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那个救了几百万人的鼠疫斗士，如今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源济

那个救了几百万人的鼠疫斗士，如今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原创： 阿舒 山河小岁月 2019-11-15

1910年9月，俄罗斯境内达乌里亚某华工棚里人心惶惶。

不过一个星期，七名华工暴毙，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年龄不一。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死亡，传闻说他们是集体服毒，又有人说是逛了不干净的窑子。俄罗斯人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们烧毁了工棚，然后驱赶华工回国——但这一切都没有通报给中国政府。这一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直接引发了20世纪中国境内最为严重的瘟疫。

黑龙江档案馆

9月17日，达乌里亚工棚里的两个木工来到了满洲里，住在二道沟街张木匠开设的小型旅店。四天之后，两人相继死亡。而后，同院的金老耀、郭连印二人也去世，他们生前曾和这两个木工住在同一张火炕上。

就这样，疫情迅速扩散开来，来势之凶猛，令所有人始料未及：

哈尔滨的灾情最为严重，死亡人数超过人口的三分之一；长春府死亡人数5827人、双城府4609人、阿城府1795人……奉天府的死亡人数比黑龙江略好，但流行一百零七日，平均每日死亡人数高达66人，死亡之惨烈，不忍目睹。（以上数据来自1911年奉天全省防疫总局发布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

不到4个月的时间，死亡人数达６万之多。疫情报告书上一言以蔽之：地无完土，人死如麻。

人们终于意识到，是鼠疫！

哈尔滨地区鼠疫情况分布图

1989年2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其中，艾滋、非典、梅毒、猩红热、狂犬病、乙肝、疟疾……都属于乙类传染病。

甲类传染病始终则有两种：鼠疫，霍乱。

鼠疫，又名：一号病。

这是曾经毁灭了大半个欧洲的瘟疫，人们也叫它“黑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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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东三省总督锡良从奉天找来 2 名中国西医和 1 名日本医生，防疫工作毫无起色不说，之后再无医生愿意前往疫区。哈尔滨本地虽有 10 余名俄国医生，但地方官员们担忧若聘用他们可能会“别生枝节”，有碍主权。无奈之下，主持哈尔滨防疫的滨江关兼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和东三省总督锡良相继致电京、沪、津等地，请求延聘出洋医士来哈协助。

剑桥医学博士、时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的伍连德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清政府紧急派往哈尔滨的。

1911年，伍连德在哈尔滨第一个鼠疫实验室

伍连德，1879出生于马兰西亚槟榔屿，祖籍广东台山。1896年，17岁的伍连德获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赴英伦敦剑桥大学，师从诺贝尔获得者Elie Metchnikoff教授与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教授。7年负笈，共获得剑桥大学5个学位：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学位、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剑桥大学外科学硕士学位、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获博士学位时，他只有24岁。

伍连德

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袁世凯邀请伍连德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这位华侨时时刻刻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临危受命，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

在很多文章里，都把伍连德称为东北鼠疫疫情的“全权总医官”，实际上，伍连德并不是外务部派出的唯一医生，除伍连德外，外务部同时还派当时在天津卫生局任职的法国医生梅聂、英国医生吉陛、北洋陆军医学堂教习全绍清、方擎及十余名医官、医学堂高年级学生陆续前往哈尔滨。在致东三省方面的电报中，仅称派遣伍、梅等“会同筹办”防疫。而在致俄国公使照会中则称，已遴派伍连德、梅聂等人赴哈，“筹办一切”，并称“该员等医术精细，与防疫事宜尤为富于经验，并能办理得宜，共保无虞”。

伍连德（前排左三）与他的抗击瘟疫组成员

伍连德一行抵哈时，他们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道台于驷兴只派一名下属接站，与滨江厅同知章绍洙的会面，也是伍连德主动登门。当时，当地官员内心深处更相信的，其实是更有鼠疫处理经验的外国医生。

事实上，俄国以防疫为借口，屡屡虐待华人。根据《大公报》和《盛京时报》的报道，在满洲里，“自瘟疫发现以来，华人因防疫受虐而死者已三百人，数十里间啼饥号寒、哀声遍地，不忍听闻。俄将各界巷口堵塞，华人除在俄商会注册十八家不圈外，所有各业商人一律驱往车站。商民三千余、妇女四十余，踉跄号哭奔走，稍迟鞭垂立下或以枪刺乱砍，俄兵鼓掌大笑，至站后解衣验病，裸立荒野至晚十钟始毕，仍赶入瓦罐车，当日冻毙者四人，死而转生者四十余人。妇女赤体惧羞，多以手自掩，俄兵举枪暴打，只得垂手僵立。” 又“有新疆后补夏君，前往满洲里拟购俄票，由西伯利亚铁路赴新，被检疫俄官拘禁，用冰水石灰等物洗验，百方哀求不应，幸遇会同查验之华官，始设法保出。述及目击华人被害死亡、财物焚毁之惨状，闻者几至泪下。”

检查疑似鼠疫患者

不仅如此，俄国还以此为借口，企图夺取东三省防疫主权，“俄国伊尔库次克防疫会议决议，如中国允认，即在黑龙江右岸各站设立验疫所。”在黑河，“俄人深恐华官办理不善，拟在右岸设立检疫所。

一边是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一边是虎视眈眈的俄日列强，给伍连德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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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的当务之急，是了解这场鼠疫的感染源。

当时医学界的普遍认识，都认为鼠疫是鼠传播给人，得了鼠疫的人是不会再传播给人的。北里柴三郎，世界上首次发现鼠疫杆菌的日本人，人称“鼠疫斗士”，他断言，哈尔滨的鼠疫来自老鼠，所以灭鼠是当务之急。

但伍连德不这样想。第一，北里医生已经派人对哈尔滨的老鼠进行解剖，没有发现鼠疫杆菌。第二，哈尔滨的冬天寒冷，零下数十度，老鼠能够大规模活动吗？伍连德认为，疫情如此严重，应当不是老鼠所为。

尸横遍野

他把目光投向了疫情研究报告，致力于寻找鼠疫的源头——最终，目光锁定在了我们开头所讲的达乌里亚里华工棚暴毙事件。那七名暴毙的华工来自不同地区，年龄不一，但他们生前都接触过一个捕旱獭的俄罗斯人。

土拨鼠，亦称旱獭，属啮齿类，主要生存在蒙古、俄国贝加尔湖和中国东北地区。捕旱獭是当时满洲里最常见的职业之一，有一万一千多人从事捕猎工作。因为旱獭皮可与裘皮媲美，甚至可以冒充紫貂皮。每张从满洲里出口，卖到俄国，可卖到两角五分。这是1910年的价格，相比三年前，已经涨了六倍。1910年，市场上的旱獭皮甚至到达了250万件。

旱獭真的不能随便触碰！

经验最丰富的捕旱獭者知道，在秋季，旱獭皮毛丰厚脂肪肥美，但也容易流行一种疫病，人如果接触，很容易感染而死。

这时，恰巧伍连德得到一例旅店店主死亡的报告。询问店主的随从，之前是否有皮毛商人入住。答曰：刚走。

但这些都是猜测，伍连德需要在死者体内找到鼠疫杆菌。当时清政府禁止尸体解剖，伍连德获得了特批之后，几乎是偷偷摸摸就地解剖尸体，很快，他验证了自己的猜测——

器官里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

伍连德实施中国医生第一次人体解剖，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

这场鼠疫的传染源，已经不再是鼠，而是人和人之间的传染！

伍连德连忙打电报给外务部，要求组建简单而有效率的防疫组织。但真的开展实施时，他才发现困难重重。对于伍连德的参与，奉天派来的姚、孙2名中国医生尚能积极配合，日本的志熊医生则因“意见稍有不合”，与其屡有争执。商会和自治会的反应更加激烈，他们认为伍连德和奉天医生所用消毒、隔离等办法不合商民习惯，集议启封因疫被封房屋，并自立病院，聘请中医用针灸等法防疫。

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们对伍氏的做法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眼里，这个京城派来的医官，操着半生不熟的华语，还动辄越过地方官员，直接向外务部请示意见，几乎不懂官场规矩。

但伍连德的心里，这些统统都靠边站，医者仁心，只要能赶紧防止疫情，其他都是扯淡。

1911年，哈尔滨停业的客栈、学校等被用来当作防疫的办公室、消毒室和病房。

他提出的第一项防治手段，便是集体火化尸体。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获得了当时的摄政王载沣的直接批准之后，1911年1月30日，伍连德指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集体火葬。

这一行动，在后来也被公认为东三省鼠疫防疫的转折点——焚烧过后，全城死亡人数急速下降。

焚烧尸体

外务部另外派来的医生梅聂没有听从伍连德的劝告，他认为这场鼠疫并不会通过人与人传播，于是颇为大意地直接接触了病人，1911年1月4日，梅聂因感染鼠疫去世了。

伍连德对于梅聂的去世深感惋惜，但也是因为梅聂的去世，人们证实了伍连德的正确。

大家开始接受伍连德发明的棉纱做成的简易口罩，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简单易戴，价格低廉，可以很好的防治传染。大家把这种口罩取名“伍氏口罩”——至今仍有医务人员在使用这种口罩。

在控制鼠疫中发明的“伍氏口罩”

1911年3月1日，随着零点钟声的敲响，伍连德正式宣布24小时内，哈尔滨无一例死亡，无一例感染。傅家甸的隔离终于被取消了，老百姓走上街头，劫后余生，人们喜极而泣。

三个月，伍连德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避免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创造了扑灭鼠疫的人间奇迹。

1911年4月，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伍连德的“肺鼠疫”论，终于得到了与会各国专家的认可。各国专家公推伍连德为大会主席，北里柴三郎由衷地把“鼠疫斗士”这个桂冠让给了伍连德——他终生以此为傲，连自己的自传，也取名为《鼠疫斗士》。

1911年在奉天举行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伍连德任大会主席。

但伍连德并没有放松。1911年7月，伍连德前往中俄边境考察旱獭间鼠疫流行状况，并将考察结果整理形成《旱獭（蒙古Mamort）与鼠疫关系的调查》，在国际著名期刊《柳叶刀》上发表。

在文章中，他还预测，鼠疫还会再度爆发。果然，1919年至1921年，东北又先后发生霍乱和鼠疫，由于伍连德已建立起防疫网和防控措施，这次死亡人数远低于当时最先进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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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这个名字，已经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但在一百年前，他是真正的国士无双。

因为消灭鼠疫，伍连德获得了清廷颁布的二等双龙勋章，并且获得了载沣的召见。他对女儿伍玉玲说，“衣料很硬挺，穿着不舒服”。这是中国历史上医生获得的最高奖励。

梁启超曾经对伍连德有这样的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1911年，伍连德从东北抗疫归来，清廷授予二等双龙勋章后，与妻子黄淑琼合影。

从清廷到北洋政府，伍连德都获得了卫生部长的任命，但他一一谢绝。他想要做全国海港检疫总处处长——原因只有一个，霍乱、鼠疫等流行病基本都是从海关进入的，而要控制疫情，就要把原来属于洋人的海港检疫权收回。伍连德亲自起草了全国第一部海港检疫章程《海港检疫章程》，最先收回的是全国最大的检疫所——上海检疫所，伍连德自任所长，全家搬到上海，接着逐渐收回各港口检疫权。

 

他还劝说洛克菲勒基金会，组建了协和医学院。

伍连德博士与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

拯救了东三省人民的伍连德博士却没能拯救自己的家人。

在伍连德的私人影集里，有一册颇为特殊，这本影集里，多半拍摄的都是北京的名胜古迹，主角是一位美丽的女士，这是伍连德的妻子黄淑琼。

1934年伍连德与夫人黄淑琼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家中

他们在1903年相识。那年8月，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博返回马来西亚，住在好友林文庆医生家中——林文庆早期加入同盟会，兼任过孙中山先生的保健医生，后受聘陈嘉庚创建的厦门大学任校长。林文庆的妻妹正是黄淑琼，两年后，这对大家公认的郎才女貌在新加坡结婚。

黄淑琼的父亲黄乃裳曾经是维新派一员，与康有为、梁启超同被列入黑名单。变法失败后，黄乃裳赴南洋，在新加坡与孙中山订交。黄淑琼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几乎包办了全部家务，连伍连德的藏书票都出自黄女士之手。

正是黄淑琼劝说丈夫拒绝了蒋介石邀请其出任军医司司长的任命，理由是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民主革命道路，他的承诺也许并不可靠。伍连德对妻子称赞有加：“她终其一生都是我最忠诚的伴侣，尽管一直体弱多病，但她竭力照管家庭，是一位可敬的贤妻良母，又是我在北京官场生涯的贤内助”。黄淑琼可以用流利的英语谈论中国艺术和文化，她受到了外国公使团的欢迎，黄淑琼还曾经出版了英文写作的小说《西施》《杨贵妃》，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古典文化。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找到了她的题签：

1937年，在参加完长子伍长庚的婚礼之后，黄淑琼因肺结核在上海病逝。

1937年，伍连德（右一）与黄淑琼在北京协和医院参加伍长庚婚礼。

伍长庚是伍连德最为器重的孩子。他在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又去美国读书，以优异成绩在耶鲁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都获得了学位。回国后，长庚子承父业，任北平第一卫生区卫生事务人口统计负责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传染病的控制。1942年，伍长庚在指导北京霍乱免疫活动时染病，不久病逝于东堂子胡同。

伍连德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儿子，他和黄淑琼的三个儿子都没有活下来。

因为黄淑琼的身体不好，伍连德在东北娶了“平妻”李淑贞，这段婚姻得到了黄淑琼的认可。她跟丈夫约定，如果二夫人第一胎生女，那也是她的女儿。长女伍玉玲便叫黄淑琼“北京妈”。她很喜欢去东堂子胡同看黄淑琼，那时候，患结核病的黄淑琼已经很少出门了，但卧室仍旧布置得很温馨，淡粉色的墙，圆桌上铺着白色钩花台布，花瓶里永远插着鲜花。每次见面，“北京妈”总会送她几方亲手绣的真丝手帕。伍玉玲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北京妈”的涵养。

伍连德与黄淑琼

黄淑琼和伍连德在北京的家位于东堂子胡同55号（现为4-6号），伍连德邀请一位德国建筑师改建成带有后花园的三层西式小楼，“漂亮的花园装点着盆景和随季节变化的鲜花。我们还买来不同时期的旧式神灵和美人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安置在适当的角落中，并安放了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屏风，上面镌刻着与中国三国历史有关的各种场景和人物。还有一些精致的大理石雕刻品，是一张方茶桌连带四个圆凳，一个报时的古代日晷。”

这是他们温馨的回忆，2017年，我曾经在朋友指引下去了东堂子胡同。故居奇迹般地保留下来，徒留下绿色的窗子，破败不堪。伍连德在新中国成立后，把自己的故居捐献给了中华医学会作为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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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伍连德失去了妻子黄淑琼，他在上海的寓所也被日军飞机炸毁。

他被迫离开中国，回到了马来西亚。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回到热血的东北土地。

1960年1月21日，槟榔屿邹新庆律卅九号，伍连德因心脏病逝世。

在生命的最后，他最为自豪的，仍旧是“鼠疫斗士”这个称谓。在他的英文自传《鼠疫斗士》里，他这样说：“我曾经把我的人生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古老的中国，从满清到民国，到国民党的统治失败，那一切在许多人的脑海中仍旧记忆犹新。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古国，历经世代兴衰，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的希望中国更加繁荣昌盛。”

伍连德

《泰晤士报》的讣闻报道上说：“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

2007年，诺贝尔官方公开了1901-1951年所有获得提名的名单。

五十年来，只有一位中国人的名字出现在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名单中，他获得提名的理由是“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 transmission”。

1935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提名：伍连德。

顺便说一句，我们今天常用的餐桌转盘和公筷，都是伍连德先生发明的。

1、 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2、 王柏林，1910年鼠疫与东三省社会生活研究

3、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史教研室马学博老师发表的有关伍连德的相关资料，在网上检索并收集。

4、 哈尔滨医科大学网站（http://www.hrbmu.edu.cn/h_hyjj/srxz/index.htm）首任校长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