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 | 母亲离开我十年了,我不敢想她
凤凰图片 2019-11-14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推出特别策划《潮水与我》,以家庭相册的方式,记录大国小家的变迁史。本期是来自山东的青年吴倚天和他的家庭故事。 在我幼年的一场噩梦中,我们大院的门卫坏笑着开着大巴碾断了母亲的腿,致使她瘫痪。这场噩梦深印在我的脑海,十余年不曾散去。母亲的瘫痪当然与那个欺软怕硬的门卫无关,她从一出生腰部就携带着一种神经瘤。从童年到大学毕业,这种神经瘤一直伴随她成长,但却并未对她造成威胁,只是走路稍有不便。直到她婚后,十月怀胎压迫了她身上的神经瘤,生下我三年后,她未曾再站起来。 如今,母亲已离开我十年。若不是这次投稿,我很少敢于触及内心深处对她的思念,敢于去回想人生中的种种遗憾。我不是不想她,只是不敢想她。 文图:吴倚天 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邹文昌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母亲与家人合影。前排最左和最右分别是我的姥娘、姥爷,后排从左至右依次是年少时的姨妈、母亲和舅舅。 我的母亲叫孙鲁军,她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她的父母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市沙河站镇附近的农村。我姥爷的父亲是一名老红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完淮海战役,过长江前腿部中弹,便退伍返回原籍,重新操持起农事,我没见过他。 姥爷在镇上一个农信社做个小干部,常常给街坊邻里撑腰办事;姥娘年轻时一边做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一边忙于农事,还要照顾家里的孩子,她十几岁时被迫辍学,成年后对孩子读书有着莫大的执念,因此母亲和舅舅的教育才没落下。
上世纪70年代的母亲、姨妈和舅舅三姐弟。 我的母亲1965年出生,是家中的长女,从小各方面都表现优秀,用现在的话说,她就是同学家长眼中 “别人家的孩子”;姨妈不爱学习,早早辍学,又遗传了姥爷的火爆脾气;舅舅排行老幺,最为受宠,和姨妈也一直不对付。 改革开放前,农村普遍较为贫困。姥娘勤俭持家,日子还算勉强过得去,但物质贫乏的烙印一直印在上一代人的记忆里。舅舅年幼时去赶集,姥姥把五毛钱缝在他口袋里,以备不时之用,回家后还要再拆出来;姥娘带着舅舅和别的小孩一起赶集的时候,为了省钱永远都只给别人买糖吃,舅舅从来都吃不到。
母亲(右一)上大学时,与同学合影,摄于人大东门。 听姨妈说,我母亲从小记忆力很好,老师讲课的内容,她回家后能够全部复述一遍。只是也免不了马虎,马虎到第一次参加高考时忘记填自己名字,回家被姥爷打了一顿。第二次高考,母亲如愿以偿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 多年以后,她仍记得当年的高考作文题:一幅画,一个人扛着铁锹挖井,挖了好几眼井都没有见到水,他长叹一声“此处没有水”就扬长而去。可实际上就在井底咫尺之遥的地方就是一条地下河,他哪怕再多挖一铁锹,就可以把井通到地下河了。母亲得出的结论是:人生的成功就在最后的那一下坚持之中。 现在想来,这仿佛是对她人生的一种隐喻。她一直在坚持,坚持读书、写作,坚持与疾病抗争,坚持成为一个乐观、豁达的人,坚持追寻生命的意义。
年轻时的母亲(二排左一)和同宿舍同学的合影。这张照片的背面写着“519八朵金花”,519是她们的宿舍号。 1985年,母亲来北京上学。在北京读大学的四年,她过得很开心。大家相互取外号,有个同学喜欢拍板,就叫她“首长”;有个同学善于算账、精于采购,就叫她“部长”……舍友们给母亲起的绰号是“军师”,因为她们觉得她足智多谋、能言善辩。这些都是多年之后,她的同学讲给我的。
大学毕业实习期间,母亲(后排中)和大学同学合影。 我从她的同窗好友那里了解过母亲的大学生活。她唱得一口好豫剧。当年,大学班里第一次中秋联欢会上,她表演了一曲原汁原味的豫剧《花木兰》,惊艳了同学们。据几位阿姨回忆,当年晚上熄灯后,母亲和她们坐马扎在楼道里打牌玩儿“升级”;懒洋洋的周末,大家整理床铺、洗衣服、洗澡,母亲大嗓门喊“今天没课,咱们早点去排队,中午我还要吃职工食堂的肉卷”。
母亲(二排左一戴蓝帽子者)上大学时和同学摄于天安门广场。 母亲的同窗还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每周都有各路名人或学者讲座,漫画家方城、围棋冠军聂卫平、导演谢晋、小提琴家盛中国等等都去过,哲学的、政治的、历史的、美容的……在八百人大教室、在学三楼3201大教室,占位子听讲座,母亲最积极,几乎次次不落,还和大家一起抢着找讲座人要签名。
大学期间的一个冬天,母亲放寒假回家,在家里玩雪。 母亲喜欢写博客,但她关于大学时代留下的笔墨不多。2006年,她在一篇写她的偶像巴蒂斯图塔的文章里,难得提到了她的大学生活: 在大学校园里,很多个夜晚,灯火辉煌的宿舍楼里会突然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抑或是咒骂声,偶尔还能听到一两个玻璃瓶子扔到楼下的炸裂声。偶尔好奇地挤进有电视的公共房间一看,黑压压满满一屋子人在看足球呐……还有5·19那个噩梦之夜,楼下马路上不时传来受伤野狼般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嚎叫和此起彼伏的愤怒喧哗,从窗口看下去,原来是流水般向前涌动的球迷,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散发掉身上的悲愤和郁闷。 我特意去查了5·19,才知道 1985年5月19日,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国足1比2负于中国香港队。然而,可能是母亲的记忆有偏差,当这场比赛发生的时候,她其实尚未到北京。她写的很有可能是关于另一场比赛的回忆。
1988年,母亲(左二)和大学同学毕业实习期间,去湖南张家界旅游。 1988年6月,母亲结束了在宜昌档案局的实习,和几位同学溯江而上去 “穷游”。晚上落脚在重庆一个床位一天2.5元的简陋招待所,经历了一整天的车马劳顿之后,其他同学都急吼吼地去洗澡、冲凉,唯有母亲,径自打开14寸的黑白电视,端坐在床,专注地观看当时正在热播的电视系列片,她对同学为了洗澡而错过那部片子的行为甚表“愤怒”——“多好的片子呀,你们怎么都不看呢,你们怎么都不看呢!”
1989年,母亲(二排右二)大学毕业后回到泰安工作,与同事合影。 1989年,母亲大学毕业,阴差阳错被分配到了海尔的车间拧螺丝钉。但她身体吃不消,于是返回泰安市里,做了泰安卫校的老师。从此以后,她的人生和这座山脚下的小城再也没有分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