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在匈牙利：属于“市民”的荣与辱

源济

“犹太是怎样的人”系列

犹太人在匈牙利：属于“市民”的荣与辱

2019-11-12  云也退  大家

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导读

奥斯维辛的犹太死难者中，有三分之一都来自1944年的匈牙利。

1933年出生的久尔吉·康拉德，一个匈牙利犹太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不久前的9月13日，走完了他86年的人生。康拉德的经历相当丰富，曾逃过纳粹德国的迫害，在苏联时代的匈牙利，他是个“海外背景深厚”的异见作家，1990年后，他在一个争议巨大的文学团体——国际笔会当了三年的主席。维基百科的词条，给了他一个“毕生鼓吹个人自由”的头衔。在匈牙利，他是个名望素著的老派知识分子，但也一直受到攻击，因为他的写作不纯粹，太积极地参与政治。

久尔吉·康拉德

用一个词来标注久尔吉·康拉德的生平，那就是“幸运”。1944年5月，纳粹军队进占匈牙利，开始抓犹太人。康拉德一家住在一个名叫贝雷久伊法鲁的小城，家里做五金生意，阔绰得很，盖世太保一来，立刻抓捕了他的父母。第二天，康拉德和姐姐一起去了布达佩斯，避居亲戚家。在回忆录中，康拉德说，他是被父母被捕一下子“催熟”的；他们前脚刚走，德国人后脚就把小城包围起来，犹太居民被抓得一个不剩。

布达佩斯，那时是犹太人的一个避风港。这里有点背景要说说：一战结束后，匈牙利的执政者是米克洛什·霍尔蒂，当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日本结成了轴心联盟，霍尔蒂的匈牙利也加入了，还参与了德国对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军事行动。然而，霍尔蒂并没有在国内捕杀犹太人。一直要到1944年3月19日，德军进入匈牙利，霍尔蒂被推翻，犹太人才大难临头。当年10月，亲纳粹的“箭十字”党在布达佩斯夺权，城中满大街都是凶暴的党徒，他们到处搜捕犹太人，随意射杀他们，或者送去集中营。

1938年的霍尔蒂与希特勒于柏林

就在12月底，苏联军队包围了布达佩斯，之后就是著名的“50日围城战”。绝望之中的箭十字党徒一面抵抗，一面继续杀人，康拉德后来回忆说，那些暴徒的杀人热情“时涨时落，交替进行”，就在末日临头时分，他们还不忘“将年长的妇女和年轻姑娘塞满漂着冰块的多瑙河”。

他自己靠着一位婶母的帮助，藏在由瑞士人资助的庇护所里，熬过了这炼狱般的几个月。不单他，他的整个家族绝大多数人都活了下来，就连他的父母，被捕后关进奥地利的一个拘留营，竟也幸存下来。战后他们回到了匈牙利，甚至还能继续开五金店。老康拉德活到1970年，73岁而终，他夫人则活到将近百岁，于2004年驾鹤。

这个幸运程度有多高呢？我们看一看纳粹当局自己的数据：1944年4-8月间，共有43万匈牙利犹太人被抓捕，送去奥斯维辛到比克瑙一线的集中营，其中有30-35万左右都死在了奥斯威辛。而奥斯维辛集中营从问世到关闭，杀害的犹太人总数在100万左右，也就是说，奥斯维辛的犹太死难者中，有三分之一都来自1944年的匈牙利。

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死了这么多人后，到1945年春天匈牙利全境解放时，国内仍有二十多万犹太人存活。但他们一无所有：匈牙利犹太人，在十分短暂的几个月里，不仅总数被杀掉了三分之二，而且个人财产给剥夺得一干二净。像久尔吉·康拉德的父母那样的有钱的匈犹，是纳粹党一直眼馋的肥肉，因此，抢光他们的钱，是纳粹如此疯狂地对待匈犹的一个重要动机。

都说犹太人生财有道，而最好的案例之一，就在匈牙利。从19世纪末到二战前，全欧洲最富有的犹太人，都集中到了布达佩斯，一个古老王国在经历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犹太人出了力，也获了益。

19世纪末的布达佩斯

这个转型发生在19世纪中期，当时奥匈帝国创立，在一位秉性温和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的统治下，匈牙利和奥地利联为一体。这个帝国在军事上一贯无能，但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匈牙利那些代代相传的贵族，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快轨，十分愿意和犹太人结为盟友，他们欢迎犹太人与他们通婚，最好是放弃犹太教，改宗基督教，从而对其实施同化。

弗朗茨·约瑟夫

犹太人一贯以经商和科技为能，匈牙利正需要他们。1850到1860年代，二十年间，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匈牙利问世，其中犹太人的数量引人侧目，最有钱的那些，都从事金融、商业、律师和医生行业，赚了大钱的那些，达到了和仰仗门第的贵族阶层平起平坐的高度。1805年时，匈牙利只有12万犹太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0年，犹太人人口数量达到了90多万。中产的特点是住城市里，远离土地，这90多万犹太人里，有近六成都是“市民”。

世纪之交出生的马洛伊·山多尔，一位市民家庭出身的匈牙利大作家，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中，描写了他所亲见的1910年代布达佩斯社会之一角：他家附近住着两家犹太人，一家很有钱，阔气，贵族气息十足，家里钢琴声终日不绝，到周末就出去度假，女主人定制的服装常常惹来街坊邻居的一片嫉妒。他家的孩子在一所天主教学校念书，接受“市民教育”，这很能说明有钱的犹太人的生存方式：有意地融入匈牙利人，不管是改宗，还是跨族通婚，都设法消除掉自身的“犹太性”，确保家族财富的稳健积累，在这个社会里一代代繁衍下去。

《一个市民的自白》

不过马洛伊说，这家阔绰的犹太人，总是关起门自己过，与其他居民比较疏远，相对的，另一家犹太人贫穷、喧闹、七七八八的亲戚往来甚多，信仰虔诚，却与基督徒邻居的关系更好：

“楼里人用庇护的口吻谈论他们，甚至有点夸大其辞，称他们为‘我们的犹太人’，夸他们是‘非常勇敢、正派的人’。我们颇为自豪地对外宣布：在我们那栋高大、摩登的公寓楼里不仅住有犹太人，而且住的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有资格住在那儿。……我们甚至还会同情他们，就像所有富于仁慈之心的基督徒那样，觉得自己应该庇护这种无依无靠的外乡人。我母亲有时会送一些瓶装的水果罐头给楼下那位一到秋天就坐月子的年长妇人，而在复活节时，那家犹太人则将薄饼包在干干净净的白布巾里作为礼物送上楼来……“

这些文字至少告诉我们两点：第一，犹太人在匈牙利，并不一定都富裕，但他们不仅各有各的活法——有钱的人当上了中产以上的城市市民，通过改宗、通婚而与信基督教的匈牙利人融合，而穷人则坚守他们的信仰，保持犹太人的本色——而且这些活法都得到了包容；第二，在马洛伊·山多尔这样的精英文化人眼里，包容是城市的美德，“匈犹共存”体现了这种美德，他更是以市民的身份，说出了生而见证这一盛世的骄傲。

马洛伊·山多尔

到了一战之后，奥匈帝国瓦解，一部分犹太人分流到了周边其他国家，但匈牙利犹太人的精英化程度不减。一份1937年的数据表明，该年的匈犹总人口中有六成都是中产阶级，只有百分之三的人从事农业，百分之十三的人在工厂做工。中产意味着城里的优裕生活。久尔吉·康拉德在自传中说到一个细节：在父母被抓后，他和姐姐（一个11岁，一个14岁）为了前往布达佩斯，花了30000辨戈。辨戈是1927年起发行的匈牙利货币，虽然1944年的通胀很厉害，但依然能折合900多美元。

既然犹太人又有钱，又习惯抱团，还很能生娃，他们就一定会引来嫉妒，进而给反犹主义带来口实。不过，正如在之前的栏目文章里曾说过的，弗朗茨·约瑟夫这位奥匈帝国的创始者，也是唯一的皇帝（执政七十年，到1916年去世，帝国也随之瓦解），深受犹太人的感戴，因为只要他在，他的帝国就一直推崇包容精神，而犹太人最理想的生活环境，就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共存。

1882年，匈牙利第一次出现了重大的反犹事件：蒂萨斯特拉尔村的一个基督徒女孩失踪了，由于时近犹太人的逾越节，便有传闻说，犹太人在教堂里做仪式时，把这女孩砍了脑袋，作为献祭。不久以后，附近河里又发现了一具无头女尸。这件事太恐怖，一时间，反犹呼声举国高涨，部分地区的行政当局不得不宣布戒严，保护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

尽管死尸被发现作伪，案子不了了之，匈牙利的第一个反犹政党还是顺势诞生了，它发出警告说，犹太人正在攫夺我们的财富，并施展阴谋，统治匈牙利。万没想到，这个党的党魁在议会里遭到群嘲，议员都讥笑说，他是个杞人忧天、胆小如鼠的蠢货。再然后，1890年代的法国爆发了德雷福斯事件，政府和军方在社会上煽起了反犹浪潮，在其他国家都引起了连锁反应，唯独在匈牙利，议员们站稳了“反反犹”的立场，声援德雷福斯。

著名作家左拉以《我控诉》一篇檄文表达了自己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愤怒。

这说明什么呢？保守一点讲，说明在匈牙利，作为外来客的犹太人，和这片土地的主人融合得较好，主人们没把他们视为寄居者，而觉得他们是一些主动改信了基督教的人，一些真诚地寻求融合的人；加之，随着富人比例的上升，犹太人也普遍进入到最高一级的社会阶层里，相应获得的人脉都为他们提供了安全保障。

要是激进一点讲，则可以说主导匈牙利这个国家的精英力量，其性格偏大气些，很在乎优雅和体面，他们不屑于理睬，更不屑于传播那些并无根据地诋毁他人的话。谣言止于智者，阴谋论专拣闲人，要知道，阴谋论瞄准的总是那些缺少精神支柱及安全感的人，怂恿他们相信身边有些人正在干坏事，这些人，让你越看越不是东西，让你深深地感到，他们是混进来的“非我族类”。

但犹太人在匈牙利的好日子，随着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去世、奥匈帝国解体、一战结束、巴黎和会的召开，还是到头了。根据巴黎和约，新独立的匈牙利，由于之前属于战败的奥匈帝国，它失去了大片土地和人口，经济下滑，政局动荡，匈牙利人的民族尊严大为受创，同时又担心不远处的苏联会把革命火种散播进来，因而十分恐慌。这样，民族主义的火焰顺势而起，这是犹太人最害怕的对手：半个多世纪以来，犹太人和匈牙利精英阶层之间的水乳交融，被民族主义一击而破，他们发现，自己突然成了这个小国家境内人数相对较多的少数民族，更其危险的是，他们太有钱。

钱，此一时给他们带来舒适的市民生活，彼一时则让他们连觉都睡不好了。反犹主义者早就等待着这一天，他们发现民心有变，立刻拿出一份份数据，证明匈牙利1/5的财富都落在犹太人手里。诚然，匈牙利一直不怎么反犹，可是反犹者叫嚣说，这正是因为犹太人渗透得太彻底，他们都成了有话语权的社会精英了，怎么可能嚷嚷着要反对自己呢？匈牙利人还不及时觉醒，更待何时？

即便如此，匈牙利的反犹，比起德国、奥地利、波兰、俄苏等等来说，程度还是较轻的。在米克洛什·霍尔蒂的保护下（霍尔蒂是个复杂的人，心眼比较多，他对外宣称反犹，却又跟德国虚与委蛇，主要是想给自己留个后手，他还跟英国和美国签了密约，让他们不要打击匈牙利），在其他国家落难的犹太人，都往布达佩斯跑。可惜的是，这座优雅的城市尽了力，也没能保护住他们，当1944年3月19日，纳粹军队荷枪实弹、步伐整肃地入境时，布达佩斯的悲情指数陡升至顶点，再也无法回落。

有一部有名的电影《忧郁星期天》，以布达佩斯的两男一女为主角，他们的故事完美地演绎出了这种悲情：三个人，在纳粹叩开大门的时刻，都以各自的方式为他们所属的这座城市牺牲。

《忧郁星期天》

当年，马洛伊·山多尔在日记里写下的几句话，同《忧郁星期天》所反映的沉痛心情完全吻合，后来常常被人引用：

“可耻地活！可耻地行走在白日！可耻地活！……我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3月19日破碎了。我听不到我的声音；就像被乐器震聋了耳朵。”

马洛伊并没有痛骂纳粹，他所说的是：如今我活着将成为一件可耻的事。为什么这样讲？难道说，德军的入侵，他要为此负责吗？

因为他把个人的荣辱同布达佩斯捆绑在了一起。布达佩斯失败了，她无力庇护那些她原本承诺了要庇护的人，虽然不是主动出卖，可她毕竟是背叛了他们。匈犹共存的黄金时代，市民的形成和城市的繁荣，留给了一代精英过于美好的回忆，他们在优裕之中成长，是一些心胸豁达的自由主义者，一些视优雅、大气、包容为道德责任的人，他们十分鄙视煽动性的民族主义，觉得它粗俗而阴险，然而，他们又不得不为自己无力招架民族主义力量（作为外敌，纳粹德国代表了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血统至上论）的凌虐而伤心欲绝。

《世说新语》里有个“华歆王朗俱乘船”的故事，说华、王二人乘船，有一个人被盗贼追杀，请求上船躲避，华歆犹豫不决，王朗却大度地说，船宽着呢，上来吧！后来盗贼追近，王朗就提议把那个人扔下去，华歆说：我那时不是为难吗？我为难正为这一点，但如今，既然我们已经接纳了人家，又怎能随意弃人而去呢？说完，华歆“遂携拯如初”，而“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不管执政者基于什么动机保护了犹太人，事实就是，匈牙利没有充当那个随意抛弃落难者的角色，不仅如此，它还因为保护他们而在1944—1945年间吃尽了苦头。《忧郁星期天》里，犹太店主的神情说明了一切：他眷恋布达佩斯，感激它，他在这里发家致富，得到它的遮风挡雨，也学会了尽可能地包容那些有敌意的人。在登上死亡列车的时候，他那张犹太面孔透露出其心中的平静：没什么可埋怨的，不管是幸运地活下来，还是牺牲自己，都是上帝在安排他兑现他对匈牙利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