢迎”,早已模糊不清了。
我在暑假时去过男朋友的老家。他家里的装修十分洋气,欧式风格,房子层高很高,客厅正中央吊着耀眼的水晶吊灯。男朋友的父亲为他购买了车库,计划等他毕业就给他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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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安静的深夜,男朋友怕我一个人回家不安全,执意要送我到楼下。我妥协了,我们手牵手走在那条黑暗的小巷子里——那是我每次把电瓶车放进车棚后,需要自我鼓励打气、屏息快跑的一条小街。
路灯还没有点亮,路旁有几条流浪狗,墙上还蹲着一只猫。我一直以为猫和狗无法和谐地处在同一个空间,谁知他们互不打扰,慵懒地待在原地,界限分明。
周围都是职工家属楼,隔音不好,一个男人打喷嚏的声音在小巷子里格外清晰。我鼓起勇气向男朋友袒露我逃避他送我回家的原因,支支吾吾,才敢承认是心底的自卑作祟。我和他分享,说我的发小们都是在这样的房子里出生、长大,大家经常互相串门,我曾因为搬进这里,特别开心,邀请10多个小伙伴来家里煮火锅庆祝,食材买了一堆,弄熟的没几个。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嫌弃那栋老旧的职工家属楼,我鄙视自己,憎恶自己,认为自己背叛了心里的那点情怀,对张潘生的疏离也让我羞愧。可是,我又很矛盾地渴望,我能拥有一套房子,房子里有属于我的卧室,还有卫生间。
男朋友揽过我,轻轻地给了我一个拥抱,用手拍我的后背。他个子很高,拥抱我时,我的耳朵刚好贴在他的胸膛。他说:“这都不是事儿。”
我分不清我听到的是他的心跳声,还是我的心跳声,总之,使人安心。
那之后每个周末,男朋友都会来我家吃饭。我去洗澡的时候,他会搬个凳子坐在走廊上玩手机。他帮我装着钥匙,等我洗完澡,他会帮我吹头发。



7


那几年,拆迁的消息从未间断过。2012年,我大学毕业时,拆迁的靴子真正落地了。
邻居们可以无条件搬入另一所旧房子,产权从“公房”变为“私房”,也可以添一笔钱,购买新房。综合拆迁优惠和职工的工龄优惠,添的钱不算多。
职工家属楼里的住户们陆续签了合同,相继搬走。每腾空一间房,就有人紧跟着上门,把门和窗户拆掉。
母亲选择购买新房,新房是期房,需要租房子过渡一段时间。租好房子准备收拾东西搬走时,我看到她眼里流露的不舍,拖拖拉拉了好几天,也没搬完,完全不像搬进来时那么利落。
我家这层楼的邻居搬走的那天,忽然来了一群陌生人,住进我家隔壁。窗户和门被拆掉了,我上厕所时一眼扫到屋里的情况,地面上横七竖八躺了好几个人,看穿着,是少数民族的打扮。他们在屋里架起柴火,柴火上炖着一口水壶。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我眼光和他们碰到一起时,吓得我背脊发凉。
我如临大敌,赶紧跑回家反锁门,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回来后,在屋里一番倒腾,收拾了好多旧衣服和棉絮被子,让我帮她一起抱到隔壁去。
我感到费解——隔壁那群陌生人长得太凶悍了,我催促着母亲赶紧搬家。母亲却对我说,她看到住在隔壁的那群人里有一位孕妇,她还牵着一个小孩子:“门和窗户都关不了,他们太冷了,好心疼。”
母亲和那群人有方言障碍,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和他们沟通的,我站在门口,只看到房里的男人和女人们一个劲儿地给母亲鞠躬。回家后,母亲又让我把走廊上锁厕所的钥匙递给那位孕妈妈。我这次才敢直视那群人,那群男人身材高大,却腼腆地对着我笑,频频向我点头。
几天后,我们收拾完毕,正式搬离那栋职工家属楼。临走前,母亲和男朋友合力把家里的床垫搬到隔壁。
整个职工家属楼搬空了,转眼间夷为平地。几年后,一栋电梯房在原址拔地而起。
张潘生家也选择购置新房,他父母购买的新房和我们的新家一街相隔。如今,两位母亲买菜碰到时还会聊上几句。只是,没有人知道我家隔壁那些人的去向。



8


搬离职工家属楼不久,我和男朋友结婚了。公公为我们支付了首付款,购置了婚房。
还贷的第7年,我和丈夫攒够了钱,一次性结清了婚房的贷款。紧接着,于2020年1月,我们购买了第二套改善型住房。
在选购新房时,我俩曾光顾过职工家属楼原址建起的新楼盘售楼部。那房子是跃层,足够高挑、明亮,但是我们顾虑它临近立交桥,灰尘和噪音太大,最终没有选择那里。
最终,我们相中了一套160平的二手房,老房东是一对老夫妇,我们面对面坐在房产中介的签约室,价格谈好了,签约完毕,老先生缓慢细致地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向我们介绍那套房子。
老两口不喜吵闹,极少邀请外人来家里做客。有位住家保姆照顾他们日常生活和房内卫生,每个月还会请保洁来大扫除。
其实他们不用介绍,我也看得到两位老人家藏在房子里的精致生活。阳台的一方地面,被用榻榻米垫高,上面架着一台钢琴,那是老奶奶陶冶情操的爱好,后来他们的孙女在玩闹时摔倒,头皮在台阶处磕破了,老先生就用泡沫条把台阶锋利处包裹严实。餐厅做了观赏性质的壁炉装饰,实木地板款式不新潮,却锃亮,镂空的金属花雕楼梯缠绕延伸。
相比对房屋的精心保养,老先生对房子充沛的情感更能打动我。他缓慢地回忆他儿子当年在这间房里备战高考,如愿考入航天航空类专业院校,毕业后去到川航工作。我的宝宝从小特别热爱飞机,听到这里,他用稚嫩的声音向老先生复述了《中国机长》里那个川航3U8633的故事。
虽然老先生极力建议我们保留房屋原本的装修,说他当初在每一处细节都选用最好的材质。但丈夫最终决定,敲成清水房,按我们喜欢的方式重新装修。他喜欢倒腾家里的装备,从装修到添置家具、家电都不用我操心。自动洗碗机、烘干机、扫地机器人,一切能节省人力的装备他都毫不犹豫地添置。我也不用带钥匙了,因为大门用指纹解锁。
一切都有尘埃落定的踏实感。
新房是四居室,有两个卫生间,其中一个卫生间在我的房间里。新房的马桶有自动加热圈,有实时清风系统,卫生间不会有异味,温水冲洗功能对女生很友好。我对丈夫感慨,我再不用在深更半夜被迫穿戴整齐,如惊弓之鸟般奔出门上厕所了,也再没有人会猛地拉卫生间的门然后敲门催促我。
我可以安静地待在卫生间,有时玩手机,有时候发呆,在慢下来的时间里,时常梦回职工家属楼。成年人需要稳重、体面,那个毛躁勇敢的我,只有在货车车轮压过立交桥路面时,蹲在厕所里,和职工家属楼的楼体会产生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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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退休了,她和国营厂的羁绊经过筛选沉淀后,唯留下工友间的情谊。
她和那群工友经常相约去旅游,时常和我提起,说和她一起去旅游的哪个阿姨,曾是一起住在职工家属楼里的邻居,哪一层楼,哪一户,曾经和我有什么交集,如数家珍。
我脸盲,只知道那是一群在母亲朋友圈里举着丝巾、在风中摇曳、如花般美丽的女人们。
或许,“公房”这个特定年代和体制下产生的事物,最终会在社会上消失。不过,它不是我人生的短暂过渡,它是养育我的一方故土。
我是那间房子最后的主人。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雅坤


李 佩 姗

误闯到森林里的一只长颈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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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1 07:0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97年的单亲妈妈,决定买一套“凶宅” | 住在人间

 王食欲 人间theLivings  2022-01-21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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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日起,北京法拍房全面执行限购。所有竞买人必须具备北京市购房资格。从明年起,法拍房‘漏洞’将被全面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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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爱情神话》剧照





住在人间丨连载



1


去年2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小田的电话,她请我帮她找个律师,说要和老公打离婚官司。当时我正带着客户看房,约好晚上在SKP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见面后,就匆匆挂了电话。
见到小田时,她拉着行李箱,抱着半岁多的女儿,正站在寒风中。一问,我才得知她已经被老公从婚房里赶了出来。见她如此落魄的模样,我忍不住心疼唏嘘:曾经在我们眼中一帆风顺、嫁给有钱人的姑娘,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
小田是我在英国读研时的学妹,1997年生人,来自一个二线省会城市。那时我们住得近,很快成了挚友。她专业不错,英语也好,很受英国导师的喜爱,导师甚至主动提出让她继续深造。
快毕业时,小田谈了个男朋友。男孩是我们的学长,潮汕家庭出生,北京户口,简历优异,勤奋好学,还没毕业就已经拿到了国内名企闪闪发光的offer。虽然有时会说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传统且男权”的言论,但我们觉得这并不能遮掩他身上的优点。
小田什么都听从男友的建议,恋爱不到两个月便怀了孕。在男友的恳求下,她决定休学回国养胎。不论我们怎么劝说,她都听不进去。为此,她没能参加毕业答辩,也没有拿到毕业证。
她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准备登机回国时对我说:“不过这样也好,虽然没有毕业,但收获了爱情。结婚生子,也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
半年后,我毕业回到北京,才知道回来“收获爱情”的小田,居然连婚都没结成。几经追问,原来是她男友的父母托了关系让她去香港做了产检,知道她怀的是女儿后,便又哭又闹地让她做了人流。
到了这一步,就算再恋爱脑的女人,也会做分手的打算了。但男友却追在小田屁股后面不断纠缠、道歉、摇尾乞怜。最后,男友举着昂贵的钻戒向小田求婚,并拍着胸脯保证,说婚后公婆一定不会干涉他们的生活,也绝对不会让小田再去流产。面对男友的恳求,以及男友优渥的家庭条件,渴望获得同龄女生羡慕的小田,还是妥协了。
订婚前,远在广东的公婆消停了两个月,还赞助儿子在北京东四环某富人区买了一套四居室的“大平层”——当然,房产证肯定不会写小田的名字。但很快又怀孕的小田,并不在意这种“细枝末节”,她兴奋地和丈夫去做产检。这一次,医院由小田指定,产检护士也是小田家亲戚介绍的。小田就一个要求:不论什么性别,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宝贵的生命,出生前,不许让重男轻女的公婆,知道孩子的性别。
丈夫似乎并不介意小田的决绝,因为他早就得意地和我们这群朋友炫耀过了:“我爸找人算过了,这次我老婆一定生儿子。”
感谢算命师父的失算,让小田平安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
然而,女儿的出生,让小田和丈夫之间的夫妻感情彻底破碎。这半年来,丈夫对自己的失望之情丝毫不加掩饰,小田也难以理解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怎么能如此守旧恶毒,“真想要儿子,以后不也能再生,何必要对亲生女儿这般嫌弃?”二人争吵不休,后来,她丈夫干脆借故不着家,小田闹也没用,干脆就各玩各的。没多久,远在广东的公婆倒是大包小包地搬进他们的婚房里,帮着儿子一起欺负儿媳,并对外美其名曰:伺候儿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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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半岁的时候,小田的丈夫正式提出了离婚。“因为,孩子再大一点,说不定法院会判父亲来抚养。对于女儿的厌恶,已经让他连养育之责都不想尽了。”
小田给我打电话那天,正好是一个月离婚冷静期刚结束的当天,按理说,他们夫妻是要一同去民政局办理手续的。但子女抚养费、房产、股票等都没有分割清楚,小田不敢轻易签字。她拒绝和丈夫一同前往民政局,便被丈夫一家扫地出门了。公公扬言,要让她“净身出户”。
“这事儿我也不想拖,早解决早好。”坐在咖啡馆里,小田抱着孩子对我说,“你家是做房地产行业的,能不能帮我找个律师?我想争取一下我的婚房。就算孩子他爸不给我抚养费,好歹也要让孩子有个房子住呀!”
我心里为小田捏了把冷汗——我不干房地产销售,但有时候也会帮家里分担一些工作,帮忙带客户看看房。凭我回国后见过的各种房产买卖经验来说,估计小田分得丈夫的这套婚前房产的可能性为零——婚前财产、公婆出资、房本没她名字、婚后没有工作收入没有参与还贷……种种不利因素,让小田的婚房争夺战,难上加难。
但我还是给小田介绍了一位专业好、共情力强的离婚律师,希望她能为小田争取更多的权益。



2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接到了小田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已经办好离婚手续。房子归前夫,孩子归她。法院本来判决在孩子成年以前,前夫每个月要支付3000元的抚养费。可是,小田希望日后不再和前夫联系,前夫也不想再与这对母子有所瓜葛,于是在双方律师的协调下,前夫一次性支付抚养费47万元,并把名下一台价值35万元的非京牌SUV给了小田。
这是比我预期的好得多的结果。小田虽然不满意,但比起净身出户,也勉强接受了。这一次她打电话约我,是想请我帮她在北京买房。
她打算买的,是传说中的“法拍房”。
所谓法拍房,就是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的房产。我妈妈做了一辈子房地产行业,接触过不少法拍房,以前我们一家在法拍房诱人的低价面前,也曾动过购房的念头。北京的法拍房对于没有购房资格的外地人,虽然也执行极为严格的限购政策,但尚有一点空子可钻,不过其中的猫腻也很多,购买手续极其复杂,一步没走好,就会落个满盘皆输的局面。
我对小田做了一个法拍房购买的风险告知,诚心地建议她:“最好还是不要买法拍房。你爸妈就不能再给你添些钱吗?”
我以为,她家毕竟也是当年能送女儿出国留学的家庭,应该还是有点家底的。但小田却告诉我:“当初留学是拿了半额奖学金,还做了组合学生贷款,不然我家也供不起我。再说了,英国留学一年也就花几十万,可北京买房那是天价啊。”她说,加上她爸妈的赞助,她手里的钱只勉强凑到152万元。
我心里咯噔一下——小田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工作过,自然没有5年纳税证明,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在北京购买普通住宅,只能买不限购的小产权房,或者以她女儿(随父落户北京)名义买房。但购买小产权房或是以婴儿名义买房,均不能办理正常意义上的房贷按揭,只能全款。如果实在想要贷款,也只能考虑不太合规的“公司经营贷”或民间贷款(利息一般都很高)。
152万,这点钱,不论是作为全款,还是首付,在北京都不太可能考虑好地段的房子。就算买到了,也都是没有电梯的“老破小”,未来升值空间极低。小田不想碰那些不知道哪天就会被拆除的小产权公寓,也不愿意住到教育资源较差的远郊区县。不受购房名额限制的燕郊、武清、香河等“环京地带”,房价近几年断崖式下跌,她更不敢轻易购买。
综合考虑,法拍房的确是她“下下策中的上上策”——有的法拍房比市价便宜不少,而且只有北京的法院查封的房产,才要求得有购房资格,如果是外地法院查封的房产,就算没有北京户口,也可以买。此外,还有法院流拍过一次的、有特殊情况的房源,小田也能“上车”。
我家并不是专门做法拍房的,但身边认识几个靠谱的房产律师朋友。见小田决心已定,我答应她,从明天开始,陪着她全北京看房,给她们母女俩找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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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的法拍房平台,总共就那么几家。我们主要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和北京产权交易所两家政府官方机构上找房源。这两个平台相对于淘宝和京东来说,比较冷门,参与拍卖的人数少,“捡漏”的机会也多。我们在上面看好了符合小田购房条件的房子后,就联系了专业的法拍机构,开车去做实地考察。
法拍房的户主一般是很抵触买家看房的——因为在法拍房正式被拍卖前,户主可以一直居住在房子内,他们最不希望自己的房子有买家,要是能一年一年地流拍下去,他们也就可以一年一年地住下去。因此,看法拍房,永远要比看普通商品房费劲。
我和小田看上的第一套房,就遇到了不愿意让买家看房的恶劣户主。那天,中介小哥带了四五位买家到实地集中看房。户主在电话里脾气很好,还给我们发来了附近的停车地图。但到了她家,却翻脸不认人,连楼宇门禁都不给我们开。
这套房子位于丰台,45平的“老破小”,有电梯,南北通透,价格正好是小田能负担的。看网上挂出来的图片,这个房子还挺新,能给小田省一笔装修费。
可没看过房就去参加拍卖,小田心里有些打鼓。我看她不死心,就给她支了一招。我们到楼下的打印店,印了两张小卡片,上面写着“丰台XX家园,免费家政清扫试用1小时,限时一周”。然后,把小卡片塞到了户主的家门外。果然,第二天,贪便宜的户主就给小田打了电话,问了好几遍免费清扫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有其他收费项目后,便“预约”了小田后天到她家做大扫除。小田如期而至,顺利进了户主家,给她勤勤恳恳擦了几个小时的窗户和地板,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了小区。
“这房子不行。”小田见到我后,摆了摆手,“说是‘南北通透’,但北边窗户就那么一道缝儿,主体窗户全是‘西晒’。而且房间很脏,还有蟑螂。网上挂的照片都是几年前的了,装修材料其实挺差的,好多地方都破损了,宝宝住进来会很不安全。要是买它,我最后还是要重新装修。”



3


我和小田又重新趴在了网上看房,她很快找到了“X通苑”小区的一套法拍房。
这个小区位于常营商业板块周边,离通州边界不远了,但好歹也算“大朝阳”的范围内。小区内住户密度很高,幼儿园、小学、超市、社区医疗站等配套设施齐全,所以房价一直居高不下。但小田看到的这套法拍房,价格居然只有同户型其他房子的一半。
我俩激动地冲到了这个小区,考察了周边情况后,小田满意得合不拢嘴。于是找机构,帮我们联系了户主去看房。
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和蔼的北京老奶奶,她详细地为我们介绍了房子的情况,还端来茶水点心,跟我们感慨她儿子做生意不容易,破产了,只能把家里抵押的房子拍卖掉。老奶奶说得是满眼泪花,临送我们出门前,还十分有涵养地祝福小田,说希望她能在这套充满回忆的房子里,过上更好的生活。
离开小区,我和小田坐在旁边肯德基里对付一顿晚餐,小田已经高兴得手舞足蹈了:“你看着房子格局多好!实际面积55平,有2个卧室!洗手间面积大,还能做干湿分离。奶奶生活那么讲究,把家里保护得很仔细,装修也挺有文化的。虽然是老社区,采光却特别好。我将来可以把厨房的玻璃隔断拆了,做成开放式厨房,给我家宝宝做辅食吃!”
她幸福地憧憬着自己的未来生活,当晚到家,就按捺不住地要去交保证金参加拍卖了。
我也觉得这套房子就该是小田的“梦中情房”了。可看我妈妈混迹地产行业这么多年,我实在不太敢相信这么大的“漏儿”能被我们这对倒霉姐妹给捡着。出于对闺蜜负责的谨慎心态,我又一次仔细扒了遍房源信息——这套房子先前已经参加过一次法拍了,当时降价30%,竟然流拍!这次是这套房子的第二次竞拍了,降价50%。可下周就是拍卖日了,真正为这套房子缴纳了保证金的买家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不应该啊!这么好的房子,怎么会没人买呢?
我拿着房源信息向专门做法拍的律师朋友咨询了一下,这才知道,原来这套房子身上“背”着一个16年的租约,租房人就是那位北京老太太,而户主则是她儿子!这算怎么回事?妈妈向儿子租房?而且租金200多万,那老太太居然一次性缴纳清了。
律师在电话另一端迟疑了片刻,告诉我:“这套房还是别买了。有租约的房子,就算顺利过户了,新户主也不能把租客赶走。也就是说,就算你闺蜜把房子买了,那老太太也不会搬家的。”
“不是吧?”我惊呆了,“那老太太脾气挺好的呀,对我们可和蔼了。她还让我闺蜜买了她家房子好好生活呢!她应该会理解吧?”
“就算她理解你们,同意搬走,你们也得还她租金啊。”律师回答我,“你闺蜜不仅要付法拍的钱,还得把她的200多万房租给退了,不然,你闺蜜只能16年以后再搬进去住了。”
“亲妈还真能给亲儿子付200多万?”我不信。
“当然不可能,这都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我听见律师无奈地笑了,“估计就是他儿子借了点钱,摆了下账,走了个合同。但这租金是有转账记录的,而且租房合同在抵押合同之前,法院都不支持帮你‘清场’。所以,要是老太太和她儿子非跟你们较真,你们会很麻烦。当然了,你们要是找我帮你们去起诉租约真实性,倒也不是全无胜诉的可能——不过,有那时间成本,你们还不如看看别的房源呢。”
见我无语,律师又安慰我道:“现在知道这套房子为什么总是流拍了吧?没办法!这种事情在法拍房里很常见。别看那老太太脾气好,那都是骗着你们赶紧把房子拍了,好让他儿子拿着钱去解燃眉之急,以免她儿子上‘征信(失信人名单)’!等你们真交了钱,那老太太立刻就翻脸当‘钉子户’——你们不信可以试试,这种人我可是见得多了。到头来,你闺蜜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买一套房子,自己住不进去,还收不着租金!”
我挂了电话,开车直奔了小田那里。坐在堆满婴儿用品的出租屋里,小田失望地抱紧了女儿,跟我怨声载道:“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买丰台的那套房呢,装修多花点钱,咬咬牙也能坚持呀。”
“你也别太伤心。”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咱们再看看别的房子。”
于是,我俩又开始了看房、核房的一系列重复操作。



4


2个月眨眼就过去,小田的房子却依然没有着落。
我们看的每套法拍房,不是价格不合适,就是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越看越灰心,小田甚至动了回老家投奔父母的念头。可她父母好不容易把女儿送到了更好的城市生活,她找到的工作也逐渐步入正轨,就这样放弃北京、放弃孩子的未来,忍受那些曾经对她的羡慕变成嘲讽,一想到这些,她又不甘心。
就在我也感到精疲力竭时,小田又找到了买房的新思路。她告诉我,她发现了一家专门做“凶宅”业务的中介,对方手里有适合她预算的房源。
“这段时间实在太麻烦你了。”她愧疚地说,“但我还是想厚着脸皮请你帮我走完最后这段买房路。那个中介公司门脸儿特别小,我怕他们骗我,你帮我把把关吧!”
出于对闺蜜的责任,也是好奇什么中介居然敢做凶宅生意,我答应了小田。周末她轮休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开车去了望京,造访了那家“凶宅中介”。
那家中介的门脸儿确实非常小,不及链家和我爱我家这种房产中介的一半规模,员工连个正装都不穿。我们到达时,正好赶上午饭的时间,满办公室飘着外卖味儿。
经历过数月的法拍房体验,小田已经对买房这件事心力交瘁了,看着这家中介这么不正规的样子,当下就想掉头走。但我还是按住了她,跟着那位联系她的年轻男中介走进了办公室深处的会客区。
男中介自称“小金”,看样子三十五六岁,说自己已经做“凶宅中介”十余年了。望京是北京的韩国人聚居区,中介的老板先前在韩国留学,回国后,就在这片儿专门做起了韩国人的房产买卖和租赁生意。韩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介意“凶宅”,但对购买凶宅的包容度却略高一些,阴差阳错,中介老板就进入了“凶宅”这一行。目前专门做这块的中介非常少,别看这家中介店面小,但却是北京乃至环京地区在该领域做得最好的中介了。
小金这话说得很实在——的确很多人都不愿意做“凶宅中介”。一方面是成交率低,很多买家都是抱着猎奇心态来看房的,不是真心想购买;另一方面,这种中介有很多法律纠纷,经常会有买家在购房之后起诉中介,说他们没有告知自己购买了“凶宅”,轻则要求退还中介费,重则甚至要毁约退房,大部分情况下,中介都很难告赢对方。因此,小金他们做有法院流程保护的“法拍凶宅”会更多一些。
我们刚一坐下来,小金就拿出了录音笔,向我们请求能否录音确认他已经尽到了“房产特殊情况的告知义务”。我和小田是诚心来买房的,自然不会为难他,就按照他的文字模板,念了段语音,确认对方已经告知我们接下来给我们看的两套房子曾发生过命案。
小金拿出两套房子递给我们。一套就在望京广顺南大街的尽头,一居室,公寓化住宅;另一套是百子湾的loft,实际使用面积稍大一些,价格也便宜一点。
“百子湾离我上班的地方近一些,地段也比较靠CBD。明明这套房子更好,但为什么更便宜呢?”小田问。
小金诚恳地拿出手机,找了几张照片递给小田。照片上是一面打了马赛克的白墙,白墙下方有一摊乌黑凝固的血迹。
“这是我带着专业清扫公司去整理时拍的。百子湾的这套房,死的是个年轻女人,被她老公家暴,拎着头撞墙上给撞死的。她老公在外地有赌债,进监狱后房子就给查封了。望京的房子,是个独居老人因为生病难受跳楼自杀的。虽然都是‘凶宅’,但望京这套,人没死在家里,价格自然也不会比市场价低太多。”小金淡定地跟我们解释,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
“那您更推荐我们哪套房子呢?”小田问。
“望京的呗!”小金说,“去世的这位奶奶呢,是这家房子的租户,户主另有其人。户主呢,是对中韩夫妇。这本来是他们闲置的一套房子,租给了这位来北京长期看病的奶奶。死的不是户主,而且奶奶跳楼时,她儿子也陪着她住在这儿看病呢,房子里是有活人的——在我们行业里,这套房子都不算是‘凶宅’,一开始户主委托我们时,我们也没把房子当‘凶宅’卖。不过这对中韩夫妇做的跨境电商生意受了疫情影响,资不抵债,房子上个月被挂了‘法拍’。‘法拍’要求写明特殊情况,这不,被人说成‘凶宅’了——但是啊,说它是‘凶宅’也有好处,这房子没人敢租了,房子空了有小半年了。要我看啊,就是干干净净一套房,没有暗病。而且,因为是外地法院查封的,你没北京户口也可以参加竞拍,走正规流程,买就完了。”
小田耳根子软,立刻被小金给说动了。可我还是觉得百子湾的那套房性价比更高,于是多嘴帮她又问了句:“金经理,要是您自己买房,您会买望京的,还是百子湾的?”
小金笑了起来,眯着眼带点流气地说:“那当然是百子湾的!便宜啊!那套房子已经流拍过一次了,现在降到半价了,买到就是赚到。说实话,你们不买,我们老总都想买呢。盯着百子湾那套房子的人可多了,前段时间平台为了打消买房的人对‘凶宅’的购买顾虑,还专门搞了个‘凶宅试睡’的系列直播,其中就播了这套房子。现在光是平台‘法拍’的保证金就有20多人缴了。”
“不会吧?”我有些起疑,“现在学区房、二手房都在跌,区区一套‘法拍凶宅’,能有这么多人抢着买?”
“在法拍房行业,你们这种买来自住的不多。”小金自信地说,“但是,总有人相信北京的房价不会跌,也总有人相信中国的楼市会持续上涨。”
我和小田闻言,都呆住了——原来,“凶宅”这种我们以为的“烫手山芋”,在北京这紧俏的房市里,居然还是个人人争抢的香饽饽。
“那……要不两套房咱都看一下?”小田建议。
她想看房,我想看到底是谁在买房,等小金第二天取了钥匙,我俩就直奔房源。



5


小金先开车带我们去了百子湾。
即将被拍卖的“凶宅”外,已经等待了好几组前来看房的客户以及他们的中介。这些买家大多是小金所在的中介的客户,也有的是在法院平台上看到房屋信息后自己跑来围观的。
“集中看房”是中介的惯用套路,目的是制造“羊群效应”,让客户们感觉这套房子很难抢、很难买似的,进而促进上头的客户做出消费的决定。这一招看来对于卖“凶宅”来说也十分有效,我们一群人呼啦啦地进了屋,整个房间人头攒动,别说屋子里有什么“鬼气”了,“人气”倒是旺得不行。
如同小金所说的,房间被专业团队清扫得干干净净,墙壁粉刷得雪白无瑕,落地窗户阳光洒满,要不是提前告之,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会是“凶宅”。小田走进西侧卧室,看到东南角摆了一个神龛,神龛外洒了一圈米——这恐怕是全屋最像“凶宅”的地方了。
“这是我们公司聘请的风水师父特意给房子做的法事。”小金向我们解释。
这些潜在的买家们闻言,纷纷露出了满意的表情。我和小田观察了一下身边的人,他们看起来年纪都偏大,衣着打扮虽然算不上贵气,但也不像是朴素的上班族。家里毕竟也在房产行业里谋生,我便凑过去和几位大叔大婶们套了套近乎。可没想到的是,大部分人对我爱答不理,甚至充满敌意。
开车回望京的路上,小金告诉我,“法拍凶宅”的客户和普通购房客户不一样,这些人不会把你当成交流房源信息的朋友,而是当成拍卖的竞争对手。大家都怕拍卖时互相抬价,你越热衷于这套房子,他们对你越仇视。
“至于嘛,就是套房子而已。”我不禁脱口而出。
但身旁的小田却很能体会那些人的心态。这一整年,她经历了从离婚时争夺婚房、到四处去看法拍房、再到核看凶宅的心路历程,“房子”的重要性在她心中已经被无限放大了。房子在一位单亲妈妈的心中,就是家、是港湾、是稳定,是她未来独自参加家长会时的体面和底气。她目光中对房子的渴望,强烈到了让人心疼的地步。
“在北京买法拍房的,都是相对有钱的人,做生意的居多。我微信里的客户很多还是回头客,他们会不断地买进卖出法拍房赚取差价。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买法拍房不是为了卖,而是为了抵押。”小金耐心地向我解释,“法拍房,特别是像百子湾这样流拍过一次的房子,最终拍卖价格会低于同小区其他房源至少40%。有的时候还能低到三折、四折。因此,越‘凶’的房子,盯上的人反而越多。这些生意人买了房,反手就去银行做抵押贷款,拿着大额现金流再去做生意或者做投资。至于那些‘凶宅’,愿意操点心的,就雇我们帮他们再租出去,收点租金,要是看不上那点租金的,基本就闲置了。”
“房子啊,就是最好的抵押物,以后房子或许不会暴涨了,但你想让房子暴跌,那银行都得跳出来阻止你。所以,田小姐要是想买房,就趁早上车吧!2021年是好时机啊!”
小金的这番话多少带了点营销的意味在,可也不失道理。更何况,对于小田这样的刚需购买者来说,买了房就跟上了岸一样——她再也不必在北京这座苦海之城里漂着了。
拿定主意后,小田和小金正式签下了协议。在小金的辅导下,我们决定把百子湾和望京的2套房子都纳入考虑范围内。这2套房子的竞拍前后相差15天,如果百子湾的没拍上,这个时间段正好够小田把保证金从第一套挪出来,放进第二套里。
从签下协议后开始,小田就四处借钱。这2套房虽然都对外地人不限购,但也意味着需要全款购房。在小田和父母的努力奔波下,他们最终借到了67万元,加上先前凑出来的152万,总共拢了219万到手里。
小田在网上缴纳了拍卖保证金。到了竞拍的那一天,她捧着笔记本电脑和我一起去了小金的中介。我们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线上竞拍,最终,百子湾那套起拍价只有170万的小loft,以285万售出,成交价还是远远超出了小田的预算——但这个小区内同户型的其他房源,没有一家的挂牌价格是低于400万的。
小田不知道是谁那么幸运地拿下了这套房子,满眼的羡慕,同时又惴惴不安,生怕两周后望京的小一居室她也拍不到。出于这种恐惧的心理,她又迅速把前夫给她的那辆SUV抵押出了17.5万元,拿着这236.5万元参加了望京一居室的竞拍。
这一次,她以237.4万元的价格,买下了那套心心念念的48.2平的一居室——多出来的这9000块钱,正好是她那个月即将发放的工资。
交完房款后,小田的银行卡里只剩下100多块钱。她裹了裹身上的大衣,在晚秋的寒风中对我惨笑了一下,说:“看来这个月,我得靠‘花呗’养女儿了。”
比起法拍房要撵租客那些麻烦,“凶宅”的交易程序简单一些。全款买房,一周就能拿房本。11月初,小田拿到了房本,她父母早就知道她买的是“凶宅”,但他们都是无神论者,当然也是经费有限,私下里也没再多过问。



尾声


12月初,小田终于搬进属于她自己家。我和几个共同好友,带着红酒和蛋糕,敲开了她的家门,见她年轻的脸庞终于绽放了笑容。
这间小小的一居室,被她布置得温馨舒适。暖黄的灯光下,女儿的婴儿床在轻轻摇晃着。我们围坐在餐桌前,煮起了热腾腾的火锅。
12月19日,一条新闻推送发到的我手机上,点开一看,眼都亮了:
“2022年1月1日起,北京法拍房全面执行限购。所有竞买人必须具备北京市购房资格。从明年起,法拍房‘漏洞’将被全面堵死。”
我赶紧转发给小田,没想到她已经在我们小群里把消息发了出来,还无不感慨地说:“我一直觉得,住进‘凶宅’里应该挺倒霉的。但没想到,我一个外地人,没户口、没钱,居然还赶上了最后这趟末班车!”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江铄


王 食 欲

Z世代作者,

已有多部作品售出影视版权。

用笔书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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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9 09:5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奋斗半生买房的我们,如今都成了空巢老人 | 住在人间

 竹子 人间theLivings  2022-01-28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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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仔细想想,我和妻子进县城努力打拼这些年,两口子从来没有分开过,一直抱成团拼命挣钱。刚进城居无定所,流浪中迫切渴望拥有自己的安乐窝,后来自建了临街的狭窄小楼,进而谋求更大更宽敞的院落。这些都如愿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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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一一》剧照




住在人间丨连载



刮了一整天的西北风,终于在傍晚停歇了,冷清的天际落日明净,预示着霜降就要来临。枝头的鸟儿在呼朋引伴中陆续归巢,下班归来的邻居把院门弄得咣当乱响,孩子们追逐嬉戏的喧嚣声以及犬吠,尽显其乐融融。

我独立于胡同尽头的深宅大院,回望身后那空荡荡的3层楼,心间莫名地惆怅。回想24年前,我在县城打拼买下这个深宅大院时,四世同堂,何等光耀。现如今儿孙各奔东西,人气渐散,剩下我独守院落,暗自神伤。



1


经过南疆战火的洗礼后,我身残蛰伏偏僻的乡村7年。1988年春季,30岁的我终于跛着两条腿离开老家,来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应聘民政局的文员岗位。
民政局在县城中心的筒子楼内办公,那是60年代末期县计委建的丁字形3层楼。随着改革开放职能的扩展,民政、劳动、土地、城建等局委应运而生,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儿子分家一样,陆续从计委裂变出来独立办公,仍然挤在一栋破楼内。
一楼门挨门是各单位的综合办公室,人声嘈杂,迎门一道宽阔的水泥楼梯通向二楼,20几个单间被局长和副局长们占据了。三楼居住着单身职工,正好有一间空屋子,局里临时安排给我住,还买来一张1米2宽的木条床。
我拿着宿舍钥匙,却迟迟未住进去,除了担心在漆黑的夜晚摔坏腿,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生活不便利——三楼无水、无厕所,双腿残疾的我,每天要到二楼转弯处取水,如厕需要下到一楼最南头的公厕去。
到厕所得先从南屋山墙的夹道里穿过,再顺着后墙向北走20多米到死角处,南北一长溜蹲位就出现了。平常再内急,也得脚踏稀嚓嚓臊气冲鼻的尿液排队等候。大热天,人挨人蹲着,如练功一般出恭。蹲厕时间长了,感觉脚心痒痒,低头瞧,蠕动的蛆虫顺着凉鞋的缝隙直往里钻。于是,艾怨怒骂声不断。
虽然这个单间宿舍对我来说很难得,但我思来想去,最终没有把铺盖搬进去。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局里新分配来两名女大学生,二人在县城内都没有栖身之所。局长找我说:“那屋子你不住,也不能闲着,就让给女同志吧。”
局长一句话,我就乖乖地将宿舍钥匙交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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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县城之前,人武部领导听说我是个“笔杆子”,政委就指名要我去政工科帮忙,还将我的铺盖安排进了招待室。政委指着家属院北边的两间空地皮对我说:“只要你过来上班,那地方就无偿给你了,自己掏钱盖房子住。”
那年月,能够在县城立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门小院生活是很荣耀的。我虽然为那块空地皮而心动,可我伤残从部队退役时,档案交接给了民政局,是由局里分散供养的人员。我不敢得罪局领导,暂且将两个单位的文字材料都揽下来,经常熬夜超负荷工作。
人武部招待室时常接待军分区和省军区来客,我已经脱下军装,不再是军人,长期住在那里很不方便。后来他们催我搬走,幸好部长跟我姐夫是同村发小,说透了这层关系,部长就在县城东关新建的训练基地给我开了一个单间。
那单间在一楼通道南端,朝阳,生活用水也方便,唯一的缺陷是公厕在大院最东南角,有点远。当时,为了开放搞活训练基地,空房子被陆续租了出去。
我高中的同桌在一楼西边临街的铺面内开设了祖传皮肤科诊所,另有一家推拿按摩诊所。三楼的空房租给了私营服装厂、手套厂、印刷厂,还有一家工艺美术制镜厂。这栋楼内的人员成分十分复杂,被我们戏称为“七十二家房客”。
人多就容易出乱子,有人把一辆崭新自行车停放在门口,转身离开不到10分钟,车子就没影儿了。那天我跟局里的同事一块下乡,匆忙将脱下的军警靴放在窗户外晾晒,下午归来,一双新皮靴就丢了。后来我实在没办法,担心做饭用的铁皮炉子被偷走,夜里就把它从楼道里掂进屋内。
一天夜晚,大风将玻璃窗扇给吹闭了,睡到半夜,我感觉头痛欲裂,翻来覆去折腾到黎明,一度干哕得肚子疼。后来急忙起床,晕晕乎乎扶着墙去厕所,刚走到楼道口,两腿发软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喘不上气。
开诊所的同学发现后,嚷嚷说是煤气中毒了,赶紧叫人将我搀扶到院子里的通风处。我迷瞪半天,终于缓过气来。过后想想,真可怕呀,如果不是出来上厕所,我可能就玩完了。
那时候,我苦苦思索:啥时候我才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啊?



2


我进县城的那年冬天,7岁的大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让妻子也搬进县城,到训练基地三楼的服装厂打工。岂料,我们两口子被窝还没暖热,人武部就让我腾房子——开春后,全县的民兵要在基地集中训练。
正在为难之际,恰逢部里一位老战友转业到市里工作,家属院空出了一间寝室。部长和政委同意我们搬进家属院住,条件是我必须到人武部政工科上班,我的妻子也可以安排进八一商店。
我硬着头皮从民政局出走,在政工科上班不到两天,妻子还没进八一商店,局里就催我回去。迫不得已,我只能再回民政局。好在已经搬进了家属院,算是暂时安了家。
人武部位于县城中心的最高处,东高西低,凸凹不平。北家属院与南边办公区隔一道墙,地势比南边低洼近1米。院子里东西一排低矮红砖瓦房,住着6位现役干部。西边邻居的屋墙依高坡而建,比我住那间落差1米多,中间共用一道夹山墙。
在这里,左邻右舍都是和我一块当兵参战的老弟兄,见我初来乍到,一起动手帮我找来几根木棍,在门前的空地上搭起一个棚子,周围用油毡包裹,上边覆盖几块石棉瓦,权且做厨房用。
这个简易厨房西依邻居屋墙搭建,南边一道坡度,几乎是在坑内,潮湿气繁生出很多蜗牛。这种昼伏夜出的甲壳虫,夜晚爬满案板和周围的油毡,遗留下一道道白色粘液,瞅着令人恶心。每天早起,做饭前需要用清水洗涮案板,将蜗牛爬行过的地方清理干净。有时,这些烦人的蜗牛还会钻进碗里和盆里,防不胜防。
三伏高温天气,屋里的水泥地面直往外冒水珠,潮湿气散发出一股子刺鼻的霉味儿,跺一脚墙体哗啦掉泥皮。我在屋墙上贴几张白纸,遮盖住泥皮剥落的墙裙,将那张1米2宽的木条床放进去。晚上,我与妻儿挤在一起,4人分睡两头。人就跟炉子上的烤鱼似的,别说翻身了,伸开的腿刚蜷缩挪一下地方,再伸就没位置了。早晨起床,妻子总是佝偻着腰走路,看背影显得很老相,实际上她才30岁出头。
多年后,妻子回忆起这段生活经历,感慨道:“夜晚睡觉,俺侧身趴在床梆上,哪敢翻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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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在训练基地那家私营服装厂没干多久,服装厂就倒闭了。80年代还没有“打工人”这个词,不像现在满大街都可以找活儿干。妻子不识字,“农转非”进县城后,一直安排不了固定工作,全家都得靠我一个人养活。
民政局有一个福利化工厂,实际上是社会上几个有门路的人凑一块办的民营企业,挂靠在局里免税的。局里让我作为残疾人顶替一个名额,让我妻子去化工厂上班,每月领几十块钱补贴。那个化工厂生产的白色粉末如碱面一般,据说是重工业用于分离金属的,毒性很大。因为污染问题,厂区临时设在县城西郊烈士陵园南邻的荒岗上,妻子每天要往返几公里去上班。
我的大儿子进县城实验小学读一年级,5岁的小儿子原本留在了老家,但他哭闹着非要跟我们生活。因没钱送幼儿园,就待在家属院跟邻居的小孩一块玩。
炎夏的早晨,吃过饭,妻子将小儿子撇在家里,照常去城西的化工厂上班,我应邀到城东训练基地去搜集材料。天近中午,小儿子在家玩厌了,独自出门找妈妈。他听说妈妈在城西上班,就顺着东大街走上人民路,一直朝西奔去。走到一座桥上,面前出现两条岔路,他不知道该向哪儿走,就哭着掉头回来了。
他沿着大路折返5公里,穿城而过,凭记忆一直找到东关训练基地。瞅见我,就扑进我怀里,“哇”地一声大哭起来。7月的太阳如同一个大火球,照得马路上的柏油直冒烟发软,热浪炙烤得人脸皮发烫。儿子的裤头和背心汗湿如洗,小脸上脏兮兮的,让我心疼。我紧紧抱着他,眼泪止不住直往外涌。那一刻我揪心啊,万一儿子走丢了,或者是被人贩子拐跑了,将是我一辈子的痛悔。
后来,为了小儿子的安全,任凭他哭闹,我和妻子只能狠心将他送回老家交给父母看护。我痛定思痛,暗下决心,要在县城争得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为妻儿遮风避雨。



3


人武部政委见我屡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再次找我,要以那块地皮为条件,让我到政工科上班。我反复掂量,最终做出决定,要那块地皮建房。临走时,我对民政局的领导说:“俺就是一匹马,也该有一个栖身的棚子吧。”
为了挽留我,民政局的领导索性将城区闹市临大街的两间瓦房许诺给我,这条件远比人武部的地皮优厚。我并不是那种反复无常的势利眼,争来争去,就是为了寻求一个固定的窝儿。
当时,那两间瓦房里还居住着一个孤寡老太太,是外籍退休干部的遗属。局长对我说:“等老太太去世以后,你再搬进去。”
为人子者,谁都是父母生养的,从良心上讲,我不能盼着孤寡老太太早点死。可我又心存顾虑,怕时间长了领导班子更换,到时新上任的领导不认账,让我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我执意要将那两间公房买下来。局长同意我拿出2000元钱,交给财务室入账,由局里与我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我拿着这份合同去房产部门办理了过户手续,才算成为那两间房屋的合法拥有者。
1991年冬天,孤寡老太太去世了,我接过房门钥匙却无法入住——随着县城主干道拓宽,瓦屋在路南占道1米多,城建部门一直要求拆除房屋。当时大雪扑门,天寒地冻,我计划等来年开春气温回暖了再建新房。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开春后我还没有施工,人武部就要统一拆除北家属院,新建一栋家属楼,催我立马搬家走人。
清明节的前几天,细雨霏霏,我早起还没上班,只见屋顶直落泥皮。抬头看,拆房的民工已经登顶揭瓦了。我心急火燎地赶到民政局,发现新建的临街铺面还有3间没有租出去,于是打开门锁匆忙搬了进去。
此时,我到县城不满4年,从城东到城西,来来往往搬了5次家,真应了那句老话“人挪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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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春季,我要拆除旧房建新家了,可那地方处在城中村,周围的邻居都是坐地户农民,我很担心施工时发生意外纠纷。恰巧有个乡长调进局里任副局长,他之前在城关镇任过职,跟城中村的干部比较熟悉,局里就让这位副局长出面协调各方关系。
找了一天晚上,我安排了酒席,副局长邀请村干部和包工头吃饭,将建房的活儿大包干给他们。席间,那位村干部大包大揽地冲我说:“兄弟,你把这地方让给我们吧,俺打算建村办公室。城外只要是俺队的土地,你随便挑,给你弄半亩地盖一个大院子。”
副局长一摆手说:“这事儿就甭说了,局里指派给我的任务,我得圆满交差啊。”
施工队拆了旧房,由城建部门监督往南退1米多挖地基。这下本来就小的院子已经没有空余地方了。我只能建内楼梯全封闭的两层小楼,一楼两间铺面,二楼隔成两室一厅,外带一个小厨房,没有卫生间。日常大小便需要到路北的医院上公厕,对于双腿残疾的我来说,上下楼梯极不方便。
长期居住在城中村的农民都有一种优越感,对我这个陌生新邻居很排外。他们眼馋我新建的两间临街铺面,聚齐在施工现场冷言冷语质问我:“你咋恁光棍,俺的地盘都叫你给占了?”
一个老太太很有气势地冲我说:“孩子乖,这两间临街房比儿子都孝顺。”言外之意,建好的铺面是有租金收益的,再孝顺的儿子每月也不会给恁些钱。
东邻隔着一条路,脾气大的老爷子是坐地户,有点气不过,逮住本家的包工头破口大骂,硬说卡车给我家卸砖时压坏了他家下水道,立逼民工当场挖开下水道查看究竟,却安然无恙。
包工头苦着脸冲我说:“兄弟,看看俺挣你这辛苦钱容易吗,把老街坊都给得罪啦。”
老爷子还昂着头冲我说:“放线下地基往里缩,多一公分,掂抓钩把房子给你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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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的地基刚出基础,这地方不通自来水,需要自己打轧水井解决生活用水。白天施工队不能耽误干活,只能等到傍晚民工下班之后,连夜在设计好的楼梯间打轧水井。
之前我在老家院子里打过轧水井,村子临近贾鲁河,地下水层比较浅,随便挖一个坑,浇上几桶水,两三个壮汉子架着铁锥杆使劲儿往地下杵,一小时就把井管下进去出水了。而老县城地处黄河下游,历史上多次遭受黄河水冲淹,地下城摞城的残砖烂瓦,阻碍着铁锥杆钻不下去。
我向包工头求情留下几个民工帮忙,他们跟打井的师傅不停点儿干到凌晨,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将塑料水管下到地下17米的咸水层,便再也钻不动了。轧井里取出来的水,喝一口,咸涩,还带一股子苦味儿。
那个年代,乡下的民工都还比较单纯,帮我白干了半天的活儿,不要工钱,每人一盒香烟,夜市砂锅摊上的酒菜随便吃喝。这些饿透了肚子的壮汉子往砂锅摊前一坐,烧鸡扣碗外加凉拌猪头肉,专拣荤菜点,掂着整瓶的啤酒当茶喝。我们家境不富裕,心疼这额外的花销,却只能在一旁笑脸陪着,几乎熬了一个通夜。
忙和累暂且都不说,刺耳的羞辱话也能忍受,最让人烦心的是节外生枝——有人告我建房侵权,法院下达了开庭传票。



4


我建房的南边有一处四合院,原来是人民政府收缴的敌伪财产,划给县速成师范做教职工宿舍用。后来速成师范变为中学,那院子年久失修,已经少有人居住了。中学校长眼见我拆了旧房要建临街铺面,有点红眼,就以我建房侵占宿舍出路为由,直接起诉到了法院。校长还当众发话:“你咋盖的房子,到时候就给我们咋拆除了。”
局里帮我聘请了律师,让我陪着查档案、搜集证据。那段时间,我拖着两条残腿四处奔波,请律师吃饭,他说牙口不好,指名要吃烘烂的肘子,我像跟屁虫一样殷勤地伺候着,生怕他不尽心举证答辩。
局长见我精神憔悴,就对我说:“打官司该花的钱,你记住账,如果官司打输了,局里兜摊,不能让你吃亏。”
局长言外之意,官司打输了就将我花的钱报销了,可我的房子呢?到时候不是鸡飞蛋打吗?我疲惫不堪,整夜睡不着觉,夜暗中怨恨顿生,但却不知道该恼恨谁。
情急中,我挨门去找县长,请求政府给我解决回城安置房问题。那年月,政府大都敞开门办公,主管城建的副县长是从西藏归来的支边正处级干部,态度十分和蔼。他笑呵呵地对我说:“自古盖房如楔钉,你打灯连夜施工,盖好房子就搬进去,看谁能把你撵出来。”县长也拍桌子说:“那四合院属于公产,政府当初划给学校,如今已经改变使用性质了,政府有权收回来。”
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学校的诉讼请求,由县政府裁决,维持原状给我了。我终于吃了一颗定心丸,自认为占了便宜,那打官司、跑路花费的几千元钱也不敢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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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开始建房,到中秋节前搬进新居,期间的苦和累,将人折腾得脱一层皮。
妻子胆子大,每天上水保养混泥土屋顶,都是她抱着一根木杆爬上7米高的顶层。一次,她下来时不小心,一脚踩在铁钉上,将脚心扎穿到脚面了。去医院简单消毒包扎一下,又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工地上清理建筑垃圾。
搬进新居的第一晚,我们两口子躺在床上,瞅着卧室雪白的墙壁和天花板,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屈指算来,我们进县城4年多,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那时,妻子辗转多个地方一直找不到固定工作,在家里歇了一年,坐吃山空被逼入了绝境,就狠心在新居东边50米的服装市场购买摊位,跟熟人学着卖小百货。
头一趟去开封进货,我陪不识字的妻子一块儿去,每进一包秋衣或者裤头,就在纸片上用数码写上进货价,回来让她看着卖。开始妻子记不住价钱,也有卖赔的时候,时间长了熟能生巧,一个月下来,也能挣几百块辛苦钱。这让我们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内心有一种充实感。
搬进新居后不久,当初扬言要掂抓钩搂我房子的东邻老爷子,突然叫我去他家楼上赴宴。我忐忑不安上了东邻二楼,瞅见客厅里摆一桌子酒菜,马路对面那个卖烩面的老板笑盈盈站起来直给我递烟,一时让我莫名其妙。
瘦筋巴巴的老爷子平时紧绷着苦皱脸,难得笑一回,此刻露出新镶的银白瓷牙冲我说:“孩子,以后咱都是邻居啦,门面甭租给旁人,让他开饭店吧。”
我这才明白,路北那家烩面馆,房东要用铺面,老板就傍着老爷子,要租我新建的房子。之前我和妻子就拒绝过开饭店的租户,担心将新房给弄脏了,可没容我推辞,老爷子一挥手武断地说:“甭犹豫,就这儿吧,明儿个开门垒锅灶。”
就这样,我自个的房子不当家,让脾气执拗的老爷子做了顺水人情。
自从一楼的铺面开了饭店,每天烟熏火燎的,冬天还好些,到了三伏炎夏,下边煮肉的大锅灶正对着二楼客厅,炙烤得楼板的水泥地直烫脚。楼顶的平台一览无余,被毒辣辣的阳光暴晒成热鏊子,处于二楼夹层的我们一家四口就像钻进了蒸笼。
低电压的吊扇半死不活地转动着,扇出来的风热得两个儿子起一身痱子,他们嚷嚷着睡不着觉,第二天上学都打不起精神。可那时每月房租才80块钱,我们建房欠的债务没有还清,压根就买不起空调。
我们一家在这个小楼上住了5年,当初搬家的新鲜感逐渐过期了,都厌倦了这种狭窄的生活环境。
妻子依旧风里来雨里去,大包从相国寺批发市场背回来针纺织品,每天早出晚归摆摊练地盘,巴望挣更多的钱。我同时在另外几家做兼职,拼命写文挣稿费。我们想早日还清债务,勒紧腰带将余钱积攒起来,思谋着想再买一个大院子,摆脱眼前的窘迫生活。



5


1997年冬季,经熟人介绍,我和妻子在城东看中一处宅子。那是银行新建的家属院,临街的铺面带院子办公,最里边一个建好的三间门头独院,主房两层半,东边跨耳建两层平房,客厅、厨房和卫生间齐全,软装古色古香,可以直接入住。最大的优势是,南北十几米长的空院子能栽花种菜,周围没有高层建筑,一直到傍晚院子里都有阳光。
我向亲友筹借了一笔钱,全款13万元将这处院落买下来。我是独子,将老家的爷爷和父母接进县城大院,一家人团团圆圆,其乐融融,度过了人生中那段最美好的时光。
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随着时光的流逝,年迈的爷爷驾鹤西去,90岁的父母也住进了老人公寓,儿子们羽翼丰满了,便举翅飞往大城市另觅高枝。
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南方一家公司,找一个东北媳妇,他们结婚生子,落户深圳;紧接着,小儿子也大学毕业,跟女同学成婚后进了省城。
两个孙子相继出生,半辈子没坐过飞机的妻子先飞往深圳看大孙子,又常住郑州抱小孙子。双腿残疾的我有心想跟妻子一起走,可家有白发高堂在,不能远游。
回头仔细想想,我和妻子进县城努力打拼这些年,两口子从来没有分开过,一直抱成团拼命挣钱。刚进城居无定所,流浪中迫切渴望拥有自己的安乐窝,后来自建了临街的狭窄小楼,进而谋求更大更宽敞的院落。这些都如愿以偿了。
只是夜色渐浓,我常常一个人独立深宅大院内,仰望灰蒙蒙的夜空,观天象数星星,顾影自怜,寂寞难耐。每次妻子从郑州归来,小住几天,又急匆匆离去。我送她到长途车站,目睹班车消失在公路尽头,心间忽然冒出柳永的诗句:“自古伤情多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动情处,两行浊泪早已滴落腮边。
乍然之间,一个人漫长寂寞的日子又要开始了。
回到家里,我紧闭大门,闷坐在电脑前码字,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我甚至几天不出门,慢慢地就变成了失语者。
那次送别了妻子,赶上农历十月一的“寒衣节”,我骑电动车回老家给逝去的爷爷奶奶上坟,目睹冷清的坟头长满萋萋衰草,压抑的情绪在一瞬间发泄出来,七尺男儿跪地嚎啕大哭,泪水涟涟哭喊着说:“爷呀,奶啊,跟孙儿走吧,晚上陪俺说说话。”
我不能变成一个失语者,独居空巢吟诗赋词,自己对着镜子跟自己说话,聊以自慰。久而久之,我便养成了自语的习惯,无名状中,一个人突然就冒出来一句话,将短时间归来的妻子吓一跳,以为我的脑子出现了问题。
后来,我走出封闭的深宅大院。发现当年跟我一块在人武部家属院住公房的战友们,还有那位开皮肤科诊所的同学,都有了成套的住房。只是,他们几乎和我是一样的境遇——儿女长大后纷纷到大城市工作,妻子随之而去,一个个独守空巢,成了“光杆司令”。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何时能够重聚这深宅大院,再现当年热热闹闹的人气呢?
(文中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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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4 09:4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在父辈房子里“夹缝求生”的中年夫妻 | 住在人间

 彼端 人间theLivings  2022-02-18 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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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彻底明白了,我爸买这套房子,早有其他打算——你知道吗?房产证上虽写着我的名字,贷款也是我在还,但户口本上的户主却是我爸,这个家还是他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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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我的父亲母亲》剧照




住在人间丨连载



袁立比我大四五岁,2008年初我刚毕业进公司时,他是我们组的副组长。他为人仗义,跟我很聊得来,我们做了十几年的同事,就连换工作也是一起递辞呈,去同一个下家报道。
2021年初冬的一天,因为老婆要加班,我俩约好一起带孩子去逛博物馆。午餐时,我问他最近跟家人处得怎么样,他摇了摇头,说不久前全家去做核酸时,他们排着队又吵起来,他爸直接甩了他一巴掌。
“我爸跟我爷爷一见面就吵架。”他儿子元元说。
“现在他甚至不愿意跟我同桌吃饭了。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会在吃饭的时候吵起来。”袁立一边给儿子测血糖,一边叹了口气说,“翔安的房子我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等搬走以后估计一年也不会见他几次了。”
我一时有点不知道怎么接话了——袁立马上就满40岁了,房子一直是他最大的心病。跟房子纠缠了十几年,他这场无声的战争,也许就要画上句号了。



1


刚来厦门那会儿,我跟女友在公司附近租了间两室一厅,月租3000。每个月我们工资一到手,近一半就飞进房东的口袋,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袁立跟我一样,也是租房,但他节俭,又是单身,便选择租住在被房东隔成“鸽子笼”的小单间里。房租虽便宜,但纠纷也多,他跟房东闹了几次不愉快,住得并不开心。
当时我们都没什么积蓄,不敢想象能在房价不菲的厦门,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2009年6月的一天,袁立上班时兴冲冲地告诉我说,在老家的父亲给他在厦门买了套房,付完首付了。他爸在电话里格外叮嘱,让他抓紧考虑结婚的事。
袁立他爸在老家一家小银行里当职员,早已提前退休,妈妈是家庭主妇,这些年家里有多少存款,他心里大概有数。厦门的房价那时已有大涨势头,并不是一个五线小城的普通家庭所能承受的。袁立在激动之余,又显得有点担心:“说起来,我老爸到底是从哪儿弄到的钱?”他约我周末一起去新房看看,我欣然点头,心想也能为自己以后买房做个参考。
没想到,一看到房子的真面目,袁立之前的疑惑与担忧便有了答案——他父亲买的这套房,位于厦门岛外最偏的地段,这块地以前是个养猪场,附近还有一片很大的墓地。小区刚建好,周边超市、餐馆、医院等配套设施一应皆无,就连公交车站都离得非常远,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如果住在这里,袁立每天上下班通勤要转4趟公交,出了车站还得打小电摩才能回家,极为不便。
眼看着袁立原本兴奋的心情一下子就被浇灭了,他掏出手机直接问:“爸,你到底是怎么看上这套房的?”
答案让我们哭笑不得——他爸收到了开发商群发的推销短信,看到小区均价4000多一平(当时厦门房子均价1到2万),首付只需10多万,而且开发商还提供免费大巴,“像是旅游一样”,从永安拉了几批人来这个小区看房。不过,在看到小区的实际情况后,整车人里只有两人掏了腰包,其中一个就是袁立他爸。老爷子年轻时曾在岛外当过兵,据说对这一带颇为熟悉,也很有感情,兴许这也是他当机立断买下这套房子的原因之一吧。
袁立在失望过后,也并没有想太多,每天还是继续着上班、下班、回租屋的生活,只是“每月多了一笔几千块的房贷花销”。他说,虽然对这套房子并不满意,但买都买了,在厦门好歹算有了个家,不再是个“局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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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袁立告诉我,他谈恋爱了,女朋友是公司剪辑组的小唐。那姑娘比他小6岁,瘦瘦小小的,性格有些内向,不怎么爱说话。每次大家聚餐时,她总是藏在人群中,像个隐身人。袁立喜欢交际,两人性格一静一动,相处起来却意外地合拍。袁立说,“跟她在一起后,我急躁的毛病好了不少”。
他也偷偷跟我承认,刚开始决定跟小唐交往时,是“带着一些功利心”的——小唐家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袁立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外地人,若想在留在这里,跟本地人结婚是最省力的方式。父亲一直在催他尽早成家,而已年近而立的他,换过几个女朋友,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岛外的房子似乎是他的“定心丸”,房子买下来没多久,他便跟小唐以结婚为前提展开了稳定的恋情。
袁立他爸也没闲着,早就开始着手装修新房了。老人家每天都四处奔波,设计方案、购买材料、监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他在小区旁租了一间平房,晚上在那睡觉,白天就去盯装修进度,“比工人上班还准时”。
袁立工作很忙,装修的事根本无暇顾及。但在我看来,他对父亲为自己的婚房如此操心,心里其实是挺感动的。他们爷俩都是倔脾气,买房之前,两人见面总会吵两句。袁立总是找我倒苦水,比如他爸曾因为他学习成绩下滑、二话不说杀掉了他心爱的小狗炖了吃这个事,他就悲痛地讲述过无数遍。买房后的那段时间,父子间的陈年芥蒂,似乎随之烟消云散。
袁立和小唐的感情也很快升温,到了非彼此不可的地步。小唐她妈一度反对他们交往,说袁立只能算半个厦门人,而且“房子在岛外,离家太远”。但小唐不为所动,她妈折腾一阵后,也只好作罢。两人交往一年多后便进入谈婚论嫁阶段,袁立按照本地的习俗给了彩礼,小唐家里给他们买了一辆车作为嫁妆,以便两人进岛上下班之用。
临近婚期,有次大家在工作间隙闲聊时,小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袁立说:“我妈当时不同意,你别怨她。其实我跟她差不多,要不是你在岛外有套房、也算是厦门人,当初我们根本就不会开始。”袁立笑了笑,我看得出他们彼此心照不宣。
回到家,我跟老婆说了这件事,老婆摇了摇头,说他们活得太现实了。
“在小唐的成长环境里,有厦门户口算对于婚姻对象的最低要求。多数本地土著都不会接受子女嫁到外地,甚至嫁给外地人的。”我解释道。
“就因为他俩都很现实,所以才会一拍即合吧。”老婆总结说。



2


2012年5月,袁立和小唐举行了婚礼。婚礼仪式是照闽南风俗办的,在岳母的安排下,袁立背上拖着两根2米多“巨重巨扎”的毛甘蔗,把小唐接进了装修好的新房。
婚后的第一年,岳母便催着两人赶紧要孩子。袁立有些不开心地跟我说,“我岳母总说‘你年纪不小了,拖不下去的’。”可他也不敢怠慢,只能满口答应。
2014年1月,他们的儿子元元出生了,袁立的父母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坐火车赶来到厦门,来给小唐伺候月子。让袁立意想不到的事,就在这之后发生了。
一天公司午休时,袁立忍不住跟我吐槽起他爸妈来:“他们两个嘴里说是来照顾月子,可是这都待了几个月了,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说是帮我们俩带孩子,可我岳母也退休赋闲在家,完全有能力搭把手,他们也不是脱不开身呀。”
“那是打算长期跟你们一起住?”我说。
“但他们的亲戚、朋友、人脉都在老家啊,而且我外婆还瘫痪在床呢,全靠我小姨一家照料,特别辛苦,可我妈压根没有回去的打算。”他说着,有些激动起来。“她现在跟小区的广场舞大妈打成一片,每天跳跳舞、唱唱歌,有时还去旅游,高兴得不行。家里的忙一点没帮就算了,还特别敏感,总在家族群跟我小姨吵架。”
他打开家族群的聊天记录给我看,我看到他小姨在群里抱怨了一句自己照顾老人“很累”,他母亲立刻在下面以受害者的姿态发言,说对方“含沙射影,针对自己”。
“明明没有尽到赡养义务,还怕别人说。”袁立摇摇头,“等年底休假了,我要请小姨一家去旅游,绝不带我妈。”
我一边喝茶一边听着他说话,心里对这样的母亲也是无法理解——怨不得袁立总是跟家人相处得不好,其实也不能怪他太忤逆。我心里有点同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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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立他妈对广场舞的热爱继续升温,甚至到了引起家庭纠纷的程度。袁立说,有好几次她跳舞跳得太晚,连做饭都耽误了,搞得他爸勃然大怒,两人在家里吵得鸡飞狗跳,把小唐和孩子吓得心惊胆战。
如袁立之前所描述,他爸性格严苛,脾气火爆,大概因为当过兵,在家时也是颐指气使。小时候袁立很怕他,长到了叛逆期便开始跟他对着干了。大学毕业以后,袁立跟父母一直都各住各的,关系处得还算可以。刚买房那会,一家人的感情和谐度曾到达了顶点,可自从一起生活之后,被短暂的喜悦掩盖住的不和,便又慢慢显露出来。“我下班回家后刚打开电脑游戏,我爸就在一边骂得很难听,‘玩那些破东西干什么?都是浪费时间!为什么不利用工作之余多学点东西?’听得我太烦躁了”。
同为建模加班狗,我很理解袁立的压抑情绪。我们这家合资公司秉承日企的严苛制度,工作环境十分压抑。平时为了防止资料外泄,老板在办公室里安装了很多摄像头,要求员工在工位上连手机都不能掏,上厕所、去阳台透气也要限制时间,违反规定就要扣工资。我们的工作量很大,公司时间又卡得紧,加班到晚上八九点以后是家常便饭,有时十一二点回家也不稀奇。每天下班回家后,我累得就只想躺平跟老婆一起打打游戏、追个剧、吃个夜宵。如果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没有一点自由,连放松下都不行,那生活的确是毫无乐趣。
对于父亲的责骂,袁立通常都会出言反击,或我行我素。如此一来,爷俩的龃龉成了家里的日常,而最终让袁立下定决心逃离这一切的,归咎于他和父母最为激烈的一次冲突。
2015年3月,他爸妈嫌阳台晾衣服不方便,竟鬼使神差地自己在阳台外面焊了一个晾衣架,还把大大小小的花盆摆在窗台上。袁立下班回来后,老两口满心得意地展示给儿子看自己的劳动成果,没想到却被袁立痛批了一番:“咱家不是1楼,是23楼!这个东西非常危险,如果掉下去砸到人,这责任谁来负?高空抛物听说过吗?整个小区没一家做这个的,为什么你们非做不可?我们楼层这么高,别说台风了,刮阵风都不一定能扛得住!”
袁立态度坚决地让父母立即把架子拆掉,甚至威胁要去物业、城管投诉。可他爸坚决不答应,说衣架焊得牢实,还用绳子加固了,大骂他是“怂包”。袁立他妈也站在那里数落他,袁立被气得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跟他们吵得更激烈。
第二天一来上班,袁立便告诉我:“我彻底明白了,我爸买这套房子,早有其他打算——你知道吗?房产证上虽写着我的名字,贷款也是我在还,但户口本上的户主却是我爸,这个家还是他说了算。”
“你是说,这套房子只是名义上是你的婚房?”
“估计他们早就计划好在那所房子里养老了,只是一开始没说而已。怪不得我爸对装修那么上心,毕竟那房子是他们在亲戚面前炫耀的资本,是让他们逃避赡养义务、享受大城市优越环境的避难所。”
袁立叹了口气,补充了一句:“唯独不是我的容身之地。”



3


晾衣架事件之后,袁立父子的矛盾到了白热化状态,“每天都一触即发”。
袁立跟小唐商量说,家里实在待不下去了,不如搬到岳母家去住,以后上班、孩子上学也方便。小唐也在公公那儿受了不少委屈,马上答应了,小两口带着孩子飞速地逃离了岛外,住进了岳母家里。
袁立岳母的房子是学区房,片区有着厦门最好的教育资源。为了能让外孙子顺利入读公立幼儿园,他岳母早已把房子过户到了女儿名下,这样元元从幼儿园到中学都不用发愁上学问题了。
我以为袁立从此逃脱了父母带来的家庭纷扰可以过上一段安生日子了。可是在岳母家才住了不到2个月,我就发现他越来越不开心。
6月初的清晨,我看到他顶着大大的黑眼圈进了公司,问:“昨天晚上没睡好?”
“岳母不让开空调,热得一晚上没睡着。”他很丧地答。
袁立说,他岳母的房子不足50平,名副其实的“老破小”。房子没有阳台,厕所促狭到连转身都困难。他岳母和元元睡主卧的大床,而他和小唐只能挤在次卧的小床上。那小床还是小唐小时候睡的,跟这屋子一样已经很有些年头了,稍一翻身就晃,发出木头摩擦的吱吱声。岳母年轻时便离异,以前一个人带着女儿住在这里是绰绰有余,可是现在多了两口人,“挤得整个屋子都摇摇欲坠”。
袁立岳母是国企退休员工,按理说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并不少,但老太太却极其抠门,全家洗脸、洗手甚至刷牙用过的脏水,老太太要全部收集在一个桶里,以供冲厕所之用。天热的时候,那浮着泡沫的水便会“散发出一股异味”。据说小唐儿时的玩具就一个洋娃娃,袁立一家搬过去之后,岳母还曾把那个破旧不堪的娃娃翻出来给元元玩。小唐大学毕业后就经济独立了,她妈除了给她陪嫁了一辆车以外,没再给过她任何经济支援。
如果袁立加班晚回家,岳母就会默认女婿已经在外面吃过了,晚餐绝不会多煮一份饭菜的量。袁立若工作忙顾不上吃晚饭,深夜饿着肚子回到家后,就会发现无论是餐桌、冰箱还是厨房,都“比我的脸还干净”。
不过,这位严格遵循原则的岳母,很有一套管教孩子的方法。在爷爷奶奶那里无法无天的元元,在姥姥家却懂事了很多。袁立对于岳母是既暗暗敬佩,又深感实在无法相处:“我岳母跟我爸妈就是两个极端,我爸妈是怎么高兴怎么来,她是极尽克人克己之能事。”
从家里搬出来后,袁立一直有想自己买房的念头,但问都不需要问,就知道岳母是“绝对不可能帮衬一分钱”的。除了岳母家,他也无处可回,只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每天早出晚归。恰逢那一段时间,我们公司接了一个大案子,他便主动要求担当负责人。遵循行业保密制度,他们被关在“小黑屋”里连没日没夜地赶工。客户的要求又反复无常,他“改反馈改到眼睛生疼、心脏发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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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有一家工作氛围相对自由的大公司来挖人,我准备辞职过去,并把消息告诉了袁立,拉他一起跳槽。
袁立听后默默点了根烟,思忖良久,说:“如果你要走,我肯定也不在这干了。不过,我辞职后暂时不想去上班了。”
“不上班了?”我有些惊讶。
“我老家有个朋友拉我一起创业,我想去试试。毕竟每个月辛苦上班赚个万把块钱,动不动还被扣,累死累活,一辈子也买不起房。”
他跟我一五一十地讲,前不久,他一个发小路过厦门,约他出来吃饭。发小家里经商,跟政府也有点关系,俩人从小玩到大,知根知底。在路边的烧烤排挡里,几杯酒下肚后,两人聊起这两年的状况,袁立不由得将胸中积攒的苦闷倾泻出来,说自己已经三十好几了,工作不顺不说,“连安身之处都没有”,接下来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发小给了他个建议:“如果要留在厦门,你就必须得有自己的房子。我手头上有20多万闲钱,可以借给你付一部分首付。剩下的你把老家的房子卖了,跟你爸再要点,岛外买个小户型,差不多够了。他现在住着你们的婚房,心里可能也有点过意不去,或许会搭点钱再给你买一套。”
发小的话让袁立有些心动,可当时厦门房价正往顶点冲去,即便跟发小愿意借钱,要凑出首付也不容易。他说:“我爸倒是有一笔积蓄,放在外面做投资已经很多年了,不知道收不收得回来。”
看袁立犹豫不决,发小说,房子可以先看着有没有合适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赚钱:“你那份工作如果实在没心情做了,不如索性辞职,跟我一起回老家创业吧。”
那两年,O2O(online to offline)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互联网线下交易平台在各大城市迅速兴起,网络订餐平台抢占市场竞争激烈。但在信息相对滞后的四五线小城,O2O这个新鲜事物却鲜有人知,袁立发小年初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笔资金,瞄准了永安市的市场空白,准备先从本地入手,推广自己的网络订餐平台。
袁立对这个项目颇为心动,考虑了几天后,入伙的念头愈发强烈,而我的离职,正如顺水推舟一般,帮助他下定了决心。
当天下班后,吃晚饭时我跟老婆聊起袁立准备辞职创业的事。她听了以后,连说“不靠谱”:“现在连开家小店都要做周边市场调研,他们没有事先调查市场,就做这么大的风险投资?对了,你可别跟他一块乱来啊。”说完,她不放心地看了看我。
“放心,他没拉我。”我赶紧否认——实际上,袁立的原话是“我先去试试水,等赚了钱再拉你进来”。
其实我俩都知道,他发小的创业的确有些铤而走险。但那时袁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乎已经走到绝路”,在“赚钱买房”的驱使下,向来谨慎的他把心一横,跟我一块辞了职,回老家创业去了。



4


一开始,袁立对这个创业项目是有信心的,还把自己存下的那点积蓄也投了进去,成为了项目合伙人,这样日后可以拿到分红。钱投进去后,他就穷得叮当响了,小唐送他走的时候,发现他身上现金所剩无几,便把儿子过年收的5000块压岁钱悄悄塞进了他的行李里。
袁立离开厦门后,我们时不时会在微信上聊几句,周末联网打游戏时,也会聊聊近况。他告诉我,项目前期没有利润,就是往里砸钱,平台研发、打广告、人员雇佣等等都需要资金,“钱像水一样哗哗地往外流”。
发小每个月给袁立发3000多块基本工资,他在永安住自己家的房子,倒也不用花钱,可每月银行把厦门岛外房子的房贷划走后,他的卡里就只剩零头了。
“那半年的时间,我几乎是用儿子的压岁钱撑过去的。”后来,袁立很心酸地跟我说。
几个合伙人手里的资金有限,为了节省人力开销,他们都身兼数职,从早忙到晚。创业艰苦,但是在梦想的驱使下,刚开始他们都抱着极大的热情。袁立在微信里跟我说:“我上了这么多年的班,从未如此干劲十足过。”
他每天的主要工作,从建模、渲染、网络会议,变成了“经营公号和走街串巷做‘地推’”。所谓“地推”,就是带着他们自己的设备,一家店一家店地去推广,说服店家跟他们平台合作,或者去街头巷尾、学校、网吧等人多的地方,逢人就凑上去推销他们的网络订餐软件,加上各种赠品、折扣促销——总之,如今各大网络平台所使用的策略,他们那时就用了个遍。
日子一天天过去,项目的推广效果却“远远不及预期”。2015年的永安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闭塞,厦门的手机订餐平台已经兴起了,但那里很多人都还没用上智能手机,甚至“连微信都没有”,更别提用手机点外卖了。在袁立接触过的众多的推广对象中,只有学生对网络订餐的接受度相对高些,其他人群就困难得多。“O2O”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就像天方夜谭,有几次,“我们刚开口说明来意,就被店家当作骗子赶了出去”。
“看这惨淡的经营状况和差强人意的数据,不光我,连我发小都心冷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袁立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我从微信和偶尔的电话里,感到他越来越消沉。
“最主要就是资金不足。”他说,“现在我都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听了他的遭遇后,我和老婆都替他感到惋惜。虽然现在网络发达了,但很多东西是没那么容易改变的。行业大鳄之所以能够彻底改变人们的认知和生活方式,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让慢慢把资本从大城市往小城镇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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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底,袁立给我打来电话。他用自嘲的口吻说:“小唐昨天来这边了,估计看到我现在又黑又瘦,还刚刚在理发店剪了一个难看的发型,她看着我的神情特别震惊,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心里幻灭了似的。”
虽然听上去很惨,但我还是被他逗笑了。
“她跟我说:‘你还是回家吧。’”
“你最好听你老婆的话。”
“嗯,我就是给你说这个——我要回厦门了。”
袁立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冒险就这样结束了。
这次创业失败不久以后,袁立还告诉我一件事:他们解散没几个月,“饿了么”就给他发小打来电话,询问他们在永安市搞订餐平台的事。这块市场他们还未涉足,但日后有计划往下发展,想问问看他们是否愿意被收购。
“如果平台能再多撑几个月就好了。”这也成了后来被他反复念叨的一句话。



5


袁立之所以迅速赶回厦门,除了创业失败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当时,两岁的元元突然身体不适,送医检查后,竟被查出患有Ⅰ型糖尿病。我也算是看着元元长大的,这个孩子从出生就比同龄孩子瘦小,体质也比较弱,但大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竟患有如此严重的病。
“医生说Ⅰ型糖尿病是免疫系统疾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的。而元元的情况很特殊,他的身体完全不能自己产生胰岛素了,必须终身服用胰岛素。我一个大男人活了30多年,听医生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身体都控制不住地发抖,我老婆是直接在诊室里痛哭了一场。”袁立说。
出院后,小唐开始让元元严格控制饮食,每天定时扎针测血糖。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血糖控制不好,将会造成全身重要脏器的并发症,后果不堪设想。看到灾难落在元元这个极聪明可爱的孩子身上,就连我们外人都觉得很心痛,他们夫妻俩内心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大概因为此事,袁立跟他爸的紧张关系稍有缓解,爷俩再见面后竟没有吵架。创业失败的事他爸没有唠叨,用袁立的话说,“反正我们父子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的欲望”。
此时的袁立身无分文,为了给孩子赚治病的设备费和每月几千块钱的治疗费,他马不停蹄地做作品、投简历。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勤勤恳恳地卖力上班,在行业里的实力和资历都没得说,在我的大力推荐下,他很快便收到我们公司的高级管理层的offer。
久违的两点一线、早出晚归的生活,让自由惯了的他无所适从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开始一边吃工作餐,一边彼此插科打诨。
“就算不情愿,也得接受现实啊。恭喜你在奋力而无用地挣扎一番后,又成为软件园围城里的一个浑浑噩噩的‘社畜’。”
我敬了他一碗食堂里免费的蛋花汤,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似乎想要喝掉所有的不甘。
这次回厦门后,袁立没有再回岳母家住。他本想干脆先自己租个房子,却突然从堂弟处得到了好消息:堂弟要从公司职工宿舍搬出来与女友同住,所以那暂时空出来的宿舍,可以免费借给袁立栖身。于是,他二话不说便搬了过去,开始了独居生活。
那间宿舍隔音差,条件简陋,但住在那儿几年时间里,袁立的生活似乎轻松了些。平时小唐带元元住在岳母家,周六送孩子去爷爷奶奶家玩,周日一家三口才能相聚,所以,“每天下了班游戏想打就打”。我老婆对他们的评论则是:“这种‘丧偶式育儿’,真亏小唐能忍。”
有时在公司,袁立跟我讨论起最近上映的电影时,我不由得叹了口气说:“我跟老婆好久都没有去过电影院了。”
“也是,你们是自己带孩子。”袁立拍拍我的肩,“其实,你别看我这样,我压力比你们大多了。你们父母能帮衬着在岛内买房子,而且还不跟你们一起住,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女儿是你的小棉袄,平时多加会班就发语音说‘我想你’之类的,可你知道我儿子说啥?”
“说啥?”我喜滋滋地喝了口水,觉得自家女儿甚好。
“他说,‘他心目里最喜欢的亲人排名’里,我只排在第四。”
“第一是谁?”
“是阿嬷。”他垂头丧气地回答。
“你跟儿子不住在一起,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安慰道。
“如今这个世道,若是没有房子,你甚至无法尽到父亲的责任。”袁立摇了摇头,“我堂弟那个宿舍,也是朝不保夕,只要他们公司领导一发话,我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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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种原因的驱使下,虽然厦门的房价仍在继续上涨,但袁立并没有停止四处留意合适的房源。
2016年1月底,他高兴地告诉我,他通过熟人渠道发现一套在售的单身公寓,虽然是“老破小”,但是地段很好,价钱也很公道,就算不用来自住,作为投资买入,也有极大的升值空间,是难得的好房源。
此前,他已经卖掉了岛外房子的车位,又把老家的房子挂在中介出售,只是永安的房子迟迟没有买家。火急火燎着急筹钱的他,想起了他爸还有一笔投资在外的钱,便硬着头皮去找老爷子帮忙。
不问不知道,一问他才得知,原来他爸是把积蓄借给朋友去“投资农场”,而那个叔叔是个不折不扣的“老赖”,多年来都以生意失败为由拖着不肯还钱。他爸是一个在外讲义气、要面子的人,这几十万块钱,从未放下面子去催讨过一次。就算买房急需用钱,他也只是客客气气地打电话问了问朋友,对方自然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还,他也就作罢了。
袁立通过这事,彻底看清了他爸:“他的这笔钱是要不回来了,在买房这件事上,我不会再对他抱任何幻想。”
从那之后,他便长住在堂弟宿舍,过起单身汉式的自由生活。好在小唐对此并没有太大怨言——我想或许她从小就已经习惯了父亲的缺位,所以对于丈夫的要求也不高,每周只要能出现两天便足矣。
期间,袁立也看过好几次房,可惜并没找到合适的。价格便宜的面积太小不够住,而看得上眼的又负担不起。他也考虑过一家人租个房子住,但小唐的态度让他打消了念头:“我们土生土长的厦门人,是不可能租房子住的。”
于是,袁立在那间单身宿舍里一住就是快3年。



6


2019年,厦门房价继续水涨船高,袁立也越来越沉不住气,上班时都显得心烦意乱。这些年因为孩子的病,他们小两口也没多少存款,他非常担心地跟我说:“照现在的房价走势,再这样观望下去,也许我永远也买不起房子了。”
10月,袁立偶然看到了一张楼盘传单,注意到一套岛外在建中的soho商住楼。户型正是他理想中的小两室,因为楼盘属性特殊,所以价格非常便宜,首付只要70万就能拿下。
老家的房子已经卖了出去,但因为是他爸单位早年分的老公房,面积小,也卖不上价。袁立又从发小那里借了25万,再加上父母给的小10万块、卖车位的钱以及一些存款,东拼西凑凑够了首付,终于拿下了这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跟小唐一起去拿证时,袁立让她在房产证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清楚记得,当时她签字的手有些颤抖,但眼睛里却特别开心”。
为了庆祝买房,袁立办了个小小的家庭聚会。快40岁的人了,喝了很多酒,还是会絮絮叨叨地跟我提起他小时候的事。
“小时候,每当我吵着要买什么东西,我妈都会告诉我‘家里很穷,买了我们就吃不上饭了’。她只要这么一说,我再想要什么也不敢开口了。因为这件事,上学时我一直都很自卑,有时晚上还会担心得睡不着觉。直到大学毕业后,我偶然看到家里的存折后才知道,我妈一直在骗我,我们家虽不富,但也并不缺钱花——小唐也是,她从小父母离婚,小时候几乎没有一样属于自己的东西。她和我一样,都是内心没有安全感的人。要说我们父母真的做错了什么吗?其实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我们好,只是同时造成的伤害更多。”
我也跟他坦言,当时自己和老婆都觉得他们“太过现实,无法长久”,或许是我们看错了。
“买下一间房子,在里面随心所欲地生活”,这大概是许多人倾尽一生也想完成的梦。对于袁立和小唐来说,如今它似乎已经尘埃落定,总算彼此都有了一份心安。虽然距离交房尚有一段时间,后续还有装修等一大堆杂事,但入住指日可待,用袁立的话来说,“就连在宿舍里睡觉都比以前踏实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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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是,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爆发,袁立的堂弟公司领导发话,疫情期间出于安全考虑,所有员工家属必须立刻搬出宿舍,不得延误到第二天,否则后果自负。
得到消息的那天晚上,袁立和我一加完班就赶回他宿舍,联手连夜搬家。我们从岛内开车到岛外,来来回回总共运了3趟,一直搬到半夜12点多,才把行李全部搬回他之前的婚房。
“折腾了这么久,又回到了起点。”把车停在小区的临时停车位时,袁立无不讽刺地轻声说,“你做好心理准备,我爸肯定没好话。”
果然,我们前脚刚踏进家门,后脚他就跟父母大吵了一架,
“看看你这几年,买了多少花哨不实用的东西!家里没地方放,你明天就去处理掉!”
“我的东西谁也不能动!”
许久没见面,袁立和父母之间的隔阂与积怨似乎更深了,吵架成为了他们与彼此沟通关系的最主要方式。看到爷俩情绪激动的样子,我也不好插手,放下东西后就悄悄离开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袁立很少跟我提起家里的事。我看得出他在极尽克制,尽量不再跟他爸闹矛盾,毕竟马上就能搬进自己的房子了,也算心里有个盼头。
袁立的心安还没有持续多久,房子就出了事。2020年11月,就在房子即将完工的时候,“开发商虚假宣传”“资金链断裂”等字眼,突然出现在他所在的业主微信群里,让他和小唐都傻眼了。
原来这套楼盘是名副其实的写字楼,根本不具备居住功能,开发商本想钻个空子,打着“商住房”的擦边球,低调地销售、完工、入住了事,可没想到此时政府一纸红头文件,严厉禁止此类楼盘以居住功能出售,于是整个工程便停滞了下来。与此同时,开发商还遇到了资金问题,迟迟无法结清工程队的尾款,没有支付尾款,工程队就不可能开具消防证明,而没有这份证明,房子便无法给政府验收。
眼看房子到了约定好的入住期,银行卡里的贷款也每月都在扣,可却被告知房子无法入住,业主们在微信群里闹翻了天。
“有人说要维权,有人说要跟开发商打官司,可是翻开合同一看,各种霸王条款写得清清楚楚,就算告了也打不赢。”袁立头痛地说。
接下来的事情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无路可走的业主们跑去开发商大门口聚集、闹事,袁立因为工作太忙走不开,所以一次也没去过,倒是小唐被人怂恿着去过几次。2021年4月,听说激愤的业主们在聚集时引发了冲突斗殴,开发商报了警,好多人被警方带走。自此,袁立便嘱咐小唐以后再也别去凑热闹了。
在此事悬而未决的那一年里,袁立几次对我说,他“几乎感觉无望了”,也许血汗钱就此打了水漂。尽管心里不是滋味,但在这僵持不下的局面里,他也无计可施,每天除了上班,就是苦苦等消息。
好在,10月时小区业主群里突然传出喜讯,说事情有了转机——由于部分业主们不懈聚集发声,事情越闹越大,开发商不想让事件继续发酵,同时也想继续卖掉剩余的房子,于是主动交纳了一大笔罚金,一举解决了消防问题,房子的入住看到了希望。
1个月后,我看到袁立跟刚结婚的同事讨论新家的橱具。他跟我说,新房的全套家具,都是他按照自己的喜好一一挑选购买的。
“明年年底之前,应该就能住进去了。”说这话的时候,袁立的语气很确凿,显得如释重负。
“你爸妈怎么说?他们应该也挺开心吧?”我问。
“我爸妈?不提还好,我妈每次提到这个房子就大骂开发商害人。她埋怨我当时不应该图便宜,给自己找麻烦,还说就算入住了,也可能还会遇上别的问题。”
“别跟你妈吵了,装没听见就是。”
“我本来想说,‘不便宜买得起吗?这房子也是图便宜买的,你们不是住得很好吗?’”袁立冷笑了一下,“但是,话到嘴边却懒得说出口。你说得对,我装没听见,埋头吃饭就好了。”
“那你爸呢?”
“我爸一句话也没说。自从做核酸排队时闹过一次后,他就开始经常回避我,不怎么跟我讲话了。说实在的,不说话让我们的关系融洽了不少。”
袁立那天最后说,在家里,他偶尔会悄悄看向他爸,看他爸一个人端着碗,坐在茶几上默默地吃饭,挺拔的身板已经有些佝偻了。这个老头看起来熟悉又陌生,但好歹也是撑起“家”的肩膀。虽然永远高高在上,冷酷不近人情,但也完成了一个中国式家长的“责任”——自己折腾快20年,最终买了套看起来属于自己房子,还是得靠他。
袁立觉得,他爸可能是他“永远都走不出的一座山”了。他知道,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自己也会成为儿子元元的“山”。如果儿子能健康长大,他也将肩负起给儿子一个“家”的责任。只不过,他希望在元元的眼里,自己能成为一座温柔的“山”吧。
(文中人物、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伊宁


彼 端

彼端箜篌,渐疏渐响。

我心犹炽,不灭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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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4 09:4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对门,是他人生一块干不了的疤 | 住在人间

 傲土 人间theLivings  2022-02-24 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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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这一切的错还是归咎到了赵心安身上,要是当初能有资格换到小高层,现在还至于跟这些乌七八糟的人成为对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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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装台》剧照




住在人间丨连载



1


赵心安最近确实有点烦,就连到东湖上的芦苇荡里看鸟拍鸟的兴致也没有了。
飞去了半年多的红嘴鸥这些天又飞回来了,成群结队,漫天翻飞,喳喳和鸣。随着小区周围生态环境的改善,鸟与人的关系仿佛比人与人更加亲近了。小区周边的燕鸽湖、孔雀湖、鸽笛湖、樟子湖,都又成了拍客们的天堂。那些戏称“鸟人”的摄影爱好者三三两两,长枪短炮,举着食物,逗着飞鸟,摆着造型,拍着照片,发着朋友圈。
要是搁在以往,赵心安肯定早早穿上军绿色的摄影马甲,戴上略略泛黄的拉风遮阳帽,背上相机,穿梭在晨曦晚霞中了。
去年红嘴鸥来的时候,赵心安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小区摄影协会里的一个爱喝点小酒的瘦朋友,搞来了一台无人机,遥控着在空中拍了很多精彩照片,令人震撼。其中有一张令人惊叹叫绝——空中俯视下的湖水,曲桥卧波,柳岸成荫,婉如一面雅致小提琴,和展翅飞吻的一对红嘴鸥,正好巧妙构成一个“琴声情韵”的意境。
赵心安顿时诗情涌动,吟出了一首《爱的翅膀》,这首诗在微信群里互相转发,赞声不断,据说小区南门边上的那个红嘴鸥饭店的老板也看上了,还专门请他们吃了饭,让学校安全科里的贺鬼才谱了曲,制成了MV呢。
那种快乐,怎么说呢,名利世俗场难觅踪影啊!赵心安常常这样感慨。他原打算再攒点钱,提高提高自己摄影装备的档次——无人机再说吧,搞个好点的变焦镜头还是应该的。
工作调整后的这几年,赵心安再也不想粘在学校了。他觉得,为了名利、职称、职位,勾心斗角,真没什么意思。相较那些八面玲珑、圆滑钻营的人,你算个什么鸟呢?倒不如真去做个“鸟人”,脱去一身世俗繁杂,静心教书,有时间就去亲近亲近自然,观一观云蒸霞蔚,品一品群鸟翻飞,那才叫“拉风”呢。
但世上的事往往就这么不遂人愿。去年8月,单位里突然进驻了巡视组,几年来的财务账单逐个审查,不合理的津补贴、曾经发放的不合规定的各种费用,一律整改清退。多年来,办公室经手的违规超标接待也要整顿,能找到具体人的,谁花费谁清理;找不到具体人的,当时谁经手谁负责清退。
这让赵心安着实烦恼,尽管两年前新来的校长已经把他从办公室调整到了教学岗位,但曾经经手的账必须由他来消化处理。这几年他瞒着媳妇利用工资外的津补贴也攒了点私房钱,刚咬牙偷偷买了个单反相机,没想到现在又要给人退钱,一万多,哪里整去?现在事情弄复杂了,有嘴也说不清了。
这让赵心安哪还有什么心思拍鸟呢?



2


媳妇的脸拉下来,竖着眉,吊着嘴,睡到主卧对门的书房里去了。以往多少次闹别扭,赵心安都能一觉睡到了天亮。但这次他睡不着了,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对门的呼噜声如大海的波浪一般起起落落,从容淡定,没有丝毫的烦躁和不安。从这样的节奏来看,这婆娘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铁了心又能如何?爱闹就闹呗。看看你能闹出个什么名堂。对门,对门,这半辈子你除了拿对门说事,然后摔了门,躲到卧室的对门去,过日子你还有没有新创意了?赵心安心里念叨着。
赵心安与媳妇的这次分居,并不是因为他瞒着媳妇藏了私房钱买相机的事。那天他本打算在晚上给媳妇把这个事讲明——自己的工资卡一直在媳妇手里,要从上面支出一笔数额不小的钱来,不经过媳妇的“审计”怎么能行呢?
下午,他提前回家,到小区的超市里买了媳妇爱吃的鸡爪子和面片,打算给媳妇做一顿自己最擅长的蘑菇炒面。为了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他还积极地打扫了屋子,在茶几上摆了盆插花,然后换上了他的那套宽松的粉色睡衣,腰间系带的那种——希望能给媳妇一个惊喜。
就在赵心安畅想媳妇回家来看到收拾整洁的屋子、看到花、看到自己爱吃的鸡爪子、看到那盘香喷喷的蘑菇小揪面该怎样欣喜的时候,门铃响了。
一个20来岁的姑娘敲开了赵心安的家门,隔着防盗门,只露出了上半身,羞怯怯地问:“大叔,我的手机没电了,我想借你家的电话用一下。”
这个姑娘薄薄一层头茬,像是个光着头的尼姑,人倒是从没见过。赵心安有点惊诧,小区里传的一幕幕诈骗情景,似乎就发生在眼前了。
“大叔,不好意思,我是您家对门的,您看。”姑娘指了指对面开着的大门,“第一次见您,打扰您了,我的手机没有话费了,又不能出门,想借您电话叫我奶奶给我缴点话费。”
“我家没有座机。”赵心安很警惕。
“那麻烦您用手机给我奶奶打个电话行吗?”
“你奶奶?”赵心安问。
“噢,她以前就在这里住,你们应该认识的,四川人,爷爷姓余。”
“噢,你是老余的孙女啊?”赵心安觉得自己的警惕多余了,老余原来是他们对门的邻居,经常笑呵呵的。
赵心安开了门,姑娘进到屋里来了。她脚上穿着一双棉拖鞋,身上也穿着一件粉色的棉布睡衣,外面披着一件薄薄的外套。“爷爷奶奶把我从山东接过来才几天,跟你们还不认识呢,听奶奶说,您是老师”。
这下,赵心安的疑虑彻底打消了——前些日子,老余和老伴硬是把租出去的房子收回来了,说要把房子简单装一装,收拾收拾,儿媳要带着大孙女回来住一段时间。他们刷了墙,换了门,还添置了几样新家具。
姑娘就坐在赵心安收拾整齐的沙发上,用赵心安的手机给他奶奶打了电话,然后又看了看屋里的绿植,欣赏了赵心安摆在茶几上的那盆盛开的花,“真好,真好”。她正准备走,关着的门被推开了,赵心安的媳妇回来了,惊诧地立在了门口。
“这是对门的小余,借我的手机打个电话。”赵心安解释道。
“阿姨回来了,不好意思,打扰了,叔叔谢谢你啊,我先过去了。”姑娘闪进对门。
赵心安畅想了一下午的温馨情景没有出现。媳妇在屋里环视了一周,看到了应该看到的,可是没有丝毫的惊喜,最后,她的目光集中到了赵心安那身粉色睡衣上了。她上下打量了几遍,意味深长地说:“屋子收拾了!花摆上了,睡衣都穿上啦……”
那天晚上,赵心安的蘑菇炒面没有做成,屋子里很压抑。他三番五次地解释,没有得到一丝回应。那盒开了封的鸡爪子,媳妇动也没动,先是坐在沙发上发呆,然后到主卧对门的书房里睡去了。
“切,惯用的招法,又耍起了与年龄不相符的小性子!”赵心安边啃着鸡爪子边这样想。“神经病,啥年龄了,还耍这种性子?毛病!”
其实,赵心安心里明白,这次媳妇闹别扭,根本原因不是小姑娘和自己都穿了粉色睡衣。他了解媳妇,这几年只要一提到对门,她自然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高兴。
这事还得从20年前说起。



3


1999年,赵心安一家进了城,随着单位从毛乌素沙漠边上的戈壁滩,搬到省城东郊的这个小区。现在住的这套房就是当年单位的分房,80多平米,三室两厅,一楼,是当时全小区最好的房子,比起滩上的“窝棚”,简直就是天壤之别,赵心安还清楚地记着当年媳妇刚住进这房子时激动高兴的样子。
那时对门住的王老师是赵心安的同事,当年分房的时候,赵心安因为跨了个办公室干事的边,多加了分,有了挑选靠里一户的资格,对门这户东把头的房子就留给了王老师。
王老师很随和,是教数学的,在学校里被誉为“教授”,见人就咪咪一笑,低调不张扬,媳妇是小区医院里的牙医,面善,性子坦坦的,做事很有耐心。两口子都爱运动,很恩爱。
赵心安与王老师一家做了10年的对门邻居。这期间,他的生活平静祥和,儿子很懂事,学习一直不错,用不了花钱补课。他媳妇给人寿公司卖保险,也常常笑呵呵的,对生活很满足。
赵心安和王老师都是大学毕业,同一年参加工作,同一年评上“中教一级”,同一年到线参加中教高级的职称评定,评定那年,全校给了4个名额,文理科各2个。赵心安在文科组本来有望,但没想到从外面调来了一个副校长也要参评,赵心安争取剩下的一个名额无果,而理科组的王老师毫无争议通过了;第二年,学校移交给地方管理,新来的领导听取老师的意见,强调晋级评优倾斜给一线教师,身兼办公室干事的赵心安,因为教学成绩比别人弱一点,又没有通过。
到了2008年,小区又新扩建了几个区,盖了一些大面积的小高层,全部用来提供给各单位住房不达标的“高工”。学校里分了几十套,粥少人多,论资排队,没资格的赵心安,就看着王老师一家欢欢喜喜地搬走住到小高层去了。
赵心安非常恼火,找领导理论,没想到新领导对他的工作并不怎么认可,劝他为了顺利评职称,干脆回到教学岗位上去。赵心安心里明白,这是因为学校移交、级别升格,办公室中层安排有了矛盾,不被领导认可和信任,还在办公室待着有什么意思?
赵心安就这样又回到了教学岗位上,带两个普通班的语文。他评上了高工以后,买了台单反相机,爱上了摄影,不想黏在学校了。
因为这,媳妇没少给赵心安吊脸子:
“都是一个学校的,你看看人家对门!”
“当个干事,本身就是服务人的,还耍什么个性?”
“人家都削尖头往上钻,你却图自己清净。”
这些话说得赵心安常有一种孤独感,“对门”这个概念,成了他人生一块干不了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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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的房子带有福利性质,一家只能一套,水电暖物业费均有企业“暗补”(对内划拨,职工仅缴纳超出的部分)。赵心安动过在外面买房的念头,但他发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媳妇似乎只是对他的生活态度有间歇性的不满罢了,“对门”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的一把盐。
王老师一家搬走后,搬进对门的是退休职工老余,70多岁了,四川人。老头常笑眯眯的,不大爱说话,常骑个小小的三轮车买菜买肉。他老伴很精干,爱说爱笑。老两口子晚上并不常在这里住,他们在南北两个卧室里放了两张麻将桌,白天一边做各种腌菜泡菜,一边经营着这两桌麻将。
因为白天上班,赵心安并没有觉得这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倒是媳妇却越来越闷闷不乐了,说楼门口常有些不务正业的闲人,说楼道里常怪味难闻,说你看看人家王老师……对门换了人,但“对门”这把盐的味道似乎越来越重了。
一天,赵心安特意找到老余,委婉地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意思。他觉得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休要失了人情”。老余也没有多少话,一直是笑眯眯的,不急不躁,像一尊矍瘦版的笑佛。
第二天晚上,老余的老伴刘姨就到赵心安家里来了,瓶瓶罐罐的,提了一大包东西,用浓浓的四川口音对赵心安媳妇说:“贾老师,我今天还是想打扰一下子你嘛,你看看,不好意思地,搬到你们对门,也没有来看看你。我自己做的腌菜泡菜还有些面酱,拿了点给你们尝尝。”
她说着就把一包东西放在了赵心安家的餐桌上了,转头又看到了餐桌上放的半瓶酒,笑着说:“贾老师爱喝酒啊,好啊,我有好的。”说着就转身出了门,回到自己家,不一会儿,抱出一小坛药酒来,“这是我自己泡的好酒,里面有苁蓉、锁阳、枸杞,我们每年都泡了自己喝,对人身体很好咧!”
刘姨的热情让赵心安不知所措,倒是他媳妇很镇定,扶着刘姨在沙发上坐下来了:“你看你,都是对门的邻居,您过来转转,还客气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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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刘姨看到了赵心安正在读高中的儿子,动情地给赵心安两口子讲:
“对门的这套房子,不是分给我们老两口的,是分给我小儿子的,我的小儿子原来是×厂的职工,特别好的一个孩子,爱笑爱唱爱玩,对什么都感兴趣。有一年在钓鱼的时候,一条大鱼挣脱了,鱼线弹到电线上了,人触了电。后来人虽然抢救过来了,但瘫痪了。这算不了工伤,按理说,人家单位是不给分房子的,是考虑到我家的困难,这才把人家住过的旧房子分给了我们一套。
“儿子出事后,儿媳妇带着我那小孙子走了,我那小孙子才两岁,我们留也没法留,总不能让人家一个年轻轻的女人,陪着这么一个瘫傻的人过一辈子吧?我们老两口现在跟我的瘫儿子住在二区的房子里,那是老余分的,老余退休前是油田的钻井工。
“我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在胜利油田。我是个家属,原来做点生意,开饭馆、做买卖,啥子都干,儿子出事后,要照顾他,啥子也干不成了。我们家原来那点积蓄全部花到儿子的康复治疗上了,多少年来效果不大子明显,我还是得想办法给他治。
“我们家老余,他脾气好,倒给我省心,啥子时候都乐呵呵的,给我涨精神。要不是(这样),我一个女人家哪子能抗得住嘛?都花了快一百万了,唉,没办法啊,有人说明知结果就是这样,当初就应该放弃治疗——咋能不治呢,我是他妈啊,宁可被他气死、累死,也总比想他死强吧?
“现在儿子好些了,站不起来,但吃喝可以自理了。我的小孙子渐渐长起来了,跟着他妈在城里生活也不容易,我想以后把他们再叫回来,就让他们住在对门的这套房子里,虽然已经离了婚,儿媳妇迟早要嫁人,但孙子还是我们的孙子。
“我现在晚上在二区家里照料儿子,白天在你们对门给几个超市、饭店加工点腌菜、泡菜,屋里顺便放了两张桌子,给我们四川老乡打打小麻将,靠这样弄点收入贴补家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唉,那句话咋子说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赵心安没有听明白这句话,他反复问了几遍。他媳妇却早已被刘姨的故事触动了,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擦眼泪。
自此以后,对门与赵心安家来往异常亲近,刘姨常到赵心安家来,教赵心安的老婆泡菜、制酱,买了坛子腌制糖蒜、自酿葡萄酒,赵心安出于人情来往,也常到对门去,看一会儿别人打麻将。
赵心安的媳妇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拿“对门”说事,“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两人常常用这句话提醒对方。



4


然而,这样的祥和又因为对门打破了。
赵心安清楚地记得那是暑假的一天,特别热,他正光着膀子躺在沙发上翻看他们摄影驴友在兵沟沙滩上拍的美女照片,突然门铃响了,还伴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赵心安开了门,就看到一个小媳妇抱着个孩子慌慌张张地从对门跑进来了,并且快速关上了门:“大哥,帮个忙,让我在你家先躲躲吧,我老公找来了!”
赵心安曾经几次在对门见过这个小媳妇,染着微黄的头发,人长得倒也耐看。小媳妇是个家属,老公是个工人,常年在野外。
“还没到休假怎能就突然回来了?”小媳妇边说着,边撩起了衣襟给怀里的孩子喂奶,突然意识到了屋子里有赵心安在,又下意识地捂住了。
“分明是搞突然袭击,故意来查我的岗的。儿子你可千万不要哭啊。”她说着,隔着衣襟把奶头塞到孩子的嘴里。
不久,对面传来了男子粗暴的敲门声,小媳妇把纤巧的手指放在嘴上示意赵心安小声。过了一会儿,对门的门似乎开了。
“王茜茜在不在?”
“不在?”
“真不在?”
听上去男子似乎进了对门,大概走了一圈又出来了。
“天天他妈的打麻将,天天他妈的打麻将,还能过不能过?还能过不能过?”他在楼门口嘟囔了一阵,又走了。
小媳妇又向赵心安努了努嘴,示意他到阳台看一看,赵心安跑到阳台,看到一个精瘦高挑的小伙子开着一辆越野车走了。
赵心安哪里经历过这样的事,等他回过神来,才觉得今天的这事真叫不靠谱——假如这小媳妇被堵在自己屋里,这怎么收场?直到这时,赵心安这时才发现自己还光着膀子,赶紧找了件T恤套上。
“你快走吧。”他说。
“他还没走远,再稍微等等。”
“你抱着孩子打麻将?”
“怎么了?又没人带。他就知道在外边钻井,哪里在意我天天怎么过。”小媳妇没有觉得这样不妥。
“你走吧,要是我媳妇突然回来,那我就说不清了。”赵心安说。
“你媳妇也不信任你?人都咋的了,我家那个也是这样,我就打个麻将解解闷,他就常怀疑我这个那个,人都咋的了?”
小媳妇站起来了,对赵心安莞尔一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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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心安心猿意马了整整一下午,这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段疑似艳遇的经历,像是小说中才出现的离奇而刺激的故事。晚上在与媳妇完成“家庭作业”之后,他兴奋地昏了头,决定把这段故事分享给她。
媳妇都已经把头枕到赵心安的臂弯里了,刚洗过的蓬松软滑的长发还带着一丝说不清的香味。在这种浪漫的氛围中,赵心安开始讲起了下午的事。
“下午,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一个……”他故意卖了个关子,通通吐吐不说了。
“一个啥?快说一个啥呀?”
“一个小媳妇子慌慌张张跑到家里了。”
“切,在做梦吧,还一个小媳妇子,沙滩里拍了几张光膀子女人像,睡到沙发上就做开梦了。”媳妇伸手摸摸赵心安的额头,她对赵心安拍女人照片不高兴,但不直接说,常常冷不丁地带出话来。
“你不要老拿你的逻辑来判断一切,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你不会相信,但它是真的。”赵心安改变了玩笑的口气,把那个故事认认真真讲了一遍。
“我感觉今天我挽救了一个家庭呢,那男的好像气坏了,要是真正见了面,我估计一顿暴打是免不了的。”
“那女的,我看她还没有当回事呢,坐在沙发上一边向我使眼色,一边还撩起衣服给娃娃喂奶呢。”
赵心安的媳妇慢慢把头从赵心安的臂弯里移开了,一脸怒气,狠狠盯着赵心安的脸。
“呸!”她突然暴躁了。
“四川小媳妇子怎么会跑到一个陌生人家里?”
“还毫无顾忌地当着你的面喂奶?”
“你还挽救了一个家庭?那男的咋没冲进来把你们砍了呢。”
“怪不得这些天你就爱到对门去,原来是对门有个四川小媳妇。”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赵心安措不及手,目瞪口呆。他原本想在讲完故事之后重点要谈的诸如珍惜生活、珍惜拥有一类的人生哲理,现在都没有办法开口了。
“人家喂奶是为了不让孩子哭!人家喂奶是为了不让孩子哭!”情急之下,赵心安这样辩解着,等他稍微清醒一点,他开始发誓赌咒,说要是自己心里真有鬼,再傻也不能傻到毫无顾忌、毫无隐瞒地给媳妇讲这样的故事吧?
赵心安的媳妇从床头拉过来了睡衣穿上了,流着泪又数落了一番:
“住在这里憋屈死人了,光是对门就让人受的了。”
“人家个个都在谋个发展呢,你一天到晚却忙着沾花惹草拍女人呢。”
媳妇甩起长发气冲冲地摔门到卧室对门的书房里睡去了。赵心安的故事没有讲完,他感到,对门好像就是自己躲不开的宿命。



5


老余老两口很快就搬走了,刘姨说有人向居委会反映了,说他们在家开麻将馆,不合规,扰民。她在小区外的小市场里又租了房子,想在那开个合规的小麻将馆。没办法,儿子要花钱,不干也没啥子办法。
谁反映的呢?赵心安心里嘀咕了好一阵子。
他们搬走以后,赵心安过了一段清净的日子,但没有过多久,媳妇就说:“对门看样子租出去了。”
这一次来对门住进来的是一对年轻人,30来岁,带着一个上幼儿园的小男孩。小两口脾气不好,爱吵架,动不动就摔门砸东西,那小男孩常在屋子里哭,害得赵心安老提心吊胆的。
但他媳妇却没有像他那样敏感烦躁,她神秘地对赵心安说:“对门那个小媳妇可厉害了,我可见识了。今天那男的回来,一进门就被小媳妇劈头盖脸的来了一顿。‘这彩票是谁买的?这彩票是谁买的?一天几十,一天几十,你他妈还想过不过?’我听到‘啪’地一声,好像耳光扇过去了!”
“别人打架看把你兴奋的。”赵心安淡淡地说。
“女人收拾男人,让他服服帖帖的,我倒还是头一次见。”
“怎么,你想学吗?”
“我们不高兴了,冷战分居,黏黏糊糊,你看人家骂一场,打一架,该吃吃,该喝喝,多干脆利落。”
自从劝了一次架后,赵心安的媳妇渐渐同对门小媳妇熟络了。后来,赵心安对这小两口的了解、特别是对对门小媳妇的了解,完全来源于自己媳妇。
对门的小伙子好像在哪个私人企业做事,企业效益不好,有一年世界杯,偶尔买了一次足彩,没想到中了1万多块,从此迷上了买彩票,畅想有一天中了大奖,也能买一套带电梯的小高层。小媳妇没有正式工作,卖过服装,推销过保险,好像还在做什么微商。据说他们还在小区租了一间小商铺,做什么女用品牌的折扣店。
小媳妇也常常到赵心安家里来,带一些衣服让赵心安媳妇试穿,不是那种时兴的面料和款式,折扣很低。媳妇也常常让赵心安参谋,有时晚上一件一件穿,一件一件问,稍不注意,赵心安就被视为“应付差事”,为此他很头痛。
“男人就是甘蔗,开始挺甜,嚼一嚼就没有味道了,剩下的都是渣滓。”
“一天老想着买彩票中奖,我的未来都给整到彩票里去了,我嫁给他真是瞎了眼了。”
“男人的话鬼才相信呢,有几句是真的呢?”
赵心安的媳妇常常把对门女人的这些“至理名言”说给赵心安听,说赵心安娶了自己,分明是中了一注大乐透。
对门女人有时也过来给赵心安的媳妇推荐什么保健品、艾灸棒,弄的那段时间屋里常有艾草烟熏的味道。赵心安正告他媳妇,不要再跟对门来往了,又因为这个,跟媳妇着实嚷了一架。
赵心安的媳妇终究还是没有学到对门女人的泼辣,又习惯性地睡到卧室对门的书房去了,分床了五六天。
说到底,这一切的错还是归咎到了赵心安身上,要是当初能有资格换到小高层,现在还至于跟这些乌七八糟的人成为对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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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门的小两口住了不到一年就搬走了,走的头一天还大吵了两架。
第一架是在那天中午,老余骑着三轮车带着刘姨来了,他们把对门小媳妇堵在了房子里,刘姨说:“你这也太不像话了,房租啥子都半年多没交啦,是打算白住啊?”
小媳妇坚持说自己交了一部分,剩下的等下月一定交。
“你交给谁啦?你交啥子了嘛?”刘姨追问,气势汹汹的。小媳妇很狼狈,无奈之下将包里的1000多块钱都掏给了老余。
第二架是在那天下午,赵心安的媳妇说,小媳妇子把小伙子找回来了,问房租交到哪里了,小伙子先说交了,后来又说老家有急用,先挪用了,再后来,说那交房租的钱都买了彩票了……那天,对门动静很大,摔了很多东西,小伙子也没有先前那样隐忍了,他冲出门走了,小媳妇子一只鞋扔了出来,砸到了对门赵心安家的门上。
“这日子咋过呀?”赵心安的媳妇长叹道。
赵心安却真切地感觉到对门成了自己的心病了。
小两口搬走以后,对门的房子又先后租给了三拨人住:先是又一对小夫妻在房子里办校外辅导班,每到晚上娃娃们吵吵闹闹,一个多月后被警告了,搬走了;后来又住进了一个老妇人,近70岁了,是燕庆街边的一个拆迁户,家里几个孩子常常到这里来和她理论,因为房产分配吵吵嚷嚷不消停;再后来,又被一帮电力工人合租,变成了他们定期聚会的酒场。
赵心安一直不得安宁,他媳妇的情绪随着对门丰富的节奏起伏变化着,她到卧室对面的书房睡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赵心安常躺在冷清的床上琢磨。唉,一晃荡又快20年了,周遭空落落的,人生就像一瞥惊醒的梦。



6


这次因为老余的孙女,赵心安的媳妇在对面书房里睡了几天,有一天突然又回到赵心安的床上了,她说她碰到了这栋楼上隔壁单元的那个爱笑的小媳妇了,她惊了一大跳。
那个小媳妇曾是赵心安这栋楼里茶余饭后的话题——10多年前,年轻漂亮的她出乎大家意料地嫁给了初中的一个离异老师。那个老师的前妻带着女儿,跟着原来教育处的一个领导走了西安,这个年轻爱笑的女孩那时还是学校临时聘用的代课教师,后来两个人走到了一起,还非常的恩爱,又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赵心安媳妇说,那个小媳妇带着一头假发,面容枯黄憔悴,说自己得了乳腺癌,已经做了几轮化疗了。
这给赵心安的媳妇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她开始关注她的乳房了,比关心住房更为强烈。她开始常常躺在床上不停地摸自己的胸脯,还把赵心安的手拉过去:“你摸摸这儿有没有硬块?”
“软塌塌的一对荷包蛋,哪有什么硬块啊?你莫不是在找借口吧?”赵心安就这样幸福地与媳妇开着玩笑。
在这笑声中,那头痛的退款也都不是什么事了。赵心安的媳妇少了怨怒,也开始关注对门老余那个尼姑一样的孙女了,挺漂亮的一个女娃,眉清目秀的,怎么就理了个光头呢?
老余两口子天天来给孙女送饭,见了赵心安也不说什么话。那姑娘很少出门,有时候能见到她穿着睡衣在屋里走动。
“现在社会什么人没有,女的理光头耍酷,不是什么稀罕事。”赵心安说。
“躲在屋子里耍什么酷,这个姑娘一定有事。”赵心安的媳妇坚定的说。
“感情受到打击了,然后削发明志?或者看破红尘了出家了。”
“拉倒吧,出嫁都没出嫁呢,出什么家啊?”


------
有一天晚上,媳妇伤感地告诉赵心安,那个尼姑一样的文静姑娘回山东了,她有病。
“她奶奶说,她有病,皮肤病,在山东已经治了几个疗程了,头发都掉光了,老余两口子心疼孙女,专门接过来住了一段时间。她怕风。”
“姑娘是学美术的,喜欢画画,在对门画了很多,爷爷、奶奶,还有坐在轮椅上的舅舅,她都给画了,个个都是灿烂的笑容。”
“她奶奶流着泪说,她的这个闺女可坚强了,就爱笑。”
“我感觉她得的不是皮肤病……”
……
对门再也没有租出去,刘姨说为那点租金操心、太麻烦划不来,再说她孙女以后回来还要住,儿子再恢复几年也可以搬过来住,房子虽然小了点旧了点,但是也是个家啊。
赵心安没想到这一次,对门对他媳妇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爱打麻将的小媳妇,常吵架的小夫妻,她都渐渐淡忘了,只有那尼姑一样的姑娘,她常常念念不忘。

“那个文静的姑娘啥时候再住到对门呢?”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实习 | 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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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25 12:5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城中心烂尾楼,吞噬了上百个普通家庭的生活 | 住在人间

 周玥 人间theLivings  2022-03-25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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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想不通,明明买的时候五证齐全,都是审核通过的房子,怎么说烂尾就烂尾……每个环节看着都没责任,但其实每个环节都有责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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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相爱相亲》剧照




住在人间丨连载



那天,我在手机上刷到了一条本地的短视频。画面里,一扇破旧的施工铁门紧锁着,镜头透过铁门缝隙,拍到了围墙内的一片杂草。高楼已经停工,下面支了两个大型帐篷,旁边的牵绳上还挂着洗净的衣服。很明显,有人住在这里。

我把这条视频转给一位做房地产自媒体的朋友,她回复说:“万国二期,我听过这个项目,烂尾3年毫无进展……”

没过几天,当我们重新看这条视频时,发现它已经被删除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和朋友约着一起去实地看看。



1


那天我们到达万国二期的工地时,惊讶地发现它位于H城的中心地带,距离西二环最热闹的商场仅几百米。

工地上的脚手架、塔吊等设施还没有拆除,似乎随时都能复工。大概是因为所处地段实在好,不知情的人从外面看,会觉得它完全不像一个深陷危机的楼盘,反而会产生一种“即便烂尾,也能很快被消化掉”的错觉。

然而几年过去,万国二期的楼体依然是一副“骨架”。残破的工程绿网随风飘荡,裸露的窗口像一只只空洞的眼睛。到了夜晚,在周围商圈的灯光映衬下,只会更加黑暗,那些密集的窗口就化为一个个巨大的无底洞,吞掉了上百个普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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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败的烂尾楼(作者供图)

我们走近,发现施工铁门敞开着,一位穿着素净的老太太正弯腰在楼前采摘野花野草。见到两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老人并没表现出反感。她说自己是万国二期烂尾楼的业主之一,叫李青。

李青梳着简单的低马尾辫,瘦瘦小小,动作利索,如果只看背影,不大像是快60岁的人。她指指不远处——她的丈夫大齐正在工地内走圈锻炼。大齐穿着一身运动服,看上去却没什么精神,步伐还有些踉跄。

李青说,从城市边缘搬到中心地段曾是他们夫妻俩的一个盼头,结果用掉半生积蓄买了万国二期的房子,换来的却是糟心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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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有一个儿子,他结婚时没有购房,一家人挤住在旧房里。旧房在西四环外,离市中心较远,面积小、没电梯,但一家人和谐相处,欢乐从未因此而减少。

2017年,李青和大齐退了休,儿子儿媳涨了工资,生活稳定;儿媳又生了个健健康康的孩子。一家人的生活幸福、安逸。每天老两口都会抱着孙子下楼散步,一次李青下楼时没踩稳,幸好走在前面的大齐反应快,一把撑住了老伴和孙子。孩子没事,可李青的脚却崴了,脚踝肿得老高。

李青养伤期间,大齐有了“买个带电梯的新房子”的想法,他说:“我们上下楼梯越来越吃力,也该改善改善生活了。”

李青的第一反应是反对,她觉得眼下有房子住还要买房,是花冤枉钱。但她心里也清楚,现在这个屋子太小,老人勉强住,年轻人肯定嫌挤;另一方面,旧房附近没有好学校,要是以儿子儿媳的名义买房,将来孙子上学就不愁了。

对于工薪家庭来说,买房的花销算是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支出。家里几口人共同商议决定,把旧房卖掉凑首付,其余的钱走贷款,儿子儿媳承诺未来每月还房贷。期间,一家人就暂时租房过渡——这个决定并不草率,周围很多手头紧张的人都这么干。

2018年春节过后,李青家的旧房信息挂到了网上,她和大齐开始在城里看新房。他们先把选择范围圈在儿子儿媳单位附近,但实际考察后发现,那边生活气息太弱,而且连看两处楼盘,售楼部都没有出示完整的“五证”。一家说:“只差一个证了,在走程序,马上就能办下来。”另一家说:“今年下半年,公司重点会转到二期新的售楼部,到时候‘五证’肯定是全的,但价格会上调。现在一期就剩几套了,您现在买,等于是享受最大折扣。”

李青和大齐是警惕性较高的购房者,对于“五证”不全的楼盘,无论价格多吸引人,他们都不考虑。从冬到夏,他们跑遍了H城的意向楼盘,要么已售罄,要么配套不足,要么价格远超预算,总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看多了,两人还产生了紧迫感——本地房价节节攀升,他们觉得,如果再不买,往后可能更买不起了。



2


H城并不是一个百分百按环线体现房产价值的城市。比如西二环整体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一些楼盘的价格反比三环的某项目还要低一些——当然,低也是相对的,比如这个主打“低价”、吸引了很多中低收入人群的万国二期,1万6一平的价格,也足以掏空普通家庭大部分、甚至所有的积蓄。

李青夫妇也来到了万国二期的售楼处——这里地段不错,位于生活氛围浓厚的西二环边;价格较为适中,周围学校、医院、商场等配套样样齐全;“五证”更是完整地公布在销售大厅内,唯一的缺点是期房。

“叔叔阿姨尽管放心,我们一期业主都已顺利入住,二期计划在明年完工。”销售一边介绍,一边带李青和大齐带到样板间参观。

样板间的设计以白绿两色为主基调,看起来十分清爽。再加上一期业主们的真实生活就近在窗外,李青几乎当场就要畅想未来了。

回家之后,老两口赶紧把自己听到、看到的告诉儿子儿媳。儿子有些犹豫,他更青睐大牌开发商,觉得“万国”是本地的小开发商,不稳妥。可他上网搜索了这家公司,看到的基本都是正面消息,“五证”齐全,也使他放松了戒备。

到最后,他妥协了,觉得父母年纪大了,就随他们心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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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万国二期正式开盘,仅仅几天时间,200余套房被抢购了90%以上。李青喜悦地计算着,按照约定的交房时间,不到一年半,他们一家人就能住进新房了。

就在不久前,她家的旧房已经顺利出售。大齐算了一笔账,卖房款不仅能付新房30%以上的首付,还有余钱供一家人租1年的房子。

2018年的整个秋天,李青和大齐除了带孙子,剩余时间就是在打包物品。他们住了几十年的家,东西似乎越收拾越多。大大小小的旧物李青都舍不得扔,哪怕是一只瓷盘、一把勺子,她都要用报纸一件件包好,小心放进纸盒里。

11月,一家五口从旧房搬离,住进离万国二期不远的一处老小区里。在出租屋里安顿下来以后,大齐感到疑惑:怎么还没接到办理新房网签备案的通知呢?他多次打电话询问“万国”的销售,对方的回应都是:“有部分业主已经办理了,未办理的业主需要等通知,在年底前后会有消息。”

到了2019年1月,大齐坐不住了,他拿着购房认筹书、房款收据等相关资料,去售楼部想详细问问情况。他在售楼部现场遇到几位业主,也都是来问网签程序的。

年轻的工作人员答复他们:“这边采取分批办理的形式,不可能每个人来就进行单独办理。”

业主们对这种态度相当不满,但也勉强接受了“再等等”的建议。毕竟春节临近,中国人有啥事都可以等到过了年再说。



3


过完春节,到了3月,大齐又一次来到售楼部。这次“万国”的工作人员不再像以前那么迂回了,而是直接告知:“我们公司遇到了紧急事件,必须处理完才能进行网签。”

可“紧急事件”到底是什么事?对方没有说。

十几位业主摸不着头脑,就当场建了一个微信群,约好在群里互通消息。回出租屋的路上,大齐隐隐意识到“出问题了”。到家后,他把老伴李青也拉进了群。

试图推进网签备案的业主们每天都会在群里交流想法,后来有人说,“万国”正在处理一期项目的官司——他们调整了建筑面积计算方式,要求一期的业主补差价;还有人说,“万国”私自更换了一期的物业,想自己赚这笔钱,还涨了物业费,结果被业主起诉了。

“这些都不算蛮严重的事吧?”心存侥幸的李青对大齐说,“可能是我们精神太紧张了。”

直到一天晚上,一名业主在群里发了一份判决书,最后一段清楚地写着:“2018年12月29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万国公司在参加土地使用权司法拍卖时存在与其他竞买人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或其他竞买人利益的情形为据,依法撤销拍卖,并查封‘万国二期’项目中的房产及项下土地使用权……”

李青和大齐反复读了几遍才反应过来——在他们购房后的第三个月,还没建好的房子就被查封了,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看到消息,有的业主情绪激动,在群里破口大骂,更多人瞬间沉默了,他们无法相信这种看似只会出现在新闻里的事,会像一只突然飞落的铅球砸到自己的头上。

这天晚上,李青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上午,她昏昏沉沉地赶到万国二期的工地,看见戴着安全帽的工人还在高空劳作,和以前并没什么两样。她的心里得到了一点安慰:“楼的外部主体都快完工了,又能出多大的事呢?”

她期待事情发生转机,就打算先瞒儿子儿媳一段时间,但消息传得很快,儿子第二天就知道了,并判断“凶多吉少”。李青让他不要瞎说,儿子烦躁地解释:“查封的后面肯定有一堆理不清楚的关系,还有一堆乱账。现在我们看能不能想办法快点脱身!”

大齐听着这些话,眼神呆滞地坐在一边,不吭声。


------

很快,有业主发现“万国”在某写字楼租的办公场所已经空无一人。情急之下,业主联络了本地的电视台,准备到售楼部做报道。

工作人员以“还在打官司”为由,许下了几句空头承诺。业主反问:“要不是我们自己在网上看到文件,你们只怕是不打算把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吧?”

记者又现场联系市房管所,对方回应:“目前万国公司的说法是在7月前了结这场官司,了结后才能给业主办理网签备案,我们这边会督促他们加快速度把官司打完。”

媒体介入后,事情也并无实质进展,业主们只能继续等待。每天,大家轮流到售楼部“站岗”,遇到前来询问二期网签事项的业主,就拉进微信群。就这样,100多个倒霉蛋陆续聚在了一起。

在等官司完结期间,业主们搜索大量信息,还原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原来,万国二期使用的那块地原属于一家叫“兴汇”的公司。在2015年年初,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该地块,“万国”以不到5800万元的“最高价”竞得该土地的使用权——这个价格仅高出起拍价20万元,远低于它的实际价值。

之后,“万国”顺利取得该宗土地不动产登记权证,办理了规划、建管等相关手续,启动项目建设……“兴汇”方面十分不满,以“拍卖价明显低于市场价”为由,上诉至法院。此后几年,“兴汇”的老板搜集到了“万国”的法人和某法官及评估公司在司法拍卖活动中恶意串通的证据。这些证据错综复杂,大致指向“万国”的法人花重金,或威逼、或利诱竞争对手,令其在竞拍当日不举牌竞价。

李青和大齐还吃惊地发现,万国二期被查封后,“万国”的法人又被曝出了多项“老赖”行为,他被限制高消费数量近150次,相关法律诉讼近2000起,万国二期的官司只是其中的一个。



4


到了7月,官司仍未了结。万国二期已全面停工,连之前做做样子的工人都没了踪影。业主们没有办法,就在售楼处拉横幅要求退钱,对方派出保安驱赶他们。

“在网上买东西,货不对版都能要求退,现在我们买到烂尾楼还成惹事的了?”李青质问来没收横幅的保安。

保安面无表情地说:“你跟我们讲没有用,我们只管维持秩序。”

业主们又想到找专业律师,分头去咨询了三四位律师后,发现说法各异,不过倒是有个隐晦的共识:这个项目的锁链太繁杂,还涉及到政府、法院等部门,有些环节“不能去动”。业主打官司,只会浪费大量的精力和钱,意义不大。

几个月的等待,等来的全是僵局,李青感到有些绝望。她想起一个业主在群里说的话:“如果烂尾楼是多米诺骨牌,业主永远是倒塌时,压在最底下的那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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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李青曾在政府门前看到过很多哭诉的上访者,那时的她只觉得他们太夸张。如今,快60岁的李青跟着几十位业主去信访,才明白有些人是真的只剩这条路可走。

信访并不顺利。一开始,他们连负责人的影子都见不着,对方不是在出差就是外调了。后来也许是担心舆论影响不好,H市政府成立了专班负责对接万国二期的业主们。可一个工作人员直说:“说实话,成立专班就是希望能帮你们快速解决。但法院查封了房子,政府不能干预司法,所以暂时什么都动不了。”

信访近5个月,烂尾楼原封不动地立在那里,一切毫无起色。可每次回家,面对大齐满怀期待地询问,李青总会忍不住编点积极的话安慰他,她不想刺激老伴的情绪。

大齐参与业主们组织的维权活动不多,他得在家照看孙子,而且他的身体也不允许。如今,他走路变得跌跌撞撞,晚上的睡眠质量也差,每天晚上几乎都是想着房子的事入睡,不到3小时就会猛然惊醒。

很多次,李青凌晨起夜,都会看到大齐站在出租屋的阳台上,沉默地面对着窗外的一片漆黑。



5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2020年除夕这天晚上,一家五口吃年饭时,李青给自己倒满一小杯白酒,在心里许了几个关于房子的心愿。孙子在饭桌上“咿咿呀呀”的,大人们则笼罩在愁云惨雾中,一桌菜最后根本没动几筷子。

更大的变数还在后面。新冠疫情导致封城,救护车、警车的声音不时在窗外响起,街上几乎没有一个人。

万国二期业主微信群里有两位业主不幸染病,其中一人前一天还在发消息,第二天就不在了。他在这个群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一定要把房子拿到,几代人的血汗钱,不能就这么白白丢了啊!”

有一阵子,对疫情的恐慌冲淡了李青原有的坏情绪。然而当她一想起房子,又会遭到恐慌和坏情绪的双重打击,越发感到无助。2020年3月,本是约定交房的日子,可现实是交房遥遥无期,人还被关在家里。

儿子儿媳因疫情工资砍半,加上连续数月每天24小时待在一起,一家人变得极易动怒。儿子把气撒在父母头上:“自从买了这个房子,就没遇到过好事。要你们不买这里,非要买!旧房子也卖了,现在连个窝都没了。”

听着家人争吵,大齐压抑已久的情绪突然失控,他嚎啕大哭,语无伦次地说:“我真的想不通,明明买的时候‘五证’齐全,都是审核通过的房子,怎么说烂尾就烂尾……每个环节看着都没责任,但其实每个环节都有责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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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万国一期被选为H市“防疫优秀小区”,电视台来做了宣传报道,但很少有人关注到作为镜头背景的万国二期烂尾楼。解封后,部分小区还不允许居民出门,等李青他们再次集聚信访,已是2020年的夏天了。

这次来的业主明显更多了,李青见到了一个新面孔小杨。小杨来自偏远农村,在H城读完大学后,响应落户政策留在这里,决定在此安家。务农的父母拿出了所有积蓄,又找亲戚借了一圈,才让他付了首付。

与李青他们不同的是,小杨已办完网签手续,这意味着他每月要还6000多元的贷款。疫情期间公司发不出工资,小杨曾尝试断供,但很快就接到电话:“若再次逾期,名下银行卡均将被冻结。”

小杨压力很大,但他什么也没对家里说,只计算着自己的积蓄大概还能撑多久。这次他参加信访,诉求跟大家是一样的:要求开发商尽快归还购房款,并给到应得的补偿。他希望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与银行解除贷款合同。不过一旦解除合同,已付房款可能更难追回了……

疫情使这座城市所有的办事流程变得缓慢,直到冬天,大家才收到明确回复:“工作专班多次要求万国公司对二期购房业主进行退款补偿,但目前项目预收款大部分已用于工程款、缴纳相关税费和银行贷款利息,暂不具备支付业主退款补偿的能力。”

其实,业主们早就听到了传言。本该在项目监管账户中的预收款,并没有做到“专款专用”,早被挪走了,至于挪向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6


在业主群中,与小杨家境相似的年轻人还有好几个。他们每人每月还贷款加房租的支出少则六七千,多则上万元,只有节衣缩食拼命工作,才能勉强付清这些费用。

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一些撑不住的人就打算铤而走险,去住烂尾楼——这样至少能省一笔房租。

2021年春节过后,他们想办法打开了项目工地的围墙铁门。工地上矗立着未完工的住宅楼、公寓楼,中间是一小片荒地,堆放着杂物和锈蚀的钢筋,灰扑扑的杂草长得比人高,远处还有一座没修完的凉亭。

业主们商量了一下,计划共同出资出力,在原本入户大厅的地方安装两顶大帐篷。每个帐篷里放10套铁架高低床,算临时的房间。后来,又有业主拿来自家的锅碗瓢盆、米油酱料。入住的第一晚,大家一起做了一顿简易的大锅饭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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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们搭的厨房(作者供图)

就这样,十几个业主陆续住进了烂尾楼,年纪最大的一位75岁。没有电,大家凑钱买一台小型发电机对付;风大,就在帐篷上再钉一层帆布;厕所离得远,晚上结伴前行……工地上的水龙头只能保证生活基本用水,如果想洗澡,就要自己想办法。

一周后,相关人员前来劝退,大概是为了避免激烈冲突,对方没有强行赶人。不过自那天以后,业主们但凡有什么新打算,比如挂横幅之类,都会提前接到严肃警告,提醒他们接下来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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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白天没事,住在附近的李青和大齐会来到烂尾楼,义务帮那些去上班的年轻人看守他们的“家”。李青会帮大家做做卫生,也会在荒地上采一些野花野草,插在瓶子里,试图给简陋的居住环境带来一点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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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尾楼里的花(作者供图)

在最炎热的夏天,小杨离开了烂尾楼,他担心睡眠差影响白天上班,就咬牙租了两个月的房。等天气稍稍转凉,他又赶紧退租搬回来,“多在这住一个月,就能多省一个月房租”。

不知不觉,小杨在这里熬过了四季,也瘦了15斤。他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一天半夜,大风把帐篷刮得呼呼作响,后又传来警笛声,小杨紧张地问同伴:“会不会是警察知道了,要来赶我们?”

75岁的爹爹说:“怕个什么,犯法的又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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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大齐被确诊为抑郁症,需要服用药物治疗。他的孙子已经上了幼儿园,小孩模仿能力很强,“骗子”这个词不时会脱口而出。

李青了解过,用钢筋水泥建造的房屋一定要有人住或用重物增压,它的材质才稳固。而空置的烂尾楼即使没有遭遇地震之类的天灾,材质也会渐渐劣化。

就算万国二期有朝一日复工,她也不确定这栋房子的质量能否达标。又或者最终退了款,但再想以1万6的价格买新房,也不可能买到这种好地段了。

不管是哪种结局,似乎都在指向深渊。

从决定买房的那年算起,4年已经过去了,有时李青觉得这4年好像有十几年那么漫长。她总是回想起2018年的春节,他们一家人生活在旧房子里,每天有说有笑的。

新的一年又要到了,城市晚上的灯光秀闪烁得更加耀眼,有一栋楼的彩色灯光组合成了“新年快乐”的字样。李青拍下这幅画面,发到了业主群里。她心想:这么明亮的灯光,究竟什么时候能照进我们这片阴暗的角落呢?



后记


直到现在,李青和几位业主还坚持每月信访四五次。这期间,“万国”的法人因强迫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处罚人民币2万元。

后续业主们收到了有关部门的回复,称万国二期项目涉及多轮轮候查封,工作专班正积极协调各方,寻求化解途径和办法,“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分阶段解除查封工作,以利购房群体能够顺利办理网签备案”。

然而事情具体解决到哪一步,“最短时间”是多久,没有人有说明。 
楼盘项目、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伊宁



周 玥

路边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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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23 11:4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30年前,我的父母是中国第一代房奴 | 住在人间

 小李飞道 人间theLivings  2022-04-21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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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这个集资房充满了瑕疵,不过,父母认为这房子比我们住的小房好多了,至少它的厕所在屋内,外人上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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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少年巴比伦》电影剧照





住在人间丨连载



1


1989年,父亲从山里的伐木厂调到了县城的工厂,母亲依旧要留在山里工作。父亲不愿离开她,但母亲态度坚决,还发了火:“儿子7岁了,如果进不了县城读更好的小学,长大后会像我们一样吃没文化的亏!”

为了成为“有文化”的人,7岁的我离开母亲和伙伴,随父亲进了县城。父亲选择了去县里的国营印刷厂,他有自己的理由:印刷厂印书籍,儿子天天有免费的书看,怎能不成材?其实,我更希望父亲选择城北的罐头厂,那里生产午餐肉、红烧肉罐头。

父亲报到时,印刷厂的公房已经住满了,他只能去厂外租房。父亲找到故交老何。老何早他几年来县城,靠做木材生意起了家,在城郊结合部的马路边购地建了两层砖楼,有4间房。

那时的人不在乎公路上的嘈杂与扬起的灰尘,房子总建在路边,可能只是单纯地想离公路上偶尔行驶的汽车更近一些——当时,汽车是小县城的人所能见到的最具现代化的物件了。

父亲对老何竖起了大拇指:“几年不见,真了不起!”这句话既表达了佩服,又隐含了降低房租的期待。

老何却只顾自夸:“两层楼算什么?这只是开始,等生意做大了,我修六层楼。”

父亲饶有兴致地听老何吹嘘了半天,以为房租优惠有望,谁知末了,老何拉住父亲的手,笑着说房租的事得和他老婆去谈,他管不着。最终房租还算是优惠了,每月60元——父亲当时的月薪是140多。

就这样,我和父亲住进了老何家二楼的一个40平米的单间。上楼要经过一段没有护栏、没有电灯的楼梯,悬空的楼梯下面是一条淌着污水、散发阵阵恶臭的排水沟。走这段路没人会开心,除了我。因为父亲发明了一个属于我俩的游戏——每当要爬楼梯了,他就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于是我俩深吸一口气,开始憋气爬楼梯,谁先吐气谁就输了。父亲总在到达家门口时弯腰摸胸,难受地说:“哎,受不了了,你赢了!”

那时我放学到家,父亲常常还没有下班。我没钥匙,就站在二楼的阳台上数路上的汽车。之前我生活在乡下,哪见过这么多车?等我数到天色转暗,父亲就回来了。

一个寒冷的冬夜,到了晚上9点父亲还未回,我进不了屋,就坐在地上,背靠房门等。楼道里寒风袭来,我缩成一团,瑟瑟发抖。老何的两个女儿让我去她们家,我摇头说我要等爸爸。

她们强行将我拽走,到了晚上10点,她们让我一起睡。我突然想母亲了,我快一年没见她了,于是哭了起来。何家大姐姐诚实而冷酷地说:“你妈在另一个县的大山里,离这里有2天车程呢。”我又哭着要父亲,何家小姐姐说:“你爸爸在加班。”

看我悲伤不已,她们提议分别扮演我的父母,我才停止了哭泣。


------

一年后,印刷厂的家属楼终于空出了一间房,我和父亲可以搬进厂里住了。印刷厂位于县郊,工厂前门通向县城,后门外是一片能听见蝉鸣蛙叫的农田,再远处是连绵不绝的山。

新家在一栋六层砖楼,一楼,面积不到20平米,采光、通风都是全楼最差的。屋子里只有一个小房间和一个地窖般的厨房,家具只有两架床、两个衣柜和若干个桌椅板凳。

我想,之前这些家具摆在老何家40平米的单间里已显得拥挤,这小房间怎么放得下?显然,我低估了父亲,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搬家具,经过一系列折叠拼凑、排列组合,所有家具都顺利地进了屋。我相信,就是再来一架飞机,父亲也能拆了它塞进房间。

父亲还在屋内留出了一条弯弯曲曲、异常狭窄的过道。要想安全通过,得使身体在两处地方呈“S”状。早上,我睡眼朦胧地走过过道,脑袋撞到箱子或柜子伸出的一角,发出“砰”的一声。我愤怒地要求将撞人的家具换个位置,父亲摇头说不行,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已是最优组合了。

我大失所望,觉得印刷厂的公房还不如老何的房子住得舒服。父亲拉我走到窗边,指着窗外说,前面的车间外边有个废品池,里面丢的都是残次的印刷品,有故事书、儿童连环画,谁都可以捡。

我仔细一看,果然有个红砖堆砌的池子,顿时来了兴趣。

父亲又说:“你说如果有连环画,这栋楼里的小孩,谁离那个池子最近?”

“当然是我!我要去捡。”

几天后,我果然在池子里捡到了故事书,但并没有小朋友和我抢。我兴奋地跑回家看了几页,发现有几页缺了,还有几页字迹模糊。

父亲指自己的脑袋说:“你看,我们看故事书是为了激发想象。这些空白处,你正好可以发挥想象,你想让主人公怎样,他就怎样,这多好。”



2


和以前的国企一样,印刷厂也是“企业办社会”的理念,厂内有食堂、职工诊所、家属住宅楼、幼儿园等各种配套设施。

我家的房子原本有两间房,但其中一间被隔壁占了做幼儿园,10多个工人的小孩就读于此。我希望自家再多一间房,于是对幼儿园充满敌意,期盼它早日垮掉。

每天,我在家能听到隔壁的声音,刘老师教小朋友们朗朗上口的儿歌,讲情节曲折的格林童话,还带孩子们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我对此惊奇不已——之前我在山里读过幼儿园,那里的老师从不讲这些,他们的工作标准只是确保小朋友们活下去。每次父母来接我放学,见我四肢还在,就谢天谢地。

我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确特殊。门外过道拐弯是杜阿姨的卤肉摊,她老公是本厂的工人,她无业,就摆摊补贴家用。吃饭时,过道的风把卤猪头肉的香味带进我的鼻孔,我嘴里嚼的白菜萝卜都显得寡淡无味了。

我端碗走出去,坐在卤肉摊旁的石凳上,一边刨饭,一边假装对卤肉摊视而不见。等杜阿姨不忙了,她就将卖剩的一小块边角肉夹给我。每次我都一脸惊讶,连连推辞,但杜阿姨说卖不完也要扔,我只好勉为其难地递碗接肉,再若无其事地回家,接着关门狼吞虎咽。

我家门外的过道是楼上住户出入的必经之地。为了透气,我家大门总敞开着,可能是出于好奇,路人常不自觉地向我家瞥一眼。有些不懂事的小孩甚至会驻足观看,仿佛我家是个动物园,我和父亲是两个灵长类动物。这时,父亲就走过去,“啪”的一声关门。但不到一刻钟,他又去把门打开。他想通了,与其在沉闷的屋内受罪,还不如做一只享受新鲜空气的灵长类动物。

我期盼母亲能早日来县城团聚,父亲也一直在想办法,但困难重重。等了4年,我读四年级时,母亲才调到县城来。冬天,我们一家三口在小屋里烤火取暖,门外的寒风吹进来,父亲就起身将门关上。但关了门,屋里煤味浓,惹人咳嗽,父亲又去开门。就这样反复地开门关门,父亲忙得像个陀螺。

我忍不住抱怨房子小,母亲望着炉里燃烧的炭圆,笑着说越小的房子越暖和。父亲也想换更大的房子,他找过厂领导,但领导说得再等等,僧多粥少,很多职工都等着换房。

父亲脸皮薄,他找了领导两三次,就不好意思再去了。


------

我在工厂子弟中颇受欢迎,也要归功于我家常打开的大门。

有时我正在吃饭,有小孩来找我,又怕我爸训斥不敢喊,就假装路人来回经过门口,吹个口哨或跺个脚。听到信号,我匆匆刨几筷子饭便丢下碗冲出屋去,身后传来父亲的责备,我也顾不得了。我就像24小时便利店那样一直处于“营业”状态,大家叫我“随叫随到男孩”。

找我玩的多是男孩,邻居李丽是其中唯一的女孩。她和我同龄,住五楼,每天都要含着雪糕或棒棒糖经过我家门口。她常停住脚步,倚在我家的门框上看电视,我就说:“你家彩电不看,我家黑白电视有什么好看的?”

李丽偶尔会问我她胖吗?因为胖,她常被一些男孩笑话。可能是我看多了习惯了,只觉得她是微胖,而且她皮肤白净,有一双大眼睛,如果瘦下来会挺漂亮。有时我安慰她,说胖一点的女生更漂亮。“我妈就胖,我爱我妈。”我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但她听完,会狠狠地瞪着我:“你是在说我胖?”

“一点都不胖。”我盯着她手里捏着的一块钱人民币,知道只要这样回答,她就会请我吃雪糕。父母很少给我零花钱,李丽每次来找我,只要脸上挂着微笑,我就知道她有钱。

五年级暑假的一天傍晚,我正看电视,门外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李丽。她把我叫出去,从包里掏出10块钱,我大吃一惊,不知她从哪儿搞来这样一笔巨款。李丽示意我不要声张,让我和她一起去吃麻辣串。

我猜她之前一定先找过厂里最帅的唐羽,又找过厂长的儿子余勇,被拒绝后才来找我的。我当然毫不迟疑地答应同她去,又建议去玩玩电子游戏。

我拉着她的手在游戏厅里窜来窜去,兴奋地给她介绍每台游戏机的玩法和我的作战记录。其他人好奇地看着我们,因为游戏厅很少会有女孩子出现。李丽买了好多游戏币,把我的裤兜塞得满满的。我全神贯注玩完一局,抬头发现她不在。当我惊慌失措,准备去找她时,她含着一根雪糕,面带微笑地出现了,接着又把另一根雪糕塞进我嘴里。

那是个美妙的夜晚,我多希望钱不会用完,游戏厅永不打烊。因为在20多小时后,我将在家里听到楼上的李丽发出凄厉的哭声。她被父母暴打,我心惊胆战,生怕她父母找来我家。听母亲说,李丽偷了家里的10块钱被发现了。她妈问她钱花在哪里了,和谁一起花的,李丽怎么也不肯说,于是挨了打。她像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保护了我这个“地下党员”。



3


印刷厂的小房子承载了我童年的记忆,其中很多记忆都跟厕所有关。

我家的厕所很奇特,它不在屋内,而是在过道上。厕所门与我家大门之间相隔不到1米,且朝同一个方向。从外观上看,仿佛我家和它正好组成了一男一女两间厕所。

因为位置特殊,过路的人都可以使用我家的厕所。但不是每个借用的人都会记得便后要冲水,也不是每个人都记得要从内侧锁门。有时我急匆匆地去厕所,拉开门发现里面蹲了一个人。如果是个大叔,他会冲我尴尬一笑,说不好意思,马上就完;如果是个阿姨,她就像受惊的猫头鹰一样瞪着眼睛,惊慌失措。我镇定地一手遮眼,一手关门,然后进屋告诉父母,厕所里有阿姨。

父亲义愤填膺:“真是岂有此理,我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母亲吼道:“你敢!”

有天晚上11点,我们正在睡觉,听到外面有人不停地撞厕所门,感觉快要撞破了。母亲很生气,穿上衣服出去,发现是楼上的一个邻居喝醉了。母亲大声呵斥他:“搞啥子?不要撞!”

“老子要上厕所!”那个醉汉也很生气,说着就朝母亲扑了过来。母亲抓起旁边的晾衣杆抵住他,又操起铁衣架猛敲他的头。

男人的惨叫声引来了两个邻居劝架,我和父亲松了口气,幸好有人来,不然以母亲的性格,那人狗头不保。邻居告诉醉汉,这女人惹不得,惹毛了她要拿刀砍人,醉汉这才骂骂咧咧地走开。

第二天,醉汉来我家道歉,母亲铁青着脸告诉他:“我家厕所是很小、很破,人人可以用,但谁要破坏它,我和他拼命!”

这间厕所给我家带来了不少麻烦,当然也影响到了我。小孩之间吵架最擅长说对方的痛处,一次我和厂领导的儿子吵了起来,他说我家住在厕所里,臭气熏天。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骂我了,我没当回事。但这个男孩颇有人缘,他找来几个女生助阵,其中就有李丽。李丽是被强拉来的,她低着头,不安地躲避着我的目光。

在众人的唾沫中,我垂头丧气地回家,扑进母亲的怀里哭了:“他们说我家是厕所!”

母亲用手擦掉我的眼泪,后来她说,就是在那一天,她下定决心要买房。


------

为了买房,母亲去县城里转了一圈,便失望而归。当时县城里没有商品房,有私人修的独栋房,但手续不全,她不敢买。

到了1994年,印刷厂的家属区拆了几间平房,空出了一块地。厂里开大会,说以后再也没有福利房分了,要想住好房,只有集资建房这一条路。他们打算让职工自愿集资,在空地上盖一栋高6层、共18户的楼房。

现在看来,这个集资房充满了瑕疵:它没有产权,到今天都没有办到证;它设计不合理,几乎是挨着两旁的大楼拔地而起,采光和通风欠佳;阳台过大,占用了过多面积……不过,我父母认为这房子比我们住的小房好多了,至少它的厕所在屋内,外人上不了。

这栋房子分3个价,三到五楼价格最高,二楼和六楼便宜一点,一楼最低也要1万8。鉴于大家普遍没钱,厂里说可以在交房前的2年内,分3次付清房款。

当时我家的存款只有2千元,又没有银行按揭贷款。父母每月工资加一起只有200多,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一年最多能存1千多元,想买房,要存10多年才够。最后,父亲只好找遍乡下的所有亲戚借了5千元,加上存款,一共凑了7千交首付,定下了二楼最小的一套户型。

多年以后,母亲说父亲是中国的“第一代房奴”。



4


从父母决定买房的那一刻起,我家便开启了精打细算的模式。该怎样形容一个本就很节约的家庭,因欠了一笔巨债而更加节约了呢?我想到父亲那件穿了10多年都舍不得丢掉的中山装,又想起母亲10年都没有再吃过她最爱的路边摊卖的酸辣粉。

大概有5年的时间,父亲规定家里3天才能吃一次肉。我反对,父亲说报纸上写少吃肉能保持身体健康,预防高血压。那张报纸我看过,是一个美国人说的,于是我深信不疑,抓起晾衣杆跑向厨房,欲将挂在墙上的腊肉挑走扔了。父亲在后面大声阻止,说我们可以吃肉。我回过头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全家是低血压。”

吃饭时,若一盘菜里有肉丝,父母总先让我吃够。我丢下筷子,他们才会动那盘菜,但往往里面已经没有肉了,只剩下油水和几根残留的菜叶。这时,父亲就将整盘油水倒进母亲的碗里,给她拌饭吃。

父亲进印刷厂时已经42岁了。他文化不高,又无特长,在厂里几乎没有前途可言。他也不强求,只想当个合格的普通工人。有时工厂里来了订单,时间紧,任务重,需要连续几个通宵加班。国企的正式工吃大锅饭,每月的工资是大头,没人愿意为了那点加班费去折磨自己的身体。但父亲要还房债,他主动带班,领着10多个临时工通宵加班完成任务。那些临时工多是进城的农民,之前在乡下挑粪种田,不嫌加班费低。

有时我会陪父亲加班,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把车间里压纸板、订纸箱的车床当成变形金刚,在上边爬上跳下。玩腻了,又如美猴王一般开始巡花果山——仓库里那一大片堆积如山的纸箱。

父亲虽依稀有了些白发,但精力旺盛,动作敏捷,体力、精神丝毫不输年轻人。由于连续通宵加班,经常有工人打瞌睡,但机器是不打瞌睡的,有的工人迷迷糊糊地将纸板送入机器,自己的手指也鬼使神差地跟了进去。在工厂里,手指被切断的事故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危及手臂。

到了半夜,父亲依然专注地将纸板一件一件送入机器。他的后脑勺像长了眼睛一样,头也不转,直接吼道:“小王!不要睡觉!”

为了盖过嘈杂的机器声,他的吼声如狮吼一般。小王猛地一惊,睁开朦胧的双眼。他额头上的汗冒了出来,用既后怕又感激的眼神望着我父亲。

几年下来,父亲熬夜加了不少班,10根指头还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主要归功于他在工作时始终坚定信念:手指千万不能断,断了就不能摸麻将了。

闲暇时,父亲靠在家里的椅子上,抿一口最爱的糖开水,怡然自得地望着墙上贴着的各种奖状:“先进工作者李远禄同志”、“1994年度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生产者”……这些都是他透支身体换来的,在不知不觉中,也埋下了严重的健康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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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我家终于搬进了新房。不久之后,父亲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市医院的医生说是长期劳累所致,建议他去省城看病。于是,父母借钱去成都的华西医院看病,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

白天我在学校上课,去亲戚家吃饭,晚上回家睡觉。新房有宽敞的客厅,我再不用担心头被撞了。我也有了自己的卧室,但没有父母的新房显得空荡荡的。晚上我难以入眠,担心从未去过大城市的父母会在成都迷路。他们那么节约,肯定舍不得打车,用满口土话问路,成都人能听懂吗?父亲的病能治好吗?

我不禁怀念起小房里的日子,一家三口围在火炉旁,母亲说越小的房子越暖和。看来,母亲是对的,当初若是不买房,父亲就不会那么累,就不会生病了。

一个月后,我放学时回到我家楼下,抬头看到二楼窗户打开了,有烟冒出来,那是烧炭圆做饭的信号。家里有人了,我激动地喊了一声“妈”,我妈答应了,我的泪水就流了下来。我冲上二楼,冲向那个新房子,那一刻我明白了,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



5


1995年,全市迎来国企下岗潮。印刷厂的效益急转直下,工人的收入随之降低。父亲的心脏病稳住了,但需要长期吃药,也不能干重活,于是厂里劝他办理病退,这意味着以后他只能拿到极少的生活费。

父亲晚上睡不着,他喃喃自语,说儿子刚考上重点中学,自己就不上班了,这怎么行?第二天他就带着承诺书去找厂领导,那上面写着他是自己坚持带病上班的,如果出了问题,不关单位的事。父亲说他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厂领导研究后,把他调到了较轻松的岗位,在厂门口当门卫。

现在想来,厂领导能善待我家,是因为父母的口碑和好人缘。

父亲干工作尽职尽责,任劳任怨,每年都被评先进。母亲性格开朗,与邻为善,能织各种流行花样的漂亮毛衣。厂里的阿姨们常买一口袋毛线交给她,一两周后,母亲就将这些毛线变成一件件漂亮的毛衣,阿姨们要给工钱,母亲总推辞不要。

父亲成了门卫后,家里的日子还是一样过。平常要靠药物维持,病犯了就去住院,一年有一两次。病情刚有好转,他就跳下床,在病房外的过道上慢跑几步,原地跳跳,笑着对母亲说:“你看,我好了,快回家去!”

父亲说医院住起来不舒服,还是睡家里踏实。我们知道,他是担心多花钱。回家休息没几天,父亲又吵着要去上班,他跟母亲开玩笑:“我要早点去挣钱,给儿子存钱将来读大学。”

那几年,真不知道是怎样度过的,家里不但要还房债,父亲还要吃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在银行存了一个子女教育的定期储蓄,在我考上大学时才能取。

他们坚信,几年后我一定会考上一所好大学。即使后来我没考上重点高中,几乎放弃未来时,父母还是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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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新房7年后,我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大学,离开了家。父亲在厂里碰到熟人,跟别人聊天都会说:“我儿子读的本科专业好,将来能找个好工作。”

次数多了,弄得别人都厌烦了。我说父亲虚荣,搞得好像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我就对不起整个印刷厂似的。

此后,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就是寒暑假都要先在学校里多玩几天电脑游戏再回家。家里的日子比从前好过了,炒菜时放的肉丝也足够多,但母亲依然喜欢用油水拌饭吃,说这么多油不能浪费。

读了大学的我像是懂了很多知识,觉得母亲思想落后。一次吃饭,母亲端起盘子,欲将盘里剩下的油水倒进碗里。我猛地放下碗筷,朝她吼道:“我说过多少次了!菜盘里的油不能泡饭,这样容易得高血脂。”

母亲端盘子的手僵在空中,随后缓缓放下盘子,眼里有些歉意,低声说“以后不了,不了”,眼里有些湿润。

每到冬天,父亲犯心脏病的次数就会增多,去了医院,还是急着要回去。母亲在电话里说:“你爸每次病好了都会说,等儿子把大学读完,将来找个好工作,挣了钱给他一些打麻将。”

我读大三的那年冬天,父亲从医院回到家,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他再没有机会开玩笑了。大学毕业后,我问母亲,父亲常说我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在他眼中什么是好工作?母亲说:“你爸一辈子最崇拜的是他当公务员的表哥。”

后来,我考了公务员。工作后,回老家的次数就更少了。再后来,母亲和继父也离开了印刷厂的那个房子,搬到了我工作的县城。

老房子被租了出去,每年的几千元租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那时我想存钱在工作的县城买房,父亲留下的老房子,似乎在履行他未尽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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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回了一次老家的印刷厂。厂外的农田已变成了一个个最新的高档商品房小区。破旧的厂子就像一座被人遗忘的孤岛,与四周的环境格格不入。

儿时的伙伴说,有好几个开发商看中了印刷厂的这块地,但厂区和家属区连片,改造面积大,涉及人口多,职工诉求复杂,几次拆迁补偿谈判都没谈拢。

我走到我家楼下,望着二楼那被租户封了窗户的阳台,默默不语。之后,我又去了父亲刚搬进印刷厂时住的那套单间——房子的外墙更烂了,走廊的厕所依旧是外人可以随便上。

朋友说,这房里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有个儿子,他们刚从乡镇搬来。朋友突然想过去上个厕所,我拦住他,认真地说:“那是别人家的厕所,不要去。”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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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29 05:5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消失的北光明街,是我追求光明的起点 | 住在人间

 百纳 人间theLivings  2022-04-29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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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历经世事,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我知道那些黑暗与不公不义不仅只存在于曾经的北光明街上,也不止只存在于那个时期。而我少年时所想要追求的“光明”,或许不是走出北光明街就能轻而易举获得的,那只是我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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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童年往事》剧照




住在人间丨连载



今年春节,我回济南陪母亲过年,又因为她患抑郁症开始药物治疗,便陪伴至今。算起来,这是我离家二十载后,在故乡待的时间最长的假期。以前都来去匆匆,只看到城市日新月异,却没有去多想那些在变化里消失不见的人与物——当然,也不愿多想。

直到这个充斥着疫情和困境的四月即将过去,春意微醺的深夜,独坐窗前,听到楼下河畔传来的蛙声,我才又想起那条街,一条消失了的街,还有那条街上消失了的人。



1


北光明街,它曾位于济南城北,属于天桥区北坦(坛tán)片区,走路十几分钟就到大明湖。北坦面积不大,但小街小巷错综复杂,拆迁前几年,片区内大多仍是鳞次栉比的平房,平房红砖外墙上满是灰色的水泥补丁。路边站着贴满小广告的电线杆,连接着各家牵出的电线,杂乱密集得令人恐惧。

我小时家就在北光明街上,一座典型的济南老四合院,坐北朝南的大门口有青石铺成的三级台阶。进门穿过阴暗的门洞,是个长宽各五米的小院,院子地面比街道高出近一米,西、南、北各有三栋独立的屋子。北屋是正房,面积最大,被隔成内外两间;南屋临街,三十多平米;西屋方方正正,约十几平方;东边原本是院墙,后来搭了个简易的小厨房,小到在里面转个身都很难。

房子里是芦苇秆混着粘土的屋顶,外边房顶是瓦片,两者之间的夹层是土鳖虫和其他生物的乐土,我就曾被从屋顶上掉下来的土鳖砸到过。有时,躺在床上,会听到头顶窸窸窣窣有东西爬过的声音,零星的尘土随之落下。爸妈后来搭了一层薄薄的塑料天花板,算是解决了天降土鳖的危险,但虫子爬行和泥土掉落的声音从没停过。

我妈说,每家的屋顶上都住着一位大仙,大部分是蛇,也可能是黄鼠狼,甚至是老鼠,“大仙儿是一家的守护神,土鳖落在头上可能就是大仙儿逗你玩儿”。多年以后,我家房子拆迁,我妈信誓旦旦地说,她看到过一条大青蛇从废墟里爬走不见了。

自我记事儿起,我妈就神道儿(迷信)得很,什么用手指彩虹要烂手指头,正月里不能理发、不能穿浅色衣服,总有一堆说法。

有次,夏日黄昏,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她老家,有个女孩父母早亡,跟舅舅一家住,舅妈对她很苛刻。有次,舅妈带她出去办事,发现她跟一个小伙子眉来眼去,回家后就对她又打又骂,女孩一时想不开上吊了,舅妈就给她草草下了葬。后来,舅妈在院子里乘凉,偶然间扭头看了眼正房,结果看到屋里悬着个人,硕大的脸上没有五官,白花花一片,当场就吓死了。

我妈讲这段的时候,我正好对着黑黢黢的北屋,吓得立即就背过身去,头都不敢回,那种恐惧感尾随了我许久。

我妈什么神都信。厂里同事拉她去了趟教堂,她就带回来一本《圣经》,开始天天祷告、拜上帝。那本《圣经》摆在床头,被我从小当成儿童文学读得滚瓜烂熟,她却还没翻上几页。拜上帝也不影响我妈遇仙求仙、见佛拜佛,她秉持“只要给我办事儿就行”的实用主义,对漫天神佛都敬畏。

这或许不是偶然现象,济南历城区的华山华阳宫里面就供奉着耶稣、三清、孔孟、妈祖、黄帝以及那些鲜有人知的各路神灵,每家待遇都差不多,享有一个单独的小庙和祭坛。跟古罗马气势恢宏的万神殿不同,这个穷乡僻壤完全没有迎接万神来朝的野心,就是想着摆个摊儿让大家少走几步路,给人以心安,给自己多添几个香火钱。

后来我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对苏州的记载,说元代的苏州人家里供奉不同的神像,大部分人信仰不止一种宗教,看来这是大江南北从古到今的共同特点,也更深刻理解了“白猫黑猫”理论中所蕴藏的民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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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幼儿园到小学上学期间,我只有寒暑假才会住到四合院里,其余时间都跟着奶奶住在城南省委附近的机关大院——毕竟学校就在大院对面。那时我天天跟奶奶挤在一张床上睡,随着我块头越来越大,老人也休息不好了。我当时最向往的就是有个自己的房间,晚上可以随意翻身、蹬腿而不被骂。

这个愿望终于在我小学毕业时实现了——1990年上初中后,我开始长期跟爸妈住在北光明街上了。我搬回去的时候,家里刚通自来水(之前都要到双井街的公共水龙头挑水)。水池子搭在小厨房的门口,上面是葡萄架。由于管道架在了室外,冬天我家的自来水管经常会冻住,需要在水池子下面生火把冰化开。

平房烧炉子取暖用的是蜂窝煤,每年家里都要买很多,堆在西屋和北屋之间的小过道旁,上面用油毡纸搭了个棚子防雨。晚上封炉子早上起来换煤是冬天的日常,有时候炉子灭了还要重新生火,搞得屋里乌烟瘴气。



2


爸妈没有更早让我在自己家住,还有另外的原因。虽然这个四合院是姥爷留下来的房产,但曾经充公被重新分配。1980年,济南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解决公占私房问题的相关政策,只是,小院里其他住户以没分到其他住房为由拒绝搬走。就这样,又拖了五六年。

我爸妈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房子,进行过一场场争夺战。

他们结婚以后住在南屋,有家人三世同堂住在北屋,西屋是个单身汉。由于我爸妈坚持要收回自己的房子,自然就跟其他住客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是北屋的一大家子人。平时口角磕碰是家常便饭,大打出手也不是没有过。据说有次双方动了肝火,我爸还叫了七八个朋友到家里来“吓唬吓唬”一下对方。那次纠纷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被带去了派出所。有个姓高的叔叔是我爸同事,也在被“邀请”助阵之列,他临时有事路上耽搁了一会儿,赶到四合院以后发现家里没人。从邻居那里打听到事情经过,他立刻赶去派出所,进门就开始大声嚷嚷:“还有俺嘞,俺和他们都是一伙儿嘀!”

我爸对这件事津津乐道,说那时候的人讲义气。我对高叔叔的印象也很深,因为他骨骼清奇(个儿矮),人有异象(丑得惊人),三角小眼黑麻子脸,大嘴恨不得咧到耳朵根儿,黄黄的龅牙参差交错,鼻毛从鼻孔里探出老长。他常常抱怨说先天营养不足,个儿没长高,后天要补上。他喜欢表现自己好汉的豪爽,我亲眼见过他用刀割生肉吃。他在厂里养着几只羊喝鲜羊奶,有时候,他干脆直接把羊摁住用嘴嘬奶喝。

我爸说高叔叔有次在厂里跟保卫处的人打架,对方高大魁梧练过摔跤,一拳就能把他打几个跟头。他挨不住了抱头蹲地,对手看这意思以为打完了,刚一愣神儿就被他猛地扑上来抱住脖子,一口咬掉了整只耳朵。众人大惊,连忙把他摁住,送伤者去医院。有人说咬掉的耳朵要一起带上,说不定还能接回去,结果他含在嘴里拒绝吐出来。大家费了半天工夫才让他吐出来,他又趁大家松懈时,一个箭步冲上去用力踩住,还在地上碾了几脚。后来到了医院,医生看到那块从烟盒里拿出来还粘着烟丝的烂肉的时候,直接就让丢垃圾了。

工厂后来被兼并,我爸进入了新企业工作,高叔叔则和其他大部分人下岗自谋职业。他下岗以后在人民商场推着三轮车卖过磁带,城管、派出所的人都不愿惹他。后来,听我爸说他肝儿上检查出来有寄生虫,病没治好,在医院活活疼死了——这是后话。

派出所民警尽量息事宁人,但两家的仇恨就此埋下。那之后,高叔叔经常晚上来我家串门,故意先去北屋,不打招呼就推门把头探进屋里,用他那副尊容把人吓个半死,然后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就说自己走错了。  

爸妈跟北屋住户算是彻底撕破了脸,双方都开始找“道儿上的人”来解决这个矛盾。我爸妈找的是当时北坦的老大,外号叫“老天”,他是北坦的老街坊,老一辈上跟我姥爷有交情。

双方约好的那天,老天带着人来我家跟对方谈判。北屋的人找的也是附近片区的流氓头儿,跟老天也算是认识。认识归认识,事情还得解决。我爸说当时对方口气不善,老天先给对方敬了颗烟,把炉子盖掀开,用五个手指插进烧得正旺的蜂窝煤孔里,把蜂窝煤整个抓了起来给对方点烟。手指在黑红的炭火里烧得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皮肉烧焦的味道。老天面不改色地点完烟,把蜂窝煤又放了回去。对方没说话,抽完烟直接起身撤了。

1986年,西屋和北屋的住家先后搬了出去。我后来问我爸这事儿给了多少钱,我爸说老天就拿了两瓶酒几包烟,其它说啥也不要。

9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有次看到我妈在街上跟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打招呼,后来我妈说那人就是老天。他当时在北坦的街上支了口锅炸油条卖早点,从乡下雇了几个人替他看着。后来大家都说油条里面掺了洗衣粉,生意渐渐就黄了。



3


时代变迁把老天那一代重义气的好汉推出门外,同时又打开窗户迎来新的血色黎明。北坦的居民多为工厂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国企改制,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导致很多家庭生活艰辛。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催收账款、色情行业等灰色产业陆续涌现,北坦崛起了不少黑道人物,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当年济南的黑老大徐宗涛。

徐宗涛家住北坦顺河街的一个大杂院里,距我家只有百十米。他家屋门口有棵石榴树,寓意多子多福。徐宗涛言语不多,但打架下手特别狠,北坦的街坊邻居都叫他“小涛”,我们小孩儿则尊称他“涛哥”。

徐最早在天桥火车站附近摆摊卖家电,1990年以后开始在城南的蔬菜和海鲜批发市场收“保护费”,后来涉足餐饮、娱乐、建筑行业,生意越做越大,手下笼络了不少兄弟,都是狠角色,各自占据一方地盘,形成一统江湖的局面。

徐的“兄弟”中有个人叫杨斌,平时行事低调,有高人给他算命,说他是天杀星下凡煞气重,还说他命硬,只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才是他的葬身之处。或许出于要“上位”的野心,1994年初杨斌悄悄到北坦上门枪杀了徐的父母,徐当晚没在家逃过一劫。

由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是谁下的手,济南江湖上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徐宗涛到处追杀自己的仇家,甚至把天桥“老大”左亮的四肢都砍断了,也没找到。直到1995年夏天,杨斌在火车站附近的天桥上停车乘凉,巡警偶然间盘查时发现车上有枪支,要对他执行逮捕,杨斌拒捕逃窜,被警察当场开枪击毙。传说他死的时候尸体挂在一棵树上,应验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卦象。

这个案子曾经被拍成电视剧,叫做《济南七·九大案侦破纪实》。片中所有警察都是由本人扮演,高度还原了事件经过。其中时任天桥刑警大队大队长的张龙义后来被提拔为天桥分局副局长,也因为破案与徐宗涛结缘,成了其“保护伞”之一。

1999年,做了十几年济南黑道大哥的徐宗涛被立案通缉,同年底被捕落网,2002年4月4日执行枪决。他被捕之前已经资产过亿,在那个年代也称得上济南数一数二的富豪了。他涉及多起命案,倒台后引发了官场振动牵连无数,其所犯案情的文件用坏了两台打印机,卷宗多到一辆卡车都装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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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初一的时候,在学校里提起我家住北坦,跟“涛哥”是街坊,别人顿时就肃然起敬。对一个十几岁的懵懂少年来说,被同龄人尊敬和认可的感觉实在美妙。那时我荷尔蒙分泌旺盛,又在学校体育队,于是在飘飘然中也开始了自己短暂的“江湖生涯”。

初中里的“江湖”,无非是一群无知少年学着社会人抽烟喝酒,拉帮结派,在学校里称王称霸,惹是生非。然后大家稀里糊涂拜把子排名次,我当时排行老三。那时候我们经常出没游戏厅台球室“砸钱”——就是寻找合适的落单目标下手,让对方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否则就一顿胖揍。砸来的钱大家平均分,或者找地方去吃吃喝喝。

我的“江湖生涯”止于初二的一次砸钱。那次,有个辍学的朋友叫上我去大明湖砸钱,我还带了把自己磨制加工的匕首。我们找到一个外地来旅游的学生,看我们两个气势汹汹的样子,对方很快掏出了几十块钱。拿钱以后我想赶紧走人,但我那个朋友却看上了人家的相机,可对方死活不同意交出来。

我朋友大概认定对方不敢反抗,就顺手把我带的匕首拿出来,说拿相机玩两天,用匕首做抵押,留个联系方式回头给对方还回去。那个学生被逼急了,接过匕首反手就捅了我朋友两刀,我当时赤手空拳,傻站在一边,眼看着他跑掉了。

事情结局不难想象——我们很快被派出所的人抓获,我朋友是腿上挨刀,医院缝了几针没有大碍。派出所的人看我们年龄小,也没有其他案底,把我教育一顿后通知了家里来领人。这件事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我妈在派出所悲伤的神情让我不知所措,满怀内疚,熄灭了我混社会的冲动和热情。

回家以后,我决定做回一个普通的学生,老老实实补习以前落下的功课。学校里的“兄弟”们觉察到我的变化,也渐行渐远。初中毕业之后,我跟他们彻底断了联系。

回想起那次犯事儿的经过,我总有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我也曾幻想过穿越回到那一刻,如果当时我坚持拿钱就走,也许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我还会是学校里的狠角色,或许结局是既做江湖大哥,又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毕竟当年跟那些兄弟们在一起还是很开心。

后来在同学聚会上听到的消息,彻底粉碎了我这个幻想:据说我当年的“老大”在2006年“扫黑”期间想退出江湖,为了养家糊口开起了出租,有两个东北的朋友来济南找他玩儿,火车站接站后顺道接活儿拉了个女乘客,结果那两个东北人见色起意,等车行至偏僻的地方就把人奸杀了,案发被捕后,老大在法庭上说他曾极力劝阻,但被两人用刀逼着不得不参与,但还是被判了死刑;另一个“兄弟”则跟房地产公司联手干起了暴力拆迁的勾当,因为威胁恐吓伤人等恶性事件,被当替罪羊吃了牢饭。

在我的记忆里,这两个人并非鲁莽之人,相反,他们都懂得审时度势,也熟悉社会丛林法则。从关于他们案情的只言片语里,我再次嗅到了“身不由己”的味道,正所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是个被天谴的行当,即便深谙世事,依然沦落其中,等待厄运降临。



4


初二决心继续求学之后,我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起来,也更加关注起我家的生活环境。我家没有卫生间,所有人拉屎撒尿都要去街上唯一的公共厕所。厕所靠街那边是黄土墙,墙根有个下水道一样的井盖连到粪池。粪池上面有两排各四个蹲坑,中间用墙隔开分成男厕女厕。蹲坑上面有遮雨棚,其余地方露天。

男厕里有小便池,地上尿液横流,冬天一结冰,让走在上面的人提心吊胆。夏天粪池里密密麻麻蠕动的蛆自不必说,连墙壁的砖缝里都能零零星星爬出蛆来。厕所一墙之隔就是住家,户主姓张,留着络腮胡子,夏日里经常在大门口冷着脸,用水一遍遍冲洗自家墙壁和地面。

夏天蹲坑绝不能穿漏脚趾的鞋,否则感觉到脚趾头缝里的蠕动会让人恶心半天。苍蝇幼虫对鸟类来说却是免费的盛宴,麻雀、鸽子、喜鹊还有些叫不出名的鸟,经常从天而降大快朵颐。夏日里,有时听到空灵的鸽哨从空中掠过,有可能就是圣洁的和平鸽又到这人世间最腌臜的场所去汲取营养升华自己了。

济南三面是山,北临黄河,还是条地上河。大明湖及其周边的泉群,地势最低,是济南的洼地。北坦靠着顺河街,旁边有条宽十几米、深五米的臭水渠,由南向北从高到低承载着市区的工业废水。城市的排水能力是有限度的,降水量超过极限,水渠的水就会溢出来。

我经历过水淹,那次北光明街上的水有半米多深,黄褐色的水里混杂着粪便菜叶塑料袋和各种垃圾,还不时漂过底面朝天的鞋子——这时就不得不佩服我爸妈的先见之明,我家的院子比街道高出不少,水不会倒灌进来。

不少街坊自家院子低,或者几家人混居在一个院里,谁都不愿出钱把院子地面垫高,这时候就只能干瞪眼了。雨过天晴,街两边的晾衣绳上会多出一排排的衣服和带着黄色污渍的被子,墙根儿和窗台儿上则是洗干净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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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里常说,以前的四合院或者筒子楼里邻里关系团结和睦,一家孩子吃百家饭长大。那情形,至少在北光明街上没发生过。我家院子当年的事儿自不必说,街上几户大杂院里人多是非多,简直不要太热闹。

以街西头的“高大门儿”来举例,那原本是一处大宅子,门口还保留着以前的门楼,墀头上的缠枝葫芦石雕保存完好。那处宅子的主人早就埋没在历史的糊涂账里不知去向,由于门楼比其他房子都高出一截,街坊们就称呼那个院儿“高大门儿”。

在我印象里,“高大门儿”里的住户,主要是各家的女人们,几乎每周一吵,每月一架。吵的时候,北光明街从头到尾都能听到高亢的女音;打起来,则在街上推搡哭骂,围观人数众多,常常造成交通拥堵。“高大门儿”里的矛盾复杂,我人都认不全,事情缘由实在拎不清,只记得人多势众的那家女儿众多,小名分别是大罐子、大瓶子、大盆子之类的器皿。每次老妈一干架,罐、瓶、盆响作一片,一群娘们儿撒欢儿耍泼,地动山摇。

除了环境的不同,我也深刻体会到了不同地方的人对于获取信息的需求完全不同。之前住在机关大院的时候,门口的传达室也是报纸收发室,每天各家订的报纸杂志种类繁多,孩子们是取报纸的主力军。北光明街上几乎没人订报,买报纸还要去集上的报摊。  

另外,机关大院有食堂提供一日三餐,有锅炉房专门烧开水,还有暖气、电话、闭路电视等特权设施,这一切我曾经心安理得地享用。相比之下,北光明街上无人问津的公共设施,还有暴戾而冷漠的人际关系,都折射出了底层生活的残酷。

这种得失对比之间,让我意识到了特权和阶层的存在,也让我打定主意,日后一定要走出北光明街,走出北坦,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追寻一个光明的前途。



5


前面说过,北光明街上的四合院是我姥爷当年购置的。他在民国时期的山东铁路部门工作,我姥姥是他中年丧妻以后娶的,比他小很多。姥爷1951年去世,房子后被政府给没收了,姥姥带着还不懂事的妈妈被赶回老家。山东农村重男轻女欺负人的现象非常严重,姥姥回去没几天就备受欺侮,无奈嫁了人,过了没几年就郁郁而终。我妈孤身一人回到济南,投靠了她的舅舅。

姥爷除了我妈还有三个子女,二舅闯关东去了东北中年早逝,大姨嫁去了南京,大舅则在解放前夕随军去了台湾,走那年才十六岁。大舅是跟街上一位姓毕的学长一起从的军,毕学长比他年长三四岁,两人乘火车随军一路南下,到了厦门要上船的时候,毕学长想起了家里的老母和刚结婚的娇妻,犹豫纠结中就没赶上船,留在了大陆。

返回济南之后,毕学长在学校教书,过了几年太平日子。随着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他当国民党逃兵的经历被扒了出来,从此逢批斗必被揪,而施虐者不乏邻居街坊。文革期间他眼睛差点儿被打瞎,关在牛棚差点儿丧命。他的妻子也被牵连受尽凌辱,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挂着破鞋游街。但他们顽强活了下来,等到了平反的那天。等我记事儿时,就经常看到毕伯母挽着戴墨镜的毕伯伯从街上走过,悠闲而从容。

大舅撤离到金门驻守,退伍之后在大学读书,勤工俭学时认识了大舅妈。大舅妈是台湾本省人,家境殷实,两人后来在女方家族的资助下共同赴美求学,毕业留在美国大学教书。大舅的儿子,我的表哥,有次突然问他为什么要在国外而不是回自己的国家生活,大舅思考了很久,决定举家回台,后入职成功大学,担任教授直至退休。

文革结束,两岸恢复往来,大舅从台湾来信询问亲人的下落,才知道有我妈妈这么个小妹。我妈1985年应邀去香港跟他第一次见面,1991年大舅在离开故乡四十多年后首次返乡探亲,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宅。

由于大舅属于知名学者,闻讯而来的老街坊和街道办、侨办人员络绎不绝。我家的小院似乎从未这么热闹过。毕伯伯夫妇当天也联袂而至。两位好友见面很是感慨,相互诉说各自经历之后,大舅提起当年参加毕伯伯的婚礼,新娘子名门闺秀、如花似玉,让大家惊为天人,只羡鸳鸯不羡仙。当时两个人弃笔从戎,本想做一番事业来抚慰满腔热血,结果被时代裹挟身不由己。这些年来,他惦念着老友,也由衷敬佩老友当年毅然折返的勇气,“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老婆太漂亮了,换了我,也舍不得一个人就这么离开”。

毕伯母羞涩地说:“都半老徐娘了,不复当年风采。”毕伯伯哈哈大笑,紧握着妻子的手,环视围坐的街坊邻居,豪迈地说:“人生无常,唯有坦然面对,我从未后悔当年的选择。”两人起身告辞,携手悠然而去。

多年以后我在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时,情不自禁地想起毕伯伯和毕伯母。一样普通的城市和街道,一样有着平庸之恶的人们,都见证了闪耀着人性光明的灵魂和爱情。

大舅探亲给我很多触动,在那个以有海外亲戚为荣的年代里,我家成了北坦地区为数不多的侨属,逢年过节经常有街道办领导上门拜访。抱着对未来的向往以及对前途的思量,那之后的时光单调而平凡,学习占据了我所有的生活。高中毕业,我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离开北光明街,离开那条肮脏的、充斥着不公不义与黑暗的街道。大二时,我被公派去欧洲留学,走上了跟初中兄弟们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济南和家,一道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

这期间我曾偶尔回家短暂停留,作为看客目睹了随着顺河街高架桥开通,临街洗头房曾如雨后春笋,入夜后红灯交相辉映的繁荣“娼”盛。也见证了随着人口涌入,破旧的社区更加拥挤不堪。

很长一段时间里,意气风发的我也庆幸自己永远远离它,远离与之相关的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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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北坦陆续完成了棚户区拆迁,我爸妈在大明湖附近住了一辈子,舍不得离开,就选择在附近买了商品房。新家小区在一条新修的水渠边上,源头是大明湖和趵突泉泉群,渠深十几米,水道宽阔。

几年后,北光明街消失在了时代的洪流中,原址现被购物中心所取代。济南在重点开发东部的高新区,那边有着广袤的土地,以前的老城区逐渐沉寂下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跟我在南方待过几年,可故土难离,后又回到济南。只是,母亲抱怨居民楼隔音差,楼上住户吵得她睡不好觉。她常常怀念曾经的老宅,说那里“接地气、风水好”,怀念曾经的街坊走动频繁,不像现如今邻居见面不相识,来来往往都是陌生人。那条街上的腌臜往事仿佛都被她一一抹去,镀上一层温馨、甜蜜的荣光。

随着老街消失,我儿时的记忆也渐渐淡去。人到中年,历经世事,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我知道那些黑暗与不公不义不仅只存在于曾经的北光明街上,也不止只存在于那个时期。而我少年时所想要追求的“光明”,或许不是走出北光明街就能轻而易举获得的,那只是我的起点。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雅坤



百 纳 

做过外交官,当过导游,

开过中餐厅。

写作是为了真实地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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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11 08:1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洗脚工妈妈的学区房之梦 | 住在人间

 燕子坞 人间theLivings  2022-07-05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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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后的学区房房价走向谁都不敢保证,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高烧不退”。没想到她好不容易买到的学区房,非但没让女儿进名校,连倒手赚钱都将成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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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阳光普照》剧照





住在人间丨连载



我和康春兰结识于孩子的一场班级秋游。

在郊区农家乐里,一年级的孩子们在田间地头玩耍,家长则按照事先分好的小组各自在灶台间忙碌,准备午餐。我们组的成员都没有烧土灶的经验,接连炒坏了两盘菜,隔壁组的春兰看不过眼,自告奋勇过来帮忙。

她熟练地掌控火候,跟我絮絮叨叨:“我老家农村的,土灶烧得可顺手了。一会儿我放几个番薯进去,香得很。” 

春兰带的番薯很甜,一如她的笑脸。她圆脸,高个儿,头发染成栗色的大波浪在脑后扎成马尾辫,是个开朗随和的女人。

后来,我和她都成了家委会的一员。见面次数多了,自然而然成了朋友,我也知道了不少关于她的事。



1


春兰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家里有两个弟弟,她小时,母亲在家务农,父亲外出打工,勉强维系着一家五口的生活。

春兰上初三那年,父亲在工地受了伤,医生告诫他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家里的顶梁柱塌了,生活陷入了困顿。父母无力支持三个孩子同时上学,于是劝说成绩优异的春兰放弃学业,把机会留给弟弟们。春兰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天,放弃了中考,开始了打工生涯。

那一年,她刚满十六岁。

春兰在饭馆里做过服务员,也曾日复一日地在流水线上工作。她赚的钱大部分都寄给了父母,小小年纪便支撑起了半个家,好在弟弟们都很争气,相继考上了大学。

一个普通农村人家出了两个大学生固然可喜,但钱又成了难题。听说做修脚工薪水高,春兰把心一横,去了一家大型足疗店从学徒做起。慢慢的,她做到了足疗技师,收入也水涨船高。

后来,春兰跟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村小伙恋爱、结婚。苦熬几年后,待弟弟们大学毕业,各自有了出路,这才开始筹划自己的生活——她和丈夫决定留在城里,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小的足疗店。


------

和春兰相处久了,我发现她内心有种深深的自卑感。

每逢家委开会,不管人家提什么建议,她都只会附和,从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若有人征求她的想法,她会把自己缩成小小一团,连连摇头,说自己没文化,讲不出大道理,听大家的就行。

班里的家长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企业经理,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在春兰眼里也是个体面人。“要是当年我没有辍学,现在也不会比他们差到哪儿去。”她无数次这样跟我说着,语气里满满都是遗憾和不甘。

虽然学历不如人,但春兰是班里最热心的家长,但凡班里需要义工,她都会积极响应。学校文艺汇演,她忙前忙后地张罗;开运动会,她给孩子们带点心水果;每次开学前的大扫除,也是她自带清洁用品去帮忙。

春兰的热心肠经常受到老师的赞扬,其他家长们明面上附和老师,背地里却不屑一顾:“不就是为了讨好老师嘛,哪有那么高尚!”

那些风言风语,春兰多少也听到过一些。其实她从没有指望女儿秀玲会因着自己的额外付出受到老师的特殊照顾,只希望孩子不会因为有个开洗脚店的母亲而被老师和同学看不起。

春兰曾经告诉过我,其实很多足疗店并不像外人想得那样污秽不堪,都是被一些搞“额外服务”的同行坏了名声。以至于别人一听到“足疗店”三个字,就会想起街边巷角闪着的粉色灯光,继而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我没做过足疗,对这个行业也没什么概念。有一次,春兰听说我的脚底长了鸡眼,硬是把我拉去她店里修脚。

那是一家五十多平米的小店。店面整洁、亮堂,墙上贴着各种养生知识,几张足疗沙发靠边排成了一排。店里除了春兰自己,还雇了几个员工,大家统一穿工作服,显得很正规。员工们说,春兰没有老板架子,店里忙的时候她会亲自给客户服务。

那天就是春兰亲自帮我修的脚,我很不好意思,如坐针毡,她却见怪不怪。等我用热水泡完脚,她拿起消毒过的工具,一套操作行云流水,不但帮我解决了脚部问题,还顺带做了足底按摩。

春兰的按摩手法十分老练,力道适中,一套敲压揉捏下来,舒适感从脚下开始升腾,我整个人都放松了。我看她的手指,因为常年累月用力,已经变形了。她却不以为意,只说自己没文化,能靠一门手艺过日子已经很好了。

做完足疗,我掏出手机准备扫码付钱,春兰却飞快地挡住了付款码,笑着说:“干我们这行的找个闺蜜不容易,你要付钱,就是嫌弃我这个朋友。”



2


我当然不会因为职业而轻视春兰,但拦不住别人有这种想法。

孩子们年龄渐长,虚荣心也越来越强烈,有的为了抬高自己在同学心中的地位,经常拿父母的职业出来炫耀。跟善于伪装的大人比起来,孩子们之间的攀比显得既残酷又直接。

一天,儿子放学回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秀玲妈妈是摸别人脚丫子赚钱的。”

我吃了一惊,拉着儿子追问缘由——原来是秀玲看同学们都在炫耀父母,很是不服,便说自己妈妈是开店的大老板。一开始同学们羡慕不已,后来听说是专给人洗脚的店,就都笑话她。

大约是孩子们把春兰的职业当成了新鲜好玩的事,纷纷回去跟父母“告密”。不久后的一天,我在校门口等孩子放学,听见同班家长在背后嘀咕:

“你听说没有,秀玲妈妈是开洗脚店的,好像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

“听说了,现在的洗脚店可不光是洗脚,成年人谁不知道啊。”

“就是,做这种行当有几个干净的。”

我实在听不下去,转身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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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秀玲就成了同学们群嘲的对象。下课时总有几个顽劣的男同学围着她,捏着鼻子说她身上有臭脚丫味儿,女孩子也都不喜欢跟她一起玩。秀玲开始厌学,每天早上都拖拖拉拉不肯去学校,春兰再三逼问,她才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

看着哭成泪人的女儿,春兰心如刀绞,领着孩子去找班主任。在老师的干预下,欺负秀玲的几个孩子出来道了歉,还写了保证书。但从那以后,秀玲像是换了个人,不仅变得寡言少语,成绩也下滑了。

春兰跟我诉苦,说自己对不起孩子,不该把店开在学校附近。可我却记得她曾说过,她把店开在学校周边,不仅是看中了这里毗邻城中村,人流密集,对生意有帮助;还看上这儿离自家租住的房子近,方便照顾女儿上下学。

春兰的老公在郊区工厂上班,经常加班,不能按时回家。春兰一个人带孩子,又要做生意,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她在店铺选址的时候把生意、生活都考虑到了,却唯独忽略了旁人的偏见会给孩子带来影响。



3


在城里打拼多年,春兰一直有一块心病。

他们夫妇一直没买房,一家三口的户籍还在农村老家。没有城里的户口,入学始终是件难事,当初为了秀玲上小学,夫妻俩到处找人帮忙,费了好大的周折,学校才勉强同意招收。小学的问题是解决了,可6年之后的“小升初”才是重中之重。

我们片区内的小学虽然普通,但对接的中学却是本市顶级的公办初中——W中学。这是一所百年名校,名师云集,教学质量优异,每年考上重点高中的学生众多,甚至被省重点高中提前录取的也不在少数。因此,这片区里的老破小的价格都一直居高不下。

像春兰家这种情况,秀玲是肯定进不了W中的。春兰对此心知肚明,就更觉得是自己没用,亏欠了孩子。她总想着如果自己当初能继续念书,现在也不至于做洗脚工,连带着孩子也被人看不起。

既然事实无法改变,春兰只能更加努力,每天起早贪黑地赚钱。她想买一套学区房落户,让秀玲也跟其他城里的同学一样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而且,学区房一直在涨价,等孩子毕业后再转手卖掉,还能赚上一笔,可谓一举两得。

可是,春兰的丈夫却并不支持她。他觉得花那么多钱买个破房子只为孩子念书,不值得。春兰父母也几次打来电话,劝秀玲回老家念书,“反正女孩子以后要嫁人,上学不用那么讲究”。

这么多年,春兰在外打工吃了不少的苦,说一点也不埋怨父母是假的。现在他们又想阻止自己培养女儿成才,这使她心里的那把火烧得更旺了。就这样,买学区房变成了春兰的执念,不仅是为了女儿,也是为了给年少失学的自己一个补偿。

夫妻俩为这事吵过几次,好在春兰赚钱多,终究还是她说了算。


------

2018年年初,本市的房价迎来新一轮暴涨。W中附近的学区房均价已经超过2万3,询问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高涨的房价撩拨着春兰的神经,她也开始频频接触房产中介——按照满2年才能入学的政策,春兰一家最晚得在2019年年初实现落户,否则就会耽误孩子上学。

一次,我陪春兰去看房。那是一套百来平米的三室一厅,开价240万。中介煞有介事地说,学区房买早不买晚,越晚越贵,还列举了一大堆附近刚挂出来就被抢购的房源。春兰被唬得惶恐不安,一边掂量着首付和贷款,一边跟中介说再考虑看看。

果然,那套房在我们看过一周后就售出了,春兰后悔不已,只能继续等待合适的房源。这一等就到了年底,W中附近的学区房均价开始向2万5冲刺,春兰再也坐不住了。

那时,她看中了一套90多平米的两室一厅,楼层布局都不错,售价230万。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这回她很快就拍板交了定金。谁知几天后,她给我来了电话,人在电话那头闪烁其词,绕了半天才说,首付还差8万,想跟我借钱。

当时春兰已经把娘家婆家借遍了,她的弟弟们大学毕业后虽然都在城里扎了根,但也过得十分辛苦,给不了她什么援助。她生怕那套房子被人抢了去,实在没辙了才跟我开口。

然而,我家那时刚刚经历投资失败,日子也是紧巴巴的,没法帮到她。春兰像是怕我内疚似的,抢着说:“没关系。”

几天后,我再次接到春兰的电话,她说自己已经把那套房买下来了。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凑够首付的,只顾着替她感到开心,还特地买了一份乔迁礼物准备送给她。



4


约好见面的那天上午,我拿着春兰给的地址,一路寻过去。那是一栋小高层,还比较新,跟附近略显破旧的楼房比起来很是扎眼。

刚走出电梯,我就听到了春兰和她老公的吵架声。我在门外驻足听了几分钟,才听明白,是春兰的婆婆快过生日了,按照往年的传统,夫妇俩会给老人送上一个大红包以示孝道,但今年春兰买房掏空了家底,就建议暂时取消红包,春兰老公原本就不赞成妻子散尽家财买学区房,现在连给母亲祝寿的钱都给不了,心里冒火,便吵了起来。

春兰老公越说越气,夺门而出,一眼就看见呆立在电梯口的我。他尴尬地冲我点点头就下了楼,我在走廊上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这时,准备关门的春兰看见了我,跑过来亲热地挽起我的胳膊,像没事人似的拉着我往家走:“你来啦,参观一下我的新居吧。”

走进房间,我环顾四周,虽然都是些旧家具,但被擦得窗明几净。春兰给我倒了茶,不好意思地说家具都是之前住户留下的,他们简单收拾了一下就住进来了。

“当了房奴,以后要勒紧裤带过日子咯。”她嘴上抱怨,表情却愉悦而满足。她的眼神格外明亮,神采飞扬,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


------

2019年春天,孩子的新学期开始了。

下半年孩子们就要升五年级了,学业日益繁重。家长会上,各科老师都对落后生进行了警告,为了照顾家长们的面子,没有直接点名,只报学号。

“22号”几乎出现在了所有老师的批评名单里,我知道,那是秀玲的学号。

散会后,春兰忧心忡忡地找到我,跟我咨询哪家补习班靠谱,还小心翼翼地提出,想让我以后分享一些学习资料给她。她一个劲地自责,说店里生意忙,自从三年级后,秀玲就被她安排去了“小饭桌”。那里下午有人接孩子放学,监督做家庭作业,还能提供晚餐,这让她渐渐放松了对女儿学习的关注。

“我早就不能辅导作业了,本以为有小饭桌的老师管着,不会差到哪里去,没想到竟然变成这样。”春兰懊恼地说完,又想到什么似的,紧绷的表情变得松弛了一些,“不过秀玲以后是要去W中的,有名师教导,不用愁。”

大约是还贷压力太大,春兰终究没把秀玲的成绩当成要紧事。家长会之后,她给秀玲报了几门课外辅导班,依旧把心思放在赚钱上。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新冠疫情爆发了。



5


2020年年初,本市出现了确诊病例,一时间人心惶惶。封城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所有公共娱乐场所全都停止了营业,家家户户闭门不出,街上几乎看不见人。

待到疫情缓解,生活日趋正常的时候,2020年的春天已经接近尾声。我走在熟悉的小街上,倍感冷清,很多店铺都大门紧闭,门口贴上了“店面转让”。

想起春兰,我心里一惊,快步朝她的店走去。春兰的店门口没有贴转让告示,她正在门口擦玻璃,看上去满面愁容,很憔悴。交谈之下我才知道,因为疫情的缘故,过完年后,员工们纷纷打来电话辞职,招工广告贴了几天都没人来应聘。为了赚钱还房贷,春兰老公去了大城市打工,无奈之下,她只能一个人先把店开起来。

那天,我帮春兰一起打扫店里的卫生,宽慰了她几句就走了。之后在那条街上来来往往,我就会习惯性地关注一下她的足疗店。

疫情过后,很多外地人没有回来,本地人娱乐消费型的服务行业一时缓不过劲来。每次我都只看到春兰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玻璃门后面,也许是为了省电,店里没开灯,她或是看着马路发呆,或是刷着手机,在暗色的背景衬托下,显得格外寂寥。

我不忍心见春兰一个人在店里呆坐,有时候会过去陪她聊上几句。她总是皱着眉头不停地叹气,诉说生意惨淡,自己每天都焦虑到失眠。一次我去看她,听见她在咕哝:“人要是走投无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我当她只是抱怨,并没有多想。

几天后,我拿到一些孩子的学习资料,习惯性多打印了一份,打算出门时顺路送去春兰店里。走到离足疗店四五十米时,正好看见她戴着口罩从店里出来,锁上门,跟着一个矮胖的男人走了。那个男人我曾在足疗店里见过几次,是一位常客。

我心生疑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男人在前面走得不紧不慢,时不时回头看看,春兰始终离他几米开外,低着头跟着他。俩人一前一后穿街走巷,最后进了城中村的一家小旅馆。旅馆的外墙上钉着一人来高的灯箱,上面写着“提供钟点房”。那血红色的大字张牙舞爪,好似要扑过来。

我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却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折回春兰的足疗店,把学习资料从门缝里塞了进去,逃似的离开了。当晚,春兰给我发来信息表示感谢:“正好老家托人捎来蔬菜水果,你来我店里拿吧。”

自从无意窥探到了春兰的秘密后,我一直惴惴不安,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坦然地面对她了,就婉拒了。从那以后,我每次路过春兰的店,都会遮遮掩掩地快步经过,走了老远才回头张望一下。

偶尔,春兰的足疗店会大门紧闭,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春兰曾经是这条街上最勤快的店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关店的日子屈指可数。


------

大约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一直躲着春兰,她好像也在刻意回避我。原本隔三差五会在手机上聊天的我们,后来除了偶尔询问孩子的作业,就再无闲话可聊。春兰退出了家委会,学校搞活动时,再难见到她的身影了。

年底的一天,我去补习班接孩子。因为去得早,我百无聊赖地坐在角落的长椅上东张西望,一眼就瞥见春兰走进大门。我假装没看到,赶紧低头掏出手机,眼角的余光却瞄到她在我面前停住了脚步。

我只好抬头,窘迫地跟她打了个招呼。春兰在我旁边坐下,这让我很不自在。正当我心不在焉地点开一个个APP的时候,她突然开始自言自语:“我借了高利贷,月利4分,还有银行贷款,每月要还1万多。”

我下意识地“啊”了一声,转过头去看她。她的表情平淡如水,眉眼间却压着沉甸甸的铅云,有些凄凉的意味。我终于知道她当初是怎么凑够首付的了,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

“太难了,那几个月店里一点生意都没有,房贷和高利贷又不能断供,我好不容易才熬过来。”春兰说着说着就红了眼圈。

我不敢问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想起自己在城中村旅馆门口看到的那一幕,如鲠在喉。



6


转眼到了2021年,城市早已恢复常态,街上熙熙攘攘,灯火喧嚣中尽是人间烟火气。这一年对于我的孩子来说,是极其关键的一年,过完暑假,他就要踏入中学的校门了。

新学期伊始,关于本年度小升初的各种小道消息在家长群里传得沸沸扬扬。按照政策,W中学第一档录取的是有房有户家的孩子,根据入户年限来录取,招满即止。今年学位比较紧张,一些学区对口但入户年限短的,很可能被“统筹”——这意味着即便是有房有户,也不一定能进W中。

春兰的神经又一次被拽紧了。网上报名的前一天晚上,她抱着手机不敢入睡,一过零点,马上点入招生系统填写资料。她天真地以为只要赶早报名,就能增加被录取的几率。

几天后,春兰接到了W中招生办打来的电话,说招生名额已满,他们一家的入户年限短,秀玲只能被统筹到其他中学读书。春兰在电话里苦苦哀求,招生办的老师就建议她第二天找校领导面谈。

春兰怕自己紧张,特地叫我作陪,我答应了。一夜无眠的她带着黑眼圈坐在校长办公室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了自己买学区房的艰苦历程,以及让孩子上W中的决心。

每年的招生对于W中的校领导来说不亚于一场战争,对于家长们各种软磨硬泡的招数早已见怪不怪了。校领导们语气和善,态度却坚如磐石,春兰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调剂安排,要么自己花高价去私立学校。

僵持了一上午,春兰终于死了心。万般无奈之下,她接受了统筹,只要求让孩子去一个相对较好的中学。她感叹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买到了学区房,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校领导提醒她:“怎么会是一场空呢?这两年房价不是又涨了么?” 

春兰露出了一个似哭非哭的表情。

离开办公室,春兰说她想参观一下这所百年名校。我陪她看了敞亮的教室,绿树成荫的休闲区,绕着操场散了步,最后并排坐在司令台的阶梯上休息。

春兰的眼神定定地落在远处整齐的教学楼上,许久都没挪开。而后她长叹一声,自嘲地笑了:“终究还不行啊,白白受了那么多罪,何苦呢。” 

她把脸埋在臂弯里,招手让我先回去,她想一个人静一静。我拍拍她的肩膀以示安慰,便起身离开了。走出十几步开外,我回头看去,春兰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只是肩膀一耸一耸的。


------

8月初,我在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看到了一则售房信息:W中学区房,98平米两室一厅,售价280万,地址是春兰家所在的小区。

我随手拍了照片给春兰发过去:“有你家小区的房子在出售,价格比你买的时候涨了点。”

春兰很快回了话:“就是我的房子。”  

原来,那天从W中回来后,春兰询问了几个做房产中介的客人,得知教育局出了新政策:从2021年秋季入学新生开始计算,3年内,只允许一户家庭子女就读学区内义务段学校——也就是说,春兰的房子就算现在卖了,她的下家也要等上3年才能享受W中的入学政策。

此时,国家开始对学区房炒作进行整顿的消息频频传来,多个城市的学区房已经悄无声息地掉价了。这些新闻犹如一个接一个的晴天霹雳,让春兰惶惶不可终日。

如果学区房真的成为被打压的对象,那么降价将成为不争的事实。3年后的房价走向谁都不敢保证,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高烧不退”。没想到她好不容易买到的学区房,非但没让女儿进名校,连倒手赚钱都将成为泡影。

一时间,春兰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熬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她决心趁降价潮还没到来的时候赶紧把房子出手。谁承想买房时历经磨难,卖房的时候同样一言难尽。春兰家的房子以280万的价格挂了一个多月,询问的人寥寥无几,春兰咬咬牙降了价,打听的人才多了起来。

2个月后,春兰家的房子终于顺利脱手,买家的孩子刚上幼儿园,不介意等几年。春兰没告诉我她最后到底卖了多少钱,只说不亏就已经很好了。未来,她想安安心心在这个城市定居,再买套价格合适的房子,不用负担高额房贷,不用疲于奔命。

后来,春兰招到了新员工,把足疗店搬到了其他街区,还兼卖保健品。没多久,她的生意又红火起来,日子仿佛一如从前。不同的是,她不再一心只想挣钱,对女儿秀玲的学业变得分外重视起来。

“现在想起来,买学区房的那几年就是个笑话。”春兰说,“只要孩子自己努力学习,未来肯定比我好。”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丨吴问



燕 子 坞

酷爱用文字记录生活的80后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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