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总有理｜躁动1992：在春风沉醉的夜里

源济

躁动1992：在春风沉醉的夜里

原创： 宅少 宅总有理 2019-10-24

“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

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作家·林语堂

「逝于1976年3月26日」

出自随笔：《我的愿望》

……

01.

 

 

1992年，37岁的北漂张国立拿到正式编制，成了铁路文工团的人。

 

那两年，老张为了生存，去过南极、当过导演，又拍MV，又演小品。至今还有一段名叫《夜市》的小品残片流传在网上。

 

小品出演年月具不可考。有网友给它打过标签，说是92年国庆晚会上演的。多半因为《夜市》讲的是那年的故事。小品里，老张扮演的老师到夜市摆摊卖衣服，很是羞涩，结果被开公司的学生撞破。

老张脸上的羞涩，顿时更鲜艳了。

「张国立小品《夜市》」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北京林业大学的崔万增。

 

1992年，高校鼓励教职工搞副业，老崔拉不下脸。直到校方组织旅游去北戴河，老崔交不出钱，才一咬牙跑去卖馅儿饼。因此得了个“馅饼教授”的称号。相比之下，同样混过高校的俞敏洪就从容多了。

 

1992年，他的培训班初具规模，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俞跑去贴广告，不料电线杠子边上，早有人拿刀守候，一上来就给了他三刀。事后，老俞四处托关系，要请公安的人吃饭，愣是把自己喝进了医院。

 

如此生猛的桥段，不光发生在老俞一个人身上。1992年，还有很多人和他一样。

 

列车往南方开，春风又荡起来。

 

在这如梦似醉的时代的晚上…

源济

02.

 

1992年夏，刘强东把500块钱缝在内裤里，揣着76个煮鸡蛋远赴人大。

 

他原本是想做父母官，造福百姓。但在历史转折中，东哥的内心逐渐动摇。而那摇晃的内心，就是当时很多想造福百姓的人的缩影。后来一个叫陈东升的人，给队伍里的佼佼者起了个统一名字：92派。

 

下海前，陈东升在《管理世界》做副总编。嗅到春风后，立马创办了中国首家拍卖公司，“嘉德”。更早前，在复旦任教3年的郭广昌，已经拿着3.8万成立了一家科技咨询公司。

 

同年，体制内的田源觉得办期货公司的时间到了。拿到上头批的钱，拉13个股东募了2000多万，成了中国期货业的先驱。有人问他，办了公司还要级别吗，田源说：“放心，离开这个门，我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这一年，全国15万本来打算造福百姓的人出门创业，怒奔商海。这些人既有商业认知，又有预判能力，更有寻常百姓打不通的门路。

深圳那篇带有“东风”二字的通讯文被各大媒体刊发后，他们当时就意识到空气要变。新时代的天不但是晴朗的天，竖起耳朵仔细听，天空中还会传来清脆的金铃声。

 

积累个人财富、成就一方霸业的风口来了，哥儿几个还不赶紧的？

 

放眼一看，所有风口中，最火的就是地产。

 

那年，北滘镇旗下一家公司打算开发碧江、三桂那片多达1300亩的土地，项目叫作“碧桂园”。由于销售不理想，股东退出，项目难产。一个叫杨国强的建筑承包商站出来，靠着4000套洋房进军地产。

 

同年，广州市沙河路，身居高位的李彬海，毅然丢下公职，开始打造属于他的保利集团。在海南，冯仑和潘石屹等人组成“万通六君子”先行一步。他们手持3万元，跟一家投资公司谈1800万的合作。说服对方后，贷了1300万，购入8栋别墅，赚了300万。

「海南淘金的冯仑、易小迪、王功权、潘石屹」

 

那一年，碧桂园、雅居乐、保利、绿地、宝能等企业登上历史舞台。潘石屹说，初到海南，还是黑蒙蒙一片，第二天岛上就涌进了15万人。只有许家印醒得晚，揣着一份30页的简历，在深圳跑了三个月还没找到工作。

 

后来朋友告诉他：“这里时间就是金钱，谁有空看你那么长的东西？”

 

房产火热，很多人都跃跃欲试。王石把万科主业定在了地产；史玉柱决定建造巨人大厦，最初计划盖38层，在众人的怂恿下，最终决定盖70层；同样冲动的还有李书福，带着千万资产到海南，结果接了烂尾楼的盘。

 

沉得住气的人，只有一个任正非。

 

那一年，四通集团涉足房产，柳传志也忍不住在惠州投资。任正非却坚持要做“世界级的电信设备提供商”，花了老大力气，开发出能带500门用户的交换机。

 

年底，华为销售额突破1个亿。

 

有人一夜间就有了身家百万。从此，试图财务自由的人，都牢记了一条历史经验。借92年应求伯君之邀去金山的雷布斯的话说就是：

 

“找对了风口，猪都可以飞。”

源济

03.

 

1992年，不但商人，歌手也迎来了好日子。

 

这一年，中唱广州分公司成立内地首个企划部，陈小奇成为部门主任。内地打造明星的时代缓缓拉开大幕。

 

在南方歌舞厅驻唱的金嗓子们，再也不用看人脸色，下场给土大款敬酒了。

 

那年，陈明参加广东歌舞厅歌手大赛摘冠，随后和陈小奇签约。之前，《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的创作人看她像个学生，不想让她唱。一看拿奖了，马上把演唱权送到她手里。歌曲一出，陈明迅速走红。

 

同年，为了争夺《蓝蓝的夜，蓝蓝的梦》的演唱权，毛宁与歌手张咪打了一架。结果舆论纷纷支持毛宁，令其收获意外名声。那之前，陈小奇看到古诗《枫桥夜泊》，随便写了首歌。香港歌手出专辑，送去人家没要，就先放下了。毛宁运气好啊，很快把这首《涛声依旧》唱上春晚，成了万千少女心目中的情人。

 

为了包装签约歌手，陈小奇费尽苦心。他把毛宁和专辑卖破百万的杨钰莹，绑成了“金童玉女”。觉得甘萍唱腔清纯，就给她发了首《大哥你好吗》。面对毫无名气的李春波，让发行部接了他写的《小芳》，并掷地有声地说：

 

“如果亏本，我们负责！”

 

随后，陈主任带着队伍北上运作，一路吆喝。

 

第二年，《小芳》就红遍大江南北。

 

广州军团的胜利，让无数人看到了机会。黄格选、林依轮、周冰倩纷纷开始“捞头”生涯。连在北京混的黄渤也犹豫要不要去广东看看。

「北上吆喝的广州军」

 

几家有名的唱片公司，也在1992年成立。

 

在央视，搞《正大综艺》的正大集团把写《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孙仪请来助阵。两年后，在男友的推荐下，一个叫孙悦的姑娘把歌曲小样送到公司里，正大毫不犹豫地发行了那首《祝你平安》，从此改变她的命运。

 

孙仪还有首瞧不上的歌，叫做《同桌的你》。觉得歌词太俗，什么橡皮啊。把小样退了回去。那年考研失利的高晓松，已经靠卖广告成了京城阔少，心说退就退吧。没想到，歌被给崔健写《浪子归》的黄小茂看中了。

 

1992年，港台三杰来内地做厂牌发展。张培仁创办魔岩，陈健添创立红星社，刘卓辉搞了个大地唱片。黄小茂就在大地做总监。

这三家公司的诞生，都对内地音乐的商业发展造成了极深远的影响。

 

打响的第一炮，就是摇滚。

 

1992年，魔岩发行合辑《中国火》，由张楚的《姐姐》打头阵。那之前，张楚从西安来北京，不是在高校蹭饭，就是去卡拉ok打工，吃了上顿找下顿。无聊的时候，他就去中戏找一个叫张杨的人，唱歌给他听。

当时还有个叫何勇的，写了首《钟鼓楼》，张杨跑去给他拍了MV。

「中国第一张摇滚拼盘」

 

同年，《梦回唐朝》发售，冲上了官方的销量榜。在北京火车站前签售时，长队排起，一个叫陈羽凡的青年被高原的镜头抓进了胶片。由陈健添推出的《黑豹》从香港传入内地，搞得很多人还以为窦唯是港星。

 

在港台音乐人扩展商业版图的雄心下，好多吃不起饭的优秀摇滚乐手，终于不用为下顿饭发愁了。在西单打更赚钱的赵明义，跟着“黑豹”住进了五星级饭店，靠画风筝卖吉他的丁武，带“唐朝”在王府井搓起了大餐。

 

刘卓辉推出《校园民谣》，捧红了高晓松和老狼。高一拍大腿，撺掇宋柯成立麦田。朴树成了麦田洒下的最好的种子。陈健添经“黑豹”的四哥介绍，挖掘出了郑钧。许巍一看郑钧走红，抄起吉他带着《执着》就去京城。

 

1994年，广州军团、原创摇滚和校园民谣迎来了集体爆发，高晓松伙同那英、何勇在上海吃饭，宣布内地流行乐坛成立。

 

此去经年，在名利圈打滚的他们，有人膨胀了，有人抑郁了，有人吸毒了，有人佛系了。

后来的故事，就像村长说的那句——

 

“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重逢。”

源济

04.

 

1992年，港台风还在吹，《红日》非常红。

 

那年李克勤拍戏，几天都没休息，人家都下班了，他半夜三点还在写歌，顿时觉得“命运颠沛流离”，于是写了首《红日》，想给自己打打气。结果老谭下场后，他也没能坐头把交椅，被四个年轻人抢了风头。

 

香港发行量最大的《东方日报》引用佛教“四大天王”的说法为他们冠名，只是那时候，内地很多人无法理解这种存在。让大家共情的，是叶倩文那首《潇洒走一回》。

 

因“下海”背景，“我拿青春赌明天”一下子扣动了无数人的心扉，“何不潇洒走一回”变成了投身商海的最佳口号。想拿青春赌明天的人，都急着改变命运，哪有闲心关心“四大天王”，更别提什么“周星驰年”。

 

1992年，香港年度十五大卖座影片，星爷独占了七个，前五个都是他。他在《逃2》遇到了挚爱朱茵，在《家有喜事》里拿到了最高片酬，又靠《审死官》摘得亚太影展影帝，简直是金钱、美人、荣誉尽收。

 

同时期，给别人播盗版电影，也成了内地不少人钱捞一把快钱的选择。大小录像厅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第二年，VCD视盘机在内地诞生。此后，成千上万张盗版碟涌入内地。

短短几年，广东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盗版碟集散地。1995年遭到打非后，又遁入香港，开拓了600多条生产线，继续捞钱。

在春风吹拂的夜里，无数年轻人见识了周星驰的喜剧天赋，一个个被逗得前仰后合、念念不忘。多年后，他们把这份感激兑换成：

“还你一张电影票。”

「1992年到北京游玩的周星驰」

 

不止星爷没想到，估计当年全国导演都没想到，短短24年后，内地会有那么大的电影消费能力，让《美人鱼》卖破33.9个亿。

 

毕竟1992年，内地电影还卖得像鬼一样。

 

1971年到1991年20年间，内地观影总人次下降了一半，从293亿跌落到144亿，放映场次下降了20%。1992年，观众总人次降至105亿，发行、放映收入分别减少了17.9%和15.7%。第二年，电影《重庆谈判》新闻发布会，全国各大发行公司和主要媒体悉数到场，大家互传消息：电影市场要改革了。

 

之后，各影厂作品不再由中影统销。制片归电影厂，各家自己推销作品。直面市场后，各厂最终都没守住阵地，民营企业逐渐入场。

 

而实际上，早在1992年，第五代的两个代表，就跟资本打起了交道。

 

那年，《秋菊打官司》的剧本被放在了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的桌上。高层都意识到这部艺术片卖不了钱，但还是决定投资。因为公司觉得，它一定能在国际上拿奖。

 

那时片名还叫《秋菊的故事》。确立项目后，老谋子让巩俐去乡下生活了两个月，天天给老乡洗衣服。临开拍前，张艺谋思来想去，觉得用老手法拍没意思，不如借鉴纪录片，把摄影机架在巩俐看不见的地方，偷拍。

 

就这么着，《秋菊》用了大量隐蔽拍摄手法，吸收了很多真实场景。巩俐也是厉害，开拍前，人对老张说，不能因为和巩俐关系好就让她演，演了准会砸。结果巩俐站在人堆里，没人认出她是谁。影片首映时，把同行都惊着了。最终《秋菊》荣获威尼斯金狮。

不被看好的巩俐，摘下最佳女主。

 

香港人的钱，没白投。

 

同年，另一部好电影《霸王别姬》正在紧张的拍摄中。张国荣为此练功、发烧，拒绝替身，毫无保留。剧中批斗那场戏，外面是33度的高温，他穿上京剧行头，在一个大火堆前面演了整整三天，人都快化了。

「1992年，《霸王别姬》剧组」

 

《霸王别姬》同样是香港投资。

老陈拍完电影就对人说：

 

“这部电影和以往拍的任何一部都不一样，它耗费了巨大投资，无论是从做人的角度还是从艺的角度，我都不能对投资人不负责任。”

 

尤其强调道：

我并不是迫于市场，而是主动追求。

 

话是这么说，但那年，哥俩艺术情结还在，票房口碑都想要。没有那么拉得下脸。拍片受投资方的制约，也没那么大。1992年，老谋子连私人工作室都没有，拿了《活着》跟王斌讨论剧本，直接去路边的大排档。

 

倒是《大撒把》的编剧，把一口京范儿贫嘴耍得很溜的冯小刚，比二人早一步觉悟。

 

那年，《大撒把》完成，冯跑去看成片，说片子不错，就是女主角差点意思。一扭头，徐帆就坐在他后面。第二年，冯抱得美人归，事业却一步一个坎儿，拍一个死一个，被视为“投资毒药”，所有投资人见了他就跑。

 

幸好1997年，韩三平捞了他一把，搞出个《甲方乙方》。随后，王中军投资《没完没了》，华谊兄弟正式朝电影阔步前进。

 

之前，老谋子找张伟平投资，拿艺术范儿拍《有话好好说》一赔几千万，很过意不去，被市场严重教训的他这才憋着搞《英雄》。

 

后来哥儿几个都上了道，反倒是先吃上螃蟹、背着对赌协议的冯说：

 

“我随便拍的《私人订制》，一个星期卖4个亿。认认真真拍的《一九四二》不卖钱。这给我很大的困惑。”

源济

05.

 

1992年，很多艺术家都在困惑。

 

广州“首届艺术双年展”预展，刘德华在王广义的画作前徘徊良久，面对10万元的报价，并未下手。有人对他说，你会后悔的。

 

华仔确实后悔了。26年后，这幅画在北京拍出了1097.6万元的高价。

 

那年，吕澎写下《走向市场》一文，发表在美术界的《江苏画刊》上，很多读者读了说：“这人疯了，艺术怎么能走向市场！”

 

1992年的讨论会上，人们对市场腐蚀艺术还是推动艺术争论不休，以至于栗宪庭当场落泪。面对新气象，创作者们的心都有些飘荡。

 

别人不知道，至少对陈忠实而言，写书这件事，就得考虑卖得怎么样。

 

早在1985年，陈忠实就想写个长篇，久久没有灵感。直到某天从原上走过，他才顿悟要写写这片土地。随后，他翻遍《县志》，重读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花两年时间完成了小说的调查和构思。

 

下笔前，老陈突然意识到，作家们只顾埋头创作，忽略了市场变化。一本书如果卖不好，读者数量就大打折扣。那时他一个中篇小说，顶多印三千册。对于这本“枕棺材”的作品，他不希望只有这点读者。

 

于是，陈忠实把原先打算写上下两部各五十万字的故事布局，砍到了一本四十万字书的体量。由于无法舍弃重大情节和细节，老陈思来想去，只好在创作手法上下功夫。舍弃生动的描写语言，改用叙述语言。

 

为锻炼叙述语言的能力，他还先写了两个中篇练笔。随后告诉妻子：“要是写不好这部书，我后半生养鸡算了。”说完就进了书房。

 

1991年腊月，《白鹿原》最后一个句号落定。2年后，《白》首印1.4万册，之后20年间，正版150万册，盗版不计其数。

 

老陈对老婆说：“这下我不用养鸡了。”

「《白鹿原》手稿」

 

那一年，很多作家都靠写字赚到了钱。

 

王小波拿到《黄金时代》的奖金，在顺义买了房。靠着剩下的钱，他终于敢从高校辞职，当起了梦寐以求的自由撰稿人。远在美国刷盘子的严歌苓把《少女小渔》卖给李安，拿到一笔丰厚的版权费，开始了不愁衣食的创作人生。

 

同年，《王朔文集》出版，有过“倒爷”经验的王老师，要求版税付酬制，开创中国大陆在新时期版税付酬的新局面。

 

老作家萧乾知道后说：

 

“王朔给中国作家松绑了。”

 

还是1992年，王老师把刘震云的《温故1942》丢给冯小刚，冯小刚读罢，掩卷长叹。第二年，他花8万块买下了《一地鸡毛》的改编权。刘震云生平第一次拿到那么多钱，高兴地带全家去吃了肯德基。

 

1992年的文坛，有些人赚到了钱，有些人没赚到。但就日后不同的故事来看，腐蚀创作这个锅，市场不背。

 

严歌苓乘胜追击，做个体户写出了《扶桑》；刘震云涉足影视，但还是交出了《一句顶一万句》，王小波以杂文谋生，反而写出了《沉默的大多数》；只有跟钱着急的王老师，被影视废了半拉心气，从此陷入写作危机。

 

1993年，莫言写剧本，一集15000元。目的很明确，就是为钱，结果写得痛苦不堪。后来莫言果断意识到，光想着捞钱不行，还是要有一颗真诚、火热的创作心。

 

1992年，王老师编剧《爱你没商量》，天价卖出，口碑极烂。英达找他写《我爱我家》，他躲到海南去，把梁左拱出山。英达给梁左开了一集3000的酬劳，是宋丹片酬的三倍。而梁左早年写相声，一个本子才50元。

 

事实胜于雄辩嘛。

梁左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喜剧巅峰。

 

还是陈凯歌说得好啊：

 

“你不能说，我爱文学，但我更爱钱。现在正是一次淘洗，一次甄别，它将能够鉴定你是不是真的作家，还是一个为挣钱写字的人。”

源济

06.

 

1992年，只有余老师拿他的文化大散文卖了个巅峰，其他作家都够呛。老百姓文娱生活丰富多彩，没必要指着读书滋润心灵。

 

随着电视普及，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能找到心仪对象。杨澜在《正大综艺》的舞台上站了两年，让很多人知道了世界真奇妙。儿童剧《小龙人》借一首“我头上有犄角，身后有尾巴”，让孩子们争相传唱。

 

广大知青看完《年轮》，潸然泪下。《青青河边草》很快就要登陆内地，家庭主妇们即将得到滋养。知识分子也别急，1992年年底，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人接触到一个“电视新闻杂志”的概念，就要推出《东方时空》。

 

为了奥运，连开了两场晚会。前有王祖贤打篮球，后有郑智化唱《水手》。健儿们不负众望，再次让大家激动了一个夏天。

 

那个夏天，姑娘们猛得不行。庄泳实现了游泳冠军“零的突破”，林莉刷新了长达11年之久的世界纪录，川妹子张山摘走男女混合射击金牌，“跳水女王”高敏成功卫冕，伏明霞夺得10米跳台冠军时才14岁。初代大魔王自不用说，连女篮都打下了历史性最好成绩。

「电视好看，就是老停播」

 

通过1992年的电视荧幕，平淡日常中可以收获欢笑、眼泪、激情、憧憬。

 

但不少人关心的，还是能不能多弄点银子。

 

这一年，迟斌元拿了个大奖，拿到了车、房和数十万现金，一下子炸开了全国。很快，山东9位科学家拿到20万和一辆奥迪车。

 

在北京，每月出现2000家新公司，中关村的科技企业翻了一倍。等到8月，全市的公司执照都发完了。沿海诸省的新增公司倍数增长。深圳国贸中心，一层楼挤着20多家公司，一张写字台就是一颗雄心。

 

在上海，谐音为“我要发”和“发发发”的两个私人小客车牌号，以30.5万元和28万元成交。70多岁的老太太谷如贞去储蓄所存款，跑错柜台，买了100张30元的股票认购证，由此大赚近30万。接受采访时，她说：

 

“我活了70岁，也没有见过那么多钞票，这不是发横财吗?”

 

很多人搞不出高科技，做生意又没胆识，买股票就成了致富路。

 

那年夏天，数以百万计的身份证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不久后，成千上万的人在认购点前排起长龙。有人头顶烈日，排了两天两夜。结果8月10日，说好要发放的500万张抽签表，只发出很少一部分。愤怒的群众，要求惩治不公，史称“8·10”风波。事后，新股暂停发行，中国证监会就此成立。

「1992年，炒股风波」

 

风波是平息了，后来的空气里，却还照常弥漫着燥热、急迫的寻求财富的气息。

 

从此，人们不用再为想多赚点钱感到羞愧。

 

两年后，张楚在CD封面上写道：

 

“空气中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

源济

07.

 

1992年，新事物越来越受人追捧。

 

姑娘和大妈，都穿上了一种踩脚健美裤，小孩和老人，都喜欢去公园里转呼啦圈。

 

大概是意识到中国消费者即将步入一个新时代，麦当劳在北京开了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分店，康师傅在天津生产出第一碗红烧牛肉面，XO和LV等奢侈品同时进入中国，法拉利把车卖给了北京首富李晓华…

 

美籍华人靳羽西用500万美元成立化妆品公司，希望从口红开始，改变中国女性的风貌，让西方人领略东方美。为此，她出书、上电视、开讲座，在自己脸、手部做试验，涂抹过多时，甚至起水泡。

 

她哪能想到，27年后中国卖口红卖得最好的，是一个92年出生、名叫李佳琦的男人。

 

看到李的带货量，她大概也只能说一句：

 

“oh my god！amazing！”

「1992年，李晓华和他的法拉利」

 

1992年确实是令人惊奇的一年。

 

在令人沉醉的晚上，人们身上有着无尽躁动和渴望，一个接一个故事打开序章。也是从这时候起，无数个选择辐射开去，分裂成了日后复杂、多变的现实。泥沙从此俱下。

个体迫切需要更大的觉醒。

后来的人们，都生活在这一年的影响下，继续上演着一段段鲜活的人生。在历史车轮轰轰向前的声响中，在春风吹过后的广袤土地上，现实带给人的拉扯感和撕裂感，变得越来越重，每个人，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风起千樯的时刻，都要反复审视，找准前路的方向。

有人随波逐流，有人坚守己见，有人清浊自甚，有人迷失森林，有人实利成癖，有人初心尚存，有人见缝捞蛋，有人身不由己。现实的引力，把人们拖入同一个漩涡。春风吹过，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

当一个机遇丛生、观念碰撞、争论不休的历史转折期过去，微小的个体们，在拆解完内心后，注定要一次次面对这样的情景。

 

《一代宗师》里，宫二讲话：

 

“所谓的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

 

或去，或留。

不知道你想把自己，安放在怎样的年月里？

「全文完，下次再会」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中国生活记忆》，陈煜编

[2]《我与白鹿原》，陈忠实

[3]《华为·任正非传》，华牧

[4]《甲子》纪录片，陈晓卿

[5]《大众流行文化30年》，谢轶群

[6]《90年代至今产业化电影的艰难起步》

[7]《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音乐变迁》，金兆钧

[8]《冯仑：伟大是熬出来的》，中国新闻周刊

[9]《地产“92派”登场》，姚育宾、何缘、罗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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