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00228
1、2020年的COVID-19：相比2003年的SARS，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事件
2020年的COVID-19疫情，如果说在1月份还是一个中国事件，到2月下旬已经迅速发展成一个全球化事件。
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发生SARS的2003年春节是2月1日（比2020年春节晚一周左右）。中国大地在无防备状态下经历了春运大潮，然后SARS开始逐步传播。北京出现第一例输入性案例已经是3月6日，真正的全面爆发是在4月份，到4月下旬，中央才调整策略，全面防控，包括北京紧急建设小汤山医院、学校停课等。在全面应对后不久拐点就出现，5月下旬北京新增个案由个位下降到零。
SARS在中国主要影响了北京、广东、香港几个城市。它也发生过全球传播，但除了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外，主要影响的是加拿大、新加坡、越南等与中国/华人联系比较紧密的国家，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为影响全球的疫情。
2020年的COVID-19就完全不同了，尽管有中国的严防管控，同时许多国家地区也对中国公民或有中国旅行记录者限制入境——但疫情传播的速度更快。到2月末，疫情不但出现在中国内地各个省份，而且已经在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爆发。今天，包括瑞士、奥地利、克罗地亚、阿尔及利亚、希腊、巴西在内的多个国家出现首例确诊案例。美国也出现了首单本地传播案例。
2020年的COVID-19是一个传播速度远远超过2003年SARS的疫病。其中当然有COVID-19传染性强、隐蔽性高，防疫挑战大的问题。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2020年的世界比2003年全球化程度要更高，地区联系更紧密，人口移动、互动的广度与深度都显著提升。
一方面，全球化使得疫病传播的风险加大，对全人类带来挑战。
另一方面，使得中国人突然有机会可以做全球比较：对待同样的疫病，国外是如何应对的。和中国有什么差异。通过这一点，不但能够增进对国外的认识，也能加深对自己的认识。
2、“中国SARS化，美国流感化”——“中国SARS化”
我从1月下旬起就提出，中国对COVID-19的应对很大程度受到SARS的影响。从上到下，中国都是按照SARS去理解这个呼吸道传染病事件的。目前看，当时的想法都是站得住的，能够接受时间的经验。
具体参见1月25日文章2020年的武汉肺炎大恐慌——疫情展开时我们的基本盘
- 中国（包括民众与政府）对于呼吸道传染病的认识非常有限，仅限于普通感冒和SARS两级，政府和舆论只有启动了SARS模式，才能引发民众对疫病的重视。
- 政府希望尽一切努力避免SARS重演——因此也选择以最谨慎保守的态度对待新型疫病，把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作为根本出发点，并且不惜短期代价。这里，体现的是中国政府的风险偏好：对公共卫生健康风险是零容忍的态度。
- 然而，民众（包括媒体）对政府治理仍然存在怀疑和不信任，下意识仍会按照2003年SARS的发展模式去理解事件。例如认为政府（至少是地方或职能部门层面）会存在系统性隐瞒，结果导致疫情失控；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各种体制缺陷也都是不利于防疫的因素。（“公知”或自由派会将这种论调进一步发展，认为中国体制就是疫病爆发的根本。如果他们看到西方体制也无法有效应对疫病时，就会立即微调论调，称中国体制是导致疫病从一开始产生的源头上的根本。总之，错都在中国）。
中国体制就是大象。一旦朝一个速度高速行进，就很难做出精细动作。实际上，疫病越严重，越能呈现中国举国体制的优越性。疫病不轻不重，需要非常精细的管控，反而是中国的短板。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疫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间找到平衡。
截至目前，我认为中国对待COVID-19是非常谨慎、保守的。如果用标签化来描述，就是“SARS化”：认为要按照等同于SARS的高标准来应对这个病毒。
当然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的理由证明这种高标准：譬如它属于新型病毒；它具有更强的传播性；它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无症状感染），等等。
但最后，不能回避的问题是，COVID-19的重症率、死亡率、危害性到底是多少？如何在MERS、SARS和新型流感（如H1N1）、季节流感、普通感冒的“光谱”中界定COVID-19？从宏观的角度看，为应对COVID-19所付出的社会经济代价应当与COVID-19本身的危害性相符。
在中国政府在1月下旬做出重大决策时，对COVID-19的流行病学认知是非常有限的。那时的决定，与其说是一个科学的决定，不妨说是一个政治的决定——我们的风险偏好是对公共卫生事件零容忍，只要它有可能发展成为有严重致死性的病毒，我们就要尽最大努力及代价去应对之。SARS的历史经验极大影响了我们政府的选择。然后，中国社会对这种选择做出反应。
我以为，在COVID-19的应对中，中国政府及社会的取态是疫病“SARS化”。“SARS化”有利于制造紧张意识，推动全民抗疫，但弊端是会造成更大的恐慌及社会经济代价。当社会需要恢复正常轨道、复工复产时，就会发现SARS化的影响。从心理和情绪上，社会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到常态。
而政府面临的两难/悖论是，不能出来淡化疫病的严重性。因为如果淡化，一方面立即会让民众放松意识（从SARS模式回到普通感冒模式），导致防疫工作“溃堤”，另一方面也会引发公众对政府“过度反应”的不满——“亡羊补牢”阵营会很快转投“矫枉过正”阵营。
这些悖论和两难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也已经反复写过。
我认为，2020年的中国，全民（含政府）集体将问题SARS化可能是中国社会有效应对COVID-19的唯一办法。
历史不存在假设，存在即是合理。我们一定要去还原、理解、contextualize中国做出这个历史选择背后的复杂原因。
3、“中国SARS化，美国流感化”——“美国流感化”
在COVID-19问题上，美国与中国的反应截然不同。中国人理解COVID-19的坐标是SARS，而美国人是流感（influenza），角度完全不同！
这个情况我在过去一个月的微博和文章里一直有提及。举凡提到coronavirus（英语世界对新冠病毒/covid-19的称呼），美国媒体无论左右（从FOX到CNN到NPR）都会将话题引到流感。流感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每年致死数万人啊。Coronavirus并不算什么！
2月27日（周三）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Trump针对COVID-19的言论极有代表性的表达了美国人的这种倾向。
Trump称COVID-19在美国仍然不严重。其有可能在美国大爆发，也有可能不会大爆发，都有可能，但无论如何，美国都能应对。而且，Trump认为美国疫病爆发“不是不可避免”（not inevitable）的，和美国CDC的判断不同。
最关键的是，Trump在记者招待会引出了流感：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真正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我和Fauci医生讨论到的，我非常的吃惊，我想许多人在听到这一点后都会感到吃惊。在美国，流感每年会杀死25,000到69,000人。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震惊……”
“而现在，你看看[新冠病毒]感染的15个[本地]病例，病人都在恢复，有一个人病得挺厉害。希望他能康复。但其他人的情况都不错。”
“上周有一个人来见我。好久没见他了。我问他：‘最近如何？’他说，‘还好，还好。’他拥抱了我。我说：‘你还好吧？’他说，‘不。’Trump笑了笑接着说：“他说，‘我发烧了，有最严重的流感。’他拥抱和亲吻我。我说：‘不好意思啊’，然后开始洗手……你必须得洗手。我相信你们都会把这个像对待流感一样对待，对吧？You know, it’s going to be OK.”
自由派/民主党/反对派媒体立即开始攻击Trump，说他如何脱离科学常识，低估了COVID-19的严重性，在这个情况下美国的疫病防控工作是有巨大的风险。
CNN评论员和嘉宾说：“看看日本！把所有公立学校都关闭了！这说明这个病毒在东亚人看来是多么严重！在美国这是不可想象的”。
笔者看到过去CNN大部分对COVID-19的报道都会提到流感。流感，就是美国人理解新冠病毒的坐标，无论左还是右都无法幸免。
只是当COVID-19传到了美国本土，主流/左翼媒体就变得政治化，会率先起来攻击Trump政府。但他们对疫病的理解实际上和共和党没有不同。
和中国人透过SARS理解COVID-19不同，美国人唯一的参考坐标（frame of reference）就是季节性流感。
美国是全球最为了解季节性流感及其防控的地方。每年CDC都有关于季节性流感的详尽统计，并在多年形成非常详实的超级大数据。美国人口疫苗注射比率高达六成（中国仅为1%）。此时一个意外是：季节性流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平庸的”、“脱敏”的存在，是人类与病毒共存的组成部分。生命是残酷的。不注意防护者及老弱者将被病毒消灭，这是自然选择的一部分。
他们用季节性流感去理解H1N1（猪流感/新型流感），当发现H1N1的致死率比季节性流感高不了太多（也只是在2009/2010年死了一万多人，致死率在千分之几的水平），所以可以被视同为一个更强的流感，吸收消化到大的流感死亡类别中，就认为CDC和WHO将H1N1认定为严重公共安全威胁（“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是不合理的，是制药企业销售疫苗的盈利阴谋。
这里还要结合美国民众对政府深刻的不信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至少针对一般的疫病而言（流感或强流感），老百姓更加警惕、提防的不是政府的瞒报或防控不力，而是政府通过渲染疫病严重性以获得更大的“权力”并损害公民的“自由”。公民更加警惕的是公权力和私营企业合谋营造恐慌，生产推销疫苗以营利。
显然，美国与中国完全是从相反的方向来理解传染疫病的。Trump的表态也真实反映了一般美国人对COVID-19的反应。
对美国人来说，政府似乎才是更大的隐患和病毒。
4、平行的世界
……还有一些只有在美国才可能存在，中国人已经无法理解的逻辑。例如Trump委任副总统Pence负责新冠防控，被左翼媒体疯狂攻击。角度是Pence是一个极度狂热的基督教徒，不但不懂科学，而且反科学（援引他在印第安纳州应对艾滋病毒爆发时的消极取态）。这种人如何能够领导防疫呢。
美国发生的这些严肃讨论绝对会让中国人雷得里焦外嫩，一万个带翅膀的草泥马（WTF）飞驰而过。
中美的对比极度有趣。
中国因为自身的历史、经验、认知问题，习惯性地将疫病“SARS”，因此存在系统性高估呼吸道疫病风险的问题。如果遇到一个严重性显著低于SARS的疾病，就会付出额外代价。
美国因为自身的历史、经验、认知问题，习惯性地将疫病“流感化”，因此存在系统性低估呼吸道疫病风险的问题。如果遇到一个严重性显著高于流感的疾病，就会付出额外代价。
在中国，批判体制的人认为，政府/体制才是隐患和威胁，因为政府/体制无法防御强大有威胁的病毒，甚至导致病毒爆发，从而损害公共卫生及公民健康。
在美国，人们也怀疑政府，也认为政府是隐患和威胁，但角度是认为政府会夸大病毒的强大与威胁，从反方向剥夺公民权利与自由，损害公共利益。
在中国，政府是中央集权的，掌握巨大的权力，因此也背负更多的义务，贴近“无限责任”，政府管少了、管的不好是会被骂的。因此，政府的逻辑是希望把一切问题都管起来、都管好，当遇到责任归属不明确的新问题时，民众会默认这是政府该管的。这就是政府面临的情境。遇到疫病防控这样的公共卫生问题，当然要全盘接管，在每一个细小环节做到最好。如果遇到任何瑕疵，民众就会将不满全部导向政府。
在美国社会，各级政府不但分权，且是平行存在的。政府权力小，责任义务也小。同时，公众也期待“有限责任”的小政府。各级政府的动力是去选择约束、限定权力，不要什么都管，而且会下意识的回避或淡化重大的公共问题。当遇到责任归属不明确的新问题时，民众默认其可能归属公民社会。像疫情防控这样的问题，任何一级政府的权力和能量都很有限，然后很容易出现地方/州/联邦政府协调困难甚至“三不管”的困境。但好处是，民众不会把矛盾指向政府。即便民众有很大的不满，日后也可以通过无数的联邦/州/地方选举将矛盾分解掉。
中国和美国，好比分处不同的平行世界。
到底谁的应对方式更加“正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还是取决于COVID-19的严重性。到底它更接近SARS，还是更接近流感？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人的生命是有最大价值的，且众生平等，每个人都应当获得最大的道德尊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要把人当做目的，而非手段”。从东方到西方，各种哲学都告诉我们，不能把有血有肉的生命化做数字或社会的“成本”。但可惜的是，这并不是人类社会实际运作中所真正遵循的原则。人类社会是按照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来运作的。公共政策必须考虑成本和收益。传染病的应对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疫病应对的“收益”应当大于“成本”。
因此，COVID-19最后的危害性（排除医疗资源差异之后的致死率）决定了一切。我们要在很多个月之后利用全球大数据复盘，这个疫病到底有多严重。
COVID-19越严重，越接近SARS，则中国历史及体制下形成的应对机制优势越明显；
COVID-19不那么严重，更接近流感，则美国历史及体制下形成的应对机制会占优；
但这里要考虑的是美国的重大决策落后中国一个多月。到2月末，美国已经拥有更多的流行病学事实与数据，对COVID-19的传染性及致死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而这是1月下旬的中国决策者所不具备的。
1月下旬的中国决策者要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做更多的政治选择。
2月下旬的美国决策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数据，可以更多的依赖医学/公共卫生选择。这与2月中旬的新加坡决策者是一样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疫病爆发地点的不同甚至可能影响到全球的反应。
如果这次疫病一开始在美国爆发，那它更有可能被淡化，被埋藏在流感这个大的呼吸道传染病品类里；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被美国社会流感化；
疫病如果在中国爆发，则更有可能被重视，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被中国社会SARS化。
只有经历更长的时间，我们才能依赖完整、全面的全球数据，回过头来看待并评估这场疫病及中国的应对。但已经能够看到的是，在面临不确定性的重大选择面前，中国政府选择的是风险零容忍，对新型疫病做最坏准备，尽全力对抗，并为自己的历史决策承担全部历史责任。
2020年的中国早不再是GDP至上，而是把公共卫生及人民健康的福祉为根本出发点的。在这个土地上，人们也更能接受一个因为保守、谨慎而选择全力防疫——哪怕对疫病的严重性有所高估并导致社会付出额外GDP代价的政府（即便有错误也可以原谅），但不能接受一个唯发展、唯GDP论，在不确定性的疫病面前把百姓的健康福祉作为赌注的政府（如果有错误则无法原谅）。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重大的公共选择之后都有某种历史必然。
COVID-19的全球应对，可以帮助中国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今天写到这里。
（全文结束）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3-1 05:5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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