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十二村里的小饭桌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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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十二村里的小饭桌丨人间

原创： 吴俊宇 人间theLivings 2019-12-27

累死累活照顾几十个孩子，家长们也不上心。“小饭桌”开了5年，她确实没落下几个钱。

但每次听到孩子们说“杨老师做的饭真好吃”时，她又觉得自己很幸福，自己的孩子也很幸福。渡过难关，她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配图 | 作者供图

1

下午3点45分，杨适瞥了眼挂在墙上的石英钟，套上自己那件绿色的半旧羽绒服，挎起帆布包，快步走出电动车行，走去东面1公里外的崇文学校。接下来的时间里，她要把30多个上小学的孩子安全接回家——他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在学校里分属不同班级，习惯了放学后杨适的身影出现在校门口。

从北边海面上过来的风，跨过沈海高速和通向烟台北站的铁路，吹到这个黑瘦结实的山东女人身上，10分钟后，她已经等在了学校的收缩门门口。

崇文学校的官网“正在维护”，在另一个粗糙的企业黄页网站上，它的简介是：“始建于1995年9月，原名为烟台希望工程学校，1997年11月……正式更名为烟台崇文学校……学校办学性质为社会力量办学……是烟台市唯一一所无条件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特殊民办学校。”扫码进到学校的微信公号，上面写着，现在有学生约1400人。

学校对门曾是一家食品公司，如今已被夷为平地，覆着绿色的盖网。4点整，伸缩门退向一侧，杨适用带着烫伤疤痕的手摸了摸脖子上常年挂着的哨子，拎着帆布包迎向校门。口哨是她用来集合指挥孩子们的，帆布包里的糖酥和豆干，等下要在整理队形时发到孩子们的手里，换取他们的配合。馋嘴的孩子古灵精怪，总想多分点零食，她就得想着如何应付孩子们的小心思。十几块糖酥僧多粥少不够分，她就拿量大的豆干找补。

接孩子不是个轻松的活儿，整饬好队伍，杨适像老母鸡一样带着孩子们组成的一字长蛇队，穿越一片一片的拆迁区。

路面一段水泥一段土，灰黄色打底的画面里，是绵延的蓝色铁皮围挡和间隔浮现的绿色盖土网，蓝绿色块中间，一座座破旧的废弃厂房顽强地撑在原地，水泥墙上除了糊在拐角处的一堆白色小广告纸和潦草喷涂着的某种业务的红色手机号码，醒目之处都刷着大大的“拆”字。

在这样的背景里，孩子们行进的队伍也被衬托得整齐有序了，打打闹闹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杨适眼尖，看到有孩子刚想快跑，就立刻会提起嗓子喊一句：“XXX，你慢点！别摔着！”声音就这样及时拽住了孩子，她说，这一路得多“盯梢”，哪个孩子有啥动静，都得瞧着点，谁要“预备有啥小动作”，就得提点几句——杨适很骄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孩子在她这里磕着碰着过。

路上偶尔插进小客车、工程车时，杨适就吹哨招呼大车慢行，再归拢队伍，让孩子们靠边走。有孩子勾肩搭背，交头接耳，还有的会从地上拾捡不知名的小玩意。余光扫到这一幕，杨适也会立即吹响哨子：“把那个扔掉，不许在地上捡东西！”

拐过2条街道、6个路口，前面那片高高的、名为“开元盛世”的新楼盘在视线里变得清晰的时候，电动车行也就到了。队伍停止行进，叽叽喳喳伴着口哨声回到小院，再瞥一眼挂在墙上的钟，正好1个小时过去了。

2

这里三面环海，曾经叫幸福镇，以后会叫幸福新城，现在叫幸福街道，从地图上，可以从“幸福一村”一直数到“幸福十八村”。

幸福镇以前以工业发达著称，自上世纪50年代末建起农具修配厂以来，拆船、修船、铸造、喷涂、五金、电器、冶炼、环保设备、合金炉管等中小型工业企业遍地开花，本世纪初期，这里工业和服务业从业人数约为45：55，农业人口倒是极少数。

虽然如今本地的企业都向更东面的新工业园区迁徙而去，但幸福街道依然是烟台的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区之一，杨适和丈夫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2014年，杨适的6岁的儿子小毅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由于他们一家都不是烟台本地人，孩子只能跟大多外来务工家庭里的一样，先送到民办的崇文学校落脚中转，等户籍、社保、住房问题解决之后，再把孩子转到公立学校。

学校中午提供午餐，但是口味太差，儿子和同学们都不喜欢吃；到了下午4点就放学，但大多数父母往往都要6、7点才能下工赶回来。为了能让儿子中午吃好一点，以及下午放学后这让人挠头的几个小时里不要乱跑，杨适干脆办起了自己家的“小饭桌”，中午做饭，放学后看着孩子写作业——这样既可以连其他孩子一起照顾，也顺便补贴点家用。

于是，这个供几十个打工子女每天中午饮食、下午放学后落脚的中转站，一办就办了5年。刚开始时，只有四五个孩子，全是儿子的同学。杨适不打广告，家长们却口口相传，老师也热心介绍，发展到现在，每年都有30多个了。

孩子们在杨适的“小饭桌”吃饭、辅导费用按月结算——因为外来务工家庭流动性太大，这个月还在的孩子，指不定下个月就转了学。与北方沿海城市的旅游淡旺季的分界点同步，每年9月新学期开学时，班里的“老”学生往往只剩一半，然后又来一茬新的。

| 杨适带着孩子走在放学的路上（作者供图）

带着孩子回来后休息一刻钟，杨适就开始给这帮孩子辅导功课了。孩子们沿着屋里的3排课桌坐下，位置也有讲究，一二年级的坐成一圈，三四年级的坐成两排。杨适给低年级的孩子找来口算练习册，一张张撕下来散给他们，高年级的孩子则从书包里掏出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自己闷头写。

做作业的时段并不安静，总有孩子问“杨老师”，“这道题该怎么算”，“这单词啥意思”，仿佛是在比赛问问题，稚嫩的声音此起彼伏。杨适和另外一位从鲁东大学来的实习大学生四处应付，这个孩子的问题还没讲完，下个孩子又叫起了“杨老师”。

就这样手忙脚乱到了6点，开始有家长陆续敲门来接孩子。一位身披皮衣、戴着耳罩的中年男人径直推开门，直接和杨适问起了孩子的学习状况，杨适就接过话头说上几句；一位年轻母亲来早了，就边站在课桌旁看女儿写作业，边抱怨说没户口没社保，说打算“先在崇文学校歇个脚，等工作积满社保之后，再把孩子转到公立学校读书”；一个孩子的姥爷在门外嗦着鼻涕抽着烟，说，“来早了也不是来晚了也不是”，又说儿子儿媳打工太忙，没空接孩子，只得轮着自己这个花甲老人上阵，“这辅导班儿，儿媳妇报的，多少钱咱也不知道，只管接孩子”。

在不少家长眼里，杨适这里就是一个“辅导班儿”。但实际上，这里不是培训机构也不是辅导机构，它在一些政策文件里被叫做：一种为低龄儿童提供餐饮辅导的校外“服务场所”。

3

等家长们把孩子一个个带回家，一般得到晚上8点后了。接下来，杨适还得辅导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如果太疲惫精力不济，干脆就倒头睡，第二天早上再给俩孩子看作业。

每天早上5点，杨适准时起床，在她的催促下，儿子、女儿和另外两个“全托”的孩子开始早读。7点不到，会有赶着去远处上班的家长骑着小电驴将孩子驮到杨适家，让她帮忙送去学校。7点一刻，杨适就骑着拉货的小三轮，把几个孩子一起拉到崇文学校。

孩子进了校门，杨适就折去菜场买菜，再赶回家准备30多个孩子的午饭。午饭是最讲究的，杨适天天研究孩子们爱吃啥，尽量搭配出新花样，还得配上时令水果。她是个爱操心的人，请来“帮忙做饭”的兰大姐，通常只能负责切切菜和洗洗涮涮。炒、蒸、制馅这些“核心工作”，杨适都是亲自上阵，用她的话来说，“那么大的耐心，她烧不出来”。

厨房里的不锈钢蒸箱和大大的盛盘，看起来专业程度不亚于一个饭馆的后厨。杨适掰着手指头给我讲：“炒西红柿，我有自己的方法，我买那个锅特别厚，不会糊锅，400块钱了都。必须油放多点，炒得热点，不能加水。西红柿的营养要放在热的油脂里面，使劲把西红柿变得烂乎了，再放盐放糖，必须得那样融化成酱……”

几样午饭做好，装进保温桶，再用小三轮把饭菜拉到学校附近一个谈好租价的小摊点。摊点不到20平，里面摆了四五张桌子，中午下课后，孩子就蜂拥涌入挤进来吃饭。他们叽哩哇啦地扒拉着饭，往嘴里塞包子。有时赶上杨适太忙，让兰大姐掌勺一次，孩子一吧嗒嘴就能尝出今天饭菜味道不对，直问“杨老师”：“今天饭是谁做的？”

看着孩子们吃完，杨适还要在摊点的门口招呼着给每个孩子发一个橙子。有些小孩不想吃，她得硬塞，气得说，“我发现现在小孩心里什么事情都知道，一个个都是人精一样，嘴巴不好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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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送孩子，上午做饭，中午送饭，下午接孩子，傍晚看孩子和家长聊天，一天就在与孩子和食材的博弈中又这样过去了。人来人往，热心肠的杨适渐渐成了不少孩子的“半个家长”，让她在崇文学校也出了名，教一二年级的老师们几乎都认识她，学生有什么事情，总是喜欢直接找她，而不是找孩子家长，甚至连孩子逃课了，班主任第一想到的，也是打杨适电话。

而无暇管孩子的家长，跟“杨老师”更是不见外，仿佛比跟学校里的老师更亲：孩子生病发烧了，家长会给杨适打电话，请她“帮忙”去学校直接把孩子接回“小饭桌”；辅导孩子作业时，也会有家长给她发来微信，要她“帮忙”交个电费；有些家的大人租房没时间签合同，或者家里马桶、热水器出了问题，也使唤杨适去“帮忙”……

孩子们就更信任“杨老师”了，没带作业本，忘带手工刀，从来不去找父母，都是跟杨适说；新转学来的学生不知道买什么教材，也是杨适去新华书店找书。

这种多方信任关系的形成，大概因为杨适有套教育小孩的“土法子”——孩子交到她手里，确实几个月后就会有好的改变。

她开玩笑说自己父母都是公立学校老师，也算是“教育世家”。她自认为带孩子有天赋，早年曾在西安一所幼儿园做老师，十分在意孩子的习惯养成，可以发现很多家长忽略的细节。“小饭桌”的每个孩子的个性，杨适都了如指掌，谁“要是在学校挨了骂，会蔫了趴桌子上”，谁“说是出去拾垃圾了，指定是出去玩了”。

杨适小巧的脸，显得她的眼睛很大，看到孩子，眸子就泛光，说起带孩子的经验手舞足蹈、滔滔不绝，“给我50个孩子，我都管得住”。

但杨适对孩子们的热心，难免让家人有点不平衡。过去一年，每逢周末，一家四口还能去海边遛个弯、外出爬个山，但今年杨适把全部心思都倾注在这群孩子身上，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的机会都少了。

丈夫对她这种“奉献型人格”表达过不满，今年和她“深聊”了几次。9月，杨适有段时间天天在家做饭，陪丈夫一起吃——那段时间丈夫在厂子里犯了点小错，被老板教训得不浅。

不过这种日子“好了不到十天”，杨适又变回原样。丈夫对她干脆完全不管了，只是偶尔还是会急眼。比如，他买来两袋豆干，一袋给孩子吃，一袋留给自己。然而杨适记混了，结果两袋全给了孩子们。

4

其实杨适的“小饭桌”还有一个秘密。

如果去问每个家长，“杨老师的班儿”学费是多少，就会发现每个家长回答的都不一样，有人说“30一天”，有人说“40一天”，还有人说“不要钱”。

杨适很坦率，“我是看人开价的”。“有些孩子难带费心，得贵点儿。有的家庭太困难，不能收钱”。卓越20岁，这个年轻生涩的小伙子在烟台做汽车销售，下班了，就开车来杨适这儿接妹妹回家。他的妹妹今年8岁，来“小饭桌”已经一年多了。兄妹俩的父亲做焊工，母亲打零工，平时工作忙到两眼一抹黑，没空管妹妹，只能让他跑腿。

他一到“小饭桌”，杨适就给他传话——班主任告状，说他妹妹上课不认真听讲，数学只考了80多分。杨适又跟他讲教育方案，卓越一脸茫然，只能连连点头。

卓越的妹妹喜欢在杨适这里写作业，说一群同学在一起“有学习氛围”，一旦回到家，便无法无天，没人管得住。卓越也很无奈，父母的教育毫无方式方法，只会死板地教训“你得好好学习”，辅导妹妹数学时只能丢个答案，却不知道怎么教孩子运算的过程。他们的父母现在正在犹豫，如果女儿成绩太差，干脆就不再努力解决社保，直接明年把她扔回菏泽老家上学。

卓越妹妹的问题，也是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的普遍问题：孩子缺少父母的陪伴，父母为生计耗尽了精力，对子女关心不足。杨适对此也头疼，抱怨有些孩子也就在她这里能“揪一揪”，一回家，就什么都不干了。她说，“小饭桌”里真正在意孩子学习、能和她进行有效沟通的家长，只有1/3，剩下的家长，都是直接当了甩手掌柜。“现在小孩不好管，吃的玩的没诱惑力，陪他说说话，比摆一堆玩具、看个电视强多了”。

理论上，“小饭桌”本应只是“学校——老师——校外服务场所——家长”闭环中最无足轻重的一环，但在现实里，杨适反倒成了责任最重的那个人。

“我就是起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重点不在我这儿，是学校和家长的教育，我只是暂时看管一下孩子，让他们安安静静写个作业。但我管得太多，心操得太多了，特别累”。

5

“小饭桌”里的柴子康，只要有人一进来，便会咧嘴叫“叔叔好，阿姨好”。他揣着本《小学生必背古诗词》，见人就开始背书。他尤其喜欢王昌龄的《从军行》，因为“好听”。但他并不知道“不破楼兰终不回”的“楼兰”到底在哪儿，只知道念注释里那句，“汉代西域国名，泛指边疆的敌人”。

礼貌、爱读书，但这个已经14岁的孩子“还是有些不正常，看得出来”。杨适满脸怜惜——柴子康6岁那年才会说话，被爷爷奶奶认为“脑部发育不良”。

他还有个12岁的弟弟，名叫柴子庚。小哥俩跟着年近古稀的爷爷奶奶讨生活，柴子庚曾是杨适“小饭桌”的常客，柴子康在今年5月的一天来找弟弟，杨适见他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一心软，干脆把他收了下来，让他白天就在“小饭桌”待着。

半年前的柴子康还没这么乖巧。那时他性格孤僻，生活习惯极差，在学校毫无章法，时常傻笑，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觉得教不了，爷爷奶奶就让他退学了。刚来“小饭桌”时，他往那儿一杵，也不和其他孩子打交道，用杨适的话来说，“好像没感情”。

我跟着柴家的小哥俩去了他们的家，也在幸福十二村，6楼，推开门，一室两厅的房子只是最基本的装修，除了水泥地和白瓷墙外，没有多余的修饰。往左手边的厨房和卫生间一瞅，黑黢黢一片。小哥俩的房间里的桌子上个盘子，里面是坨干巴巴、边缘泛黄的米饭，没菜。

爷爷奶奶的房间里更是简简单单，桌子上放着馒头和当成杯子用的黄桃罐头瓶子，墙上挂着四五个塑料袋。爷爷老柴平时爱抽烟，买不起卷烟，只能用纸卷烟叶，奶奶跟我碎碎叨叨开始拉家常，爷爷就坐在被旧毯子覆盖的沙发里，沉默不语，偶尔才插几句话。

他们的儿子儿媳离了两次婚，还没离成。爷爷对这场婚姻的评价是，“年轻人打工就开始搞自由，不成熟，一提结婚就上头”。现在，儿子儿媳都不着家，两个孩子就被交给了老人拉扯。聊着聊着，奶奶便抹起眼泪，老两口“每天早上四五点起来收废品，收一天捡一天，捡一天花一天”，收入只有三四十。

杨适对柴家兄弟俩，一分钱学费没收，平日就把柴子康带在身边，教他生活礼仪、日常习惯，一心想把这孩子“带成正常人”。柴子康也愿意来“辅导班”，每天早上杨适从菜场回来，他便背着书包跟着坐进来背古诗词，背累了，就和智能音箱玩。他爱听《青藏高原》这类音调高且抒情的音乐，时常跟着唱，被别人看见，他便捂着脸笑。杨适对他没有很多管教的言语，只夸他记忆力好，央视天气预报里面的城市名字背得很顺。偶尔让他帮忙搬个桌子，他应承得飞快，赶紧把事给办了。

柴子康对杨适依赖性很强，每天不管吃饭喝水还是做事，都会问杨适，“老师，这样可以么？”“老师，这样做对么？”杨适说，“这孩子太絮叨了，做一件事情得问我好几遍”。

柴子庚也喜欢杨适，喜欢问别人学历的他，提及杨适就一脸骄傲，“杨老师大专毕业，和我爸学历一样，很厉害。”但这个孩子淘，嘴上总应承着要好好学习，却时常逃课，每次人在学校不见了，老师就来找杨适“家访”。

老柴夫妇只会对杨适说，“如果孩子不听话，你就揍他”。杨适甚至发现，有时柴子康往爷爷奶奶面前一站，就会打颤，“这应该是打的”。她真正操心的是，老柴夫妇年岁已高，柴子康未来要怎么办，“如果‘小饭桌’一直开下去，我会让他一直跟着我。我慢慢培养他，最起码让他帮我看个孩子也行啊，那些字他都认识”。“他的大脑没问题，是心理问题”，杨适对此十分笃定。

有了杨适帮着分担孙子们的教育，日子虽然蛮多苦恼，老柴夫妇倒也珍惜现有的生活。他们跟我说起小区楼下有一家民营企业开办了个“爱心餐厅”，挺骄傲，因为在那里，每天的早上、中午，老人们都可以免费吃大锅菜、小米饭，“每天上千号人在里面吃饭，讲礼貌，很规矩”。

“烟台就是这样，穷的富的都能混，发展得很好。”奶奶总结道。

6

在“小饭桌”的孩子里，杨适自己的一对儿女也与别的孩子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显得老成持重，一副“小大人”的味道。

下午的上课铃即将敲响，儿子小毅还在崇文学校门口帮着“小饭桌”低年级的孩子倒垃圾，见到人，便非常礼貌地打招呼；杨适接孩子们回家时，女儿娜娜会在队伍中主动负责维持队形，她和“同学”们关系处得很好，身边总会围绕几个小姑娘；回到家，任别的孩子闹腾，小毅岿然不动，在那儿专注地做英语试卷；晚上8点多，孩子都走了，杨适会督促着一个“全托”的孩子背三字经，小孩转着圈儿，摇头晃脑，敷衍了事，娜娜守在边上，他读错一个字，便直接指出来。

杨适说，“我比较自立，所以我比较注意培养孩子的自主性，我不会娇惯他们”。娜娜3个月大时，丈夫外调不在身边，她一人拉扯两个孩子，叫3岁的小毅切菜、做饭，“他能干的事情我就让他干了”。

娜娜从5岁便开始自己洗衣服。她怕黑，总想让妈妈陪她睡觉，但那俩“全托”的孩子如果不照看，就会躲在被子里玩手机，杨适只得舍了女儿，陪那俩孩子睡觉。

小毅和娜娜当然也希望妈妈能把更多关注投射到自己身上。小毅上了初一后，慢慢有了自己的心思，虽知道妈妈一手带着几十个孩子不容易，但对妈妈的热心还是颇为不解。他有时甚至问杨适：“你是不是喜欢那个陈心怡？”——陈心怡在崇文学校上幼儿园，是“小饭桌”里年纪最小的那个，小姑娘天真烂漫、精灵古怪，善于吸引大人的眼球，杨适平时总得想着法子和她纠缠。

相比下来，小毅就显得嘴巴不够甜，平时在杨适面前也一脸严肃，也不像妹妹，偶尔会和杨适多说几句贴心话。“他以前也不这样啊，他不理解我，但娜娜理解我，他长大了会知道的。”杨适心想，“儿子的叛逆期到了。”

杨适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上月一次语文作文练习，命题作文《我的初中生活》。小毅不知道该怎么写，被同学怂恿“提前交卷”，“鬼画符”的卷子交上去，被老师撕个粉碎。

娜娜则是期待能得到妈妈更多关注。我小声问她是不是觉得别的孩子瓜分了应该属于她的母爱时，她沉默着点了点头，然后很快岔开话题，说起学校里最开心的几个片段——老师从国外给她带来了巧克力糖，班上的公开课其他班的老师都来听课。

儿女心里的想法，杨适都懂，但她觉得儿女比自己幸运得多。她说从小父母对自己管束过严，思想太传统，所以自己身上也曾充满了叛逆的基因，和父母总不对付。身为教师子弟，最后只上了大专，她觉得这是个遗憾。所以，她时常在QQ弹窗里扒拉一些国外教育理念的视频。她羡慕日本课堂上的吃饭秩序，喜欢看《一条狗的使命》这类美国电影，因为“亲和力强，对小动物有感情”，她希望有一天把女儿送去国外读书，让她开开眼界。

小毅的床头，有套杨适买的书，是《基督山伯爵》、《巴黎圣母院》、《战争与和平》等西方文学名著。但小毅最爱的还是《查理九世》——一部讲述一个孩子和一只名叫“查理九世”的小狗共同冒险的小说。

小毅和娜娜被掩藏起来的童心，也会在某些时候折射出来。小毅常年上学放学牵着一只泰迪。电动车行门前常年盘着两只不怕人的流浪猫，见人便在地上打滚，娜娜闲暇时，就把哥哥的狗粮抓出来喂猫。

| 小毅和娜娜的宠物们（作者供图）

两个孩子过分早熟，以至于学校里的班主任都让杨适下午多花点心思在他们身上。杨适说自己偶尔也会反思下，但对比父母对自己的教育，她觉得自己往孩子身上倾注的心思已经够多，对俩孩子也“教得够好”。

儿子和女儿有自理能力和良好的习惯，她还要把更多心思放在其他孩子身上，比如兰大姐的儿子，又比如龚珏。

7

帮杨适做饭的兰大姐是去年来的烟台。说起家事，几分钟眼泪就在眼眶里打着转。她的丈夫文化水平不高，常年在外务工，生活作风不好，对妻子和儿子毫无责任感，甚至还对兰大姐家暴，拿儿子的学习威胁她。

婚姻给兰大姐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也直接影响了儿子的身心健康。2018年正月初六，兰大姐和丈夫大吵一架后，把儿子从青岛带到了烟台。

母子来烟台后，却傻了眼，儿子在青岛上学原本只要几百书本费，到了这里，借读费、学杂费，一学期下来得4000块。钱还是小事，青岛的九年义务教育，采用的是“六三学制”，烟台则是“五四学制”，儿子原来的教材、练习册都用不上了。

兰大姐在一家玻璃厂找了份工作，工资3000出头，上班早出晚归，又顾不上儿子。曾在幼儿园做过饭的她，从老师口中听说了杨适，辗转找了过来，一番交谈，母子俩都加入了“小饭桌”——她给杨适帮忙做饭，儿子也在这儿吃饭、接受辅导。兰大姐算了笔账，她在“小饭桌”每天能挣100块，一个月请假两天，到手2800。杨适免掉了他们娘俩的餐费、辅导费，合计下来，一个月里外里收入不比在工厂里打工少。

兰大姐的儿子现在三年级，聪明，读书也争气，成绩没下降。她觉得杨适对孩子认真负责，还能纠正儿子的学习习惯，也让她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儿子。兰大姐说，她现在别的都不想，只想“好好把孩子供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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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兰大姐一样想把孩子供出来的，还有小男孩龚珏的爷爷奶奶。

老龚今年57岁，平日里就穿着自己那身工作时的桔黄色环卫服，骑个自行车。要是下班早，便去“小饭桌”接孙子回家。这个山东老汉朴实敦厚，我问起他负责清扫的街道，他便指给我看。我跟着他走进一片板房和旧房拼起的小院，推开一扇小门，就进了这祖孙三口的家。家里唯一一台电器，是台高高放在橱柜里的二手彩电，前两年480块钱买来的。

8岁的龚珏和做环卫工人的老龚夫妇住在这间不到30平的旧房内，祖孙三口睡觉得挤在一张不到5平的炕上。炕上两床破被子又薄又旧，刚入冬的烟台还没那么冷，老龚夫妇还扛得住，过段日子下了雪再凉一些，俩人就得去捡木头烧炕。

屋子中央的茶几上有3个小碗，分别装着油炸花生米，辣椒酱和辣萝卜丝。这3样菜都是他们用来就馒头和大饼的佐菜。屋里还有袋3块5一斤的豆皮，泡完水捞出来就能炒了吃。龚珏嫌辣，老龚夫妇就省吃俭用给小孙子吃大白菜。

| 龚珏家桌上的菜（作者供图）

龚珏的父亲几年前车祸身亡，之后母亲不知踪迹。这个家庭经历风雨后，厄运依旧却接连而至，龚珏的奶奶被工厂的和面机绞伤，缝了100多针，只能和老龚一样，去做环卫工人，天天撅着身子扫大街。

老龚不识字，但他身上有着山东人尊师重教的传统，把崇文学校称作是“大学校”。龚珏刚上崇文学校时，字写得慢，拼音也落下了，但这孩子性子倔，不做完作业不吃饭。龚珏的老师重视这孩子，知道杨适心肠热，便推荐孩子来杨适这儿上“小饭桌”。

杨适一见孩子没爸没妈，直接免掉了所有费用。她知道，这个小孙子是两个老人的全部希望。除了他，二老真的什么都没了。

8

杨适的“小饭桌”今年不太顺。

8月前，“小饭桌”还在崇文学校附近的一栋两层小楼里，孩子出校门右拐，两分钟就到。那里宽敞明亮，一人一张小桌，中午吃饭时井然有序。由于幸福村的拆迁改造，小楼很快被拆掉了，9月马上开学，杨适火急火燎，满世界找房子。跌跌撞撞，才辗转将“小饭桌”挪到了现在的电动车行上的3层楼，又在学校附近花钱给孩子们找了个午餐摊点。

拿下这两处地方，过程都没那么顺畅。“小饭桌”开了5年，杨适没落下几个钱。刚开始找房子时，房东见她着急，坐地起价想吃定她，给别人一月2000多的房租，直接翻了一番，还说要“年付”。杨适咬咬牙，讨价还价先把身边的钱全都支了出去。

绝望之下，倔强的她也不想拉下面子找亲戚朋友借钱，一天，她在微信刷到“拍拍贷”的公众号，为了“帮助坚持梦想的人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大家改善生活”，公司现开通了“万元免息借款计划”申请。她立刻关注了公众号，和客服聊了起来。

在提交了创业经历和“小饭桌”的详细周转情况后，杨适很快就得到公司的一致认可、通过了审核，直接获得了1万元的免息借款名额。后来杨适发现，像她这样的人不少。截止到目前，已有近1000人从这里成功申请了借款，生活和事业因此改变。

那笔钱帮杨适度暂时渡过难关，“小饭桌”算是安置下来。

| 为向杨适这样坚持梦想的用户提供资金支持，助力他们改善生活、实现梦想，拍拍贷已经坚持了12年。

3层小楼里，一楼能辅导功课，进门就放着文具、本子，往里还有放练习册的区域，左侧是小厨房；二楼杨适自家住，墙上贴着三字经，大大的阳台上有几个大箱子，装着橙子这类时令水果——杨适见人就问，“吃不吃橙子”，偶尔开心了，直接破个橙子分给孩子吃。

这里还有台能联网的电视机，平时周六还在杨适家上课的孩子，下午可以由“杨老师”领着看电影，选电影的标准是，“不能血腥暴力，得符合孩子现在这个年龄段”。杨适给孩子们放过《战狼》、《一条狗的使命》，但自己这几年却从未完整看过一部电影。杨适想学英语，偶尔还会自己看看《破产姐妹》。

小毅和那俩“全托”的孩子住在三楼，俩孩子住在大间，两张小床并排放在一起。小毅孤零零地睡在三楼最里面，床左边的小房子被母亲用来放置教辅资料。

但随着幸福村改造加速，“小饭桌”接下来的难关依旧不少——才刚刚租下3个月，崇文学校附近的午餐摊点又没了，她只得找了个司机开车，中午接送孩子回三层小楼吃饭，车子小，30多个孩子来来回回得好几趟。

“熬过寒假前这几天就算了，过完年我真得好好考虑下明年还要不要管饭的问题。”杨适对此颇为犹豫，“很麻烦，孩子们还不想在学校吃——但你想，吃饭还是为了搞好学习，中午为了吃这餐饭如果耽误学习了，那可不值当。我的任务是保证他们的安全，教他们学习，纠正他们的习惯。”

杨适有时也会畅想，幸福村即将变成幸福新城，她想在新城建成之后开一家“家庭饭馆”。她还想考个教师资格证，去读读教育心理学，因为经常看一二年级的孩子“往那儿一坐就瞎聊，和成年人没什么区别，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

她有时候也会迷茫，累死累活照顾几十个孩子，他们的家长也不上心。真上心的，开学就把孩子转去公立校，人走了，她也没落得几句好。

但每次听到孩子们说“杨老师做的饭真好吃”时，她又觉得自己很幸福，自己的孩子也很幸福。“比比别人的家庭，我的孩子能天天跟在我身边，我们真的已经很幸福了。”

一群孩子在一楼忙着写作业，杨适转身上二楼稍微去拾掇下屋子，看了眼茶几，上面莫名多出盆麻辣排骨。她猜，是丈夫提前回家做完饭就出门去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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